六安，古稱六（音lu），上古時曾被禹置為皋陶後裔之封地。故六安城又有“皋城”之稱。“六”在春秋戰國時屬楚，一度曾被吳所占，故有吳頭楚尾之說。楚漢戰爭時，楚王項羽曾封英布為九江王，建都於六；後英布叛楚歸漢，漢高祖劉邦又封其為淮南王，仍都六。英布再次反叛被殺後，劉邦又封自己之少子劉長為淮南王，先仍都六，後遷都至壽春。劉長謀反敗露，死於押送途中後，孝文帝念其同為高祖骨血，法外加恩，將原淮南國一分為三，分封與劉長之三子：劉安為淮南王，劉賜為廬江王，劉勃為衡山王。孝景四年，景帝又將劉賜改封為衡山王。此時之衡山，即“六”之地也。
“六”之地位於江淮之間，東接廬州，西通中原，南倚大別群山，北連徐、揚二州，區域廣闊，地形複雜，既有山區，又有畈區灣區，且有淮、淠兩大水係交錯環繞，形成南山北水之態勢。在軍事上可進可退，可屯兵休息，亦可倚山順水四麵出擊，可謂兵家必爭之地也。當年的英布、劉長和如今的劉安駐此地而生異想，恐與此難得之地利有著必然之因果聯係。
淮南王劉安與衡山王劉賜原曾兄弟反目，多年來互不往來走動。然而劉安一直胸懷異誌，蓄謀反叛。元朔五年秋，衡山王擬赴京覲見，途經淮南國時，劉安一反常態，對劉賜親愛有加，說了許多肺腑之言，使得劉賜大為感動。二人終於盡釋前嫌，重歸於好。當劉安提出發兵反叛之圖謀時，二人心有靈犀，一拍即合，很快達成共識，並商量部署了自以為無懈可擊的謀反計劃。
然而未待劉安兄弟動手，遠在京都的武帝早已洞察秋毫，成竹在胸，稍作部署，便勢如破竹、舉重若輕地粉碎了這兩個叔叔的反叛陰謀。劉安、劉賜見大勢已去，心知自己罪在不敕，斷無生望，便在府中自盡身亡了。
盡管取得了反叛亂的重大勝利，可武帝並不輕鬆開心。淮南衡山之地，自英布始，已有三任、四位諸侯王陰謀反叛，其中有三位還是血脈相連的皇室宗親。這不能不令他痛心疾首。
前幾天，太史令司馬遷將他新撰的《史記》的幾個篇章讓他審讀。這位老夫子在《列傳；淮南衡山》的結尾處中寫道：“《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裏，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叛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剽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對於司馬遷這位老夫子關於“六”地“俗薄”，自古易亂的見解，武帝頗不以為然。他倒是覺得自古以來之所以會有這麽多的叛亂者，主要是這些人擁有了叛亂的條件——廣闊的疆土和強大的軍隊。以往的帝王們總是把平安的希望寄托在這些諸侯王的忠君意識上，從而忽視了人的原始欲望的誘惑力量。每個人，尤其是男人，都是有著強烈的權力欲和統治欲的。隻要有條件，每個人都會蠢蠢欲動，意欲稱霸天下，黃袍加身。因此，要想真正實現長治久安，就必須消除那些意欲作亂者賴以作亂的條件。盡管目前還不能完全廢除分封的祖製，但至少必須有效地加以限製。前不久，朝中有人向他提出了一項十分有意義的建議，那就是頒布“推恩令”。所謂“推恩”，即在中央政府分封諸侯的基礎上，提倡在諸侯國內再次對王室子弟進行分封。這樣，既體現了“皇恩浩蕩”，又會有效地削弱、分解諸侯王的力量，使少數諸侯王在圖謀不軌時受到製約和限製，至少使他們力量一時難以集中，形不成氣候。此外，他還在景帝削藩固本政策的基礎上，增立了十多條具體製度，對諸侯王加以限製。如：諸侯王不得竊用天子儀製；諸侯王置吏需依漢製，不得逾權；諸侯王無天子虎符不得擅自發兵；諸侯王不得在其國內私自煮鹽冶鑄；諸侯王不得擅爵人、赦死罪；諸侯王不得收納亡人，藏匿亡命；諸侯王當定期入朝陛見貢獻；諸侯王不得私交外戚，不得與諸王私晤；諸侯王不得私自出境；諸侯王不得對朝中大臣私行賞賜等等等等。不僅如此，他還製定了“左官”、“阿黨”、“附益”三法，有效地孤立、限製諸侯王，將諸侯王的行為置於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甚至包括民眾的層層監督之下。他還進一步縮小了諸侯王的封地，在各諸侯國之間建立一些直屬中央政府管轄的郡縣。這樣一來，隻要一有風吹草動，那些諸侯國周邊的郡縣就會報告中央政府，而各諸侯國之間由於有郡縣的阻隔，也難以串通和締結聯盟。在這樣的情況下，謀反的成功率幾乎為零。試想，誰還肯去幹要擔極大風險卻完全沒有成功希望的蠢事呢！
其實膠東王劉寄蠢蠢欲動、參與謀反的事他早有所察，隻是一來劉寄隻是參與者，不是主謀；二來隻是作了準備，並未實施；三來這位十二弟與他多年朝夕相處，情同手足；四來當事者已死，且並未造成惡果。何況淮南衡山一案如無限攀扯株連，不僅會影響天下政局的穩定，而且於皇室臉上也無光彩。鑒於以上四點，武帝決定對膠東王網開一麵，裝聾作啞，非但未加追究，反而予以撫恤加恩。但願劉賢、劉慶兄弟能理解他的這番良苦用心，能知恩圖報。好在膠東一帶並無亂跡。六安國新置，比原先的衡山國又小了一圈，西北有九江郡，東南有廬江郡環抱，且國中文有傅、相，武有有中尉。何況劉慶乃八歲小兒，十年八年內尚難親政。如此看來，這塊古之亂地，應該不至再生事端了。
武帝從未見過劉慶，但倒是聽說這位小侄天資聰穎，靈慧多才，三歲能誦《詩》，五歲能解《書》，七歲能替乃父起草奏對，深受劉寄厚愛，將來其文才應不在淮南王之下。但願他不會像淮南王那樣做出聰明反被聰明誤的傻事來。
“六”之地位於江淮之間，東接廬州，西通中原，南倚大別群山，北連徐、揚二州，區域廣闊，地形複雜，既有山區，又有畈區灣區，且有淮、淠兩大水係交錯環繞，形成南山北水之態勢。在軍事上可進可退，可屯兵休息，亦可倚山順水四麵出擊，可謂兵家必爭之地也。當年的英布、劉長和如今的劉安駐此地而生異想，恐與此難得之地利有著必然之因果聯係。
淮南王劉安與衡山王劉賜原曾兄弟反目，多年來互不往來走動。然而劉安一直胸懷異誌，蓄謀反叛。元朔五年秋，衡山王擬赴京覲見，途經淮南國時，劉安一反常態，對劉賜親愛有加，說了許多肺腑之言，使得劉賜大為感動。二人終於盡釋前嫌，重歸於好。當劉安提出發兵反叛之圖謀時，二人心有靈犀，一拍即合，很快達成共識，並商量部署了自以為無懈可擊的謀反計劃。
然而未待劉安兄弟動手，遠在京都的武帝早已洞察秋毫，成竹在胸，稍作部署，便勢如破竹、舉重若輕地粉碎了這兩個叔叔的反叛陰謀。劉安、劉賜見大勢已去，心知自己罪在不敕，斷無生望，便在府中自盡身亡了。
盡管取得了反叛亂的重大勝利，可武帝並不輕鬆開心。淮南衡山之地，自英布始，已有三任、四位諸侯王陰謀反叛，其中有三位還是血脈相連的皇室宗親。這不能不令他痛心疾首。
前幾天，太史令司馬遷將他新撰的《史記》的幾個篇章讓他審讀。這位老夫子在《列傳；淮南衡山》的結尾處中寫道：“《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裏，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叛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剽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對於司馬遷這位老夫子關於“六”地“俗薄”，自古易亂的見解，武帝頗不以為然。他倒是覺得自古以來之所以會有這麽多的叛亂者，主要是這些人擁有了叛亂的條件——廣闊的疆土和強大的軍隊。以往的帝王們總是把平安的希望寄托在這些諸侯王的忠君意識上，從而忽視了人的原始欲望的誘惑力量。每個人，尤其是男人，都是有著強烈的權力欲和統治欲的。隻要有條件，每個人都會蠢蠢欲動，意欲稱霸天下，黃袍加身。因此，要想真正實現長治久安，就必須消除那些意欲作亂者賴以作亂的條件。盡管目前還不能完全廢除分封的祖製，但至少必須有效地加以限製。前不久，朝中有人向他提出了一項十分有意義的建議，那就是頒布“推恩令”。所謂“推恩”，即在中央政府分封諸侯的基礎上，提倡在諸侯國內再次對王室子弟進行分封。這樣，既體現了“皇恩浩蕩”，又會有效地削弱、分解諸侯王的力量，使少數諸侯王在圖謀不軌時受到製約和限製，至少使他們力量一時難以集中，形不成氣候。此外，他還在景帝削藩固本政策的基礎上，增立了十多條具體製度，對諸侯王加以限製。如：諸侯王不得竊用天子儀製；諸侯王置吏需依漢製，不得逾權；諸侯王無天子虎符不得擅自發兵；諸侯王不得在其國內私自煮鹽冶鑄；諸侯王不得擅爵人、赦死罪；諸侯王不得收納亡人，藏匿亡命；諸侯王當定期入朝陛見貢獻；諸侯王不得私交外戚，不得與諸王私晤；諸侯王不得私自出境；諸侯王不得對朝中大臣私行賞賜等等等等。不僅如此，他還製定了“左官”、“阿黨”、“附益”三法，有效地孤立、限製諸侯王，將諸侯王的行為置於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甚至包括民眾的層層監督之下。他還進一步縮小了諸侯王的封地，在各諸侯國之間建立一些直屬中央政府管轄的郡縣。這樣一來，隻要一有風吹草動，那些諸侯國周邊的郡縣就會報告中央政府，而各諸侯國之間由於有郡縣的阻隔，也難以串通和締結聯盟。在這樣的情況下，謀反的成功率幾乎為零。試想，誰還肯去幹要擔極大風險卻完全沒有成功希望的蠢事呢！
其實膠東王劉寄蠢蠢欲動、參與謀反的事他早有所察，隻是一來劉寄隻是參與者，不是主謀；二來隻是作了準備，並未實施；三來這位十二弟與他多年朝夕相處，情同手足；四來當事者已死，且並未造成惡果。何況淮南衡山一案如無限攀扯株連，不僅會影響天下政局的穩定，而且於皇室臉上也無光彩。鑒於以上四點，武帝決定對膠東王網開一麵，裝聾作啞，非但未加追究，反而予以撫恤加恩。但願劉賢、劉慶兄弟能理解他的這番良苦用心，能知恩圖報。好在膠東一帶並無亂跡。六安國新置，比原先的衡山國又小了一圈，西北有九江郡，東南有廬江郡環抱，且國中文有傅、相，武有有中尉。何況劉慶乃八歲小兒，十年八年內尚難親政。如此看來，這塊古之亂地，應該不至再生事端了。
武帝從未見過劉慶，但倒是聽說這位小侄天資聰穎，靈慧多才，三歲能誦《詩》，五歲能解《書》，七歲能替乃父起草奏對，深受劉寄厚愛，將來其文才應不在淮南王之下。但願他不會像淮南王那樣做出聰明反被聰明誤的傻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