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原狀不變，因為投資的危險和困難並無改變。因此，殘餘部分，即屬於資本所有者，作為貨幣利息的部分，也必然要保持原狀不變。所以，乍看起來，貨幣利息就好家和土地地租一樣，是能夠直接課稅的對象。
然而與地租比較，貨幣利息究竟是不宜於直接課稅的，這有兩種的情由。
第一，個人所有土地的數量與價值，決不能保守秘密，而且常能正確地確定。但是，一個人所擁有的資本金額，卻幾乎常是秘密的，要相當正確地確定，差不多是做不到。此外，資本額隨時容易發生變動。慢講一年，就是一月、一日，也常有增減。對於各個人私人情況的調查，即為求適當課稅，而調查監視各個人的財產變動，乃是非常使人生氣，非人所能忍受的事情。
第二，土地是不能移動的，而資本則容易移動。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產所在國的一個公民。資本所有者則不然，他很可說是一個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著於那一個特定國家。一國如果為了要課以重稅，而多方調查其財產，他就要舍此他適了。他並且會把資本移往任何其他國家，隻要那裏比較能隨意經營事業，或者比較能安逸地享有財富。他移動資本，這資本前此在該國所經營的一切產業，就會隨之停止。耕作土地的是資本，使用勞動的是資本。一國稅收如有驅逐國內資本的傾向，那麽，資本被驅逐出去多少，君主及社會兩方麵的收入源泉，就要涸竭多少。資本向外移動，不但資本利潤，就是土地地租和勞動工資，亦必因而縮減。
因此，要對資本收入課稅的國家，曆來都不采用嚴厲的調查方法，而往往不得已，以非常寬大的，因而多少是隨便的估算方法為滿足。采用這個課稅方法，其極度的不公平不確定，隻可用極低的稅率才能抵償。因為照此做的結果，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所稅，已遠較其實際收入為低，那麽鄰人所稅雖比他低一些，他也就沒有什麽過不去了。
英格蘭所謂土地說，原來是打算和對資本所課的稅采用同一的稅率。當土地稅率，每鎊課四先令，即相當於推定的地租的五分之一時，對於資本，也打算課其推定的利息的五分之一。當現行土地稅初行的時候，法定利息率為百分之六，因此，每百鎊資本，應該課稅二十四先令，即六鎊的五分之一。自從法定利息率縮減為百分之五，每百鎊資本應該隻課二十先令。這所謂土地稅征收的金額，乃由鄉村及主要市鎮分攤，就中一大部分是由鄉村負擔。市鎮方麵負擔的部分，大半是課自房屋，其對市鎮上的資本或
營業（因為對於投在土地上的資本不打算課稅）征稅的部分，遠在資本或營業的實際價值以下。因此，不論原始估定的稅額，不怎麽公平，以輕微緣故，終沒有意起何等紛擾。今日由於全國將近普及的繁榮，在許多地方，土地、房屋及資本的價值，已增高很多了，然而各教區、各地區對於這一切的課稅，卻依舊是繼續使用那最初估定的稅額，所以在現在看來，那種不公平，更無甚關係。加之，各地區的稅率久無變動，這一來，這種稅的不確定性，就其課在個人的資本說，已大大減少了，同時，也變成更不重要了。假若英格蘭大部分土地，沒有依其實際價值的一半估定稅額，那麽，英格蘭大部分資本，就恐怕沒有依其實際價值五十分之一估定稅額。在若幹市鎮中，如威斯敏斯特，全部土地稅，都是課在房屋上，資本和營業，全不征稅。但倫敦不是如此。
無論哪個國家，都曾小心謹慎迴避了嚴密調查個人私事的舉動。
在漢堡地方，每個居民，對其所有一切財產，都得對政府納千分之二點五的稅。由於漢堡人民的財產，主要為資本，所以，這項稅，實可視為一種資本稅。各個人輸納國庫的稅額，得由自己估定，每年在長官之前，把一定數額的貨幣，付人國家金庫，並宣誓那是他所有財產總額的千分之二點五，但無須宣布其財產額，也不受任何盤詰。這種稅的完納，一般是非常忠實的。因為，在一個小小共和國中，那裏的人民，都完全信賴長官，都確信賦稅是維持國家所必要，並且都相信，所出的稅，將忠實地為維持國家而使用，這種憑良心的自發的納稅辦法，有時是會做得通的，不限於漢堡人民。
瑞士翁德沃爾德聯邦，常有暴風及洪水的災害，所以常有籌集臨時費的必要。遇此場合，人民就聚在一起，非常坦白地宣布其財產額數，然後依此課稅。在久裏奇，根據法律，每有緊急需要，法律即命令各個人應依其收入比例納稅，對於該收入數額，人人負有發誓宣布的義務。據說，當地行政當局，從來沒猜疑其同胞市民欺騙他們。在巴西爾，政府的主要收入，都出自出口貨物的小額關稅。一切市民，都應當宣誓要每三個月繳付按法應納的一定稅款。一切商人，甚至～切旅舍主人，都須親自登記其在領土內外所賣的貨物，每到三個月末尾，就把計算單——在該單下端算出稅額——送呈國庫官吏。絕沒有人疑慮國庫收入，會因此受到損失。
對於各市民，加以公開宣誓其財產額的義務，在瑞士各聯邦中，似乎不算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在漢堡，那就是了不得的痛
苦了。從事冒險性貿易的商人，無時不害怕要公開其財產實況。據他料想，這十之八九要使他的信用破壞、企業慘敗。至於從未從事此類冒險事業的質樸節約的人民，卻不會感到他們有隱蔽其財產實情的必要。
荷蘭在故奧倫治公爵就總督職後不久，對於全市民的財產，課以百分之二，或所謂五十便士取一的稅。各市民自行估計其財產，以及完稅的方法，全與漢堡相同。據一般椎想，他們納稅也很誠實。當時人民，對於剛由全麵暴動而樹立的新政府，抱有很大好感；而且這種稅，是為了救濟國家特別急需而設的，隻征收一次。實在說，要是永久征下去，那就未免太重了。荷蘭當時的市場利息率，很少超過百分之三，今對一般資本最高的純收入，課以百分之二的賦稅，即每鎊征去十三先令四便士了。人民為擔此重稅，而不侵蝕其資本的恐怕不多吧。當國家萬分危急之秋，人民激於愛國熱忱，可能大大努力一下，放棄其一部分資本。但他們決不能長久這樣做下去。設長此做下去，這種稅不久便會毀壞人民，使他們完全無力支持國家。
英格蘭依土地稅法案所課的資本稅，雖與資本額成比例，但並不打算減少或分去資本的任何部分，而隻打算按照土地地租稅的比例，課貨幣利息以相等的稅。所以，當地租稅是每鎊四先令時，貨幣利息稅，亦是每鎊四先令。漢堡所課的稅，以及翁德沃爾德和久裏奇所課更輕微的稅，也同樣打算以資本的利息或純收入為對象，而不是以資本為對象。至於荷蘭，其所說對象則為資本。
特定營業利潤稅
有些國家，對於資本利潤，課有特別稅，這資本有時是用在特殊商業部門的，有時是用在農業上的。
在英格蘭，對於小販商人及行商所課的稅，對於出租馬車及肩輿所課的稅，以及酒店主為得到麥酒火酒零售執照所納的稅，都屬於前一類稅。在最近戰爭中，曾經提議對店鋪方麵課同類的稅。戰爭發動起來了，有人說戰爭保護了本國商業，由此獲利的商人，自應擔負戰爭費用。
不過，對於特殊商業部門資本所課的稅，最終都不是由商人（他在一切場合，必須有合理的利潤，並且，在商業自由競爭的地方，他的所得也很少能超過這合理利潤）負擔，而是由消費者負擔。消費者必然要在買物的價格上，支付商人墊付的稅額。而在大多數場合，商人還會把價格提高若幹。
當這種稅與商人的營業成比例時，最終總是由消費者付出，於商人無所謂壓迫。但當它不是與商人營業成
比例，而同樣課於一切商人時，雖最終亦是出自消費者，卻對大商人有利，對小商人成為多少的壓迫。對於每輛出租馬車，一周課稅五先令，對於每乘出租肩輿，一周課稅十先令，在這種稅是由車輿所有主分別墊付的範圍內，那就恰恰和他們各別的營業範圍成比例。照這樣稅法，它既不有利於大商人,也不壓迫小商人。領麥酒販賣執照所納的稅，每年二十先令；領火酒販賣執照所納的稅，每年四十先令；領葡萄酒販賣執照所納的稅，每年八十先令，這種稅製，對於零賣酒店，通通一律看待，大營業者必然要獲得若幹利益，小營業者必然要受到若幹壓迫。前者要在貨物價格上取還其墊付稅款，一定比後者容易。不過，因為這稅率輕微，雖不公平，亦比較無關重要，並且，在許多人看來，小麥酒店到處林立，予以小小妨阻，亦無不當。課於店鋪的稅，本來打算大小店鋪多寡一律，而實際上也隻得如此，無他辦法。這種稅要想相當正確地按各店鋪的營業範圍比例課征，那除了采用自由國家人民絕難忍受的調查外，再也無法進行。這種稅如課得很重，將成為小商人的重大壓迫，並使全部零售業歸於大商人手中。小商人的競爭既不存在，大商人即將享受營業上的獨占。如其他獨占者相同，他們立即會聯合起來，把利潤大大抬高到納稅所需的限度以上。這一來，店鋪稅的最後支付，就不是由店鋪主擔當，而是由消費者擔當；消費者且還要為店主的利潤，再付一大筆的價錢。因此之故，就把這種稅的設計，拋在一邊，而代以1759年所設的補助稅。
在法蘭西，有一種稅稱為個人貢稅，這種稅也許是對農業資本利潤所課的最重的稅了，在歐洲一切地方，都實行這種稅。
在昔時歐洲封建政府盛行的混亂局麵下，君主迫於情勢，不得不滿足於僅對一般無力拒絕納稅的人民課稅。大領主們，當君主有特別急需時，雖願意幫助，但對於恆久納稅一層，終不肯承認，而君主亦無實力強其承認。歐洲的土地占有者，其初大部分都是農奴。他們後來在歐洲大部分，逐漸解放。其中一部分人，獲得地產保有權。他們有時在國王之下，有時在大領主之下，以賤奴條件保有地產，如英格蘭音時根據官冊享有土地者一樣。其他沒有獲得保地權的人，則在他們領主之下，以老幹年為期，租得其所占有的土地，這一來，他們也比較不依附於領主了。大領主們看到這些下級人民，繁榮起來，獨立起來，不勝其忿，既瞧不起，又不甘心，因而樂得同意君主課他們以賦稅。在若幹國家，這種稅的對象，限於那些以賤奴條件保有的土地；
在這樣的場合，這種稅可以說是不動產的貢稅。沙廷尼阿故王設定的土地稅，以及在蘭多克、普馮斯、多菲那及布列塔尼各州，在芒托本課稅區，在亞琛及康頓選舉區，乃至在法蘭西其他若幹地區，所課的貢稅，都是課在上述保有地上的賦稅。在其他各國，這種稅的對象，乃是那些租用他人土地者所得的推定的利潤，不問土地的保有條件如何。在這樣的場合，這種稅可以說是個人的貢稅。法蘭西所謂選舉區各州，大部分都是行使這種稅法。不動產的貢稅，既隻課於一國的一部分土地，那必然是不公平的。可是，雖不公平，究竟不常出以專恣，雖然有時不免如此，至於個人的貢稅，則是打算對某一階級人民的利潤，比例征收，而這利潤究竟有多少，又隻能推測，所以必然是專恣的、不公平的。
法國今日（1775年）所行的個人的貢稅，每年課於稱為選舉區的二十個課稅區的，計達四千零十萬七千二百三十九利弗十六蘇。各州負擔這稅額的比例，年有變動，都取決於樞密院所收到關於各州收獲豐歉程度，以及其他可增減它們各別納稅能力的情況的報告。每個課稅區，區分為若幹選舉地域，全課稅區所分擔的上述比例的總稅額，分配於這各選舉地域；各選舉地域分擔的總額，亦是同樣按照樞密院所收到關於它們各別納稅能力的報告，而年有不同。照此看來，樞密院立意雖然盡善，但要想以相當正確比例，決定當年度某州、某區、某地域的實際納稅能力，卻似乎是不可能的。無知與誤報，一定要多少使大公至正的樞密院，錯下判斷。一個教區對全選舉地域課稅額所應分擔的比例，每個人對所屬教區課稅額所應分擔的比例，也是依必然有的不同惰況，而逐年不同。這各種情況，在前一場合，是由選舉地域的收稅員判定；在後一場合，是由教區的收稅員判定，這兩者，都在或大或小程度上受州長的指導及影響。據說，此等收稅員，往往對於那些情況，錯下評判，不但是由於無知和誤報，而且是由於黨同伐異，乃至個人私怨。任何納稅者，在稅額未評定以前，不能確知他要納稅多少，那是顯明的；他甚至在稅額既經評定以後，亦還不能確切知道。假若一個應該免稅的人，被課有稅，或一個人所稅超過了他應稅的比例，他們雖然都必須暫時付出稅額，但他們如果訴說不平，並證實了不平的理由，那麽，為了補償他們，翌年全教區便當追征一個附額。假若納稅者破產，或者全無支付能力，其應納的稅，必須由收稅員墊付，而為補償收稅員，翌年全教區亦當追征一個附額。假若收稅員自身破產了，選出他的教區，就必須對選舉
地域的總收稅員負責那個收稅員的行動。但是，控訴一全教區，在總收稅員自屬麻煩；所以，他往往先任意選定那區中最富的納稅者五、六人，叫他們補償那收稅員無力支付的損失，而以後再向全教區追征以補償他們。這種追征稅，總是那特定年度貢稅以外另收的數額。
當一種稅加在特定商業部門的利潤上時，商人們都會留意，使上市的貨物量，不至過多超過他們能賣得足夠償還所墊付的稅的價格的數量。他們有的由營業上撤迴一部分資本，使市場上的供給，較前減少。價格國貨少騰漲起來，那種稅最後的支付，就落在消費者身上了。但是，當一種稅課在農業資本利潤上時，農人如由那種用途撤迴一部分資本，一定沒有利益可言。各農民占有一定量土地，對那土地支付地租。要求這土地耕作適宜，一定額資本，是必要的。如果他把這必要的資本撤迴一部分，他不會更有能力支付地租或賦稅。為要付稅，他的利益，決不是在於減少農作物產量，也決不是在於減少市上農作物供給量。因此，這種稅決不會使他抬高其產物的價格，把稅轉嫁於消費者，以取償所付的稅。不過，農民也如一切其他營業者一樣，須得有合理的利潤，否則他就會放棄他這種職業。在他有了這種負擔以後，他隻有對地主少付地租，才能得到合理的利潤。他必須輸納的賦稅愈多，他能夠提供的地租就愈少。設若這種稅，課在租約未滿期以前，那就無疑會使農民陷於困難，甚或陷於破產。可是，當租約滿期續可時，這賦稅就一定要轉嫁於地主。
在施行個人貢稅的各國，農民所納的稅，通常是與他在耕作上使用的資本成比例。因此之故，他常怕保有良馬良牛，而竭盡所能用那些最惡劣、最無價值的農具耕作。他一般是不信任估稅員的公正，恐其強納重稅，總裝作貧困，以示無力付納。采用這可憐策術的，大概沒有好好考慮他自己的利益吧。他由減少生產物所損失的，說不定比他減少賦稅所節約的還多呢。這種惡劣耕作的結果，市場上的供給，無疑要少一些，但由此惹起的些微的價格的開漲，恐怕就連賠償他減少生產物的損失還嫌不夠，哪能使他支付更多的地租給地主呢。這種耕作的退化，公家、農民、他主，都會多少蒙其不利。至於個人的貢稅，在許多方麵，都傾向於妨害耕作，從而涸竭富裕國家的財富源泉，我在本書第三篇，已經陳述過了。
北美南部各州及西印度群島，有所謂人頭稅，即對每個黑奴逐年所課的稅。恰當地說，這稅就是加在農業資本利潤上的一種賦稅。因為耕作者大部分都是農民兼地
主，所以這種稅的最後支付，就由他們以地主的資格負擔了。
對於農業使用的農奴，每人課以若幹的稅，往昔全歐洲似乎都曾行過，迄今俄羅斯帝國仍有這種稅。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吧，人們對於各種人頭稅，常視為奴隸的表征。但是，對於納稅者，一切的稅，不獨不是奴隸的表征，而且是自由的表征。一個人納稅了，雖然表示他是隸屬於政府，但他既有若幹納稅的財產，他本身就不是主人的財產了。加在奴隸身上的人頭稅，和加在自由人身上的人頭稅，是截然兩樣的。後者是由被稅人自行支付，前者則是由其他不同階級的人支付。後者完全是任意抽征的，或完全是不公平的，而在大多數場合，既是任意抽征又是不公平的。至於前者，在若幹方麵，雖是不公平的，因為不同的奴隸，有不同的價值，但無論就哪方麵說都不是任意抽征的。主人知道他的奴隸人數，就確然知道他應當納稅幾多。不過，這種不同的稅，因為使用同一名稱，所以常被人視為同一性質。
荷蘭對於男女仆役所課的稅，不是加在資本上的，而是加在開支上的，因此，就有類似加在消費品上的一種消費稅。英國最近對於每個男仆課稅二十一先令，與荷蘭的仆役稅相同。此稅的負擔，以中等階級為最重。每年收入百鎊者，或要雇用一個男仆；每年收入萬鎊者，卻不會雇用五十個男仆。至於貧民，那是不會受影響的。
課在特定營業上的資本的利潤稅，決不會影響貨幣利息。一個人放債，絕不會對資本用於有稅用途的人，收取低於向資本用於無稅用途的人所收的利息。一國政府，如企圖按相當正確的比例，對各種用途的資本的收入，一律課稅，那在許多場合，這稅就會落在貨幣利息上。法蘭西的二十分之一即二十便士取一的稅，與英格蘭所謂土地稅相同，同樣以土地、房屋及資本的收入為對象。就其對資本所課的稅，雖不怎樣嚴峻，但與英格蘭土地稅課在資本方麵的比較，卻要正確多了。在許多場合，它完全落在貨幣利息上麵。在法蘭西，人們往往把錢投資於所謂年金契約，這就是一種永久年金，債務者若能償還原借金額，即可隨時償卻，但債權者卻除了特殊場合，不許請求償卻。這種二十取一的稅，雖對這一切年金課征，但似乎沒有提高這年金率。
第一項和第二項的附錄
加在土地、房屋、資財上的資本價值的稅
當財產為同一個人所擁有時，對於這財產所課的稅，無論如何恆久，其用意決不是減少或取去其財產的任何部分的資本價值，而
隻是取去該財產的收入的一部分。但當財產易主，由死者轉到生者或由一個生者轉到另一個生者時，就往往對這財產課以這種性質的稅，使得必然要取去資本價值的某一部分。
由死者傳給生者的一切財產，以及由生者過渡到另一個生者的不動產如土地、房屋，其轉移在性質上，總是公開的，彰明昭著的，長久隱瞞不得，所以公家對於這種對象。是可以直接征稅的。至於生者彼此間在借貸關係上發生的資本或動產的轉移，卻常是秘密的，並老是能保守秘密。對於這秘密轉移，直接征稅，不容易做到，所以采用兩種間接方法：第一，規定債務契券，必須寫在曾付一定額印花稅的用紙或羊皮紙上，否則不發生效力；第二，規定此類相互接受行為，必須在一個公開或秘密的簿冊上登記，並征收一定的注冊稅，否則同樣不發生效力。對於容易直接課稅的財產轉移，即對各種財產由死者轉移給生者的有關證件，及對不動產由一生者轉移給另一生者的有關證件，也常常征上述印花稅和注冊稅。
羅馬古代由奧古斯塔斯設定的二十便士取一的遺產稅，即對財產由死者轉移給生者所課的稅。關於此稅，迪昂·卡西阿斯曾有詳明的記述。據他所說，這種稅，雖課於因死亡而發生的一切繼承、遺贈和贈與行為，但受惠者如是最親的親屬或貧者，則概予豁免。
荷蘭對於繼承所課的稅，與此為同一種類。凡套係繼承，則依親疏的程度，對其繼承的全部價值，課以百分之五乃至百分之三十的稅。遺贈旁係，亦同此稅法。夫妻遺贈，不論夫贈給妻或妻贈給夫，都取稅十五分之一。直係繼承，後輩傳與長輩的悲慘繼承，則僅稅二十分之一。直接繼承，如是長輩傳與後輩的繼承，通例無稅。父親之死，對其生前同居的子女，很少有增加其收入，而且往往會大大減少其收入。父親死了，他的勞動力，他在世所享有的官職，或某些終身年金，都要損失去的，設更由課稅取去其一部分遺產，而加重這損失，那就未免近於殘酷和壓迫。但對於羅馬法所謂解放過了的子女，蘇格蘭法上所謂分過家了的子女，即已經分有財產，成有家室，不仰仗父親，而另有獨立財源的子女，情況則或有不同。父親的財產留下一分，他們的財產就會實際增加一分。所以，對這財產所課的繼承稅，不至比一切其他類似的稅，惹起更多的不便。
封建法使得死者遺給生者和生者讓給生者的土地轉移，通通有稅。在往昔，歐洲各國且現此為其國王主要收入之一。
直接封臣的繼承人，在繼承采邑時，
必須付一定稅額，大概為一年的地租。假若繼承人尚未成年，在他未成年期中，此采地的全部地租都歸國王，國王除扶養此未成年者及交付寡婦應得的部分的亡夫遺產（如果這采地有應享遺產的寡婦）外，沒有任何負擔。繼承人達成年時，他還得對國王支付一種交代稅，此稅大概也等於一年的地租。就目前而論，未成年如為長期，往往可以解除大地產上的一切債項，而恢複其家族已往的繁榮；但在當時，不能有此結果。那時普通的結果，不是債務的解除，而是土地的荒蕪。
根據封建法，采地保有者，不得領主同意，不能逕行讓渡，領主對於這同意，大抵要索取一筆金錢。其初，這筆錢額是隨意指定的，以後，許多國家都把這規定為土地價格中的一定部分。有的國家，其他封建慣例雖然大部分廢止了，但對於這土地讓渡稅，卻依然存續著，而為其君主收入的一個極大來源。在伯爾尼聯邦，此種稅率極高；土地為貴族保有的，占其價格六分之一，為平民保有的，占其價格十分之一。在盧塞恩聯邦，土地變賣稅，隻限於一定地區，並不普遍。但是，一個人如為轉居異地而變賣土地，則對賣價抽稅十分之一。此外，其他許多國家，有的則對一切土地的變賣課稅，有的則對依一定保地條件而保有的土地的變賣課稅，這些稅都或多或少構成其君主的一項重要收入。
上述交易可以印花稅形式或注冊稅形式，間接對之課稅，而此等稅，也可與轉移物的價值成比例，也可不與轉移物的價值成比例。
英國的印花稅，不是按照轉移的財產的價值（最高金額的借據，隻須貼一先令六便士或二先令六便士的印花），而是按照契據的性質，高下其稅額。最重的印花稅，為每張紙或羊皮紙貼六鎊印花。此種高稅，大抵以國王敕許證書及某些法律手續為對象，不管轉移物的價值是多少。英國對幹契約或文件的注冊，毫無所稅，有之，不過管理此冊據官吏的手續費罷了。即此手續費，亦很少超過對該管理者的勞動的合理報酬的數額。至於君主，沒由此取得分文。
在荷蘭，印花稅和注冊稅同時並行。此等稅的征收，在若幹場合，係按照轉移財產的價值的比例；而在其他場合，又沒有按照此種比例。一切遺囑，都需用印花紙書寫，該紙的價格，與所處理的財產成比例，因此，印花紙的種類，就有由三便士或三斯泰弗一張，至三百佛洛林（即二十七鎊十先令）一張的。假若所用印花紙，其價格低於其應用印花紙的價格，繼承財產就全部沒收。這項稅是對繼承所課的其他稅以外的稅。除
然而與地租比較，貨幣利息究竟是不宜於直接課稅的，這有兩種的情由。
第一，個人所有土地的數量與價值，決不能保守秘密，而且常能正確地確定。但是，一個人所擁有的資本金額，卻幾乎常是秘密的，要相當正確地確定，差不多是做不到。此外，資本額隨時容易發生變動。慢講一年，就是一月、一日，也常有增減。對於各個人私人情況的調查，即為求適當課稅，而調查監視各個人的財產變動，乃是非常使人生氣，非人所能忍受的事情。
第二，土地是不能移動的，而資本則容易移動。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產所在國的一個公民。資本所有者則不然，他很可說是一個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著於那一個特定國家。一國如果為了要課以重稅，而多方調查其財產，他就要舍此他適了。他並且會把資本移往任何其他國家，隻要那裏比較能隨意經營事業，或者比較能安逸地享有財富。他移動資本，這資本前此在該國所經營的一切產業，就會隨之停止。耕作土地的是資本，使用勞動的是資本。一國稅收如有驅逐國內資本的傾向，那麽，資本被驅逐出去多少，君主及社會兩方麵的收入源泉，就要涸竭多少。資本向外移動，不但資本利潤，就是土地地租和勞動工資，亦必因而縮減。
因此，要對資本收入課稅的國家，曆來都不采用嚴厲的調查方法，而往往不得已，以非常寬大的，因而多少是隨便的估算方法為滿足。采用這個課稅方法，其極度的不公平不確定，隻可用極低的稅率才能抵償。因為照此做的結果，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所稅，已遠較其實際收入為低，那麽鄰人所稅雖比他低一些，他也就沒有什麽過不去了。
英格蘭所謂土地說，原來是打算和對資本所課的稅采用同一的稅率。當土地稅率，每鎊課四先令，即相當於推定的地租的五分之一時，對於資本，也打算課其推定的利息的五分之一。當現行土地稅初行的時候，法定利息率為百分之六，因此，每百鎊資本，應該課稅二十四先令，即六鎊的五分之一。自從法定利息率縮減為百分之五，每百鎊資本應該隻課二十先令。這所謂土地稅征收的金額，乃由鄉村及主要市鎮分攤，就中一大部分是由鄉村負擔。市鎮方麵負擔的部分，大半是課自房屋，其對市鎮上的資本或
營業（因為對於投在土地上的資本不打算課稅）征稅的部分，遠在資本或營業的實際價值以下。因此，不論原始估定的稅額，不怎麽公平，以輕微緣故，終沒有意起何等紛擾。今日由於全國將近普及的繁榮，在許多地方，土地、房屋及資本的價值，已增高很多了，然而各教區、各地區對於這一切的課稅，卻依舊是繼續使用那最初估定的稅額，所以在現在看來，那種不公平，更無甚關係。加之，各地區的稅率久無變動，這一來，這種稅的不確定性，就其課在個人的資本說，已大大減少了，同時，也變成更不重要了。假若英格蘭大部分土地，沒有依其實際價值的一半估定稅額，那麽，英格蘭大部分資本，就恐怕沒有依其實際價值五十分之一估定稅額。在若幹市鎮中，如威斯敏斯特，全部土地稅，都是課在房屋上，資本和營業，全不征稅。但倫敦不是如此。
無論哪個國家，都曾小心謹慎迴避了嚴密調查個人私事的舉動。
在漢堡地方，每個居民，對其所有一切財產，都得對政府納千分之二點五的稅。由於漢堡人民的財產，主要為資本，所以，這項稅，實可視為一種資本稅。各個人輸納國庫的稅額，得由自己估定，每年在長官之前，把一定數額的貨幣，付人國家金庫，並宣誓那是他所有財產總額的千分之二點五，但無須宣布其財產額，也不受任何盤詰。這種稅的完納，一般是非常忠實的。因為，在一個小小共和國中，那裏的人民，都完全信賴長官，都確信賦稅是維持國家所必要，並且都相信，所出的稅，將忠實地為維持國家而使用，這種憑良心的自發的納稅辦法，有時是會做得通的，不限於漢堡人民。
瑞士翁德沃爾德聯邦，常有暴風及洪水的災害，所以常有籌集臨時費的必要。遇此場合，人民就聚在一起，非常坦白地宣布其財產額數，然後依此課稅。在久裏奇，根據法律，每有緊急需要，法律即命令各個人應依其收入比例納稅，對於該收入數額，人人負有發誓宣布的義務。據說，當地行政當局，從來沒猜疑其同胞市民欺騙他們。在巴西爾，政府的主要收入，都出自出口貨物的小額關稅。一切市民，都應當宣誓要每三個月繳付按法應納的一定稅款。一切商人，甚至～切旅舍主人，都須親自登記其在領土內外所賣的貨物，每到三個月末尾，就把計算單——在該單下端算出稅額——送呈國庫官吏。絕沒有人疑慮國庫收入，會因此受到損失。
對於各市民，加以公開宣誓其財產額的義務，在瑞士各聯邦中，似乎不算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在漢堡，那就是了不得的痛
苦了。從事冒險性貿易的商人，無時不害怕要公開其財產實況。據他料想，這十之八九要使他的信用破壞、企業慘敗。至於從未從事此類冒險事業的質樸節約的人民，卻不會感到他們有隱蔽其財產實情的必要。
荷蘭在故奧倫治公爵就總督職後不久，對於全市民的財產，課以百分之二，或所謂五十便士取一的稅。各市民自行估計其財產，以及完稅的方法，全與漢堡相同。據一般椎想，他們納稅也很誠實。當時人民，對於剛由全麵暴動而樹立的新政府，抱有很大好感；而且這種稅，是為了救濟國家特別急需而設的，隻征收一次。實在說，要是永久征下去，那就未免太重了。荷蘭當時的市場利息率，很少超過百分之三，今對一般資本最高的純收入，課以百分之二的賦稅，即每鎊征去十三先令四便士了。人民為擔此重稅，而不侵蝕其資本的恐怕不多吧。當國家萬分危急之秋，人民激於愛國熱忱，可能大大努力一下，放棄其一部分資本。但他們決不能長久這樣做下去。設長此做下去，這種稅不久便會毀壞人民，使他們完全無力支持國家。
英格蘭依土地稅法案所課的資本稅，雖與資本額成比例，但並不打算減少或分去資本的任何部分，而隻打算按照土地地租稅的比例，課貨幣利息以相等的稅。所以，當地租稅是每鎊四先令時，貨幣利息稅，亦是每鎊四先令。漢堡所課的稅，以及翁德沃爾德和久裏奇所課更輕微的稅，也同樣打算以資本的利息或純收入為對象，而不是以資本為對象。至於荷蘭，其所說對象則為資本。
特定營業利潤稅
有些國家，對於資本利潤，課有特別稅，這資本有時是用在特殊商業部門的，有時是用在農業上的。
在英格蘭，對於小販商人及行商所課的稅，對於出租馬車及肩輿所課的稅，以及酒店主為得到麥酒火酒零售執照所納的稅，都屬於前一類稅。在最近戰爭中，曾經提議對店鋪方麵課同類的稅。戰爭發動起來了，有人說戰爭保護了本國商業，由此獲利的商人，自應擔負戰爭費用。
不過，對於特殊商業部門資本所課的稅，最終都不是由商人（他在一切場合，必須有合理的利潤，並且，在商業自由競爭的地方，他的所得也很少能超過這合理利潤）負擔，而是由消費者負擔。消費者必然要在買物的價格上，支付商人墊付的稅額。而在大多數場合，商人還會把價格提高若幹。
當這種稅與商人的營業成比例時，最終總是由消費者付出，於商人無所謂壓迫。但當它不是與商人營業成
比例，而同樣課於一切商人時，雖最終亦是出自消費者，卻對大商人有利，對小商人成為多少的壓迫。對於每輛出租馬車，一周課稅五先令，對於每乘出租肩輿，一周課稅十先令，在這種稅是由車輿所有主分別墊付的範圍內，那就恰恰和他們各別的營業範圍成比例。照這樣稅法，它既不有利於大商人,也不壓迫小商人。領麥酒販賣執照所納的稅，每年二十先令；領火酒販賣執照所納的稅，每年四十先令；領葡萄酒販賣執照所納的稅，每年八十先令，這種稅製，對於零賣酒店，通通一律看待，大營業者必然要獲得若幹利益，小營業者必然要受到若幹壓迫。前者要在貨物價格上取還其墊付稅款，一定比後者容易。不過，因為這稅率輕微，雖不公平，亦比較無關重要，並且，在許多人看來，小麥酒店到處林立，予以小小妨阻，亦無不當。課於店鋪的稅，本來打算大小店鋪多寡一律，而實際上也隻得如此，無他辦法。這種稅要想相當正確地按各店鋪的營業範圍比例課征，那除了采用自由國家人民絕難忍受的調查外，再也無法進行。這種稅如課得很重，將成為小商人的重大壓迫，並使全部零售業歸於大商人手中。小商人的競爭既不存在，大商人即將享受營業上的獨占。如其他獨占者相同，他們立即會聯合起來，把利潤大大抬高到納稅所需的限度以上。這一來，店鋪稅的最後支付，就不是由店鋪主擔當，而是由消費者擔當；消費者且還要為店主的利潤，再付一大筆的價錢。因此之故，就把這種稅的設計，拋在一邊，而代以1759年所設的補助稅。
在法蘭西，有一種稅稱為個人貢稅，這種稅也許是對農業資本利潤所課的最重的稅了，在歐洲一切地方，都實行這種稅。
在昔時歐洲封建政府盛行的混亂局麵下，君主迫於情勢，不得不滿足於僅對一般無力拒絕納稅的人民課稅。大領主們，當君主有特別急需時，雖願意幫助，但對於恆久納稅一層，終不肯承認，而君主亦無實力強其承認。歐洲的土地占有者，其初大部分都是農奴。他們後來在歐洲大部分，逐漸解放。其中一部分人，獲得地產保有權。他們有時在國王之下，有時在大領主之下，以賤奴條件保有地產，如英格蘭音時根據官冊享有土地者一樣。其他沒有獲得保地權的人，則在他們領主之下，以老幹年為期，租得其所占有的土地，這一來，他們也比較不依附於領主了。大領主們看到這些下級人民，繁榮起來，獨立起來，不勝其忿，既瞧不起，又不甘心，因而樂得同意君主課他們以賦稅。在若幹國家，這種稅的對象，限於那些以賤奴條件保有的土地；
在這樣的場合，這種稅可以說是不動產的貢稅。沙廷尼阿故王設定的土地稅，以及在蘭多克、普馮斯、多菲那及布列塔尼各州，在芒托本課稅區，在亞琛及康頓選舉區，乃至在法蘭西其他若幹地區，所課的貢稅，都是課在上述保有地上的賦稅。在其他各國，這種稅的對象，乃是那些租用他人土地者所得的推定的利潤，不問土地的保有條件如何。在這樣的場合，這種稅可以說是個人的貢稅。法蘭西所謂選舉區各州，大部分都是行使這種稅法。不動產的貢稅，既隻課於一國的一部分土地，那必然是不公平的。可是，雖不公平，究竟不常出以專恣，雖然有時不免如此，至於個人的貢稅，則是打算對某一階級人民的利潤，比例征收，而這利潤究竟有多少，又隻能推測，所以必然是專恣的、不公平的。
法國今日（1775年）所行的個人的貢稅，每年課於稱為選舉區的二十個課稅區的，計達四千零十萬七千二百三十九利弗十六蘇。各州負擔這稅額的比例，年有變動，都取決於樞密院所收到關於各州收獲豐歉程度，以及其他可增減它們各別納稅能力的情況的報告。每個課稅區，區分為若幹選舉地域，全課稅區所分擔的上述比例的總稅額，分配於這各選舉地域；各選舉地域分擔的總額，亦是同樣按照樞密院所收到關於它們各別納稅能力的報告，而年有不同。照此看來，樞密院立意雖然盡善，但要想以相當正確比例，決定當年度某州、某區、某地域的實際納稅能力，卻似乎是不可能的。無知與誤報，一定要多少使大公至正的樞密院，錯下判斷。一個教區對全選舉地域課稅額所應分擔的比例，每個人對所屬教區課稅額所應分擔的比例，也是依必然有的不同惰況，而逐年不同。這各種情況，在前一場合，是由選舉地域的收稅員判定；在後一場合，是由教區的收稅員判定，這兩者，都在或大或小程度上受州長的指導及影響。據說，此等收稅員，往往對於那些情況，錯下評判，不但是由於無知和誤報，而且是由於黨同伐異，乃至個人私怨。任何納稅者，在稅額未評定以前，不能確知他要納稅多少，那是顯明的；他甚至在稅額既經評定以後，亦還不能確切知道。假若一個應該免稅的人，被課有稅，或一個人所稅超過了他應稅的比例，他們雖然都必須暫時付出稅額，但他們如果訴說不平，並證實了不平的理由，那麽，為了補償他們，翌年全教區便當追征一個附額。假若納稅者破產，或者全無支付能力，其應納的稅，必須由收稅員墊付，而為補償收稅員，翌年全教區亦當追征一個附額。假若收稅員自身破產了，選出他的教區，就必須對選舉
地域的總收稅員負責那個收稅員的行動。但是，控訴一全教區，在總收稅員自屬麻煩；所以，他往往先任意選定那區中最富的納稅者五、六人，叫他們補償那收稅員無力支付的損失，而以後再向全教區追征以補償他們。這種追征稅，總是那特定年度貢稅以外另收的數額。
當一種稅加在特定商業部門的利潤上時，商人們都會留意，使上市的貨物量，不至過多超過他們能賣得足夠償還所墊付的稅的價格的數量。他們有的由營業上撤迴一部分資本，使市場上的供給，較前減少。價格國貨少騰漲起來，那種稅最後的支付，就落在消費者身上了。但是，當一種稅課在農業資本利潤上時，農人如由那種用途撤迴一部分資本，一定沒有利益可言。各農民占有一定量土地，對那土地支付地租。要求這土地耕作適宜，一定額資本，是必要的。如果他把這必要的資本撤迴一部分，他不會更有能力支付地租或賦稅。為要付稅，他的利益，決不是在於減少農作物產量，也決不是在於減少市上農作物供給量。因此，這種稅決不會使他抬高其產物的價格，把稅轉嫁於消費者，以取償所付的稅。不過，農民也如一切其他營業者一樣，須得有合理的利潤，否則他就會放棄他這種職業。在他有了這種負擔以後，他隻有對地主少付地租，才能得到合理的利潤。他必須輸納的賦稅愈多，他能夠提供的地租就愈少。設若這種稅，課在租約未滿期以前，那就無疑會使農民陷於困難，甚或陷於破產。可是，當租約滿期續可時，這賦稅就一定要轉嫁於地主。
在施行個人貢稅的各國，農民所納的稅，通常是與他在耕作上使用的資本成比例。因此之故，他常怕保有良馬良牛，而竭盡所能用那些最惡劣、最無價值的農具耕作。他一般是不信任估稅員的公正，恐其強納重稅，總裝作貧困，以示無力付納。采用這可憐策術的，大概沒有好好考慮他自己的利益吧。他由減少生產物所損失的，說不定比他減少賦稅所節約的還多呢。這種惡劣耕作的結果，市場上的供給，無疑要少一些，但由此惹起的些微的價格的開漲，恐怕就連賠償他減少生產物的損失還嫌不夠，哪能使他支付更多的地租給地主呢。這種耕作的退化，公家、農民、他主，都會多少蒙其不利。至於個人的貢稅，在許多方麵，都傾向於妨害耕作，從而涸竭富裕國家的財富源泉，我在本書第三篇，已經陳述過了。
北美南部各州及西印度群島，有所謂人頭稅，即對每個黑奴逐年所課的稅。恰當地說，這稅就是加在農業資本利潤上的一種賦稅。因為耕作者大部分都是農民兼地
主，所以這種稅的最後支付，就由他們以地主的資格負擔了。
對於農業使用的農奴，每人課以若幹的稅，往昔全歐洲似乎都曾行過，迄今俄羅斯帝國仍有這種稅。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吧，人們對於各種人頭稅，常視為奴隸的表征。但是，對於納稅者，一切的稅，不獨不是奴隸的表征，而且是自由的表征。一個人納稅了，雖然表示他是隸屬於政府，但他既有若幹納稅的財產，他本身就不是主人的財產了。加在奴隸身上的人頭稅，和加在自由人身上的人頭稅，是截然兩樣的。後者是由被稅人自行支付，前者則是由其他不同階級的人支付。後者完全是任意抽征的，或完全是不公平的，而在大多數場合，既是任意抽征又是不公平的。至於前者，在若幹方麵，雖是不公平的，因為不同的奴隸，有不同的價值，但無論就哪方麵說都不是任意抽征的。主人知道他的奴隸人數，就確然知道他應當納稅幾多。不過，這種不同的稅，因為使用同一名稱，所以常被人視為同一性質。
荷蘭對於男女仆役所課的稅，不是加在資本上的，而是加在開支上的，因此，就有類似加在消費品上的一種消費稅。英國最近對於每個男仆課稅二十一先令，與荷蘭的仆役稅相同。此稅的負擔，以中等階級為最重。每年收入百鎊者，或要雇用一個男仆；每年收入萬鎊者，卻不會雇用五十個男仆。至於貧民，那是不會受影響的。
課在特定營業上的資本的利潤稅，決不會影響貨幣利息。一個人放債，絕不會對資本用於有稅用途的人，收取低於向資本用於無稅用途的人所收的利息。一國政府，如企圖按相當正確的比例，對各種用途的資本的收入，一律課稅，那在許多場合，這稅就會落在貨幣利息上。法蘭西的二十分之一即二十便士取一的稅，與英格蘭所謂土地稅相同，同樣以土地、房屋及資本的收入為對象。就其對資本所課的稅，雖不怎樣嚴峻，但與英格蘭土地稅課在資本方麵的比較，卻要正確多了。在許多場合，它完全落在貨幣利息上麵。在法蘭西，人們往往把錢投資於所謂年金契約，這就是一種永久年金，債務者若能償還原借金額，即可隨時償卻，但債權者卻除了特殊場合，不許請求償卻。這種二十取一的稅，雖對這一切年金課征，但似乎沒有提高這年金率。
第一項和第二項的附錄
加在土地、房屋、資財上的資本價值的稅
當財產為同一個人所擁有時，對於這財產所課的稅，無論如何恆久，其用意決不是減少或取去其財產的任何部分的資本價值，而
隻是取去該財產的收入的一部分。但當財產易主，由死者轉到生者或由一個生者轉到另一個生者時，就往往對這財產課以這種性質的稅，使得必然要取去資本價值的某一部分。
由死者傳給生者的一切財產，以及由生者過渡到另一個生者的不動產如土地、房屋，其轉移在性質上，總是公開的，彰明昭著的，長久隱瞞不得，所以公家對於這種對象。是可以直接征稅的。至於生者彼此間在借貸關係上發生的資本或動產的轉移，卻常是秘密的，並老是能保守秘密。對於這秘密轉移，直接征稅，不容易做到，所以采用兩種間接方法：第一，規定債務契券，必須寫在曾付一定額印花稅的用紙或羊皮紙上，否則不發生效力；第二，規定此類相互接受行為，必須在一個公開或秘密的簿冊上登記，並征收一定的注冊稅，否則同樣不發生效力。對於容易直接課稅的財產轉移，即對各種財產由死者轉移給生者的有關證件，及對不動產由一生者轉移給另一生者的有關證件，也常常征上述印花稅和注冊稅。
羅馬古代由奧古斯塔斯設定的二十便士取一的遺產稅，即對財產由死者轉移給生者所課的稅。關於此稅，迪昂·卡西阿斯曾有詳明的記述。據他所說，這種稅，雖課於因死亡而發生的一切繼承、遺贈和贈與行為，但受惠者如是最親的親屬或貧者，則概予豁免。
荷蘭對於繼承所課的稅，與此為同一種類。凡套係繼承，則依親疏的程度，對其繼承的全部價值，課以百分之五乃至百分之三十的稅。遺贈旁係，亦同此稅法。夫妻遺贈，不論夫贈給妻或妻贈給夫，都取稅十五分之一。直係繼承，後輩傳與長輩的悲慘繼承，則僅稅二十分之一。直接繼承，如是長輩傳與後輩的繼承，通例無稅。父親之死，對其生前同居的子女，很少有增加其收入，而且往往會大大減少其收入。父親死了，他的勞動力，他在世所享有的官職，或某些終身年金，都要損失去的，設更由課稅取去其一部分遺產，而加重這損失，那就未免近於殘酷和壓迫。但對於羅馬法所謂解放過了的子女，蘇格蘭法上所謂分過家了的子女，即已經分有財產，成有家室，不仰仗父親，而另有獨立財源的子女，情況則或有不同。父親的財產留下一分，他們的財產就會實際增加一分。所以，對這財產所課的繼承稅，不至比一切其他類似的稅，惹起更多的不便。
封建法使得死者遺給生者和生者讓給生者的土地轉移，通通有稅。在往昔，歐洲各國且現此為其國王主要收入之一。
直接封臣的繼承人，在繼承采邑時，
必須付一定稅額，大概為一年的地租。假若繼承人尚未成年，在他未成年期中，此采地的全部地租都歸國王，國王除扶養此未成年者及交付寡婦應得的部分的亡夫遺產（如果這采地有應享遺產的寡婦）外，沒有任何負擔。繼承人達成年時，他還得對國王支付一種交代稅，此稅大概也等於一年的地租。就目前而論，未成年如為長期，往往可以解除大地產上的一切債項，而恢複其家族已往的繁榮；但在當時，不能有此結果。那時普通的結果，不是債務的解除，而是土地的荒蕪。
根據封建法，采地保有者，不得領主同意，不能逕行讓渡，領主對於這同意，大抵要索取一筆金錢。其初，這筆錢額是隨意指定的，以後，許多國家都把這規定為土地價格中的一定部分。有的國家，其他封建慣例雖然大部分廢止了，但對於這土地讓渡稅，卻依然存續著，而為其君主收入的一個極大來源。在伯爾尼聯邦，此種稅率極高；土地為貴族保有的，占其價格六分之一，為平民保有的，占其價格十分之一。在盧塞恩聯邦，土地變賣稅，隻限於一定地區，並不普遍。但是，一個人如為轉居異地而變賣土地，則對賣價抽稅十分之一。此外，其他許多國家，有的則對一切土地的變賣課稅，有的則對依一定保地條件而保有的土地的變賣課稅，這些稅都或多或少構成其君主的一項重要收入。
上述交易可以印花稅形式或注冊稅形式，間接對之課稅，而此等稅，也可與轉移物的價值成比例，也可不與轉移物的價值成比例。
英國的印花稅，不是按照轉移的財產的價值（最高金額的借據，隻須貼一先令六便士或二先令六便士的印花），而是按照契據的性質，高下其稅額。最重的印花稅，為每張紙或羊皮紙貼六鎊印花。此種高稅，大抵以國王敕許證書及某些法律手續為對象，不管轉移物的價值是多少。英國對幹契約或文件的注冊，毫無所稅，有之，不過管理此冊據官吏的手續費罷了。即此手續費，亦很少超過對該管理者的勞動的合理報酬的數額。至於君主，沒由此取得分文。
在荷蘭，印花稅和注冊稅同時並行。此等稅的征收，在若幹場合，係按照轉移財產的價值的比例；而在其他場合，又沒有按照此種比例。一切遺囑，都需用印花紙書寫，該紙的價格，與所處理的財產成比例，因此，印花紙的種類，就有由三便士或三斯泰弗一張，至三百佛洛林（即二十七鎊十先令）一張的。假若所用印花紙，其價格低於其應用印花紙的價格，繼承財產就全部沒收。這項稅是對繼承所課的其他稅以外的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