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們滿懷勝利的喜悅要凱旋時,航校顧政委乘著運—5飛機在我們機場降落,說是要在機場緊急傳達中央文件。這時就有人議論,說軍隊出事了,空軍也出事了,企圖搞兵變的人已經被抓了起來。顧政委站在飛機的機翼上,用他那特殊的蘇北口音,拉著長聲,傳達起中央文件。顧政委的話我不能全聽懂,但大意是聽明白了。他說,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為“二月逆流”翻案,陰謀搞兵變,被黨中央毛主席發現。中央決定:撤銷楊成武代總參謀長等職務,逮捕空軍政委餘立金,撤銷傅崇碧北京衛戍司令職務;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下麵靜極了。當顧政委點到楊成武的名字時,站在我右麵的諸葛京東冒出了一句疑問:“楊成武也被打倒了?”諸葛京東是北京籍學員,來自毛主席身邊,他父親又在軍隊裏當官,自然比我們人見多識廣。他家裏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譜,他對其中的十位元帥、十位大將、五十七位上將,如數家珍。每迴班裏開會學習,他總要講點這方麵的事情,好像這些將帥他都見過,很熟。沒想到,這迴惹出事了。當時,他聲音很小,但我聽到了,站在他右麵的班長曾延軍肯定也聽到了,因為我隨後就聽到曾延軍側過臉小聲對他說了一句:“不要亂說。”我想,這下壞了,如果班長把諸葛的這句話匯報給大隊宋政委,上綱上線,非給諸葛做政治停飛不可。

    當天下午,宋政委就找諸葛談話:“難道你懷疑毛主席親筆圈閱的中央文件嗎?你的無產階級立場站到哪裏去了?這是嚴重的政治問題!再讓你飛,你就會偏離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好在諸葛早有心理準備,一口咬定沒說。宋政委又把我找去了解情況,我說:“我一直站在諸葛左邊,他確實沒說。”結果,這件事就不了了之。

    第二天,飛行計劃被取消了。全團在俱樂部召開政治學習動員大會。團裏江政委坐在主席台上為我們做政治學習動員報告。內容是:打倒楊、餘、傅。江政委在作報告之前,先帶領全團指戰員一連學了十段毛主席語錄。然後,他說,從今天起,停飛一個月,全麵掀起學習貫徹中共中央及各級黨委文件的高潮……

    遠離藍天,遠離飛行,好像我們這些人今後不是要搞飛行,而是要搞政治。

    不飛行的日子,是班裏開“講用會”的大好時光。我們班長曾延軍最會講,他把“掃地”這件平凡小事講活了。

    班長是很會幹麵子活的人。比如,掃地,倒痰盂。這些活,幹部不在場時,他從來不幹,大都是張雪鬆默默無聞地幹。一旦幹部來了,班長馬上就高度興奮起來,又是掃地,又是倒痰盂,有時還在張雪鬆手裏搶掃帚掃地。於是,曾延軍就在班裏的講用會上講掃地。他說,當我看到班裏的地髒了,我的腦海裏就展開了激烈的思想鬥爭:掃不掃呢?好像有兩個小人兒在吵架,一個說,你是一班之長,該掃。一個說,今天不是你衛生小值日,不該掃。在鬥爭難分勝負的關鍵時刻,我忽然想起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為人民報務。於是,我毫不猶豫地拿起了掃帚。在掃地的過程中,我發現床底下犄角旮旯還有髒東西,我的腦海裏又展開了激烈的思想鬥爭:犄角旮旯掃不掃呢?這時,我忽然想起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為人民服務要完全徹底,對待工作要像白求恩那樣精益求精。於是,我毫不猶豫地跪在地上,把犄角旮旯的髒東西掃出來。班長說,通過掃地這件平凡小事,使我深刻地體會到:學毛著必須帶著問題學,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才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曾延軍不動聲色的在班裏一講,就把我們都給比下去了。我們幾個沒講的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誰也不敢講了,甘拜下風。

    張雪鬆坐在那裏不服氣,時不時地向班長翻眼睛,好像是在抗議。曾延軍看出來張雪鬆的意思,不緊不慢地解釋說:“其實,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們班的衛生主要是靠張雪鬆保持的,從不讓地上有一塊紙屑。所以,我們班才能連續奪得大隊衛生紅旗。這是應該肯定的。但我今天講掃地這件小事,並沒有搶功的意思。隻是想把我在一次掃地時的思想轉變的兩過程告訴大家,拋磚引玉。”張雪鬆說:“班長,有你這句話就行。我還會像從前一樣搞班裏衛生,保持大隊衛生紅旗不丟。”

    宋政委看了我們班長的講用稿,連聲叫好,馬上讓曾延軍給全大隊講。班長就繪聲繪色的講起來。果然反響強烈。消息傳到了團裏,江政委又讓班長在全團講。結果,班長一下子就在全團講“紅”了,被評為全團學毛著積極分子。我們班裏的人都覺得臉上很有光,班長的榮譽就是我們全班的榮譽,人人有份。

    “一幫一,一對紅”是在這次政治學習中新開展的一項活動。宋政委要求我們學員都要結成互助對子。我們四班六名學員,正好結成三對。我和孫曉暉一對。班長和諸葛京冬一對。李小響和張雪鬆一對。每天晚上我們都成雙成對地出來活動。開始,為了讓大隊和中隊領導看到我們在活動,得到表揚,都選擇顯眼的線路,手握“紅寶書”,邊走邊談。後來,我們發現,大隊和中隊領導並不注意我們“一幫一,一對紅”活動的細節,邊走邊談認真活動的沒得到表揚,出了樓門就見不到影兒的也沒受到批評。於是,我和孫曉暉也不那麽認真了,出了樓,在院裏轉上兩圈,就向營區外麵迂迴。一走出營區,我們就自由了,說話的膽子也大了,什麽都敢說了。有時,我和孫曉暉也對大隊的一些作法發發牢騷,說幾句怪話。主要是對宋政委有意見。宋政委在照相的事情上給我們學員無限上綱,讓我們很反感。我們剛穿上心愛的飛行服時,都想站在飛機旁照張相給家裏寄迴去,讓家人也高興高興。宋政委知道後,馬上給我們學員訓話,說我們這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在作怪,是愛慕虛榮,與無產階級世界觀格格不入,與毛澤東思想格格不入。還說,如果把站在飛機旁的照片寄迴家,就會泄露軍事秘密,蘇聯特務就會在我們身上搞到中國空軍航校的飛機裝備情報,不知不覺地就成為蘇聯特務的幫兇,親者痛,仇者快。所以,大隊規定,不許穿飛行服照相,更不容許在飛機旁照相。誰違犯就把誰做政治停飛處理。

    我說:“宋政委太左。比如照相的事。”孫曉暉說:“我媽每次來信都向我要穿飛行服的照片。我說,部隊有規定,不讓照。可我媽就是不信,說我翅膀硬了,會飛了,不聽話了。說的我好傷心。”我說:“等宋政委調走就好了。”

    迎麵走過來三位姑娘,用異樣的眼神瞅我們,還互相擠眉弄眼。我們停止了談話。她們很大膽地與我們擦肩而過。然後,就聽到一陣“咯咯咯”的笑聲。一個姑娘說:“空軍部隊就是怪,兩個男的談戀愛。”另一個姑娘說:“褲腰帶紮在外,被子不分裏和外。”第三個姑娘說:“洗了帽子吹起來曬。”孫曉暉向我使個眼色。我也向他迴個眼色。我們就決定還以顏色。我大聲說:“二道灣老鄉就是怪,大姑娘叼隻旱煙袋。”孫曉暉大聲說:“窗戶紙糊在外,養個孩子吊起來。”說完,我們倆哈哈大笑起來。

    那個時候的政治學習太教條太僵化,精神生活又太枯燥太單調,“一幫一,一對紅”活動,給我們提供一個自由空間,任你去幽默,搞笑,發泄,釋放,說你想說的話……給了我和孫曉暉帶來了無窮無盡的樂趣。我敢斷言,每一個飛行學員都在“一幫一,一對紅”的活動中得到了放鬆。

    但,也有受害者。一天,宋政委找諸葛京東談話,問:“你說沒說過‘林彪也打過敗仗,彭德懷也打過勝仗’這句話?”諸葛當時臉都嚇白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宋政委說:“如果你承認說過,就讓你飛。如果你不承認,天天辦你的學習班。”諸葛太天真了,一聽說讓飛,馬上對宋政委說:“我說過,我跟班長在莊稼地裏說的。”

    第二天,諸葛就被定為反革命,押送迴家。走時,沒讓諸葛和我們見麵,他的行李是警衛連的兩個戰士來班裏取的。我們看著,心裏極不是滋味。僅僅因為一句話,就成為反革命,再也不能上天飛行,太冤了。唯有班長一臉浩然正氣,用蔑視的眼神看著兩個戰士整理諸葛的衣物,好像在說:這是罪有應得。我突然覺得班長很像宋政委,有點不食人間煙火,左得狠。

    諸葛京東是我們四班第一個被停飛的學員,留下一張空床在那裏,仿佛在向我們昭示著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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