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靠王先生之後,我給自己定位為“下人”的角色。此一時,彼一時。我不能以王先生和少奶奶的救命恩人的身份自居。我腿勤、手勤、嘴勤,全身上下洋溢著奴氣,王先生、李介、阿羅、捏次,都不討厭我,口口聲聲“福堂、福堂”地叫著,像對待家人一樣待我。少奶奶是否喜歡我,我看不出來。她多數時候是沉默的。

    離開啤酒廠的大門,我則是另外一副麵孔。我努力將自己裝扮成很有骨氣很有誌氣的樣子。我不能讓我的樣子給王先生、尤其少奶奶丟臉。我希望我與他們之間會彼此以對方為榮。

    禮泉啤酒廠開業後曾經曆過三次較大的危機。

    創辦初期,因釀造啤酒在中國是一項新興工業,經驗不足,設備簡陋,而釀酒技術又操縱在阿羅和捏次手裏,經常發生壞酒事故,造成虧損。到一九二六年冬天,資金賠盡,瀕臨倒閉。後經多方籌措,得10萬元,才繼續維持下來。這是首次危機。

    一九三○年,受外貨傾銷影響,禮泉啤酒銷路困難,虧損7萬元,再一次麵臨倒閉危機。又因阿羅與捏次對技術保密,不讓工人過問,加上李介與王先生在經營管理上的分歧越來越大,最終,李介帶捏次等人去哈爾濱另開門戶。王先生苦撐殘局,四處奔走,又籌得資金20萬元,才把幾將傾倒的“禮泉”重整再起。

    為擴大生產,一九三二年,王先生去上海購置一台壓縮機、一台60馬力電動機、一台75馬力柴油機,廠房也進行了擴建。因資金造成支絀,向中國很行煙台支行貸款15萬元。此後,設備繼續增添,生產確有提高,啤酒年產增至270多噸。一九三四年,給上海義成公司發啤酒2萬多箱,因該公司經理突然去世,大批貨款不能悉數迴收,致使無力按期償付銀行款息,虧損達10萬餘元,資不抵債。經交涉,取得中國銀行煙台支行行長徐敬之同意,所貸款息延期一年償付。後因“禮泉”仍無力償還,遂於一九三五年二月被中國銀行煙台支行接管。

    這是“禮泉”最大的一次危機。

    當時,我以為,“禮泉”再也不可能屬於王先生了。但消失了將近5年的王先生,一九四○年的秋天突然迴來了。他拍著我的肩膀,說:“福堂,我們好過了。”此後,我才知道,他在天津、青島、威海等地拉人入股,籌資50萬元。

    我與少奶奶子荷的故事,與一個長得像少奶奶的藝妓的故事,以及其他人的故事,都是在“禮泉”麵臨這幾次危機的背景下發展的。

    借火用用。

    謝謝。

    你也抽一支。

    是個新牌。

    別聽醫生的。

    聽醫生的話,你得生活在真空裏。

    據說國家領導人也有抽煙的。

    牌子肯定比這個好。

    我算什麽東西?

    我特別懷念那段時光:王益榮任經理,李介任工廠總執事。

    那時候,人心真齊。禮泉啤酒的銷售對象隻有煙台幾家大飯店和夏天來避暑的外國艦隊的海軍,銷量本來就少,加上生產技術設備有限,儲藏的酒常常因變質而放掉。所以,秋風一起,隻備料不生產。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像提著一盞燈籠在寒夜裏行走,明知夜那麽暗,夜那麽寒,但有燈光照耀,有燈光溫暖,再崎嶇的路,我們也有信心踩平坦。這燈光來自王先生給予我們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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