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1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年國會通過了十年來第一項最低工資上調方案。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最低工資一般約是平均工資的一半。但到2006年，通貨膨脹已大大侵蝕了最低工資的購買力，致使實際最低工資達到1955年來的最低點，隻有平均工資的31%。由於民主黨重新占據國會多數，根據上調方案，現在每小時5.15美元的最低工資到2009年會增長到7.25美元。這不會完全恢複其購買力，但是個重要的起步。
常可聽到兩種反對提高最低工資的觀點，二者有點兒相互矛盾。一些人稱，提升最低工資將降低就業、增加失業。另一些人則稱，提升最低工資甚至幾乎完全不會提高工資。但證據表明，提高最低工資實際上將有一定的積極效果。
在就業方麵，伯克利大學的戴維·卡德（davidcard）與普林斯頓大學的艾倫·克魯格（nkrueger）屬於美國最好的勞工經濟學家，他們的一項經典研究發現，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最低工資的增長（在美國經曆過的增長幅度內）曾經造成過就業損失。他們的研究遭到了猛烈攻擊，一是因為這似乎與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背道而馳，二是因為它與許多人信奉的意識形態抵觸，使他們憂煩焦躁。不過，雖說不斷遭到質疑，該研究仍屹立不倒，而且一直有新的事例確證其結論。例如，華盛頓州每小時最低工資幾乎比鄰近的愛達荷州高3美元，而兩州邊界線附近的商業活動則似乎表明，其實是華盛頓州奪走了愛達荷州的工作。《紐約時報》報道說：“華盛頓州的小店主說，他們業務的興旺遠超預想……愛達荷州的青少年跨越邊界線，來到華盛頓州的快餐店工作。”
所有的實證證據都表明，可行限度內的最低工資上調不會造成明顯的工作損失。的確，若把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5美元，或許會導致工作損失，因為那會劇烈提高一些產業的雇工成本，但這根本不可能發生。
而且最低工資提升會對工資極低者產生相當明顯的效果。“經濟政策學會”估計，美國薪酬最低的10%勞動力，即1300萬工人，將會從剛剛通過的最低工資增長方案中獲益。其中560萬人目前的薪酬低於新的最低工資標準，因而將獲得直接收益。
其他工人都掙得比新的最低工資標準多，他們將從最低工資提高的波動效應中獲益。不過，最低工資主要關係到低薪工人。要更廣泛地緩解市場不平等，就必須對較高收入者采取措施。就此而言，結束持續30年的政府政策打壓工會的局麵也許是最
重要的途徑。
我曾在第8章論及，美國工會運動的急劇衰落，並不像有人常稱的那樣，是全球化與競爭加劇的必然結果。跨國比較顯示，其他國家都遇到了同樣的全球性壓力，但美國工會的衰落則是個案。如前所述，1960年加拿大和美國的工會參與率基本相同，工薪工人的參與率分別為32%和30%；到1999年，美國的工會參與率降到13%，而加拿大的未變。正如我在第8章探討的，美國工會衰落的根源不是市場力量，而是保守主義運動製造的政治氣氛，這種氣氛允許雇主進行破壞工會的活動、懲罰支持工會組織者的工人。如無這樣的政治氣氛變化，今天工會也許已在多數服務業企業組建，尤其是沃爾瑪這樣的巨型零售商。
一種新的政治氣氛可讓工會運動複興，而複興工會應是一個關鍵的進步主義目標。需要有具體的立法，例如《雇員自由選擇法》，該法若實施，雇主恫嚇工人、使其不敢加入工會的能力會降低。但立法是不夠的，同樣重要的是執行已製定的《勞工法》。導致美國工會參與率劇降的許多反工會行為（如果不是大多數的話）甚至違反了現行法律，但雇主知道他們能逃脫追究，屢試不爽。
難以迴答的問題是，美國工會運動若重獲力量，將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不平等。跨國比較表明，這也許會帶來很大的改變。在西方世界，工資不平等最劇烈的加劇情形發生在英美兩國，這兩國都經曆過工會會員人數的劇降（英國的工會勢力仍遠強於美國，但其工會參與率曾在50%以上）。加拿大經濟雖與美國經濟聯係緊密，但其工資不平等的加劇幅度似乎明顯較低，而加拿大一直有強大的工會運動，或許是個重要原因。工會提升會員的工資，他們的工資大多居於中遊；工會還會使會員之間的工資平均化。也許最重要的是，工會是一股對衝管理層的力量，使限製過高與過低薪酬的社會規範產生效果，甚至影響到工會之外的人。工會還會動員會員為進步主義政策投票。讓美國工會參與率恢複曆史水平，會否讓“大分化”大大逆轉？我們不知道，但有這種可能，所以鼓勵工會複興應是進步主義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
可以緩解過度收入不均的變化，並不隻有工會運動的複興。正如我在第8章提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代人的時間裏，一些其他因素抑製了過高的薪酬。其中之一是政治氣氛的變化：當時過高的高管薪酬會激發公眾的審視、國會的聽證甚至總統的幹涉。但在裏根執政時期，這些都沒有了。
曆史經驗還表
明，未來的進步主義多數派應理直氣壯地質疑私人領域的薪酬，不應當因為擔心惹惱對方而畏縮。道德勸化過去起過作用，也會再次起作用。
另一場“大壓縮”？
“大壓縮”，即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貧富不均的劇降，是在危機年代發生的。今天的美國問題重重，但我們並不身處一場大蕭條或一場世界大戰之中。故此，像70年前那樣劇烈、突然的轉變並不會發生。目前，縮小貧富差距的過程更會是一場“大緩和”，而不是“大壓縮”。
但不論從經濟還是現實政治的角度而言，縮小貧富差距，再次把美國變成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國家，不僅是可行的，而且現在就是起步之時。
13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自由主義與進步運動
讓美國迴到過去
黨派忠誠
21世紀初的美國似乎有一些悖論，其中之一是，我們中自稱自由派的人在很重要的意義上是保守的，而那些自稱保守派的人則多半十分激進。自由派想恢複我在成長中經曆的中產階級社會；那些自稱保守派的人想把美國拉迴“鍍金年代”，讓100年的曆史化為無形。自由派守護社會保障、聯邦醫療保險等久存的製度，那些自稱保守派的人想將這些製度私有化或者將其傾覆。自由派想尊重美國的民主原則與法治；那些自稱保守派的人想讓總統擁有獨斷專行的權力，並在小布什政府不受指控地監禁、虐待他人時鼓掌喝彩。
理解這一悖論的關鍵，就是我在本書中講述的曆史。早在1952年阿德萊·史蒂文森（aistevenson）便有如下言論—事實證明這話有些言之過早。
時間的鬼斧神工已將民主黨改造為本國真正的保守黨—一個致力於保存一切最好的東西，並在此基礎上堅定、泰然地建設的政黨。而共和黨則像個激進黨—行事莽撞、滿腹怨怒的政黨，決意要將已穩固嵌入本國社會結構的製度夷平。他的意思是，民主黨人已成為社會保障、失業保險、強大的工會運動等製度的真正捍衛者，這些“新政”製度創造並維持了一個中產階級社會，而共和黨人則試圖將其連根鏟除。
幾年後，史蒂文森對共和黨的描述就變錯了。他說出此話後的數年間，艾森豪威爾為首的“現代”共和黨人從仍在頑固對抗“新政”的保守勢力手中接管了共和黨，而在接下來的20年裏，共和黨的領導人大都接受“新政”的成就。但保守主義運動崛起後
，對“新政”成就的攻擊死灰複燃。過去15年間的國內政策大爭鬥，不論是金裏奇扼殺聯邦醫療保險的打算，還是小布什將社會保障製度私有化的圖謀，都和史蒂文森所說的一般無二：行事莽撞、滿腹怨怒的政黨想要將構成現代美國社會結構中樞的製度鏟除。
而這場鬥爭的關鍵在於維護美國的民主與社會架構。“新政”不僅創造了一個中產階級社會，還通過給予美國勞工真正的政治權力、結束富裕精英的統治地位，使美國更貼近其民主理想。不錯，“新政”依靠的是一個與南方種族隔離分子暫且組成的聯盟，但最終“新政”精神勢所必然地將民主黨轉化為一個奉揚民權與政治權的政黨。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帶來30年後的《民權法》，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換言之，自由主義並非隻關乎福利國家，它也關乎民主與法治。而那些自稱保守派的人則站在另一邊，其政治策略本質上依靠利用一些美國人的抵觸情緒，那些人不願將平等的權利給予與其膚色、信仰和性取向不同的同胞。
正如我在本書中記錄的，保守主義運動一直是反民主、向往極權主義的，從一開始，當《國家評論》讚頌佛朗哥、主張南方白人有權不給黑人選舉權時，就是如此。這種反民主的極權態度始終伴隨著保守主義運動。在今天的美國，當自由派與保守派在選舉權問題上發生衝突時，自由派總是想要給公民選舉權，而保守派總是想要阻撓一些公民投票。當他們在政府特權問題上發生衝突時，自由派總是捍衛正當程序，而保守派則總是堅稱當權者可以為所欲為。“9·11”事件之後，小布什政府試圖營造一種嚴重違反美國精神的政治氣氛，把對總統的一切批評視為不愛國，而美國的保守派幾乎無不拍手稱快。
我堅信，社會應當在抑製貧富分化製度的支撐下，實現相對平等。我信仰民主、公民自由與法治。這讓我成為一個自由派，我也以此為榮。
自由主義與進步運動
許多深深涉足政界的人也有我剛剛講述的那些信仰，但他們喜歡自稱為進步派，而非自由派。這多少是因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數十年來的宣傳戰造成的。這一宣傳戰很成功地使美國人對“自由派”一詞嗤之以鼻，不過在削弱自由主義政策的支持基礎上，這場宣傳還遠沒有如此成功。民意調查通常顯示，相當少的美國人（一般不到30%）自認為是自由派。但絕大多數美國人支持我們一般稱為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例如保障所有美國人的醫療。
但“進步派”並不隻是一個
代指“自由派”舊日含義的新詞。至少在我與許多其他人使用這兩個詞的時候，其真正的區別就是哲學與行動的區別。自由派的特征是，信仰抑製貧富不均與社會不公的製度。進步派的特征是，或明或暗地參與一個保衛並努力擴大這些製度的政治聯盟。如果你認為美國應當有全民醫療，你就是個自由派，無論你是否這麽自認。如果你與他人一起努力實現全民醫療，你就是個進步派。
在小布什執政時期，美國政治景象的重要變化之一是，一股在某些方麵，不過僅限於某些方麵，類似保守主義運動的進步主義運動凝聚在了一起。與保守主義運動一樣，它也是一些機構的團結體，這些機構與一個主要政黨有聯係，不過並非該政黨本身：許多民主黨人是進步派，進步派大多支持民主黨人，但該運動的範圍遠超民主黨。它包括組成舊“新政”聯盟的一些群體，尤其是工會成員、各種智庫以及像“網根”這樣的新奇實體。“網根”是由一些博客作者與dailykos等進步主義網站聯係起來的一個虛擬社區。民主黨政治家的一些頭麵人物現已常在dailykos上發帖。但在其他方麵，進步主義運動與保守主義運動差別巨大。它遠沒有那麽集中化：雖然右翼分子覺得為民主黨候選人提供大筆資金的喬治·索羅斯在暗中操控一切，但事實是，保守主義運動得到的整齊劃一的資金支持絕對不見於左派。同樣，由出資者操縱的眾口一詞，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含蓄的效忠誓言，在左派中也絕對沒有。
把各個進步主義機構凝聚為一股運動的並非金錢，而是它們自身的期許。多少有點兒自由主義信仰的美國人很多都自認為是一股聯合運動的成員，以抑製貧富不均、保衛民主原則為共同目標。對於那些不願挺身對抗右派、在社會保障體係私有化或增兵伊拉克問題上屈服的民主黨人，該運動向其投以最大的鄙視。
在克林頓執政時期，並沒有這樣的進步主義運動，而美國也付出了代價。迴頭來看，顯而易見，比爾·克林頓從未有過一個明確的方案。從根本上說，他不知道該怎麽做。在克林頓上任之初，他的顧問一心癡迷於與日本打貿易戰，那個想法從來都是缺少道理、思慮欠妥、毫無現實根據的。希拉裏·克林頓醫療方案失敗的原因很多，但一個關鍵的缺陷是，該方案並不是要實現一場廣泛運動的目標，而隻是一次個人的冒險，是孤立地製定的，沒有一個給予支撐的聯盟。而在1994年共和黨人勝選後，克林頓就隻能做些邊緣性的政策變革了。他把政府管理得很好，但並未推進更大規模
的計劃，也未推動一場運動。這樣的事可能再次發生，但如果那樣，進步派人士將有遭人背叛的感覺，而且這樣的感覺合情合理。
讓美國迴到過去
在某種意義上，尊奉自由主義就是要做個保守派。這裏說的“保守派”的主要意思是，希望美國能迴到過去，重新成為一個中產階級社會。但做一個進步人士，明顯隱含有希望前進的意思。這聽似矛盾，實則不是。推進自由主義的傳統目標需要新的政策。
例如，將處方藥加入聯邦醫療保險就可謂是一種保守政策，可以維持這一製度原來的目的。聯邦醫療保險的使命一直是覆蓋主要的醫療開銷，不過一開始藥品並不包括在內，因為當時藥費開銷不大。但當對慢性病的藥
常可聽到兩種反對提高最低工資的觀點，二者有點兒相互矛盾。一些人稱，提升最低工資將降低就業、增加失業。另一些人則稱，提升最低工資甚至幾乎完全不會提高工資。但證據表明，提高最低工資實際上將有一定的積極效果。
在就業方麵，伯克利大學的戴維·卡德（davidcard）與普林斯頓大學的艾倫·克魯格（nkrueger）屬於美國最好的勞工經濟學家，他們的一項經典研究發現，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最低工資的增長（在美國經曆過的增長幅度內）曾經造成過就業損失。他們的研究遭到了猛烈攻擊，一是因為這似乎與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背道而馳，二是因為它與許多人信奉的意識形態抵觸，使他們憂煩焦躁。不過，雖說不斷遭到質疑，該研究仍屹立不倒，而且一直有新的事例確證其結論。例如，華盛頓州每小時最低工資幾乎比鄰近的愛達荷州高3美元，而兩州邊界線附近的商業活動則似乎表明，其實是華盛頓州奪走了愛達荷州的工作。《紐約時報》報道說：“華盛頓州的小店主說，他們業務的興旺遠超預想……愛達荷州的青少年跨越邊界線，來到華盛頓州的快餐店工作。”
所有的實證證據都表明，可行限度內的最低工資上調不會造成明顯的工作損失。的確，若把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5美元，或許會導致工作損失，因為那會劇烈提高一些產業的雇工成本，但這根本不可能發生。
而且最低工資提升會對工資極低者產生相當明顯的效果。“經濟政策學會”估計，美國薪酬最低的10%勞動力，即1300萬工人，將會從剛剛通過的最低工資增長方案中獲益。其中560萬人目前的薪酬低於新的最低工資標準，因而將獲得直接收益。
其他工人都掙得比新的最低工資標準多，他們將從最低工資提高的波動效應中獲益。不過，最低工資主要關係到低薪工人。要更廣泛地緩解市場不平等，就必須對較高收入者采取措施。就此而言，結束持續30年的政府政策打壓工會的局麵也許是最
重要的途徑。
我曾在第8章論及，美國工會運動的急劇衰落，並不像有人常稱的那樣，是全球化與競爭加劇的必然結果。跨國比較顯示，其他國家都遇到了同樣的全球性壓力，但美國工會的衰落則是個案。如前所述，1960年加拿大和美國的工會參與率基本相同，工薪工人的參與率分別為32%和30%；到1999年，美國的工會參與率降到13%，而加拿大的未變。正如我在第8章探討的，美國工會衰落的根源不是市場力量，而是保守主義運動製造的政治氣氛，這種氣氛允許雇主進行破壞工會的活動、懲罰支持工會組織者的工人。如無這樣的政治氣氛變化，今天工會也許已在多數服務業企業組建，尤其是沃爾瑪這樣的巨型零售商。
一種新的政治氣氛可讓工會運動複興，而複興工會應是一個關鍵的進步主義目標。需要有具體的立法，例如《雇員自由選擇法》，該法若實施，雇主恫嚇工人、使其不敢加入工會的能力會降低。但立法是不夠的，同樣重要的是執行已製定的《勞工法》。導致美國工會參與率劇降的許多反工會行為（如果不是大多數的話）甚至違反了現行法律，但雇主知道他們能逃脫追究，屢試不爽。
難以迴答的問題是，美國工會運動若重獲力量，將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不平等。跨國比較表明，這也許會帶來很大的改變。在西方世界，工資不平等最劇烈的加劇情形發生在英美兩國，這兩國都經曆過工會會員人數的劇降（英國的工會勢力仍遠強於美國，但其工會參與率曾在50%以上）。加拿大經濟雖與美國經濟聯係緊密，但其工資不平等的加劇幅度似乎明顯較低，而加拿大一直有強大的工會運動，或許是個重要原因。工會提升會員的工資，他們的工資大多居於中遊；工會還會使會員之間的工資平均化。也許最重要的是，工會是一股對衝管理層的力量，使限製過高與過低薪酬的社會規範產生效果，甚至影響到工會之外的人。工會還會動員會員為進步主義政策投票。讓美國工會參與率恢複曆史水平，會否讓“大分化”大大逆轉？我們不知道，但有這種可能，所以鼓勵工會複興應是進步主義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
可以緩解過度收入不均的變化，並不隻有工會運動的複興。正如我在第8章提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代人的時間裏，一些其他因素抑製了過高的薪酬。其中之一是政治氣氛的變化：當時過高的高管薪酬會激發公眾的審視、國會的聽證甚至總統的幹涉。但在裏根執政時期，這些都沒有了。
曆史經驗還表
明，未來的進步主義多數派應理直氣壯地質疑私人領域的薪酬，不應當因為擔心惹惱對方而畏縮。道德勸化過去起過作用，也會再次起作用。
另一場“大壓縮”？
“大壓縮”，即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貧富不均的劇降，是在危機年代發生的。今天的美國問題重重，但我們並不身處一場大蕭條或一場世界大戰之中。故此，像70年前那樣劇烈、突然的轉變並不會發生。目前，縮小貧富差距的過程更會是一場“大緩和”，而不是“大壓縮”。
但不論從經濟還是現實政治的角度而言，縮小貧富差距，再次把美國變成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國家，不僅是可行的，而且現在就是起步之時。
13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自由主義與進步運動
讓美國迴到過去
黨派忠誠
21世紀初的美國似乎有一些悖論，其中之一是，我們中自稱自由派的人在很重要的意義上是保守的，而那些自稱保守派的人則多半十分激進。自由派想恢複我在成長中經曆的中產階級社會；那些自稱保守派的人想把美國拉迴“鍍金年代”，讓100年的曆史化為無形。自由派守護社會保障、聯邦醫療保險等久存的製度，那些自稱保守派的人想將這些製度私有化或者將其傾覆。自由派想尊重美國的民主原則與法治；那些自稱保守派的人想讓總統擁有獨斷專行的權力，並在小布什政府不受指控地監禁、虐待他人時鼓掌喝彩。
理解這一悖論的關鍵，就是我在本書中講述的曆史。早在1952年阿德萊·史蒂文森（aistevenson）便有如下言論—事實證明這話有些言之過早。
時間的鬼斧神工已將民主黨改造為本國真正的保守黨—一個致力於保存一切最好的東西，並在此基礎上堅定、泰然地建設的政黨。而共和黨則像個激進黨—行事莽撞、滿腹怨怒的政黨，決意要將已穩固嵌入本國社會結構的製度夷平。他的意思是，民主黨人已成為社會保障、失業保險、強大的工會運動等製度的真正捍衛者，這些“新政”製度創造並維持了一個中產階級社會，而共和黨人則試圖將其連根鏟除。
幾年後，史蒂文森對共和黨的描述就變錯了。他說出此話後的數年間，艾森豪威爾為首的“現代”共和黨人從仍在頑固對抗“新政”的保守勢力手中接管了共和黨，而在接下來的20年裏，共和黨的領導人大都接受“新政”的成就。但保守主義運動崛起後
，對“新政”成就的攻擊死灰複燃。過去15年間的國內政策大爭鬥，不論是金裏奇扼殺聯邦醫療保險的打算，還是小布什將社會保障製度私有化的圖謀，都和史蒂文森所說的一般無二：行事莽撞、滿腹怨怒的政黨想要將構成現代美國社會結構中樞的製度鏟除。
而這場鬥爭的關鍵在於維護美國的民主與社會架構。“新政”不僅創造了一個中產階級社會，還通過給予美國勞工真正的政治權力、結束富裕精英的統治地位，使美國更貼近其民主理想。不錯，“新政”依靠的是一個與南方種族隔離分子暫且組成的聯盟，但最終“新政”精神勢所必然地將民主黨轉化為一個奉揚民權與政治權的政黨。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帶來30年後的《民權法》，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換言之，自由主義並非隻關乎福利國家，它也關乎民主與法治。而那些自稱保守派的人則站在另一邊，其政治策略本質上依靠利用一些美國人的抵觸情緒，那些人不願將平等的權利給予與其膚色、信仰和性取向不同的同胞。
正如我在本書中記錄的，保守主義運動一直是反民主、向往極權主義的，從一開始，當《國家評論》讚頌佛朗哥、主張南方白人有權不給黑人選舉權時，就是如此。這種反民主的極權態度始終伴隨著保守主義運動。在今天的美國，當自由派與保守派在選舉權問題上發生衝突時，自由派總是想要給公民選舉權，而保守派總是想要阻撓一些公民投票。當他們在政府特權問題上發生衝突時，自由派總是捍衛正當程序，而保守派則總是堅稱當權者可以為所欲為。“9·11”事件之後，小布什政府試圖營造一種嚴重違反美國精神的政治氣氛，把對總統的一切批評視為不愛國，而美國的保守派幾乎無不拍手稱快。
我堅信，社會應當在抑製貧富分化製度的支撐下，實現相對平等。我信仰民主、公民自由與法治。這讓我成為一個自由派，我也以此為榮。
自由主義與進步運動
許多深深涉足政界的人也有我剛剛講述的那些信仰，但他們喜歡自稱為進步派，而非自由派。這多少是因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數十年來的宣傳戰造成的。這一宣傳戰很成功地使美國人對“自由派”一詞嗤之以鼻，不過在削弱自由主義政策的支持基礎上，這場宣傳還遠沒有如此成功。民意調查通常顯示，相當少的美國人（一般不到30%）自認為是自由派。但絕大多數美國人支持我們一般稱為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例如保障所有美國人的醫療。
但“進步派”並不隻是一個
代指“自由派”舊日含義的新詞。至少在我與許多其他人使用這兩個詞的時候，其真正的區別就是哲學與行動的區別。自由派的特征是，信仰抑製貧富不均與社會不公的製度。進步派的特征是，或明或暗地參與一個保衛並努力擴大這些製度的政治聯盟。如果你認為美國應當有全民醫療，你就是個自由派，無論你是否這麽自認。如果你與他人一起努力實現全民醫療，你就是個進步派。
在小布什執政時期，美國政治景象的重要變化之一是，一股在某些方麵，不過僅限於某些方麵，類似保守主義運動的進步主義運動凝聚在了一起。與保守主義運動一樣，它也是一些機構的團結體，這些機構與一個主要政黨有聯係，不過並非該政黨本身：許多民主黨人是進步派，進步派大多支持民主黨人，但該運動的範圍遠超民主黨。它包括組成舊“新政”聯盟的一些群體，尤其是工會成員、各種智庫以及像“網根”這樣的新奇實體。“網根”是由一些博客作者與dailykos等進步主義網站聯係起來的一個虛擬社區。民主黨政治家的一些頭麵人物現已常在dailykos上發帖。但在其他方麵，進步主義運動與保守主義運動差別巨大。它遠沒有那麽集中化：雖然右翼分子覺得為民主黨候選人提供大筆資金的喬治·索羅斯在暗中操控一切，但事實是，保守主義運動得到的整齊劃一的資金支持絕對不見於左派。同樣，由出資者操縱的眾口一詞，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含蓄的效忠誓言，在左派中也絕對沒有。
把各個進步主義機構凝聚為一股運動的並非金錢，而是它們自身的期許。多少有點兒自由主義信仰的美國人很多都自認為是一股聯合運動的成員，以抑製貧富不均、保衛民主原則為共同目標。對於那些不願挺身對抗右派、在社會保障體係私有化或增兵伊拉克問題上屈服的民主黨人，該運動向其投以最大的鄙視。
在克林頓執政時期，並沒有這樣的進步主義運動，而美國也付出了代價。迴頭來看，顯而易見，比爾·克林頓從未有過一個明確的方案。從根本上說，他不知道該怎麽做。在克林頓上任之初，他的顧問一心癡迷於與日本打貿易戰，那個想法從來都是缺少道理、思慮欠妥、毫無現實根據的。希拉裏·克林頓醫療方案失敗的原因很多，但一個關鍵的缺陷是，該方案並不是要實現一場廣泛運動的目標，而隻是一次個人的冒險，是孤立地製定的，沒有一個給予支撐的聯盟。而在1994年共和黨人勝選後，克林頓就隻能做些邊緣性的政策變革了。他把政府管理得很好，但並未推進更大規模
的計劃，也未推動一場運動。這樣的事可能再次發生，但如果那樣，進步派人士將有遭人背叛的感覺，而且這樣的感覺合情合理。
讓美國迴到過去
在某種意義上，尊奉自由主義就是要做個保守派。這裏說的“保守派”的主要意思是，希望美國能迴到過去，重新成為一個中產階級社會。但做一個進步人士，明顯隱含有希望前進的意思。這聽似矛盾，實則不是。推進自由主義的傳統目標需要新的政策。
例如，將處方藥加入聯邦醫療保險就可謂是一種保守政策，可以維持這一製度原來的目的。聯邦醫療保險的使命一直是覆蓋主要的醫療開銷，不過一開始藥品並不包括在內，因為當時藥費開銷不大。但當對慢性病的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