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2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物治療成為許多老年人的一筆重大開支時，聯邦醫療保險最初以醫院治療為重點的做法已經與其使命不符了。為了維持該製度原來的意圖，就有必要加入處方藥了。
全民醫療問題也大致類似。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建立了退休金製度，以及聯邦與州兩級的失業保險製度，但據社會保障總署的官方史記載，其更主要的目標是“應對工業社會裏出現的一些嚴重的經濟無保障問題”。保護家庭免於支付嚴重的醫療成本，與這一目標十分契合。事實上羅斯福曾考慮在《社會保障法》中規定醫療保險，但因政治原因作罷。所以說，實現全民醫療將是完成羅斯福的遺業。而且，醫療之於社會保險，正如藥品之於聯邦醫療保險一樣：醫療曾經是筆較小的開支，而今天，無力支付醫藥費可謂是美國勞工階層麵臨的最大的經濟風險。而我們若以維持中產階級社會為目標，由政府保障的醫療保險就是至關重要的：30年前基於雇傭關係的保險也許對大多數人而言已經不錯了，但現在那樣的保險顯得太少了。若在一個社會裏，40%的人或者毫無保險，或者保險不夠，被迫因治療費用高而推遲就醫，那麽它就不是一個中產階級社會。
因此，一項進步議程將需要對公共政策進行重大調整，但這一議程絕非激進。其目標將是完成“新政”的工作，包括擴展社會保險，以覆蓋近數十年來變得遠為迫切的、本可避免的風險。而且從經濟角度而言，實現這一計劃將是非常可行的。這將相當於給予美國公民防範經濟風險與個人不幸的保障，而且並不超出其他發達國家公民已享有的水平。
事實上，若觀察一下當前的政治圖景，就會驚奇地發現，進步議程的內容已是多麽的完備，保守主義運動已在智識上變得多麽殘敗不堪。當本書寫作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正在討論全民醫療方案、新的減貧思路、幫助困窘購房者的途徑等問題，而共和黨競選人則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似乎隻是在爭著看誰說話最像羅納德·裏根、誰對虐囚最為熱心。在民主黨代表進步運動這一意義上，民主黨人已成為善思多謀的一方。
黨派忠誠
進步議程是清晰的、可實現的，但將遭遇激烈反對。現代美國政治生活的核心事實是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對共和黨的控製，而他們對建設一個什麽樣的美國所持有的理想與進步運動的理想截然相反。由於這種控製，政論家們喜歡談論的一種觀點，即我們可以通過兩黨共識來取得進展，是十分愚蠢的。在進步人士實施國內政策的第一要務醫療
改革上，想扼殺聯邦醫療保險的共和黨人與想實現有保障全民醫療的民主黨人之間，是不可能實現兩黨妥協的。當一項醫療改革方案真正被提交給國會時，保守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將故伎重施，就像1993年所做的那樣，力促共和黨人反對任何形式的醫療改革方案，以免成功的醫療改革讓保守主義運動的謀劃落空。大多數共和黨人也許都會聽命。
所以，成為一個進步派人士就意味著要有黨派忠誠，至少目前如此。製定一項進步議程的唯一途徑是，民主黨人既當上總統又在國會中占據足以化解共和黨抵製的足夠多數。而為取得這樣的政治優勢，就需要強大的領導，足以讓反對進步議程的人為其蓄意阻撓付出政治代價—就像羅斯福那樣的領導，對於那些試圖阻止我們改善美國社會的利益集團，要歡迎他們的仇恨。
如果新的進步運動勝利，黨派忠誠的需要將最終消退。在20世紀50年代，支持社會保障製度與工會的人仍能夠心安理得地為艾森豪威爾投票，因為共和黨已無奈（而且暫時）地接受了“新政”的成果。長期而言，我們可以期待政治恢複到那種局麵：兩個通情達理的政黨，接受本國所有最好的東西，又彼此競爭，看誰更能讓全體美國人過上體麵的生活，並相互監督。
目前而言，做一個積極的自由主義者就意味著做一個進步人士，而做一個進步人士就意味著要具備黨派忠誠。但終極目標並非一黨製，而是重建一個真正充滿活力的競爭性民主製。因為歸根結底，做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全部意義就在於民主。
致謝
首先向我的妻子、常和我一起創作的羅賓·韋爾斯（robinwells）致謝。她深深參與了本書寫作的每一階段，從形成思路、進行研究到起草各章節。本書既是我寫的，也是她寫的。
還要向兩位曆史學家致謝。肖恩·韋倫茲（seanwilentz）詳細閱讀了初稿，糾正了我的許多錯誤觀點，將我引領到正確的思路上。裏克·波斯坦因就一些基本的想法同我探討，並給我看了他即將麵世的傑作《尼克鬆之地》（nixond）的初稿，從而使我對戰後政治經濟至關重要的轉型期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
也要感謝諾頓出版公司的德雷克·麥克菲力（drakemcfeely），他為本書的寫作提供了幫助，而且在我們朝終點線做最後衝刺時，保持了異乎尋常的冷靜。
最後，盡管《紐約時報》並沒有人直接參與本書寫作，但我
想對本報的同人道聲感謝，尤其是2001~2006年的社論版編輯蓋爾·柯林斯（gailcollins）。當有人對小布什政府的批評者施加巨大的壓力，想讓他們的聲音沉寂時，柯林斯與我站在一起。
全民醫療問題也大致類似。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建立了退休金製度，以及聯邦與州兩級的失業保險製度，但據社會保障總署的官方史記載，其更主要的目標是“應對工業社會裏出現的一些嚴重的經濟無保障問題”。保護家庭免於支付嚴重的醫療成本，與這一目標十分契合。事實上羅斯福曾考慮在《社會保障法》中規定醫療保險，但因政治原因作罷。所以說，實現全民醫療將是完成羅斯福的遺業。而且，醫療之於社會保險，正如藥品之於聯邦醫療保險一樣：醫療曾經是筆較小的開支，而今天，無力支付醫藥費可謂是美國勞工階層麵臨的最大的經濟風險。而我們若以維持中產階級社會為目標，由政府保障的醫療保險就是至關重要的：30年前基於雇傭關係的保險也許對大多數人而言已經不錯了，但現在那樣的保險顯得太少了。若在一個社會裏，40%的人或者毫無保險，或者保險不夠，被迫因治療費用高而推遲就醫，那麽它就不是一個中產階級社會。
因此，一項進步議程將需要對公共政策進行重大調整，但這一議程絕非激進。其目標將是完成“新政”的工作，包括擴展社會保險，以覆蓋近數十年來變得遠為迫切的、本可避免的風險。而且從經濟角度而言，實現這一計劃將是非常可行的。這將相當於給予美國公民防範經濟風險與個人不幸的保障，而且並不超出其他發達國家公民已享有的水平。
事實上，若觀察一下當前的政治圖景，就會驚奇地發現，進步議程的內容已是多麽的完備，保守主義運動已在智識上變得多麽殘敗不堪。當本書寫作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正在討論全民醫療方案、新的減貧思路、幫助困窘購房者的途徑等問題，而共和黨競選人則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似乎隻是在爭著看誰說話最像羅納德·裏根、誰對虐囚最為熱心。在民主黨代表進步運動這一意義上，民主黨人已成為善思多謀的一方。
黨派忠誠
進步議程是清晰的、可實現的，但將遭遇激烈反對。現代美國政治生活的核心事實是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對共和黨的控製，而他們對建設一個什麽樣的美國所持有的理想與進步運動的理想截然相反。由於這種控製，政論家們喜歡談論的一種觀點，即我們可以通過兩黨共識來取得進展，是十分愚蠢的。在進步人士實施國內政策的第一要務醫療
改革上，想扼殺聯邦醫療保險的共和黨人與想實現有保障全民醫療的民主黨人之間，是不可能實現兩黨妥協的。當一項醫療改革方案真正被提交給國會時，保守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將故伎重施，就像1993年所做的那樣，力促共和黨人反對任何形式的醫療改革方案，以免成功的醫療改革讓保守主義運動的謀劃落空。大多數共和黨人也許都會聽命。
所以，成為一個進步派人士就意味著要有黨派忠誠，至少目前如此。製定一項進步議程的唯一途徑是，民主黨人既當上總統又在國會中占據足以化解共和黨抵製的足夠多數。而為取得這樣的政治優勢，就需要強大的領導，足以讓反對進步議程的人為其蓄意阻撓付出政治代價—就像羅斯福那樣的領導，對於那些試圖阻止我們改善美國社會的利益集團，要歡迎他們的仇恨。
如果新的進步運動勝利，黨派忠誠的需要將最終消退。在20世紀50年代，支持社會保障製度與工會的人仍能夠心安理得地為艾森豪威爾投票，因為共和黨已無奈（而且暫時）地接受了“新政”的成果。長期而言，我們可以期待政治恢複到那種局麵：兩個通情達理的政黨，接受本國所有最好的東西，又彼此競爭，看誰更能讓全體美國人過上體麵的生活，並相互監督。
目前而言，做一個積極的自由主義者就意味著做一個進步人士，而做一個進步人士就意味著要具備黨派忠誠。但終極目標並非一黨製，而是重建一個真正充滿活力的競爭性民主製。因為歸根結底，做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全部意義就在於民主。
致謝
首先向我的妻子、常和我一起創作的羅賓·韋爾斯（robinwells）致謝。她深深參與了本書寫作的每一階段，從形成思路、進行研究到起草各章節。本書既是我寫的，也是她寫的。
還要向兩位曆史學家致謝。肖恩·韋倫茲（seanwilentz）詳細閱讀了初稿，糾正了我的許多錯誤觀點，將我引領到正確的思路上。裏克·波斯坦因就一些基本的想法同我探討，並給我看了他即將麵世的傑作《尼克鬆之地》（nixond）的初稿，從而使我對戰後政治經濟至關重要的轉型期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
也要感謝諾頓出版公司的德雷克·麥克菲力（drakemcfeely），他為本書的寫作提供了幫助，而且在我們朝終點線做最後衝刺時，保持了異乎尋常的冷靜。
最後，盡管《紐約時報》並沒有人直接參與本書寫作，但我
想對本報的同人道聲感謝，尤其是2001~2006年的社論版編輯蓋爾·柯林斯（gailcollins）。當有人對小布什政府的批評者施加巨大的壓力，想讓他們的聲音沉寂時，柯林斯與我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