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0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20年代相同。
但這不是全部。政府以稅的方式征收部分市場收入，並將部分稅收返還給公眾。返還方式有二：一是直接付款，如社會保障支票，那是多數美國老人的主要收入來源；二是為產品和醫療等服務付費。所以，不平等的另一個衡量標準是可支配收入的不均，即考慮稅收與政府轉移支付之後的收入。在現代美國，像所有發達國家一樣，可支配收入的不均不如市場收入不均嚴重，因為我們有福利國家—雖說依國際標準看規模較小。2007年的美國感覺上不像20年代的美國那麽不平等，原因就在於稅收與轉移支付，二者稍稍節製了富人的生活水準，同時幫助不幸者脫離困境。
故而，緩解美國貧富差距的方法之一就是更多擴張、提高我們的後市場政策，這種政策將市場收入不均視為既定因素，但努力緩解其影響。要看這一做法的效果如何，讓我講個例子：法國這個縮減貧富差距的力度大大超過美國的國家。
如果你正身處生命中的困頓時刻或者你一生坎坷，那麽當一個法國人絕對好於當一個美國人。在法國，如果你失業了，不得不做一份低下的工作，你不用擔心失去醫療保險，因為醫療保險是政府提供的。如果你長期失業，政府幫你解決吃住問題。如果撫育子女的開銷讓你囊中羞澀，政府會多給你錢，並幫助解決小孩的日托。沒人擔保你生活舒適，但你的家人，尤其是子女會得到保護，免遭真正嚴重的物質匱乏。
假如你境況極佳，做法國人就有其不利之處了。與美國相比，所得稅稅率有點兒高，而工薪稅（payrolltax）要高得多，尤其是名義上由雇主支付、實際從工資中剔除的那部分。生活成本也高，因為法國有很高的增值稅—一種全國性的營業稅。對於高收入者而言，政府醫療保險與其他福利的好處並不足以彌補這些稅負。所以，如果一個法國人的薪酬（包括雇主支付的工薪稅）水平在我們看來屬中產階級上層或更高階層，他的購買力卻要明顯低於拿同樣薪酬的美國人。
換言之，法國有多方麵的後市場政策，以讓痛苦者舒適、讓舒適者“痛苦”的方式來緩解貧富不均。在這方麵，法國代表了非英語語係的西方國家。不過，其他英語國家也比美國在緩解後市場不平等方麵的力度大。
例如，在緩解65歲以下人群貧富不均的項目上，美國的支出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要趕上加拿大的水平，我們還需再支出國內生產總值的2.5%；要趕上歐洲大部分地區的水平，還需
國內生產總值的4%；要趕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水平，還需9%。美國的政府項目使28%的非老年人口脫離貧困，而這一數字在加拿大是54%，英國是61%，瑞典是78%。這些數字其實還低估了美國與其他各國的差距，因為未將美國不保障全民醫療這一點納入考慮。
在以全民醫療有效緩解美國的貧富差距之後，美國若要再接再厲，有個“簡單”的辦法：大幅提高力度，通過各種公共援助幫助不幸者，其開支則以對富人征稅來彌補。增加的開支可能將主要是擴大已有的項目：擴大所得稅抵免、更慷慨的救濟食品券、更多的住房援助，如此等等。也可將兒童撫養、協助日托等項目加進來。至於可從哪裏得到額外的稅收，我將在本章稍後談及。
但難道不是高稅收與大範圍的福利國家消磨了工作與創新的動力嗎？法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隻有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74%。這難道不是有力地說明了不應效仿法國嗎？法國等有慷慨社會項目的國家的確有嚴峻的經濟問題，但與通常的觀念不同，這些問題沒有那麽簡單，也並非與社會項目的浩大開支緊密相連。
法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確實比美國低得多。主要原因是其就業人口比例較低—法國的工作者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比美國低10%。而工作者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這一差別，則完全是因為法國工人的休息時間多得多：平均而言，法國工人的年工作小時數隻有美國工人的86%。這麽看來，法國工人每小時的生產量略高於美國。
真正的問題在於，法國與美國的差異在哪些方麵是成問題的，在哪些方麵則不過是差異而已，甚至或許代表了更好的選擇。法國工人人均工作時間較短，似乎屬於第二類。美國的休假很短，許多工人根本沒有休假。本質上說，法國是做了個決定，用較少的收入來交換較多的休息。有關休假時間的法律規定以及工會簽訂的勞資協議保障了這一決定的執行。有一些證據表明，這一決定其實讓多數人過得更好了。近期一份比較歐洲與美國工作時間差異的研究指出，民意調查顯示，人們樂意縮短工作時間，而對所謂“生活滿意度”的跨國比較似乎也說明，就算收入會降低，少工作也會提高生活質量。但任何人都很難單憑一己之力來以較少的收入交換較多的休閑。法國的規章製度要求雇主提供假期，從而解決了這一問題。這些規章製度也許真是好東西—雖說會降低國內生產總值。
除了工作時間比美國人少外，法國人的工作比例也較低。法國的青年與老人傾
向於不就業。在法國“壯年”中，即在25~54歲的人中，有約80%就業，這與美國的數字相差無幾。但15~24歲的法國居民中，隻有25%就業，美國則是54%；55~64歲的法國人中，隻有41%就業，美國則是62%。關鍵在於，這樣的低就業率是否應被當成問題。
法國青年的低就業率並不像表麵看起來那麽成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這確實是由於法規使雇主難以解聘工人，從而使他們從一開始就不願聘用工人。但細致考察則會發現，法國青年就業率低的其他成因也許更重要。法國人比美國人更傾向於留在學校：15~19歲的法國居民中92%在求學，20~24歲的有45%，而在美國，這兩個數字分別為84%和35%。隻有約10%的法國學生兼職，美國則約為20%。大概在法國，免費教育與公共資助的結合讓出身低收入家庭的青年安心於學業，而美國的這些青年則或者被迫輟學，或者靠打工完成學業。這聽起來是法國體係的美德，而非罪惡。
如前所述，法國人一旦進入最佳工作年齡，就業概率就和美國一樣，這一事實與美國新聞報道常常描畫的那幅勞動力大多賦閑的圖景大相徑庭。法國人唯一的嚴重問題（申明一下，的確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在於老年工人的就業率與勞動力參與率低。這反映了一些重大的政策失誤，尤其是25年前將工人全額養老金領取年齡下調到60歲的決定。這既鼓勵了提前退休，也讓納稅人背負重擔。
看來法國人也會犯錯誤，但說“法國在養老金政策上舉措失當”與說“超乎常規的福利國家廢掉了法國經濟”可絕不是一碼事。借用法國的例子來反對加大力度幫助窮人與不幸者，很大程度上是在糊弄人。
平等化的算術
假如我們讚同美國應變得更像其他發達國家，那些國家的稅收與福利體係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遠高於美國，由此而來的問題就是，這一決定將涉及哪些方麵。
它將涉及的一方麵是，取消1980年以來保守主義運動分子促成的大量對富人減稅的措施。表12–2展示了強烈影響美國1%富豪而對其他人影響甚微的三個稅率發生了什麽變化。1979~2006年，所得稅最高稅率被減半，資本增值稅稅率的削減將近一半，公司所得稅稅率降低了1/4多。美國高收入者繳的稅比過去少多了。因此，將對富人的征稅拉迴到曆史上的水平，可以部分補償一個更強大的、抑製貧富不均的保障網絡，不過僅是部分補償。
表12–2三種稅的最高稅率（%）
勞動所得稅
最高稅率
長期資本收益稅
最高稅率
公司所得稅
最高稅率
1979年
70
28
48
2006年
35
15
35
資料來源：urban-brookingstaxpolicycenter,http://taxpolicycenter.org/taxfacts/tfdb/tftemte.cfm</a>。
恢複稅收體係累進性的第一步，就是讓小布什對極富者的減稅措施在2010年年底如期失效。僅這一點，便會帶來不少的稅收。有無黨派傾向的城市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聯合稅收政策中心估計，若讓小布什對年收入20萬美元以上者的減稅措施失效，從2012年開始，每年便會多收1400億美元左右的稅。這足以支付實施全民醫療所需的補貼了。利用此類逆轉減稅的做法為醫療改革籌資，將顯著縮小貧富差距。其途徑之一是使極富者的收入適度減少：聯合稅收政策中心估計，讓小布什針對年收入20萬美元以上者的減稅措施失效，與讓這些減稅措施永久化相比，美國1%最富者的稅後收入會降低約4.5%。同時中低收入美國人將得到醫療保障—這是真正代表中產階級的關鍵特征之一。
另一個政治上相對易行的舉措是，填補美國體係的一些明顯漏洞。其中一個就是上文談到的那項規定：它允許對衝基金經理等精明強悍的金融玩家將收入界定為資本收益，按15%而非35%的稅率繳稅。還有其他重大的稅收漏洞，例如有一些規則允許公司，尤其是製藥公司將賬麵利潤轉移到海外的低稅地區，造成數十億美元的稅收損失；近期的一項研究估計，跨國公司的避稅每年造成500億美元損失。
要在逆轉小布什減稅、填補明顯漏洞之後繼續前進，就將是更為艱巨的政治工程。不過，對什麽是符合政治現實的做法的判斷也會迅速轉變。在2004年年末，作為“新政”標誌
的社會保障體係似乎很有可能要被私有化，從而被逐漸取消。現在社會保障看來安然無恙，而全民醫療也似乎伸手可及了。全民醫療如能實現、“政府可以為善”的“新政”理念如能複興，那麽現在看來難以企及的目標也許就不會顯得那麽脫離實際。
曆史證據與跨國比較證據都表明，除了隻是逆轉小布什減稅之外，對富人增稅還有更大的空間。就算在小布什減稅之前，美國的最高稅率也處於曆史低點—克林頓任內對最富者的稅率僅有39.6%，而20世紀70年代高達70%，甚至在裏根1981年減稅後還有50%。美國最高稅率與歐洲國家相比也較低。例如，英國所得稅最高稅率是40%，似乎相當於克林頓時期的最高稅率。然而，對於所有的勞動收入，英國雇主還要付社會保險稅，相當於美國聯邦保險籌款稅中雇主支付的份額（美國的這項稅大多僅在收入超過9.75萬美元的上線後才征收）。結果是，薪酬很高的英國雇員實際要付的稅率將近48%。法國的實際最高稅率更高。而且在英國，資本收益是作為普通收入征稅的，所以對高收入者資本收益實際征收的稅率是40%，而美國隻是15%。在美國，如把資本收益當成普通收入來征稅，將會讓稅收顯著增加，並限製對衝基金漏洞等賦稅惡行的空間。
而且，從“新政”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大家都覺得用“超級”稅率對收入過高的人征稅是正常的、合適的。在20世紀70年代，隻有很少人繳70%的最高稅率，而艾森豪威爾時代超過90%的最高稅率，繳的人就更少了。過去常有人稱，對過高收入征附加稅唯一的現實作用是懲罰富人，因為其實征不到多少錢，但這麽說已不對了。今天0.1%最富的美國人獲得總收入的7%以上，而1979年僅為2.2%。這個階層的最低年收入約為130萬美元，平均年收入約為350萬美元。對這樣的收入征附加稅將獲得相當多的稅收，可幫助許多人。所以歸根到底，在逆轉小布什的減稅、實施全民醫療後，下一步應是更廣泛的行動，恢複美國稅收的累進性，利用增加的稅收提供更多福利，從而幫助中低收入家庭。
不過現實地說，這並不足以產生足夠的資金，提供像其他發達國家那麽多的社會開支，甚至連相對適度的加拿大水平也達不到。除了對富人征收較高稅收外，其他發達國家還對中產階級征收較高稅收，其形式一是較高的社會保險付費，二是增值稅—實際就是全國性的營業稅。社會保險稅和增值稅本身不具累進性，雖隻能間接縮小貧富差距，但即
便如此，效果也很大：這兩項稅款用於提供福利，對於收入較低的人而言，政府福利占收入的比重更大。
政治上而言，在數十年的反稅、反政府宣傳之後，除非堅持不懈地強行推銷，否則無法勸說公眾相信：中等收入家庭支付稍微高一些的稅收可以換來社會保障網絡的強化，生活會變得更好。我倒是很想看到美國再將2%~3%的國內生產總值投入醫療之外的社會開支上，但也許要等到自由派成功地發揮政府作用，使人們過得更舒適、安穩，在此方麵取得斐然的政績之後，才可以推進這個工作。部分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本身就極其重要的醫療改革，還會有更大的好處：它將為一場更廣泛的進步主義改革開辟道路。也正由於這個原因，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已鐵了心要阻撓醫療改革的成功。
緩解市場不平等
後市場政策對縮小貧富差距會有很大效果，但不應是我們唯一的關注點。在“大壓縮”期間，市場收入不均也大幅緩解，那部分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工資管製實現的，而我們希望戰時工資管製這樣的事不要再發生了。但我們仍可采取一些措施。
第一個措施已在實施中：2007
但這不是全部。政府以稅的方式征收部分市場收入，並將部分稅收返還給公眾。返還方式有二：一是直接付款，如社會保障支票，那是多數美國老人的主要收入來源；二是為產品和醫療等服務付費。所以，不平等的另一個衡量標準是可支配收入的不均，即考慮稅收與政府轉移支付之後的收入。在現代美國，像所有發達國家一樣，可支配收入的不均不如市場收入不均嚴重，因為我們有福利國家—雖說依國際標準看規模較小。2007年的美國感覺上不像20年代的美國那麽不平等，原因就在於稅收與轉移支付，二者稍稍節製了富人的生活水準，同時幫助不幸者脫離困境。
故而，緩解美國貧富差距的方法之一就是更多擴張、提高我們的後市場政策，這種政策將市場收入不均視為既定因素，但努力緩解其影響。要看這一做法的效果如何，讓我講個例子：法國這個縮減貧富差距的力度大大超過美國的國家。
如果你正身處生命中的困頓時刻或者你一生坎坷，那麽當一個法國人絕對好於當一個美國人。在法國，如果你失業了，不得不做一份低下的工作，你不用擔心失去醫療保險，因為醫療保險是政府提供的。如果你長期失業，政府幫你解決吃住問題。如果撫育子女的開銷讓你囊中羞澀，政府會多給你錢，並幫助解決小孩的日托。沒人擔保你生活舒適，但你的家人，尤其是子女會得到保護，免遭真正嚴重的物質匱乏。
假如你境況極佳，做法國人就有其不利之處了。與美國相比，所得稅稅率有點兒高，而工薪稅（payrolltax）要高得多，尤其是名義上由雇主支付、實際從工資中剔除的那部分。生活成本也高，因為法國有很高的增值稅—一種全國性的營業稅。對於高收入者而言，政府醫療保險與其他福利的好處並不足以彌補這些稅負。所以，如果一個法國人的薪酬（包括雇主支付的工薪稅）水平在我們看來屬中產階級上層或更高階層，他的購買力卻要明顯低於拿同樣薪酬的美國人。
換言之，法國有多方麵的後市場政策，以讓痛苦者舒適、讓舒適者“痛苦”的方式來緩解貧富不均。在這方麵，法國代表了非英語語係的西方國家。不過，其他英語國家也比美國在緩解後市場不平等方麵的力度大。
例如，在緩解65歲以下人群貧富不均的項目上，美國的支出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要趕上加拿大的水平，我們還需再支出國內生產總值的2.5%；要趕上歐洲大部分地區的水平，還需
國內生產總值的4%；要趕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水平，還需9%。美國的政府項目使28%的非老年人口脫離貧困，而這一數字在加拿大是54%，英國是61%，瑞典是78%。這些數字其實還低估了美國與其他各國的差距，因為未將美國不保障全民醫療這一點納入考慮。
在以全民醫療有效緩解美國的貧富差距之後，美國若要再接再厲，有個“簡單”的辦法：大幅提高力度，通過各種公共援助幫助不幸者，其開支則以對富人征稅來彌補。增加的開支可能將主要是擴大已有的項目：擴大所得稅抵免、更慷慨的救濟食品券、更多的住房援助，如此等等。也可將兒童撫養、協助日托等項目加進來。至於可從哪裏得到額外的稅收，我將在本章稍後談及。
但難道不是高稅收與大範圍的福利國家消磨了工作與創新的動力嗎？法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隻有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74%。這難道不是有力地說明了不應效仿法國嗎？法國等有慷慨社會項目的國家的確有嚴峻的經濟問題，但與通常的觀念不同，這些問題沒有那麽簡單，也並非與社會項目的浩大開支緊密相連。
法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確實比美國低得多。主要原因是其就業人口比例較低—法國的工作者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比美國低10%。而工作者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這一差別，則完全是因為法國工人的休息時間多得多：平均而言，法國工人的年工作小時數隻有美國工人的86%。這麽看來，法國工人每小時的生產量略高於美國。
真正的問題在於，法國與美國的差異在哪些方麵是成問題的，在哪些方麵則不過是差異而已，甚至或許代表了更好的選擇。法國工人人均工作時間較短，似乎屬於第二類。美國的休假很短，許多工人根本沒有休假。本質上說，法國是做了個決定，用較少的收入來交換較多的休息。有關休假時間的法律規定以及工會簽訂的勞資協議保障了這一決定的執行。有一些證據表明，這一決定其實讓多數人過得更好了。近期一份比較歐洲與美國工作時間差異的研究指出，民意調查顯示，人們樂意縮短工作時間，而對所謂“生活滿意度”的跨國比較似乎也說明，就算收入會降低，少工作也會提高生活質量。但任何人都很難單憑一己之力來以較少的收入交換較多的休閑。法國的規章製度要求雇主提供假期，從而解決了這一問題。這些規章製度也許真是好東西—雖說會降低國內生產總值。
除了工作時間比美國人少外，法國人的工作比例也較低。法國的青年與老人傾
向於不就業。在法國“壯年”中，即在25~54歲的人中，有約80%就業，這與美國的數字相差無幾。但15~24歲的法國居民中，隻有25%就業，美國則是54%；55~64歲的法國人中，隻有41%就業，美國則是62%。關鍵在於，這樣的低就業率是否應被當成問題。
法國青年的低就業率並不像表麵看起來那麽成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這確實是由於法規使雇主難以解聘工人，從而使他們從一開始就不願聘用工人。但細致考察則會發現，法國青年就業率低的其他成因也許更重要。法國人比美國人更傾向於留在學校：15~19歲的法國居民中92%在求學，20~24歲的有45%，而在美國，這兩個數字分別為84%和35%。隻有約10%的法國學生兼職，美國則約為20%。大概在法國，免費教育與公共資助的結合讓出身低收入家庭的青年安心於學業，而美國的這些青年則或者被迫輟學，或者靠打工完成學業。這聽起來是法國體係的美德，而非罪惡。
如前所述，法國人一旦進入最佳工作年齡，就業概率就和美國一樣，這一事實與美國新聞報道常常描畫的那幅勞動力大多賦閑的圖景大相徑庭。法國人唯一的嚴重問題（申明一下，的確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在於老年工人的就業率與勞動力參與率低。這反映了一些重大的政策失誤，尤其是25年前將工人全額養老金領取年齡下調到60歲的決定。這既鼓勵了提前退休，也讓納稅人背負重擔。
看來法國人也會犯錯誤，但說“法國在養老金政策上舉措失當”與說“超乎常規的福利國家廢掉了法國經濟”可絕不是一碼事。借用法國的例子來反對加大力度幫助窮人與不幸者，很大程度上是在糊弄人。
平等化的算術
假如我們讚同美國應變得更像其他發達國家，那些國家的稅收與福利體係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遠高於美國，由此而來的問題就是，這一決定將涉及哪些方麵。
它將涉及的一方麵是，取消1980年以來保守主義運動分子促成的大量對富人減稅的措施。表12–2展示了強烈影響美國1%富豪而對其他人影響甚微的三個稅率發生了什麽變化。1979~2006年，所得稅最高稅率被減半，資本增值稅稅率的削減將近一半，公司所得稅稅率降低了1/4多。美國高收入者繳的稅比過去少多了。因此，將對富人的征稅拉迴到曆史上的水平，可以部分補償一個更強大的、抑製貧富不均的保障網絡，不過僅是部分補償。
表12–2三種稅的最高稅率（%）
勞動所得稅
最高稅率
長期資本收益稅
最高稅率
公司所得稅
最高稅率
1979年
70
28
48
2006年
35
15
35
資料來源：urban-brookingstaxpolicycenter,http://taxpolicycenter.org/taxfacts/tfdb/tftemte.cfm</a>。
恢複稅收體係累進性的第一步，就是讓小布什對極富者的減稅措施在2010年年底如期失效。僅這一點，便會帶來不少的稅收。有無黨派傾向的城市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聯合稅收政策中心估計，若讓小布什對年收入20萬美元以上者的減稅措施失效，從2012年開始，每年便會多收1400億美元左右的稅。這足以支付實施全民醫療所需的補貼了。利用此類逆轉減稅的做法為醫療改革籌資，將顯著縮小貧富差距。其途徑之一是使極富者的收入適度減少：聯合稅收政策中心估計，讓小布什針對年收入20萬美元以上者的減稅措施失效，與讓這些減稅措施永久化相比，美國1%最富者的稅後收入會降低約4.5%。同時中低收入美國人將得到醫療保障—這是真正代表中產階級的關鍵特征之一。
另一個政治上相對易行的舉措是，填補美國體係的一些明顯漏洞。其中一個就是上文談到的那項規定：它允許對衝基金經理等精明強悍的金融玩家將收入界定為資本收益，按15%而非35%的稅率繳稅。還有其他重大的稅收漏洞，例如有一些規則允許公司，尤其是製藥公司將賬麵利潤轉移到海外的低稅地區，造成數十億美元的稅收損失；近期的一項研究估計，跨國公司的避稅每年造成500億美元損失。
要在逆轉小布什減稅、填補明顯漏洞之後繼續前進，就將是更為艱巨的政治工程。不過，對什麽是符合政治現實的做法的判斷也會迅速轉變。在2004年年末，作為“新政”標誌
的社會保障體係似乎很有可能要被私有化，從而被逐漸取消。現在社會保障看來安然無恙，而全民醫療也似乎伸手可及了。全民醫療如能實現、“政府可以為善”的“新政”理念如能複興，那麽現在看來難以企及的目標也許就不會顯得那麽脫離實際。
曆史證據與跨國比較證據都表明，除了隻是逆轉小布什減稅之外，對富人增稅還有更大的空間。就算在小布什減稅之前，美國的最高稅率也處於曆史低點—克林頓任內對最富者的稅率僅有39.6%，而20世紀70年代高達70%，甚至在裏根1981年減稅後還有50%。美國最高稅率與歐洲國家相比也較低。例如，英國所得稅最高稅率是40%，似乎相當於克林頓時期的最高稅率。然而，對於所有的勞動收入，英國雇主還要付社會保險稅，相當於美國聯邦保險籌款稅中雇主支付的份額（美國的這項稅大多僅在收入超過9.75萬美元的上線後才征收）。結果是，薪酬很高的英國雇員實際要付的稅率將近48%。法國的實際最高稅率更高。而且在英國，資本收益是作為普通收入征稅的，所以對高收入者資本收益實際征收的稅率是40%，而美國隻是15%。在美國，如把資本收益當成普通收入來征稅，將會讓稅收顯著增加，並限製對衝基金漏洞等賦稅惡行的空間。
而且，從“新政”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大家都覺得用“超級”稅率對收入過高的人征稅是正常的、合適的。在20世紀70年代，隻有很少人繳70%的最高稅率，而艾森豪威爾時代超過90%的最高稅率，繳的人就更少了。過去常有人稱，對過高收入征附加稅唯一的現實作用是懲罰富人，因為其實征不到多少錢，但這麽說已不對了。今天0.1%最富的美國人獲得總收入的7%以上，而1979年僅為2.2%。這個階層的最低年收入約為130萬美元，平均年收入約為350萬美元。對這樣的收入征附加稅將獲得相當多的稅收，可幫助許多人。所以歸根到底，在逆轉小布什的減稅、實施全民醫療後，下一步應是更廣泛的行動，恢複美國稅收的累進性，利用增加的稅收提供更多福利，從而幫助中低收入家庭。
不過現實地說，這並不足以產生足夠的資金，提供像其他發達國家那麽多的社會開支，甚至連相對適度的加拿大水平也達不到。除了對富人征收較高稅收外，其他發達國家還對中產階級征收較高稅收，其形式一是較高的社會保險付費，二是增值稅—實際就是全國性的營業稅。社會保險稅和增值稅本身不具累進性，雖隻能間接縮小貧富差距，但即
便如此，效果也很大：這兩項稅款用於提供福利，對於收入較低的人而言，政府福利占收入的比重更大。
政治上而言，在數十年的反稅、反政府宣傳之後，除非堅持不懈地強行推銷，否則無法勸說公眾相信：中等收入家庭支付稍微高一些的稅收可以換來社會保障網絡的強化，生活會變得更好。我倒是很想看到美國再將2%~3%的國內生產總值投入醫療之外的社會開支上，但也許要等到自由派成功地發揮政府作用，使人們過得更舒適、安穩，在此方麵取得斐然的政績之後，才可以推進這個工作。部分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本身就極其重要的醫療改革，還會有更大的好處：它將為一場更廣泛的進步主義改革開辟道路。也正由於這個原因，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已鐵了心要阻撓醫療改革的成功。
緩解市場不平等
後市場政策對縮小貧富差距會有很大效果，但不應是我們唯一的關注點。在“大壓縮”期間，市場收入不均也大幅緩解，那部分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工資管製實現的，而我們希望戰時工資管製這樣的事不要再發生了。但我們仍可采取一些措施。
第一個措施已在實施中：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