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9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不大像任何別的國家，而有點兒類似於德國體係。在德國體係裏，醫療保險是由相互競爭但受到嚴格監管的“疾病基金”提供的。與法國體係相似，德國體係以比美國低得多的成本提供全民保險與高質量的醫療，而且就獲取醫療的機會與便利度而言，無論如何也要好於美國體係：即時看病較容易，急診室等待時間較短，就連自選手術的等待情況也少於美國。
還有許許多多的細節要完善，但要點是，從經濟、財政甚至政治的角度看，全民醫療都是很可行的。
醫療改革的迴報
改革美國醫療的首要原因很簡單—這將改善美國大眾的生活質量。在現行的體係之下，數千萬人得不到妥當的醫療，還有數百萬人的生活因醫藥費負擔而被毀掉，此外又有許多人雖尚有保險，也未因醫療費用而破產，但終日憂心忡忡，生怕接下來輪到自己。這些問題都不是無法避免的：其他富國都有全民保險。減少美國人麵臨的風險，就算會附有相當大的成本，也是值得的，更何況在這件事上根本就不會有成本。全民醫療將比我們現在四分五裂的體係要便宜、高效。
不過，醫療改革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保守主義運動分子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將克林頓方案置於死地，也是由於這個原因。克裏斯托說，那項方案的成功“將標誌中央集權福利國家政策的複活”。這麽說時，他心裏真正想的是，全民醫療將讓“社會應當幫助其不幸成員”的“新政”理念重煥生機。的確如此，而這正大大說明了全民醫療的好處。
簡言之，全民醫療之於一種未來的新“新政”，就如同社會保障製度之於最初的“新政”一樣：既是至關重要的製度，也是再度申明“彼此照顧、宛若兄弟”的準則。實現全民醫療應是現代自由派在國內政策上的第一要務，此事一旦成功，他們就可轉向更一般性、更艱難的任務，即抑製美國的貧富不均。
12我們的希望在哪裏
不平等的代價
縮小收入差距
平等化的算術
緩解市場不平等
另一場“大壓縮”？
我早年身處的美國是個相對平等的中產階級社會。但在過去一代人的時間裏，美國的不平等已經迴到了“鍍金年代”的水平。我將在本章中簡略敘述有助於逆轉這些變化的政策，像在討論醫療時那樣，我將從價值觀問題談起。我們為何要擔憂高度的、加劇的不平等？
擔憂
不平等的一個原因很簡單，就是生活水準問題。正如我在第7章中詳細闡明的，過去30年，美國經濟增長的最大成果落入了一小群富人的腰包，而且集中程度非常高，以至於都無法清楚判斷，普通家庭有沒有從科技進步及其帶來的生產效率的提高中獲取一丁點兒利益。中低收入家庭經濟改善的狀況不明，這本身就是要追求收入分配平等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除此之外，極度不平等對美國社會與民主製的損害，也是重要原因。自美國建國以來，我們對自身的期許一直是一個不要有強烈階層區別的國家—不是說全社會一律趨同、完全平等，而是說經濟精英與普通公民之間可以有差距，但不應有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正為此意，托馬斯·傑斐遜曾寫道：“小地主乃國之至寶。”在現代語境中可將傑斐遜的說法表達為，一個廣泛的中產階級是一國最珍貴之物，這從來都是個正確的判斷。高度不平等已使美國變成一個中產階級力量大減的國家，對社會關係與政治產生了侵蝕效果。由於美國已更深地陷入了一個新的“鍍金年代”，這一效果越發明顯了。
不平等的代價
在不平等的社會代價方麵，我見過的最好的一個論據是一位保守主義運動分子試圖提出的反論。1997年，保守派知識分子的一位元老歐文·克裏斯托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題為《不帶階級衝突的收入不均》的文章。歐文·克裏斯托稱，我們不應擔憂收入不均，因為不管數字怎麽說，現實中的階級差別已幾乎無存。他斷言，當前“更大程度的社會平等會蓋過收入不平等……在美國各大城市，根本不會有這樣的餐館—一名ceo可以安心地在那裏吃午餐或晚飯，絲毫不用擔心碰上他的秘書。坐頭等艙飛行時，誰會是你的旅伴？你無法預料。如果是去巴黎，你會迷失在一群‘炫’信用卡的年輕人中”。
在宣稱“因為我們有社會平等，所以收入不平等不要緊”時，歐文·克裏斯托實際上承認，收入不均如果導致社會不平等，就會是個麻煩。但問題在於的確會這樣。在歐文·克裏斯托幻想的世界裏，富人活得與你我一般無二，沒人覺得社會地位低，而這與我們所處的真實美國有天壤之別。
顯而易見，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就不用說了，但值得指出的是，歐文·克裏斯托想象的ceo與中產階級摩肩接踵的場景，與《華爾街日報》專門報道富人生活的羅伯特·弗蘭克所寫的也是南轅北轍。在《富人國》一書中，弗蘭克講了他了解的情況：
當今的富人已
形成了自有的虛擬王國……他們已建立了一個自足自治的世界，一切齊備，包括自有的醫療體係（特殊服務醫生）、交遊網絡（共有飛機、貴賓俱樂部）、單獨的經濟係統……富人不僅在變富，他們在變成經濟上的外國人，創建其自有的國中之國、社會中之社會、經濟中之經濟。事實是，嚴重貧富不均必然會帶來嚴重的社會不平等，這對美國人的生活境況有切切實實的負麵影響。絕大多數美國人住不起世界各地豪華酒店紛紛推出的一晚1.1萬美元的套房，這也許還不大要緊。非同小可的是，為了拚命把子女送進好學校，數以百萬計的中產階級家庭不顧支付能力購買住房，背負危如累卵的抵押貸款，而貧富不均的加劇意味著，符合人們心願的學區在日趨變少，其居住成本則在日趨升高。
哈佛法學院破產問題專家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warren）與商業諮詢師阿米莉亞·沃倫·塔亞吉（ameliawarrentyagi）研究了美國破產的大增。到2005年，恰在一項大大提高個人破產難度的新法生效之前，每年申請破產的家庭數量是20世紀80年代早期水平的5倍。這一破產大潮最直接的原因是，家庭在背負更多債務。這促使一些人以道學的口吻宣稱，有些人不顧支付能力，花了太多錢購買奢侈品。但沃倫和塔亞吉的研究結果是，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中產階級家庭的奢侈品開銷其實降低了。而債務的大增主要反映了住房開銷的上漲，其推動力主要是人們爭相進入好校區。美國人已陷入一場拚死爭奪戰，原因不是他們貪婪或愚蠢，而是他們想在一個日趨不平等的社會裏給子女一個機會。他們的擔憂不無道理：起步不好會毀掉一個孩子終生的機會。
在麵對別人的詢問時，大多數美國人仍會說，個人憑一己之力就能贏得社會地位。一項調查顯示，61%的美國人認同“有努力就有迴報”的說法，而加拿大人是49%，法國人隻有23%。但在現實中，美國的機會不均與結果不均同樣嚴重。我們也許相信，通過勤勞與毅力，人人都可成功，但事實並非如此。
有許多證據顯示，霍雷肖·阿爾傑（horatioalger）筆下的勵誌故事在現實生活中實屬鳳毛麟角。“全美教育統計中心”發布的一份研究是最令人震驚的證據之一。該研究探尋了1988年上八年級的美國人的教育經曆，以兩個標準對這些八年級學生分組，一是數學考試展示出的才能，二是根據其父母職業、收入和教育水平衡量的社會經濟地位。
表12–1列出了主要結果。不奇怪的是，考試分數高和父母社會地位高都會提高一名學生讀完大學的概率，但父母地位關係更大。考試成績處於底端1/4、出身家庭的地位列在頂端1/4的學生，即我十幾歲時美國人常說的“傻富孩”（rdk），與成績處於頂端1/4、父母位於底端1/4的學生相比，讀完大學的概率較高。這告訴我們，美國社會趨近機會平等的觀念明顯就是臆想。在現代美國，階層，尤其是上一輩的階層，通常壓過才能，這才更接近真相，雖說尚不是全部的真相。
表12–11988年八年級生讀完大學的百分比（%）
成績在底端1/4
成績在頂端1/4
父母在底端1/4
29
父母在頂端1/4
30
74
資料來源：nationalcenterforeducationstatistics，theconditionofeducation2003，第47頁。
難道不是到處都這樣嗎？不，程度不同。對“代際流動”（即子輩地位勝過父輩的概率）進行跨國比較不能反映實情，因為各國統計的數據在性質上不會完全對應。雖然如此，也可明顯看到，似乎霍雷肖·阿爾傑的小說更符合歐洲的情況：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流動性最高，而且研究結論大都顯示，美國的流動性低於法國和加拿大，也許連英國都不如。不但美國人擁有的機會不平等，美國機會的平等度也低於西方其他地方。
原因不難理解。單就美國與眾不同地缺乏全民醫療一項，就使不幸未生於富家的美國人遭遇一項劣勢，因為低收入家庭的美國子女常沒有保險，他們更易罹患會讓生活脫離正軌的健康問題。低收入與社會援助欠缺造成的營養不良，會有相同的影響。影響父母的生活劇變，也會使子輩很難超過父輩，而美國脆弱的社會保障體係使這樣的劇變更易發生，並使之惡化。此外，美國基礎教育的質量也參差不齊，諸如此類的原因還有不少。總之可歸結為，雖說“機會平等而非結果平等”的原則聽起來不錯，但二者的區別基本是臆想的。一個結果高度不均的社會，基本上也必然會成為一個機會高度不均的社會。如果你真心相信，全體美國人有權在起跑線上得到平等的機會，那就應該以此為理由，行動起來促進平等。
因此，美國高度的不平等除
了壓低大多數家庭的購買力外，還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其他嚴重的代價。不平等傷害我們的另一個途徑是腐蝕美國政治。伍德羅·威爾遜在1913年說：“若本國有人強大到可將合眾國政府據為己有，他們將如願以償。”這話幾乎很難會出自一位現代總統之口。不過，現在有了這樣的人，他們也將政府據為己有。當然並不是全盤掌控，但金錢勢力怪誕地扭曲美國政府政策的事例，幾乎每周都會被披露出來。
在本書付印時，就有一個驚世駭俗的例子：連一些民主黨人都紛紛聲援對衝基金經理，這些經理得到了超常的稅收減免。借助對稅法所做的一種怪異的解釋，這些經理（其中一些每年賺十幾億美元）得以使其收入按照15%的資本增值稅稅率來繳稅，而其他高收入者的稅率則高達35%。這一對衝基金賦稅漏洞每年給政府造成60億美元以上的稅收損失，相當於向300萬兒童提供醫療的開銷。其中將近20億美元落入25個人的腰包。連保守派經濟學家也認為，這一稅收減免沒有道理，應當取消。
但這一稅收減免有強大的政治支持，而且不隻是來自共和黨人。2007年7月，紐約州參議員、民主黨參議員競選委員會主席查爾斯·舒默（charlesschumer）放言，隻有當其他已成定製的稅收減免也同時取消，他才會支持填補對衝基金賦稅漏洞。人人都明白，這是一種以隱晦的方式阻撓改革的“毒丸”策略。而且人人都懷疑，對衝基金向民主黨政治競選捐助的大筆金錢，推動了舒默采取這一立場，雖然他對此否認。
對衝基金賦稅漏洞是個典型的例子，說明收入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如何腐蝕政治。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收入不均如何強化了一股從根本上反民主的勢力，即保守主義運動的興起。正如我在第7章中說的，貧富不均的加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政治的右轉，但因果關係還指向另一邊。富人新獲的財富提升了他們的影響力，維持了保守主義運動的製度，並將共和黨進一步推入該運動的軌道。美國政治的醜陋，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收入分配不均的反映。
更廣義地說，高度不平等讓維係美國社會的紐帶變得緊張。美國人信任政府與彼此信任的程度已有長期的下降趨勢。在20世紀60年代，多數美國人認同“多數人是可信的”這一說法，現在多數人不認同。在60年代，多數美國人相信政府運行是“為所有人的利益”，今天多數人認為政府運行是為“一些大利益集團”。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美國人日趨強烈的憤世嫉
俗情緒，原因在於貧富不均的拉大，這讓美國越來越像一個拉美國家。正如政治學家埃裏克·尤西拉納（ericuner）與米切爾·布朗（mitchellbrown）指出（並以廣博的資料說明）的：“在一個貧富懸殊的世界裏，經濟譜係兩端的人都沒有多少理由去相信‘多數人是可信的’……社會信任以經濟平等為根基。”
縮小收入差距
在討論減少不平等的途徑時，最好區分不平等的兩個概念以及減少不平等的兩種政策。
不平等的第一個概念是市場收入的不平等。美國當然是個市場經濟國家。人們大多以出賣勞動力給雇主的方式獲得大部分收入，人們收入的另一個來源是股票、證券、房地產等資產的市場收益。因此，衡量不平等的一個標準是人們出賣各種東西所獲收入的不均。市場收入分配高度不均，並且正在加劇。事實上，當前市場收入分配的不均程度與20世紀
還有許許多多的細節要完善，但要點是，從經濟、財政甚至政治的角度看，全民醫療都是很可行的。
醫療改革的迴報
改革美國醫療的首要原因很簡單—這將改善美國大眾的生活質量。在現行的體係之下，數千萬人得不到妥當的醫療，還有數百萬人的生活因醫藥費負擔而被毀掉，此外又有許多人雖尚有保險，也未因醫療費用而破產，但終日憂心忡忡，生怕接下來輪到自己。這些問題都不是無法避免的：其他富國都有全民保險。減少美國人麵臨的風險，就算會附有相當大的成本，也是值得的，更何況在這件事上根本就不會有成本。全民醫療將比我們現在四分五裂的體係要便宜、高效。
不過，醫療改革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保守主義運動分子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將克林頓方案置於死地，也是由於這個原因。克裏斯托說，那項方案的成功“將標誌中央集權福利國家政策的複活”。這麽說時，他心裏真正想的是，全民醫療將讓“社會應當幫助其不幸成員”的“新政”理念重煥生機。的確如此，而這正大大說明了全民醫療的好處。
簡言之，全民醫療之於一種未來的新“新政”，就如同社會保障製度之於最初的“新政”一樣：既是至關重要的製度，也是再度申明“彼此照顧、宛若兄弟”的準則。實現全民醫療應是現代自由派在國內政策上的第一要務，此事一旦成功，他們就可轉向更一般性、更艱難的任務，即抑製美國的貧富不均。
12我們的希望在哪裏
不平等的代價
縮小收入差距
平等化的算術
緩解市場不平等
另一場“大壓縮”？
我早年身處的美國是個相對平等的中產階級社會。但在過去一代人的時間裏，美國的不平等已經迴到了“鍍金年代”的水平。我將在本章中簡略敘述有助於逆轉這些變化的政策，像在討論醫療時那樣，我將從價值觀問題談起。我們為何要擔憂高度的、加劇的不平等？
擔憂
不平等的一個原因很簡單，就是生活水準問題。正如我在第7章中詳細闡明的，過去30年，美國經濟增長的最大成果落入了一小群富人的腰包，而且集中程度非常高，以至於都無法清楚判斷，普通家庭有沒有從科技進步及其帶來的生產效率的提高中獲取一丁點兒利益。中低收入家庭經濟改善的狀況不明，這本身就是要追求收入分配平等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除此之外，極度不平等對美國社會與民主製的損害，也是重要原因。自美國建國以來，我們對自身的期許一直是一個不要有強烈階層區別的國家—不是說全社會一律趨同、完全平等，而是說經濟精英與普通公民之間可以有差距，但不應有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正為此意，托馬斯·傑斐遜曾寫道：“小地主乃國之至寶。”在現代語境中可將傑斐遜的說法表達為，一個廣泛的中產階級是一國最珍貴之物，這從來都是個正確的判斷。高度不平等已使美國變成一個中產階級力量大減的國家，對社會關係與政治產生了侵蝕效果。由於美國已更深地陷入了一個新的“鍍金年代”，這一效果越發明顯了。
不平等的代價
在不平等的社會代價方麵，我見過的最好的一個論據是一位保守主義運動分子試圖提出的反論。1997年，保守派知識分子的一位元老歐文·克裏斯托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題為《不帶階級衝突的收入不均》的文章。歐文·克裏斯托稱，我們不應擔憂收入不均，因為不管數字怎麽說，現實中的階級差別已幾乎無存。他斷言，當前“更大程度的社會平等會蓋過收入不平等……在美國各大城市，根本不會有這樣的餐館—一名ceo可以安心地在那裏吃午餐或晚飯，絲毫不用擔心碰上他的秘書。坐頭等艙飛行時，誰會是你的旅伴？你無法預料。如果是去巴黎，你會迷失在一群‘炫’信用卡的年輕人中”。
在宣稱“因為我們有社會平等，所以收入不平等不要緊”時，歐文·克裏斯托實際上承認，收入不均如果導致社會不平等，就會是個麻煩。但問題在於的確會這樣。在歐文·克裏斯托幻想的世界裏，富人活得與你我一般無二，沒人覺得社會地位低，而這與我們所處的真實美國有天壤之別。
顯而易見，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就不用說了，但值得指出的是，歐文·克裏斯托想象的ceo與中產階級摩肩接踵的場景，與《華爾街日報》專門報道富人生活的羅伯特·弗蘭克所寫的也是南轅北轍。在《富人國》一書中，弗蘭克講了他了解的情況：
當今的富人已
形成了自有的虛擬王國……他們已建立了一個自足自治的世界，一切齊備，包括自有的醫療體係（特殊服務醫生）、交遊網絡（共有飛機、貴賓俱樂部）、單獨的經濟係統……富人不僅在變富，他們在變成經濟上的外國人，創建其自有的國中之國、社會中之社會、經濟中之經濟。事實是，嚴重貧富不均必然會帶來嚴重的社會不平等，這對美國人的生活境況有切切實實的負麵影響。絕大多數美國人住不起世界各地豪華酒店紛紛推出的一晚1.1萬美元的套房，這也許還不大要緊。非同小可的是，為了拚命把子女送進好學校，數以百萬計的中產階級家庭不顧支付能力購買住房，背負危如累卵的抵押貸款，而貧富不均的加劇意味著，符合人們心願的學區在日趨變少，其居住成本則在日趨升高。
哈佛法學院破產問題專家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warren）與商業諮詢師阿米莉亞·沃倫·塔亞吉（ameliawarrentyagi）研究了美國破產的大增。到2005年，恰在一項大大提高個人破產難度的新法生效之前，每年申請破產的家庭數量是20世紀80年代早期水平的5倍。這一破產大潮最直接的原因是，家庭在背負更多債務。這促使一些人以道學的口吻宣稱，有些人不顧支付能力，花了太多錢購買奢侈品。但沃倫和塔亞吉的研究結果是，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中產階級家庭的奢侈品開銷其實降低了。而債務的大增主要反映了住房開銷的上漲，其推動力主要是人們爭相進入好校區。美國人已陷入一場拚死爭奪戰，原因不是他們貪婪或愚蠢，而是他們想在一個日趨不平等的社會裏給子女一個機會。他們的擔憂不無道理：起步不好會毀掉一個孩子終生的機會。
在麵對別人的詢問時，大多數美國人仍會說，個人憑一己之力就能贏得社會地位。一項調查顯示，61%的美國人認同“有努力就有迴報”的說法，而加拿大人是49%，法國人隻有23%。但在現實中，美國的機會不均與結果不均同樣嚴重。我們也許相信，通過勤勞與毅力，人人都可成功，但事實並非如此。
有許多證據顯示，霍雷肖·阿爾傑（horatioalger）筆下的勵誌故事在現實生活中實屬鳳毛麟角。“全美教育統計中心”發布的一份研究是最令人震驚的證據之一。該研究探尋了1988年上八年級的美國人的教育經曆，以兩個標準對這些八年級學生分組，一是數學考試展示出的才能，二是根據其父母職業、收入和教育水平衡量的社會經濟地位。
表12–1列出了主要結果。不奇怪的是，考試分數高和父母社會地位高都會提高一名學生讀完大學的概率，但父母地位關係更大。考試成績處於底端1/4、出身家庭的地位列在頂端1/4的學生，即我十幾歲時美國人常說的“傻富孩”（rdk），與成績處於頂端1/4、父母位於底端1/4的學生相比，讀完大學的概率較高。這告訴我們，美國社會趨近機會平等的觀念明顯就是臆想。在現代美國，階層，尤其是上一輩的階層，通常壓過才能，這才更接近真相，雖說尚不是全部的真相。
表12–11988年八年級生讀完大學的百分比（%）
成績在底端1/4
成績在頂端1/4
父母在底端1/4
29
父母在頂端1/4
30
74
資料來源：nationalcenterforeducationstatistics，theconditionofeducation2003，第47頁。
難道不是到處都這樣嗎？不，程度不同。對“代際流動”（即子輩地位勝過父輩的概率）進行跨國比較不能反映實情，因為各國統計的數據在性質上不會完全對應。雖然如此，也可明顯看到，似乎霍雷肖·阿爾傑的小說更符合歐洲的情況：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流動性最高，而且研究結論大都顯示，美國的流動性低於法國和加拿大，也許連英國都不如。不但美國人擁有的機會不平等，美國機會的平等度也低於西方其他地方。
原因不難理解。單就美國與眾不同地缺乏全民醫療一項，就使不幸未生於富家的美國人遭遇一項劣勢，因為低收入家庭的美國子女常沒有保險，他們更易罹患會讓生活脫離正軌的健康問題。低收入與社會援助欠缺造成的營養不良，會有相同的影響。影響父母的生活劇變，也會使子輩很難超過父輩，而美國脆弱的社會保障體係使這樣的劇變更易發生，並使之惡化。此外，美國基礎教育的質量也參差不齊，諸如此類的原因還有不少。總之可歸結為，雖說“機會平等而非結果平等”的原則聽起來不錯，但二者的區別基本是臆想的。一個結果高度不均的社會，基本上也必然會成為一個機會高度不均的社會。如果你真心相信，全體美國人有權在起跑線上得到平等的機會，那就應該以此為理由，行動起來促進平等。
因此，美國高度的不平等除
了壓低大多數家庭的購買力外，還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其他嚴重的代價。不平等傷害我們的另一個途徑是腐蝕美國政治。伍德羅·威爾遜在1913年說：“若本國有人強大到可將合眾國政府據為己有，他們將如願以償。”這話幾乎很難會出自一位現代總統之口。不過，現在有了這樣的人，他們也將政府據為己有。當然並不是全盤掌控，但金錢勢力怪誕地扭曲美國政府政策的事例，幾乎每周都會被披露出來。
在本書付印時，就有一個驚世駭俗的例子：連一些民主黨人都紛紛聲援對衝基金經理，這些經理得到了超常的稅收減免。借助對稅法所做的一種怪異的解釋，這些經理（其中一些每年賺十幾億美元）得以使其收入按照15%的資本增值稅稅率來繳稅，而其他高收入者的稅率則高達35%。這一對衝基金賦稅漏洞每年給政府造成60億美元以上的稅收損失，相當於向300萬兒童提供醫療的開銷。其中將近20億美元落入25個人的腰包。連保守派經濟學家也認為，這一稅收減免沒有道理，應當取消。
但這一稅收減免有強大的政治支持，而且不隻是來自共和黨人。2007年7月，紐約州參議員、民主黨參議員競選委員會主席查爾斯·舒默（charlesschumer）放言，隻有當其他已成定製的稅收減免也同時取消，他才會支持填補對衝基金賦稅漏洞。人人都明白，這是一種以隱晦的方式阻撓改革的“毒丸”策略。而且人人都懷疑，對衝基金向民主黨政治競選捐助的大筆金錢，推動了舒默采取這一立場，雖然他對此否認。
對衝基金賦稅漏洞是個典型的例子，說明收入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如何腐蝕政治。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收入不均如何強化了一股從根本上反民主的勢力，即保守主義運動的興起。正如我在第7章中說的，貧富不均的加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政治的右轉，但因果關係還指向另一邊。富人新獲的財富提升了他們的影響力，維持了保守主義運動的製度，並將共和黨進一步推入該運動的軌道。美國政治的醜陋，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收入分配不均的反映。
更廣義地說，高度不平等讓維係美國社會的紐帶變得緊張。美國人信任政府與彼此信任的程度已有長期的下降趨勢。在20世紀60年代，多數美國人認同“多數人是可信的”這一說法，現在多數人不認同。在60年代，多數美國人相信政府運行是“為所有人的利益”，今天多數人認為政府運行是為“一些大利益集團”。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美國人日趨強烈的憤世嫉
俗情緒，原因在於貧富不均的拉大，這讓美國越來越像一個拉美國家。正如政治學家埃裏克·尤西拉納（ericuner）與米切爾·布朗（mitchellbrown）指出（並以廣博的資料說明）的：“在一個貧富懸殊的世界裏，經濟譜係兩端的人都沒有多少理由去相信‘多數人是可信的’……社會信任以經濟平等為根基。”
縮小收入差距
在討論減少不平等的途徑時，最好區分不平等的兩個概念以及減少不平等的兩種政策。
不平等的第一個概念是市場收入的不平等。美國當然是個市場經濟國家。人們大多以出賣勞動力給雇主的方式獲得大部分收入，人們收入的另一個來源是股票、證券、房地產等資產的市場收益。因此，衡量不平等的一個標準是人們出賣各種東西所獲收入的不均。市場收入分配高度不均，並且正在加劇。事實上，當前市場收入分配的不均程度與20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