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5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是保守主義運動的一種黏合劑。如要像羅斯福指揮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高效、誠實地主持伊拉克戰爭，就意味著行事上至少要有點兒類似“新政”—那將是主政者深惡痛絕的。
如前所述，理想狀態是，公眾應當從這次經曆中明白，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其實不能保衛美國。至少在今後很長時間裏，保守派靠擺出好戰的姿態、使用強硬的措辭來贏得選舉的本領，應當會因伊拉克戰爭的經曆而失效。選民將會記住在小布什執政時期，這種做法把人們帶入何種境地：這位言辭強硬、裝腔作勢的領導人把國家騙入一場不必要的、災難性的戰爭。如果選民忘了，自由派會提醒他們。所以，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如欲再現布什在2002年和2004年的成績，利用國家安全問題轉移公眾的視線，掩蓋其政策的精英主義、反平民主義本質，應當尚需時日。
盡管如此，就算在公眾不關注國家安全問題的年份，保守主義運動分子也不斷贏得選舉。這一選舉實力最重要、最具持續性的原因就是種族—保守主義運動分子能或明或暗地迎合白人對黑人的恐懼，從而贏取一部分白人選民。保守主義運動分子選舉實力的這一源泉並未消失，但有很好的理由相信種族問題正在逐漸失效。
種族問題新態勢
2002年魯伊·泰克塞拉（ruytexeira）與約翰·朱迪斯（johnjudis）出版了《正在興起的民主黨多數派》（theemergingdemocraticmajority）一書，意在與凱文·菲利普斯（kevinphillips）1969年的預見性著作《正在興起的共和黨多數派》（theemergingrepublicanmajority）一較高下。和菲利普斯一樣，他們從人口趨勢的角度論述，並稱這方麵的變化對民主黨人日趨有利。共和黨在2002年和2004年的勝利似乎使他們的論點顯得大謬不然，但2006年的選舉令其再現活力。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泰克塞拉與朱迪斯論稱：“布什政府對‘9·11’事件的應對促成了共和黨的一段短暫複興，本次選舉標誌著這段複興的終結，引導民主黨與中左派在美國占據多數地位的政治與人口趨勢在迴歸。”這與我的觀點差別不大，不過我的詮釋要比他們更直白、更不留情麵。我想說的是，保守主義運動得以成功的必要手段，即在政治上利用白人情緒反彈的做法，正在逐漸失靈，原因有二：美國的“白”度在降低，許多（但不是全部）白人
的種族主義傾向在減弱。
我說的“白”其實是指“非西班牙裔的白”。西班牙裔人口增長迅速，從1980年占總數的6.4%上升到2000年的12.5%，這是當前美國種族構成變化的主因。亞洲裔人口也在迅速增多，不過基數較低：亞洲裔人口1980年占總人口的1.5%，但2000年占3.8%。這兩個族群擴大的主因是移民，不過西班牙裔還有生育率高的特點。
正如我在探討“長鍍金年代”時指出的，移民的直接政治效果就是降低低收入工人中的選民比例，明顯增強右派的政治實力。在相當多的勞動力是低薪移民時，投票者就不是從推進平等的政策中獲利最多的人，而是從中受損最大的人。假如這就是事情的全部，美國人口種族構成的變化將不過是一個幫助保守派、損害自由派的過程的副產品。但這不是事情的全部，新移民不是白人—或者至少在許多土生白人看來不是白人，這是問題的關鍵。這一情況與美國的種族政治相互影響就會產生一種作用，在我看來，這種作用最終會使保守主義運動喪失最有威力的政治武器。
要理解這一作用，首先必須認識到，對於支撐保守主義運動的聯盟而言，移民是製造不和諧的重要因素。商業利益集團支持移民，因為他們喜歡人數眾多、成本廉價的勞動力。但會因種族問題而立場動搖、對保守主義運動的成功又至關重要的選民，也往往是強烈的本土主義者。約翰·朱迪斯描述了反移民共和黨選民的概貌：
他們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因反對取消種族隔離、抵製反文化潮流而加入共和黨的白人勞工階層選民十分相似。他們一般是來自南部、中西部和西部內陸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收入較低，沒有大學學曆。他們生活在小鎮和鄉間，通常遠離移民集中的地區，自認為是“保守派”。結果是，因在移民政策上見解不同，保守主義運動內部裂痕深重。而這有一個更深遠的影響：現代共和黨的重要一翼對移民怨憤極大，這一明顯事實會將非白人移民推入民主黨的懷抱。加利福尼亞州已發生這樣的事：前州長、共和黨人皮特·威爾遜（petewilson）在1994年以非法移民作為競選主題，得以勉強獲勝。但這引發的後果是，在其後的幾年裏，加利福尼亞州不斷增多的西班牙裔人口絕大多數倒向了民主黨，使該州政局向自由主義方向劇烈傾斜。阿諾德·施瓦辛格當選州長也無改大局。施瓦辛格很快就明白，要有效執政，就必須做個現代版的艾森豪威爾式共和黨人，結果就像紐約市長邁克爾·布隆
伯格（邁克爾·布隆伯格近期宣布自己是獨立人士）一樣，他常被稱為事實上的民主黨人。
換言之，保守主義運動政治勝利的關鍵是迎合怨恨黑人的白人。但反對黑人者通常也反對移民。由於人數的迅速增多，移民成為一股日趨強大的政治勢力，其結果是，過去一直是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有效工具的種族問題也許正在逐漸變成一個包袱。
共和黨人試圖緩解這個問題，方法就是在盡可能長的時間裏不給予移民及其後代選舉權。第9章所述的一些編造的競選造假案件，其中一部分就是針對西班牙裔人提起的，而不是針對黑人。2003年，司法部律師一致認定，惡名遠揚的得克薩斯州選區重劃方案違反了《選舉權法》，而主要的依據之一就是該方案大大衝淡了西班牙裔人的選舉影響力（不出所料，經任命上台的行政官員否決了律師的結論，該方案也得以實施，使共和黨多獲得五個議員席位）。但選區重劃並未阻擋民主黨人在2006年一舉拿下眾議院，而且很明顯，這種可鄙的行為終究隻是一種拖延手段。
除了美國的“白”度在降低這個簡單明了的事實外，還有一個更為鼓舞人心的理由，說明拿種族問題做政治文章的方法也許正在失靈：整個國家的種族主義傾向大大降低了。種族主義退潮最生動的證據就是人們如何迴答涉及異族通婚的問題，此事曾令白人惶惶不安。1978年，當保守主義運動剛開始其通往權力頂峰之路時，在蓋洛普機構調查的美國人中，隻有36%讚同白人與黑人通婚，54%反對。晚至1991年，讚同者還有48%的相對多數。但到2002年，65%的美國人讚同異族通婚；到2007年6月，這一比例升至77%。
這似乎與政治並無直接關係。畢竟沒有人建議恢複原來那些禁止異族通婚的法律。但右派利用種族緊張的能力與現實政策並無多大關係，而主要是通過迎合人們的原始情緒。若這樣的原始情緒減弱—目前的情況正是如此，右派的策略也會逐漸失效。
種族主義的退潮並不意味著政治革命近在眼前。在一段時間裏，美國東南部各州仍會是共和黨的重要地盤。但不誇張地說，在南方的邊界上，“南方策略”的效力在耗損：現在包括弗吉尼亞州在內的各“邊界州”正在日益成為民主黨人的有利陣地。事實上，2006年弗吉尼亞州參議員競選中詹姆斯·韋布（jameswebb）小勝喬治·艾倫（georgeallen）就是個絕好的例子，它充分說明了，舊式種族主義與移民問題相互
作用會動搖保守主義運動分子的根基。艾倫本是個加利福尼亞州的雅皮士，但他把自己打造成一個老派的南方好男人。他展現的政治天分讓許多人寄予厚望，甚至相信他很有機會成為下屆共和黨總統提名人。但接著就發生了“馬卡卡”事件：艾倫開始用這個詞嘲諷韋布的助手悉達多（s.r.sidharth）。悉達多祖籍印度，出生於美國，皮膚黝黑。後來人們發現“馬卡卡”是種隱晦的種族性蔑稱。此事被錄了下來（這年頭什麽事都有視頻記錄），這已足以讓韋布勝出一籌、贏得選舉了。
種族政治的變化有無比重要的意義。保守主義運動隻有在美國才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他們在美國興風作浪，而持類似觀點的人在加拿大和歐洲已淪落到政治邊緣，其中首要的原因就是奴隸製遺留下來的種族緊張。緩解這種緊張，或者更準確地說，讓共和黨人在圖謀利用這種緊張時付出更大的政治代價，美國就會變得不那麽獨特，更類似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在那些國家，對福利國家和抑製貧富差距政策的支持要有力得多。
美國變得更加寬容？
在那份反映觀念長期變化趨勢的皮尤報告中，最驚人的部分也許是有關社會與“價值觀”問題的一節。不久前美國還很不寬容，而現在觀念卻有了很大改變，這頗令人吃驚。例如，1987年一半多的受訪者認為學校應有權解雇同性戀教師，43%的人認為艾滋病也許是上帝對不道德性行為的懲罰。到2007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28%和23%。或以女性的社會角色問題為例，對於“女性應迴歸其傳統角色”這一說法，1987年僅有29%的人完全反對，但到2007年這一比例已升至51%。
觀念的變化之大是驚人的，但其政治含義卻不大明顯。正如我在第9章中闡述的，政治學家質疑《堪薩斯州怎麽了》一書的立論：在細究數據之後，他們幾乎沒有找到證據證明，果真是宗教與社會問題而非種族問題，使大量勞工階層白人的投票違背了自身經濟利益。“價值觀選民”似乎僅在勢均力敵的競選中起決定作用。盡管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利用了社會與宗教的不寬容，這種利用的規模也明顯在縮小。
而且有跡象表明，與種族上的變化有些相似的是，在社會與宗教問題上也有一種變化：美國變得更加寬容，而共和黨仍依賴一群不容異己的支持者，這使它日漸脫離群眾。堪薩斯州本身就是個好例子。在該州，2004年選舉過後，一些共和黨要員加入民主黨，以抗議宗教右派把持當地的共和黨
。“我厭倦了關於查爾斯·達爾文是對還是錯的神學爭論。”堪薩斯州共和黨前主席在轉投民主黨時說。作為應對之策，堪薩斯州共和黨要求黨員簽署一份“團結誓約”。這一誓約令人脊背發涼，言語晦澀，其內容為“在政治或個人的前路上，我永不會找借口轉移我對黨的忠誠”。在我寫本書時，堪薩斯州長為民主黨人，民主黨也占據該州四個眾議員席位的兩個。
保守派的失敗
當前的美國經濟使大多數人落在後麵，而現在按理還是好年景，這讓美國人感到擔憂。美國人已更能抵禦轉移視線的政治手段，這些政治手段迎合褊狹的種族與社會情緒、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煽動恐慌情緒。有鑒於此，保守主義運動的好日子似乎已經過去了。
但自由派應立意高遠，隻求不像近年來美國的治理者那麽壞，是不夠的。再想想“新政”的經驗：由於保守派治國的失敗，民主黨人贏得1932年的選舉可謂必然，但勝利者是否會留下持久的遺產則是個未知數。正是由於羅斯福找到了縮小貧富差距、提高經濟保障的答案，“新政”的效果才能如此持久。最重要的答案是美國的福利國家製度，尤以社會保障居首。如前所述，在既平衡美國收入分配又不影響經濟增長一事上，“新政”也是非常成功的。
現在，全美國人又一次對保守派的治國感到厭惡。這不是1932年的再現，但民主黨人，並且是很傾向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極有可能很快就兼得國會與白宮。問題在於，新的多數黨能否取得什麽持久性的成績。
他們應當有這樣的能力。與75年前的自由派相比，今天的自由派有個大優勢：他們知道該做什麽—至少在一個重要事項上。我將在下一章中解釋，我們為何有絕好的理由來完成“新政”的遺業，給予美國人其他發達國家公民都已擁有的東西—有保障的全民醫療。
11醫療問題為什麽那麽難
低效的醫療體係
美國的醫療經濟學
一場慢節奏的危機
醫療改革的持久障礙
醫療改革的新契機
切勿重犯的錯誤
醫療改革之路
醫療改革的迴報
美國不保障國民的基本醫療，這在富國中絕無僅有。在探討醫療政策時，人們大都先從一定的事實與數字來談論，在彌補這一差距時，會有什麽樣的成本與收益，我也是如此。我將很快談及這些，但
如前所述，理想狀態是，公眾應當從這次經曆中明白，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其實不能保衛美國。至少在今後很長時間裏，保守派靠擺出好戰的姿態、使用強硬的措辭來贏得選舉的本領，應當會因伊拉克戰爭的經曆而失效。選民將會記住在小布什執政時期，這種做法把人們帶入何種境地：這位言辭強硬、裝腔作勢的領導人把國家騙入一場不必要的、災難性的戰爭。如果選民忘了，自由派會提醒他們。所以，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如欲再現布什在2002年和2004年的成績，利用國家安全問題轉移公眾的視線，掩蓋其政策的精英主義、反平民主義本質，應當尚需時日。
盡管如此，就算在公眾不關注國家安全問題的年份，保守主義運動分子也不斷贏得選舉。這一選舉實力最重要、最具持續性的原因就是種族—保守主義運動分子能或明或暗地迎合白人對黑人的恐懼，從而贏取一部分白人選民。保守主義運動分子選舉實力的這一源泉並未消失，但有很好的理由相信種族問題正在逐漸失效。
種族問題新態勢
2002年魯伊·泰克塞拉（ruytexeira）與約翰·朱迪斯（johnjudis）出版了《正在興起的民主黨多數派》（theemergingdemocraticmajority）一書，意在與凱文·菲利普斯（kevinphillips）1969年的預見性著作《正在興起的共和黨多數派》（theemergingrepublicanmajority）一較高下。和菲利普斯一樣，他們從人口趨勢的角度論述，並稱這方麵的變化對民主黨人日趨有利。共和黨在2002年和2004年的勝利似乎使他們的論點顯得大謬不然，但2006年的選舉令其再現活力。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泰克塞拉與朱迪斯論稱：“布什政府對‘9·11’事件的應對促成了共和黨的一段短暫複興，本次選舉標誌著這段複興的終結，引導民主黨與中左派在美國占據多數地位的政治與人口趨勢在迴歸。”這與我的觀點差別不大，不過我的詮釋要比他們更直白、更不留情麵。我想說的是，保守主義運動得以成功的必要手段，即在政治上利用白人情緒反彈的做法，正在逐漸失靈，原因有二：美國的“白”度在降低，許多（但不是全部）白人
的種族主義傾向在減弱。
我說的“白”其實是指“非西班牙裔的白”。西班牙裔人口增長迅速，從1980年占總數的6.4%上升到2000年的12.5%，這是當前美國種族構成變化的主因。亞洲裔人口也在迅速增多，不過基數較低：亞洲裔人口1980年占總人口的1.5%，但2000年占3.8%。這兩個族群擴大的主因是移民，不過西班牙裔還有生育率高的特點。
正如我在探討“長鍍金年代”時指出的，移民的直接政治效果就是降低低收入工人中的選民比例，明顯增強右派的政治實力。在相當多的勞動力是低薪移民時，投票者就不是從推進平等的政策中獲利最多的人，而是從中受損最大的人。假如這就是事情的全部，美國人口種族構成的變化將不過是一個幫助保守派、損害自由派的過程的副產品。但這不是事情的全部，新移民不是白人—或者至少在許多土生白人看來不是白人，這是問題的關鍵。這一情況與美國的種族政治相互影響就會產生一種作用，在我看來，這種作用最終會使保守主義運動喪失最有威力的政治武器。
要理解這一作用，首先必須認識到，對於支撐保守主義運動的聯盟而言，移民是製造不和諧的重要因素。商業利益集團支持移民，因為他們喜歡人數眾多、成本廉價的勞動力。但會因種族問題而立場動搖、對保守主義運動的成功又至關重要的選民，也往往是強烈的本土主義者。約翰·朱迪斯描述了反移民共和黨選民的概貌：
他們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因反對取消種族隔離、抵製反文化潮流而加入共和黨的白人勞工階層選民十分相似。他們一般是來自南部、中西部和西部內陸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收入較低，沒有大學學曆。他們生活在小鎮和鄉間，通常遠離移民集中的地區，自認為是“保守派”。結果是，因在移民政策上見解不同，保守主義運動內部裂痕深重。而這有一個更深遠的影響：現代共和黨的重要一翼對移民怨憤極大，這一明顯事實會將非白人移民推入民主黨的懷抱。加利福尼亞州已發生這樣的事：前州長、共和黨人皮特·威爾遜（petewilson）在1994年以非法移民作為競選主題，得以勉強獲勝。但這引發的後果是，在其後的幾年裏，加利福尼亞州不斷增多的西班牙裔人口絕大多數倒向了民主黨，使該州政局向自由主義方向劇烈傾斜。阿諾德·施瓦辛格當選州長也無改大局。施瓦辛格很快就明白，要有效執政，就必須做個現代版的艾森豪威爾式共和黨人，結果就像紐約市長邁克爾·布隆
伯格（邁克爾·布隆伯格近期宣布自己是獨立人士）一樣，他常被稱為事實上的民主黨人。
換言之，保守主義運動政治勝利的關鍵是迎合怨恨黑人的白人。但反對黑人者通常也反對移民。由於人數的迅速增多，移民成為一股日趨強大的政治勢力，其結果是，過去一直是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有效工具的種族問題也許正在逐漸變成一個包袱。
共和黨人試圖緩解這個問題，方法就是在盡可能長的時間裏不給予移民及其後代選舉權。第9章所述的一些編造的競選造假案件，其中一部分就是針對西班牙裔人提起的，而不是針對黑人。2003年，司法部律師一致認定，惡名遠揚的得克薩斯州選區重劃方案違反了《選舉權法》，而主要的依據之一就是該方案大大衝淡了西班牙裔人的選舉影響力（不出所料，經任命上台的行政官員否決了律師的結論，該方案也得以實施，使共和黨多獲得五個議員席位）。但選區重劃並未阻擋民主黨人在2006年一舉拿下眾議院，而且很明顯，這種可鄙的行為終究隻是一種拖延手段。
除了美國的“白”度在降低這個簡單明了的事實外，還有一個更為鼓舞人心的理由，說明拿種族問題做政治文章的方法也許正在失靈：整個國家的種族主義傾向大大降低了。種族主義退潮最生動的證據就是人們如何迴答涉及異族通婚的問題，此事曾令白人惶惶不安。1978年，當保守主義運動剛開始其通往權力頂峰之路時，在蓋洛普機構調查的美國人中，隻有36%讚同白人與黑人通婚，54%反對。晚至1991年，讚同者還有48%的相對多數。但到2002年，65%的美國人讚同異族通婚；到2007年6月，這一比例升至77%。
這似乎與政治並無直接關係。畢竟沒有人建議恢複原來那些禁止異族通婚的法律。但右派利用種族緊張的能力與現實政策並無多大關係，而主要是通過迎合人們的原始情緒。若這樣的原始情緒減弱—目前的情況正是如此，右派的策略也會逐漸失效。
種族主義的退潮並不意味著政治革命近在眼前。在一段時間裏，美國東南部各州仍會是共和黨的重要地盤。但不誇張地說，在南方的邊界上，“南方策略”的效力在耗損：現在包括弗吉尼亞州在內的各“邊界州”正在日益成為民主黨人的有利陣地。事實上，2006年弗吉尼亞州參議員競選中詹姆斯·韋布（jameswebb）小勝喬治·艾倫（georgeallen）就是個絕好的例子，它充分說明了，舊式種族主義與移民問題相互
作用會動搖保守主義運動分子的根基。艾倫本是個加利福尼亞州的雅皮士，但他把自己打造成一個老派的南方好男人。他展現的政治天分讓許多人寄予厚望，甚至相信他很有機會成為下屆共和黨總統提名人。但接著就發生了“馬卡卡”事件：艾倫開始用這個詞嘲諷韋布的助手悉達多（s.r.sidharth）。悉達多祖籍印度，出生於美國，皮膚黝黑。後來人們發現“馬卡卡”是種隱晦的種族性蔑稱。此事被錄了下來（這年頭什麽事都有視頻記錄），這已足以讓韋布勝出一籌、贏得選舉了。
種族政治的變化有無比重要的意義。保守主義運動隻有在美國才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他們在美國興風作浪，而持類似觀點的人在加拿大和歐洲已淪落到政治邊緣，其中首要的原因就是奴隸製遺留下來的種族緊張。緩解這種緊張，或者更準確地說，讓共和黨人在圖謀利用這種緊張時付出更大的政治代價，美國就會變得不那麽獨特，更類似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在那些國家，對福利國家和抑製貧富差距政策的支持要有力得多。
美國變得更加寬容？
在那份反映觀念長期變化趨勢的皮尤報告中，最驚人的部分也許是有關社會與“價值觀”問題的一節。不久前美國還很不寬容，而現在觀念卻有了很大改變，這頗令人吃驚。例如，1987年一半多的受訪者認為學校應有權解雇同性戀教師，43%的人認為艾滋病也許是上帝對不道德性行為的懲罰。到2007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28%和23%。或以女性的社會角色問題為例，對於“女性應迴歸其傳統角色”這一說法，1987年僅有29%的人完全反對，但到2007年這一比例已升至51%。
觀念的變化之大是驚人的，但其政治含義卻不大明顯。正如我在第9章中闡述的，政治學家質疑《堪薩斯州怎麽了》一書的立論：在細究數據之後，他們幾乎沒有找到證據證明，果真是宗教與社會問題而非種族問題，使大量勞工階層白人的投票違背了自身經濟利益。“價值觀選民”似乎僅在勢均力敵的競選中起決定作用。盡管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利用了社會與宗教的不寬容，這種利用的規模也明顯在縮小。
而且有跡象表明，與種族上的變化有些相似的是，在社會與宗教問題上也有一種變化：美國變得更加寬容，而共和黨仍依賴一群不容異己的支持者，這使它日漸脫離群眾。堪薩斯州本身就是個好例子。在該州，2004年選舉過後，一些共和黨要員加入民主黨，以抗議宗教右派把持當地的共和黨
。“我厭倦了關於查爾斯·達爾文是對還是錯的神學爭論。”堪薩斯州共和黨前主席在轉投民主黨時說。作為應對之策，堪薩斯州共和黨要求黨員簽署一份“團結誓約”。這一誓約令人脊背發涼，言語晦澀，其內容為“在政治或個人的前路上，我永不會找借口轉移我對黨的忠誠”。在我寫本書時，堪薩斯州長為民主黨人，民主黨也占據該州四個眾議員席位的兩個。
保守派的失敗
當前的美國經濟使大多數人落在後麵，而現在按理還是好年景，這讓美國人感到擔憂。美國人已更能抵禦轉移視線的政治手段，這些政治手段迎合褊狹的種族與社會情緒、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煽動恐慌情緒。有鑒於此，保守主義運動的好日子似乎已經過去了。
但自由派應立意高遠，隻求不像近年來美國的治理者那麽壞，是不夠的。再想想“新政”的經驗：由於保守派治國的失敗，民主黨人贏得1932年的選舉可謂必然，但勝利者是否會留下持久的遺產則是個未知數。正是由於羅斯福找到了縮小貧富差距、提高經濟保障的答案，“新政”的效果才能如此持久。最重要的答案是美國的福利國家製度，尤以社會保障居首。如前所述，在既平衡美國收入分配又不影響經濟增長一事上，“新政”也是非常成功的。
現在，全美國人又一次對保守派的治國感到厭惡。這不是1932年的再現，但民主黨人，並且是很傾向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極有可能很快就兼得國會與白宮。問題在於，新的多數黨能否取得什麽持久性的成績。
他們應當有這樣的能力。與75年前的自由派相比，今天的自由派有個大優勢：他們知道該做什麽—至少在一個重要事項上。我將在下一章中解釋，我們為何有絕好的理由來完成“新政”的遺業，給予美國人其他發達國家公民都已擁有的東西—有保障的全民醫療。
11醫療問題為什麽那麽難
低效的醫療體係
美國的醫療經濟學
一場慢節奏的危機
醫療改革的持久障礙
醫療改革的新契機
切勿重犯的錯誤
醫療改革之路
醫療改革的迴報
美國不保障國民的基本醫療，這在富國中絕無僅有。在探討醫療政策時，人們大都先從一定的事實與數字來談論，在彌補這一差距時，會有什麽樣的成本與收益，我也是如此。我將很快談及這些，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