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3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就在2006年的書《建設紅色美國》（buildingredamerica）中論稱，國家安全將會是共和黨優勢的長久源頭：“民主黨在國家防務上稍有疏虞，其軟弱形象都會被置於‘長久戰爭’的背景之下嚴重放大。”
但也可以很有理由地說，在2002年和2004年成功地利用安全問題，也是一種作繭自縛，甚至也許是自取滅亡的做法。美國若不主動投入重大戰事，國家安全就會被淡忘。老布什在1992年對此深有體會：1991年的海灣戰爭一度令他的支持率達到80%，但一年之後公眾就轉而關注經濟問題，雖說公眾認為民主黨人不善處理防務，民主黨人還是奪迴了白宮。
小布什起初似乎在重蹈覆轍：到2002年夏，他的支持率已從高點滑落，公眾轉而關注公司醜聞與經濟不振。攻打伊拉克的準備工作隨即開始。小布什政府為何對這場戰爭如盼甘霖？準確的原因也許永遠成謎，但軍事冒險的確會使國家安全不斷得到關注，而共和黨自認為打仗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由此可見，十分明顯的問題是，要讓公眾始終以國家安全為首要關注點，就得挑那些會還手的人來打。而真實世界裏“壞人”的槍法可沒蘭博電影裏的那麽差。在伊拉克深陷泥潭並非偶然：就算伊拉克人曾經真的拿著鮮花、糖果歡迎過我們，美國接下來還是會陷入一個更大更深的泥潭。“人人想去巴格達，真漢子想去德黑蘭。”2002年一位英國官員對《新聞周刊》如是說。
還有一點，保守主義運動與重大戰爭行動互不相容。一旦有重大的軍事動員，勢必會有人唿籲所有人做相同的犧牲，這意味著稅收會增加，發國難財的舉動會遭到打擊，如此等等。兩次世界大戰都導致工會成員增多，稅收累進度提高，收入不均緩解，這些全是保守派的眼中釘。已有很多文章揭露了伊拉克戰爭的善後工作準備得如何草率倉促。但論者似乎對一點著墨不夠，那就是小布什政府在戰前強迫自己相信可以用低廉的代價發動這場戰爭，因為一旦對戰爭成本與需求進行實事求是的評估，小布什政府的減稅計劃馬上就會遭到質疑。除此之外，生活在虛幻世界的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剛愎自用、冥頑不化，保守主義運動天生就任人唯親、腐敗橫行。有鑒於此，伊拉克戰爭從一開始就必敗無疑。
國家安全問題似乎已讓保守主義運動在2002年與2004年兩度勝選，而且是決定命運的關鍵。這樣，共和黨對國會與白宮的控製就又在其自然壽命之上延長了四年
。這一變化的影響，尤其是對最高法院的影響，將會持續數十年，我無意淡化此事。但目前而言，國防問題不像是共和黨優勢常在的源泉。
宗教與道德對政治的影響
我們認為，雞奸行為使社會渙散，助長家庭的破裂，導致危險傳染病的流行。同性戀行為有悖於上帝宣示的、美國立國者們確認的、多數得克薩斯州人遵從的永恆的基本真理。得克薩斯州共和黨2006年綱領如此宣稱，該綱領還許諾要“打碎政教分離的神話”。
在與貧富不均有關的政治問題上，宗教與道德價值起了什麽作用，關於這一點，有兩個不同的問題。其一是不接受政教分離的教徒對共和黨的控製度有多大。米歇爾·戈德堡（michellegoldberg）在她的《王者歸來》（kingdoing）一書中稱這些教徒為“基督教國家主義者”，那是本令人毛骨悚然的書。其二是托馬斯·弗蘭克問題。共和黨之所以能推行一套反平民主義的經濟方案，把“價值觀選民”動員起來，利用價值觀議題來轉移人們對基本生活問題的關注，這兩種做法發揮了多大的作用。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很明白：基督教右派對共和黨的影響的確很強。得克薩斯州共和黨的那份綱領反映的並非共和黨內的邊緣觀點，而是其最積極陣營的真實想法，隻不過通常在公開場合有所收斂而已。事實上，政治分析家過了很久才意識到基督教右派的影響究竟有多大，這才是令人驚奇的。這部分是由於，事實證明，政府很會說一些隻有有心人才聽得懂的話。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小布什自稱是一個“有同情心的保守派”，這話在普通人聽起來不過是表示他不打算破壞社會保障網絡而已，但他其實是暗指基督教右派作家馬文·奧拉斯基（marvinsky）的著作。在1992年的《美國同情心的悲劇》（thetragedyofamericapassion）一書中，奧拉斯基標榜美國19世紀的福利體係，那時是私人宗教團體一手傳教，一手分發援助。奧拉斯基還讚許地引用了一些“鍍金年代”作家的話，譴責“那些文雅、善意、慈悲的罪犯，他們頑固地沉溺於不分對象的慈善活動”。
2007年春，小布什政府對司法部的管理終於遭遇了嚴厲的質問，很明顯的是，基督教右派已在一些重要方麵掌控該部。一些要職已落入瑞金大學的畢業生手中，該校是由福音派人士帕特·羅伯遜（patrobertson）創立、運營的。民權部的
工作重點已基本從保護少數族群的權利，轉為保護宗教團體的福音宣講活動。在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小布什任命w·戴維·黑格（w.davidhager）為“生殖健康顧問委員會”委員。此君與人合著有《耶穌保佑婦女》（asjesuscaredforwomen）一書，該書建議以特殊的讀經方式來治療經前綜合征。fda之所以會推遲批準緊急避孕藥丸，黑格在中間起了關鍵作用。小布什2006年選定埃裏克·克羅克（erickeroack）博士出任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生育控製主管。此人曾在一家基督教孕期諮詢中心工作，該中心認為分發避孕用具是“對婦女的侮辱”。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我們在此談論的基督教右派不僅是一群既信教又有保守政治傾向的人。正如戈德堡在《王者歸來》一書中所言的，基督教國家主義想取得“統治權”。這是一種“極權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主張基督徒的統治權”。如今，這一意識形態對現代共和黨的影響已十分強大，以至於不清楚究竟是誰在利用誰。是正如托馬斯·弗蘭克所說，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正在利用宗教轉移大眾的視線？還是說宗教團體正在入主公司利益集團，朝著獲取“統治權”的方向前進？
此處討論的要點是，要對宗教右派對選舉的影響有個概念。宗教右派組織完善，在勢均力敵的選舉中能起到關鍵作用，但其規模並不足以讓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放手實施極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自1992年以來，常做禮拜的白人在投票中大大偏向共和黨，過去可不是這樣。但要對這一變化做兩個限定。第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南方轉向共和黨，而南方的宗教傾向在美國極強。第二，篤信者與普通人之間的區別反映了一種分叉運動：不信神的人與信仰淺的人已偏向民主黨人。一直以來，動員起來的宗教選民再多，也不足以阻止南方之外的白人選民傾向民主黨，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如前所述，動員起來的福音派選民能在短兵相接的競選中影響均勢。要不是教會的影響，2004年克裏也許本可拿下俄亥俄州，進而當選總統。但作為保守派政治成功的原因，宗教因素遠沒有種族因素重要。
工人和移民對選舉的影響
要分析保守派政治成功的原因，還需考慮另一個因素：一般的選民要比一般的家庭富裕得多。究其原因，一是貧窮公民的投票率低於富人，二是美國的許多低收入居民不是公民。這說明，從選舉的角度看，讓少數富人得益、
損害多數人的經濟政策未必是政治失策。例如，就小布什減稅對不同收入階層的最終影響，無黨派傾向的“稅收政策中心”已進行了幾項估算。這些估算假定損失的稅收會以一些方式得到彌補，例如削減社會項目開支。一項估算假定會“全盤性”彌補，也就是說，不論收入高低，每個美國人損失的政府福利相同。基於這一假設，收入低於7.5萬美元的人都淨遭受損失，這一群體相當於總人口的75%。對於收入在5萬~7.5萬美元之間的人而言，損失比較輕微。不過，就算是這樣，減稅也是很失人心的。因為60%的人年收入低於5萬美元，但人口調查局的資料告訴我們，年收入低於5萬美元的選民不到40%，所以減稅也許根本就不是什麽政治失策。
麥克卡蒂、普爾與羅森塔爾提供的數據顯示，選民收入高於美國全體居民平均收入的幅度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大大增高。工會衰落也許是原因之一：過去工會做了很多工作來動員勞工階層的選民。另一個原因是移民的迅速增多，尤其是在1980年之後。
長期來看，移民將有助於破壞保守主義運動的政治戰略，其原因我將在第10章中詳述。簡言之，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如欲心照不宣地在種族問題上迎合白人選民，就不可能同時取悅在選民中比重日增的西班牙裔與亞裔人口。其實，移民與種族問題糾結在一起帶給共和黨的問題在2006年選舉中已一覽無餘，但是過去25年裏，移民使低薪勞工中的選民比例降低，從而助長了保守主義運動的勢力。
正如我在第2章中指出的，大規模移民確保了相當多的低薪勞動力無權選舉，從而維持了保守派在整個“長鍍金年代”的主宰地位。20世紀20年代大規模移民的結束在無意間提高了人口中的選民比例，促進了左派的得勢。但20世紀60年代後移民潮複興，主要流入的是低技能、低工資的工人，尤其是墨西哥人，使選民比例又基本退迴到“鍍金年代”的水平。麥克卡蒂、普爾與羅森塔爾的表格顯示：在低收入者投票概率低的問題上，移民是個重要原因，卻並非最大的原因；移民是保守派成功的因素之一，但並非核心因素。不過，在遇到政策移民改革問題時，選民比例降低造成的影響是值得自由派仔細思考應對之道的。
造假：黑暗的選舉政治
最後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就是造假。保守主義運動的政治戰略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欺騙方式勝選？有人會抗議說：“你怎麽能說這種話？”這不值一駁。正如我在講述“鍍金年代”的
政治狀況時闡釋的，競選造假是美國的悠久傳統。保守主義運動一直是很不民主的。佛朗哥推翻了西班牙的民選政府，建立了恐怖統治，而1957年的《國家評論》讚頌他為“民族英雄”。2007年，除約翰·麥凱恩外的共和黨各大總統候選人均對“保守派政治行動委員會”講話，而馬薩諸塞州前州長米特·羅姆尼（mittromney）在會上講話後，對下一位發言人、專欄作家安·庫爾特（anncoulter）致以熱烈歡迎，但這位庫爾特曾經宣稱，需要“對自由派施以肢體恐嚇”。根據這樣一段曆史，可以合理地推斷，凡有選舉造假的機會，保守主義運動的領頭人物一般是不會猶豫的。
其實確定無疑的是，自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接管共和黨以來，該黨一貫實施“投票壓製”策略，即采用一切手段阻止民主黨的潛在選民（一般是非洲裔美國人）進行合法投票。2000年，佛羅裏達州州務卿凱瑟琳·哈裏斯（katherineharris）將許多選民誤定為重罪犯，尤以黑人為多。《紐約時報》稱此為“大舉清洗合格選民”。若無這場清洗，小布什不會當上總統。2005年，共和黨控製的佐治亞州議會通過一項選民資格法。司法部的一群律師與分析員建議予以抵製，因為該法有歧視黑人選民之嫌，一天之後，經任命上台的行政官員便將其否決。這反映了保守主義運動慣用的一種一般性策略，即經任命上台的政府官員與私人企業沆瀣一氣，其資金來源可想而知。這一次是美國選舉權中心，該組織由2004年小布什與切尼競選班子的總顧問創立。2007年，當一些聯邦檢察官因拒絕配合編造的競選造假指控而遭解職從而引起軒然大波時，該組織突然銷聲匿跡。麥克萊齊報業集團（mctchynewspapers）如此描述這一策略：
麥克萊齊報業集團已發現，這一選舉策略至少在三方麵實施。派遣“美國中心”、律師協會等免稅組織到關鍵州，推動通過限製性的選民資格法，監督投票過程。司法部的民權部門通過限製而非保護少數族裔權利的司法政策，將傳統的投票權實施過程攪亂。白宮與司法部慫恿一些特選的聯邦檢察官提起選民造假指控，盡管研究表明選舉造假問題並不猖獗。所以說，投票壓製是保守主義運動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在勢均力敵的選舉中有時會起決定作用，也就是說，從重要性的大小而言，投票壓製與動員宗教右派屬同一級別。利用白人的種族反應則要高一個級別，那是保守主義運動能獲取選舉勝利的核心原因。
真正驚人的問題是，選舉造假是否已經或即將不再限於投票壓製，而是演變為計票本身的腐敗。最讓人擔憂的是觸屏式電子投票機。2007年加利福尼亞州政府大大限製了觸屏式投票機的應用，其原因是加州大學研究者的一項核查證實了選舉權活動者最大的恐懼：來自迪堡、sequoia等主要供貨商的投票機確實很容易遭到非法訪問，使選舉結果被更改。這便引人質疑：在2002年、2004年甚至也許是2006年的選舉中，是否確實發生過電子造
但也可以很有理由地說，在2002年和2004年成功地利用安全問題，也是一種作繭自縛，甚至也許是自取滅亡的做法。美國若不主動投入重大戰事，國家安全就會被淡忘。老布什在1992年對此深有體會：1991年的海灣戰爭一度令他的支持率達到80%，但一年之後公眾就轉而關注經濟問題，雖說公眾認為民主黨人不善處理防務，民主黨人還是奪迴了白宮。
小布什起初似乎在重蹈覆轍：到2002年夏，他的支持率已從高點滑落，公眾轉而關注公司醜聞與經濟不振。攻打伊拉克的準備工作隨即開始。小布什政府為何對這場戰爭如盼甘霖？準確的原因也許永遠成謎，但軍事冒險的確會使國家安全不斷得到關注，而共和黨自認為打仗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由此可見，十分明顯的問題是，要讓公眾始終以國家安全為首要關注點，就得挑那些會還手的人來打。而真實世界裏“壞人”的槍法可沒蘭博電影裏的那麽差。在伊拉克深陷泥潭並非偶然：就算伊拉克人曾經真的拿著鮮花、糖果歡迎過我們，美國接下來還是會陷入一個更大更深的泥潭。“人人想去巴格達，真漢子想去德黑蘭。”2002年一位英國官員對《新聞周刊》如是說。
還有一點，保守主義運動與重大戰爭行動互不相容。一旦有重大的軍事動員，勢必會有人唿籲所有人做相同的犧牲，這意味著稅收會增加，發國難財的舉動會遭到打擊，如此等等。兩次世界大戰都導致工會成員增多，稅收累進度提高，收入不均緩解，這些全是保守派的眼中釘。已有很多文章揭露了伊拉克戰爭的善後工作準備得如何草率倉促。但論者似乎對一點著墨不夠，那就是小布什政府在戰前強迫自己相信可以用低廉的代價發動這場戰爭，因為一旦對戰爭成本與需求進行實事求是的評估，小布什政府的減稅計劃馬上就會遭到質疑。除此之外，生活在虛幻世界的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剛愎自用、冥頑不化，保守主義運動天生就任人唯親、腐敗橫行。有鑒於此，伊拉克戰爭從一開始就必敗無疑。
國家安全問題似乎已讓保守主義運動在2002年與2004年兩度勝選，而且是決定命運的關鍵。這樣，共和黨對國會與白宮的控製就又在其自然壽命之上延長了四年
。這一變化的影響，尤其是對最高法院的影響，將會持續數十年，我無意淡化此事。但目前而言，國防問題不像是共和黨優勢常在的源泉。
宗教與道德對政治的影響
我們認為，雞奸行為使社會渙散，助長家庭的破裂，導致危險傳染病的流行。同性戀行為有悖於上帝宣示的、美國立國者們確認的、多數得克薩斯州人遵從的永恆的基本真理。得克薩斯州共和黨2006年綱領如此宣稱，該綱領還許諾要“打碎政教分離的神話”。
在與貧富不均有關的政治問題上，宗教與道德價值起了什麽作用，關於這一點，有兩個不同的問題。其一是不接受政教分離的教徒對共和黨的控製度有多大。米歇爾·戈德堡（michellegoldberg）在她的《王者歸來》（kingdoing）一書中稱這些教徒為“基督教國家主義者”，那是本令人毛骨悚然的書。其二是托馬斯·弗蘭克問題。共和黨之所以能推行一套反平民主義的經濟方案，把“價值觀選民”動員起來，利用價值觀議題來轉移人們對基本生活問題的關注，這兩種做法發揮了多大的作用。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很明白：基督教右派對共和黨的影響的確很強。得克薩斯州共和黨的那份綱領反映的並非共和黨內的邊緣觀點，而是其最積極陣營的真實想法，隻不過通常在公開場合有所收斂而已。事實上，政治分析家過了很久才意識到基督教右派的影響究竟有多大，這才是令人驚奇的。這部分是由於，事實證明，政府很會說一些隻有有心人才聽得懂的話。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小布什自稱是一個“有同情心的保守派”，這話在普通人聽起來不過是表示他不打算破壞社會保障網絡而已，但他其實是暗指基督教右派作家馬文·奧拉斯基（marvinsky）的著作。在1992年的《美國同情心的悲劇》（thetragedyofamericapassion）一書中，奧拉斯基標榜美國19世紀的福利體係，那時是私人宗教團體一手傳教，一手分發援助。奧拉斯基還讚許地引用了一些“鍍金年代”作家的話，譴責“那些文雅、善意、慈悲的罪犯，他們頑固地沉溺於不分對象的慈善活動”。
2007年春，小布什政府對司法部的管理終於遭遇了嚴厲的質問，很明顯的是，基督教右派已在一些重要方麵掌控該部。一些要職已落入瑞金大學的畢業生手中，該校是由福音派人士帕特·羅伯遜（patrobertson）創立、運營的。民權部的
工作重點已基本從保護少數族群的權利，轉為保護宗教團體的福音宣講活動。在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小布什任命w·戴維·黑格（w.davidhager）為“生殖健康顧問委員會”委員。此君與人合著有《耶穌保佑婦女》（asjesuscaredforwomen）一書，該書建議以特殊的讀經方式來治療經前綜合征。fda之所以會推遲批準緊急避孕藥丸，黑格在中間起了關鍵作用。小布什2006年選定埃裏克·克羅克（erickeroack）博士出任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生育控製主管。此人曾在一家基督教孕期諮詢中心工作，該中心認為分發避孕用具是“對婦女的侮辱”。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我們在此談論的基督教右派不僅是一群既信教又有保守政治傾向的人。正如戈德堡在《王者歸來》一書中所言的，基督教國家主義想取得“統治權”。這是一種“極權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主張基督徒的統治權”。如今，這一意識形態對現代共和黨的影響已十分強大，以至於不清楚究竟是誰在利用誰。是正如托馬斯·弗蘭克所說，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正在利用宗教轉移大眾的視線？還是說宗教團體正在入主公司利益集團，朝著獲取“統治權”的方向前進？
此處討論的要點是，要對宗教右派對選舉的影響有個概念。宗教右派組織完善，在勢均力敵的選舉中能起到關鍵作用，但其規模並不足以讓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放手實施極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自1992年以來，常做禮拜的白人在投票中大大偏向共和黨，過去可不是這樣。但要對這一變化做兩個限定。第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南方轉向共和黨，而南方的宗教傾向在美國極強。第二，篤信者與普通人之間的區別反映了一種分叉運動：不信神的人與信仰淺的人已偏向民主黨人。一直以來，動員起來的宗教選民再多，也不足以阻止南方之外的白人選民傾向民主黨，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如前所述，動員起來的福音派選民能在短兵相接的競選中影響均勢。要不是教會的影響，2004年克裏也許本可拿下俄亥俄州，進而當選總統。但作為保守派政治成功的原因，宗教因素遠沒有種族因素重要。
工人和移民對選舉的影響
要分析保守派政治成功的原因，還需考慮另一個因素：一般的選民要比一般的家庭富裕得多。究其原因，一是貧窮公民的投票率低於富人，二是美國的許多低收入居民不是公民。這說明，從選舉的角度看，讓少數富人得益、
損害多數人的經濟政策未必是政治失策。例如，就小布什減稅對不同收入階層的最終影響，無黨派傾向的“稅收政策中心”已進行了幾項估算。這些估算假定損失的稅收會以一些方式得到彌補，例如削減社會項目開支。一項估算假定會“全盤性”彌補，也就是說，不論收入高低，每個美國人損失的政府福利相同。基於這一假設，收入低於7.5萬美元的人都淨遭受損失，這一群體相當於總人口的75%。對於收入在5萬~7.5萬美元之間的人而言，損失比較輕微。不過，就算是這樣，減稅也是很失人心的。因為60%的人年收入低於5萬美元，但人口調查局的資料告訴我們，年收入低於5萬美元的選民不到40%，所以減稅也許根本就不是什麽政治失策。
麥克卡蒂、普爾與羅森塔爾提供的數據顯示，選民收入高於美國全體居民平均收入的幅度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大大增高。工會衰落也許是原因之一：過去工會做了很多工作來動員勞工階層的選民。另一個原因是移民的迅速增多，尤其是在1980年之後。
長期來看，移民將有助於破壞保守主義運動的政治戰略，其原因我將在第10章中詳述。簡言之，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如欲心照不宣地在種族問題上迎合白人選民，就不可能同時取悅在選民中比重日增的西班牙裔與亞裔人口。其實，移民與種族問題糾結在一起帶給共和黨的問題在2006年選舉中已一覽無餘，但是過去25年裏，移民使低薪勞工中的選民比例降低，從而助長了保守主義運動的勢力。
正如我在第2章中指出的，大規模移民確保了相當多的低薪勞動力無權選舉，從而維持了保守派在整個“長鍍金年代”的主宰地位。20世紀20年代大規模移民的結束在無意間提高了人口中的選民比例，促進了左派的得勢。但20世紀60年代後移民潮複興，主要流入的是低技能、低工資的工人，尤其是墨西哥人，使選民比例又基本退迴到“鍍金年代”的水平。麥克卡蒂、普爾與羅森塔爾的表格顯示：在低收入者投票概率低的問題上，移民是個重要原因，卻並非最大的原因；移民是保守派成功的因素之一，但並非核心因素。不過，在遇到政策移民改革問題時，選民比例降低造成的影響是值得自由派仔細思考應對之道的。
造假：黑暗的選舉政治
最後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就是造假。保守主義運動的政治戰略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欺騙方式勝選？有人會抗議說：“你怎麽能說這種話？”這不值一駁。正如我在講述“鍍金年代”的
政治狀況時闡釋的，競選造假是美國的悠久傳統。保守主義運動一直是很不民主的。佛朗哥推翻了西班牙的民選政府，建立了恐怖統治，而1957年的《國家評論》讚頌他為“民族英雄”。2007年，除約翰·麥凱恩外的共和黨各大總統候選人均對“保守派政治行動委員會”講話，而馬薩諸塞州前州長米特·羅姆尼（mittromney）在會上講話後，對下一位發言人、專欄作家安·庫爾特（anncoulter）致以熱烈歡迎，但這位庫爾特曾經宣稱，需要“對自由派施以肢體恐嚇”。根據這樣一段曆史，可以合理地推斷，凡有選舉造假的機會，保守主義運動的領頭人物一般是不會猶豫的。
其實確定無疑的是，自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接管共和黨以來，該黨一貫實施“投票壓製”策略，即采用一切手段阻止民主黨的潛在選民（一般是非洲裔美國人）進行合法投票。2000年，佛羅裏達州州務卿凱瑟琳·哈裏斯（katherineharris）將許多選民誤定為重罪犯，尤以黑人為多。《紐約時報》稱此為“大舉清洗合格選民”。若無這場清洗，小布什不會當上總統。2005年，共和黨控製的佐治亞州議會通過一項選民資格法。司法部的一群律師與分析員建議予以抵製，因為該法有歧視黑人選民之嫌，一天之後，經任命上台的行政官員便將其否決。這反映了保守主義運動慣用的一種一般性策略，即經任命上台的政府官員與私人企業沆瀣一氣，其資金來源可想而知。這一次是美國選舉權中心，該組織由2004年小布什與切尼競選班子的總顧問創立。2007年，當一些聯邦檢察官因拒絕配合編造的競選造假指控而遭解職從而引起軒然大波時，該組織突然銷聲匿跡。麥克萊齊報業集團（mctchynewspapers）如此描述這一策略：
麥克萊齊報業集團已發現，這一選舉策略至少在三方麵實施。派遣“美國中心”、律師協會等免稅組織到關鍵州，推動通過限製性的選民資格法，監督投票過程。司法部的民權部門通過限製而非保護少數族裔權利的司法政策，將傳統的投票權實施過程攪亂。白宮與司法部慫恿一些特選的聯邦檢察官提起選民造假指控，盡管研究表明選舉造假問題並不猖獗。所以說，投票壓製是保守主義運動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在勢均力敵的選舉中有時會起決定作用，也就是說，從重要性的大小而言，投票壓製與動員宗教右派屬同一級別。利用白人的種族反應則要高一個級別，那是保守主義運動能獲取選舉勝利的核心原因。
真正驚人的問題是，選舉造假是否已經或即將不再限於投票壓製，而是演變為計票本身的腐敗。最讓人擔憂的是觸屏式電子投票機。2007年加利福尼亞州政府大大限製了觸屏式投票機的應用，其原因是加州大學研究者的一項核查證實了選舉權活動者最大的恐懼：來自迪堡、sequoia等主要供貨商的投票機確實很容易遭到非法訪問，使選舉結果被更改。這便引人質疑：在2002年、2004年甚至也許是2006年的選舉中，是否確實發生過電子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