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2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所述的，杜魯門的提議因遭遇兩個重要群體—美國醫學會與南方白人的反對而失敗。由於收入低，南方白人本可從該計劃中得益，但他們擔心這會導致醫院向各種族平等開放，於是加以抵製。
在美國各州之間進行一番比較，也能看到種族對福利國家支持度的影響。艾萊斯那、格萊澤、薩塞爾多特證明，一州的種族構成與其政策關係密切：一般而言，一州人口中的黑人比例越高，其人均社會開支就越低。這一狀況也許部分是因為，雖說有大批黑人北移，地區收入差距也在縮小，但與美國其他地方相比，南方各州的黑人仍然較多，也較貧窮。但這並不是全部，就算把收入水平差距考慮進來，上述關聯依然存在。
為更具體地說明這一點，我們比較一下馬薩諸塞州與弗吉尼亞州的政治與政策。兩州的人均收入與中值收入大體相同，也就是說，兩州的收入水平類似，收入集中在富人手中的程度也差別不大，但兩州的政治迥異：馬薩諸塞州以自由主義聞名，弗吉尼亞州長期以來都十分保守（現在情況也許有變，但弗吉尼亞州的“藍化”是很晚近的現象）。在別的舊邦聯州與其在經濟上相仿的北方州之間，也可進行類似的一一比照：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較南的、黑人較多的州較保守。差異在於種族，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推論。
但“新政”聯盟包括了南方，其原因已在第4章中論及。這關乎簡單的私利：南方一向貧窮，能從福利國家中獲得超額好處。這也關乎曆史：在南方人的心目中，共和黨仍是林肯的黨。還有一點是，北方自由派最初願意與魔鬼立約，以接受“吉姆·克勞法”為權宜之計，換取南方支持總的福利國家方案。
但最終，南方白人與民主黨自由派之間的聯盟，卻因不可調和的矛盾而破裂了。這一過程始自戈德華特，他奉行強烈維護州權的立場，反對1964年《民權法》。戈德華特在1964年選舉中贏得的州，除亞利桑那州外，都位於南方。1968年，大多數南方州支持喬治·華萊士，但尼克鬆在幾個“邊界州”折桂。到了1980年，裏根可以幾乎不加掩飾地迎合支持種族隔離主義的情緒，贏得南方州，而民主黨人的形象與民權及糾正族群歧視的舉措更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事實上，南方的國會代表為何過了那麽久才轉向共和黨，才是真正令人迷惑的事。
保守主義運動在政界的興起，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南方的轉向？數據顯示，保守派當今的勝利完全是這一轉向的功勞—在當時也部分如此。
比較一下在相隔半世紀的兩個時點上眾議院的構成。1954年選舉後，民主黨獲得眾議院435席中的232席，並從此控製眾議院長達40年。2004年選舉後，共和黨占據的席位恰好與1954年的民主黨相同，在其連續12年對國會的掌控中，優勢也從未達到如此之大。共和黨人所獲得的優勢從何而來？答案是，其實在南方以外的地區，民主黨人的席位增多了。而由於南方的轉向，民主黨損失巨大，最終席位少於共和黨人。
南方的轉向反映了南方白人投票行為的變化。1954年，與北方白人相比，南方白人不論收入高低，投票支持民主黨的概率都要高得多。但到了2004年，低收入的南方白人並不比其他地區的低收入白人更支持民主黨，而中高收入的南方白人大大偏向共和黨。在2000年與2004年大選中，南方之外的白人僅以微弱的多數支持小布什。但投票支持小布什的南方白人要多出35個以上的百分點，南方黑人雖壓倒性地為民主黨投票，卻根本不足以與白人相抗衡。要是沒有這些南方白人選票，小布什應該早就落敗，根本不可能靠“懸空票”與“蝴蝶票”入主白宮。
南方改弦易轍具有扭轉乾坤的力量，這揭示了保守主義運動政治勝利的秘密。這個秘密簡單得幾乎令人難堪，大致如下：保守主義運動分子組織完備，那套環環相扣的機製就是右翼大陰謀的現實，由於這兩點，他們得以接管共和黨，並使其政策劇烈右轉。在美國的大部分地區，這一右轉令選民不滿，他們逐漸倒向民主黨人。但由於共和黨人能利用種族問題贏得南方的政治主宰權，他們反而能贏得大選，並最終奪取國會控製權。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或許故事尚未結束，甚至在2006年選舉之前，以馬裏蘭大學政治學家湯姆·沙勒（tomschaller）為代表的一些分析家就指出，共和黨也許做過頭了，就像當年的地域性轉向導致民主黨人失勢一樣，他們也可能遭遇類似的變故。在“新政”成員與“南方民主黨人”的曆史性聯姻破裂之後，民主黨人仍長期占據南方的許多國會議席。與此類似，在共和黨的國會議員實際上已成為一個穩定的右翼投票集團之後，在南方以外的地區，較為溫和的選區仍長期選擇共和黨人進入國會，而這批共和黨人有一些在2006年最終喪失了議席。2006年選舉後，在共和黨人保留下來的議席中有42%是南方席位，而1954年民主黨南方席位的比例是47%，二者相差不遠。
除此之外還有個難解的事：
南方白人覺得他們能從共和黨那裏得到什麽？華盛頓的共和黨人並未重建那個可任由種族隔離分子胡作非為的世界，而且公允地說，就算聯邦執法官予以許可，也未必真有許多南方人想恢複“吉姆·克勞法”。裏根在密西西比州的費城鎮所提議的主要是一種旗號，是要讓警戒心強的“北方佬”看在眼裏，煩在心頭，而不是真要逆轉民權運動的成就。也許弗蘭克的書應取名為《南方怎麽了》，他也許本應如此慷慨陳詞：“為恢複昔日南方的榮耀而投票，得到的是社會保障的私有化。”而當小布什真正著手利用他在2004年獲得的“授權”來將社會保障體係私有化的時候，他的提議在南方遭遇的反對幾乎並不比其他地方低。
如此說來，保守派之所以雖有偏袒少數人的經濟政策卻仍能贏得選舉，種族因素是關鍵。但其他轉移視線的方式又如何呢？
邪惡帝國
“保守派看到了‘9·11’事件的野蠻本質，準備作戰；自由派看到了‘9·11’事件的野蠻麵，準備提出起訴，並為那些襲擊我們的人提供治療，理解他們。”喬治·布什的首席政治謀臣卡爾·羅夫在2005年的一次演講中如此宣稱。
我們現在知道，羅夫打的是最後一場戰爭：到了2005年，由於在伊拉克的慘敗，“共和黨人比民主黨人更擅長保衛國家”這一公眾印象在迅速破滅。但這一印象從何而來，又為共和黨人贏得選舉立下了多少汗馬功勞呢？
常有人斷言，共和黨在國家安全議題上的優勢可追溯到越南戰爭，尤其是尼克鬆1972年對麥高文的大勝。但通常，當我們仔細地考察本國的真實政治史時，所謂盡人皆知的事實就遠不是那麽明晰了。波斯坦因曾認為，就算1972年的大選，也更多是麥高文個人的失敗，而不是民眾對民主黨人的拒斥，其實民主黨人在參議院中席位增多，在眾議院中僅有輕微的損失。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現有的民意調查證據並不顯示，在越南戰爭後的幾年裏，公眾認為民主黨人大都在國家安全上軟弱無能。直到1979年10月，當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委托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問及哪個黨更擅長“維護軍事安全”時，尚有29%的選民說是共和黨，28%的人選民主黨，21%的人說兩黨都擅長。直到20世紀80年代，“民主黨人在國家安全方麵軟弱無能”的印象才真正刻在人們的腦海裏。正是依靠這一印象，共和黨才能拿“9·11”事件來謀取私利。但這一印象基本脫離了防務或對外政策的現實，其實是
編造出來的故事，而且最重要的是，這是對曆史的“蘭博化”。
承認失敗總是很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德國人都認為，德軍被軟弱的平民領導人“背後插刀”。而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些德國人一樣，自越南戰爭後，有美國人開始接受“背後插刀”理論，也就是說，如果不是被文官束縛了手腳，軍方原本可以贏得戰爭。不過，當人們對越南戰爭的種種恐怖與徒勞無益記憶猶新時，這群人為數很少，隻不過嗓門較高罷了。
如果說這些理論在什麽時候成為主流說法，那就是在第一部蘭博電影、1982年的《第一滴血》大獲成功的時候。在影片中蘭博宣稱：“我拚盡全力去贏，但有人不想讓我們贏。”他還痛斥：“機場的那些蛆蟲，他們抗議、吐口水、叫我嬰兒殺手。”從此，抗議者向歸國軍人吐口水的畫麵便在大眾文化中根深蒂固。這些事情完全沒有根據，歸國退伍軍人遭人吐口水、被罵做嬰兒殺手之類的事根本就沒有可信的記錄，但“自由派侮辱軍人”的神話已深深烙在公眾的頭腦裏。
繼“背後插刀”說之後，又出現了複仇的幻想。有人期待在幻想中看到拒不從命的軍人重打了戰爭，獲得了勝利，而《長驅直入》（umonvalor，1983年）、《越戰先鋒》（missinginaction，1984年）和《第一滴血2》（1985年）三部電影迎合了這一市場。《第一滴血2》轉而把第一部中那個癲狂錯亂的退伍軍人包裝為一名動作英雄。
當時在美國興起的好戰情緒顯然助了保守派一臂之力。自由派反對越戰的真實曆史也許並非那麽重要：到了20世紀80年代，公眾已基本忘記了當年的實情。而真正重要的是，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對共產主義的恐懼與憎惡，與這個剛從“越戰後綜合征”中複蘇的國家多麽誌趣相投。裏根稱蘇聯為“邪惡帝國”時，自由派與溫和派嗤之以鼻—不是因為他們在國家安全方麵無能，而是因為他們對獲取安全的代價持務實的態度。然而，許多美國人喜歡裏根的說法。
保守主義運動努力將自身定位為國家的保衛者。有件事對此很有幫助，即一直屬於保守派的軍方本身，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後變得更加保守。1976年，多數軍方領袖自認為是獨立分子，1/3自認為是共和黨人。到了1996年，有2/3自認為是共和黨人。政治認同的這一變化也許有幾個原因。軍方領袖無法像文官那樣輕易忘掉越戰的失敗，因而或許極易相信“背後插刀”神話。
這可能也與預算有關：卡特主持了越戰後的軍力縮減，裏根大幅提高軍費開支，後來克林頓主持了另一次削減—這一次是在蘇聯解體之後。地域政治也是個因素。正如一份記述所言的：
（軍方倒向共和黨人）也是由於征兵政策與基地關閉政策的變化，以及美國南方的持續“共和黨化”。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東北部的許多後備軍官訓練項目被關閉，而這些項目在南方增多。到90年代末，40%以上的後備軍官訓練項目都在南方—主要是在州立大學，而在南方讀書的美國大學生僅占30%不到。在基地關閉方麵也有類似的情形，也就是說，現在駐紮在南部與西南部基地的軍人超過了其應有的比例。同樣重要的是，或許“價值觀”因素也起了作用：隨著美國變得開放，軍方日益與社會格格不入—時至今日軍隊中仍有一定情形下的通奸罪。一般認為性解放與20世紀60年代有關，但其實到70年代才波及大眾。例如，約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就通奸與人類的境況寫過多部小說，其中一部就題為《福特政府傳》（memoriesofthefordadministration），這很能說明問題。
因此，保守主義運動在得勢後就越來越能拉大旗作虎皮，自稱在國家安全方麵強過民主黨，並聲言得到絕大多數軍方領袖的支持。
但是，很難說在“9·11”事件之前的任何一次全國選舉中，“共和黨在國家安全方麵強”的印象曾起過關鍵的作用。有幾次，這一印象確讓民主黨受損：邁克·杜卡基斯（michaeldukakis）坐在坦克裏的畫麵是1988年選舉失敗的原因之一，有關軍人同性戀問題的吵鬧促成共和黨於1994年入主國會。軍人投票在2000年起到了作用，但那隻是眾多因素之一：在那次選舉中，幾乎任何能帶給共和黨幾千張選票的東西就可稱為決定性因素。
隻有在2002年和2004年的兩次選舉中，國家安全問題真正決定了勝負。2002年，商業醜聞頻發，經濟不振，而且總統所屬的政黨曆來易在中期選舉中喪失席位，按常理推測，共和黨人會遭遇挫折，最終民主黨會控製參議院，而且很可能也拿下眾議院。但全國都團結在小布什周圍，因為他許諾要懲罰製造“9·11”事件的“為惡者”，還一定要抓到本·拉登，不論死活。共和黨毫不遮掩地利用那起慘劇撈取政治利益，在其競選廣告中，民主黨人慢慢變臉成薩達姆·侯賽因，結果是共和黨大獲全勝。
到了2004年的選舉，對伊拉克戰爭的疑慮日深，但選民大多仍不肯麵對現實。在選舉前夕，相信美國入侵伊拉克“做得對”或美國正在走向勝利的選民，以及兩點都信的選民，仍占大多數。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國家安全給了小布什勝選的優勢。
2004年大選後不久，有不少人宣稱，“共和黨擅長國家安全”的印象將令共和黨的多數地位固若金湯，長久維係。於是埃茲爾［我在前文曾因他1984年的預見性著作《不平等的新政治學〉（thenewpoliticsofinequality）而予以讚譽］
在美國各州之間進行一番比較，也能看到種族對福利國家支持度的影響。艾萊斯那、格萊澤、薩塞爾多特證明，一州的種族構成與其政策關係密切：一般而言，一州人口中的黑人比例越高，其人均社會開支就越低。這一狀況也許部分是因為，雖說有大批黑人北移，地區收入差距也在縮小，但與美國其他地方相比，南方各州的黑人仍然較多，也較貧窮。但這並不是全部，就算把收入水平差距考慮進來，上述關聯依然存在。
為更具體地說明這一點，我們比較一下馬薩諸塞州與弗吉尼亞州的政治與政策。兩州的人均收入與中值收入大體相同，也就是說，兩州的收入水平類似，收入集中在富人手中的程度也差別不大，但兩州的政治迥異：馬薩諸塞州以自由主義聞名，弗吉尼亞州長期以來都十分保守（現在情況也許有變，但弗吉尼亞州的“藍化”是很晚近的現象）。在別的舊邦聯州與其在經濟上相仿的北方州之間，也可進行類似的一一比照：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較南的、黑人較多的州較保守。差異在於種族，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推論。
但“新政”聯盟包括了南方，其原因已在第4章中論及。這關乎簡單的私利：南方一向貧窮，能從福利國家中獲得超額好處。這也關乎曆史：在南方人的心目中，共和黨仍是林肯的黨。還有一點是，北方自由派最初願意與魔鬼立約，以接受“吉姆·克勞法”為權宜之計，換取南方支持總的福利國家方案。
但最終，南方白人與民主黨自由派之間的聯盟，卻因不可調和的矛盾而破裂了。這一過程始自戈德華特，他奉行強烈維護州權的立場，反對1964年《民權法》。戈德華特在1964年選舉中贏得的州，除亞利桑那州外，都位於南方。1968年，大多數南方州支持喬治·華萊士，但尼克鬆在幾個“邊界州”折桂。到了1980年，裏根可以幾乎不加掩飾地迎合支持種族隔離主義的情緒，贏得南方州，而民主黨人的形象與民權及糾正族群歧視的舉措更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事實上，南方的國會代表為何過了那麽久才轉向共和黨，才是真正令人迷惑的事。
保守主義運動在政界的興起，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南方的轉向？數據顯示，保守派當今的勝利完全是這一轉向的功勞—在當時也部分如此。
比較一下在相隔半世紀的兩個時點上眾議院的構成。1954年選舉後，民主黨獲得眾議院435席中的232席，並從此控製眾議院長達40年。2004年選舉後，共和黨占據的席位恰好與1954年的民主黨相同，在其連續12年對國會的掌控中，優勢也從未達到如此之大。共和黨人所獲得的優勢從何而來？答案是，其實在南方以外的地區，民主黨人的席位增多了。而由於南方的轉向，民主黨損失巨大，最終席位少於共和黨人。
南方的轉向反映了南方白人投票行為的變化。1954年，與北方白人相比，南方白人不論收入高低，投票支持民主黨的概率都要高得多。但到了2004年，低收入的南方白人並不比其他地區的低收入白人更支持民主黨，而中高收入的南方白人大大偏向共和黨。在2000年與2004年大選中，南方之外的白人僅以微弱的多數支持小布什。但投票支持小布什的南方白人要多出35個以上的百分點，南方黑人雖壓倒性地為民主黨投票，卻根本不足以與白人相抗衡。要是沒有這些南方白人選票，小布什應該早就落敗，根本不可能靠“懸空票”與“蝴蝶票”入主白宮。
南方改弦易轍具有扭轉乾坤的力量，這揭示了保守主義運動政治勝利的秘密。這個秘密簡單得幾乎令人難堪，大致如下：保守主義運動分子組織完備，那套環環相扣的機製就是右翼大陰謀的現實，由於這兩點，他們得以接管共和黨，並使其政策劇烈右轉。在美國的大部分地區，這一右轉令選民不滿，他們逐漸倒向民主黨人。但由於共和黨人能利用種族問題贏得南方的政治主宰權，他們反而能贏得大選，並最終奪取國會控製權。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或許故事尚未結束，甚至在2006年選舉之前，以馬裏蘭大學政治學家湯姆·沙勒（tomschaller）為代表的一些分析家就指出，共和黨也許做過頭了，就像當年的地域性轉向導致民主黨人失勢一樣，他們也可能遭遇類似的變故。在“新政”成員與“南方民主黨人”的曆史性聯姻破裂之後，民主黨人仍長期占據南方的許多國會議席。與此類似，在共和黨的國會議員實際上已成為一個穩定的右翼投票集團之後，在南方以外的地區，較為溫和的選區仍長期選擇共和黨人進入國會，而這批共和黨人有一些在2006年最終喪失了議席。2006年選舉後，在共和黨人保留下來的議席中有42%是南方席位，而1954年民主黨南方席位的比例是47%，二者相差不遠。
除此之外還有個難解的事：
南方白人覺得他們能從共和黨那裏得到什麽？華盛頓的共和黨人並未重建那個可任由種族隔離分子胡作非為的世界，而且公允地說，就算聯邦執法官予以許可，也未必真有許多南方人想恢複“吉姆·克勞法”。裏根在密西西比州的費城鎮所提議的主要是一種旗號，是要讓警戒心強的“北方佬”看在眼裏，煩在心頭，而不是真要逆轉民權運動的成就。也許弗蘭克的書應取名為《南方怎麽了》，他也許本應如此慷慨陳詞：“為恢複昔日南方的榮耀而投票，得到的是社會保障的私有化。”而當小布什真正著手利用他在2004年獲得的“授權”來將社會保障體係私有化的時候，他的提議在南方遭遇的反對幾乎並不比其他地方低。
如此說來，保守派之所以雖有偏袒少數人的經濟政策卻仍能贏得選舉，種族因素是關鍵。但其他轉移視線的方式又如何呢？
邪惡帝國
“保守派看到了‘9·11’事件的野蠻本質，準備作戰；自由派看到了‘9·11’事件的野蠻麵，準備提出起訴，並為那些襲擊我們的人提供治療，理解他們。”喬治·布什的首席政治謀臣卡爾·羅夫在2005年的一次演講中如此宣稱。
我們現在知道，羅夫打的是最後一場戰爭：到了2005年，由於在伊拉克的慘敗，“共和黨人比民主黨人更擅長保衛國家”這一公眾印象在迅速破滅。但這一印象從何而來，又為共和黨人贏得選舉立下了多少汗馬功勞呢？
常有人斷言，共和黨在國家安全議題上的優勢可追溯到越南戰爭，尤其是尼克鬆1972年對麥高文的大勝。但通常，當我們仔細地考察本國的真實政治史時，所謂盡人皆知的事實就遠不是那麽明晰了。波斯坦因曾認為，就算1972年的大選，也更多是麥高文個人的失敗，而不是民眾對民主黨人的拒斥，其實民主黨人在參議院中席位增多，在眾議院中僅有輕微的損失。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現有的民意調查證據並不顯示，在越南戰爭後的幾年裏，公眾認為民主黨人大都在國家安全上軟弱無能。直到1979年10月，當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委托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問及哪個黨更擅長“維護軍事安全”時，尚有29%的選民說是共和黨，28%的人選民主黨，21%的人說兩黨都擅長。直到20世紀80年代，“民主黨人在國家安全方麵軟弱無能”的印象才真正刻在人們的腦海裏。正是依靠這一印象，共和黨才能拿“9·11”事件來謀取私利。但這一印象基本脫離了防務或對外政策的現實，其實是
編造出來的故事，而且最重要的是，這是對曆史的“蘭博化”。
承認失敗總是很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德國人都認為，德軍被軟弱的平民領導人“背後插刀”。而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些德國人一樣，自越南戰爭後，有美國人開始接受“背後插刀”理論，也就是說，如果不是被文官束縛了手腳，軍方原本可以贏得戰爭。不過，當人們對越南戰爭的種種恐怖與徒勞無益記憶猶新時，這群人為數很少，隻不過嗓門較高罷了。
如果說這些理論在什麽時候成為主流說法，那就是在第一部蘭博電影、1982年的《第一滴血》大獲成功的時候。在影片中蘭博宣稱：“我拚盡全力去贏，但有人不想讓我們贏。”他還痛斥：“機場的那些蛆蟲，他們抗議、吐口水、叫我嬰兒殺手。”從此，抗議者向歸國軍人吐口水的畫麵便在大眾文化中根深蒂固。這些事情完全沒有根據，歸國退伍軍人遭人吐口水、被罵做嬰兒殺手之類的事根本就沒有可信的記錄，但“自由派侮辱軍人”的神話已深深烙在公眾的頭腦裏。
繼“背後插刀”說之後，又出現了複仇的幻想。有人期待在幻想中看到拒不從命的軍人重打了戰爭，獲得了勝利，而《長驅直入》（umonvalor，1983年）、《越戰先鋒》（missinginaction，1984年）和《第一滴血2》（1985年）三部電影迎合了這一市場。《第一滴血2》轉而把第一部中那個癲狂錯亂的退伍軍人包裝為一名動作英雄。
當時在美國興起的好戰情緒顯然助了保守派一臂之力。自由派反對越戰的真實曆史也許並非那麽重要：到了20世紀80年代，公眾已基本忘記了當年的實情。而真正重要的是，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對共產主義的恐懼與憎惡，與這個剛從“越戰後綜合征”中複蘇的國家多麽誌趣相投。裏根稱蘇聯為“邪惡帝國”時，自由派與溫和派嗤之以鼻—不是因為他們在國家安全方麵無能，而是因為他們對獲取安全的代價持務實的態度。然而，許多美國人喜歡裏根的說法。
保守主義運動努力將自身定位為國家的保衛者。有件事對此很有幫助，即一直屬於保守派的軍方本身，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後變得更加保守。1976年，多數軍方領袖自認為是獨立分子，1/3自認為是共和黨人。到了1996年，有2/3自認為是共和黨人。政治認同的這一變化也許有幾個原因。軍方領袖無法像文官那樣輕易忘掉越戰的失敗，因而或許極易相信“背後插刀”神話。
這可能也與預算有關：卡特主持了越戰後的軍力縮減，裏根大幅提高軍費開支，後來克林頓主持了另一次削減—這一次是在蘇聯解體之後。地域政治也是個因素。正如一份記述所言的：
（軍方倒向共和黨人）也是由於征兵政策與基地關閉政策的變化，以及美國南方的持續“共和黨化”。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東北部的許多後備軍官訓練項目被關閉，而這些項目在南方增多。到90年代末，40%以上的後備軍官訓練項目都在南方—主要是在州立大學，而在南方讀書的美國大學生僅占30%不到。在基地關閉方麵也有類似的情形，也就是說，現在駐紮在南部與西南部基地的軍人超過了其應有的比例。同樣重要的是，或許“價值觀”因素也起了作用：隨著美國變得開放，軍方日益與社會格格不入—時至今日軍隊中仍有一定情形下的通奸罪。一般認為性解放與20世紀60年代有關，但其實到70年代才波及大眾。例如，約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就通奸與人類的境況寫過多部小說，其中一部就題為《福特政府傳》（memoriesofthefordadministration），這很能說明問題。
因此，保守主義運動在得勢後就越來越能拉大旗作虎皮，自稱在國家安全方麵強過民主黨，並聲言得到絕大多數軍方領袖的支持。
但是，很難說在“9·11”事件之前的任何一次全國選舉中，“共和黨在國家安全方麵強”的印象曾起過關鍵的作用。有幾次，這一印象確讓民主黨受損：邁克·杜卡基斯（michaeldukakis）坐在坦克裏的畫麵是1988年選舉失敗的原因之一，有關軍人同性戀問題的吵鬧促成共和黨於1994年入主國會。軍人投票在2000年起到了作用，但那隻是眾多因素之一：在那次選舉中，幾乎任何能帶給共和黨幾千張選票的東西就可稱為決定性因素。
隻有在2002年和2004年的兩次選舉中，國家安全問題真正決定了勝負。2002年，商業醜聞頻發，經濟不振，而且總統所屬的政黨曆來易在中期選舉中喪失席位，按常理推測，共和黨人會遭遇挫折，最終民主黨會控製參議院，而且很可能也拿下眾議院。但全國都團結在小布什周圍，因為他許諾要懲罰製造“9·11”事件的“為惡者”，還一定要抓到本·拉登，不論死活。共和黨毫不遮掩地利用那起慘劇撈取政治利益，在其競選廣告中，民主黨人慢慢變臉成薩達姆·侯賽因，結果是共和黨大獲全勝。
到了2004年的選舉，對伊拉克戰爭的疑慮日深，但選民大多仍不肯麵對現實。在選舉前夕，相信美國入侵伊拉克“做得對”或美國正在走向勝利的選民，以及兩點都信的選民，仍占大多數。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國家安全給了小布什勝選的優勢。
2004年大選後不久，有不少人宣稱，“共和黨擅長國家安全”的印象將令共和黨的多數地位固若金湯，長久維係。於是埃茲爾［我在前文曾因他1984年的預見性著作《不平等的新政治學〉（thenewpoliticsofinequality）而予以讚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