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1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根據這一觀點，保守主義運動的興起是貧富不均加劇的副產品。
認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貧富不均的急速加劇改造了美國政治，顯然要比將一切歸因於幾個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更說得過去。但所謂收入的日趨集中強化了經濟精英的力量，並推動共和黨的右轉，這個假說會遭遇一個大問題，那就是時間。共和黨開始劇烈右轉的時候，還根本沒有收入不平等拉大的跡象，那是後來的事情。裏根獲提名是在1980年，而在那一年，富人與普通美國人之間的差距根本沒有超過艾森豪威爾時代的水平。國會中的政治變化始自1976年和1978年的選舉。正如埃茲爾指出的，“年輕的、以意識形態為念的共和黨參議員中的中堅分子”從1975年的4人增加到1979年的11人，眾議院中也有相應的變化。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對“大學共和黨人”的接管還要更早—卡爾·羅夫1972年就當選主席了，保守主義運動的關鍵機構也大體創立在同一時間。例如，遺產基金會成立於1971年。“商業圓桌會”組成於1972年—該機構將幾個組織渙散的團體合並為一個強大的、奉行親公司政見的遊說集團，最終成為桑托倫“k街戰略”的基礎。之後不久，美國商會也再度成為一支舉足輕重的遊說勢力。
除此之外，還有我在第7章中列出的證據，即製度與規範的變化是不平等拉大的主要原因，而製度與規範的這些變化是因政治變化導致的。如此一來，認為貧富不均推動共和黨右轉的機械論觀點就基本上說不過去了。也許隨著收入的日益集中，隨著越來越多的捐款者有能力為其看中的政客大把撒錢，隨著這些人財力的日增，共和黨的右轉趨勢得到了強化，但這一過程的推進必定還有別的原因。
在我看來，這些“別的原因”就是第6章和第7章所述的各種力量的集聚。簡單複述一下。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保守主義者”，即聚集在《國家評論》雜誌周圍的一小群持精英統治論的人，通過與其他派別合並，發展成了一股實力不俗的運動。這些派別的人都對戰後溫和的、以中產階級為主的美國感到不滿。狂熱的反共分子在保守主義運動中發現了誌趣相投的盟友，他們抱有同樣的擔憂；一想到別人拿福利就憤憤不平的人發現，這個運動可以用體麵的政治方式表達他們的怨恨；要應付工會而怒火騰騰的商人發現，這個運動可以把他們的憤怒轉化為有影響力的政治行動。
這些力量聚合在一起足以讓戈德華特獲得提名，但提名之所以成功，不
過是因變起突然，令共和黨上層猝不及防而已，戈德華特也在競選中遭遇慘敗。但保守主義運動繼續向前，並吸取教訓。在裏根教導下，該運動學會了如何用民粹主義的言辭來包裝精英統治論的經濟理念。尼克鬆雖不是保守主義運動分子，但他演示了如何利用美國的陰暗麵—族群與社會怨恨、對國內外安全的憂慮，以及種族問題這個重中之重—來贏得選舉。
最後這些因素至關重要。它們使極右的主張不再停留於無用的抗議，而是轉變為製勝的戰略，從而贏得了大筆的資金，並建立了保守主義運動的機製，即今天我們所知的“右翼大陰謀”。
不過，本章前文述及的第二個困惑又隨之而來。收入不均的加劇本應讓福利國家更受歡迎，在這個時候，那些鼓吹縮小福利國家、實施累退稅製的人為何能贏得選舉呢？這就是下一章的主題。
09黑暗的選舉
虛偽的政治
共和黨勝利的秘密
邪惡帝國
宗教與道德對政治的影響
工人和移民對選舉的影響
造假：黑暗的選舉政治
美國走錯了方向
選民並不隻是基於自身利益投票—其實一位徹底自私的選民根本不會去投票，因為前往投票處的成本超過了單個人的投票對其自身福利可能產生的影響。一些人也許原則性地投票反對“大政府”，即便政府項目對他們來說或許利大於弊；還有一些人會支持慷慨的政府項目，雖說他們根本用不著。但我們仍會覺得，選民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的自身利益。事實也的確如此：與身處收入分配頂端的1/3選民相比，底層的1/3選民明顯更支持增加政府開支、政府工作計劃，如此等等。因為“大政府”，即福利國家，有兩種功用：第一，它是一種保障形式，保護人們免遭一些生活的風險，讓他們放心，不管發生什麽事，他們都不會在晚年忍饑挨餓，而且如果年齡超過65歲，就不用擔心沒錢動手術；第二，它大體上將收入向下層重新分配。
例如，可以想想聯邦醫療保險的效果。聯邦醫療保險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社會保險，它能讓人安心—就算有些人支付到體係中的稅收和保險費最後超過了自己獲得的福利也會覺得安心。不少60歲左右的美國人會覺得，一定要努力堅持，活到能拿聯邦醫療保險的年紀。他們勉為其難地支付高額的保險費，惶惶不安地過活，企盼不要生大病，直到最終迎來神奇的65
認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貧富不均的急速加劇改造了美國政治，顯然要比將一切歸因於幾個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更說得過去。但所謂收入的日趨集中強化了經濟精英的力量，並推動共和黨的右轉，這個假說會遭遇一個大問題，那就是時間。共和黨開始劇烈右轉的時候，還根本沒有收入不平等拉大的跡象，那是後來的事情。裏根獲提名是在1980年，而在那一年，富人與普通美國人之間的差距根本沒有超過艾森豪威爾時代的水平。國會中的政治變化始自1976年和1978年的選舉。正如埃茲爾指出的，“年輕的、以意識形態為念的共和黨參議員中的中堅分子”從1975年的4人增加到1979年的11人，眾議院中也有相應的變化。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對“大學共和黨人”的接管還要更早—卡爾·羅夫1972年就當選主席了，保守主義運動的關鍵機構也大體創立在同一時間。例如，遺產基金會成立於1971年。“商業圓桌會”組成於1972年—該機構將幾個組織渙散的團體合並為一個強大的、奉行親公司政見的遊說集團，最終成為桑托倫“k街戰略”的基礎。之後不久，美國商會也再度成為一支舉足輕重的遊說勢力。
除此之外，還有我在第7章中列出的證據，即製度與規範的變化是不平等拉大的主要原因，而製度與規範的這些變化是因政治變化導致的。如此一來，認為貧富不均推動共和黨右轉的機械論觀點就基本上說不過去了。也許隨著收入的日益集中，隨著越來越多的捐款者有能力為其看中的政客大把撒錢，隨著這些人財力的日增，共和黨的右轉趨勢得到了強化，但這一過程的推進必定還有別的原因。
在我看來，這些“別的原因”就是第6章和第7章所述的各種力量的集聚。簡單複述一下。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保守主義者”，即聚集在《國家評論》雜誌周圍的一小群持精英統治論的人，通過與其他派別合並，發展成了一股實力不俗的運動。這些派別的人都對戰後溫和的、以中產階級為主的美國感到不滿。狂熱的反共分子在保守主義運動中發現了誌趣相投的盟友，他們抱有同樣的擔憂；一想到別人拿福利就憤憤不平的人發現，這個運動可以用體麵的政治方式表達他們的怨恨；要應付工會而怒火騰騰的商人發現，這個運動可以把他們的憤怒轉化為有影響力的政治行動。
這些力量聚合在一起足以讓戈德華特獲得提名，但提名之所以成功，不
過是因變起突然，令共和黨上層猝不及防而已，戈德華特也在競選中遭遇慘敗。但保守主義運動繼續向前，並吸取教訓。在裏根教導下，該運動學會了如何用民粹主義的言辭來包裝精英統治論的經濟理念。尼克鬆雖不是保守主義運動分子，但他演示了如何利用美國的陰暗麵—族群與社會怨恨、對國內外安全的憂慮，以及種族問題這個重中之重—來贏得選舉。
最後這些因素至關重要。它們使極右的主張不再停留於無用的抗議，而是轉變為製勝的戰略，從而贏得了大筆的資金，並建立了保守主義運動的機製，即今天我們所知的“右翼大陰謀”。
不過，本章前文述及的第二個困惑又隨之而來。收入不均的加劇本應讓福利國家更受歡迎，在這個時候，那些鼓吹縮小福利國家、實施累退稅製的人為何能贏得選舉呢？這就是下一章的主題。
09黑暗的選舉
虛偽的政治
共和黨勝利的秘密
邪惡帝國
宗教與道德對政治的影響
工人和移民對選舉的影響
造假：黑暗的選舉政治
美國走錯了方向
選民並不隻是基於自身利益投票—其實一位徹底自私的選民根本不會去投票，因為前往投票處的成本超過了單個人的投票對其自身福利可能產生的影響。一些人也許原則性地投票反對“大政府”，即便政府項目對他們來說或許利大於弊；還有一些人會支持慷慨的政府項目，雖說他們根本用不著。但我們仍會覺得，選民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的自身利益。事實也的確如此：與身處收入分配頂端的1/3選民相比，底層的1/3選民明顯更支持增加政府開支、政府工作計劃，如此等等。因為“大政府”，即福利國家，有兩種功用：第一，它是一種保障形式，保護人們免遭一些生活的風險，讓他們放心，不管發生什麽事，他們都不會在晚年忍饑挨餓，而且如果年齡超過65歲，就不用擔心沒錢動手術；第二，它大體上將收入向下層重新分配。
例如，可以想想聯邦醫療保險的效果。聯邦醫療保險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社會保險，它能讓人安心—就算有些人支付到體係中的稅收和保險費最後超過了自己獲得的福利也會覺得安心。不少60歲左右的美國人會覺得，一定要努力堅持，活到能拿聯邦醫療保險的年紀。他們勉為其難地支付高額的保險費，惶惶不安地過活，企盼不要生大病，直到最終迎來神奇的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