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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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隻有一小群選民支付房地產遺產稅，而該稅幫助維持的政府項目卻使許多選民受益，讀者想必認為，任何想要取悅中間選民或代表性選民的政黨，都會傾向於對房地產遺產稅維持原狀。事實上這也是共和黨延續70年的做法：在近年來的舉動之前，共和黨上一次嚴肅地試圖取消房地產遺產稅，還是1925~1926年的事情，不過那次努力失敗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連一些共和黨人也反對取消。在20世紀90年代，共和黨再次把取消房地產遺產稅樹立為要務之一。在2001年小布什的減稅措施中，也有一項逐步廢除房地產遺產稅的計劃，即逐步降低稅率、減免稅收的做法，最終在2010年完全取消該稅。換言之，在對富人減稅一事上，今天的共和黨甘願比20世紀20年代“長鍍金年代”晚期的共和黨走得更遠。
一些保守主義運動分子直言不諱：他們就是要讓時光倒流。人稱減稅運動“陸軍元帥”的反稅鼓動家格羅弗·諾奎斯特（grovernorquist），就有如下的名言：“我的目標就是在25年裏把政府切掉一半，使它變小，這樣我們就能把它淹死在浴缸裏。”不過，與這句最有名的話相比，他的另一句話揭示了更多的東西：他想把美國帶迴到“麥金利時代—保護主義除外”，迴到“社會主義者奪權，即西奧多·羅斯福上台前的美國，所得稅、遺產稅、管製，這一切統統取消”。
所以說，現代共和黨已經落入激進分子的手中，這些人想迴到20世紀之前。民主黨並未發生如此嚴重的激進化，因而右翼接管共和黨是當前黨派嚴峻對立的主因。但仍有一個疑問：保守主義運動分子究竟如何奪取並鞏固了美國兩大政黨之一的控製權？
大陰謀
保守主義運動牢牢把持共和黨的本質，可以一言蔽之：弗吉尼亞有個右翼的大陰謀。也就是說，有一組環環相扣的機構，其最高指揮者是一小群人，他們獎賞忠誠人士，懲罰異議分子。這些機構向順服的政客提供勝選所需的資源。他們若是失敗，還可得到避風港，而在離職之後，還有收入豐厚的工作機會。他們確保遵行黨派路線的政客得到正麵的新聞報道，並騷擾、毀謗反對者。他們還維持一支黨派知識分子與活動者的大軍，隨時可以投入使用。
右翼智庫雖遠非“大陰謀”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它們也提供了一個有用的窗口，使我們得以窺視這一陰謀的運作。以下便是現代智庫生活的一些場景。
例一，保守派經濟學家、裏根政府老臣布魯斯·巴特利特（brucebartlett）在全國計劃分析中心（ncpa）工作。該智庫的特長是鼓吹私有化，為其提供資金支持的有12家基金會，包括城堡石（castlerock）、埃爾哈特（earhart）、jm、科克、布拉德利（bradley）、斯凱夫與奧林（olin）等。巴特利特對小布什的政策感到心灰意冷，遂寫了《冒牌者》（impostor）一書，指責小布什是個冒牌的保守派。他很快就被解雇，失去了在該智庫中的職位。
例二，強硬的保守派、賓夕法尼亞州參議員裏克·桑托倫（ricksantorum）。在賓夕法尼亞州這個相對溫和的州，他在2006年的中期選舉中被掃地出門，不過很快就有了新工作，出任道德與公共政策中心（eppc）“美國之敵”項目的主任。該組織自稱其使命是“闡明並強化猶太教與基督教道德傳統之間的紐帶，以及有關內外政策議題的公共辯論”。eppc得到八家基金會的捐款支持：城堡石、埃爾哈特、科克、布拉德利、史密斯·理查森、奧林以及斯凱夫旗下的基金會。
例三，美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ncppr）是個致力於“為當今的公共政策問題提供自由市場解決方案”的智庫—近年來這一活動主要是質疑全球變暖。ncppr在2004年上了新聞，當時有人發現它幫助共和黨說客傑克·阿布拉莫夫（jackabramoff）洗錢：ncppr向一個虛假的直郵公司匯了100萬美元，該公司和阿布拉莫夫是同一個地址。為什麽是ncppr呢？從1982年成立時起，ncppr的主任一直是艾米·莫裏茨·賴德諾爾（amymoritzridenour）。1981年阿布拉莫夫當選“大學共和黨人”主席時，賴德諾爾是他的夥伴。賴德諾爾的丈夫也領取薪水，兩人都拿六位數的工資。ncppr得到城堡石、埃爾哈特、斯凱夫、布拉德利與奧林的資助。
像右翼智庫這樣的光景，在左派中是絕對沒有的。《華盛頓郵報》有個固定欄目“智庫城”，該欄目“發表十一家傑出智庫提交的專欄文章”。有幸入選的十一家智庫中，有五家是保守主義運動組織：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卡托研究所、遺產基金會、曼哈頓研究所、哈德遜研究所。隻有美國發展中心（cap）一家可視為真正的進步組織，而且是在2003年才創建的。其他一些智庫（如布魯金斯學會）雖常被稱為“自由派”，其實大體是
中間派組織，沒有固定的政策路線。除美國發展中心外，還有一些進步主義智庫是政策辯論中的重要角色，如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經濟政策研究所等。但按財力與人力比較，這些組織是小魚，保守主義運動的智庫是巨鯨。
20世紀70年代以來保守主義運動智庫的勃興意味著，從屬於該運動的知識分子現在隻需奉揚一定的觀點，就可以過得很不錯了。這是有代價的，正如巴特利特發現的，他們想要的是忠心的僚屬，而不是獨立的思想家，但許多人覺得這是筆劃算的買賣。
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智庫是由富裕家族組建的一小群基金會憑空召喚出來的。較大的基金會，尤其是遺產基金會與美國企業研究所，也得到了公司的大筆資助。
新聞界也有類似於保守主義智庫網絡的東西。和保守主義運動的智庫一樣，《國家雜誌》（nationaljournal）、《公共利益》、《美國旁觀者》等刊物也是在右翼基金會的大力扶助下創辦的—基本上就是那些扶植智庫的基金會。還有一些支持保守主義運動的報紙：《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版長期以來扮演了關鍵角色，然而被文鮮明（sunmyungmoon）的“統一教”所控製的《華盛頓時報》，事實上已成為小布什政府的傳聲筒。當然還有《福克斯新聞》，其口號“公允平衡”頗有一絲奧威爾小說的意味。
最後，而且同樣重要的是，還有遊說者與政客結成的紐帶。表麵上多種多樣的公司遊說團體，就像表麵上多種多樣的保守主義智庫一樣，掩蓋了該運動的集權本質。在裏克·桑托倫參議員於2006年競選失敗、被迫另謀一份迎戰“美國之敵”的新職位之前，每周二都會和20多名頂級遊說者開會。尼古拉斯·孔費索雷（nichsconfessore）在2003年如此描述這些會議：
參會的遊說者每周傳閱一份空缺的職位表，然後討論支持哪些人。桑托倫的職責是確保每份工作都給忠誠的共和黨人，例如一位參議員的幕僚長、一位白宮高級顧問，或已證明忠實可靠的另一位遊說者。桑托倫選定一名候選人後，參會的遊說者會確保別人知道誰是共和黨領導層青睞的人。桑托倫的每周例會，以及眾議院多數黨黨督羅伊·布倫特（royblunt）主持的類似會議，都是“k街戰略”登峰造極的形式。“k街戰略”是諾奎斯特與前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迪萊（tomdy）製訂的一項計劃，即將民主黨人逐出遊說團體，把這些職位授予忠誠的
共和黨人。這一戰略的目標之一是，確保共和黨得到公司捐款的大頭，扼殺民主黨的財源。他們還通過直接施壓來促成這一目標。1995年迪萊匯編了一個單子，列出了400家最大的政治籌款委員會，以及其給予兩黨的資金數額與分配比例。然後迪萊把“不友好”的遊說者叫到辦公室，加以斥責。“你要想參與我們的革命，就得遵守我們的規則。”他對《華盛頓郵報》說。不過同樣重要的是，奪取遊說團體的控製權也有利於維持共和黨的內部忠誠，因為這樣就有了大量可施恩賞賜的職位，用以酬勞那些遵行黨派路線的人，而這些職位可真是大肥缺。
保守主義運動的各種機製為共和黨政治家提供了強有力的激勵，促使其采取嚴重偏右的立場。這不僅關係到競選捐款，而且關係到個人的經濟前景。公眾強烈認為，聯邦醫療保險機構應當利用其談判力來壓低藥價，但2001~2004年的眾議院能源與商務委員會主席、脫離民主黨轉投共和黨的眾議員比利·陶津（billytauzin）卻推動通過了一項聯邦醫療保險法案，其中明文規定禁止協商價格。隨後陶津就出任製藥業最大遊說團體的首腦，據傳有七位數的薪水。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選民看來，桑托倫明顯右得太過火了，但在競選失敗後，他毫不費力地謀到了一份智庫的亮麗職位，而羅德島的溫和派共和黨人林肯·查菲雖在同一年失去參議院席位，卻隻能將就著在布朗大學教一年書。
林肯·查菲的敗選讓我想到保守主義運動機構對共和黨的另一種控製術：他們不光支持聽話的共和黨政客，還懲罰那些不聽話的。查菲在初選中遭遇了來自右翼的卑劣阻擊。他的對手史蒂夫·拉菲（stevffey）從“增長俱樂部”得到了100萬美元以上的資金支持，該組織的專長就是教訓那些對減稅不夠熱心的共和黨人。2001年，時任該俱樂部主席的斯蒂文·穆爾（stephenmoore）宣稱：“我們希望被視為減稅的執行員。”該俱樂部對於逼走查菲寄予厚望：兩年之前，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初選中，“增長俱樂部”資助的一名候選人幾乎擊敗了另一位相對溫和的共和黨人阿倫·斯佩克特（arlenspecter）參議員。而這些阻擊是有威懾力的，正如一位共和黨議員在2001年說的：“看看共和黨人統統投票支持布什的減稅方案，你就會明白，他們是很小心謹慎的，他們可不想讓史蒂夫·穆爾在自己的選區招募候選人。”
斯佩克特首次當選參議員是在1980年，這使他成為舊時
代的遺物—那時共和黨還是能給溫和派留一席之地的。
但較年輕的共和黨政治家基本上是在一個為保守主義運動所決定的政黨中長大的。極右派早在1972年就接管了“大學共和黨人”，而那年當選該組織主席的不是旁人，正是卡爾·羅夫。桑托倫、諾奎斯特、拉爾夫·裏德（ralphreed）與阿布拉莫夫也均是“大學共和黨人”校友中的名人。保守主義運動分子主宰了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這意味著議員候選人是由他們招募的；勢所必然的是，他們選的人都與自己是一個模子裏出來的。國會中僅存的一些共和黨溫和派，幾乎毫無例外都是在裏根上台之前進入國會的，或者至少是在1994年的選舉之前，那次選舉鎖定了金裏奇這派共和黨人的主宰地位。
最後一點，保守主義運動的機製確保共和黨一以貫之地追求不變的目標，而民主黨則絕無這樣的連續性。吉米·卡特想製定一套國家能源政策，以減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但最終隻是想想而已；沒有人覺得比爾·克林頓會撿起吉米·卡特撂下的挑子。羅納德·裏根想大幅削減社會保障福利卻沒有成功，保守主義運動僅視之為一場戰術性挫折。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此文現在已很有名，卡托研究所與遺產基金會的分析員唿籲采取“列寧式戰略”來破壞民眾對社會保障製度的支持，主張“在政治上準備陣地，以使過去18個月裏的慘敗不再重演”。小布什將社會保障體係私有化的圖謀依據的就是這項戰略，而且除非保守主義運動最終像“新政”之前的保守主義那樣被徹底擊敗，將來還會有更多這樣的圖謀。
金錢收買了政黨
黨派裂痕不斷深化的機理很明顯。針鋒相對的黨派對立之所以成為通常現象，是因為共和黨人右轉了。而共和黨之所以右轉，是因為它被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接管了。但終極的原因在哪裏，這個問題仍未解決。討厭稅收的富裕家庭、痛恨監管的公司利益集團、認為福利國家非法的知識分子一直都存在，不過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些群體處於邊緣狀態，被兩黨當成怪人對待。是什麽把他們變成了足以改造美國政治的強大力量呢？
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如果他們還會費心去想自己為什麽得勢的話）視此為一個好理念戰勝壞理念的故事。這個故事大致如下。“大蕭條”和左派的宣傳誤使人們相信，需要有個大政府來保護自己，而大政府的機製後來就憑借自身的力量越來越鞏固了。但在米爾頓·弗裏德曼、羅納德·裏根等勇士的教導之下，共和黨人逐漸
明白了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出路。黨派分歧之所以還存在，不過是因為一些人依然執迷不悟。
這樣來敘述政治的變化，就像是一部英雄史詩，另一個極端的說法是，貧富不均的加劇是保守主義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這一觀點有些機械論的味道，正如我在第1章中說明的，我是帶著這樣的觀點動筆寫本書的。這一觀點的大意是：金錢能買到勢力，而由於科技變化等加劇貧富不均的因素，最富的一小群美國人越來越富，最後甚至有了充足的金錢來收買一個政黨
由於隻有一小群選民支付房地產遺產稅，而該稅幫助維持的政府項目卻使許多選民受益，讀者想必認為，任何想要取悅中間選民或代表性選民的政黨，都會傾向於對房地產遺產稅維持原狀。事實上這也是共和黨延續70年的做法：在近年來的舉動之前，共和黨上一次嚴肅地試圖取消房地產遺產稅，還是1925~1926年的事情，不過那次努力失敗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連一些共和黨人也反對取消。在20世紀90年代，共和黨再次把取消房地產遺產稅樹立為要務之一。在2001年小布什的減稅措施中，也有一項逐步廢除房地產遺產稅的計劃，即逐步降低稅率、減免稅收的做法，最終在2010年完全取消該稅。換言之，在對富人減稅一事上，今天的共和黨甘願比20世紀20年代“長鍍金年代”晚期的共和黨走得更遠。
一些保守主義運動分子直言不諱：他們就是要讓時光倒流。人稱減稅運動“陸軍元帥”的反稅鼓動家格羅弗·諾奎斯特（grovernorquist），就有如下的名言：“我的目標就是在25年裏把政府切掉一半，使它變小，這樣我們就能把它淹死在浴缸裏。”不過，與這句最有名的話相比，他的另一句話揭示了更多的東西：他想把美國帶迴到“麥金利時代—保護主義除外”，迴到“社會主義者奪權，即西奧多·羅斯福上台前的美國，所得稅、遺產稅、管製，這一切統統取消”。
所以說，現代共和黨已經落入激進分子的手中，這些人想迴到20世紀之前。民主黨並未發生如此嚴重的激進化，因而右翼接管共和黨是當前黨派嚴峻對立的主因。但仍有一個疑問：保守主義運動分子究竟如何奪取並鞏固了美國兩大政黨之一的控製權？
大陰謀
保守主義運動牢牢把持共和黨的本質，可以一言蔽之：弗吉尼亞有個右翼的大陰謀。也就是說，有一組環環相扣的機構，其最高指揮者是一小群人，他們獎賞忠誠人士，懲罰異議分子。這些機構向順服的政客提供勝選所需的資源。他們若是失敗，還可得到避風港，而在離職之後，還有收入豐厚的工作機會。他們確保遵行黨派路線的政客得到正麵的新聞報道，並騷擾、毀謗反對者。他們還維持一支黨派知識分子與活動者的大軍，隨時可以投入使用。
右翼智庫雖遠非“大陰謀”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它們也提供了一個有用的窗口，使我們得以窺視這一陰謀的運作。以下便是現代智庫生活的一些場景。
例一，保守派經濟學家、裏根政府老臣布魯斯·巴特利特（brucebartlett）在全國計劃分析中心（ncpa）工作。該智庫的特長是鼓吹私有化，為其提供資金支持的有12家基金會，包括城堡石（castlerock）、埃爾哈特（earhart）、jm、科克、布拉德利（bradley）、斯凱夫與奧林（olin）等。巴特利特對小布什的政策感到心灰意冷，遂寫了《冒牌者》（impostor）一書，指責小布什是個冒牌的保守派。他很快就被解雇，失去了在該智庫中的職位。
例二，強硬的保守派、賓夕法尼亞州參議員裏克·桑托倫（ricksantorum）。在賓夕法尼亞州這個相對溫和的州，他在2006年的中期選舉中被掃地出門，不過很快就有了新工作，出任道德與公共政策中心（eppc）“美國之敵”項目的主任。該組織自稱其使命是“闡明並強化猶太教與基督教道德傳統之間的紐帶，以及有關內外政策議題的公共辯論”。eppc得到八家基金會的捐款支持：城堡石、埃爾哈特、科克、布拉德利、史密斯·理查森、奧林以及斯凱夫旗下的基金會。
例三，美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ncppr）是個致力於“為當今的公共政策問題提供自由市場解決方案”的智庫—近年來這一活動主要是質疑全球變暖。ncppr在2004年上了新聞，當時有人發現它幫助共和黨說客傑克·阿布拉莫夫（jackabramoff）洗錢：ncppr向一個虛假的直郵公司匯了100萬美元，該公司和阿布拉莫夫是同一個地址。為什麽是ncppr呢？從1982年成立時起，ncppr的主任一直是艾米·莫裏茨·賴德諾爾（amymoritzridenour）。1981年阿布拉莫夫當選“大學共和黨人”主席時，賴德諾爾是他的夥伴。賴德諾爾的丈夫也領取薪水，兩人都拿六位數的工資。ncppr得到城堡石、埃爾哈特、斯凱夫、布拉德利與奧林的資助。
像右翼智庫這樣的光景，在左派中是絕對沒有的。《華盛頓郵報》有個固定欄目“智庫城”，該欄目“發表十一家傑出智庫提交的專欄文章”。有幸入選的十一家智庫中，有五家是保守主義運動組織：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卡托研究所、遺產基金會、曼哈頓研究所、哈德遜研究所。隻有美國發展中心（cap）一家可視為真正的進步組織，而且是在2003年才創建的。其他一些智庫（如布魯金斯學會）雖常被稱為“自由派”，其實大體是
中間派組織，沒有固定的政策路線。除美國發展中心外，還有一些進步主義智庫是政策辯論中的重要角色，如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經濟政策研究所等。但按財力與人力比較，這些組織是小魚，保守主義運動的智庫是巨鯨。
20世紀70年代以來保守主義運動智庫的勃興意味著，從屬於該運動的知識分子現在隻需奉揚一定的觀點，就可以過得很不錯了。這是有代價的，正如巴特利特發現的，他們想要的是忠心的僚屬，而不是獨立的思想家，但許多人覺得這是筆劃算的買賣。
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智庫是由富裕家族組建的一小群基金會憑空召喚出來的。較大的基金會，尤其是遺產基金會與美國企業研究所，也得到了公司的大筆資助。
新聞界也有類似於保守主義智庫網絡的東西。和保守主義運動的智庫一樣，《國家雜誌》（nationaljournal）、《公共利益》、《美國旁觀者》等刊物也是在右翼基金會的大力扶助下創辦的—基本上就是那些扶植智庫的基金會。還有一些支持保守主義運動的報紙：《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版長期以來扮演了關鍵角色，然而被文鮮明（sunmyungmoon）的“統一教”所控製的《華盛頓時報》，事實上已成為小布什政府的傳聲筒。當然還有《福克斯新聞》，其口號“公允平衡”頗有一絲奧威爾小說的意味。
最後，而且同樣重要的是，還有遊說者與政客結成的紐帶。表麵上多種多樣的公司遊說團體，就像表麵上多種多樣的保守主義智庫一樣，掩蓋了該運動的集權本質。在裏克·桑托倫參議員於2006年競選失敗、被迫另謀一份迎戰“美國之敵”的新職位之前，每周二都會和20多名頂級遊說者開會。尼古拉斯·孔費索雷（nichsconfessore）在2003年如此描述這些會議：
參會的遊說者每周傳閱一份空缺的職位表，然後討論支持哪些人。桑托倫的職責是確保每份工作都給忠誠的共和黨人，例如一位參議員的幕僚長、一位白宮高級顧問，或已證明忠實可靠的另一位遊說者。桑托倫選定一名候選人後，參會的遊說者會確保別人知道誰是共和黨領導層青睞的人。桑托倫的每周例會，以及眾議院多數黨黨督羅伊·布倫特（royblunt）主持的類似會議，都是“k街戰略”登峰造極的形式。“k街戰略”是諾奎斯特與前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迪萊（tomdy）製訂的一項計劃，即將民主黨人逐出遊說團體，把這些職位授予忠誠的
共和黨人。這一戰略的目標之一是，確保共和黨得到公司捐款的大頭，扼殺民主黨的財源。他們還通過直接施壓來促成這一目標。1995年迪萊匯編了一個單子，列出了400家最大的政治籌款委員會，以及其給予兩黨的資金數額與分配比例。然後迪萊把“不友好”的遊說者叫到辦公室，加以斥責。“你要想參與我們的革命，就得遵守我們的規則。”他對《華盛頓郵報》說。不過同樣重要的是，奪取遊說團體的控製權也有利於維持共和黨的內部忠誠，因為這樣就有了大量可施恩賞賜的職位，用以酬勞那些遵行黨派路線的人，而這些職位可真是大肥缺。
保守主義運動的各種機製為共和黨政治家提供了強有力的激勵，促使其采取嚴重偏右的立場。這不僅關係到競選捐款，而且關係到個人的經濟前景。公眾強烈認為，聯邦醫療保險機構應當利用其談判力來壓低藥價，但2001~2004年的眾議院能源與商務委員會主席、脫離民主黨轉投共和黨的眾議員比利·陶津（billytauzin）卻推動通過了一項聯邦醫療保險法案，其中明文規定禁止協商價格。隨後陶津就出任製藥業最大遊說團體的首腦，據傳有七位數的薪水。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選民看來，桑托倫明顯右得太過火了，但在競選失敗後，他毫不費力地謀到了一份智庫的亮麗職位，而羅德島的溫和派共和黨人林肯·查菲雖在同一年失去參議院席位，卻隻能將就著在布朗大學教一年書。
林肯·查菲的敗選讓我想到保守主義運動機構對共和黨的另一種控製術：他們不光支持聽話的共和黨政客，還懲罰那些不聽話的。查菲在初選中遭遇了來自右翼的卑劣阻擊。他的對手史蒂夫·拉菲（stevffey）從“增長俱樂部”得到了100萬美元以上的資金支持，該組織的專長就是教訓那些對減稅不夠熱心的共和黨人。2001年，時任該俱樂部主席的斯蒂文·穆爾（stephenmoore）宣稱：“我們希望被視為減稅的執行員。”該俱樂部對於逼走查菲寄予厚望：兩年之前，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初選中，“增長俱樂部”資助的一名候選人幾乎擊敗了另一位相對溫和的共和黨人阿倫·斯佩克特（arlenspecter）參議員。而這些阻擊是有威懾力的，正如一位共和黨議員在2001年說的：“看看共和黨人統統投票支持布什的減稅方案，你就會明白，他們是很小心謹慎的，他們可不想讓史蒂夫·穆爾在自己的選區招募候選人。”
斯佩克特首次當選參議員是在1980年，這使他成為舊時
代的遺物—那時共和黨還是能給溫和派留一席之地的。
但較年輕的共和黨政治家基本上是在一個為保守主義運動所決定的政黨中長大的。極右派早在1972年就接管了“大學共和黨人”，而那年當選該組織主席的不是旁人，正是卡爾·羅夫。桑托倫、諾奎斯特、拉爾夫·裏德（ralphreed）與阿布拉莫夫也均是“大學共和黨人”校友中的名人。保守主義運動分子主宰了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這意味著議員候選人是由他們招募的；勢所必然的是，他們選的人都與自己是一個模子裏出來的。國會中僅存的一些共和黨溫和派，幾乎毫無例外都是在裏根上台之前進入國會的，或者至少是在1994年的選舉之前，那次選舉鎖定了金裏奇這派共和黨人的主宰地位。
最後一點，保守主義運動的機製確保共和黨一以貫之地追求不變的目標，而民主黨則絕無這樣的連續性。吉米·卡特想製定一套國家能源政策，以減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但最終隻是想想而已；沒有人覺得比爾·克林頓會撿起吉米·卡特撂下的挑子。羅納德·裏根想大幅削減社會保障福利卻沒有成功，保守主義運動僅視之為一場戰術性挫折。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此文現在已很有名，卡托研究所與遺產基金會的分析員唿籲采取“列寧式戰略”來破壞民眾對社會保障製度的支持，主張“在政治上準備陣地，以使過去18個月裏的慘敗不再重演”。小布什將社會保障體係私有化的圖謀依據的就是這項戰略，而且除非保守主義運動最終像“新政”之前的保守主義那樣被徹底擊敗，將來還會有更多這樣的圖謀。
金錢收買了政黨
黨派裂痕不斷深化的機理很明顯。針鋒相對的黨派對立之所以成為通常現象，是因為共和黨人右轉了。而共和黨之所以右轉，是因為它被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接管了。但終極的原因在哪裏，這個問題仍未解決。討厭稅收的富裕家庭、痛恨監管的公司利益集團、認為福利國家非法的知識分子一直都存在，不過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些群體處於邊緣狀態，被兩黨當成怪人對待。是什麽把他們變成了足以改造美國政治的強大力量呢？
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如果他們還會費心去想自己為什麽得勢的話）視此為一個好理念戰勝壞理念的故事。這個故事大致如下。“大蕭條”和左派的宣傳誤使人們相信，需要有個大政府來保護自己，而大政府的機製後來就憑借自身的力量越來越鞏固了。但在米爾頓·弗裏德曼、羅納德·裏根等勇士的教導之下，共和黨人逐漸
明白了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出路。黨派分歧之所以還存在，不過是因為一些人依然執迷不悟。
這樣來敘述政治的變化，就像是一部英雄史詩，另一個極端的說法是，貧富不均的加劇是保守主義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這一觀點有些機械論的味道，正如我在第1章中說明的，我是帶著這樣的觀點動筆寫本書的。這一觀點的大意是：金錢能買到勢力，而由於科技變化等加劇貧富不均的因素，最富的一小群美國人越來越富，最後甚至有了充足的金錢來收買一個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