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9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黨
從1994年到克林頓卸任，整整六年時間裏，共和黨控製的國會與身為民主黨的總統進行著針鋒相對的權力鬥爭。現在人們大多記得1998年上演的彈劾事件，但1995年的政府癱瘓事件關係國家大事而非個人舉止，其意義更深。那是不同的政府觀念與社會理想之間的一場公開較量。
此事發生的主要原因是眾議院議長紐特·金裏奇試圖強行通過一項方案，該方案將大大削減聯邦醫療保險的資金，並且同樣重要的是，它將對健康老人采取一項激勵措施，鼓動其退出聯邦醫療保險，這不僅將破壞該製度的普遍性，還會動搖其資金基礎。其實金裏奇是想要將聯邦醫療保險緩緩扼殺。
金裏奇掌握的票數足以使國會通過他的方案，但他沒有足夠的票數來推翻總統的否決權。於是他拒絕給予聯邦政府所賴以運轉的資金，希望以此迫使克林頓就範。
當然，聯邦政府的癱瘓並不是指所有聯邦政府的辦公室都真的關門上鎖了。約一半的聯邦職員仍留在崗位上，最重要的服務運轉如常。但此事的粗魯仍令人吃驚：為了推倒美國福利國家的一根支柱，共和黨人不惜冒使政府失靈、脫軌的風險，與之拚死相抗。
結果是，金裏奇不僅誤判了克林頓，而且誤判了選民。克林頓寸步不讓。公眾把僵局歸咎於金裏奇，而非克林頓政府，於是共和黨人最終退卻。所以，將三年後克林頓的彈劾案理解為金裏奇的報複舉動是最為妥當的，否則就會顯得很怪異。1995年的癱瘓事件證明美國政治的黨派對立已是何等嚴重，而且與克林頓的彈劾案不同，從1995年的對抗中可以看出，兩黨爭奪的到底是什麽。
許多政界與媒體界人物都染上了一種病，一些自由派稱之為“布勞德主義”（broderism），這種病使他們哀歎兩黨合作時代的逝去，但其口氣又像是說，當前的政治家之所以不能和睦相處，乃是因為某些神秘的性格缺陷。毫無疑問，美國政界的一些頭麵人物有嚴重的性格缺陷：克林頓有他的問題，但金裏奇一麵譴責克林頓的背德行為，一麵繼續維持與一位下屬的曖昧關係，像這樣既誇誇其談又惺惺作態的人在政客中也屬罕見。政治變得這般刀槍相見、傾軋不絕，原因不在個性，而在政策。
兩黨共治的融洽時代並不反映上一代政治家謙恭溫良的性格，相反，它反映了在一個兩黨對基本問題分歧不大的時代，政治衝突所具有的柔和性質。1948年選舉後，共和黨認定“新政”的成就不可
逆轉，也就放棄了逆轉的打算，而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實現了一場革命的民主黨則安心地推行一場漸進式的改革。其結果是黨派紛爭在一代人的時間裏沉寂。那個時代結束後，針鋒相對的黨派傾軋重新抬頭，當時共和黨也再度轉變思路。現在兩黨間的恨意之所以如此深重，其原因就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共和黨恢複了原形。反對向富人征稅，反對給予窮人與中產階級福利，並甘願付出一切代價推進這項計劃，再度成為共和黨的核心特征。
理解了黨派分裂的性質，並不等於理解了黨派分裂的原因。事實上，共和黨的大步右轉，令人產生兩個深深的困惑：第一，在那個時代，貧富不均在快速加劇，而對富人征稅以便為中下階層提供福利的做法本應更得人心，而不是失人心，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的兩大政黨之一何以能發動一場意在瓦解福利國家的討伐運動呢？第二，共和黨的經濟方案是反平民主義的，它為何反而能贏得如此之多的選舉？
在本章中，我將努力解答第一個困惑，第二個困惑留待下章探討。但在此之前，先讓我談談人們通常會提的一個反對意見。那種說法就是，不管兩黨嘴上說什麽，其行事總是大同小異。
黨派分裂
2000年競選期間，拉爾夫·納德（ralphnader）嘲笑說，兩大黨的政客都是“民主共和黨人”，不分彼此，都是金錢利益集團的代表。但即便在那次選舉中，當小布什設法讓媒體把他描述成一位溫和人物時，美國人大都不予認同，從這一點來看，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兩黨的確是差別很大的。不過，公眾對兩黨的印象，不一定就很好地反映了他們實際的做法。兩黨果真有那麽大的區別嗎？
納德最早成名於20世紀60年代，那時兩黨的確如他所言，區別不大。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兩黨也在許多方麵界線模糊：肯尼迪減稅，尼克鬆增稅，在重大立法的表決中，常常有來自雙方的、明顯跨越黨派界線的投票。例如，建立聯邦醫療保險與公共醫療補助製度的“1965年法案”就得到了共和黨的重要支持，而有相當大的抵製來自民主黨。在參議院的終局投票中，70名共和黨人投“是”，而47名民主黨人投“否”。但那是個不同的政治時代。
要明白變化有多大，且看黨派差異的一個易於衡量的表征：稅收政策，尤其是對富人的稅收政策。裏根、克林頓與小布什均以稅收政策的重大調整開始各自的任期。裏根與布什給富人減稅，克林頓則對其增稅。
具體而言，裏根上任之初即大幅削減個人所得稅稅率，以及公司所得稅的實際稅率。這兩項措施均帶給高收入家庭超乎尋常的巨大好處，因為他們的所得稅起始稅率要高得多，也是股票的主要擁有者，而公司稅的下調有利於股價上漲。克林頓則提高了最富人群的所得稅稅率，又取消了聯邦醫療保險工薪稅的上限。這一舉措主要打擊的是精英群體，他們正是裏根減稅的首要受益者。小布什於2001年和2003年兩度減稅。2003年伊拉克戰爭出現了短暫的勝利幻象，小布什便加以利用，使減稅方案獲得通過。第一次減稅大大降低了所得稅的最高稅率，並逐步取消了僅由富人承擔的房地產遺產稅，第二次則削減了股息稅與資本增值稅，也主要讓收入最高的美國人獲益。
表8–1顯示了特定年份裏最富的1%人口（目前相當於年收入約42.5萬美元以上的人）支付的實際稅率，即其納稅占其收入的百分比。不出所料，富人在裏根與小布什任期內獲利巨大，而在克林頓任期內損失慘重（在裏根與克林頓執政期間，稅收政策最初的調整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有所逆轉，因為這兩位總統都被迫應付反對黨控製的國會，但基本論點依然成立）。
表8–1對1%最富者征收的平均聯邦稅稅率（%）
1980年
34.6
1982年
27.7
1992年
30.6
1994年
35.8
2000年
33.0
2004年
31.1
資料來源：congressionalbudgetoffice,“historicalfederaleffectivetaxrates”,
這些稅收政策變化的投票表決大都反映了大致的黨派界線。1993年克林頓與戈爾的增稅方案獲眾議院通過時，共和黨無人支持；2003年布什的減稅方案獲參議院通過時，隻有1名共和黨人投票反對、7名民主黨人支持。2005年的《維護美國安全的汽油法案》基本上是對石油公司的一係列稅收優惠，該法案僅以一票多數獲得通過，而隻有13名共和黨人投否決票，民主黨無人支持。
開支問題上的投票記錄也許沒有如此一目了然，但其原因不過是兩黨推行各自
開支方案的能力較弱。
裏根起先試圖大大削減社會保障開支，但因議員與公眾群起反對而作罷。不過，裏根的確設法通過了一些新法規，削減了救濟食品券福利、“殘障兒童家庭補助”與失業保險。克林頓曾試圖推行某種形式的全民醫療保險，雖引起很大關注，最終卻徹底失敗。不過在他主持下，工作所得稅抵免有大幅的增加，這提高了低薪工人的收入。
共和黨人在1994年的選舉中奪得國會控製權，然後他們就試圖破壞聯邦醫療保險的資金基礎—此事前文有述。他們失敗了，而小布什反而促成了聯邦醫療保險的大幅擴張，將其覆蓋麵拓展到了處方藥。但這明顯是種政治煙幕彈，並且新方案的設計有利於醫藥公司利益集團。布什的《聯邦醫療保險法案》給予“聯邦醫療保險報銷”方案高額補貼，而該方案的實施是靠私營的中間人來代繳稅款，這樣，小布什的法案就朝金裏奇將聯邦醫療保險私有化的目標前進了一大步。2005年，小布什試圖將社會保障部分私有化，並削減已承諾的未來福利。他的計劃一旦實施，傳統的社會保障體係將在幾十年內消亡。但與裏根縮減社會保障的計劃一樣，小布什的企圖也很快失敗了。
所以，兩黨的區別並非幻象。共和黨人對富人減稅，並試圖削減政府福利、破壞福利國家；民主黨人對富人征稅，並試圖擴大政府福利、強化福利國家。
而公眾也已察覺到這一變化。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認為兩黨有明顯差別的選民與否認的選民大體相當。但到2004年，76%的美國人覺得兩黨有明顯差別，而1972年僅有46%。
共和黨的激進化
總統宣布：“美國實施全麵醫療保險的時機已到。讓我們馬上行動起來，保障所有美國人都有財力享受高質量的醫療。”是比爾·克林頓在說話嗎？不，是理查德·尼克鬆。尼克鬆1974年提議的“全麵醫療保險方案”，與今天約翰·愛德華茲等自由派民主黨人提出的方案十分相似。但這個法案壽命不長，因為尼克鬆很快就受困於“水門”事件。
現代的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有時說，尼克鬆的治國風格猶如自由派，語氣中充滿不屑。不錯，就經濟與環境政策而言，至少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的確如此。除提議全民醫療保險之外，尼克鬆還力促建立有保障的最低收入製。在稅收方麵，尼克鬆於1969年促成了一次增稅，包括建立矯正性最低稅製，以打擊那些借財務手段避稅的美國富人。同時，他又通過了《清潔空
氣法》，並向國會提議了數十項環保措施。環保署的一些資深人士對我說，尼克鬆時期是個黃金時代。
簡而言之，尼克鬆是個過渡性人物。雖然他也使用了很多保守主義運動慣用的政治手段，但他是個務實派，不像許多共和黨人是意識形態理論家。尼克鬆下台之後，共和黨的特征迅速變化。1984年，《華盛頓郵報》的托馬斯·埃德薩爾（thomasedsall）發表《新不平等政治》一文，對美國政界已在發生的變化進行了十分深刻、有先見之明的分析。他分析的核心問題便是共和黨的蛻變與激進化，在他看來這一變化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
公司遊說團體；尊奉一係列保守派社會與文化價值觀的右翼意識形態組織；“陽光地帶”的企業利益集團，尤其是獨立的石油公司；一些所謂的“新保守主義者”或“冷戰”知識分子，在防務與對外政策上立場強硬，有的雖名義上屬於民主黨，其實卻為共和黨的政治與政策提供支持；鼓吹激烈變革稅製、將稅收優惠向公司與富人傾斜的經濟學家—上述舊日裏相互敵視、猜忌的群體一致發現可以將共和黨視為共同陣地來組建一個聯盟。換言之，保守主義運動已接管了共和黨。
裏根是第一個當上總統的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在裏根的心腹幕僚中，曾經被艾森豪威爾所說的“一小撮人”持有的觀點成為主流意識。裏根的預算主管戴維·斯托克曼認為，社會保障是一種“密室社會主義”（closetsocialism）；一些相信減稅能增加財政收入的供應學派信徒，在財政部與其他政府部門中占據要職。裏根還竭盡所能地逆轉尼克鬆的環保成就，大幅削減環保署的預算，破壞其執行活動。他的首任內政部長詹姆斯·瓦特（jameswatt）是個狂熱的反環保分子，與宗教右派過從甚密，正是那些人把用於采煤業的公用地麵積增加了4倍。瓦特曾得意地說，他手下有“一個黑人、一個女人、兩個猶太人和一個瘸子”，並為此聲名狼藉，被迫辭職。
不過，裏根在強行實施保守主義運動的方案時，還是受到政治現實的牽製。在他的整個任期內，眾議院均為民主黨人控製。盡管在他任期的最後兩年，共和黨人占據著參議院的多數，但許多共和黨參議員仍是艾森豪威爾式的溫和派。這樣的政治現實迫使裏根收斂他的政策。例如，雖然他的心腹幕僚想大幅削減社會保障福利，但他最終不得不以一次增稅來維持社會保障計劃的資金。
但在裏根之後，共和黨就徹底激進化了
。看看得克薩斯州共和黨的2004年綱領，那才真的是揭示了這些人士的真實想法。全國性綱領至少還要保持一副溫和的外表，但得克薩斯州的共和黨人才算實打實的共和黨人。該綱領唿籲撤除一係列聯邦機構：“包括（並不限於）煙酒槍械管理局、衛生總署、環保署、能源部、住房與城市發展部、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教育部、商務部、勞工部。”該綱領還唿籲將社會保障體製私有化，取消最低工資。得克薩斯州共和黨人其實是想將“新政”全盤撤銷。
事實上，保守主義運動分子還有更大的圖謀。他們發起一場取消遺產稅的運動，就反映了這樣的心思。房地產遺產稅是種古老的製度，其現代形式始於1916年。它是累進性最高的聯邦稅，也就是說，是最讓富人承擔過度稅負的稅種。20世紀90年代後期，在小布什減稅之前，在死去的人中，隻有2%擁有大到需要繳稅的地產。從收入的角度看，房地產遺產稅的將近2/3是由1%最富的人支付的，而其96%是由最富
從1994年到克林頓卸任，整整六年時間裏，共和黨控製的國會與身為民主黨的總統進行著針鋒相對的權力鬥爭。現在人們大多記得1998年上演的彈劾事件，但1995年的政府癱瘓事件關係國家大事而非個人舉止，其意義更深。那是不同的政府觀念與社會理想之間的一場公開較量。
此事發生的主要原因是眾議院議長紐特·金裏奇試圖強行通過一項方案，該方案將大大削減聯邦醫療保險的資金，並且同樣重要的是，它將對健康老人采取一項激勵措施，鼓動其退出聯邦醫療保險，這不僅將破壞該製度的普遍性，還會動搖其資金基礎。其實金裏奇是想要將聯邦醫療保險緩緩扼殺。
金裏奇掌握的票數足以使國會通過他的方案，但他沒有足夠的票數來推翻總統的否決權。於是他拒絕給予聯邦政府所賴以運轉的資金，希望以此迫使克林頓就範。
當然，聯邦政府的癱瘓並不是指所有聯邦政府的辦公室都真的關門上鎖了。約一半的聯邦職員仍留在崗位上，最重要的服務運轉如常。但此事的粗魯仍令人吃驚：為了推倒美國福利國家的一根支柱，共和黨人不惜冒使政府失靈、脫軌的風險，與之拚死相抗。
結果是，金裏奇不僅誤判了克林頓，而且誤判了選民。克林頓寸步不讓。公眾把僵局歸咎於金裏奇，而非克林頓政府，於是共和黨人最終退卻。所以，將三年後克林頓的彈劾案理解為金裏奇的報複舉動是最為妥當的，否則就會顯得很怪異。1995年的癱瘓事件證明美國政治的黨派對立已是何等嚴重，而且與克林頓的彈劾案不同，從1995年的對抗中可以看出，兩黨爭奪的到底是什麽。
許多政界與媒體界人物都染上了一種病，一些自由派稱之為“布勞德主義”（broderism），這種病使他們哀歎兩黨合作時代的逝去，但其口氣又像是說，當前的政治家之所以不能和睦相處，乃是因為某些神秘的性格缺陷。毫無疑問，美國政界的一些頭麵人物有嚴重的性格缺陷：克林頓有他的問題，但金裏奇一麵譴責克林頓的背德行為，一麵繼續維持與一位下屬的曖昧關係，像這樣既誇誇其談又惺惺作態的人在政客中也屬罕見。政治變得這般刀槍相見、傾軋不絕，原因不在個性，而在政策。
兩黨共治的融洽時代並不反映上一代政治家謙恭溫良的性格，相反，它反映了在一個兩黨對基本問題分歧不大的時代，政治衝突所具有的柔和性質。1948年選舉後，共和黨認定“新政”的成就不可
逆轉，也就放棄了逆轉的打算，而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實現了一場革命的民主黨則安心地推行一場漸進式的改革。其結果是黨派紛爭在一代人的時間裏沉寂。那個時代結束後，針鋒相對的黨派傾軋重新抬頭，當時共和黨也再度轉變思路。現在兩黨間的恨意之所以如此深重，其原因就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共和黨恢複了原形。反對向富人征稅，反對給予窮人與中產階級福利，並甘願付出一切代價推進這項計劃，再度成為共和黨的核心特征。
理解了黨派分裂的性質，並不等於理解了黨派分裂的原因。事實上，共和黨的大步右轉，令人產生兩個深深的困惑：第一，在那個時代，貧富不均在快速加劇，而對富人征稅以便為中下階層提供福利的做法本應更得人心，而不是失人心，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的兩大政黨之一何以能發動一場意在瓦解福利國家的討伐運動呢？第二，共和黨的經濟方案是反平民主義的，它為何反而能贏得如此之多的選舉？
在本章中，我將努力解答第一個困惑，第二個困惑留待下章探討。但在此之前，先讓我談談人們通常會提的一個反對意見。那種說法就是，不管兩黨嘴上說什麽，其行事總是大同小異。
黨派分裂
2000年競選期間，拉爾夫·納德（ralphnader）嘲笑說，兩大黨的政客都是“民主共和黨人”，不分彼此，都是金錢利益集團的代表。但即便在那次選舉中，當小布什設法讓媒體把他描述成一位溫和人物時，美國人大都不予認同，從這一點來看，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兩黨的確是差別很大的。不過，公眾對兩黨的印象，不一定就很好地反映了他們實際的做法。兩黨果真有那麽大的區別嗎？
納德最早成名於20世紀60年代，那時兩黨的確如他所言，區別不大。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兩黨也在許多方麵界線模糊：肯尼迪減稅，尼克鬆增稅，在重大立法的表決中，常常有來自雙方的、明顯跨越黨派界線的投票。例如，建立聯邦醫療保險與公共醫療補助製度的“1965年法案”就得到了共和黨的重要支持，而有相當大的抵製來自民主黨。在參議院的終局投票中，70名共和黨人投“是”，而47名民主黨人投“否”。但那是個不同的政治時代。
要明白變化有多大，且看黨派差異的一個易於衡量的表征：稅收政策，尤其是對富人的稅收政策。裏根、克林頓與小布什均以稅收政策的重大調整開始各自的任期。裏根與布什給富人減稅，克林頓則對其增稅。
具體而言，裏根上任之初即大幅削減個人所得稅稅率，以及公司所得稅的實際稅率。這兩項措施均帶給高收入家庭超乎尋常的巨大好處，因為他們的所得稅起始稅率要高得多，也是股票的主要擁有者，而公司稅的下調有利於股價上漲。克林頓則提高了最富人群的所得稅稅率，又取消了聯邦醫療保險工薪稅的上限。這一舉措主要打擊的是精英群體，他們正是裏根減稅的首要受益者。小布什於2001年和2003年兩度減稅。2003年伊拉克戰爭出現了短暫的勝利幻象，小布什便加以利用，使減稅方案獲得通過。第一次減稅大大降低了所得稅的最高稅率，並逐步取消了僅由富人承擔的房地產遺產稅，第二次則削減了股息稅與資本增值稅，也主要讓收入最高的美國人獲益。
表8–1顯示了特定年份裏最富的1%人口（目前相當於年收入約42.5萬美元以上的人）支付的實際稅率，即其納稅占其收入的百分比。不出所料，富人在裏根與小布什任期內獲利巨大，而在克林頓任期內損失慘重（在裏根與克林頓執政期間，稅收政策最初的調整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有所逆轉，因為這兩位總統都被迫應付反對黨控製的國會，但基本論點依然成立）。
表8–1對1%最富者征收的平均聯邦稅稅率（%）
1980年
34.6
1982年
27.7
1992年
30.6
1994年
35.8
2000年
33.0
2004年
31.1
資料來源：congressionalbudgetoffice,“historicalfederaleffectivetaxrates”,
這些稅收政策變化的投票表決大都反映了大致的黨派界線。1993年克林頓與戈爾的增稅方案獲眾議院通過時，共和黨無人支持；2003年布什的減稅方案獲參議院通過時，隻有1名共和黨人投票反對、7名民主黨人支持。2005年的《維護美國安全的汽油法案》基本上是對石油公司的一係列稅收優惠，該法案僅以一票多數獲得通過，而隻有13名共和黨人投否決票，民主黨無人支持。
開支問題上的投票記錄也許沒有如此一目了然，但其原因不過是兩黨推行各自
開支方案的能力較弱。
裏根起先試圖大大削減社會保障開支，但因議員與公眾群起反對而作罷。不過，裏根的確設法通過了一些新法規，削減了救濟食品券福利、“殘障兒童家庭補助”與失業保險。克林頓曾試圖推行某種形式的全民醫療保險，雖引起很大關注，最終卻徹底失敗。不過在他主持下，工作所得稅抵免有大幅的增加，這提高了低薪工人的收入。
共和黨人在1994年的選舉中奪得國會控製權，然後他們就試圖破壞聯邦醫療保險的資金基礎—此事前文有述。他們失敗了，而小布什反而促成了聯邦醫療保險的大幅擴張，將其覆蓋麵拓展到了處方藥。但這明顯是種政治煙幕彈，並且新方案的設計有利於醫藥公司利益集團。布什的《聯邦醫療保險法案》給予“聯邦醫療保險報銷”方案高額補貼，而該方案的實施是靠私營的中間人來代繳稅款，這樣，小布什的法案就朝金裏奇將聯邦醫療保險私有化的目標前進了一大步。2005年，小布什試圖將社會保障部分私有化，並削減已承諾的未來福利。他的計劃一旦實施，傳統的社會保障體係將在幾十年內消亡。但與裏根縮減社會保障的計劃一樣，小布什的企圖也很快失敗了。
所以，兩黨的區別並非幻象。共和黨人對富人減稅，並試圖削減政府福利、破壞福利國家；民主黨人對富人征稅，並試圖擴大政府福利、強化福利國家。
而公眾也已察覺到這一變化。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認為兩黨有明顯差別的選民與否認的選民大體相當。但到2004年，76%的美國人覺得兩黨有明顯差別，而1972年僅有46%。
共和黨的激進化
總統宣布：“美國實施全麵醫療保險的時機已到。讓我們馬上行動起來，保障所有美國人都有財力享受高質量的醫療。”是比爾·克林頓在說話嗎？不，是理查德·尼克鬆。尼克鬆1974年提議的“全麵醫療保險方案”，與今天約翰·愛德華茲等自由派民主黨人提出的方案十分相似。但這個法案壽命不長，因為尼克鬆很快就受困於“水門”事件。
現代的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有時說，尼克鬆的治國風格猶如自由派，語氣中充滿不屑。不錯，就經濟與環境政策而言，至少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的確如此。除提議全民醫療保險之外，尼克鬆還力促建立有保障的最低收入製。在稅收方麵，尼克鬆於1969年促成了一次增稅，包括建立矯正性最低稅製，以打擊那些借財務手段避稅的美國富人。同時，他又通過了《清潔空
氣法》，並向國會提議了數十項環保措施。環保署的一些資深人士對我說，尼克鬆時期是個黃金時代。
簡而言之，尼克鬆是個過渡性人物。雖然他也使用了很多保守主義運動慣用的政治手段，但他是個務實派，不像許多共和黨人是意識形態理論家。尼克鬆下台之後，共和黨的特征迅速變化。1984年，《華盛頓郵報》的托馬斯·埃德薩爾（thomasedsall）發表《新不平等政治》一文，對美國政界已在發生的變化進行了十分深刻、有先見之明的分析。他分析的核心問題便是共和黨的蛻變與激進化，在他看來這一變化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
公司遊說團體；尊奉一係列保守派社會與文化價值觀的右翼意識形態組織；“陽光地帶”的企業利益集團，尤其是獨立的石油公司；一些所謂的“新保守主義者”或“冷戰”知識分子，在防務與對外政策上立場強硬，有的雖名義上屬於民主黨，其實卻為共和黨的政治與政策提供支持；鼓吹激烈變革稅製、將稅收優惠向公司與富人傾斜的經濟學家—上述舊日裏相互敵視、猜忌的群體一致發現可以將共和黨視為共同陣地來組建一個聯盟。換言之，保守主義運動已接管了共和黨。
裏根是第一個當上總統的保守主義運動分子。在裏根的心腹幕僚中，曾經被艾森豪威爾所說的“一小撮人”持有的觀點成為主流意識。裏根的預算主管戴維·斯托克曼認為，社會保障是一種“密室社會主義”（closetsocialism）；一些相信減稅能增加財政收入的供應學派信徒，在財政部與其他政府部門中占據要職。裏根還竭盡所能地逆轉尼克鬆的環保成就，大幅削減環保署的預算，破壞其執行活動。他的首任內政部長詹姆斯·瓦特（jameswatt）是個狂熱的反環保分子，與宗教右派過從甚密，正是那些人把用於采煤業的公用地麵積增加了4倍。瓦特曾得意地說，他手下有“一個黑人、一個女人、兩個猶太人和一個瘸子”，並為此聲名狼藉，被迫辭職。
不過，裏根在強行實施保守主義運動的方案時，還是受到政治現實的牽製。在他的整個任期內，眾議院均為民主黨人控製。盡管在他任期的最後兩年，共和黨人占據著參議院的多數，但許多共和黨參議員仍是艾森豪威爾式的溫和派。這樣的政治現實迫使裏根收斂他的政策。例如，雖然他的心腹幕僚想大幅削減社會保障福利，但他最終不得不以一次增稅來維持社會保障計劃的資金。
但在裏根之後，共和黨就徹底激進化了
。看看得克薩斯州共和黨的2004年綱領，那才真的是揭示了這些人士的真實想法。全國性綱領至少還要保持一副溫和的外表，但得克薩斯州的共和黨人才算實打實的共和黨人。該綱領唿籲撤除一係列聯邦機構：“包括（並不限於）煙酒槍械管理局、衛生總署、環保署、能源部、住房與城市發展部、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教育部、商務部、勞工部。”該綱領還唿籲將社會保障體製私有化，取消最低工資。得克薩斯州共和黨人其實是想將“新政”全盤撤銷。
事實上，保守主義運動分子還有更大的圖謀。他們發起一場取消遺產稅的運動，就反映了這樣的心思。房地產遺產稅是種古老的製度，其現代形式始於1916年。它是累進性最高的聯邦稅，也就是說，是最讓富人承擔過度稅負的稅種。20世紀90年代後期，在小布什減稅之前，在死去的人中，隻有2%擁有大到需要繳稅的地產。從收入的角度看，房地產遺產稅的將近2/3是由1%最富的人支付的，而其96%是由最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