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8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長期以來，盈利也許隻是旁觀者眼中的印象：世人曾大多視安然為一個功業非凡的公司；在房地產泡沫持續膨脹期間，豪宅領域的王牌建築商tollbrothers似乎也是個非常成功的公司。因此，確定高管薪水的問題帶有強烈的主觀性，甚至從眾性。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公司沒覺得擁有一位著名的、有魅力的領導人有多重要：ceo很少登上商業雜誌的封麵，而公司喜歡從內部拔擢人才，並強調其注重團隊合作的品質。相反，在80年代及其後，ceo變成了搖滾明星，與其公司互為表裏。公司董事會不像過去那樣揀選可靠的內部人士來管理公司，這樣做真的更明智嗎？抑或是說董事會不過是受惑於名人文化而已？
其次，就算公司董事會對管理者的素質以及這一素質對盈利狀況的重要性有正確的判斷，他們最終支付給高管的實際薪酬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他公司的做法。因此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公司界，那些被視為超級管理明星的人很少得到令人咋舌的薪酬。事實上，當時的公司傾向於認為，高管薪酬過高可能會影響團隊的士氣或是引發勞資糾紛。在這樣的氛圍中，就算公司董事會確實認定雇用明星經理人是正確的做法，它也無須以畸高的薪水來吸引那些名人。但今天，管理層薪酬動輒高達數百萬甚至數千萬美元，而且現在就算公司董事會並不癡迷於明星管理層的想法，他們最終也會支付高額的薪酬，一是要以此來吸引他們覺得合適的管理者，二是因為公司若不對其ceo慷慨酬勞，就會引發金融市場的疑慮。
最後，就算存在一個對公司管理人才的需求市場，買家到底又是誰呢？誰來決定一位ceo的優劣？為了防止另一家公司獵取自家ceo的企業管理技能，又應該由誰來決定支付這位ceo多少薪水呢？迴答顯然是，公司董事會聘用薪酬專家來評定ceo的身價，可董事大體是ceo挑選的，薪酬專家幾乎總是ceo選定的。也許可以說，這樣的情況傾向於高估高管的個人素質，並高估這種個人素質對公司盈虧狀況的影響。
這一切都說明，高層收入（包括高管以及類似的其他超高收入者的工資）也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態度、政治背景等“軟”因素。2004年《不看業績付薪水》（paywithoutperformance）一書的作者盧西恩·別布丘克（lucianbebchuk）和傑西·弗裏德（jessefried），也許是最強烈地表達了這一見解的兩個人。別布丘克與弗裏德認為，高管
其實是在為自己製定工資，其工資和管理者的素質與人才市場均毫無實際關係。他們指出，限製高管收入的唯一因素是“憤慨約束”，即人們會擔心，過高的高管薪酬將在一向沉默的股東、工人、政治家或公眾中造成反彈。
如果這一觀點正確，就可將高層收入的飆升視為一種社會與經濟現象，而不是隻局限於經濟：高層收入飛升不是因為對人才的需求增加，而是因為各種因素使憤慨之聲沉寂。新聞機構不再譴責收入過高的管理者，而是讚頌其商業天分；政治家不再引導公眾對公司界的肥佬做平民主義的痛斥，而是曲意逢迎提供競選捐款的人；工會曾走上街頭抗議高額的管理層獎金，但其勢力已在工會殘破的年月裏一蹶不振。
此外，由於最高邊際稅率已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70%降到了現在的35%，高管就有了更大的動力來利用其職位謀利：他已能將多得多的超額薪水保留下來。這就造成在收入最高的人中間，收入不均也激烈加劇。
上層收入的上升主要反映了社會與政治變化，而非市場“看不見的手”的作用，這一看法讓一些人驚唿難以置信，它與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相差實在太大了。但這一觀點卻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支持者：在現代主管薪酬模式最堅定的辯護者中，就有一些人表達了幾乎相同的看法。
在談論那些辯護者之前，讓我先來展示他們的一些話，這些話來自於某位曾聽過其言談的人。在電影《華爾街》中，戈登·科克對teldarpaper的股東發表了一段有名的演講，其部分內容如下：
眼下，在自由市場的時代，當我國是首屈一指的工業強國時，存在一種對股東的責任。卡內基家族、梅隆家族以及那些構建這個偉大工業帝國的人，確立了這一責任，因為那關乎他們的金錢。現如今，管理層在公司中毫無利益……女士們先生們，我的主旨是說，貪婪（我找不到更好的詞了）就是好的，貪婪就是對的，貪婪真是呱呱叫！今天看這部電影的人也許不會意識到，奧利弗·斯通借戈登·科克之口所說的話，幾乎是直接援引當時研究高管薪酬的權威理論家的論述。1990年，哈佛商學院的邁克爾·詹森與羅切斯特大學的凱文·墨菲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文章，總結了他們對高管薪酬的看法，這些看法當時已經很有影響了。他們宣稱，美國商業界的麻煩在於“高管的報酬與業績幾乎毫無關係。美國公司給最重要領導者提供的待遇就像對待官僚。既然這樣，如此之多的ceo像官僚一樣行事，而不是成為那種
追求價值最大化、能幫助公司鞏固國際市場地位的企業家，又有什麽可奇怪的呢”。也就是說，貪婪是好的。
那麽當時公司為何不將報酬與業績掛鉤呢？因為有社會與政治上的壓力：
董事會為何不將收入與業績更緊密地聯係在一起？評論者提出了許多種解釋，但我們所看到的分析幾乎都忽視了一個強大的因素—高管薪酬公開所導致的成本。有了政府的披露規則，高管收入必然會一直是個充滿爭議的引人注目的話題。披露的好處顯而易見：披露可以防止經理與“被俘獲”的董事沆瀣一氣，“大肆掠奪”。但對於披露的成本，人們就沒有那麽多了解了，而其成本也許遠高於好處。管理勞動合同並不是雇主與雇員間的私事。在訂約過程中，一些第三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一些強大的政治力量在公司內外運作，影響管理層的薪酬。而且，握有薪酬決定權的並不是股東，而通常是由外部董事組成的薪酬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是股東選出來的，卻並不完全遵行他們的旨意。如果外部董事別有一套為其特殊利益服務的方案，公開披露“老板掙多少”會成為他們的武器。一旦工資問題引發群情激奮，薪酬委員會通常的反應是或明或暗地限製ceo的薪酬。換言之，詹森與墨菲認為，表現為“憤慨約束”的社會規範在壓低高管的收入，而在他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高管收入依當今的標準來看仍然較低。顯然他們將之視為壞事，而非好事。他們給“被俘獲的”、“大肆掠奪”加上引號，把對高管監守自盜的擔憂視為杞人憂天。但他們默認的影響主管薪酬變化的因素，與批評高薪酬的人認為的並無二致。他們指出，從20世紀3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雖然公司規模大增，但高管的實際薪酬反而下降了。他們斷言，其原因就是公眾壓力。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是社會與政治考慮而非純粹的經濟力量導致勞工與老板的收入差距在戰後急劇縮小。
現在如有人認為高額薪酬是一種有益體係的組成部分，可以激勵高管盡職盡責，那就相當於拿別人的痛苦開玩笑。《財富》雜誌2001年的一篇文章《ceo收入大掠奪》就一針見血地嘲諷：“你也許覺得事情會是這樣，股價停滯不前，所以不應獎賞ceo。但實情卻剛好相反，股價停滯不前，所以我們要另找一些理由來獎賞ceo。”該文還引述了詹森的話，他多少有些悔意：“基本上我一直在擔心這些家夥得到的報酬不夠，但現在就連我也困惑了。”但無所謂：倡導貪婪的信條在大行其道，推動社會與政治規範的變化。在一代人之前會成為頭版
新聞、點燃人們怒火的高薪，現在幾乎無人在意。
意料之中的是，在未經曆類似規範與製度變化的歐洲國家，高管薪酬遠遠落在後麵。英國bp公司ceo的工資不到雪佛蘭ceo的一半，而雪佛蘭的規模隻有bp的一半，隻因雪佛蘭設在美國。正如一位歐洲薪酬顧問所說的：“羞恥因素在美國不起作用。在歐洲，對社會影響的擔心更多。”
公允地說，20世紀70年代以來收入飆升的經濟精英並不隻有ceo。長期以來，有一些經濟學家稱，一些特定的科技變化，例如大眾傳媒的興起，可能使表麵上資曆相同的人之間產生了巨大的薪資差距。大眾傳媒的興起也許的確可以解釋各種各樣的名人為何比過去收入大增。也可以論證說，科技或許有助於以一種模糊的方式解釋，律師與其他專業人士之間的收入差距為何拉大了：也許傳真機與互聯網使那些“能人”承擔了更多需要過人本領的工作，而才幹較低的專業人士隻有去做重複性的苦活。盡管如此，ceo薪資的例子還是表明，製度與規範的變化會導致不平等的加劇，而且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跨國比較顯示，製度而非科技才是過去30年變化的關鍵。
工會衰敗的根源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規範與製度已經發生了變化，其變化方式容許甚至刺激不平等的加劇。但是規範與製度的變化源自何處呢？答案似乎是政治。
以工會的命運為例。工會曾是平抑收入不均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僅能直接提高其成員的工資，並且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工會模式的工資安排反映在整個勞動力市場中—這種安排一直使低薪工人的工資增長更多。工會的衰落結束了這種平抑效果，而工會為何衰落？
常見的迴答是，工會衰落是勞動力結構變化的結果。這一觀點認為，製造業曾是美國經濟的主宰，而最強大的工會也出現在製造業，比如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與鋼鐵工人工會。現在的美國經濟以服務業為主，一是因為科技變化，二是因為我們在進口大量的製造品。所以，工會衰落的原因一定是去工業化。
但事實證明，原因並非如此。製造業的重要性是下降了，但工會成員減少的主因是製造業內部工人參與率的劇降，從1973年的39%下降到2005年的13%，而且並沒有什麽經濟法則規定締結工會僅局限於製造業。相反，與製造業公司相比，像沃爾瑪這樣不受外來競爭影響的公司會成為締結工會的更好對象。想想看，這將如何改變美國經濟的
麵貌：如果沃爾瑪的雇員組成工會，可以要求提高工資、改善福利，零售價會有輕微上升，但這個零售業巨頭不會破產，而且會有幾十萬人步入美國中產階級之列。如果能設想一下這樣的事情擴展到其他零售業大公司，最好是整個零售業之中，那麽你就能多少理解羅斯福任內的“大壓縮”是如何發生的了。
那麽沃爾瑪為何未建工會呢？寬泛地說，工會運動為何在製造業中失利，而又未能在興起的服務業中贏得會員呢？答案簡單卻殘酷：20世紀60年代似乎與工會運動達成了和解的商業利益集團，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對工會發動反擊。我們並不是在談論溫文爾雅的勸服，而是真刀真槍的手段，例如，試圖組織或支持工會活動的工人就常常遭到非法解雇。從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初期，投票支持工會的工人中，至少有1/20遭到非法解雇，一些估計甚至認為是1/8。
美國工會運動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崩潰，並不見於任何別的西方國家。表7–1展示了美國與加拿大的鮮明反差。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勞動力的工會參與率僅比加拿大高一點兒，甚至相當。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工會幾乎被踢出了私人領域，而加拿大的工會運動仍基本毫發無傷。差別顯然在於政治：美國的政治氣氛變得不利於工會，而加拿大則沒有。
我在第6章敘述過，反工會主義是戈德華特得勢的核心原因，對工會的抵製則是保守主義運動的商業根基得以鞏固的關鍵。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擁有了足夠的政治勢力，遂使商業界有了與工會對決的勇氣。
表7–1薪資工人參加工會的百分比（%）
美國
加拿大
1960年
30.4
32.3
1999年
13.5
32.6
資料來源：davidcard,thomaslemieux與w.craigriddell,unionizationandparitivestudyoftheu.s.,theu.k.,andcanada(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workingpaperno.9473,jan.2003).
裏根當政後，反
工會運動有了最高層的政治支持，得到了援助與鼓動。裏根對空中交通管製員工會的鎮壓是對各行各業的工會發出全麵進攻的信號。工會曾是抑製貧富不均的強大力量，從最寬泛的意義而言，工會的敗退是政治性的。那是一場在政府內部以及整個美國社會動用權力的演習。
因此，要了解“大分化”，我們就需要了解，保守主義運動何以成為美國政治生活中一個如此強大的因素。
[4]1965年對移民法的修訂使家庭重聚成為移民政策的核心目標，其工作重點不再是限製移民，而主要是涉及西歐。但研究墨西哥移民的經濟學家發現，即便在1965年之前，壁壘也是比較少的。
08政治大陰謀
黨派分裂
共和黨的激進化
大陰謀
金錢收買了政
其次，就算公司董事會對管理者的素質以及這一素質對盈利狀況的重要性有正確的判斷，他們最終支付給高管的實際薪酬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他公司的做法。因此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公司界，那些被視為超級管理明星的人很少得到令人咋舌的薪酬。事實上，當時的公司傾向於認為，高管薪酬過高可能會影響團隊的士氣或是引發勞資糾紛。在這樣的氛圍中，就算公司董事會確實認定雇用明星經理人是正確的做法，它也無須以畸高的薪水來吸引那些名人。但今天，管理層薪酬動輒高達數百萬甚至數千萬美元，而且現在就算公司董事會並不癡迷於明星管理層的想法，他們最終也會支付高額的薪酬，一是要以此來吸引他們覺得合適的管理者，二是因為公司若不對其ceo慷慨酬勞，就會引發金融市場的疑慮。
最後，就算存在一個對公司管理人才的需求市場，買家到底又是誰呢？誰來決定一位ceo的優劣？為了防止另一家公司獵取自家ceo的企業管理技能，又應該由誰來決定支付這位ceo多少薪水呢？迴答顯然是，公司董事會聘用薪酬專家來評定ceo的身價，可董事大體是ceo挑選的，薪酬專家幾乎總是ceo選定的。也許可以說，這樣的情況傾向於高估高管的個人素質，並高估這種個人素質對公司盈虧狀況的影響。
這一切都說明，高層收入（包括高管以及類似的其他超高收入者的工資）也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態度、政治背景等“軟”因素。2004年《不看業績付薪水》（paywithoutperformance）一書的作者盧西恩·別布丘克（lucianbebchuk）和傑西·弗裏德（jessefried），也許是最強烈地表達了這一見解的兩個人。別布丘克與弗裏德認為，高管
其實是在為自己製定工資，其工資和管理者的素質與人才市場均毫無實際關係。他們指出，限製高管收入的唯一因素是“憤慨約束”，即人們會擔心，過高的高管薪酬將在一向沉默的股東、工人、政治家或公眾中造成反彈。
如果這一觀點正確，就可將高層收入的飆升視為一種社會與經濟現象，而不是隻局限於經濟：高層收入飛升不是因為對人才的需求增加，而是因為各種因素使憤慨之聲沉寂。新聞機構不再譴責收入過高的管理者，而是讚頌其商業天分；政治家不再引導公眾對公司界的肥佬做平民主義的痛斥，而是曲意逢迎提供競選捐款的人；工會曾走上街頭抗議高額的管理層獎金，但其勢力已在工會殘破的年月裏一蹶不振。
此外，由於最高邊際稅率已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70%降到了現在的35%，高管就有了更大的動力來利用其職位謀利：他已能將多得多的超額薪水保留下來。這就造成在收入最高的人中間，收入不均也激烈加劇。
上層收入的上升主要反映了社會與政治變化，而非市場“看不見的手”的作用，這一看法讓一些人驚唿難以置信，它與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相差實在太大了。但這一觀點卻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支持者：在現代主管薪酬模式最堅定的辯護者中，就有一些人表達了幾乎相同的看法。
在談論那些辯護者之前，讓我先來展示他們的一些話，這些話來自於某位曾聽過其言談的人。在電影《華爾街》中，戈登·科克對teldarpaper的股東發表了一段有名的演講，其部分內容如下：
眼下，在自由市場的時代，當我國是首屈一指的工業強國時，存在一種對股東的責任。卡內基家族、梅隆家族以及那些構建這個偉大工業帝國的人，確立了這一責任，因為那關乎他們的金錢。現如今，管理層在公司中毫無利益……女士們先生們，我的主旨是說，貪婪（我找不到更好的詞了）就是好的，貪婪就是對的，貪婪真是呱呱叫！今天看這部電影的人也許不會意識到，奧利弗·斯通借戈登·科克之口所說的話，幾乎是直接援引當時研究高管薪酬的權威理論家的論述。1990年，哈佛商學院的邁克爾·詹森與羅切斯特大學的凱文·墨菲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文章，總結了他們對高管薪酬的看法，這些看法當時已經很有影響了。他們宣稱，美國商業界的麻煩在於“高管的報酬與業績幾乎毫無關係。美國公司給最重要領導者提供的待遇就像對待官僚。既然這樣，如此之多的ceo像官僚一樣行事，而不是成為那種
追求價值最大化、能幫助公司鞏固國際市場地位的企業家，又有什麽可奇怪的呢”。也就是說，貪婪是好的。
那麽當時公司為何不將報酬與業績掛鉤呢？因為有社會與政治上的壓力：
董事會為何不將收入與業績更緊密地聯係在一起？評論者提出了許多種解釋，但我們所看到的分析幾乎都忽視了一個強大的因素—高管薪酬公開所導致的成本。有了政府的披露規則，高管收入必然會一直是個充滿爭議的引人注目的話題。披露的好處顯而易見：披露可以防止經理與“被俘獲”的董事沆瀣一氣，“大肆掠奪”。但對於披露的成本，人們就沒有那麽多了解了，而其成本也許遠高於好處。管理勞動合同並不是雇主與雇員間的私事。在訂約過程中，一些第三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一些強大的政治力量在公司內外運作，影響管理層的薪酬。而且，握有薪酬決定權的並不是股東，而通常是由外部董事組成的薪酬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是股東選出來的，卻並不完全遵行他們的旨意。如果外部董事別有一套為其特殊利益服務的方案，公開披露“老板掙多少”會成為他們的武器。一旦工資問題引發群情激奮，薪酬委員會通常的反應是或明或暗地限製ceo的薪酬。換言之，詹森與墨菲認為，表現為“憤慨約束”的社會規範在壓低高管的收入，而在他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高管收入依當今的標準來看仍然較低。顯然他們將之視為壞事，而非好事。他們給“被俘獲的”、“大肆掠奪”加上引號，把對高管監守自盜的擔憂視為杞人憂天。但他們默認的影響主管薪酬變化的因素，與批評高薪酬的人認為的並無二致。他們指出，從20世紀3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雖然公司規模大增，但高管的實際薪酬反而下降了。他們斷言，其原因就是公眾壓力。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是社會與政治考慮而非純粹的經濟力量導致勞工與老板的收入差距在戰後急劇縮小。
現在如有人認為高額薪酬是一種有益體係的組成部分，可以激勵高管盡職盡責，那就相當於拿別人的痛苦開玩笑。《財富》雜誌2001年的一篇文章《ceo收入大掠奪》就一針見血地嘲諷：“你也許覺得事情會是這樣，股價停滯不前，所以不應獎賞ceo。但實情卻剛好相反，股價停滯不前，所以我們要另找一些理由來獎賞ceo。”該文還引述了詹森的話，他多少有些悔意：“基本上我一直在擔心這些家夥得到的報酬不夠，但現在就連我也困惑了。”但無所謂：倡導貪婪的信條在大行其道，推動社會與政治規範的變化。在一代人之前會成為頭版
新聞、點燃人們怒火的高薪，現在幾乎無人在意。
意料之中的是，在未經曆類似規範與製度變化的歐洲國家，高管薪酬遠遠落在後麵。英國bp公司ceo的工資不到雪佛蘭ceo的一半，而雪佛蘭的規模隻有bp的一半，隻因雪佛蘭設在美國。正如一位歐洲薪酬顧問所說的：“羞恥因素在美國不起作用。在歐洲，對社會影響的擔心更多。”
公允地說，20世紀70年代以來收入飆升的經濟精英並不隻有ceo。長期以來，有一些經濟學家稱，一些特定的科技變化，例如大眾傳媒的興起，可能使表麵上資曆相同的人之間產生了巨大的薪資差距。大眾傳媒的興起也許的確可以解釋各種各樣的名人為何比過去收入大增。也可以論證說，科技或許有助於以一種模糊的方式解釋，律師與其他專業人士之間的收入差距為何拉大了：也許傳真機與互聯網使那些“能人”承擔了更多需要過人本領的工作，而才幹較低的專業人士隻有去做重複性的苦活。盡管如此，ceo薪資的例子還是表明，製度與規範的變化會導致不平等的加劇，而且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跨國比較顯示，製度而非科技才是過去30年變化的關鍵。
工會衰敗的根源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規範與製度已經發生了變化，其變化方式容許甚至刺激不平等的加劇。但是規範與製度的變化源自何處呢？答案似乎是政治。
以工會的命運為例。工會曾是平抑收入不均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僅能直接提高其成員的工資，並且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工會模式的工資安排反映在整個勞動力市場中—這種安排一直使低薪工人的工資增長更多。工會的衰落結束了這種平抑效果，而工會為何衰落？
常見的迴答是，工會衰落是勞動力結構變化的結果。這一觀點認為，製造業曾是美國經濟的主宰，而最強大的工會也出現在製造業，比如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與鋼鐵工人工會。現在的美國經濟以服務業為主，一是因為科技變化，二是因為我們在進口大量的製造品。所以，工會衰落的原因一定是去工業化。
但事實證明，原因並非如此。製造業的重要性是下降了，但工會成員減少的主因是製造業內部工人參與率的劇降，從1973年的39%下降到2005年的13%，而且並沒有什麽經濟法則規定締結工會僅局限於製造業。相反，與製造業公司相比，像沃爾瑪這樣不受外來競爭影響的公司會成為締結工會的更好對象。想想看，這將如何改變美國經濟的
麵貌：如果沃爾瑪的雇員組成工會，可以要求提高工資、改善福利，零售價會有輕微上升，但這個零售業巨頭不會破產，而且會有幾十萬人步入美國中產階級之列。如果能設想一下這樣的事情擴展到其他零售業大公司，最好是整個零售業之中，那麽你就能多少理解羅斯福任內的“大壓縮”是如何發生的了。
那麽沃爾瑪為何未建工會呢？寬泛地說，工會運動為何在製造業中失利，而又未能在興起的服務業中贏得會員呢？答案簡單卻殘酷：20世紀60年代似乎與工會運動達成了和解的商業利益集團，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對工會發動反擊。我們並不是在談論溫文爾雅的勸服，而是真刀真槍的手段，例如，試圖組織或支持工會活動的工人就常常遭到非法解雇。從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初期，投票支持工會的工人中，至少有1/20遭到非法解雇，一些估計甚至認為是1/8。
美國工會運動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崩潰，並不見於任何別的西方國家。表7–1展示了美國與加拿大的鮮明反差。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勞動力的工會參與率僅比加拿大高一點兒，甚至相當。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工會幾乎被踢出了私人領域，而加拿大的工會運動仍基本毫發無傷。差別顯然在於政治：美國的政治氣氛變得不利於工會，而加拿大則沒有。
我在第6章敘述過，反工會主義是戈德華特得勢的核心原因，對工會的抵製則是保守主義運動的商業根基得以鞏固的關鍵。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擁有了足夠的政治勢力，遂使商業界有了與工會對決的勇氣。
表7–1薪資工人參加工會的百分比（%）
美國
加拿大
1960年
30.4
32.3
1999年
13.5
32.6
資料來源：davidcard,thomaslemieux與w.craigriddell,unionizationandparitivestudyoftheu.s.,theu.k.,andcanada(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workingpaperno.9473,jan.2003).
裏根當政後，反
工會運動有了最高層的政治支持，得到了援助與鼓動。裏根對空中交通管製員工會的鎮壓是對各行各業的工會發出全麵進攻的信號。工會曾是抑製貧富不均的強大力量，從最寬泛的意義而言，工會的敗退是政治性的。那是一場在政府內部以及整個美國社會動用權力的演習。
因此，要了解“大分化”，我們就需要了解，保守主義運動何以成為美國政治生活中一個如此強大的因素。
[4]1965年對移民法的修訂使家庭重聚成為移民政策的核心目標，其工作重點不再是限製移民，而主要是涉及西歐。但研究墨西哥移民的經濟學家發現，即便在1965年之前，壁壘也是比較少的。
08政治大陰謀
黨派分裂
共和黨的激進化
大陰謀
金錢收買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