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育水平高的工人則有小幅的向上影響。別的經濟學家甚至還覺得鮑哈斯與卡茨得出的數字過高。
我將在第8章中論述，移民也許以一種較曲折的方式加劇了不平等，即通過使政治權力向富人傾斜。但是，其直接的經濟影響並不大。
國際貿易又如何呢？許多國際貿易也許對收入分配影響甚微，甚至毫無影響，例如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汽車及零配件貿易。兩國都是高工資國家，占據同一產業上的不同位置，它們彼此輸送的產品是以大致相同的熟練與非熟練勞動力比例生產的，該貿易對兩國的工資不均狀況不會有多大的影響。但美國與孟加拉國這樣的國家進行貿易就不同了。孟加拉國主要出口衣服，那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製衣工人幾乎不需要什麽正式教育，所需的資本設備不過是一台縫紉機，而孟加拉國進口的則是飛機、化學製品、電腦等精密產品。
毫無疑問，美國同孟加拉國的貿易，以及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會加劇不平等。設想你買了一條孟加拉國製造的褲子，這條褲子也可在國內製造。在買外國褲子的時候，你實際上是在逼迫那些原可以生產美國製造的褲子為業的工人另覓工作。當然在美國出口時這也成立：當孟加拉國購買一架波音飛機時，製造這架飛機的美國工人就沒有必要尋找其他工作。但美國出口所代表的勞動力，與那些在和進口產品競爭的美國產業中工作的勞動力大不一樣。我們傾向於出口飛機、超級計算機、好萊塢電影等“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口褲子、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因此，美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減少了美國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機會，增加了對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毫無疑問，這會拉大低技能者與高技能者之間的工資差距，促進不平等的加劇。美國與低工資國家，尤其是墨西哥與中國的貿易迅速增長，這意味著在過去十五年裏，這一效果在增大。
但真正需要了解的重點是，技術偏向型的科技變化、移民以及國際貿易的增長，至多不過是教育水平不同的工人之間差距拉大的解釋因素而已。雖然拉齊爾及許多人聲稱這就是原因，但技能需求不足以完全解釋收入不均的拉大。教育迴報確實提高了，但就算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工資的增長也大多落後於生產率的提高。例如，自1973年以來，受過大學教育男性的實際中值收入僅上升了17%。
那是由於收入增長而產生的大部分利益沒有為大批薪酬豐厚的工人獲得，而是落入了一小群薪酬極其豐厚者的腰包。一般而言
，得到高額收入的人也受過良好的教育，但他們的收益並不代表教育較好的工人整體的收益。ceo與教師一般都有碩士學位，但教師收入自1973年來僅有輕度的增長，而ceo的收入卻大漲，在1970年隻相當於一般工人的30倍左右，現在已經超過了300倍。
可以發現，就連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人，其收入也大都落到了平均水平之下，而一小群人的境況卻好得離譜。這一現象大大削弱了技能偏向型科技變化在解釋收入不均時的說服力。相反，這一現象支持了另一個論斷，即收入不均拉大的主因是製度與規範的變化。製度變化的例子是工會力量的變化，規範變化的例子是，“老板收入大大超過普通工人則不利於士氣”這一想法一度曾很流行，現在卻已不合時宜。
製度：美國不平等加劇的源頭
製度與規範的變化而非晦澀難懂的“技能偏向型技術變化”，是收入不均拉大的原因，這一觀點在經濟學家中日漸得到支持，其原因有二。第一，以製度與規範來解釋當今收入不均的加劇，將當前的狀況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大壓縮”聯係起來，當時不平等狀況大大下降。第二，“製度與規範說”有助於解釋“美國例外”的情形：美國不平等加劇的幅度之大，在發達國家中獨一無二。
“大壓縮”本身，或更準確地說，“大壓縮”的持續，很好地說明了，決定收入分配的關鍵因素是社會力量，而不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正如第3章中所探討的，“嬰兒潮”一代中產階級美國人的成長環境並不是逐漸自發形成的，而是由“新政”的立法、工會活動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工資管製在很短的時間裏構建的。但戰爭期間強加的相對平等的收入分配在戰時經濟管製結束後仍延續了數十年，這就持續有力地說明了，隱秘的市場力量對收入分配的決定性作用並不像經濟學基本理論所教導的那麽強。正如皮凱蒂與賽斯所說的：
戰爭期間工資差距的縮小可以用戰時經濟的工資管製來解釋，但在工資管製廢止之後，高薪人士的工資並未恢複以前的水平，這又如何解釋呢？完全以技術變化來解釋收入的平均化，與這條證據是存在矛盾的……我們認為，收入不均的這一模式或演化狀況提供了進一步的間接證據，證明與收入不均有關的勞動力市場製度、社會規範等非市場機製，也許影響了薪酬的確定。在解釋這些“勞動力市場製度、社會規範”如何發揮影響方麵，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弗蘭克·列維與彼得·特明是兩位領頭人。他們指出
了一係列製度安排，稱之為《底特律條約》—這個名字是《福布斯》雜誌起的，用以稱唿1949年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與通用汽車達成的裏程碑式的協議。根據該協議，通用汽車保證uaw成員的工資、醫療和退休福利與生產率同步增長，以此來換取工人的踏實工作。
列維與特明不僅用這個術語來指代汽車公司及其雇員之間的那項正式協議，而且借用它指代美國各行各業對該協議的效仿。其他工會以uaw設定的標準為基礎提出其談判要求，從而使包含工資與福利的一攬子協議流行開來，這些協議雖說一般沒有華爾特·魯瑟所贏得的協議那樣優厚，但畢竟保證了工人分享改善的果實，甚至工會之外的工人也受到了強烈的影響，為了對抗工會活動帶來的威脅，未建立工會的企業主會向其工人提供與工會成員大體相同的待遇：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經濟的特征是“模式工資”（patternwages）—大工會與公司達成的工資安排為各行各業提供規範。
與此同時，強大的工會對管理層與股東的收入發揮了抑製作用。高管明白，為自己支付高昂的薪水就相當於在招惹工人的麻煩，利潤豐厚卻不漲薪資的公司則會將勞資關係帶入險境。
聯邦政府也是《底特律條約》的非正式一方：它以多種方式實施幹預，支持工人的談判立場，發現公司高層收獲過度就加以抑製。20世紀60年代工人的生產效率比現在低很多，但依據通貨膨脹調整後的最低工資卻要高得多。當局對勞工法給出有利於工會的解釋，被視為有違規行為的大公司及高管還常常受到直接的政治壓力。肯尼迪就曾要求一家鋼鐵公司取消一次提價舉動，而該公司剛剛通過談判達成一項溫和的工資安排。
比較一下今昔的兩個標誌性公司，就知道《底特律條約》規範的勞工關係與當今有多大的差異。
在戰後繁榮期的最後幾年，除了受管製的電話壟斷公司外，通用汽車是美國最大的私人雇主。其ceo也相應躋身美國薪酬最高的管理者之列：查爾斯·約翰遜在1969年的工資為79.5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430萬美元，而這個薪水激起了相當多的議論。通用汽車的普通員工也收入頗豐，1969年汽車行業生產工人的平均年收入約為9000美元，相當於今天的4萬多美元。通用汽車的工人也有極佳的醫療與退休福利，在世人心目中安居中產階級之列。
沃爾瑪現在是美國最大的公司，擁有80萬雇員。2005年其董事長李
·斯科特的薪水接近2300萬美元。約翰遜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的薪水不到斯科特的1/5，但斯科特先生的報酬隻激發了很少的議論，因為這對於當今的大公司ceo而言稀鬆平常。但沃爾瑪工人得到的工資卻引起了關注，因為即便依照現今的標準那也算是低工資。沃爾瑪非管理員工的平均年收入約為1.8萬美元。35年前通用汽車工人的工資，依照通貨膨脹調整後，尚是這一數字的2倍多。沃爾瑪還有兩個聲名狼藉的地方：一是其員工中有醫療福利者的比例很低；二是對於如此稀缺的福利，沃爾瑪還很吝嗇。
皮凱蒂與賽斯、列維與特明以及越來越多的其他經濟學家認為，當年的通用汽車與現在的沃爾瑪之間的區別代表了美國經濟的一般性變化：在20世紀70年代及其後，《底特律條約》被廢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經抑製不平等的製度與規範消失，不平等恢複到“鍍金年代”的高水平。換言之，70年代以來收入的大分化基本上是反向的“大壓縮”。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一些限製不平等的製度和規範得到建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這些製度與規範遭到破壞，導致不平等的加劇。“製度與規範說”可以連貫地解釋中產階級美國的興起與衰落。
“製度與規範說”還可以正確預測各國不平等狀況變化趨勢的差異。不要忘記，科技變化與全球化的力量影響了所有發達國家：歐洲應用信息科技的速度幾乎與我們相同，歐洲的廉價服裝產自中國的比例與美國不相上下。如果科技與全球化是不平等加劇的驅動力，歐洲就應該經曆與美國一般無二的不平等加劇。但從製度與規範的角度看，各發達國家大相徑庭。例如，在歐洲，工會依然強勁，譴責過高薪酬、強調工人權利的舊規範並未消失。所以，如果問題的關鍵是製度，美國不平等的加劇就應是獨特的，不同於歐洲的。
根據這樣的比較，“製度與規範說”勝出：美國是獨一無二的。最清晰的證據是所得稅資料，通過它可以比較各國經濟精英所占收入比例的增長速度。這些資料顯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後，所有發達國家都經曆了一場“大壓縮”，貧富不均大大緩解。在美國，這一均衡過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逆轉，而“大壓縮”的效果現在已被徹底清除。加拿大與美國經濟聯係緊密，英國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也有一段保守派主宰的時期，這兩國都有貧富不均迴潮的趨勢，但其規模更為有限；而日本和法國自1980年以來，收入不均狀況幾乎毫無變化。
家庭收入調查也提
供了一些信息，不過其清晰性與連貫性較差。雖說由此得來的圖景模糊一些，但美國與英國仍是僅有的兩個不平等急速加劇的國家，英國的程度相對較輕，而其餘發達國家或是有輕微的加劇，或是根本沒有變化。
簡言之，根據間接證據判斷，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國不平等加劇的主要源頭是製度與規範，而非科技或全球化。製度變化的明顯例子是美國工會運動的傾覆，但我所談論的規範變化指的是什麽呢？
規範與不平等：ceo的離譜高薪
當經濟學家談論規範的變化如何導致不平等加劇時，他們腦中浮現的往往是個具體的範例：管理層收入的離譜增長。雖說大公司高管並非不平等加劇唯一的大受益者，但他們常在公眾視野中出現，因而成為反映美國經濟整體狀況的清晰例證。
根據美聯儲的研究，在20世紀70年代，102家大公司（1940~1990年銷售量曾列入前50名的公司）高管的平均收入以今天的美元價值折算，相當於120萬美元。這當然不是一筆隻夠打發窮人的錢，但它隻比20世紀30年代ceo的收入高一點兒，而且僅僅是當時整個美國經濟體中普通全職工人工資的40倍。在21世紀初，ceo的年薪平均超過900萬美元，是普通工人工資的367倍。其他高管的薪酬也大增，隻是幅度不如ceo而已：大公司中位列ceo之下的兩位高管，在70年代的薪水是普通工人的31倍，而在21世紀初則為169倍。
為理解這種異常的變化，讓我們從高管收入決定因素的理想化模型入手。假設每家公司的盈利狀況取決於其ceo的素質，而且公司越大，ceo對利潤的影響就越大。同時假設ceo候選人的素質是一望可知的：每個人都知道誰是美國排名第100位的管理者、誰是第99位，如此等等。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會發生爭奪管理者的競爭，最終使最好的管理者入主最大的公司，使之才盡其用。這一競爭的結果就是，每個管理者的薪酬都將反映其素質。
這一理論的直接蘊意是，在最高層，對管理者素質認定的微小差異，也會轉化為薪水的巨大區別。其原因是競爭：對一家巨型公司而言，擁有排名第10位的管理者與第11位的管理者之間的差別很可能就是每年數千萬美元的利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這一理想化的模式暗示，高管的收入是符合其貢獻的。而這一理想化的模式還認為，如果今天高管的薪酬遠高於一代人時間之前的水平，那一定是出於特定的原因，諸如更激
烈的競爭、更高的股價等，用最佳人選來管理公司變得比以往更為重要了。
但是，我們一旦不再拘泥於這一理論的理想化前提，便能輕易地明白與上述理論所隱含的情況不同，管理者的薪酬與基本的供需力量的聯係遠沒有那麽緊密，而是大大受製於社會規範與政治權力的變化。
首先，管理者的素質與這種素質的重要程度都無法明確計量。評估公司領導人的生產效率和計算一個工人一小時壘多少塊磚不是一迴事，就算考察一家公司的盈利狀況，也不足以對該公司高管進行可靠的評估，因為決定利潤的許多因素是高管無法控製的。而且
我將在第8章中論述，移民也許以一種較曲折的方式加劇了不平等，即通過使政治權力向富人傾斜。但是，其直接的經濟影響並不大。
國際貿易又如何呢？許多國際貿易也許對收入分配影響甚微，甚至毫無影響，例如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汽車及零配件貿易。兩國都是高工資國家，占據同一產業上的不同位置，它們彼此輸送的產品是以大致相同的熟練與非熟練勞動力比例生產的，該貿易對兩國的工資不均狀況不會有多大的影響。但美國與孟加拉國這樣的國家進行貿易就不同了。孟加拉國主要出口衣服，那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製衣工人幾乎不需要什麽正式教育，所需的資本設備不過是一台縫紉機，而孟加拉國進口的則是飛機、化學製品、電腦等精密產品。
毫無疑問，美國同孟加拉國的貿易，以及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會加劇不平等。設想你買了一條孟加拉國製造的褲子，這條褲子也可在國內製造。在買外國褲子的時候，你實際上是在逼迫那些原可以生產美國製造的褲子為業的工人另覓工作。當然在美國出口時這也成立：當孟加拉國購買一架波音飛機時，製造這架飛機的美國工人就沒有必要尋找其他工作。但美國出口所代表的勞動力，與那些在和進口產品競爭的美國產業中工作的勞動力大不一樣。我們傾向於出口飛機、超級計算機、好萊塢電影等“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口褲子、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因此，美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減少了美國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機會，增加了對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毫無疑問，這會拉大低技能者與高技能者之間的工資差距，促進不平等的加劇。美國與低工資國家，尤其是墨西哥與中國的貿易迅速增長，這意味著在過去十五年裏，這一效果在增大。
但真正需要了解的重點是，技術偏向型的科技變化、移民以及國際貿易的增長，至多不過是教育水平不同的工人之間差距拉大的解釋因素而已。雖然拉齊爾及許多人聲稱這就是原因，但技能需求不足以完全解釋收入不均的拉大。教育迴報確實提高了，但就算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工資的增長也大多落後於生產率的提高。例如，自1973年以來，受過大學教育男性的實際中值收入僅上升了17%。
那是由於收入增長而產生的大部分利益沒有為大批薪酬豐厚的工人獲得，而是落入了一小群薪酬極其豐厚者的腰包。一般而言
，得到高額收入的人也受過良好的教育，但他們的收益並不代表教育較好的工人整體的收益。ceo與教師一般都有碩士學位，但教師收入自1973年來僅有輕度的增長，而ceo的收入卻大漲，在1970年隻相當於一般工人的30倍左右，現在已經超過了300倍。
可以發現，就連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人，其收入也大都落到了平均水平之下，而一小群人的境況卻好得離譜。這一現象大大削弱了技能偏向型科技變化在解釋收入不均時的說服力。相反，這一現象支持了另一個論斷，即收入不均拉大的主因是製度與規範的變化。製度變化的例子是工會力量的變化，規範變化的例子是，“老板收入大大超過普通工人則不利於士氣”這一想法一度曾很流行，現在卻已不合時宜。
製度：美國不平等加劇的源頭
製度與規範的變化而非晦澀難懂的“技能偏向型技術變化”，是收入不均拉大的原因，這一觀點在經濟學家中日漸得到支持，其原因有二。第一，以製度與規範來解釋當今收入不均的加劇，將當前的狀況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大壓縮”聯係起來，當時不平等狀況大大下降。第二，“製度與規範說”有助於解釋“美國例外”的情形：美國不平等加劇的幅度之大，在發達國家中獨一無二。
“大壓縮”本身，或更準確地說，“大壓縮”的持續，很好地說明了，決定收入分配的關鍵因素是社會力量，而不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正如第3章中所探討的，“嬰兒潮”一代中產階級美國人的成長環境並不是逐漸自發形成的，而是由“新政”的立法、工會活動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工資管製在很短的時間裏構建的。但戰爭期間強加的相對平等的收入分配在戰時經濟管製結束後仍延續了數十年，這就持續有力地說明了，隱秘的市場力量對收入分配的決定性作用並不像經濟學基本理論所教導的那麽強。正如皮凱蒂與賽斯所說的：
戰爭期間工資差距的縮小可以用戰時經濟的工資管製來解釋，但在工資管製廢止之後，高薪人士的工資並未恢複以前的水平，這又如何解釋呢？完全以技術變化來解釋收入的平均化，與這條證據是存在矛盾的……我們認為，收入不均的這一模式或演化狀況提供了進一步的間接證據，證明與收入不均有關的勞動力市場製度、社會規範等非市場機製，也許影響了薪酬的確定。在解釋這些“勞動力市場製度、社會規範”如何發揮影響方麵，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弗蘭克·列維與彼得·特明是兩位領頭人。他們指出
了一係列製度安排，稱之為《底特律條約》—這個名字是《福布斯》雜誌起的，用以稱唿1949年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與通用汽車達成的裏程碑式的協議。根據該協議，通用汽車保證uaw成員的工資、醫療和退休福利與生產率同步增長，以此來換取工人的踏實工作。
列維與特明不僅用這個術語來指代汽車公司及其雇員之間的那項正式協議，而且借用它指代美國各行各業對該協議的效仿。其他工會以uaw設定的標準為基礎提出其談判要求，從而使包含工資與福利的一攬子協議流行開來，這些協議雖說一般沒有華爾特·魯瑟所贏得的協議那樣優厚，但畢竟保證了工人分享改善的果實，甚至工會之外的工人也受到了強烈的影響，為了對抗工會活動帶來的威脅，未建立工會的企業主會向其工人提供與工會成員大體相同的待遇：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經濟的特征是“模式工資”（patternwages）—大工會與公司達成的工資安排為各行各業提供規範。
與此同時，強大的工會對管理層與股東的收入發揮了抑製作用。高管明白，為自己支付高昂的薪水就相當於在招惹工人的麻煩，利潤豐厚卻不漲薪資的公司則會將勞資關係帶入險境。
聯邦政府也是《底特律條約》的非正式一方：它以多種方式實施幹預，支持工人的談判立場，發現公司高層收獲過度就加以抑製。20世紀60年代工人的生產效率比現在低很多，但依據通貨膨脹調整後的最低工資卻要高得多。當局對勞工法給出有利於工會的解釋，被視為有違規行為的大公司及高管還常常受到直接的政治壓力。肯尼迪就曾要求一家鋼鐵公司取消一次提價舉動，而該公司剛剛通過談判達成一項溫和的工資安排。
比較一下今昔的兩個標誌性公司，就知道《底特律條約》規範的勞工關係與當今有多大的差異。
在戰後繁榮期的最後幾年，除了受管製的電話壟斷公司外，通用汽車是美國最大的私人雇主。其ceo也相應躋身美國薪酬最高的管理者之列：查爾斯·約翰遜在1969年的工資為79.5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430萬美元，而這個薪水激起了相當多的議論。通用汽車的普通員工也收入頗豐，1969年汽車行業生產工人的平均年收入約為9000美元，相當於今天的4萬多美元。通用汽車的工人也有極佳的醫療與退休福利，在世人心目中安居中產階級之列。
沃爾瑪現在是美國最大的公司，擁有80萬雇員。2005年其董事長李
·斯科特的薪水接近2300萬美元。約翰遜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的薪水不到斯科特的1/5，但斯科特先生的報酬隻激發了很少的議論，因為這對於當今的大公司ceo而言稀鬆平常。但沃爾瑪工人得到的工資卻引起了關注，因為即便依照現今的標準那也算是低工資。沃爾瑪非管理員工的平均年收入約為1.8萬美元。35年前通用汽車工人的工資，依照通貨膨脹調整後，尚是這一數字的2倍多。沃爾瑪還有兩個聲名狼藉的地方：一是其員工中有醫療福利者的比例很低；二是對於如此稀缺的福利，沃爾瑪還很吝嗇。
皮凱蒂與賽斯、列維與特明以及越來越多的其他經濟學家認為，當年的通用汽車與現在的沃爾瑪之間的區別代表了美國經濟的一般性變化：在20世紀70年代及其後，《底特律條約》被廢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經抑製不平等的製度與規範消失，不平等恢複到“鍍金年代”的高水平。換言之，70年代以來收入的大分化基本上是反向的“大壓縮”。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一些限製不平等的製度和規範得到建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這些製度與規範遭到破壞，導致不平等的加劇。“製度與規範說”可以連貫地解釋中產階級美國的興起與衰落。
“製度與規範說”還可以正確預測各國不平等狀況變化趨勢的差異。不要忘記，科技變化與全球化的力量影響了所有發達國家：歐洲應用信息科技的速度幾乎與我們相同，歐洲的廉價服裝產自中國的比例與美國不相上下。如果科技與全球化是不平等加劇的驅動力，歐洲就應該經曆與美國一般無二的不平等加劇。但從製度與規範的角度看，各發達國家大相徑庭。例如，在歐洲，工會依然強勁，譴責過高薪酬、強調工人權利的舊規範並未消失。所以，如果問題的關鍵是製度，美國不平等的加劇就應是獨特的，不同於歐洲的。
根據這樣的比較，“製度與規範說”勝出：美國是獨一無二的。最清晰的證據是所得稅資料，通過它可以比較各國經濟精英所占收入比例的增長速度。這些資料顯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後，所有發達國家都經曆了一場“大壓縮”，貧富不均大大緩解。在美國，這一均衡過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逆轉，而“大壓縮”的效果現在已被徹底清除。加拿大與美國經濟聯係緊密，英國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也有一段保守派主宰的時期，這兩國都有貧富不均迴潮的趨勢，但其規模更為有限；而日本和法國自1980年以來，收入不均狀況幾乎毫無變化。
家庭收入調查也提
供了一些信息，不過其清晰性與連貫性較差。雖說由此得來的圖景模糊一些，但美國與英國仍是僅有的兩個不平等急速加劇的國家，英國的程度相對較輕，而其餘發達國家或是有輕微的加劇，或是根本沒有變化。
簡言之，根據間接證據判斷，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國不平等加劇的主要源頭是製度與規範，而非科技或全球化。製度變化的明顯例子是美國工會運動的傾覆，但我所談論的規範變化指的是什麽呢？
規範與不平等：ceo的離譜高薪
當經濟學家談論規範的變化如何導致不平等加劇時，他們腦中浮現的往往是個具體的範例：管理層收入的離譜增長。雖說大公司高管並非不平等加劇唯一的大受益者，但他們常在公眾視野中出現，因而成為反映美國經濟整體狀況的清晰例證。
根據美聯儲的研究，在20世紀70年代，102家大公司（1940~1990年銷售量曾列入前50名的公司）高管的平均收入以今天的美元價值折算，相當於120萬美元。這當然不是一筆隻夠打發窮人的錢，但它隻比20世紀30年代ceo的收入高一點兒，而且僅僅是當時整個美國經濟體中普通全職工人工資的40倍。在21世紀初，ceo的年薪平均超過900萬美元，是普通工人工資的367倍。其他高管的薪酬也大增，隻是幅度不如ceo而已：大公司中位列ceo之下的兩位高管，在70年代的薪水是普通工人的31倍，而在21世紀初則為169倍。
為理解這種異常的變化，讓我們從高管收入決定因素的理想化模型入手。假設每家公司的盈利狀況取決於其ceo的素質，而且公司越大，ceo對利潤的影響就越大。同時假設ceo候選人的素質是一望可知的：每個人都知道誰是美國排名第100位的管理者、誰是第99位，如此等等。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會發生爭奪管理者的競爭，最終使最好的管理者入主最大的公司，使之才盡其用。這一競爭的結果就是，每個管理者的薪酬都將反映其素質。
這一理論的直接蘊意是，在最高層，對管理者素質認定的微小差異，也會轉化為薪水的巨大區別。其原因是競爭：對一家巨型公司而言，擁有排名第10位的管理者與第11位的管理者之間的差別很可能就是每年數千萬美元的利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這一理想化的模式暗示，高管的收入是符合其貢獻的。而這一理想化的模式還認為，如果今天高管的薪酬遠高於一代人時間之前的水平，那一定是出於特定的原因，諸如更激
烈的競爭、更高的股價等，用最佳人選來管理公司變得比以往更為重要了。
但是，我們一旦不再拘泥於這一理論的理想化前提，便能輕易地明白與上述理論所隱含的情況不同，管理者的薪酬與基本的供需力量的聯係遠沒有那麽緊密，而是大大受製於社會規範與政治權力的變化。
首先，管理者的素質與這種素質的重要程度都無法明確計量。評估公司領導人的生產效率和計算一個工人一小時壘多少塊磚不是一迴事，就算考察一家公司的盈利狀況，也不足以對該公司高管進行可靠的評估，因為決定利潤的許多因素是高管無法控製的。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