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入，也就是比一半人富有，同時比另一半人貧窮的那個人的收入。與平均收入不同，酒吧裏的中值收入不會因比爾·蓋茨走進而劇增。
事實說明，要形容過去一代人時間裏美國的真實情況，比爾·蓋茨走進酒吧是個很好的比喻：平均收入大幅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有一小群人暴富。但中值收入究竟是輕微上升，或是事實上下滑，這取決於對之采取什麽樣的定義。
讀者也許覺得計算中值收入是個直截了當的事情：找到那個比一半人富又比另一半人窮的美國人，計算他的收入。但實際上，有兩個領域的爭議都不易解決：如何界定適當的人口，以及如何衡量生活成本的變化。不過，在探討這些複雜性之前，先讓我重複一下那句點睛之筆：我們甚至於在爭論普通美國人有沒有獲得改善，這件事本身就足以告訴讀者大部分真相了。在1973年，根本沒有人爭論普通美國人的境況是否好於20世紀40年代。一切指標都顯示，生活水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大體翻倍。沒人懷念一代人之前的工作與薪酬。今天，美國經濟總體上顯然要遠遠富於標誌戰後繁榮終結的1973年，但經濟學家在爭論，普通美國人有沒有從整個國家的成果裏獲得些許好處。
現在來談一談那些複雜之處。事實是，我們無法簡單地把3億美國人按收入順序排成一行，然後計算排在第1.5億位的美國人的收入。畢竟不能把兒童列進來，因為他們的收入不過是其所屬家庭的收入。那麽我們也許應考察家庭，而非個人。如此考察就會發現，依據通貨膨脹調整之後，家庭中值收入從1973~2005年有輕度增長；2005年是目前有數據可查的最後一年，總增幅約為16%。
但就算如此輕微的增幅，可能也誇大了美國家庭境況改善的程度，因為這一增長部分是因工作時間延長而取得的。在1973年，許多妻子仍隻在家中勞作，即使出門工作，許多也隻是兼職。我無意暗示說，有更多的婦女工作有什麽不好，但因配偶從事工作而使家庭收入增多與工資的提高不是一迴事。更有甚者，這也許會帶來隱藏成本，抵消一部分金錢收入的增加，例如做家務的時間減少、更為依賴預製食品、托兒開支等。
如果我們問一下，今天的美國家庭如果像一代人之前的許多家庭那樣，隻靠一名男子來養家糊口，其可行性如何，就會從上述數據中得出更為悲觀的情況。現有資料顯示，單靠一名男子來養家糊口變得更難了，因為經通貨膨脹調整後，全職工作男性的中值收入在
2005年要略低於1973年。但就算在這樣的統計結果之下，也隱藏著更深的問題。由於“嬰兒潮”一代長大成人，今天的勞動力隊伍比1973年年老、經驗豐富，而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更熟練的工人應當取得更高的工資。考察35~44歲男性的收入（在一代人之前，這樣的男子往往已在養活守在家裏的妻子了），我們會發現，他們按通貨膨脹調整後的工資在1973年要比在今天高12%。
經濟學家之所以連“普通美國人自1973年以來有無改善”都無法斷定，在界定相關人口方麵的爭議隻是原因之一。還有另一類問題與物價的度量有關。我一直在說“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的”收入，其意思是，要考慮到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的變化，把一代人之前的收入轉換成今天的美元。現在有一些經濟學家辯稱，cpi高估了真正的通貨膨脹，因為cpi沒有完全考慮改善我們生活的新產品與新服務。故而在他們看來，生活水準的提升幅度要大於官方數據顯示的情況。這一論據就像是說：“可他們那時flix呀！”嚴肅地說，今天的許多產品與服務在1973年尚未發明或尚未上市，如手機、互聯網等。當然最重要的是藥品與醫療技術，它們不僅拯救生命，而且提高億萬人的基本生活條件。但是，勞工家庭的生活在另一些方麵變得更艱難了，那是官方數據所無法展示的：為了在好的社區生活，人們的爭奪更為激烈，交通更為擁擠，如此等等。
也許壓場詞應讓大眾來說。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06年的一份民意調查，美國勞工階層大都認為，與二三十年前相比，普通工人“必須更辛勤地工作才能過上體麵生活”。這僅僅是懷念一段難忘的黃金時代嗎？也許是，但在一代人之前，人們對於更上一輩的美國境況，卻沒有這樣的眷戀。總之問題是，在過去三十年左右的時間裏，普通美國家庭並無明顯的改善，而這不是正常現象。
富人收入高得離譜了
正如我用“比爾·蓋茨在酒吧”這個比喻暗示的，由於貧富不均的加劇，普通美國工人未能收獲生產率提高的果實。但在這段朝向上層的收入再分配中，贏家和輸家是誰？贏家不是比爾·蓋茨一個人，但這個群體人數之少的確令人吃驚。
假設所有勞動力平均分享了生產率的提高，普通工人現在的收入將比20世紀70年代初高35%左右。但朝向上層的收入再分配意味著，普通工人所獲的利益要小得多。其實，身處收入分配中大約第90個百分位以下的人，即除
收入最高的10%之外的人，其收入的增長速度都低於平均水平，而隻有在第90個百分位以上的人才享有高於平均水平的增幅。也就是說，普通美國工人的有限收益與10%最富者超出一般的收益恰為一枚硬幣的兩麵。
最大的好處則落入了極富者的囊中。在奧利弗·斯通1987年執導的影片《華爾街》中，邁克爾·道格拉斯飾演的隱約以伊凡·布斯基（ivanboesky）為原型的敵意收購大鱷戈登·科克，嘲笑由他蔭庇的一個人胸無大誌，後者由查利·希恩飾演。“你想不想成為另一個在華爾街上班的家夥，每年掙40萬美元，坐頭等艙，舒舒服服的？”
當時年收入達到40萬美元，就能位列薪酬分配中的大約第99.9個百分位。這看上去已很不錯了。但正如斯通所意識到的，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高收入者內部發生了一些令人震驚的事：富人與僅僅衣食無憂者之間的差距在拉大，超級富豪與普通富人之間的差距也在拉大。10%最富者中處在下方的一半人大體為年收入10萬~15萬美元的人，雖然要比在他們下麵的美國人過得好，但仍有缺憾：事實上，在1973年之後他們收入的增幅遠不及戰後繁榮時期。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過得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代人好的人，就隻有最富的1%了。而再往上走，收入增長率就高得離譜—0.1%最富者的收入增長了4倍，而0.01%的最富美國人要比1973年時富裕7倍。
這些人是誰，他們為何勝過別人那麽多？在最早的“鍍金年代”，高收入者的收入一般來自他們擁有的資產：經濟精英擁有寶貴的土地、礦產及獲利豐厚的公司。直到今天，與薪酬收入相比，資本收益（即來自股票、債券、房地產等資產的收益）仍高度集中在一小群人手中。“業主收入”（即公司所有權產生的收入）也是如此。但精英地位已不再主要構建於所有權之上。現如今，就算是千萬富豪，其收入的主要形式也是勞動報酬。
不用說，這裏的“勞動”當然不是指為掙一點兒計時工資而艱辛勞作。如果說在1905年左右，典型的高收入美國人是那些擁有工廠的產業貴族，那麽其100年後的翻版便是高級管理人員，他們獲得高昂的獎金、股票期權等勞動報酬。就算在最頂端，即收入最高的0.01%、十萬人裏挑一的富人，其收入也有將近一半是薪酬。
粗略的估計是，這群超級精英的工資收入約一半來自於做大公司高管的所得—不僅是ceo，還包括其下的一些職位。
最頂端0.01%人口除了高管外，似乎主要是體育與娛樂明星。
所以，從直覺來看，收入不平等總體上的加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最傑出、最聰明的人獲得社會報償的方式發生了變化。他們的報酬一直很豐厚，但現在卻豐厚得離譜。
問題顯然是，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一般而言，對於20世紀70年代之後收入的大分化，有兩種相互抵觸的解釋。一種解釋是其根源是技術需求的提高，而技術需求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推動之下的科技變化—那些想讓人覺得自己理性明智的人喜歡這麽說；另一種解釋則強調製度、規範與政治權力的變化。
科技進步會加大收入不平等嗎
對不平等加劇的一般解釋（姑且稱之為安全解釋，因為那些不想招惹是非的人喜歡這一解釋）是說，不平等加劇的主要原因是對熟練勞動力需求的提升，而後者主要是科技變化推動的。例如，2006年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拉齊爾就這樣說道：
收入不均大體反映了“技能投資”收益的增多，“技能投資”是指工作者完成更多的學業、獲得更多的培訓、獲取新的本領……技能高超者與技能不善者的收入相差如此懸殊，原因何在？經濟學家大多認為，這從根本上可以歸因於近二三十年來的科技變化。在我們這個科技先進的社會，與科技相對落後的社會相比，技能的價值更高……隨著電腦重要性的日增，一個工作者要有效地生產，學校所要求的技能、通過在職學習而獲取的技能都近乎是不可或缺的。人們今天所做的普通工作與1900年或1970年的普通工作相比，對技能水平的需求要高得多。引申一下拉齊爾的話：以個人電腦、手機、局域網、互聯網等為代表的信息科技，需要更多有完備正式訓練的人以製造、規劃、運行和修理這些新玩意兒。與此同時，對重複性工作者的需求減少。例如，與1970年相比，現代辦公室裏的秘書大大減少，因為有了文字處理程序，打字員已經基本不需要了，有了網絡，對文件歸檔與修訂的需求也大大減少了，但經理人數仍與以往相同。與局域網連接的條形碼掃描器減少了必需的收銀員與存貨監管員人數，但營銷顧問之多卻是前所未有的。在整個經濟體中，諸如此類的情況不勝枚舉。
科技變化提高了技術需求，從而導致收入不均的加劇，這一假說流傳甚廣，以至於在各種大會上，經濟學家常常不加解釋地使用sbtc這一縮寫，其意思是“技能偏向型的技術變化”，仿佛聽眾都明白其含義一
樣。這一假說之所以吸引人，有三個主要原因。第一，時間上說得過去：收入不均的加劇，幾乎與計算能力及其實踐應用的大爆炸同時發生。雖說大型計算機早在20世紀60年代便廣泛應用（那是一種龐大的機器，占據一屋的空間，吱呀作響地處理工資單與其他商業數據），但大型計算機對於大多數工人的工作方式影響甚微。直到英特爾公司在1971年製造出首個集成電路，即首個電腦芯片，現代信息科技方才大顯神威。科技大流行也隻是在那時才成為可能。第二，sbtc是一種讓經濟學家覺得舒服的假說：隻與供需有關，不需要論及製度、規範、政治權力之類的事情，那都是社會學家探討的對象，經濟學家很難將其融入經濟分析模式。第三，sbtc不把收入不均的加劇歸咎於任何人：隻是科技通過“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
盡管如此，足以證明“科技變化造成了收入不均加劇”的直接證據是少得可憐的。事實是，根本沒有能用來衡量科技對市場影響的簡單方法。其實，在這個問題與其他問題上，經濟學家基本上是用科技來解釋他們無法用其他可度量因素來解釋的事，其程序大致如下：首先，假定不平等加劇的原因是科技、國際貿易的發展與移民；其次，估算貿易與移民的影響—這本身是個帶有先入為主色彩的過程，但至少我們有貿易量與移民人數的相關數據；最後，這些可度量因素所無法解釋的部分則統統歸因於科技。也就是說，斷言“科技變化是收入不均加劇主因”的經濟學家，是以排除法得出了這一結論：他們推論出貿易與移民不足以完全解釋所發生的事情，因此科技必然是罪魁禍首。
正如我剛才指出的，移民與國際貿易被經濟學家視為收入不均加劇的另外兩個主要原因，原則上二者也均應促進了高技能美國人工資的提升，並且同時降低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資。
當然，移民本身就是個十分熱門的政治議題。1924年《移民法案》禁止了來自低工資國家的大舉移民，將近半個世紀之後的1970年，不到5%的美國成年人是在外國出生的。移民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迴升，在1980年之後劇增，其原因仍不太清楚。[4]現在移民占勞動力隊伍的15%左右，移民本身應當對總工資產生了一定的壓低作用：假如沒有移民，競爭美國工作崗位的工人會少得多。
而且在過去一代人時間裏，移民大多數來自拉美，除此之外的移民也有許多來自別的“第三世界”國家；這意味著不論是合法還是非法的移民，平均而言要比本土出
生的工人少受很多教育。1/3的移民擁有相當於高中以下的文憑。結果是，大量移民的湧入增加了美國教育程度不高的勞動力，而使教育水平高的工人相對更為稀缺。那麽根據供需關係，移民應當壓低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資，提升了高技能工人的工資。
但其影響至多隻能說是中等程度的。就算根據哈佛大學的喬治·鮑哈斯（georgeborjas）與拉裏·卡茨rrykatz）所做的最悲觀的主流估算，移民對高中輟學者工資的壓低幅度大約隻有5%，對高中畢業工人的影響更要小得多，對於教
事實說明，要形容過去一代人時間裏美國的真實情況，比爾·蓋茨走進酒吧是個很好的比喻：平均收入大幅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有一小群人暴富。但中值收入究竟是輕微上升，或是事實上下滑，這取決於對之采取什麽樣的定義。
讀者也許覺得計算中值收入是個直截了當的事情：找到那個比一半人富又比另一半人窮的美國人，計算他的收入。但實際上，有兩個領域的爭議都不易解決：如何界定適當的人口，以及如何衡量生活成本的變化。不過，在探討這些複雜性之前，先讓我重複一下那句點睛之筆：我們甚至於在爭論普通美國人有沒有獲得改善，這件事本身就足以告訴讀者大部分真相了。在1973年，根本沒有人爭論普通美國人的境況是否好於20世紀40年代。一切指標都顯示，生活水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大體翻倍。沒人懷念一代人之前的工作與薪酬。今天，美國經濟總體上顯然要遠遠富於標誌戰後繁榮終結的1973年，但經濟學家在爭論，普通美國人有沒有從整個國家的成果裏獲得些許好處。
現在來談一談那些複雜之處。事實是，我們無法簡單地把3億美國人按收入順序排成一行，然後計算排在第1.5億位的美國人的收入。畢竟不能把兒童列進來，因為他們的收入不過是其所屬家庭的收入。那麽我們也許應考察家庭，而非個人。如此考察就會發現，依據通貨膨脹調整之後，家庭中值收入從1973~2005年有輕度增長；2005年是目前有數據可查的最後一年，總增幅約為16%。
但就算如此輕微的增幅，可能也誇大了美國家庭境況改善的程度，因為這一增長部分是因工作時間延長而取得的。在1973年，許多妻子仍隻在家中勞作，即使出門工作，許多也隻是兼職。我無意暗示說，有更多的婦女工作有什麽不好，但因配偶從事工作而使家庭收入增多與工資的提高不是一迴事。更有甚者，這也許會帶來隱藏成本，抵消一部分金錢收入的增加，例如做家務的時間減少、更為依賴預製食品、托兒開支等。
如果我們問一下，今天的美國家庭如果像一代人之前的許多家庭那樣，隻靠一名男子來養家糊口，其可行性如何，就會從上述數據中得出更為悲觀的情況。現有資料顯示，單靠一名男子來養家糊口變得更難了，因為經通貨膨脹調整後，全職工作男性的中值收入在
2005年要略低於1973年。但就算在這樣的統計結果之下，也隱藏著更深的問題。由於“嬰兒潮”一代長大成人，今天的勞動力隊伍比1973年年老、經驗豐富，而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更熟練的工人應當取得更高的工資。考察35~44歲男性的收入（在一代人之前，這樣的男子往往已在養活守在家裏的妻子了），我們會發現，他們按通貨膨脹調整後的工資在1973年要比在今天高12%。
經濟學家之所以連“普通美國人自1973年以來有無改善”都無法斷定，在界定相關人口方麵的爭議隻是原因之一。還有另一類問題與物價的度量有關。我一直在說“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的”收入，其意思是，要考慮到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的變化，把一代人之前的收入轉換成今天的美元。現在有一些經濟學家辯稱，cpi高估了真正的通貨膨脹，因為cpi沒有完全考慮改善我們生活的新產品與新服務。故而在他們看來，生活水準的提升幅度要大於官方數據顯示的情況。這一論據就像是說：“可他們那時flix呀！”嚴肅地說，今天的許多產品與服務在1973年尚未發明或尚未上市，如手機、互聯網等。當然最重要的是藥品與醫療技術，它們不僅拯救生命，而且提高億萬人的基本生活條件。但是，勞工家庭的生活在另一些方麵變得更艱難了，那是官方數據所無法展示的：為了在好的社區生活，人們的爭奪更為激烈，交通更為擁擠，如此等等。
也許壓場詞應讓大眾來說。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06年的一份民意調查，美國勞工階層大都認為，與二三十年前相比，普通工人“必須更辛勤地工作才能過上體麵生活”。這僅僅是懷念一段難忘的黃金時代嗎？也許是，但在一代人之前，人們對於更上一輩的美國境況，卻沒有這樣的眷戀。總之問題是，在過去三十年左右的時間裏，普通美國家庭並無明顯的改善，而這不是正常現象。
富人收入高得離譜了
正如我用“比爾·蓋茨在酒吧”這個比喻暗示的，由於貧富不均的加劇，普通美國工人未能收獲生產率提高的果實。但在這段朝向上層的收入再分配中，贏家和輸家是誰？贏家不是比爾·蓋茨一個人，但這個群體人數之少的確令人吃驚。
假設所有勞動力平均分享了生產率的提高，普通工人現在的收入將比20世紀70年代初高35%左右。但朝向上層的收入再分配意味著，普通工人所獲的利益要小得多。其實，身處收入分配中大約第90個百分位以下的人，即除
收入最高的10%之外的人，其收入的增長速度都低於平均水平，而隻有在第90個百分位以上的人才享有高於平均水平的增幅。也就是說，普通美國工人的有限收益與10%最富者超出一般的收益恰為一枚硬幣的兩麵。
最大的好處則落入了極富者的囊中。在奧利弗·斯通1987年執導的影片《華爾街》中，邁克爾·道格拉斯飾演的隱約以伊凡·布斯基（ivanboesky）為原型的敵意收購大鱷戈登·科克，嘲笑由他蔭庇的一個人胸無大誌，後者由查利·希恩飾演。“你想不想成為另一個在華爾街上班的家夥，每年掙40萬美元，坐頭等艙，舒舒服服的？”
當時年收入達到40萬美元，就能位列薪酬分配中的大約第99.9個百分位。這看上去已很不錯了。但正如斯通所意識到的，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高收入者內部發生了一些令人震驚的事：富人與僅僅衣食無憂者之間的差距在拉大，超級富豪與普通富人之間的差距也在拉大。10%最富者中處在下方的一半人大體為年收入10萬~15萬美元的人，雖然要比在他們下麵的美國人過得好，但仍有缺憾：事實上，在1973年之後他們收入的增幅遠不及戰後繁榮時期。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過得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代人好的人，就隻有最富的1%了。而再往上走，收入增長率就高得離譜—0.1%最富者的收入增長了4倍，而0.01%的最富美國人要比1973年時富裕7倍。
這些人是誰，他們為何勝過別人那麽多？在最早的“鍍金年代”，高收入者的收入一般來自他們擁有的資產：經濟精英擁有寶貴的土地、礦產及獲利豐厚的公司。直到今天，與薪酬收入相比，資本收益（即來自股票、債券、房地產等資產的收益）仍高度集中在一小群人手中。“業主收入”（即公司所有權產生的收入）也是如此。但精英地位已不再主要構建於所有權之上。現如今，就算是千萬富豪，其收入的主要形式也是勞動報酬。
不用說，這裏的“勞動”當然不是指為掙一點兒計時工資而艱辛勞作。如果說在1905年左右，典型的高收入美國人是那些擁有工廠的產業貴族，那麽其100年後的翻版便是高級管理人員，他們獲得高昂的獎金、股票期權等勞動報酬。就算在最頂端，即收入最高的0.01%、十萬人裏挑一的富人，其收入也有將近一半是薪酬。
粗略的估計是，這群超級精英的工資收入約一半來自於做大公司高管的所得—不僅是ceo，還包括其下的一些職位。
最頂端0.01%人口除了高管外，似乎主要是體育與娛樂明星。
所以，從直覺來看，收入不平等總體上的加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最傑出、最聰明的人獲得社會報償的方式發生了變化。他們的報酬一直很豐厚，但現在卻豐厚得離譜。
問題顯然是，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一般而言，對於20世紀70年代之後收入的大分化，有兩種相互抵觸的解釋。一種解釋是其根源是技術需求的提高，而技術需求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推動之下的科技變化—那些想讓人覺得自己理性明智的人喜歡這麽說；另一種解釋則強調製度、規範與政治權力的變化。
科技進步會加大收入不平等嗎
對不平等加劇的一般解釋（姑且稱之為安全解釋，因為那些不想招惹是非的人喜歡這一解釋）是說，不平等加劇的主要原因是對熟練勞動力需求的提升，而後者主要是科技變化推動的。例如，2006年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拉齊爾就這樣說道：
收入不均大體反映了“技能投資”收益的增多，“技能投資”是指工作者完成更多的學業、獲得更多的培訓、獲取新的本領……技能高超者與技能不善者的收入相差如此懸殊，原因何在？經濟學家大多認為，這從根本上可以歸因於近二三十年來的科技變化。在我們這個科技先進的社會，與科技相對落後的社會相比，技能的價值更高……隨著電腦重要性的日增，一個工作者要有效地生產，學校所要求的技能、通過在職學習而獲取的技能都近乎是不可或缺的。人們今天所做的普通工作與1900年或1970年的普通工作相比，對技能水平的需求要高得多。引申一下拉齊爾的話：以個人電腦、手機、局域網、互聯網等為代表的信息科技，需要更多有完備正式訓練的人以製造、規劃、運行和修理這些新玩意兒。與此同時，對重複性工作者的需求減少。例如，與1970年相比，現代辦公室裏的秘書大大減少，因為有了文字處理程序，打字員已經基本不需要了，有了網絡，對文件歸檔與修訂的需求也大大減少了，但經理人數仍與以往相同。與局域網連接的條形碼掃描器減少了必需的收銀員與存貨監管員人數，但營銷顧問之多卻是前所未有的。在整個經濟體中，諸如此類的情況不勝枚舉。
科技變化提高了技術需求，從而導致收入不均的加劇，這一假說流傳甚廣，以至於在各種大會上，經濟學家常常不加解釋地使用sbtc這一縮寫，其意思是“技能偏向型的技術變化”，仿佛聽眾都明白其含義一
樣。這一假說之所以吸引人，有三個主要原因。第一，時間上說得過去：收入不均的加劇，幾乎與計算能力及其實踐應用的大爆炸同時發生。雖說大型計算機早在20世紀60年代便廣泛應用（那是一種龐大的機器，占據一屋的空間，吱呀作響地處理工資單與其他商業數據），但大型計算機對於大多數工人的工作方式影響甚微。直到英特爾公司在1971年製造出首個集成電路，即首個電腦芯片，現代信息科技方才大顯神威。科技大流行也隻是在那時才成為可能。第二，sbtc是一種讓經濟學家覺得舒服的假說：隻與供需有關，不需要論及製度、規範、政治權力之類的事情，那都是社會學家探討的對象，經濟學家很難將其融入經濟分析模式。第三，sbtc不把收入不均的加劇歸咎於任何人：隻是科技通過“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
盡管如此，足以證明“科技變化造成了收入不均加劇”的直接證據是少得可憐的。事實是，根本沒有能用來衡量科技對市場影響的簡單方法。其實，在這個問題與其他問題上，經濟學家基本上是用科技來解釋他們無法用其他可度量因素來解釋的事，其程序大致如下：首先，假定不平等加劇的原因是科技、國際貿易的發展與移民；其次，估算貿易與移民的影響—這本身是個帶有先入為主色彩的過程，但至少我們有貿易量與移民人數的相關數據；最後，這些可度量因素所無法解釋的部分則統統歸因於科技。也就是說，斷言“科技變化是收入不均加劇主因”的經濟學家，是以排除法得出了這一結論：他們推論出貿易與移民不足以完全解釋所發生的事情，因此科技必然是罪魁禍首。
正如我剛才指出的，移民與國際貿易被經濟學家視為收入不均加劇的另外兩個主要原因，原則上二者也均應促進了高技能美國人工資的提升，並且同時降低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資。
當然，移民本身就是個十分熱門的政治議題。1924年《移民法案》禁止了來自低工資國家的大舉移民，將近半個世紀之後的1970年，不到5%的美國成年人是在外國出生的。移民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迴升，在1980年之後劇增，其原因仍不太清楚。[4]現在移民占勞動力隊伍的15%左右，移民本身應當對總工資產生了一定的壓低作用：假如沒有移民，競爭美國工作崗位的工人會少得多。
而且在過去一代人時間裏，移民大多數來自拉美，除此之外的移民也有許多來自別的“第三世界”國家；這意味著不論是合法還是非法的移民，平均而言要比本土出
生的工人少受很多教育。1/3的移民擁有相當於高中以下的文憑。結果是，大量移民的湧入增加了美國教育程度不高的勞動力，而使教育水平高的工人相對更為稀缺。那麽根據供需關係，移民應當壓低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資，提升了高技能工人的工資。
但其影響至多隻能說是中等程度的。就算根據哈佛大學的喬治·鮑哈斯（georgeborjas）與拉裏·卡茨rrykatz）所做的最悲觀的主流估算，移民對高中輟學者工資的壓低幅度大約隻有5%，對高中畢業工人的影響更要小得多，對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