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5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施蒂格勒（georgestigler）就已經在痛斥租金管製的罪惡了（不過是有一定道理的）。在20世紀50年代，這一潮流聲勢增大，開始對一般性的政府幹預與管製大加撻伐。到20世紀60年代早期，弗裏德曼幾乎完全轉迴了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宣稱就連“大蕭條”的原因也不是市場失靈，而是政府失靈。他的論證左支右絀，而且在我看來有違背學術誠實之嫌。但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也不由自主地變起知識戲法，這件事本身就顯示了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強大誘惑。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不僅開始反對“新政”，而且還反對“進步時代”的改革，暗示說，連監督食品與藥品安全一類的政府行為也是於理無據的。弗裏德曼也主動與戈德華特的競選活動走在一起。
社會學家的反叛是在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迴歸之後，但其色調更為灰暗。在一些事上，連弗裏德曼一派都洋溢著盲目樂觀的情緒，而聚攏在克裏斯托和創刊於1965年的《公共利益》周圍的一群人，卻持難以置信甚至疑神疑鬼的態度。他們對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方案牢騷滿腹，視之為一項愚蠢的、必敗的社會改造實驗—雖說也有點兒道理。克裏斯托後來寫道：“‘對貧困開戰’方案中蘊涵的左翼社會學理念得到了普遍的接受，這是尤其令我們憤怒的一點。”
於是就有了丹尼爾·帕特裏克·莫伊尼漢（danielpatrickmoynihan）批駁自由主義信仰，稱黑人貧困的主要根源不在於種族歧視，而是在於以女性為主導的家庭增多。又有愛德華·班菲爾德（edwardbanfield）批判“城市暴亂與種族主義有關”的說法，稱暴亂者大都不是在抗議社會不公，而隻是在劫掠財物。
在弗裏德曼派與新保守主義者看來，他們是不為自由派團體所接納的局外人。在很大程度上，這兩股運動的後繼者仍成功地給人以這樣的感覺。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保守主義運動的知識階層已有了自己的團體，得到了其自由派對手想都不敢想的資金支持。說得直接一點兒，躋身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之列已成為一種晉身之道。
非政府組織“美國人行為方式基金會”（peoplefortheamericanway）1996年的一篇報道《收買一場運動》（buyingamovement）講述了迪內希·德索薩（dineshd’souza）的經曆。此君因其1991年的暢銷書《非自由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而聲名大噪，該書攻擊校園裏提升弱勢族群地位、禁止種族歧視言論的措施。本書的品性暫且不論，值得玩味的是德索薩的職業生涯與前一代保守派的不同之處。
現代保守派知識分子的先驅都是自然的或後天轉型的保守派學者。拿其中最出眾的一位米爾頓·弗裏德曼來說，他首先是一位職業經濟學家。他在消費者行為、貨幣因素、通貨膨脹方麵的研究，不論在政界的說服力如何，都得到了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認可與尊重。不論持有何種政見，他都會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與他相似，克裏斯托所說的構成《公共利益》“內核”的“十幾位學者與知識分子”也大都是學院派的社會學家，其賴以立業的研究大體無關政治，隻是在後來才投身保守派陣營。
但德索薩的職業生涯卻大不一樣。他先是編輯一本保守派大學刊物《達特茅斯評論》（dartmouthreview），後來又編輯一本保守派校友刊物《前瞻》（prospect）。在為福音派牧師福爾韋爾（jerryfalwell）寫了一部大唱讚歌的傳記後，他成了裏根政府裏的高級國內政策分析員。然後他前往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任職，在那裏寫了《非自由的教育》一書，後又寫了《種族主義的終結》（theendofracism），他在該書中宣稱：“對於許多白人而言，犯罪的、無責任感的低等黑人階層意味著野蠻在西方文明中心地帶的複活。”保守派的“奧林基金會”對這兩本書給予讚助。保守派刊物，尤其是《國家評論》也出力宣傳他的著作。
換言之，德索薩是40年前並不存在的一種人：一名專職的保守派知識分子，在一係列環環相扣的機構中度過整個職業生涯，而這些機構本質上都是忠於特定黨派的。
這些機構從何而來簡言之，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保守派的知識分子說服一些富人與公司領袖向保守派的基礎智識架構裏輸入資金。這一基礎架構中的智庫，有不少雖是仿照學術機構設立，但卻隻發布迎合預設觀點的研究結論。美國企業研究所雖創建於1943年，但從1971年開始，因獲得相當多的公司資助與保守派家族基金會的捐款而勢力大增。遺產基金會是1973年由約瑟夫·庫爾斯（josephcoors）與理查德·梅隆·斯凱夫（richardmellonscaife）出資建立的。信奉自由主義的“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嚴重依賴科克（koch）家族
基金會提供的資金。
傳媒機構也是這一基礎架構的一部分。為保守派智庫出資的那些基金會也大力援助《公共利益》，並支持《美國旁觀者》（theamericanspectator）等刊物，在克林頓任期內，該刊物癡迷於跟蹤各種醜聞傳言。
在向基金會與企業界求援的過程中，新保守主義者態度殷勤，甘願將其觀點粗糙化。克裏斯托於1995年寫道：“我們總是說觀點會產生影響，不錯，但我們心中所指的是複雜、深刻、謹嚴的觀點。我們常易忽視的是，激情充盈、黨同伐異的簡單觀點，也會產生影響。”讀者也許認為這是在歎息，但其實克裏斯托是在勉勵自己與戰友，盡可將保守主義粗糙化，以獲取政治上的成功。
這在經濟學領域尤為明顯。《公共利益》與《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版成為倡導供應經濟學的首要陣地。供應學派毫無根據地宣稱，減稅之利可彌補其損失。這一說法在專業經濟學界從未有人響應，甚至在保守派經濟學家中都沒有。哈佛大學經濟學家、2003~2005年任小布什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格裏高利·曼昆，在其經濟學原理教科書的第一版就把供應經濟學家叫做“瘋人、江湖騙子”，並被傳為美談（這句話在後來的版本中消失）。既然如此，克裏斯托為何堅信供應學派是對的呢？答案是，他並不確信，他不在乎那些人是對是錯。克裏斯托隻關心一點，就是供應學派的觀念在政治上有用。他在1995年的論文中陳述如下：
在聚攏於《公共利益》周圍的主要社會科學家中，原本並無經濟學家（他們是隨著我們的“成熟”才到來的）。我自己之所以對預算赤字及其他貨幣或財政問題持不屑一顧的態度，這就是原因。在我看來，當時的任務就是形成一個新的多數派。顯然這將意味著保守派的多數，後來這又意味著共和黨的多數。所以說，在政治上得勢才是第一要務，而非政府的賬目虧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這番聲言的幾個段落之前，克裏斯托還宣稱《公共利益》在其創刊之初是有影響力的，其原因是“我們大都是社會科學家，而正如帕特·莫伊尼漢（patmoynihan）所言，社會科學的最佳用途就是駁斥謬誤的社會科學”。人們不禁要想，這也許取決於謬誤的社會科學用於何處吧。
如何評價尼克鬆
羅納德·裏根1966年的加利福尼亞州競選標誌著保守主義運動的首場選戰大勝。但與理查德·尼克鬆登上總統寶座以及他1972年的大獲全勝相
比，裏根的成績就相形見絀了。然而，不可將尼克鬆的勝利當成保守主義運動的凱旋，因為尼克鬆隻是個過渡性的人物。他利用了這一運動的政治策略，其實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他創製的，但他與該運動的目標並不一致。對尼克鬆而言，一切都是出於私利。
尼克鬆對美國政治運行方式的影響，無論如何評價似乎都不為過。畢竟尼克鬆的做法表明，怎樣利用種族分裂以及人們對社會變化的焦慮情緒、對外來威脅的談虎色變，來將勞工階層的白人從“新政”聯盟中剝離。他還發明了操縱媒體的藝術：福克斯新聞董事長羅傑·艾利斯（rogerailes）是尼克鬆的傳媒顧問，在喬·麥金尼斯（joemcginniss）1969年的書《出賣總統》（thesellingofthepresident）中也是主角之一。後來尼克鬆首開恫嚇媒體的做法，這樣的做法在小布什執政的大部分時間裏成功地壓製了異議聲音。因報道了壞消息便指責新聞媒體的手法，也是他開的先河。
正是在尼克鬆任內，成功施展下流手段成為共和黨內的晉階之道。1970年，年輕的卡爾·羅夫（karlrove）在從一位民主黨候選人那裏偷來的競選信箋上印製推銷免費啤酒的虛假傳單，破壞了一場競選集會；次年羅夫從大學輟學，以擔任“大學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執行長，那是個有薪酬的職位。兩年後羅夫競選“大學共和黨人”主席時以欺騙手段獲勝，讚揚他的是時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老布什。
保守主義運動分子為這些做法鼓掌，但他們不喜歡尼克鬆的政策。當《風暴來臨之前》一書的作者裏克·波斯坦因（向一群保守派）講述保守派在尼克鬆政府的下流手段中扮演的角色時，一位聽眾抗議說，尼克鬆當時並非保守派分子。他還說：“直到‘水門’事件後，我才開始喜歡尼克鬆。”
的確，尼克鬆的實際政策與他的政治手腕不同，完全不符合保守主義運動分子的期待。在國內事務的治理上，他是一位溫和派，甚至可謂是自由派。他增稅、擴大環境管製，甚至準備實施全民醫療保險。在對外事務上他展現出同樣的務實作風，既與中國開啟對話，同時又繼續打擊越南。後來證明，尼克鬆討厭很多東西，但他並不和保守主義運動一樣討厭政府幹預與福利國家。無論如何，在那時，保守主義運動的時機尚未成熟。
某種意義上，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保守主義的處境類似於“新政”運動前身在20世紀20
年代末的處境。理念、組織與知識骨幹均已完備。但要取得權力，該運動需要一場危機。
它得到的是一場內外交攻的雙重危機。
在外交事務上，繼越南戰爭之後，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以及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與人質危機的恥辱，滋長了焦慮情緒。在國內戰線上，政策失誤與能源危機兩麵夾攻，帶來了滯脹的噩夢，失業率高漲，通貨膨脹率達兩位數。
現在迴頭來看，對共產主義擴張的擔心似乎是杞人憂天；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對美國而言的確是挫折，但很難說如果采取咄咄逼人的對外政策會有什麽效果，或許隻會讓形勢惡化。至於經濟危機，其原因一是運氣不佳，二是貨幣政策不當，與自由主義毫無關係。
但是，20世紀70年代的陰鬱情緒為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提供了機會，使其得以宣稱自由主義政策已不足為信。而這一新崛起的運動很快就取得戰果，大大逆轉了“新政”的成就。
07收入不平等的根源
富人收入高得離譜了
科技進步會加大收入不平等嗎
製度：美國不平等加劇的源頭
規範與不平等：ceo的離譜高薪
工會衰敗的根源
中世紀神學家爭論針尖上能站多少位天使，現代經濟學家爭論美國的中值收入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究竟是升是降。而我們甚至還要進行這樣的爭論，這就真正說明了問題。美國當今的生產效率遠高於一代人之前，因而也更為富裕。普通工人每小時創造的產值，即使在經過通貨膨脹率調整之後，也比1973年提高了將近50%。但收入日益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其速度之快使我們懷疑，或許普通美國人從未從生產率的提高中獲得一絲一毫的好處。
戰後大繁榮曾惠及幾乎所有的美國人，但這場繁榮在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結束了。發生危機的起因是油價上漲、通貨膨脹失控、生產率下滑。危機於20世紀80年代退潮，但那種大眾共享經濟成果的時代卻一去不複返了。盡管的確有幾段令人樂觀的時期，如在裏根執政時期的“美國清晨”，經濟從80年代早期的嚴重滑坡中恢複；然後是90年代後期人們狂想一夜致富的時代。但自戰後繁榮結束之後，經濟改善總給人以暫時的、難以持久的感覺。
不過，國家總收入除以人數後的平均收入自大繁榮的最後一年，即1973年以來，有大幅提高。無論如何，美
國當前的生產效率要比那場繁榮結束時高得多，國家也要富裕得多。想想自1973年以來我們生活中出現的種種科技進步：個人電腦與傳真機，手機與條形碼掃描器；還有一些提高生產率的主要科技在1973年也已經出現，但尚未廣泛應用，如可直接從船甲板搬運到卡車和火車上的貨物集裝箱。這一切變化都大大提高了普通工人在一個正常工作日裏的產量，因而也大幅增加了美國的平均收入。
但平均收入不一定說明大多數人的情況。如果比爾·蓋茨走進一家酒吧，該酒吧顧客的平均財富會劇增，但他們並沒有變得更有錢。正因如此，經濟學家如果打算描述一個群體的普通成員而非少數極佳者或極差者的境況，通常不會談論平均收入，而會談論中值收
社會學家的反叛是在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迴歸之後，但其色調更為灰暗。在一些事上，連弗裏德曼一派都洋溢著盲目樂觀的情緒，而聚攏在克裏斯托和創刊於1965年的《公共利益》周圍的一群人，卻持難以置信甚至疑神疑鬼的態度。他們對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方案牢騷滿腹，視之為一項愚蠢的、必敗的社會改造實驗—雖說也有點兒道理。克裏斯托後來寫道：“‘對貧困開戰’方案中蘊涵的左翼社會學理念得到了普遍的接受，這是尤其令我們憤怒的一點。”
於是就有了丹尼爾·帕特裏克·莫伊尼漢（danielpatrickmoynihan）批駁自由主義信仰，稱黑人貧困的主要根源不在於種族歧視，而是在於以女性為主導的家庭增多。又有愛德華·班菲爾德（edwardbanfield）批判“城市暴亂與種族主義有關”的說法，稱暴亂者大都不是在抗議社會不公，而隻是在劫掠財物。
在弗裏德曼派與新保守主義者看來，他們是不為自由派團體所接納的局外人。在很大程度上，這兩股運動的後繼者仍成功地給人以這樣的感覺。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保守主義運動的知識階層已有了自己的團體，得到了其自由派對手想都不敢想的資金支持。說得直接一點兒，躋身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之列已成為一種晉身之道。
非政府組織“美國人行為方式基金會”（peoplefortheamericanway）1996年的一篇報道《收買一場運動》（buyingamovement）講述了迪內希·德索薩（dineshd’souza）的經曆。此君因其1991年的暢銷書《非自由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而聲名大噪，該書攻擊校園裏提升弱勢族群地位、禁止種族歧視言論的措施。本書的品性暫且不論，值得玩味的是德索薩的職業生涯與前一代保守派的不同之處。
現代保守派知識分子的先驅都是自然的或後天轉型的保守派學者。拿其中最出眾的一位米爾頓·弗裏德曼來說，他首先是一位職業經濟學家。他在消費者行為、貨幣因素、通貨膨脹方麵的研究，不論在政界的說服力如何，都得到了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認可與尊重。不論持有何種政見，他都會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與他相似，克裏斯托所說的構成《公共利益》“內核”的“十幾位學者與知識分子”也大都是學院派的社會學家，其賴以立業的研究大體無關政治，隻是在後來才投身保守派陣營。
但德索薩的職業生涯卻大不一樣。他先是編輯一本保守派大學刊物《達特茅斯評論》（dartmouthreview），後來又編輯一本保守派校友刊物《前瞻》（prospect）。在為福音派牧師福爾韋爾（jerryfalwell）寫了一部大唱讚歌的傳記後，他成了裏根政府裏的高級國內政策分析員。然後他前往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任職，在那裏寫了《非自由的教育》一書，後又寫了《種族主義的終結》（theendofracism），他在該書中宣稱：“對於許多白人而言，犯罪的、無責任感的低等黑人階層意味著野蠻在西方文明中心地帶的複活。”保守派的“奧林基金會”對這兩本書給予讚助。保守派刊物，尤其是《國家評論》也出力宣傳他的著作。
換言之，德索薩是40年前並不存在的一種人：一名專職的保守派知識分子，在一係列環環相扣的機構中度過整個職業生涯，而這些機構本質上都是忠於特定黨派的。
這些機構從何而來簡言之，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保守派的知識分子說服一些富人與公司領袖向保守派的基礎智識架構裏輸入資金。這一基礎架構中的智庫，有不少雖是仿照學術機構設立，但卻隻發布迎合預設觀點的研究結論。美國企業研究所雖創建於1943年，但從1971年開始，因獲得相當多的公司資助與保守派家族基金會的捐款而勢力大增。遺產基金會是1973年由約瑟夫·庫爾斯（josephcoors）與理查德·梅隆·斯凱夫（richardmellonscaife）出資建立的。信奉自由主義的“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嚴重依賴科克（koch）家族
基金會提供的資金。
傳媒機構也是這一基礎架構的一部分。為保守派智庫出資的那些基金會也大力援助《公共利益》，並支持《美國旁觀者》（theamericanspectator）等刊物，在克林頓任期內，該刊物癡迷於跟蹤各種醜聞傳言。
在向基金會與企業界求援的過程中，新保守主義者態度殷勤，甘願將其觀點粗糙化。克裏斯托於1995年寫道：“我們總是說觀點會產生影響，不錯，但我們心中所指的是複雜、深刻、謹嚴的觀點。我們常易忽視的是，激情充盈、黨同伐異的簡單觀點，也會產生影響。”讀者也許認為這是在歎息，但其實克裏斯托是在勉勵自己與戰友，盡可將保守主義粗糙化，以獲取政治上的成功。
這在經濟學領域尤為明顯。《公共利益》與《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版成為倡導供應經濟學的首要陣地。供應學派毫無根據地宣稱，減稅之利可彌補其損失。這一說法在專業經濟學界從未有人響應，甚至在保守派經濟學家中都沒有。哈佛大學經濟學家、2003~2005年任小布什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格裏高利·曼昆，在其經濟學原理教科書的第一版就把供應經濟學家叫做“瘋人、江湖騙子”，並被傳為美談（這句話在後來的版本中消失）。既然如此，克裏斯托為何堅信供應學派是對的呢？答案是，他並不確信，他不在乎那些人是對是錯。克裏斯托隻關心一點，就是供應學派的觀念在政治上有用。他在1995年的論文中陳述如下：
在聚攏於《公共利益》周圍的主要社會科學家中，原本並無經濟學家（他們是隨著我們的“成熟”才到來的）。我自己之所以對預算赤字及其他貨幣或財政問題持不屑一顧的態度，這就是原因。在我看來，當時的任務就是形成一個新的多數派。顯然這將意味著保守派的多數，後來這又意味著共和黨的多數。所以說，在政治上得勢才是第一要務，而非政府的賬目虧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這番聲言的幾個段落之前，克裏斯托還宣稱《公共利益》在其創刊之初是有影響力的，其原因是“我們大都是社會科學家，而正如帕特·莫伊尼漢（patmoynihan）所言，社會科學的最佳用途就是駁斥謬誤的社會科學”。人們不禁要想，這也許取決於謬誤的社會科學用於何處吧。
如何評價尼克鬆
羅納德·裏根1966年的加利福尼亞州競選標誌著保守主義運動的首場選戰大勝。但與理查德·尼克鬆登上總統寶座以及他1972年的大獲全勝相
比，裏根的成績就相形見絀了。然而，不可將尼克鬆的勝利當成保守主義運動的凱旋，因為尼克鬆隻是個過渡性的人物。他利用了這一運動的政治策略，其實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他創製的，但他與該運動的目標並不一致。對尼克鬆而言，一切都是出於私利。
尼克鬆對美國政治運行方式的影響，無論如何評價似乎都不為過。畢竟尼克鬆的做法表明，怎樣利用種族分裂以及人們對社會變化的焦慮情緒、對外來威脅的談虎色變，來將勞工階層的白人從“新政”聯盟中剝離。他還發明了操縱媒體的藝術：福克斯新聞董事長羅傑·艾利斯（rogerailes）是尼克鬆的傳媒顧問，在喬·麥金尼斯（joemcginniss）1969年的書《出賣總統》（thesellingofthepresident）中也是主角之一。後來尼克鬆首開恫嚇媒體的做法，這樣的做法在小布什執政的大部分時間裏成功地壓製了異議聲音。因報道了壞消息便指責新聞媒體的手法，也是他開的先河。
正是在尼克鬆任內，成功施展下流手段成為共和黨內的晉階之道。1970年，年輕的卡爾·羅夫（karlrove）在從一位民主黨候選人那裏偷來的競選信箋上印製推銷免費啤酒的虛假傳單，破壞了一場競選集會；次年羅夫從大學輟學，以擔任“大學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執行長，那是個有薪酬的職位。兩年後羅夫競選“大學共和黨人”主席時以欺騙手段獲勝，讚揚他的是時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老布什。
保守主義運動分子為這些做法鼓掌，但他們不喜歡尼克鬆的政策。當《風暴來臨之前》一書的作者裏克·波斯坦因（向一群保守派）講述保守派在尼克鬆政府的下流手段中扮演的角色時，一位聽眾抗議說，尼克鬆當時並非保守派分子。他還說：“直到‘水門’事件後，我才開始喜歡尼克鬆。”
的確，尼克鬆的實際政策與他的政治手腕不同，完全不符合保守主義運動分子的期待。在國內事務的治理上，他是一位溫和派，甚至可謂是自由派。他增稅、擴大環境管製，甚至準備實施全民醫療保險。在對外事務上他展現出同樣的務實作風，既與中國開啟對話，同時又繼續打擊越南。後來證明，尼克鬆討厭很多東西，但他並不和保守主義運動一樣討厭政府幹預與福利國家。無論如何，在那時，保守主義運動的時機尚未成熟。
某種意義上，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保守主義的處境類似於“新政”運動前身在20世紀20
年代末的處境。理念、組織與知識骨幹均已完備。但要取得權力，該運動需要一場危機。
它得到的是一場內外交攻的雙重危機。
在外交事務上，繼越南戰爭之後，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以及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與人質危機的恥辱，滋長了焦慮情緒。在國內戰線上，政策失誤與能源危機兩麵夾攻，帶來了滯脹的噩夢，失業率高漲，通貨膨脹率達兩位數。
現在迴頭來看，對共產主義擴張的擔心似乎是杞人憂天；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對美國而言的確是挫折，但很難說如果采取咄咄逼人的對外政策會有什麽效果，或許隻會讓形勢惡化。至於經濟危機，其原因一是運氣不佳，二是貨幣政策不當，與自由主義毫無關係。
但是，20世紀70年代的陰鬱情緒為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提供了機會，使其得以宣稱自由主義政策已不足為信。而這一新崛起的運動很快就取得戰果，大大逆轉了“新政”的成就。
07收入不平等的根源
富人收入高得離譜了
科技進步會加大收入不平等嗎
製度：美國不平等加劇的源頭
規範與不平等：ceo的離譜高薪
工會衰敗的根源
中世紀神學家爭論針尖上能站多少位天使，現代經濟學家爭論美國的中值收入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究竟是升是降。而我們甚至還要進行這樣的爭論，這就真正說明了問題。美國當今的生產效率遠高於一代人之前，因而也更為富裕。普通工人每小時創造的產值，即使在經過通貨膨脹率調整之後，也比1973年提高了將近50%。但收入日益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其速度之快使我們懷疑，或許普通美國人從未從生產率的提高中獲得一絲一毫的好處。
戰後大繁榮曾惠及幾乎所有的美國人，但這場繁榮在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結束了。發生危機的起因是油價上漲、通貨膨脹失控、生產率下滑。危機於20世紀80年代退潮，但那種大眾共享經濟成果的時代卻一去不複返了。盡管的確有幾段令人樂觀的時期，如在裏根執政時期的“美國清晨”，經濟從80年代早期的嚴重滑坡中恢複；然後是90年代後期人們狂想一夜致富的時代。但自戰後繁榮結束之後，經濟改善總給人以暫時的、難以持久的感覺。
不過，國家總收入除以人數後的平均收入自大繁榮的最後一年，即1973年以來，有大幅提高。無論如何，美
國當前的生產效率要比那場繁榮結束時高得多，國家也要富裕得多。想想自1973年以來我們生活中出現的種種科技進步：個人電腦與傳真機，手機與條形碼掃描器；還有一些提高生產率的主要科技在1973年也已經出現，但尚未廣泛應用，如可直接從船甲板搬運到卡車和火車上的貨物集裝箱。這一切變化都大大提高了普通工人在一個正常工作日裏的產量，因而也大幅增加了美國的平均收入。
但平均收入不一定說明大多數人的情況。如果比爾·蓋茨走進一家酒吧，該酒吧顧客的平均財富會劇增，但他們並沒有變得更有錢。正因如此，經濟學家如果打算描述一個群體的普通成員而非少數極佳者或極差者的境況，通常不會談論平均收入，而會談論中值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