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的類似冒險相形見絀。這個可恥的陰謀極其黑暗，當真相最終大白之時，其元兇將值得所有正直人士永遠詛咒。當時形勢的另一個絕大的諷刺之處在於，美國幾乎沒有什麽共產主義者，而在蘇聯解體之前，共產黨一直是西歐一支強大的政治勢力，但美國的反共情緒卻要比西歐更勝，也更極端。當然，這不是說西歐的反共勢力不強：在許多情況下，歐洲的右翼政黨是以反共來界定自身的。歐洲的反共勢力還得到一些美國人的崇拜，即便（或許可以說尤其）是在以犧牲民主為代價的時候。如前所述，保守主義運動最早的機關刊物《國家評論》就熱烈地崇拜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不過，除西班牙外，歐洲的反共分子多是傳統的保守派、現有民主秩序的捍衛者。但在美國，反共成了一股激進的甚至革命性的運動，其目標是一些據說左右了美國政策的虛無縹緲的敵人。正如曆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hofstadter）在他1964年的名文《美國政治中的偏執》（theparanoidstyleinamericanpolitics）中說的，現代美國右翼“有喪失家業之感：美國已大體被別人從他們及其同儕手中奪走，不過他們仍決意要將其取迴，並防止最終發生顛覆事件，而使之灰飛煙滅。國際人士與知識分子已侵蝕了美國的古老美德；叛國的陰謀已摧毀了舊式的國家安全與獨立，而這些陰謀最有力的執行人，與其說隻是局外人和外國人，不如說正是身居美國權力中心的老奸巨猾的大政客”。
奇怪的是，這種喪失家業、受到傷害的感覺，卻在美國迅速擴大的城市郊區得到了異乎尋常的共鳴。最好的例子就是加利福尼亞州的奧蘭治縣，那裏有迪士尼樂園，當年也是新美國夢的化身。當時一些人為徹底擺脫舊日的生活而從中西部向西遷往沿海地區，或從城市遷往城外的郊區，並買房安頓下來。似乎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特別擔心有什麽威脅把他們的新生活毀於一旦，一旦有人說存在什麽針對其生活方式的黑暗陰謀，他們也很容易信以為真（奧蘭治縣是軍工集團的核心要地，這也不影響陰謀論的效果：當地有許多防務承包商，對很多人而言，西方與蘇聯之間高度緊張的關係意味著切實的經濟利益）。近年來小布什政府精心煽起了“安全媽媽”的焦慮情緒，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郊區武士”的反叛是一場真正的草根運動，隻要看到有政客似乎與自己有相同的擔憂，便會投奔到其麾下。
不論保守主義運動創立者的論調
是多麽冠冕堂皇，在能趁著民眾的恐慌而從中漁利時，他們幾乎從不猶豫。在“新保守派”逐漸演變為保守主義運動的主體時，一些成員從中脫離出去，政治哲學家彼得·維裏克（peterviereck）便是其中之一。在1962年《新共和》雜誌的《新保守主義：其創立者之一詢問出了什麽差錯》一文中，他指出新保守派的許多頭麵人物“未能通過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誘惑的嚴峻考驗，就像親共分子在20世紀30年代未能通過共產主義誘惑的嚴峻考驗一樣”。其實正如維裏克所指出的，戈德華特“至死都是麥卡錫暴政的熱情捍衛者”。與裏根一樣，戈德華特本是個偏激而兇險的人物，後來卻被世俗的曆史描繪得大為平和溫良。盡管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最終與約翰·伯奇（johnbirch）協會創始人羅伯特·韋爾奇（robertwelch）分道揚鑣，但他們仍小心地不去譴責該協會及其信奉的陰謀論。
所以說，保守主義運動找到了辦法來迎合兩股民間情緒，即白人的逆反心理與對共產主義的焦慮，並以此建立了一個群眾基礎。有了這個群眾基礎，還尚不足以將20世紀50年代處在政治邊緣的“新保守派”轉變為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與這個群眾基礎的興起相配合，另一種基礎也被建立起來了。這一基礎無法帶來選票，卻能帶來現金，即商界的熱烈資助。
打造商業基礎
現如今，對於商界大都堅定支持極右派這一點，我們認為是理所應當的。製藥業希望其壟斷權不受幹擾，繼續維持下去；保險業希望把全民醫療福利拒之門外；電力公司希望不受環保法規的幹涉；所有產業都想要減免稅收。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人們對“新政”的輝煌成果依然記憶猶新，大公司在政治上可謂小心謹慎。保守主義運動最初的商業根基主要在於較小的、往往是私人擁有的企業，工會是其首當其衝的對象。
現在很難理解工會在當時是何等的重要。1998年《時代》雜誌將華爾特·魯瑟（walterreuther）評為20世紀100位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也許令其讀者微感詫異。魯瑟從1946年開始擔任“汽車工人聯合會”主席，直到1970年去世。到20世紀末，美國的工會主義早已大不如前，而魯瑟已幾乎被人遺忘。但魯瑟曾是一位偉大的人物，而且還令一些人心驚膽戰。1958年，戈德華特宣稱“魯瑟威脅比‘斯普特尼克’衛星還要危險，也超過了蘇聯可能對美國采取的任何行動”。
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有組織的勞工發揮了強大而明顯的作用。超過30%的非農業工人是工會成員，而今天隻有不到12%。美國當時的工會參與率高於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國，與西德的差距也不是很大。除了經濟影響外，工會還扮演著核心的政治角色，成為民主黨在南方之外的中流砥柱與力量源泉，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把工會認定為不可改變的現實。
當時的情況也許讓人覺得，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勞工運動的非凡勝利之後，工會已確定無疑地取得了政治與經濟上的合法地位。但在兩個重要的方麵，這些勝利是有缺憾的。第一，“新政”創造了一個福利國家，但與其他富裕國家取得的福利成就相比尚有差距，尤其在醫療福利方麵。為了彌補這種不足，工會被迫奮力爭取私人部門提供福利。而當工會這麽做時，迴潮的抵製就撲麵而來。第二，雖然工會參與率較高，但在地區間很不均衡：許多地方仍對工會抱有敵意，從而為反工會的政客提供了大展拳腳的場所。
先談有缺憾的福利國家。經曆了“大蕭條”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艱辛之後，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都出現了一定形式的福利國家，但這些福利國家的程度各異。在社會保障方麵，美國對退休收入建立了相當慷慨的公共保障，與其他富裕國家不相上下，甚至更好；但在其他方麵，美國的福利國家就遠不如其他國家完整，尤其是有保障的醫療保險從未建立起來。
到了20世紀60年代，大多數美國人確實有醫療保險，許多工人有殘疾保險，相當數量的人享受慷慨的失業與退休津貼，不過這些都不是政府提供的，而是私人雇主提供的。正如政治學家雅各布·哈克所指出的，美國戰後發展起來的福利國家體製，如從社會福利開支占經濟總量的比例來衡量，幾乎與西歐的福利國家體製有相同的規模。但在美國，福利開支大多來自於私人雇主，而不是國家。
私人雇主為何提供所有上述福利？原因之一是，那時提供保險是吸引雇員的好方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由於有工資管製，公司無法以提高工資來爭奪稀缺的勞動力。另外，福利形式的報酬有不用交所得稅的優點，所以對於領取者而言，以醫療福利形式發給雇員的一美元，要比直接作為薪水支付的一美元價值更大。但在戰後，福利成為工會談判的主要目標之一。在解釋魯瑟為何位列百人之中時，《時代》寫道：
魯瑟堅持不懈地爭取新的、更好的福利，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工會就贏得了在今天的雇員看來理
所應當的東西。年複一年，工人獲得了全麵的醫療計劃、學費返還計劃、人壽保險、利潤分成、解雇費、預付費法律服務計劃、近親屬亡故休假、履行陪審義務補助，如此等等，同時其休假、節日與休息時間也有所改善。汽車公司等雇員眾多的公司並未因這些要求而不堪重負：在那個年代還沒有海外企業的大舉競爭，因而公司可以將較高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畢竟每家汽車製造商、每家鋼鐵公司都明白，其國內的競爭對手在談判相同的勞資合同條款。但在百貨公司等中型企業的所有者看來，工會的要求就不是這麽易於接受了。這樣的企業也許不必應對國際競爭，但它麵臨著或許未建立工會的其他企業的競爭，包括極小的企業、夫妻零售店等，這些企業因為太小而不會成為工會的目標。中型企業的所有者對工會得隴望蜀的要求感到憤怒，甚至視之為威脅。
戈德華特的家族在鳳凰城擁有一家百貨公司。正如裏克·波斯坦因（rickperlstein）在他的名著《風暴來臨之前：巴裏·戈德華特與美國共識的破滅》（beforethestorm:barrygoldwaterandtheunmakingoftheamericanconsensus）中所說的，戈德華特是位“商販王子”—他所屬的階層最傾向於抵製工會運動提出的越來越多的要求。波斯坦因指出，中型家族經營企業的所有者是“馬尼恩派”運動的中流砥柱，該派是保守主義運動的奠基力量之一—聖母大學法學院院長克萊倫斯·馬尼恩（rencemanion）以直郵的方式聲討他認定盤踞在政府中的“國際主義者、全球一統論者、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馬尼恩派”的先驅。
戈德華特來自亞利桑那州。該州憲法有關於“工作權”的規定，即禁止訂立要求一個公司的工人必須是工會成員的合同。由此可見，“新政”時代的勞工勝利之所以未在美國政治體製中牢靠地樹立起工會的地位，還有另一個原因：雖然締結工會的做法在美國的工業心髒地帶已穩固地紮下根基，但在後來人稱“陽光地帶”的地區，工會遠沒有那麽普遍、強大。在20世紀50年代，南方製造業工人參與工會的比例隻有中西部工人的一半左右。當國家的工業基地與人口向南、向西遷移時，許多有權有勢的人，尤其是“陽光地帶”既有權力結構中的大多數人，希望能把勞工運動甩在身後。
戈德華特尖銳的反工會主張令他舉國聞名。在參議院調查被人指控的工會腐敗案件時
，他發表了所謂魯瑟是莫大威脅的言論。但調查者用盡全力也未能發現魯瑟有一丁點兒的不當行為：他很廉潔自律，就連在為工會事務出差時，衣物幹洗的費用也是自己出的。要找真正的腐敗，應該去看看吉米·霍法（jimmyhoffa）領導的“卡車司機工會”，那也是為數極少的支持共和黨候選人的工會之一。盡管如此，戈德華特在調查中扮演的角色仍鞏固了他的地位，使他更被視為共和黨中崛起的右翼領導人。
反工會主義使保守主義運動在商界獲得了第一塊穩固陣地。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仇恨工會的企業主對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而這一支持是有迴報的。正如我將在第8章闡述的，在七八十年代，美國政治的右轉強化了商界的勢力，使之可以對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摧毀工會運動，而這給工資不均狀況與政治力量的平衡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把知識階層納入麾下
在保守主義運動取得群眾基礎並在商界紮下牢固根基的同時，它也在贏得一個可謂“黨派知識分子”的階層。當然，以巴克利與《國家評論》為代表的最早的“新保守派”就是知識分子，但他們並不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樣，在任何公共政策討論中都不停地通過各種研究與文章敲鑼打鼓，表麵上似乎是嚴肅治學，其實卻是始終不渝地擁護右派立場。直到“新保守派”與完全不同的另一個群體新保守主義者聯手時，保守主義運動的知識階層才真正成形，而這兩派人士都不斷地從一個強大的基礎製度架構中謀到職位。
新保守主義的源頭大體可追溯到兩個群體：以米爾頓·弗裏德曼為首的芝加哥經濟學家；以歐文·克裏斯托爾（irvingkristol）為首、與《公共利益》（thepublicinterest）雜誌聯係在一起的社會學家。前者主導了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反擊，後者則奮起反叛“偉大社會”。
在二者中，保守主義經濟學知識階層的興起在先。其原因是，由於經濟學的本質使然，經濟學家有滑入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天然傾向。正如由亞當·斯密發現並經許多代經濟學家闡發的，市場往往有辦法令私利服務於公益。在“看不見的手”指引下，單純追求自身利益的個人會在他人需要一些商品時，生產出他們需要的商品。這是一個有力而正確的發現。就算是自由派的經濟學家，對於市場作為一種經濟活動組織方式的有效性，也保持著清醒的敬意。
但市場有時會失靈，使經濟學家以及所有人明
白這一點的是“大蕭條”的慘痛經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由於人們對“大蕭條”依然記憶猶新，經濟學家大多認為，隻有政府大範圍地介入，經濟才能維持正軌。主流經濟學拒斥實施計劃經濟的主張，但它確實認可，為了對抗衰退，政府有幹預的必要，而且對於“政府在總體經濟中的作用應逐漸增強”這一點，也予以認同。
然而，一旦危機過去，一些經濟學家就不可避免地迴歸舊日的信仰。到20世紀40年代末，弗裏德曼及其同事喬治·
不過，除西班牙外，歐洲的反共分子多是傳統的保守派、現有民主秩序的捍衛者。但在美國，反共成了一股激進的甚至革命性的運動，其目標是一些據說左右了美國政策的虛無縹緲的敵人。正如曆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hofstadter）在他1964年的名文《美國政治中的偏執》（theparanoidstyleinamericanpolitics）中說的，現代美國右翼“有喪失家業之感：美國已大體被別人從他們及其同儕手中奪走，不過他們仍決意要將其取迴，並防止最終發生顛覆事件，而使之灰飛煙滅。國際人士與知識分子已侵蝕了美國的古老美德；叛國的陰謀已摧毀了舊式的國家安全與獨立，而這些陰謀最有力的執行人，與其說隻是局外人和外國人，不如說正是身居美國權力中心的老奸巨猾的大政客”。
奇怪的是，這種喪失家業、受到傷害的感覺，卻在美國迅速擴大的城市郊區得到了異乎尋常的共鳴。最好的例子就是加利福尼亞州的奧蘭治縣，那裏有迪士尼樂園，當年也是新美國夢的化身。當時一些人為徹底擺脫舊日的生活而從中西部向西遷往沿海地區，或從城市遷往城外的郊區，並買房安頓下來。似乎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特別擔心有什麽威脅把他們的新生活毀於一旦，一旦有人說存在什麽針對其生活方式的黑暗陰謀，他們也很容易信以為真（奧蘭治縣是軍工集團的核心要地，這也不影響陰謀論的效果：當地有許多防務承包商，對很多人而言，西方與蘇聯之間高度緊張的關係意味著切實的經濟利益）。近年來小布什政府精心煽起了“安全媽媽”的焦慮情緒，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郊區武士”的反叛是一場真正的草根運動，隻要看到有政客似乎與自己有相同的擔憂，便會投奔到其麾下。
不論保守主義運動創立者的論調
是多麽冠冕堂皇，在能趁著民眾的恐慌而從中漁利時，他們幾乎從不猶豫。在“新保守派”逐漸演變為保守主義運動的主體時，一些成員從中脫離出去，政治哲學家彼得·維裏克（peterviereck）便是其中之一。在1962年《新共和》雜誌的《新保守主義：其創立者之一詢問出了什麽差錯》一文中，他指出新保守派的許多頭麵人物“未能通過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誘惑的嚴峻考驗，就像親共分子在20世紀30年代未能通過共產主義誘惑的嚴峻考驗一樣”。其實正如維裏克所指出的，戈德華特“至死都是麥卡錫暴政的熱情捍衛者”。與裏根一樣，戈德華特本是個偏激而兇險的人物，後來卻被世俗的曆史描繪得大為平和溫良。盡管保守主義運動分子最終與約翰·伯奇（johnbirch）協會創始人羅伯特·韋爾奇（robertwelch）分道揚鑣，但他們仍小心地不去譴責該協會及其信奉的陰謀論。
所以說，保守主義運動找到了辦法來迎合兩股民間情緒，即白人的逆反心理與對共產主義的焦慮，並以此建立了一個群眾基礎。有了這個群眾基礎，還尚不足以將20世紀50年代處在政治邊緣的“新保守派”轉變為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與這個群眾基礎的興起相配合，另一種基礎也被建立起來了。這一基礎無法帶來選票，卻能帶來現金，即商界的熱烈資助。
打造商業基礎
現如今，對於商界大都堅定支持極右派這一點，我們認為是理所應當的。製藥業希望其壟斷權不受幹擾，繼續維持下去；保險業希望把全民醫療福利拒之門外；電力公司希望不受環保法規的幹涉；所有產業都想要減免稅收。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人們對“新政”的輝煌成果依然記憶猶新，大公司在政治上可謂小心謹慎。保守主義運動最初的商業根基主要在於較小的、往往是私人擁有的企業，工會是其首當其衝的對象。
現在很難理解工會在當時是何等的重要。1998年《時代》雜誌將華爾特·魯瑟（walterreuther）評為20世紀100位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也許令其讀者微感詫異。魯瑟從1946年開始擔任“汽車工人聯合會”主席，直到1970年去世。到20世紀末，美國的工會主義早已大不如前，而魯瑟已幾乎被人遺忘。但魯瑟曾是一位偉大的人物，而且還令一些人心驚膽戰。1958年，戈德華特宣稱“魯瑟威脅比‘斯普特尼克’衛星還要危險，也超過了蘇聯可能對美國采取的任何行動”。
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有組織的勞工發揮了強大而明顯的作用。超過30%的非農業工人是工會成員，而今天隻有不到12%。美國當時的工會參與率高於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國，與西德的差距也不是很大。除了經濟影響外，工會還扮演著核心的政治角色，成為民主黨在南方之外的中流砥柱與力量源泉，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把工會認定為不可改變的現實。
當時的情況也許讓人覺得，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勞工運動的非凡勝利之後，工會已確定無疑地取得了政治與經濟上的合法地位。但在兩個重要的方麵，這些勝利是有缺憾的。第一，“新政”創造了一個福利國家，但與其他富裕國家取得的福利成就相比尚有差距，尤其在醫療福利方麵。為了彌補這種不足，工會被迫奮力爭取私人部門提供福利。而當工會這麽做時，迴潮的抵製就撲麵而來。第二，雖然工會參與率較高，但在地區間很不均衡：許多地方仍對工會抱有敵意，從而為反工會的政客提供了大展拳腳的場所。
先談有缺憾的福利國家。經曆了“大蕭條”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艱辛之後，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都出現了一定形式的福利國家，但這些福利國家的程度各異。在社會保障方麵，美國對退休收入建立了相當慷慨的公共保障，與其他富裕國家不相上下，甚至更好；但在其他方麵，美國的福利國家就遠不如其他國家完整，尤其是有保障的醫療保險從未建立起來。
到了20世紀60年代，大多數美國人確實有醫療保險，許多工人有殘疾保險，相當數量的人享受慷慨的失業與退休津貼，不過這些都不是政府提供的，而是私人雇主提供的。正如政治學家雅各布·哈克所指出的，美國戰後發展起來的福利國家體製，如從社會福利開支占經濟總量的比例來衡量，幾乎與西歐的福利國家體製有相同的規模。但在美國，福利開支大多來自於私人雇主，而不是國家。
私人雇主為何提供所有上述福利？原因之一是，那時提供保險是吸引雇員的好方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由於有工資管製，公司無法以提高工資來爭奪稀缺的勞動力。另外，福利形式的報酬有不用交所得稅的優點，所以對於領取者而言，以醫療福利形式發給雇員的一美元，要比直接作為薪水支付的一美元價值更大。但在戰後，福利成為工會談判的主要目標之一。在解釋魯瑟為何位列百人之中時，《時代》寫道：
魯瑟堅持不懈地爭取新的、更好的福利，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工會就贏得了在今天的雇員看來理
所應當的東西。年複一年，工人獲得了全麵的醫療計劃、學費返還計劃、人壽保險、利潤分成、解雇費、預付費法律服務計劃、近親屬亡故休假、履行陪審義務補助，如此等等，同時其休假、節日與休息時間也有所改善。汽車公司等雇員眾多的公司並未因這些要求而不堪重負：在那個年代還沒有海外企業的大舉競爭，因而公司可以將較高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畢竟每家汽車製造商、每家鋼鐵公司都明白，其國內的競爭對手在談判相同的勞資合同條款。但在百貨公司等中型企業的所有者看來，工會的要求就不是這麽易於接受了。這樣的企業也許不必應對國際競爭，但它麵臨著或許未建立工會的其他企業的競爭，包括極小的企業、夫妻零售店等，這些企業因為太小而不會成為工會的目標。中型企業的所有者對工會得隴望蜀的要求感到憤怒，甚至視之為威脅。
戈德華特的家族在鳳凰城擁有一家百貨公司。正如裏克·波斯坦因（rickperlstein）在他的名著《風暴來臨之前：巴裏·戈德華特與美國共識的破滅》（beforethestorm:barrygoldwaterandtheunmakingoftheamericanconsensus）中所說的，戈德華特是位“商販王子”—他所屬的階層最傾向於抵製工會運動提出的越來越多的要求。波斯坦因指出，中型家族經營企業的所有者是“馬尼恩派”運動的中流砥柱，該派是保守主義運動的奠基力量之一—聖母大學法學院院長克萊倫斯·馬尼恩（rencemanion）以直郵的方式聲討他認定盤踞在政府中的“國際主義者、全球一統論者、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馬尼恩派”的先驅。
戈德華特來自亞利桑那州。該州憲法有關於“工作權”的規定，即禁止訂立要求一個公司的工人必須是工會成員的合同。由此可見，“新政”時代的勞工勝利之所以未在美國政治體製中牢靠地樹立起工會的地位，還有另一個原因：雖然締結工會的做法在美國的工業心髒地帶已穩固地紮下根基，但在後來人稱“陽光地帶”的地區，工會遠沒有那麽普遍、強大。在20世紀50年代，南方製造業工人參與工會的比例隻有中西部工人的一半左右。當國家的工業基地與人口向南、向西遷移時，許多有權有勢的人，尤其是“陽光地帶”既有權力結構中的大多數人，希望能把勞工運動甩在身後。
戈德華特尖銳的反工會主張令他舉國聞名。在參議院調查被人指控的工會腐敗案件時
，他發表了所謂魯瑟是莫大威脅的言論。但調查者用盡全力也未能發現魯瑟有一丁點兒的不當行為：他很廉潔自律，就連在為工會事務出差時，衣物幹洗的費用也是自己出的。要找真正的腐敗，應該去看看吉米·霍法（jimmyhoffa）領導的“卡車司機工會”，那也是為數極少的支持共和黨候選人的工會之一。盡管如此，戈德華特在調查中扮演的角色仍鞏固了他的地位，使他更被視為共和黨中崛起的右翼領導人。
反工會主義使保守主義運動在商界獲得了第一塊穩固陣地。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仇恨工會的企業主對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而這一支持是有迴報的。正如我將在第8章闡述的，在七八十年代，美國政治的右轉強化了商界的勢力，使之可以對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摧毀工會運動，而這給工資不均狀況與政治力量的平衡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把知識階層納入麾下
在保守主義運動取得群眾基礎並在商界紮下牢固根基的同時，它也在贏得一個可謂“黨派知識分子”的階層。當然，以巴克利與《國家評論》為代表的最早的“新保守派”就是知識分子，但他們並不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樣，在任何公共政策討論中都不停地通過各種研究與文章敲鑼打鼓，表麵上似乎是嚴肅治學，其實卻是始終不渝地擁護右派立場。直到“新保守派”與完全不同的另一個群體新保守主義者聯手時，保守主義運動的知識階層才真正成形，而這兩派人士都不斷地從一個強大的基礎製度架構中謀到職位。
新保守主義的源頭大體可追溯到兩個群體：以米爾頓·弗裏德曼為首的芝加哥經濟學家；以歐文·克裏斯托爾（irvingkristol）為首、與《公共利益》（thepublicinterest）雜誌聯係在一起的社會學家。前者主導了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反擊，後者則奮起反叛“偉大社會”。
在二者中，保守主義經濟學知識階層的興起在先。其原因是，由於經濟學的本質使然，經濟學家有滑入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天然傾向。正如由亞當·斯密發現並經許多代經濟學家闡發的，市場往往有辦法令私利服務於公益。在“看不見的手”指引下，單純追求自身利益的個人會在他人需要一些商品時，生產出他們需要的商品。這是一個有力而正確的發現。就算是自由派的經濟學家，對於市場作為一種經濟活動組織方式的有效性，也保持著清醒的敬意。
但市場有時會失靈，使經濟學家以及所有人明
白這一點的是“大蕭條”的慘痛經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由於人們對“大蕭條”依然記憶猶新，經濟學家大多認為，隻有政府大範圍地介入，經濟才能維持正軌。主流經濟學拒斥實施計劃經濟的主張，但它確實認可，為了對抗衰退，政府有幹預的必要，而且對於“政府在總體經濟中的作用應逐漸增強”這一點，也予以認同。
然而，一旦危機過去，一些經濟學家就不可避免地迴歸舊日的信仰。到20世紀40年代末，弗裏德曼及其同事喬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