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的日增，於是他們想當然地進行這樣的聯係。更何況，在公眾的頭腦中，對犯罪的擔心與對大規模城市暴亂的恐懼糾結在一起無法拆解。
自1964年紐約市曼哈頓的哈勒姆暴亂開始的城市暴亂時代持續了4年。也就是說，雖然在1968年之後也有暴亂，如1992年警察毆打羅德尼·金（rodneyking）之後的洛杉磯暴亂，但感覺上再也不是全國性的浪潮。而在暴亂年代，美國的所有城市仿佛都烈焰騰騰。
城市暴亂潮漲潮落的原因，與犯罪漲落的原因同樣模糊不清。也許大多數暴亂的起因是警察的暴行，例如，1964年哈勒姆暴亂的起因就是一名警官射殺了一名15歲的黑人少年。在暴亂中，警察經常濫開殺戒。但警方對黑人的暴行早已有之，為什麽單在20世紀60年代的4年裏激發了大規模的暴亂呢？
社會科學家已發現，最易於發生暴亂的城市是居住著大量黑人的北方城市。南方沒有暴亂，也許反映了社會控製的嚴厲。或者說得直白一些，南方的黑人被嚇得戰戰兢兢，不敢掀起暴亂。在北方城市，鎮壓沒有那麽猛烈，而且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大遷移，到了60年代，許多北方城市都有龐大的黑人人口，其中從未在南方生活過的年輕黑人日漸增多。人口結構上的這些趨勢（大體上與誘發犯罪率上升的人口趨勢相同）加上城市貧民窟可怕的生活環境，可能為以暴力對抗警方暴行的做法創造了條件，若非這兩個因素，人們也許會選擇忍氣吞聲。
民權運動與城市暴亂有沒有關係？通稱“克納委員會”（kernemission）的“社會騷亂全國諮詢委員會”（nationdvisormissiononcivildisorders）在1968年的報告中認為有一些關係。該報告稱：“白人種族主義要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我國城市中不斷積聚的爆炸性局麵負主要責任。”報告雖把白人種族主義列為罪魁禍首，但也暗示說，暴亂的直接原因在於民權運動帶給人們的期待。
民權運動取得的司法與立法的偉大勝利以及南方追求權利平等的恢弘鬥爭，都激起了人們的期待。當一些期待落空後，就殘留了失望和沮喪。一種默許甚至鼓勵以暴力方式抗議的風氣業已出現，其原因有：白人針對非暴力抗議的恐怖主義行為；拒絕廢棄種族隔離的州與地方官員公然藐視法律與聯邦權威；一些從事非暴力反抗的抗議組織轉而放棄非暴力的方式，淩越受憲法
保護的請願權與自由集會權，訴諸暴力來強迫政府更改他們不滿意的法律與政策。無能為力的挫敗感導致一些黑人相信，要挽救自己的不幸遭遇、“推動體製的轉變”，除了暴力之外別無良方。這樣的挫敗感反映為，拒斥並敵視法律製度、政府機構以及控製他們的白人社會，追求反映在“黑人力量”口號中的種族意識與種族團結。在黑人尤其是年輕黑人中興起了一種新的情緒，自尊與強化了的種族自豪感正在取代對“體製”的冷淡與屈從。林登·約翰遜對這份“克納委員會”報告深感沮喪，他覺得這份報告正中保守派的下懷。將城市混亂歸罪於白人種族主義，就算有再確鑿的證據，也絕對無助於贏得白人選民。說減輕種族主義高壓的種種舉動可能會刺激暴力，無助於推動進一步的改革，反而會讓那些原本就反對民權運動的人如虎添翼。當然這份報告幫了尼克鬆的忙。
然而，在白人選民的腦海裏，犯罪和暴亂還與另一個被眾人認為預示著美國崩潰的跡象連在了一起，這個跡象就是對福利依賴的日增。
福利大爆炸
2004年裏根去世，此後他被讚頌為一位可愛慈祥的人物，為自由事業費心盡力，而他一生最大的業績是贏得了“冷戰”，也許還有堅持不渝地減稅。但1966年當上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裏根卻形象大異，他是對“福利懶漢”感到憤怒的白人選民的代表與工具。在自傳中，裏根如此描繪1966年促請他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那些群體：
民眾對揮霍浪費的政府項目與刮福利油水的人感到厭倦；更讓他們感到憤怒的是稅收的日益繁重、政府管製的日益增多、傲慢的官僚，還有那些政府官員。他們覺得隻要把納稅人的錢拿到自己手裏，人類的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畫麵很清晰：刮福利油水的人在推高正派公民的稅負。這根本就是罔顧事實，至少是絕大部分的事實，大多數人所認為的“福利”措施，不過是“障殘兒童家庭補助”，而那並沒有耗費多少政府開支，騙取福利從來都不是嚴重的問題（後來裏根還一遍遍地講到那個嚴重誇張的故事—一位芝加哥的“福利女王”開福利凱迪拉克）。事實是，福利領取人員的確在增多。到1966年，領取福利的美國人是10年前的2倍。這還隻是開始：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福利爆炸”時期，福利領取者再度增加1倍以上。而裏根也無須指出，新增的福利領取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黑人。
福利爆炸的原因是什麽？主流媒體認為是觀念的轉變，《時代》雜誌在1
970年寫道：
在華盛頓，人們稱此為“福利綜合征”。主要由於全國福利權組織（nwro）這類機構的工作—該組織的分部已遍及50個州，窮人不再覺得申請福利有任何名譽問題。對於“吃政府救濟糧”，人們曾膽怯或者羞愧，但現在數以萬計的人在敲響本地福利辦公室的房門，索取他們自認為有權領取的收入。到底是什麽發生了變化？作家兼學者米基·考斯（mickeykaus）在30年之後直截了當地指出：“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福利爆炸’之前，有人製止或阻攔許多貧窮的黑人領取福利。”
所以福利爆炸也許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權運動的副產品。與犯罪的猖獗類似，其原因之一或許是製造業從城市中心向外轉移，這使城市黑人幾乎無法繼續維持生計。很明顯，不論是什麽導致了福利領取者的增多，這隻是助長了許多美國人日漸強烈的一種情緒，用裏根的話來說，就是“傲慢的官僚”正在奪走他們來之不易的收入，將其轉給一些不配得到這筆錢的人。裏根也許是以品性來界定那些所謂的不勞而獲的人—他們是“刮福利油水的人”，但毫無疑問，他的許多支持者是以膚色來界定那些人的。
雖說種族是首要的動因，但白人對民權運動的反應僅僅是因種族而起的嗎？
性、毒品與搖滾樂
啊，愛的夏天！當上了年紀的美國人，即“嬰兒潮”一代迴首青春時，或是迴首他們渴望擁有的青春時，20世紀60年代閃耀著令人追憶的美好光輝。但在當時，美國人大多對反主流文化的興起感到震驚與憤怒，而不是向往。
反主流文化為何會興起？也沒有人知道答案，但存在一些明顯的因素。奇跡般的經濟絕對是原因之一：既然維持生計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情，那麽嚐試另一種生活方式的代價似乎也不高，因為總可以浪子迴頭，找到一份正常的工作。事實上人們應當懷疑，對於嬉皮士運動的終結，1969~1971年尼克鬆任期內的經濟衰退所起的作用，也許大過了加利福尼亞州阿爾塔蒙特演唱會上發生的暴亂。在那次衰退中，失業率從3.5%升到了6%。
同時，當人們對繁榮已經習以為常時，厭惡與藐視的情緒就可能滋長。年長一代的白人對於能過一種中產階級的生活感到滿意、喜出望外，年輕一代則衣食無憂、隨心所欲。在1967年的影片《畢業生》中，達斯汀·霍夫曼扮演的本傑明在他父親的朋友要他注意聽話並告訴他“就四個字—整形外科”時，感到灰心喪氣。
本傑明在努力向父親解釋他的壞情緒時說，他希望自己的未來能“有所不同”。
與20世紀60年代發生的許多事情類似，人口結構的變化肯定起了作用。反主流文化運動大約在1964年興起，在那一年，“嬰兒潮”一代的排頭兵到了讀大學的年齡。單憑龐大的人數，年輕人就能比較容易地與其長輩的文化習俗決裂。也有科技變革的因素，女用避孕藥的發明使性嚐試變得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方便。另外，60年代的年輕人有了不同的價值觀，其原因之一也許是他們是第一代看著電視長大的人。他們經受了大量畫麵（與廣告）的輪番轟炸，其本意雖說在於推銷產品，但也產生了削弱傳統價值觀的效果。
青年的叛逆令許多美國人震駭、怒氣衝天，尤其是羅納德·裏根。在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時，他承諾“就遭人指控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園裏的共產主義與公然的不良性行為進行調查”。他談到了“我實在難以說出口的極其邪惡的聚眾淫亂”，有一次還宣稱手上有證據表明，阿拉梅達的地方檢察官已調查了一起演變為“放蕩聚會”的學生舞會，學生們在一塊大屏幕上展示了“裸體男女的畫麵，他們擺出挑逗的姿勢、煽動情欲、相互愛撫”。其實根本沒有這樣的調查，和開凱迪拉克的“福利女王”一樣，這場舞會演變成的放蕩聚會隻是裏根頭腦裏的臆想。
這些事今天聽起來都是很可笑的。共產主義與不良性行為代表了世上所有的恐懼！我們幾乎總是要進行一些空想式的心理分析：這位未來的總統為何如此癡迷於研究伯克利的大學生在做什麽？但對美國中產階級而言，20世紀60年代社會規範的變遷帶來了真實的焦慮。一方麵美國人害怕遭到搶劫，因為在剛剛變得危險的城市，很多人的確有這樣的遭遇；另一方麵他們擔心自己的孩子會接受反主流文化、吸毒、輟學，而那也的確發生了。
但是，鑒於本書的主旨是探討政治經濟狀況，問題就在於青年的文化叛逆是否造成了重大而持久的政治影響。沒有多少證據表明這改變了許多選民的投票。大多數人不讚同那些孩子們的行為，但隻有一小部分人認為那構成了嚴重的威脅。1971年哈裏斯民意調查問道：“你覺得嬉皮士對社會構成了現實的威脅？主要是戕害自身而不是損害社會？抑或你覺得他們對所有人都沒有多大的害處？”隻有22%的受訪者說嬉皮士構成了現實的威脅，同樣比例的人說他們沒多大害處，53%的人說他們主要是戕害自身。也許比民意調查更有說服力的是一些政治家的行動，他
們可是很想利用公眾對美國事態的沮喪彷徨來大做文章的。讀一下尼克鬆及其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的演講，就能發現令人深感震驚的事情：雖然有那麽多的渲染與造勢，但他們真正談及文化焦慮的地方卻是極少的。人們常稱尼克鬆1969年有關“沉默大多數”的演講令普通美國人與嬉皮士、反主流文化為敵，但就算是那篇演講，其真正主題也並非一般性的文化衝突，而是集中於針對反越南戰爭的抗議。
但正如裏根的例子所顯示的，一些人對青年的反叛感到極度失望，而其中的原因他們不願公開承認，甚至可能在內心中也不敢直麵。偏執地關注他人的性生活已成為保守主義運動的一項長久特征。
越南戰爭，誰是贏家
林登·約翰遜本不願卷入戰爭。他在1967年的國情諮文演講中的語氣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哀婉，沒有什麽大吹大擂。他宣稱：“要形容我們目前的道路，最好的詞句無過於偉大的托馬斯·傑斐遜當年的話：‘有時不得不選擇一個大惡，以防止一個更大罪惡的發生，這就是人類社會的一條可悲法則。’我企盼能向諸位報告，戰事已近結束。但我無法這麽做。我們麵臨著更大的耗費、損失與創傷。因為戰爭尚未結束。”
美國當時深陷戰爭泥潭，約翰遜無暇他顧。那場戰爭令國民嚴重分裂、彼此敵對，這一情況近年來似乎再次上演。當時爆發了大規模的遊行，有時遭遇暴力迴應。一些美國青年變得非常偏激，甚至重新做起了暴力革命的迷夢。而尼克鬆則利用越南戰爭贏得了總統寶座，若不是受困於戰爭的約翰遜決定不競選連任，尼克鬆本沒有機會勝選。四年之後尼克鬆又完成了一件政治壯舉，將一場不得人心的戰爭轉為自己的優勢，小布什在2004年的勝利與之遙相唿應。盡管絕大多數公眾已轉向反戰，但尼克鬆成功地使麥高文從越南撤軍的唿籲聽起來仍然像是不負責任和軟弱的。
但越南戰爭絕對改變了美國政治，讀者想必會這麽認為。不過，如果細致地考察有關證據，我們會驚奇地發現，所謂越戰構成一個轉折點的說法很難成立。如果反戰運動、抵製反戰的勢力或者兩者都崛起為美國政治中長盛不衰的力量，甚至在戰爭結束後仍繼續主導國策與選舉，才可以說越戰是決定性的。然而，事實上這些都沒有發生。
在征兵製於1973年廢止、大部分美軍撤出越南之後，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聲勢浩大的反戰運動就很快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反戰活動人士轉向其他主題，極左派也從未
成為一股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
另外，尼克鬆也從未能成功利用抵製反戰運動的勢力，在國會取得重大勝利。有一個流傳已久的神話是，越戰“毀滅了民主黨人”。但表5–1展示的戰爭期間的國會控製狀況與這一神話截然相反，就算在尼克鬆打敗麥高文的1972年，民主黨人也輕鬆地維持了其在眾議院的多數席位，事實上還擴大了在參議院的領先優勢。尼克鬆在1972年使用了一些下流手段來確保勝利，而這些手段最終造成了“水門”醜聞的爆發，使形勢急轉直下，一發不可收拾，也使民主黨在選舉中大發鴻運。
而且，從現有的證據根本看不出
自1964年紐約市曼哈頓的哈勒姆暴亂開始的城市暴亂時代持續了4年。也就是說，雖然在1968年之後也有暴亂，如1992年警察毆打羅德尼·金（rodneyking）之後的洛杉磯暴亂，但感覺上再也不是全國性的浪潮。而在暴亂年代，美國的所有城市仿佛都烈焰騰騰。
城市暴亂潮漲潮落的原因，與犯罪漲落的原因同樣模糊不清。也許大多數暴亂的起因是警察的暴行，例如，1964年哈勒姆暴亂的起因就是一名警官射殺了一名15歲的黑人少年。在暴亂中，警察經常濫開殺戒。但警方對黑人的暴行早已有之，為什麽單在20世紀60年代的4年裏激發了大規模的暴亂呢？
社會科學家已發現，最易於發生暴亂的城市是居住著大量黑人的北方城市。南方沒有暴亂，也許反映了社會控製的嚴厲。或者說得直白一些，南方的黑人被嚇得戰戰兢兢，不敢掀起暴亂。在北方城市，鎮壓沒有那麽猛烈，而且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大遷移，到了60年代，許多北方城市都有龐大的黑人人口，其中從未在南方生活過的年輕黑人日漸增多。人口結構上的這些趨勢（大體上與誘發犯罪率上升的人口趨勢相同）加上城市貧民窟可怕的生活環境，可能為以暴力對抗警方暴行的做法創造了條件，若非這兩個因素，人們也許會選擇忍氣吞聲。
民權運動與城市暴亂有沒有關係？通稱“克納委員會”（kernemission）的“社會騷亂全國諮詢委員會”（nationdvisormissiononcivildisorders）在1968年的報告中認為有一些關係。該報告稱：“白人種族主義要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我國城市中不斷積聚的爆炸性局麵負主要責任。”報告雖把白人種族主義列為罪魁禍首，但也暗示說，暴亂的直接原因在於民權運動帶給人們的期待。
民權運動取得的司法與立法的偉大勝利以及南方追求權利平等的恢弘鬥爭，都激起了人們的期待。當一些期待落空後，就殘留了失望和沮喪。一種默許甚至鼓勵以暴力方式抗議的風氣業已出現，其原因有：白人針對非暴力抗議的恐怖主義行為；拒絕廢棄種族隔離的州與地方官員公然藐視法律與聯邦權威；一些從事非暴力反抗的抗議組織轉而放棄非暴力的方式，淩越受憲法
保護的請願權與自由集會權，訴諸暴力來強迫政府更改他們不滿意的法律與政策。無能為力的挫敗感導致一些黑人相信，要挽救自己的不幸遭遇、“推動體製的轉變”，除了暴力之外別無良方。這樣的挫敗感反映為，拒斥並敵視法律製度、政府機構以及控製他們的白人社會，追求反映在“黑人力量”口號中的種族意識與種族團結。在黑人尤其是年輕黑人中興起了一種新的情緒，自尊與強化了的種族自豪感正在取代對“體製”的冷淡與屈從。林登·約翰遜對這份“克納委員會”報告深感沮喪，他覺得這份報告正中保守派的下懷。將城市混亂歸罪於白人種族主義，就算有再確鑿的證據，也絕對無助於贏得白人選民。說減輕種族主義高壓的種種舉動可能會刺激暴力，無助於推動進一步的改革，反而會讓那些原本就反對民權運動的人如虎添翼。當然這份報告幫了尼克鬆的忙。
然而，在白人選民的腦海裏，犯罪和暴亂還與另一個被眾人認為預示著美國崩潰的跡象連在了一起，這個跡象就是對福利依賴的日增。
福利大爆炸
2004年裏根去世，此後他被讚頌為一位可愛慈祥的人物，為自由事業費心盡力，而他一生最大的業績是贏得了“冷戰”，也許還有堅持不渝地減稅。但1966年當上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裏根卻形象大異，他是對“福利懶漢”感到憤怒的白人選民的代表與工具。在自傳中，裏根如此描繪1966年促請他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那些群體：
民眾對揮霍浪費的政府項目與刮福利油水的人感到厭倦；更讓他們感到憤怒的是稅收的日益繁重、政府管製的日益增多、傲慢的官僚，還有那些政府官員。他們覺得隻要把納稅人的錢拿到自己手裏，人類的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畫麵很清晰：刮福利油水的人在推高正派公民的稅負。這根本就是罔顧事實，至少是絕大部分的事實，大多數人所認為的“福利”措施，不過是“障殘兒童家庭補助”，而那並沒有耗費多少政府開支，騙取福利從來都不是嚴重的問題（後來裏根還一遍遍地講到那個嚴重誇張的故事—一位芝加哥的“福利女王”開福利凱迪拉克）。事實是，福利領取人員的確在增多。到1966年，領取福利的美國人是10年前的2倍。這還隻是開始：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福利爆炸”時期，福利領取者再度增加1倍以上。而裏根也無須指出，新增的福利領取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黑人。
福利爆炸的原因是什麽？主流媒體認為是觀念的轉變，《時代》雜誌在1
970年寫道：
在華盛頓，人們稱此為“福利綜合征”。主要由於全國福利權組織（nwro）這類機構的工作—該組織的分部已遍及50個州，窮人不再覺得申請福利有任何名譽問題。對於“吃政府救濟糧”，人們曾膽怯或者羞愧，但現在數以萬計的人在敲響本地福利辦公室的房門，索取他們自認為有權領取的收入。到底是什麽發生了變化？作家兼學者米基·考斯（mickeykaus）在30年之後直截了當地指出：“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福利爆炸’之前，有人製止或阻攔許多貧窮的黑人領取福利。”
所以福利爆炸也許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權運動的副產品。與犯罪的猖獗類似，其原因之一或許是製造業從城市中心向外轉移，這使城市黑人幾乎無法繼續維持生計。很明顯，不論是什麽導致了福利領取者的增多，這隻是助長了許多美國人日漸強烈的一種情緒，用裏根的話來說，就是“傲慢的官僚”正在奪走他們來之不易的收入，將其轉給一些不配得到這筆錢的人。裏根也許是以品性來界定那些所謂的不勞而獲的人—他們是“刮福利油水的人”，但毫無疑問，他的許多支持者是以膚色來界定那些人的。
雖說種族是首要的動因，但白人對民權運動的反應僅僅是因種族而起的嗎？
性、毒品與搖滾樂
啊，愛的夏天！當上了年紀的美國人，即“嬰兒潮”一代迴首青春時，或是迴首他們渴望擁有的青春時，20世紀60年代閃耀著令人追憶的美好光輝。但在當時，美國人大多對反主流文化的興起感到震驚與憤怒，而不是向往。
反主流文化為何會興起？也沒有人知道答案，但存在一些明顯的因素。奇跡般的經濟絕對是原因之一：既然維持生計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情，那麽嚐試另一種生活方式的代價似乎也不高，因為總可以浪子迴頭，找到一份正常的工作。事實上人們應當懷疑，對於嬉皮士運動的終結，1969~1971年尼克鬆任期內的經濟衰退所起的作用，也許大過了加利福尼亞州阿爾塔蒙特演唱會上發生的暴亂。在那次衰退中，失業率從3.5%升到了6%。
同時，當人們對繁榮已經習以為常時，厭惡與藐視的情緒就可能滋長。年長一代的白人對於能過一種中產階級的生活感到滿意、喜出望外，年輕一代則衣食無憂、隨心所欲。在1967年的影片《畢業生》中，達斯汀·霍夫曼扮演的本傑明在他父親的朋友要他注意聽話並告訴他“就四個字—整形外科”時，感到灰心喪氣。
本傑明在努力向父親解釋他的壞情緒時說，他希望自己的未來能“有所不同”。
與20世紀60年代發生的許多事情類似，人口結構的變化肯定起了作用。反主流文化運動大約在1964年興起，在那一年，“嬰兒潮”一代的排頭兵到了讀大學的年齡。單憑龐大的人數，年輕人就能比較容易地與其長輩的文化習俗決裂。也有科技變革的因素，女用避孕藥的發明使性嚐試變得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方便。另外，60年代的年輕人有了不同的價值觀，其原因之一也許是他們是第一代看著電視長大的人。他們經受了大量畫麵（與廣告）的輪番轟炸，其本意雖說在於推銷產品，但也產生了削弱傳統價值觀的效果。
青年的叛逆令許多美國人震駭、怒氣衝天，尤其是羅納德·裏根。在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時，他承諾“就遭人指控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園裏的共產主義與公然的不良性行為進行調查”。他談到了“我實在難以說出口的極其邪惡的聚眾淫亂”，有一次還宣稱手上有證據表明，阿拉梅達的地方檢察官已調查了一起演變為“放蕩聚會”的學生舞會，學生們在一塊大屏幕上展示了“裸體男女的畫麵，他們擺出挑逗的姿勢、煽動情欲、相互愛撫”。其實根本沒有這樣的調查，和開凱迪拉克的“福利女王”一樣，這場舞會演變成的放蕩聚會隻是裏根頭腦裏的臆想。
這些事今天聽起來都是很可笑的。共產主義與不良性行為代表了世上所有的恐懼！我們幾乎總是要進行一些空想式的心理分析：這位未來的總統為何如此癡迷於研究伯克利的大學生在做什麽？但對美國中產階級而言，20世紀60年代社會規範的變遷帶來了真實的焦慮。一方麵美國人害怕遭到搶劫，因為在剛剛變得危險的城市，很多人的確有這樣的遭遇；另一方麵他們擔心自己的孩子會接受反主流文化、吸毒、輟學，而那也的確發生了。
但是，鑒於本書的主旨是探討政治經濟狀況，問題就在於青年的文化叛逆是否造成了重大而持久的政治影響。沒有多少證據表明這改變了許多選民的投票。大多數人不讚同那些孩子們的行為，但隻有一小部分人認為那構成了嚴重的威脅。1971年哈裏斯民意調查問道：“你覺得嬉皮士對社會構成了現實的威脅？主要是戕害自身而不是損害社會？抑或你覺得他們對所有人都沒有多大的害處？”隻有22%的受訪者說嬉皮士構成了現實的威脅，同樣比例的人說他們沒多大害處，53%的人說他們主要是戕害自身。也許比民意調查更有說服力的是一些政治家的行動，他
們可是很想利用公眾對美國事態的沮喪彷徨來大做文章的。讀一下尼克鬆及其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的演講，就能發現令人深感震驚的事情：雖然有那麽多的渲染與造勢，但他們真正談及文化焦慮的地方卻是極少的。人們常稱尼克鬆1969年有關“沉默大多數”的演講令普通美國人與嬉皮士、反主流文化為敵，但就算是那篇演講，其真正主題也並非一般性的文化衝突，而是集中於針對反越南戰爭的抗議。
但正如裏根的例子所顯示的，一些人對青年的反叛感到極度失望，而其中的原因他們不願公開承認，甚至可能在內心中也不敢直麵。偏執地關注他人的性生活已成為保守主義運動的一項長久特征。
越南戰爭，誰是贏家
林登·約翰遜本不願卷入戰爭。他在1967年的國情諮文演講中的語氣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哀婉，沒有什麽大吹大擂。他宣稱：“要形容我們目前的道路，最好的詞句無過於偉大的托馬斯·傑斐遜當年的話：‘有時不得不選擇一個大惡，以防止一個更大罪惡的發生，這就是人類社會的一條可悲法則。’我企盼能向諸位報告，戰事已近結束。但我無法這麽做。我們麵臨著更大的耗費、損失與創傷。因為戰爭尚未結束。”
美國當時深陷戰爭泥潭，約翰遜無暇他顧。那場戰爭令國民嚴重分裂、彼此敵對，這一情況近年來似乎再次上演。當時爆發了大規模的遊行，有時遭遇暴力迴應。一些美國青年變得非常偏激，甚至重新做起了暴力革命的迷夢。而尼克鬆則利用越南戰爭贏得了總統寶座，若不是受困於戰爭的約翰遜決定不競選連任，尼克鬆本沒有機會勝選。四年之後尼克鬆又完成了一件政治壯舉，將一場不得人心的戰爭轉為自己的優勢，小布什在2004年的勝利與之遙相唿應。盡管絕大多數公眾已轉向反戰，但尼克鬆成功地使麥高文從越南撤軍的唿籲聽起來仍然像是不負責任和軟弱的。
但越南戰爭絕對改變了美國政治，讀者想必會這麽認為。不過，如果細致地考察有關證據，我們會驚奇地發現，所謂越戰構成一個轉折點的說法很難成立。如果反戰運動、抵製反戰的勢力或者兩者都崛起為美國政治中長盛不衰的力量，甚至在戰爭結束後仍繼續主導國策與選舉，才可以說越戰是決定性的。然而，事實上這些都沒有發生。
在征兵製於1973年廢止、大部分美軍撤出越南之後，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聲勢浩大的反戰運動就很快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反戰活動人士轉向其他主題，極左派也從未
成為一股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
另外，尼克鬆也從未能成功利用抵製反戰運動的勢力，在國會取得重大勝利。有一個流傳已久的神話是，越戰“毀滅了民主黨人”。但表5–1展示的戰爭期間的國會控製狀況與這一神話截然相反，就算在尼克鬆打敗麥高文的1972年，民主黨人也輕鬆地維持了其在眾議院的多數席位，事實上還擴大了在參議院的領先優勢。尼克鬆在1972年使用了一些下流手段來確保勝利，而這些手段最終造成了“水門”醜聞的爆發，使形勢急轉直下，一發不可收拾，也使民主黨在選舉中大發鴻運。
而且，從現有的證據根本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