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的軌道？”隻有26%的人迴答“正確的方向”，而71%的人則迴答“錯誤的軌道”。
原因並不神秘。對於許多（甚至大多數）美國人而言，縱然物質生活的日新月異或許令人滿意，但一想到美國社會正在走向瓦解，那點兒滿足感就蕩然無存了。犯罪行為猛增，暴動令城市混亂不堪，特立獨行的年輕人留長發、吸毒、婚前性行為，抗議者走上街頭抨擊越南戰爭。今天的史學家也許會迴顧60年代的動蕩，並發現它反映了一些互不相關的趨勢：劫匪、激進的學生、嬉皮士、反戰的中年人，都有各不相同的驅動力。但公眾有真憑實據認定，社會爆發了混亂。
上述民意調查中出現的選民的沮喪情緒，在1966年的選舉中得以展露，並使共和黨人在國會收獲頗豐。在加利福尼亞州，一位演員出身的政治家羅納德·裏根當選州長。他的取勝之道就是在競選中抨擊福利騙子、城市暴亂分子、長發大學生以及該州的公平住房法。
不過，與我們今天熟悉的共和黨相比，1966年的共和黨要溫和得多。保守主義運動已經出現，並在1964年使巴裏·戈德華特成功獲取提名，但尚未把共和黨收入囊中。羅納德·裏根還沒有開始狂熱地主張減稅，理查德·尼克鬆的許多施政其實是自由派的作風：他將社會保障金與通貨膨脹掛鉤，建立了“收入安全補助”機製（為殘疾老人推出的重大舉措），擴大了政府在工作場所安全與環境上的監管範圍，甚至還試圖實施全民醫療保險。
保守主義運動最終主宰政壇的結果早在20世紀60年代便播下了種因，或者準確地說，是在1964~1972年。1964年，林登·約翰遜打敗巴裏·戈德華特，1972年，理查德·尼克鬆以更大的優勢戰勝喬治·麥高文。
當然，那也正是越南戰爭升級、死傷慘重的年份，是戰爭與和平問題撕裂美國的時代。越戰自然是當時的主要議題，若沒有越戰，林登·約翰遜幾乎必定會連任，抗議者與警察將不會在芝加哥民主黨大會的門外激戰，而尼克鬆也絕不可能贏得白宮。
不過，越戰對美國政治的長遠影響未必有人們印象中那麽重大。普遍說法是，越南問題上的爭鬥使民主黨傷筋動骨，永遠留下了在國家安全方麵軟弱的形象。我們將在本章與後麵幾章中看到，這一俗見顯然是誇大其詞，越戰幾乎未損及民主黨對國會的掌控。至於民主黨人在國家安全方麵軟弱的形象，尼克鬆非常成功地讓人認為，喬治·麥高文是個在國家安全方麵的無能
之輩，但民主黨整體似乎還要到很久之後才給人以這樣的印象。直到20世紀80年代，民主黨軟弱的形象才真正在人們的頭腦中紮根，並由篡改的曆史加以強化。
20世紀60年代的真相是，共和黨人學會了如何利用族群怨恨與恐懼的上升來贏得選舉。最重要的是，共和黨人學會了如何利用白人對民權運動的不滿反應，以及這種反應的後果。這個秘訣最終將為保守主義運動入主白宮、奪取國會鋪設道路。
那麽讓我們從長遠影響最大的事件入手—林登·約翰遜決定倡導民權。
民權與南方的變節
作為一個深深紮根於南方土壤之中的人，我明白種族感是多麽的痛苦難耐。我知道重塑我們的社會觀念與結構是何等的困難。自黑人獲得自由以來，已過去一個多世紀了。但今晚，黑人仍不是完全自由的。遠在100多年以前，來自另一個政黨的偉大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簽署了《解放宣言》。但解放是宣言，不是事實。自平等被許諾以來，已過去一個多世紀了，但黑人仍不平等。自許諾的那天起，已經過去一個多世紀了，但許諾沒有得到遵行。現在是實現正義的時候了。林登·約翰遜在1965年3月如是說，他同時宣布推動一項法案，即後來的《選舉權法》。而在一周之前，警察還在亞拉巴馬州的塞爾馬與一些要求選舉權的示威者發生了激烈對抗。
約翰遜決定結束非洲裔美國人事實上無選舉權的狀態，這標誌著民主黨內部一場將近20年的演變修成正果。這個過程始於1947年，當時杜魯門成立了一個民權委員會，指導如何提出保護黑人免遭歧視的立法建議。政治上的善舉往往別有用心，杜魯門也不例外，他的舉動也暗含了一定的小算盤：他相信，通過贏得南方城市的黑人選票，便能在1948年大選中獲勝。結果正是如此，雖說民主黨競選綱領中加入了有關民權的內容，導致一些民主黨代表憤而辭職，也催生了一個兩黨之外的總統候選人，即南卡羅來納州主張種族隔離的州長斯特羅姆·瑟蒙德。
拋開政治算計不論，樹立“新政”的政黨最終成為主張民權的政黨，這是必然的事情。“新政”是一場平民主義運動，就像19世紀的平民主義運動一樣，最終會向黑人伸出援助之手，而黑人是最能從更平等的收入分配中獲益的人。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加快了這個過程：不僅黑人為美國而戰，而且納粹的劣跡也使明目張膽的種族主義招人厭惡。在1948年的民主黨大會之後，杜魯門下令在軍隊中實施種族融合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是“冷戰”，在“冷戰”中，杜魯門和許多人都認為，要重奪道德製高點，美國就應結束長期的種族隔離與歧視。
今天，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的政治家，很少有人敢公開質疑約翰遜在推行《選舉權法》時表達的情感。不過，當然還有一些人在內心裏別有意見，例如特倫特·洛特（trentlott）在2002年讚頌斯特羅姆·瑟蒙德時就脫口而出說道，假如那位堅定的種族隔離論者在1948年當選，我們就不會有“所有這些麻煩”。40年後的今天，當年的自由騎士被奉為英雄，馬丁·路德·金也成了一位民族偶像。但在20世紀60年代，許多美國白人對民權運動感到憂心忡忡，將其視為巨大的威脅。
原因之一是，當時仍有相當大比例的美國人是觀念陳舊的種族隔離論者。1964~1978年，美國國家選舉研究所（americannationalelectionstudies）的一項調查曾要求民眾在“結束種族隔離、嚴格種族隔離、折中”中選擇其支持的一項，結果在1964年，整整23%的受訪者選擇“嚴格種族隔離”，而希望結束種族隔離的人是32%。
直言不諱的種族隔離論者大多是南方人，但即便在不怎麽支持嚴格種族隔離的北方，對於當時民權運動所帶來的變化，人們的擔憂也是溢於言表的。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超過60%的選民認為“民權分子太急躁冒進了”。這一情緒部分是由於，隨著時間的推移，民權運動得隴望蜀，目標越來越多。最開始隻不過是廢止“吉姆·克勞法”的問題，該法明目張膽地否定南方黑人的選舉權，有時還以武力迫使他們安於低賤的地位。最終，“吉姆·克勞法”的粗暴野蠻使之成為一個相對輕鬆的改革目標：民權遊行者贏得了美國人的同情，南方種族主義者負隅頑抗讓整個國家義憤填膺。況且，廢止“吉姆·克勞法”隻要把官方的、政府維持的南方種族隔離製度宣布為非法即可。
但是，在南方的官方種族隔離製度終結後，在現實中，那裏仍有官方色彩較淡的、事實上的種族歧視與隔離，與正式的種族隔離不同，這種非正式的種族隔離遍及全國。而當民權活動者準備對這一現實發起衝擊時，這場對抗就發生了質變。在許多北方的白人看來，告訴校區不要公然為白人與黑人兒童設置單獨的學校，這是一迴事，但為結束事實上的種族隔離而重新劃定校區邊界、故意把黑人兒童塞入公交車，則完全是另外一迴事。類似的是，在許多北方白人看來
，告誡州政府不得拒絕向黑人提供服務的法律是合理的，但如把私人地主或房主出售房屋時的種族歧視列為非法，這樣的法律就是不合理的。民權倡導者的見解是對的，事實上的種族隔離與歧視對進步的阻礙，絲毫不低於“吉姆·克勞法”。盡管有人稱這代表了自願原則，但在現實中，這往往是憑借暴力脅迫來維持的。民權運動在試圖補救這些不當行為時，不可避免地給自己招來了更多的敵人。
雄心勃勃的政客看到了時機。裏根曾反對《民權法》與《選舉權法》，並稱後者是“對南方的侮辱”。在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時，他的承諾之一就是要廢除該州的公平住房法。裏根說：“如果一個人想在賣房或出租房屋時對黑人或其他人區別對待，他有權那麽做。”
最重要的是，公眾對民權運動的印象與不斷加劇的城市混亂風潮糾結在了一起。抵製民權運動繼續推進的勢力，因公眾的這一觀感而變得更加理直氣壯，更加強硬。
混亂的城市
1967年10月理查德·尼克鬆在《讀者文摘》上發表了《美國發生了什麽》一文。這篇現在已經非常有名的文章，實際是由帕特·布坎南（patbuchanan）代筆的，尼克鬆與布坎南把美國的亂局歸為一點，他們在文中宣稱，自由主義的縱容放任是罪惡之源。
該文的開頭說，“僅僅三年之前，本國種族共榮最偉大的十年似已接近圓滿”，但現在的美國卻是“各自由民族曆史上最為法紀廢弛、紛擾狂亂的國家之一”，城市暴亂是“迄今為止最惡性的病症，這反映了另一種更為嚴重的全國性混亂，那就是美國的政令與法治漸遭蔑視”。而這都是自由派的錯。
今日美國生活中令人震驚的犯罪與綱紀廢弛，其源頭主要在於很多美國人的觀念已發生了兩個根本變化。第一，那些認同這一可疑事業的人，對違反法律與公共秩序的行為聽之任之。第二，縱容犯罪的原因是同情那些人過去的冤情，但他們現已變成犯罪分子。我們的法官走得過頭了，削弱了和平力量，強化了犯罪勢力。我國引領風氣之先的人把如下的準則過度拔高：在法律遭到違反時，應當指責的不是犯罪分子，而是社會。尼克鬆與布坎南是有意這麽說的。在20世紀60年代流行開來的一句話是，一名保守派就是一名遭人“劫持”的自由派。現如今，犯罪早已不是什麽政治議題：犯罪率在20世紀90年代大幅下降，尤以紐約城的下降幅度最大—該城一度被視為美國社會弊病的集中地。但在20世紀60年代
，“法律和秩序”是保守派最有效的動員口號。
美國人感到法紀廢弛也確是實情。1957~1970年，犯罪率翻了3倍多，搶劫率翻了4倍多。“美國曆史統計”定義的搶劫是“以強力、暴力或脅迫的方式，從一人的看管、保管或控製之下偷奪任何有價值的物品”，換言之，就是“行兇搶劫”。
犯罪率為何劇增？簡單的迴答是，對於導致犯罪增減的原因，我們真的所知不多，例如專家也無法預測犯罪率的變化趨勢。20世紀60年代犯罪率的上升令人大吃一驚，自由派原本期待人們會以更好的行為來迴報社會公正的提升，可事實讓他們迷惑不解。90年代犯罪率的急劇下降也是這樣，保守派原本認定，不重拾傳統的社會價值觀，犯罪狀況就絕不會好轉，但事實也讓他們深感困惑。正如芝加哥大學的史蒂文·萊維特（stevenlevitt）所指出的，90年代“犯罪的減少是非常出人意料的，甚至在這一趨勢開始之後很久，大家還認為這不過是暫時現象，或是假象”。
或許從人口學角度解釋犯罪的大升大降是最令人信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數以百萬計的黑人從南方鄉村遷往北方城市，隨行的還有一些美國白人，二者都兒女成群。當“嬰兒潮”一代步入青春期時，年輕男性的人數大增，尤其是年輕的城市黑人男性。有犯罪傾向群體的人數增長的確遠低於犯罪次數的實際增長，但也許由於人口結構的巨變令當時的社會控製力量猝不及防，發生了一種“乘數效應”。有犯罪傾向的年輕男性激增，帶來了新的、危險的行為範式。但雖然易於犯罪的人變多了，逮捕他們的警官人數、關押他們的獄室數量卻未相應增加。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雖然犯罪率大幅上升，但獄中囚犯的人數卻大體保持平穩；這與90年代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當時犯罪率大降，但獄中囚犯的人數卻仍在上升。
其他因素也有促進作用，內城工作機會的欠缺就是一個。數以百萬計的南方黑人為尋找製造業工作而遷到了北方城市。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由於戰時繁榮與戰後和平時期的消費熱潮，這樣的工作機會很多。但到了60年代，北方城市開始變成經濟陷阱。由於生產與運輸科技的日新月異，製造業開始遷出擁擠的城市工業區，轉向散布市郊的工廠。結果在黑人居住的內城區，工作開始稀缺。但由於種族隔離以及無錢買車，黑人被困在了內城裏。結果是，在經濟繁榮興旺的同時，城市黑人大規模失業。
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
有個著名的論斷，即內城工作的缺乏也許催生了一種破壞性的文化。威爾遜還稱，種族隔離的終結反而惡化了這個問題，因為黑人中產階級抓住住房種族歧視緩解的時機逃離了貧民窟，而留下來的人則遭受階層與種族的雙重隔離。
不論20世紀60年代犯罪的增多是由於什麽原因，人們看到的就是法治的日漸解體。許多人心甘情願地效法尼克鬆，把罪責歸咎於傳說中的自由主義放任。沒有證據表明，自由寬容是犯罪潮的重大因素，相反，監獄容量欠缺、黑人就業機會不夠等問題都是有真憑實據的。但恰好在美國試圖糾正過去的不公正時，公眾遭遇了犯罪
原因並不神秘。對於許多（甚至大多數）美國人而言，縱然物質生活的日新月異或許令人滿意，但一想到美國社會正在走向瓦解，那點兒滿足感就蕩然無存了。犯罪行為猛增，暴動令城市混亂不堪，特立獨行的年輕人留長發、吸毒、婚前性行為，抗議者走上街頭抨擊越南戰爭。今天的史學家也許會迴顧60年代的動蕩，並發現它反映了一些互不相關的趨勢：劫匪、激進的學生、嬉皮士、反戰的中年人，都有各不相同的驅動力。但公眾有真憑實據認定，社會爆發了混亂。
上述民意調查中出現的選民的沮喪情緒，在1966年的選舉中得以展露，並使共和黨人在國會收獲頗豐。在加利福尼亞州，一位演員出身的政治家羅納德·裏根當選州長。他的取勝之道就是在競選中抨擊福利騙子、城市暴亂分子、長發大學生以及該州的公平住房法。
不過，與我們今天熟悉的共和黨相比，1966年的共和黨要溫和得多。保守主義運動已經出現，並在1964年使巴裏·戈德華特成功獲取提名，但尚未把共和黨收入囊中。羅納德·裏根還沒有開始狂熱地主張減稅，理查德·尼克鬆的許多施政其實是自由派的作風：他將社會保障金與通貨膨脹掛鉤，建立了“收入安全補助”機製（為殘疾老人推出的重大舉措），擴大了政府在工作場所安全與環境上的監管範圍，甚至還試圖實施全民醫療保險。
保守主義運動最終主宰政壇的結果早在20世紀60年代便播下了種因，或者準確地說，是在1964~1972年。1964年，林登·約翰遜打敗巴裏·戈德華特，1972年，理查德·尼克鬆以更大的優勢戰勝喬治·麥高文。
當然，那也正是越南戰爭升級、死傷慘重的年份，是戰爭與和平問題撕裂美國的時代。越戰自然是當時的主要議題，若沒有越戰，林登·約翰遜幾乎必定會連任，抗議者與警察將不會在芝加哥民主黨大會的門外激戰，而尼克鬆也絕不可能贏得白宮。
不過，越戰對美國政治的長遠影響未必有人們印象中那麽重大。普遍說法是，越南問題上的爭鬥使民主黨傷筋動骨，永遠留下了在國家安全方麵軟弱的形象。我們將在本章與後麵幾章中看到，這一俗見顯然是誇大其詞，越戰幾乎未損及民主黨對國會的掌控。至於民主黨人在國家安全方麵軟弱的形象，尼克鬆非常成功地讓人認為，喬治·麥高文是個在國家安全方麵的無能
之輩，但民主黨整體似乎還要到很久之後才給人以這樣的印象。直到20世紀80年代，民主黨軟弱的形象才真正在人們的頭腦中紮根，並由篡改的曆史加以強化。
20世紀60年代的真相是，共和黨人學會了如何利用族群怨恨與恐懼的上升來贏得選舉。最重要的是，共和黨人學會了如何利用白人對民權運動的不滿反應，以及這種反應的後果。這個秘訣最終將為保守主義運動入主白宮、奪取國會鋪設道路。
那麽讓我們從長遠影響最大的事件入手—林登·約翰遜決定倡導民權。
民權與南方的變節
作為一個深深紮根於南方土壤之中的人，我明白種族感是多麽的痛苦難耐。我知道重塑我們的社會觀念與結構是何等的困難。自黑人獲得自由以來，已過去一個多世紀了。但今晚，黑人仍不是完全自由的。遠在100多年以前，來自另一個政黨的偉大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簽署了《解放宣言》。但解放是宣言，不是事實。自平等被許諾以來，已過去一個多世紀了，但黑人仍不平等。自許諾的那天起，已經過去一個多世紀了，但許諾沒有得到遵行。現在是實現正義的時候了。林登·約翰遜在1965年3月如是說，他同時宣布推動一項法案，即後來的《選舉權法》。而在一周之前，警察還在亞拉巴馬州的塞爾馬與一些要求選舉權的示威者發生了激烈對抗。
約翰遜決定結束非洲裔美國人事實上無選舉權的狀態，這標誌著民主黨內部一場將近20年的演變修成正果。這個過程始於1947年，當時杜魯門成立了一個民權委員會，指導如何提出保護黑人免遭歧視的立法建議。政治上的善舉往往別有用心，杜魯門也不例外，他的舉動也暗含了一定的小算盤：他相信，通過贏得南方城市的黑人選票，便能在1948年大選中獲勝。結果正是如此，雖說民主黨競選綱領中加入了有關民權的內容，導致一些民主黨代表憤而辭職，也催生了一個兩黨之外的總統候選人，即南卡羅來納州主張種族隔離的州長斯特羅姆·瑟蒙德。
拋開政治算計不論，樹立“新政”的政黨最終成為主張民權的政黨，這是必然的事情。“新政”是一場平民主義運動，就像19世紀的平民主義運動一樣，最終會向黑人伸出援助之手，而黑人是最能從更平等的收入分配中獲益的人。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加快了這個過程：不僅黑人為美國而戰，而且納粹的劣跡也使明目張膽的種族主義招人厭惡。在1948年的民主黨大會之後，杜魯門下令在軍隊中實施種族融合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是“冷戰”，在“冷戰”中，杜魯門和許多人都認為，要重奪道德製高點，美國就應結束長期的種族隔離與歧視。
今天，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的政治家，很少有人敢公開質疑約翰遜在推行《選舉權法》時表達的情感。不過，當然還有一些人在內心裏別有意見，例如特倫特·洛特（trentlott）在2002年讚頌斯特羅姆·瑟蒙德時就脫口而出說道，假如那位堅定的種族隔離論者在1948年當選，我們就不會有“所有這些麻煩”。40年後的今天，當年的自由騎士被奉為英雄，馬丁·路德·金也成了一位民族偶像。但在20世紀60年代，許多美國白人對民權運動感到憂心忡忡，將其視為巨大的威脅。
原因之一是，當時仍有相當大比例的美國人是觀念陳舊的種族隔離論者。1964~1978年，美國國家選舉研究所（americannationalelectionstudies）的一項調查曾要求民眾在“結束種族隔離、嚴格種族隔離、折中”中選擇其支持的一項，結果在1964年，整整23%的受訪者選擇“嚴格種族隔離”，而希望結束種族隔離的人是32%。
直言不諱的種族隔離論者大多是南方人，但即便在不怎麽支持嚴格種族隔離的北方，對於當時民權運動所帶來的變化，人們的擔憂也是溢於言表的。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超過60%的選民認為“民權分子太急躁冒進了”。這一情緒部分是由於，隨著時間的推移，民權運動得隴望蜀，目標越來越多。最開始隻不過是廢止“吉姆·克勞法”的問題，該法明目張膽地否定南方黑人的選舉權，有時還以武力迫使他們安於低賤的地位。最終，“吉姆·克勞法”的粗暴野蠻使之成為一個相對輕鬆的改革目標：民權遊行者贏得了美國人的同情，南方種族主義者負隅頑抗讓整個國家義憤填膺。況且，廢止“吉姆·克勞法”隻要把官方的、政府維持的南方種族隔離製度宣布為非法即可。
但是，在南方的官方種族隔離製度終結後，在現實中，那裏仍有官方色彩較淡的、事實上的種族歧視與隔離，與正式的種族隔離不同，這種非正式的種族隔離遍及全國。而當民權活動者準備對這一現實發起衝擊時，這場對抗就發生了質變。在許多北方的白人看來，告訴校區不要公然為白人與黑人兒童設置單獨的學校，這是一迴事，但為結束事實上的種族隔離而重新劃定校區邊界、故意把黑人兒童塞入公交車，則完全是另外一迴事。類似的是，在許多北方白人看來
，告誡州政府不得拒絕向黑人提供服務的法律是合理的，但如把私人地主或房主出售房屋時的種族歧視列為非法，這樣的法律就是不合理的。民權倡導者的見解是對的，事實上的種族隔離與歧視對進步的阻礙，絲毫不低於“吉姆·克勞法”。盡管有人稱這代表了自願原則，但在現實中，這往往是憑借暴力脅迫來維持的。民權運動在試圖補救這些不當行為時，不可避免地給自己招來了更多的敵人。
雄心勃勃的政客看到了時機。裏根曾反對《民權法》與《選舉權法》，並稱後者是“對南方的侮辱”。在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時，他的承諾之一就是要廢除該州的公平住房法。裏根說：“如果一個人想在賣房或出租房屋時對黑人或其他人區別對待，他有權那麽做。”
最重要的是，公眾對民權運動的印象與不斷加劇的城市混亂風潮糾結在了一起。抵製民權運動繼續推進的勢力，因公眾的這一觀感而變得更加理直氣壯，更加強硬。
混亂的城市
1967年10月理查德·尼克鬆在《讀者文摘》上發表了《美國發生了什麽》一文。這篇現在已經非常有名的文章，實際是由帕特·布坎南（patbuchanan）代筆的，尼克鬆與布坎南把美國的亂局歸為一點，他們在文中宣稱，自由主義的縱容放任是罪惡之源。
該文的開頭說，“僅僅三年之前，本國種族共榮最偉大的十年似已接近圓滿”，但現在的美國卻是“各自由民族曆史上最為法紀廢弛、紛擾狂亂的國家之一”，城市暴亂是“迄今為止最惡性的病症，這反映了另一種更為嚴重的全國性混亂，那就是美國的政令與法治漸遭蔑視”。而這都是自由派的錯。
今日美國生活中令人震驚的犯罪與綱紀廢弛，其源頭主要在於很多美國人的觀念已發生了兩個根本變化。第一，那些認同這一可疑事業的人，對違反法律與公共秩序的行為聽之任之。第二，縱容犯罪的原因是同情那些人過去的冤情，但他們現已變成犯罪分子。我們的法官走得過頭了，削弱了和平力量，強化了犯罪勢力。我國引領風氣之先的人把如下的準則過度拔高：在法律遭到違反時，應當指責的不是犯罪分子，而是社會。尼克鬆與布坎南是有意這麽說的。在20世紀60年代流行開來的一句話是，一名保守派就是一名遭人“劫持”的自由派。現如今，犯罪早已不是什麽政治議題：犯罪率在20世紀90年代大幅下降，尤以紐約城的下降幅度最大—該城一度被視為美國社會弊病的集中地。但在20世紀60年代
，“法律和秩序”是保守派最有效的動員口號。
美國人感到法紀廢弛也確是實情。1957~1970年，犯罪率翻了3倍多，搶劫率翻了4倍多。“美國曆史統計”定義的搶劫是“以強力、暴力或脅迫的方式，從一人的看管、保管或控製之下偷奪任何有價值的物品”，換言之，就是“行兇搶劫”。
犯罪率為何劇增？簡單的迴答是，對於導致犯罪增減的原因，我們真的所知不多，例如專家也無法預測犯罪率的變化趨勢。20世紀60年代犯罪率的上升令人大吃一驚，自由派原本期待人們會以更好的行為來迴報社會公正的提升，可事實讓他們迷惑不解。90年代犯罪率的急劇下降也是這樣，保守派原本認定，不重拾傳統的社會價值觀，犯罪狀況就絕不會好轉，但事實也讓他們深感困惑。正如芝加哥大學的史蒂文·萊維特（stevenlevitt）所指出的，90年代“犯罪的減少是非常出人意料的，甚至在這一趨勢開始之後很久，大家還認為這不過是暫時現象，或是假象”。
或許從人口學角度解釋犯罪的大升大降是最令人信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數以百萬計的黑人從南方鄉村遷往北方城市，隨行的還有一些美國白人，二者都兒女成群。當“嬰兒潮”一代步入青春期時，年輕男性的人數大增，尤其是年輕的城市黑人男性。有犯罪傾向群體的人數增長的確遠低於犯罪次數的實際增長，但也許由於人口結構的巨變令當時的社會控製力量猝不及防，發生了一種“乘數效應”。有犯罪傾向的年輕男性激增，帶來了新的、危險的行為範式。但雖然易於犯罪的人變多了，逮捕他們的警官人數、關押他們的獄室數量卻未相應增加。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雖然犯罪率大幅上升，但獄中囚犯的人數卻大體保持平穩；這與90年代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當時犯罪率大降，但獄中囚犯的人數卻仍在上升。
其他因素也有促進作用，內城工作機會的欠缺就是一個。數以百萬計的南方黑人為尋找製造業工作而遷到了北方城市。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由於戰時繁榮與戰後和平時期的消費熱潮，這樣的工作機會很多。但到了60年代，北方城市開始變成經濟陷阱。由於生產與運輸科技的日新月異，製造業開始遷出擁擠的城市工業區，轉向散布市郊的工廠。結果在黑人居住的內城區，工作開始稀缺。但由於種族隔離以及無錢買車，黑人被困在了內城裏。結果是，在經濟繁榮興旺的同時，城市黑人大規模失業。
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
有個著名的論斷，即內城工作的缺乏也許催生了一種破壞性的文化。威爾遜還稱，種族隔離的終結反而惡化了這個問題，因為黑人中產階級抓住住房種族歧視緩解的時機逃離了貧民窟，而留下來的人則遭受階層與種族的雙重隔離。
不論20世紀60年代犯罪的增多是由於什麽原因，人們看到的就是法治的日漸解體。許多人心甘情願地效法尼克鬆，把罪責歸咎於傳說中的自由主義放任。沒有證據表明，自由寬容是犯罪潮的重大因素，相反，監獄容量欠缺、黑人就業機會不夠等問題都是有真憑實據的。但恰好在美國試圖糾正過去的不公正時，公眾遭遇了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