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直是民主黨重要的支持來源，而“新政”其實削弱了它們的勢力。政治操控組織吸引城市選民的要訣在於，它們能為窘迫的家庭提供幫助，並能賜予人們工作。“新政”擴大了政府的社會保障網，“大壓縮”帶來工資的提升，都使上述服務變得不再那麽重要。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這些城市政治操控組織依然很有勢力，它們的持續存在也幫助民主黨人贏得選舉。
“左派知識分子”又是什麽？當然，知識分子的人數有限，他們對於任何政黨而言，都從未構成一個重要的選民團體。但如果隻是機械地看問題，就嚴重低估了信息與理念的重要性。在20世紀30年代，左派有一套行事方略，而右派除了宣講“經濟終將自愈”的論調之外，別無良方。羅斯福的成功令自由派知識分子聲威大震，甚至在“新政”的力量已大體耗盡之後，這種聲威還延續了很長時間，恰似在我們的時代，當右派的創新力早已徹底枯竭之時，一度還有人斷言說，所有的新理念都是右派提出來的。1958年加爾布雷思揶揄地說，在自由派中，“宣布對新理念的需要，多少已替代了新理念本身”。但當時人們覺得左派能提出新主意，這仍是民主黨的優勢所在。
同時，在20世紀50年代，共和黨在許多方麵仍具有舊日的優勢。在“大蕭條”和“大壓縮”之前，共和黨有兩個重大的政治優勢，一是金錢，二是它給人留下了本領高強的印象。富裕精英的捐款常令共和黨人在財力上大占上風，而民眾也傾向於認定共和黨代表商界，又擁有像胡佛這樣“管事”的人，想必深通治國之道。
但“大壓縮”使精英的財力大減；所謂商人最懂治國的信念，也因“大蕭條”而完全破滅；胡佛亦成為無能之輩的典型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輝煌勝利與戰後的大繁榮之後，誰還能理直氣壯地宣稱，民主黨人不懂為政之道呢？
然而，共和黨仍然活了下來，這正是因為它改變了立場，迎合了新的政治中心。艾森豪威爾之所以當選總統，一部分是由於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聲望，另一部分也是由於公眾厭倦了朝鮮戰爭。但也正因他倡導“溫和”，將那些想逆轉“新政”的人視為“愚蠢”，人們才覺得他可以接受。在數十年時間裏，共和黨真成了三教九流的匯聚之所，既有一些主張“小政府”的死硬保守派，也有諸如紐約的納爾遜·洛克菲勒這樣的人支持大筆開支、“大政府”。要了解共和黨人的意識形態色彩已何等蒼白，或許可以看看對國會投票行為所進行的一些定量研究。
這裏介紹的這一開創性的工作在第1章中已有提及，其作者是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基思·普爾與拉塞爾·塞奇（russellsage）基金會的霍華德·羅森塔爾。他們研究出了一種係統性的方法，在一條左右向的譜係上定位國會議員（他們還界定了對保守主義運動的興起至關重要的另一政治維度—種族，但讓我們先將此擱置一旁）。這一方法的原理大致如下。先從一些涉及經濟議題的議案的唱名表決開始，首先，將這些議案預先沿一條左右向的政治譜係列好；其次，根據國會議員對這些議案的投票情況，將他們從左到右排列；再次，利用議員的排列次序進一步調整法案的左右排列，然後再從頭重複這一過程。幾輪之後，就能沿著那條左右向的譜係得出一個既包括議案又包括政治家的連貫排列順序。普爾、羅森塔爾與普林斯頓大學的諾蘭·麥克卡蒂已用這一方法來考察19世紀以來的曆屆國會。他們的研究結論中最突出的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的差別非常小，但“新政”之前二者的差距卻很大，今天則更大。
普爾與羅森塔爾用一個政治兩極化指數來衡量兩黨間的鴻溝。這一指數內涵豐富，但很難以一種直觀的方式來概括。為了我的目的，隻用考察兩個形象的指標就行了，其最終的效果與他們用的指數很相似。我把第一個指標稱為“少數派重疊”，即共和黨人控製國會時，在最左的共和黨人右方的民主黨人數目，或者民主黨人控製國會時，在最右的民主黨人左方的共和黨人數目；把第二個指標稱為“少數派交叉”，即少數派議員中其實站在本黨政治界線對岸的人員數目—中間議員右方的民主黨人，或在其左方的共和黨人。在兩個指標上，都是較多的重疊代表政治體係兩極化較弱，如果沒有重疊，則意味著不存在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中間派。
表4–1列出了三屆國會裏的這兩項數字：1927~1929年的第70屆國會，1957~1958年的第85屆國會，2003~2004年的第108屆國會。該表表明，在20世紀50年代，國會中的黨派對立遠不如“新政”之前或今天激烈。在共和黨人控製眾議院的第70屆國會中，幾乎沒有“少數派重疊”，隻有2名民主黨人在最左的共和黨人右方；完全沒有“少數派交叉”，所有的民主黨人都在政治譜係正中間的左方。這一情況在同為共和黨人控製眾議院的第108屆國會中更為極端，所有的民主黨人都在最左的共和黨人左方，而且不用說，也沒有任何“交叉”。但在民主黨掌控的第85屆
國會中，有許多共和黨人在最右的民主黨人左方（主要因為當時有一些非常保守的南方民主黨人）。更驚人的是，的確有9名共和黨眾議員在政治譜係正中間的左方，也就是說，其投票態度比政治譜係正中間的議員左。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首先，假設一位21世紀的共和黨人真誠地持左翼立場，他肯定過不了初選，因為保守主義運動必然會慷慨資助另一人做他的挑戰者，而共和黨的初選投票者大都強烈偏右，他們絕對會支持那位挑戰者。但在50年代，要想贏得選舉，共和黨人就無法實施意識形態上的淨化。因而，諸如納爾遜·洛克菲勒與雅各布·賈維茨（jacobjavits）這樣的自由派分子，放在今天會被草草地逐出教門，而在當年他們卻是地位尊崇的黨員。
表4–1衡量兩黨共性的指標
少數派重疊
少數派交叉
1927~1929年的第70屆國會
1957~1958年的第85屆國會
112
2003~2004年的第108屆國會
兩黨在經濟政策上的立場差異微乎其微，這意味著公眾的投票行為與今天迥然不同。在近年的選舉中，黨派色彩強烈的投票與收入有很大關係：選民收入越高，就越可能投共和黨的票。這大概反映了選民的如下認識，即投票支持一位共和黨人就相當於投票支持有利於富人、不利於窮人與勞工階層的經濟政策。但20世紀50年代共和黨國會議員的投票方式所反映的該黨意識形態特性比較淡漠這一點，也反映在了公眾的印象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繁榮時期，至少在總統大選中，選民從兩黨的經濟政策中明顯看不到多大的差別。表4–2在兩欄裏分別列出了收入水平不同的白人選民群體在1952~1972年大選中與1976~2004年大選中的平均投票模式。在後一段時間，較高的收入水平與投票支持共和黨人之間有緊密的聯係。但在兩黨均接受福利國家的1952~1972年，收入水平與投票偏好之間幾乎毫無聯係。唯有在1964年的一次大選中，不同收入水平者出現了重大的投票差異。那一年是巴裏·戈德華特贏得了共和黨的提名。此人是個真正的保守主義運動分子，也代表著山雨欲來的前奏。其他調查顯示，在五六十年代，選民收入與其從屬的黨派關係很小：收入最高的1/3人口的親共和黨色彩與處於中下層的兩個群體相比，隻是稍微強一點兒。
表4–2總統競選
中投民主黨票的白人百分比，依收入群體劃分
1952~1972年
投民主黨票的比例
1976~2004年
投民主黨票的比例
最窮的1/3
46
51
中間的1/3
47
44
最富的1/3
42
37
資料來源rrybartels,“what’sthematterwithwhat’sthematterwithkansas”p.13（photocopy,princetonuniversity,2005).
如果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共和黨不代表經濟保守主義，那麽他們代表什麽？或許換種提問方式好一點兒：在當年投票支持共和黨的選民看來，他們的投票是為了什麽？
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為了傳統的族群秩序而投票。20世紀50年代的共和黨首先是個代表南方之外的新教徒wasp的政黨，不過“盎格魯—撒克遜”有時並非必要選項（艾森豪威爾屬日耳曼血統，這似乎無關緊要）。在20世紀50年代，在自認為是共和黨人的人群中，有51%是wasp，而wasp僅占選民總數的30%。在美國曆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裏，白人新教徒曾是占統治地位的族群，但“新政”的興起削弱了這一統治地位。“新政”得到許多天主教工會會員的支持，猶太知識分子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過，當時美國不屬於wasp的人仍對這一變化半信半疑。現在很難理解時人的那種心境，一直到1960年的大選，仍有不少美國人隻因肯尼迪是天主教徒，便不投他的票。
還有許多美國人出於一個較高尚的理由投票支持共和黨，這個理由就是製衡占優勢的民主黨聯盟。20世紀30~70年代，民主黨人掌控的登記選民比例遠高於共和黨人。雖說這並未轉化為民主黨人奪取白宮的優勢（從1948年大選到裏根當選，共和黨人擔任了四屆總統，民主黨人擔任了三屆），但這的確轉化為1952年之後民主黨對國會的持續控製。這一持續控製導致了權力的濫用（不是猖獗的腐敗，基本上隻是小規模的腐敗），也許更嚴重的是誌得意滿，以及對公眾關切的問題漠然置之。對於那些比較看重政府責任的人而言，
共和黨人成為另一個選項。具體而言，東北部的共和黨人常常自我標榜為改革者，承諾要把現行體製打掃幹淨，而不是對其進行任何根本性的改變。
總之，從1948年到20世紀70年代，兩黨都接受了“大壓縮”期間發生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新政”創造的政治環境維持了這一共識。高度的累進稅製限製了上層的財富，而富人在政治上又過於弱勢，無法抗議。社會保障與失業保險被奉為神明，最終聯邦醫療保險也躋身其中。強大的工會也成為美國的常態景象。
這一平穩狀態將在20世紀70年代坍塌。但早在20世紀60年代，一些因素就已經在醞釀，它們將最終摧毀促進平等的政治環境。在那十年裏，經濟一片大好，但美國的民主卻似乎諸事不順。
05大繁榮的背後
民權與南方的變節
混亂的城市
福利大爆炸
性、毒品與搖滾樂
越南戰爭，誰是贏家
60年代發生了什麽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就經濟而言，20世紀60年代是實至名歸的。在1968年出版的《泵房幫》（thepumphousegang）一書中，湯姆·沃爾夫（thomwolfe）提到了一種可令所有事情不費氣力的“魔幻經濟”（magiceconomy）。不論以什麽尺度衡量，60年代的美國經濟就是這樣的經濟，盡管紛擾動蕩，但卻是美國史上最美好的經濟時期。
當年的經濟似乎令所有人都有事可做。不僅工作機會充裕，工資也達到空前水平，並且年年上漲。最底層工人的境況之好空前絕後：1966年的最低工資是每小時1.25美元，按價值計算相當於今天的8美元多，比當前5.15美元的最低工資高得多。到1966年，30多歲中年男性通常的收入已與今天的同輩人相當；到70年代初“大繁榮”結束時，男性的收入比現在高14%左右。家庭收入要比今天低些，因為當時工作的女性較少，且男女間的工資差距較大。由於收入比今天稍低，中產階級家庭的房子較小，有兩輛汽車的家庭較少，與今天的中產階級相比，物質生活水平通常有所不及。但大多數美國人感覺到的生活水平是很高的，究其原因，一是生活比上一代人提高了很多，二是社會更加平等，不同階層的差距感減少了。正如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弗蘭克·列維（frank
levy）與彼得·特明（petertemin）所指出的，收入廣泛上升的後果是，藍領機床工人的實際收入超過了一代人之前的大多數經理。結果是，自認為是中產階級的美國人的數量達到曆史最高峰。
經濟保障也是史無前例的。到1966年，80%的美國人擁有醫療保險，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隻有30%。到1970年，擁有醫療保險的人口比例超過了85%，等同於今天的水平。失業率很低，即便真的失業，工人獲得失業保險金的概率也要大大超過今天的失業工人，並且保險金所覆蓋的工資損失比例也要超過今天。而正如列維與特明指出的，工資全麵上漲意味著，就算失業工人找到了薪水不及以往的工作，幾年之後他們仍能在不經意間恢複之前的生活水平。
假如克林頓的競選口號“笨蛋，問題是經濟”說得對，美國就應該是個政治一派祥和的國家。但是，1966年8月美聯社與益普索的一次聯合民意調查提出如下問題：“一般而言，你覺得本國的情況在朝正確的方向走，還是跌入了錯誤
“左派知識分子”又是什麽？當然，知識分子的人數有限，他們對於任何政黨而言，都從未構成一個重要的選民團體。但如果隻是機械地看問題，就嚴重低估了信息與理念的重要性。在20世紀30年代，左派有一套行事方略，而右派除了宣講“經濟終將自愈”的論調之外，別無良方。羅斯福的成功令自由派知識分子聲威大震，甚至在“新政”的力量已大體耗盡之後，這種聲威還延續了很長時間，恰似在我們的時代，當右派的創新力早已徹底枯竭之時，一度還有人斷言說，所有的新理念都是右派提出來的。1958年加爾布雷思揶揄地說，在自由派中，“宣布對新理念的需要，多少已替代了新理念本身”。但當時人們覺得左派能提出新主意，這仍是民主黨的優勢所在。
同時，在20世紀50年代，共和黨在許多方麵仍具有舊日的優勢。在“大蕭條”和“大壓縮”之前，共和黨有兩個重大的政治優勢，一是金錢，二是它給人留下了本領高強的印象。富裕精英的捐款常令共和黨人在財力上大占上風，而民眾也傾向於認定共和黨代表商界，又擁有像胡佛這樣“管事”的人，想必深通治國之道。
但“大壓縮”使精英的財力大減；所謂商人最懂治國的信念，也因“大蕭條”而完全破滅；胡佛亦成為無能之輩的典型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輝煌勝利與戰後的大繁榮之後，誰還能理直氣壯地宣稱，民主黨人不懂為政之道呢？
然而，共和黨仍然活了下來，這正是因為它改變了立場，迎合了新的政治中心。艾森豪威爾之所以當選總統，一部分是由於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聲望，另一部分也是由於公眾厭倦了朝鮮戰爭。但也正因他倡導“溫和”，將那些想逆轉“新政”的人視為“愚蠢”，人們才覺得他可以接受。在數十年時間裏，共和黨真成了三教九流的匯聚之所，既有一些主張“小政府”的死硬保守派，也有諸如紐約的納爾遜·洛克菲勒這樣的人支持大筆開支、“大政府”。要了解共和黨人的意識形態色彩已何等蒼白，或許可以看看對國會投票行為所進行的一些定量研究。
這裏介紹的這一開創性的工作在第1章中已有提及，其作者是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基思·普爾與拉塞爾·塞奇（russellsage）基金會的霍華德·羅森塔爾。他們研究出了一種係統性的方法，在一條左右向的譜係上定位國會議員（他們還界定了對保守主義運動的興起至關重要的另一政治維度—種族，但讓我們先將此擱置一旁）。這一方法的原理大致如下。先從一些涉及經濟議題的議案的唱名表決開始，首先，將這些議案預先沿一條左右向的政治譜係列好；其次，根據國會議員對這些議案的投票情況，將他們從左到右排列；再次，利用議員的排列次序進一步調整法案的左右排列，然後再從頭重複這一過程。幾輪之後，就能沿著那條左右向的譜係得出一個既包括議案又包括政治家的連貫排列順序。普爾、羅森塔爾與普林斯頓大學的諾蘭·麥克卡蒂已用這一方法來考察19世紀以來的曆屆國會。他們的研究結論中最突出的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的差別非常小，但“新政”之前二者的差距卻很大，今天則更大。
普爾與羅森塔爾用一個政治兩極化指數來衡量兩黨間的鴻溝。這一指數內涵豐富，但很難以一種直觀的方式來概括。為了我的目的，隻用考察兩個形象的指標就行了，其最終的效果與他們用的指數很相似。我把第一個指標稱為“少數派重疊”，即共和黨人控製國會時，在最左的共和黨人右方的民主黨人數目，或者民主黨人控製國會時，在最右的民主黨人左方的共和黨人數目；把第二個指標稱為“少數派交叉”，即少數派議員中其實站在本黨政治界線對岸的人員數目—中間議員右方的民主黨人，或在其左方的共和黨人。在兩個指標上，都是較多的重疊代表政治體係兩極化較弱，如果沒有重疊，則意味著不存在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中間派。
表4–1列出了三屆國會裏的這兩項數字：1927~1929年的第70屆國會，1957~1958年的第85屆國會，2003~2004年的第108屆國會。該表表明，在20世紀50年代，國會中的黨派對立遠不如“新政”之前或今天激烈。在共和黨人控製眾議院的第70屆國會中，幾乎沒有“少數派重疊”，隻有2名民主黨人在最左的共和黨人右方；完全沒有“少數派交叉”，所有的民主黨人都在政治譜係正中間的左方。這一情況在同為共和黨人控製眾議院的第108屆國會中更為極端，所有的民主黨人都在最左的共和黨人左方，而且不用說，也沒有任何“交叉”。但在民主黨掌控的第85屆
國會中，有許多共和黨人在最右的民主黨人左方（主要因為當時有一些非常保守的南方民主黨人）。更驚人的是，的確有9名共和黨眾議員在政治譜係正中間的左方，也就是說，其投票態度比政治譜係正中間的議員左。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首先，假設一位21世紀的共和黨人真誠地持左翼立場，他肯定過不了初選，因為保守主義運動必然會慷慨資助另一人做他的挑戰者，而共和黨的初選投票者大都強烈偏右，他們絕對會支持那位挑戰者。但在50年代，要想贏得選舉，共和黨人就無法實施意識形態上的淨化。因而，諸如納爾遜·洛克菲勒與雅各布·賈維茨（jacobjavits）這樣的自由派分子，放在今天會被草草地逐出教門，而在當年他們卻是地位尊崇的黨員。
表4–1衡量兩黨共性的指標
少數派重疊
少數派交叉
1927~1929年的第70屆國會
1957~1958年的第85屆國會
112
2003~2004年的第108屆國會
兩黨在經濟政策上的立場差異微乎其微，這意味著公眾的投票行為與今天迥然不同。在近年的選舉中，黨派色彩強烈的投票與收入有很大關係：選民收入越高，就越可能投共和黨的票。這大概反映了選民的如下認識，即投票支持一位共和黨人就相當於投票支持有利於富人、不利於窮人與勞工階層的經濟政策。但20世紀50年代共和黨國會議員的投票方式所反映的該黨意識形態特性比較淡漠這一點，也反映在了公眾的印象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繁榮時期，至少在總統大選中，選民從兩黨的經濟政策中明顯看不到多大的差別。表4–2在兩欄裏分別列出了收入水平不同的白人選民群體在1952~1972年大選中與1976~2004年大選中的平均投票模式。在後一段時間，較高的收入水平與投票支持共和黨人之間有緊密的聯係。但在兩黨均接受福利國家的1952~1972年，收入水平與投票偏好之間幾乎毫無聯係。唯有在1964年的一次大選中，不同收入水平者出現了重大的投票差異。那一年是巴裏·戈德華特贏得了共和黨的提名。此人是個真正的保守主義運動分子，也代表著山雨欲來的前奏。其他調查顯示，在五六十年代，選民收入與其從屬的黨派關係很小：收入最高的1/3人口的親共和黨色彩與處於中下層的兩個群體相比，隻是稍微強一點兒。
表4–2總統競選
中投民主黨票的白人百分比，依收入群體劃分
1952~1972年
投民主黨票的比例
1976~2004年
投民主黨票的比例
最窮的1/3
46
51
中間的1/3
47
44
最富的1/3
42
37
資料來源rrybartels,“what’sthematterwithwhat’sthematterwithkansas”p.13（photocopy,princetonuniversity,2005).
如果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共和黨不代表經濟保守主義，那麽他們代表什麽？或許換種提問方式好一點兒：在當年投票支持共和黨的選民看來，他們的投票是為了什麽？
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為了傳統的族群秩序而投票。20世紀50年代的共和黨首先是個代表南方之外的新教徒wasp的政黨，不過“盎格魯—撒克遜”有時並非必要選項（艾森豪威爾屬日耳曼血統，這似乎無關緊要）。在20世紀50年代，在自認為是共和黨人的人群中，有51%是wasp，而wasp僅占選民總數的30%。在美國曆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裏，白人新教徒曾是占統治地位的族群，但“新政”的興起削弱了這一統治地位。“新政”得到許多天主教工會會員的支持，猶太知識分子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過，當時美國不屬於wasp的人仍對這一變化半信半疑。現在很難理解時人的那種心境，一直到1960年的大選，仍有不少美國人隻因肯尼迪是天主教徒，便不投他的票。
還有許多美國人出於一個較高尚的理由投票支持共和黨，這個理由就是製衡占優勢的民主黨聯盟。20世紀30~70年代，民主黨人掌控的登記選民比例遠高於共和黨人。雖說這並未轉化為民主黨人奪取白宮的優勢（從1948年大選到裏根當選，共和黨人擔任了四屆總統，民主黨人擔任了三屆），但這的確轉化為1952年之後民主黨對國會的持續控製。這一持續控製導致了權力的濫用（不是猖獗的腐敗，基本上隻是小規模的腐敗），也許更嚴重的是誌得意滿，以及對公眾關切的問題漠然置之。對於那些比較看重政府責任的人而言，
共和黨人成為另一個選項。具體而言，東北部的共和黨人常常自我標榜為改革者，承諾要把現行體製打掃幹淨，而不是對其進行任何根本性的改變。
總之，從1948年到20世紀70年代，兩黨都接受了“大壓縮”期間發生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新政”創造的政治環境維持了這一共識。高度的累進稅製限製了上層的財富，而富人在政治上又過於弱勢，無法抗議。社會保障與失業保險被奉為神明，最終聯邦醫療保險也躋身其中。強大的工會也成為美國的常態景象。
這一平穩狀態將在20世紀70年代坍塌。但早在20世紀60年代，一些因素就已經在醞釀，它們將最終摧毀促進平等的政治環境。在那十年裏，經濟一片大好，但美國的民主卻似乎諸事不順。
05大繁榮的背後
民權與南方的變節
混亂的城市
福利大爆炸
性、毒品與搖滾樂
越南戰爭，誰是贏家
60年代發生了什麽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就經濟而言，20世紀60年代是實至名歸的。在1968年出版的《泵房幫》（thepumphousegang）一書中，湯姆·沃爾夫（thomwolfe）提到了一種可令所有事情不費氣力的“魔幻經濟”（magiceconomy）。不論以什麽尺度衡量，60年代的美國經濟就是這樣的經濟，盡管紛擾動蕩，但卻是美國史上最美好的經濟時期。
當年的經濟似乎令所有人都有事可做。不僅工作機會充裕，工資也達到空前水平，並且年年上漲。最底層工人的境況之好空前絕後：1966年的最低工資是每小時1.25美元，按價值計算相當於今天的8美元多，比當前5.15美元的最低工資高得多。到1966年，30多歲中年男性通常的收入已與今天的同輩人相當；到70年代初“大繁榮”結束時，男性的收入比現在高14%左右。家庭收入要比今天低些，因為當時工作的女性較少，且男女間的工資差距較大。由於收入比今天稍低，中產階級家庭的房子較小，有兩輛汽車的家庭較少，與今天的中產階級相比，物質生活水平通常有所不及。但大多數美國人感覺到的生活水平是很高的，究其原因，一是生活比上一代人提高了很多，二是社會更加平等，不同階層的差距感減少了。正如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弗蘭克·列維（frank
levy）與彼得·特明（petertemin）所指出的，收入廣泛上升的後果是，藍領機床工人的實際收入超過了一代人之前的大多數經理。結果是，自認為是中產階級的美國人的數量達到曆史最高峰。
經濟保障也是史無前例的。到1966年，80%的美國人擁有醫療保險，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隻有30%。到1970年，擁有醫療保險的人口比例超過了85%，等同於今天的水平。失業率很低，即便真的失業，工人獲得失業保險金的概率也要大大超過今天的失業工人，並且保險金所覆蓋的工資損失比例也要超過今天。而正如列維與特明指出的，工資全麵上漲意味著，就算失業工人找到了薪水不及以往的工作，幾年之後他們仍能在不經意間恢複之前的生活水平。
假如克林頓的競選口號“笨蛋，問題是經濟”說得對，美國就應該是個政治一派祥和的國家。但是，1966年8月美聯社與益普索的一次聯合民意調查提出如下問題：“一般而言，你覺得本國的情況在朝正確的方向走，還是跌入了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