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項調查也未發現任何被遺漏的嚴重違規行為。
如此盡心竭力地保持政府的誠信，與其說反映了羅斯福的個人品德，不如說反映了一種政治上的需要。羅斯福的執政使命就是要展示，政府積極行動會收到成效。為使人信服這一使命，他需要保持政績的廉明，他也的確做到了。
還有一件事。雖說美國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不是為展示政府的效率而事先策劃好的，但戰時經曆確實絕好地證明了政府的高效。美國政府證明自己既能打一場全球性戰爭，又能主持大局，大規模地動員國家資源。從此，保守派人士就很難再宣稱政府什麽事都辦不好了。
到了1948年，政府應積極介入經濟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在實踐中，政府介入的一個結果是貧富差距大大縮小。傳統觀念認為，政府應當袖手旁觀，羅斯福在1936年的麥迪遜廣場花園演講中將此譏諷為“‘最冷漠的政府最好’原則”，在1948年，這種觀點已淪落為奇談怪論。
不過，若沒有一個有效的政治聯盟做支撐，單單贏得理念鬥爭的勝利是不夠的。事實上，美國的政治版圖發生了變化，政治重心向社會下層移動，那些受惠於“大壓縮”、與延續相對平等的收入分配有利害關係的人獲得了更大的力量。
選舉權越來越普遍
在“長鍍金年代”，代表美國勞工的有效政治聯盟之所以難以形成，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許多工人，尤其是低薪工人在法律上或實踐上沒有選舉權。
在無選舉權的勞工中，最大的群體是南方的非洲裔美國人，在“大壓縮”之後一代人的時間裏，他們仍然沒有選舉權，甚至今天他們中還有部分人沒有選舉權。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雖說是個不好相處的成員，南方也一直位列支持經濟平等的聯盟之中，這一狀況的原因我們稍後敘述。
還有一個群體在“長鍍金年代”也沒有選舉權，不過到了20世紀50年代這個群體便大體消失了，那就是未歸化的移民。在1920年有20%的美國成年人生於國外，其中的一半沒有公民身份。也就是說，當時隻有約90%的美國成年居民是有法定選舉權的公民。再算上南方無選舉權的非洲裔美國人，在1920年隻有約80%的美國成年居民有事實上的選舉權。無選舉權在政治上並不是中立的，沒有選舉權的人一般比普通人窮。我們稍後將看到，今天較窮的選民傾向於支持民主黨，尤其是支持將美國建成一個強大的福利國家。由此推測，2
0世紀20年代也應大抵如此。因此，一些人無選舉權的狀況削弱了政治譜係上的左翼，其結果是，與所有成年居民都有選舉權的情形相比，美國政治重心向右偏移。
但在1924年美國實施了嚴格的移民限製之後，無選舉權的成年人比例就逐步下降了。到1940年移民隻占成年人口的13%，而其中的60%多都已入籍，也就是說，到1940年，約95%的美國成年居民都是公民。到1950年，移民比例降到10%，其中75%已入籍，也就是說，美國非公民的成年居民降到了成年人口的3%，已微不足道。
因而，從1924年到20世紀50年代，無公民身份的移民在美國已基本消失。結果是，美國絕大多數的白人藍領工人都有了選舉權。而且到了50年代，與20年代相比，相對較窮的白人利用選舉權為自身謀利益的意願大大提高，這是由於他們加入了工會，或者有親友是工會成員，從而提升了他們的政治覺悟與動力。所以，與1920年或今天的選民相比，當時的選民支持廣義上的福利國家的傾向要強烈得多。
南方是國中之國
與美國的其他地方相比，如今的美國南方仍有不少獨特之處。但在20世紀50年代南方絕對是個國中之國，那裏有公開的種族隔離與歧視，法律與公共政策明文規定了黑人的低賤地位，並利用暴力來維持。直到1954年，最高法院才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一案中判定，種族隔離的學校體製應當廢棄。1955年羅莎·帕克斯（rosaparks）在蒙哥馬利市的一輛公交車上拒絕坐到後排，而直到1956年年末，最高法院廢止公共交通中種族隔離的判決才得到推行。黑人獲得選舉權的時間更晚，《選舉權法》製定於1964年，那一年有三位民權活動分子在密西西比州的費城鎮遇害，而後來羅納德·裏根選擇在該鎮以一篇有關州權的演講開始其1980年的總統競選活動。
南方的政治充滿野蠻的種族主義，社會又在整體上比較落後，於是在許多方麵成為一個極其保守的地區。不過，在很長的時間裏，南方也是“新政”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
選情地圖說明了問題。在今天的選情地圖上，南方屬於堅定的紅色陣營。除馬裏蘭州和特拉華州外，2004年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約翰·克裏在南北分界線以南未能贏得其他任何州。但在1948年，雖說確有幾個南方州支持種族隔離主義候選人斯特羅姆·瑟蒙德（stromthurmond），但沒有一
個南方州倒入杜威一方。
南方當時為何支持民主黨人？南方白人在20世紀50年代支持民主黨人，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可恥原因。雖說當年民主黨已打起經濟平等的旗幟，但它卻心照不宣地認可了“吉姆·克勞法”。直到後來民主黨也打起種族平等的旗幟時，以反對奴隸製起家、後來卻成為富人保衛者的共和黨才逐漸贏得南方。我將在本書的後麵詳述這一換位，尤其是在探討裏根何以在1980年獲勝的時候。
南方為何從一開始就支持民主黨？南北戰爭遺留的積怨是原因之一。也許可以這麽說，在好幾代人的時間裏，南方的民主黨人隻要在競選中反對亞伯拉罕·林肯，便能取勝。
但是，由於南方比美國其他地方窮得多，它也從“新政”中獲得了額外多的好處。現在按全國平均水平計算，南方各州要稍微窮些，但在50年代南方算是窮困潦倒。直到1959年，密西西比州的人均年收入還不到1000美元（以今天物價折算相當於5000美元），這意味著其平均生活水平僅相當於康涅狄格、紐約、新澤西等富裕州的40%。而且，當時美國其他地方已城市化，南方卻仍是一個鄉村氣息濃重的農耕地區。到1950年，除南方之外的美國各地，城市居民是農村居民數量的3倍，而南方的農村人依然多於城市人。
因此，“新政”對南方而言幾乎是穩賺不賠。一方麵，羅斯福對富人與公司征收的重稅，對南方幾乎不構成什麽負擔，因為那裏富人極少，其公司也主要為北方人擁有。另一方麵，社會保障、失業保險、鄉村供電等“新政”舉措對於低收入勞工尤為重要，而他們是南方人口的主體。就算在今天，南方對福利國家的極度依賴仍會偶爾影響美國的政治：2005年當小布什想要將社會保障私有化時，他的幕僚們發現，在2004年支持他的各個“紅色州”，尤其是南方州，其反對情緒要比在其他地方更強烈。
可以這麽說，盡管南方存在種族裂痕，其當地政治又保守反動，但由於貧困，該地區能從福利國家中獲益良多，於是在全國的層麵上，南方願意有限度地支持北方的自由派。但是，南方白人支持的政策隻嚴格局限於某些類型。當杜魯門試圖完成“新政”大業，采取進一步的舉措來建立類似於加拿大和西歐國家的完整的福利國家，即全民醫療保險時，這一點就至為明顯了。
1946年杜魯門提議建立一套全民醫療保險體係，采取類似今日加拿大製度的“單一支付者”模式。一開始他似乎有很好
的機會推動該方案獲得通過。的確，在20世紀40年代構建全民醫療保險，本應比在今天容易得多。1946年醫療方麵的開支總額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1%，而現在則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16%。況且，在40年代，由於私人醫療保險仍是一個羽翼未豐的產業，保險公司並不像現在這樣構成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醫藥業遊說團體還不是一股強大的勢力，1946年的輿論也強烈支持建立政府保障的醫療保險。
但杜魯門的努力失敗了，美國醫學會（ama）要為這一失敗負主要責任。它花了500萬美元抵製杜魯門的方案，按經濟規模折算，這相當於今天的2億美元。美國醫學會肆無忌憚地濫用醫患關係，為阻撓全民保險的實現，它招募家庭醫生遊說其病人。美國醫學會排斥那些支持杜魯門方案的醫生，甚至要求取消他們的行醫資格。美國醫學會指導醫生如何向其病人說教，宣講“公費醫療”的邪惡，這些說辭在今天讀來也令人震驚不已。
但美國醫學會並非單憑一己之力就擊敗了杜魯門的方案，南方民主黨人對全民醫療保險的反對也發揮了關鍵作用。雖說窮困的、許多人無力獲得足夠治療的南方原本能從其中獲得免費的經濟利益，但南方的政客認為，全民醫療保險體製將迫使南方將其醫院對各種族平等開放。他們或許是對的，1966年為老年人建立的聯邦醫療保險製度在許多方麵與杜魯門想為所有人建立的製度一樣，其結果之一就是醫院的種族隔離在美國各地廢止。在南方政客眼裏，不讓黑人進白人的醫院要比幫助貧窮白人獲得治療更為重要。
杜魯門醫療政策的失敗預示了“新政”聯盟的最終瓦解。南方白人對經濟平等的支持一向半心半意，這一猶疑的情緒越來越強。常見的說法是，當民主黨開始鄭重其事地看待民權問題時，南方就從“新政”聯盟中拔營而去。這當然是實情，但還有另外一個事實是，隨著南方整體上變得富裕，它能從福利國家政策中得到的好處變少，於是南方再無顧忌，可以放肆地發揮其反對革新的天性，正是黑人的無權狀態導致了這一天性。但在20世紀50年代，這一切還遠未發生。
強大的工會是如何形成的
1935~1945年，參與工會的美國勞工比例從12%上升到35%，直到1970年還有27%的工人是工會成員。工會一般支持民主黨人，雖說也有例外。在1948年大選中，在兩大工會組織“美國勞工聯合會”與“產業工會聯合會”的成員中
，有約3/4投票支持杜魯門。
僅工會成員傾向於投票支持民主黨候選人這一點，還遠不能說明工會在使民主黨成為美國主導政黨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想想威爾·羅傑斯那句有名的調侃：“我不屬於任何有組織的政黨。我是個民主黨人。”以此來形容“新政”之前與現在的民主黨，可謂公允，但在當年勞工組織勢力強大的時候，這句話就不那麽正確了。當時的工會為民主黨準備了現成的組織架構，工會不僅是競選資金的可靠來源，而且為民主黨人提供了一隊助選常備軍，助選員們分發草坪標牌，向車身粘貼標記、傳單，逐門逐戶地拉票，並在選舉日動員選民出門投票。在那個年代，電視競選尚未成為主要的競選方式，這些幫助就顯得更加重要。
強大的工會運動還有一個較為微妙但也許同樣重要的後果，即對美國中低收入者的政治覺悟與投票參與率的影響。那些密切關注政治的人對於大多數美國人的政治淡漠態度常常感到難以理解，當然這種淡漠是有原因的，雖說選舉結果會大大影響人們的生活，但單個選民的決定卻幾乎無關大局。因此，忙著工作、養育子女的人基本沒有什麽動力緊密關注政界的角逐。這一理性的冷漠態度使政治進程產生了上行的階層偏向：與中低收入的美國人相比，收入較高者關注政治的概率更高，投票概率更高。結果是，選民的收入一般比普通人高一些，也部分是由於這一原因，政治家在設計政策時傾向於考慮較富人群的態度。
但工會有著削弱這一階層偏向的效果，工會明確唿籲其成員投票。也許更重要的是，工會會議上的政治討論、工會成員通信中的政治信息等都會提高工會成員的政治覺悟；當他們與配偶、朋友、家人等談論時，還會提高後者的覺悟。由於人們喜歡與收入相當者交往，這就意味著低收入美國人政治參與度的提高。據近期的一項統計數字分析估算，假如2000年勞動力中的工會成員比例與1964年一樣高，在收入較低的2/3成年人中，投票的人將會多出10%，而收入較高的1/3隻會多出3%。所以，工會運動的力量讓美國政治的經濟重心下移，這讓民主黨人獲益良多。
總之，與之前的“長鍍金年代”相比，20世紀50年代與60年代初的美國政治經濟態勢大大有利於實施促進收入均等的經濟政策。福利國家不再被視為激進舉措，相反，那些想取消福利國家的人反而被當成怪物。無選舉權的移民勞工再也不是一個大的階層；南方有條件地暫時支持經濟平等，隻要這不轉化為種族平等；強大
的工會運動也將低收入選民動員了起來。
平等年代的兩黨政治
佐治亞州前州長埃利斯·g·阿諾（ellisg.arnal）在1948年10月的《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民主黨人能贏》，此文雖是唱反調，但結果證明其預言極其準確。他在文中強調了民主黨聯盟的潛力，該聯盟“被其批評者描述為南方、工會、城市政治操控組織與左派知識分子的結合體。這一描述並非分毫不差，該聯盟將發揮作用”。我已談及南方與工會，現在讓我們簡短地探討一下他列出的另外兩個因素。
主要依靠移民支撐的城市政治操控組織早在羅斯福時代之前就有了。事實上，這些組織自19世紀以來曾
如此盡心竭力地保持政府的誠信，與其說反映了羅斯福的個人品德，不如說反映了一種政治上的需要。羅斯福的執政使命就是要展示，政府積極行動會收到成效。為使人信服這一使命，他需要保持政績的廉明，他也的確做到了。
還有一件事。雖說美國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不是為展示政府的效率而事先策劃好的，但戰時經曆確實絕好地證明了政府的高效。美國政府證明自己既能打一場全球性戰爭，又能主持大局，大規模地動員國家資源。從此，保守派人士就很難再宣稱政府什麽事都辦不好了。
到了1948年，政府應積極介入經濟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在實踐中，政府介入的一個結果是貧富差距大大縮小。傳統觀念認為，政府應當袖手旁觀，羅斯福在1936年的麥迪遜廣場花園演講中將此譏諷為“‘最冷漠的政府最好’原則”，在1948年，這種觀點已淪落為奇談怪論。
不過，若沒有一個有效的政治聯盟做支撐，單單贏得理念鬥爭的勝利是不夠的。事實上，美國的政治版圖發生了變化，政治重心向社會下層移動，那些受惠於“大壓縮”、與延續相對平等的收入分配有利害關係的人獲得了更大的力量。
選舉權越來越普遍
在“長鍍金年代”，代表美國勞工的有效政治聯盟之所以難以形成，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許多工人，尤其是低薪工人在法律上或實踐上沒有選舉權。
在無選舉權的勞工中，最大的群體是南方的非洲裔美國人，在“大壓縮”之後一代人的時間裏，他們仍然沒有選舉權，甚至今天他們中還有部分人沒有選舉權。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雖說是個不好相處的成員，南方也一直位列支持經濟平等的聯盟之中，這一狀況的原因我們稍後敘述。
還有一個群體在“長鍍金年代”也沒有選舉權，不過到了20世紀50年代這個群體便大體消失了，那就是未歸化的移民。在1920年有20%的美國成年人生於國外，其中的一半沒有公民身份。也就是說，當時隻有約90%的美國成年居民是有法定選舉權的公民。再算上南方無選舉權的非洲裔美國人，在1920年隻有約80%的美國成年居民有事實上的選舉權。無選舉權在政治上並不是中立的，沒有選舉權的人一般比普通人窮。我們稍後將看到，今天較窮的選民傾向於支持民主黨，尤其是支持將美國建成一個強大的福利國家。由此推測，2
0世紀20年代也應大抵如此。因此，一些人無選舉權的狀況削弱了政治譜係上的左翼，其結果是，與所有成年居民都有選舉權的情形相比，美國政治重心向右偏移。
但在1924年美國實施了嚴格的移民限製之後，無選舉權的成年人比例就逐步下降了。到1940年移民隻占成年人口的13%，而其中的60%多都已入籍，也就是說，到1940年，約95%的美國成年居民都是公民。到1950年，移民比例降到10%，其中75%已入籍，也就是說，美國非公民的成年居民降到了成年人口的3%，已微不足道。
因而，從1924年到20世紀50年代，無公民身份的移民在美國已基本消失。結果是，美國絕大多數的白人藍領工人都有了選舉權。而且到了50年代，與20年代相比，相對較窮的白人利用選舉權為自身謀利益的意願大大提高，這是由於他們加入了工會，或者有親友是工會成員，從而提升了他們的政治覺悟與動力。所以，與1920年或今天的選民相比，當時的選民支持廣義上的福利國家的傾向要強烈得多。
南方是國中之國
與美國的其他地方相比，如今的美國南方仍有不少獨特之處。但在20世紀50年代南方絕對是個國中之國，那裏有公開的種族隔離與歧視，法律與公共政策明文規定了黑人的低賤地位，並利用暴力來維持。直到1954年，最高法院才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一案中判定，種族隔離的學校體製應當廢棄。1955年羅莎·帕克斯（rosaparks）在蒙哥馬利市的一輛公交車上拒絕坐到後排，而直到1956年年末，最高法院廢止公共交通中種族隔離的判決才得到推行。黑人獲得選舉權的時間更晚，《選舉權法》製定於1964年，那一年有三位民權活動分子在密西西比州的費城鎮遇害，而後來羅納德·裏根選擇在該鎮以一篇有關州權的演講開始其1980年的總統競選活動。
南方的政治充滿野蠻的種族主義，社會又在整體上比較落後，於是在許多方麵成為一個極其保守的地區。不過，在很長的時間裏，南方也是“新政”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
選情地圖說明了問題。在今天的選情地圖上，南方屬於堅定的紅色陣營。除馬裏蘭州和特拉華州外，2004年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約翰·克裏在南北分界線以南未能贏得其他任何州。但在1948年，雖說確有幾個南方州支持種族隔離主義候選人斯特羅姆·瑟蒙德（stromthurmond），但沒有一
個南方州倒入杜威一方。
南方當時為何支持民主黨人？南方白人在20世紀50年代支持民主黨人，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可恥原因。雖說當年民主黨已打起經濟平等的旗幟，但它卻心照不宣地認可了“吉姆·克勞法”。直到後來民主黨也打起種族平等的旗幟時，以反對奴隸製起家、後來卻成為富人保衛者的共和黨才逐漸贏得南方。我將在本書的後麵詳述這一換位，尤其是在探討裏根何以在1980年獲勝的時候。
南方為何從一開始就支持民主黨？南北戰爭遺留的積怨是原因之一。也許可以這麽說，在好幾代人的時間裏，南方的民主黨人隻要在競選中反對亞伯拉罕·林肯，便能取勝。
但是，由於南方比美國其他地方窮得多，它也從“新政”中獲得了額外多的好處。現在按全國平均水平計算，南方各州要稍微窮些，但在50年代南方算是窮困潦倒。直到1959年，密西西比州的人均年收入還不到1000美元（以今天物價折算相當於5000美元），這意味著其平均生活水平僅相當於康涅狄格、紐約、新澤西等富裕州的40%。而且，當時美國其他地方已城市化，南方卻仍是一個鄉村氣息濃重的農耕地區。到1950年，除南方之外的美國各地，城市居民是農村居民數量的3倍，而南方的農村人依然多於城市人。
因此，“新政”對南方而言幾乎是穩賺不賠。一方麵，羅斯福對富人與公司征收的重稅，對南方幾乎不構成什麽負擔，因為那裏富人極少，其公司也主要為北方人擁有。另一方麵，社會保障、失業保險、鄉村供電等“新政”舉措對於低收入勞工尤為重要，而他們是南方人口的主體。就算在今天，南方對福利國家的極度依賴仍會偶爾影響美國的政治：2005年當小布什想要將社會保障私有化時，他的幕僚們發現，在2004年支持他的各個“紅色州”，尤其是南方州，其反對情緒要比在其他地方更強烈。
可以這麽說，盡管南方存在種族裂痕，其當地政治又保守反動，但由於貧困，該地區能從福利國家中獲益良多，於是在全國的層麵上，南方願意有限度地支持北方的自由派。但是，南方白人支持的政策隻嚴格局限於某些類型。當杜魯門試圖完成“新政”大業，采取進一步的舉措來建立類似於加拿大和西歐國家的完整的福利國家，即全民醫療保險時，這一點就至為明顯了。
1946年杜魯門提議建立一套全民醫療保險體係，采取類似今日加拿大製度的“單一支付者”模式。一開始他似乎有很好
的機會推動該方案獲得通過。的確，在20世紀40年代構建全民醫療保險，本應比在今天容易得多。1946年醫療方麵的開支總額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1%，而現在則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16%。況且，在40年代，由於私人醫療保險仍是一個羽翼未豐的產業，保險公司並不像現在這樣構成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醫藥業遊說團體還不是一股強大的勢力，1946年的輿論也強烈支持建立政府保障的醫療保險。
但杜魯門的努力失敗了，美國醫學會（ama）要為這一失敗負主要責任。它花了500萬美元抵製杜魯門的方案，按經濟規模折算，這相當於今天的2億美元。美國醫學會肆無忌憚地濫用醫患關係，為阻撓全民保險的實現，它招募家庭醫生遊說其病人。美國醫學會排斥那些支持杜魯門方案的醫生，甚至要求取消他們的行醫資格。美國醫學會指導醫生如何向其病人說教，宣講“公費醫療”的邪惡，這些說辭在今天讀來也令人震驚不已。
但美國醫學會並非單憑一己之力就擊敗了杜魯門的方案，南方民主黨人對全民醫療保險的反對也發揮了關鍵作用。雖說窮困的、許多人無力獲得足夠治療的南方原本能從其中獲得免費的經濟利益，但南方的政客認為，全民醫療保險體製將迫使南方將其醫院對各種族平等開放。他們或許是對的，1966年為老年人建立的聯邦醫療保險製度在許多方麵與杜魯門想為所有人建立的製度一樣，其結果之一就是醫院的種族隔離在美國各地廢止。在南方政客眼裏，不讓黑人進白人的醫院要比幫助貧窮白人獲得治療更為重要。
杜魯門醫療政策的失敗預示了“新政”聯盟的最終瓦解。南方白人對經濟平等的支持一向半心半意，這一猶疑的情緒越來越強。常見的說法是，當民主黨開始鄭重其事地看待民權問題時，南方就從“新政”聯盟中拔營而去。這當然是實情，但還有另外一個事實是，隨著南方整體上變得富裕，它能從福利國家政策中得到的好處變少，於是南方再無顧忌，可以放肆地發揮其反對革新的天性，正是黑人的無權狀態導致了這一天性。但在20世紀50年代，這一切還遠未發生。
強大的工會是如何形成的
1935~1945年，參與工會的美國勞工比例從12%上升到35%，直到1970年還有27%的工人是工會成員。工會一般支持民主黨人，雖說也有例外。在1948年大選中，在兩大工會組織“美國勞工聯合會”與“產業工會聯合會”的成員中
，有約3/4投票支持杜魯門。
僅工會成員傾向於投票支持民主黨候選人這一點，還遠不能說明工會在使民主黨成為美國主導政黨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想想威爾·羅傑斯那句有名的調侃：“我不屬於任何有組織的政黨。我是個民主黨人。”以此來形容“新政”之前與現在的民主黨，可謂公允，但在當年勞工組織勢力強大的時候，這句話就不那麽正確了。當時的工會為民主黨準備了現成的組織架構，工會不僅是競選資金的可靠來源，而且為民主黨人提供了一隊助選常備軍，助選員們分發草坪標牌，向車身粘貼標記、傳單，逐門逐戶地拉票，並在選舉日動員選民出門投票。在那個年代，電視競選尚未成為主要的競選方式，這些幫助就顯得更加重要。
強大的工會運動還有一個較為微妙但也許同樣重要的後果，即對美國中低收入者的政治覺悟與投票參與率的影響。那些密切關注政治的人對於大多數美國人的政治淡漠態度常常感到難以理解，當然這種淡漠是有原因的，雖說選舉結果會大大影響人們的生活，但單個選民的決定卻幾乎無關大局。因此，忙著工作、養育子女的人基本沒有什麽動力緊密關注政界的角逐。這一理性的冷漠態度使政治進程產生了上行的階層偏向：與中低收入的美國人相比，收入較高者關注政治的概率更高，投票概率更高。結果是，選民的收入一般比普通人高一些，也部分是由於這一原因，政治家在設計政策時傾向於考慮較富人群的態度。
但工會有著削弱這一階層偏向的效果，工會明確唿籲其成員投票。也許更重要的是，工會會議上的政治討論、工會成員通信中的政治信息等都會提高工會成員的政治覺悟；當他們與配偶、朋友、家人等談論時，還會提高後者的覺悟。由於人們喜歡與收入相當者交往，這就意味著低收入美國人政治參與度的提高。據近期的一項統計數字分析估算，假如2000年勞動力中的工會成員比例與1964年一樣高，在收入較低的2/3成年人中，投票的人將會多出10%，而收入較高的1/3隻會多出3%。所以，工會運動的力量讓美國政治的經濟重心下移，這讓民主黨人獲益良多。
總之，與之前的“長鍍金年代”相比，20世紀50年代與60年代初的美國政治經濟態勢大大有利於實施促進收入均等的經濟政策。福利國家不再被視為激進舉措，相反，那些想取消福利國家的人反而被當成怪物。無選舉權的移民勞工再也不是一個大的階層；南方有條件地暫時支持經濟平等，隻要這不轉化為種族平等；強大
的工會運動也將低收入選民動員了起來。
平等年代的兩黨政治
佐治亞州前州長埃利斯·g·阿諾（ellisg.arnal）在1948年10月的《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民主黨人能贏》，此文雖是唱反調，但結果證明其預言極其準確。他在文中強調了民主黨聯盟的潛力，該聯盟“被其批評者描述為南方、工會、城市政治操控組織與左派知識分子的結合體。這一描述並非分毫不差，該聯盟將發揮作用”。我已談及南方與工會，現在讓我們簡短地探討一下他列出的另外兩個因素。
主要依靠移民支撐的城市政治操控組織早在羅斯福時代之前就有了。事實上，這些組織自19世紀以來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