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提升就要經華盛頓批準。因此，這一體係本身就會使低薪工人的工資增長快於高薪工人。全美戰爭勞工委員會還規定了每個職業的薪資上下限，而雇主可自行將任何工人的工資提高到其所處職業的薪資下限。這一規定同樣有利於低薪者的工資增長，而不利於高薪者的工資增長。最後，全美戰爭勞工委員會規定，如加薪能消除不同工廠間的工資差距，則不加限製，這也促進了收入最低者工資的提升。
誠如戈爾丁與馬戈所言：“全美戰爭勞工委員會采用的加薪標準大都有助於縮小行業間及行業內部的工資差距。”因此，在這段短暫的時間裏，時勢允許美國政府或多或少地直接決定許多工人的工資，而它也恰恰利用了這個機會來讓美國社會更趨平等。奇妙的是，變化的確出現了。
誰在篡改曆史
設想一下，假如現在國會中的民主黨人提議重拾當年帶來“大壓縮”的各項政策：對富人大幅度增稅、支持工會勢力的大舉擴張、實施一段時間的工資管製以大幅度縮減薪資差異，如此等等。從慣常的思維看，這樣的計劃會帶來哪些影響？
首先，人們會普遍懷疑，這些政策對貧富差距將收效甚微，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通常的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挑戰供需規律的做法一般行不通；就算政府果真利用戰時權力強行建立了更平等的工資結構，一旦取消這些管製，工資差異也會自發迴歸舊時的水平。
其次，不隻是極右派，許多人都斷言，如此激進的平等化政策將破壞激勵機製，令經濟一蹶不振。高利潤稅將導致商業投資崩潰；對高收入者征收高所得稅將導致創業精神委靡，個體創造力匱乏；強大的工會將提出過度的漲薪要求，導致大規模失業，抑製生產力的提高。上述觀點可概括為：“大壓縮”期間的美國政策變化就像是導致“歐洲硬化症”的政策的極端化。“歐洲硬化症”是指許多西歐國家就業率較低，經濟增長較慢（後者不如前者嚴重）的情況，現在有許多人認為這是由一些政策導致的。
假設我們今天想複製“大壓縮”，或許這些可怕的預言將會成真。但事實是，激進的收入平等化讓人聯想到的種種惡劣後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其實一個也沒有發生。相反，“大壓縮”使收入均衡保持了30多年之久。而平等的時代也是空前的繁榮時代，一個我們無法重現的時代。
為理解“大壓縮”之後美國的境況是何等順利，我提議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經濟史分為三個時期：1947~19
73年的戰後繁榮；1973~1980年的紛擾年代，當時石油危機與滯脹極大地破壞了美國經濟；1980年至今，增長適度、貧富分化加劇的現代時期（為何從1947年開始？兩個原因：一是“大壓縮”到那時大體完成，二是精準的資料大都在當年才出現）。
在戰後繁榮時期，普通家庭的實際收入大致翻了一番，按今天的物價折算，是從約2.2萬美元上升到4.4萬美元，這相當於2.7%的年增長率。各收入群體大體也保持了相同的收入增長速度，從而延續了“大壓縮”帶來的分配相對平等的狀態。
紛擾年代一度令平均收入的增長停止。在通貨膨脹得到控製後，增長開始恢複，但對於一般家庭而言，就算是最好的時光，也始終難望戰後繁榮時期的項背。1980年至今，家庭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僅為每年0.7%左右。1982~1989年裏根執政時期的“美國清晨”與1993~2000年克林頓執政時期的經濟繁榮，可謂是最好的時光，但就算在這兩個較短的時期，家庭收入的增長速度也無法與“大壓縮”之後整整一代人的時間相比。
和往常一樣，這些不過是數字，至多是人們真實生活的一種表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代人的時間裏，幾乎所有美國人都感受到生活水準的飛升，普通美國勞工的境遇之優越也遠不是其父輩所能想象的，對此，還有誰會質疑嗎？我們對當前經濟的感受卻至多能用“不可妄斷”來形容，當前美國人大都覺得生活與幾十年前相比，在一些方麵變好，但在另一些方麵變差，這不是也很明顯嗎？
在一些人看來，“大壓縮”之後美國經濟興旺發達這一事實非常令人困惑，與他們心目中的世界運行方式完全背離，結果他們竟然篡改曆史，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繁榮一筆抹殺。每周一到周五晚bc上宣揚供應學派信條的拉裏·庫德洛rrykudlow）就告訴我們，拜羅納德·裏根減稅之賜，“自南北戰爭結束以來（20世紀20年代短暫的柯立芝—梅隆時期除外），美國經濟製度首度贏得舉世羨慕”。我猜，那位《時代》編輯講述的繁榮景象，甚至那麽多現成的經濟資料，都不過是幻象吧！
但那不是幻象，那興旺的場麵是真實的。“大壓縮”不僅沒有破壞美國的繁榮，而且首要的效果就是給經濟注入活力。如果此事與教科書式的經濟學推論相悖，那是教科書式經濟學出了錯。這將是後麵一章的主題。
現在，且讓我們直截了當地認定，自由
派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成功地使收入差距大大縮小，而且對整體經濟幾乎毫無負麵影響。實現這一成就的男男女女為當今的自由派上了一堂示範課，說明了領導力會帶來多大的改變。
但這些男男女女是何許人也？他們為何能給我們的社會帶來如此大的變化，又讓這些變化屹立不倒？
[3]約合69.7平方米。—編者注
04那個年代美國很平等
羅斯福新政給美國帶來了什麽
選舉權越來越普遍
南方是國中之國
強大的工會是如何形成的
平等年代的兩黨政治
上了年紀的美國人幾乎無不熟悉一張照片：哈裏·杜魯門手舉一份《芝加哥每日論壇報》的初版，笑容滿麵，報上的頭版頭條是《杜威擊敗杜魯門》。不，杜威沒有。1948年大選前的民意調查表明杜威幾乎必獲大勝，但最後卻是杜魯門獲選，這實屬美國史上首屈一指的政治大逆轉。
杜魯門一鳴驚人式的勝利已成為永載美國政治史冊的時刻，也應銘記的還有在競選中杜魯門的支持者如何高唿：“給他們地獄，哈裏！”但我可以斷言，沒有幾個美國人知道，他們要杜魯門把地獄給誰，地獄又是什麽意思。如今，在人們的心目中杜魯門大體是一個外交家：他主持製訂了“馬歇爾計劃”與遏製戰略，在柏林和朝鮮與斯大林對峙，並將美國帶上了最終贏得“冷戰”的軌道。
但在1948年，外交政策並非總統競選的關鍵議題，一是由於“冷戰”尚未真正開始，二是由於共和黨人在強烈的反共主義與傳統的孤立主義之間首鼠兩端，未能決定外交政策的立場。1948年選民最擔心的事情是，共和黨人或許會把羅斯福取得的國內成績全盤推倒。
托馬斯·杜威想在選戰中用一些美國當時的著名棒球手約吉·貝拉（yogiberra）式的庸俗話來安撫選民，例如“諸君之未來仍在諸君之前方”。但杜魯門集中火力攻擊共和黨控製的國會，從而將大選變成一場針對“新政”的全民公決。
1948年的國會在努力逆轉羅斯福的“新政”。國會中共和黨人事實上的領袖是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roberttaft）。被時人稱為“共和黨先生”的塔夫脫強烈反對被他視為“社會主義”的“新政”，這不單是在意識形態上表表姿態而已：1946年共和黨人奪取國會之後，塔夫脫就促成了《塔夫脫—
哈特利法》（taft-hartleyact），大大逆轉了1935年的《全國勞工關係法》，而該法是“新政”之下工會成員增多、力量大漲的關鍵因素之一。故而，在1948年，選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共和黨獲勝並控製白宮與國會兩院，將導致之前促成“大壓縮”的政策發生巨大逆轉。
到1952年共和黨人最終重奪白宮時，選民已經沒有那麽擔憂了。出於當時的政治需要，共和黨領袖已經承認，“新政”建立的製度將成為美國社會的永久性特征。艾森豪威爾1954年寫信給兄弟埃德加說：“若有任何政黨試圖取消社會保障、失業保險，廢止勞工法與農業計劃，該黨必從美國政治史上消失。固然有一小撮人認為能夠如此行動，例如亨特、其他一些得克薩斯州石油富豪，以及其餘領域偶見的政客或商人，但其數目微不足道，其人亦蠢笨可笑。”
在20世紀30年代被視為危險、激進的理念與計劃，為什麽會在50年代成為人們尊崇的精髓，隻有“一小撮人”要求將其廢止？要迴答這個問題，我們既要考察美國社會的變化如何改變了政治環境，也要探究各政黨如何迴應新的環境。
羅斯福新政給美國帶來了什麽
“新政”在20世紀30年代被視為極端激進的，而“新政派”自己也願意使用階級戰爭式的言辭。讀一下（或聽一下更好，網上有錄音）羅斯福在1936年大選前夕的麥迪遜廣場花園演講，你就會發現後世的自由主義已變得何等謹慎、羞怯與溫良。今天那些想提高最低工資或對富人增稅的人會不厭其煩地向公眾保證，他們心中對財富毫無芥蒂，他們並不是在主張階級鬥爭，而羅斯福抨擊那些有錢有勢的罪人絲毫不留情麵。
我們必須與和平的夙敵作戰—商業與金融壟斷、投機、莽撞的銀行行為、階級敵視、地方主義、發戰爭財。他們已開始將合眾國政府僅僅視為其自身事務的工具。我們現在知道，有組織的財閥把持的政府與有組織的暴民團夥把持的政府同樣危險。在我國的曆史上，這些勢力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聯合起來對付一名候選人。恨我，這是他們的一致之處，而我歡迎他們的仇恨。羅斯福說財閥恨他，這並非誇大其詞，並且這種仇恨也不是無緣無故的。正如我在第3章中所說的，“新政”使公司與富人負擔起沉重的稅負，促進了工會的壯大，並一舉縮小了收入差距，使最富者的稅後收入大大下降。
在麥迪遜花園廣場演講之後的20年裏，有趣的事情發生了。主要由於
杜魯門在1948年贏得了競選，“新政”政策得以延續下來：工會在之後的幾十年裏依然強大，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公司與富人的稅負甚至高於羅斯福時代。這些政策曾為“有組織的財閥”所痛恨—羅斯福在麥迪遜廣場花園演講中指出，社會保障與失業保險是尤其遭財閥非議的項目，但到了50年代中期，支持延續這些政策竟然成為反映政治溫和的主要表征。
這一轉變部分反映出，人口結構及其他因素發生了一些有利於福利國家延續的變化。我稍後將論及那些變化。但首先讓我來簡單談談美國政治經濟狀況的一個長久特征，該特征使“新政”極難樹立，但保衛起來卻比較容易，那就是選民天生是且通常是理性的保守主義。這裏的保守主義不是指右翼觀點，而是說，除非政府的現行政策明顯瀕於失敗，否則選民不願支持巨大的政策變化。在現代，我們看到過，這種守成主義既曾使民主黨的計劃擱淺，也曾讓共和黨的圖謀落空：克林頓試圖改革醫療福利，小布什企圖將社會保障體係私有化，他們都失敗了，主要原因是選民對不可知的前景感到恐懼。
20世紀20年代自由主義改革之所以無法推行，也有守成主義的原因。隻要有人建議對富人增稅、改善工人與窮人的福利、修改勞工法以便利工會的締結，就會遭到攻擊，指責這些試圖改革的人不負責任、不明事理，如果他們的建議被采納，經濟將會遭遇滅頂之災。就連羅斯福也有些受惑於這種流俗，當時有一本書先於凱恩斯提議實施赤字開支，以便在衰退時期支撐經濟，羅斯福在該書上批注說：“哪有此等好事—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東西。”
不過一旦上台，羅斯福不僅開始認真對待一些激進的觀點，而且親身擔負重任，勸說公眾放棄傳統見解、接受大刀闊斧的新政策。他之所以能戰勝選民天生的守成主義，主要是拜曆史的偶然事件之賜。首先，1929~1933年的經濟浩劫使舊精英及其意識形態聲名掃地，而1933年開始的複蘇雖然限於局部，但仍然為“新政”的改革贏得了信譽。羅斯福在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中宣布：“我們一直都知道，隨心所欲的利己主義是不良的品行。現在我們知道，這還是不良的經濟學。”其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勢之下，政府明顯有必要大舉幹預經濟，對激進措施的疑慮也被棄置一旁。因此，到艾森豪威爾給他兄弟寫那封信時，“新政”體製已不再被視為激進的革新，而成為美國生活的常態。
無疑，如果“新政”之前的流俗是對的，如果對富人征稅、提供社
會保障與失業補貼、強化工人談判權會破壞經濟，事情的發展絕不會是這樣的。事實上，在“大壓縮”之後，發生了美國史上最偉大的持續性經濟繁榮。羅斯福的政績也證明，反對大規模幹預經濟的常見理由之一，即這勢必導致同樣大規模的腐敗，與事實並不相符。迴頭來看，“新政”施行之清正廉明令人驚歎。在羅斯福主持下聯邦開支大增，包括“公共事業振興署”（wpa）的開支，該署對這筆錢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新政”前被民眾廣泛視為腐敗的公共救濟活動，其形象在後來確實大大改觀。
“新政”的清廉並非偶然。“新政”官員近乎偏執地檢查自己的項目，使之免受腐敗的沾染。羅斯福特地設立了一個強有力的“進展調查部”，調查公共事業振興署中被舉報的不法行為。結果證明這個單位的工作確實高效，後來國會的一
誠如戈爾丁與馬戈所言：“全美戰爭勞工委員會采用的加薪標準大都有助於縮小行業間及行業內部的工資差距。”因此，在這段短暫的時間裏，時勢允許美國政府或多或少地直接決定許多工人的工資，而它也恰恰利用了這個機會來讓美國社會更趨平等。奇妙的是，變化的確出現了。
誰在篡改曆史
設想一下，假如現在國會中的民主黨人提議重拾當年帶來“大壓縮”的各項政策：對富人大幅度增稅、支持工會勢力的大舉擴張、實施一段時間的工資管製以大幅度縮減薪資差異，如此等等。從慣常的思維看，這樣的計劃會帶來哪些影響？
首先，人們會普遍懷疑，這些政策對貧富差距將收效甚微，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通常的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挑戰供需規律的做法一般行不通；就算政府果真利用戰時權力強行建立了更平等的工資結構，一旦取消這些管製，工資差異也會自發迴歸舊時的水平。
其次，不隻是極右派，許多人都斷言，如此激進的平等化政策將破壞激勵機製，令經濟一蹶不振。高利潤稅將導致商業投資崩潰；對高收入者征收高所得稅將導致創業精神委靡，個體創造力匱乏；強大的工會將提出過度的漲薪要求，導致大規模失業，抑製生產力的提高。上述觀點可概括為：“大壓縮”期間的美國政策變化就像是導致“歐洲硬化症”的政策的極端化。“歐洲硬化症”是指許多西歐國家就業率較低，經濟增長較慢（後者不如前者嚴重）的情況，現在有許多人認為這是由一些政策導致的。
假設我們今天想複製“大壓縮”，或許這些可怕的預言將會成真。但事實是，激進的收入平等化讓人聯想到的種種惡劣後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其實一個也沒有發生。相反，“大壓縮”使收入均衡保持了30多年之久。而平等的時代也是空前的繁榮時代，一個我們無法重現的時代。
為理解“大壓縮”之後美國的境況是何等順利，我提議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經濟史分為三個時期：1947~19
73年的戰後繁榮；1973~1980年的紛擾年代，當時石油危機與滯脹極大地破壞了美國經濟；1980年至今，增長適度、貧富分化加劇的現代時期（為何從1947年開始？兩個原因：一是“大壓縮”到那時大體完成，二是精準的資料大都在當年才出現）。
在戰後繁榮時期，普通家庭的實際收入大致翻了一番，按今天的物價折算，是從約2.2萬美元上升到4.4萬美元，這相當於2.7%的年增長率。各收入群體大體也保持了相同的收入增長速度，從而延續了“大壓縮”帶來的分配相對平等的狀態。
紛擾年代一度令平均收入的增長停止。在通貨膨脹得到控製後，增長開始恢複，但對於一般家庭而言，就算是最好的時光，也始終難望戰後繁榮時期的項背。1980年至今，家庭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僅為每年0.7%左右。1982~1989年裏根執政時期的“美國清晨”與1993~2000年克林頓執政時期的經濟繁榮，可謂是最好的時光，但就算在這兩個較短的時期，家庭收入的增長速度也無法與“大壓縮”之後整整一代人的時間相比。
和往常一樣，這些不過是數字，至多是人們真實生活的一種表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代人的時間裏，幾乎所有美國人都感受到生活水準的飛升，普通美國勞工的境遇之優越也遠不是其父輩所能想象的，對此，還有誰會質疑嗎？我們對當前經濟的感受卻至多能用“不可妄斷”來形容，當前美國人大都覺得生活與幾十年前相比，在一些方麵變好，但在另一些方麵變差，這不是也很明顯嗎？
在一些人看來，“大壓縮”之後美國經濟興旺發達這一事實非常令人困惑，與他們心目中的世界運行方式完全背離，結果他們竟然篡改曆史，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繁榮一筆抹殺。每周一到周五晚bc上宣揚供應學派信條的拉裏·庫德洛rrykudlow）就告訴我們，拜羅納德·裏根減稅之賜，“自南北戰爭結束以來（20世紀20年代短暫的柯立芝—梅隆時期除外），美國經濟製度首度贏得舉世羨慕”。我猜，那位《時代》編輯講述的繁榮景象，甚至那麽多現成的經濟資料，都不過是幻象吧！
但那不是幻象，那興旺的場麵是真實的。“大壓縮”不僅沒有破壞美國的繁榮，而且首要的效果就是給經濟注入活力。如果此事與教科書式的經濟學推論相悖，那是教科書式經濟學出了錯。這將是後麵一章的主題。
現在，且讓我們直截了當地認定，自由
派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成功地使收入差距大大縮小，而且對整體經濟幾乎毫無負麵影響。實現這一成就的男男女女為當今的自由派上了一堂示範課，說明了領導力會帶來多大的改變。
但這些男男女女是何許人也？他們為何能給我們的社會帶來如此大的變化，又讓這些變化屹立不倒？
[3]約合69.7平方米。—編者注
04那個年代美國很平等
羅斯福新政給美國帶來了什麽
選舉權越來越普遍
南方是國中之國
強大的工會是如何形成的
平等年代的兩黨政治
上了年紀的美國人幾乎無不熟悉一張照片：哈裏·杜魯門手舉一份《芝加哥每日論壇報》的初版，笑容滿麵，報上的頭版頭條是《杜威擊敗杜魯門》。不，杜威沒有。1948年大選前的民意調查表明杜威幾乎必獲大勝，但最後卻是杜魯門獲選，這實屬美國史上首屈一指的政治大逆轉。
杜魯門一鳴驚人式的勝利已成為永載美國政治史冊的時刻，也應銘記的還有在競選中杜魯門的支持者如何高唿：“給他們地獄，哈裏！”但我可以斷言，沒有幾個美國人知道，他們要杜魯門把地獄給誰，地獄又是什麽意思。如今，在人們的心目中杜魯門大體是一個外交家：他主持製訂了“馬歇爾計劃”與遏製戰略，在柏林和朝鮮與斯大林對峙，並將美國帶上了最終贏得“冷戰”的軌道。
但在1948年，外交政策並非總統競選的關鍵議題，一是由於“冷戰”尚未真正開始，二是由於共和黨人在強烈的反共主義與傳統的孤立主義之間首鼠兩端，未能決定外交政策的立場。1948年選民最擔心的事情是，共和黨人或許會把羅斯福取得的國內成績全盤推倒。
托馬斯·杜威想在選戰中用一些美國當時的著名棒球手約吉·貝拉（yogiberra）式的庸俗話來安撫選民，例如“諸君之未來仍在諸君之前方”。但杜魯門集中火力攻擊共和黨控製的國會，從而將大選變成一場針對“新政”的全民公決。
1948年的國會在努力逆轉羅斯福的“新政”。國會中共和黨人事實上的領袖是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roberttaft）。被時人稱為“共和黨先生”的塔夫脫強烈反對被他視為“社會主義”的“新政”，這不單是在意識形態上表表姿態而已：1946年共和黨人奪取國會之後，塔夫脫就促成了《塔夫脫—
哈特利法》（taft-hartleyact），大大逆轉了1935年的《全國勞工關係法》，而該法是“新政”之下工會成員增多、力量大漲的關鍵因素之一。故而，在1948年，選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共和黨獲勝並控製白宮與國會兩院，將導致之前促成“大壓縮”的政策發生巨大逆轉。
到1952年共和黨人最終重奪白宮時，選民已經沒有那麽擔憂了。出於當時的政治需要，共和黨領袖已經承認，“新政”建立的製度將成為美國社會的永久性特征。艾森豪威爾1954年寫信給兄弟埃德加說：“若有任何政黨試圖取消社會保障、失業保險，廢止勞工法與農業計劃，該黨必從美國政治史上消失。固然有一小撮人認為能夠如此行動，例如亨特、其他一些得克薩斯州石油富豪，以及其餘領域偶見的政客或商人，但其數目微不足道，其人亦蠢笨可笑。”
在20世紀30年代被視為危險、激進的理念與計劃，為什麽會在50年代成為人們尊崇的精髓，隻有“一小撮人”要求將其廢止？要迴答這個問題，我們既要考察美國社會的變化如何改變了政治環境，也要探究各政黨如何迴應新的環境。
羅斯福新政給美國帶來了什麽
“新政”在20世紀30年代被視為極端激進的，而“新政派”自己也願意使用階級戰爭式的言辭。讀一下（或聽一下更好，網上有錄音）羅斯福在1936年大選前夕的麥迪遜廣場花園演講，你就會發現後世的自由主義已變得何等謹慎、羞怯與溫良。今天那些想提高最低工資或對富人增稅的人會不厭其煩地向公眾保證，他們心中對財富毫無芥蒂，他們並不是在主張階級鬥爭，而羅斯福抨擊那些有錢有勢的罪人絲毫不留情麵。
我們必須與和平的夙敵作戰—商業與金融壟斷、投機、莽撞的銀行行為、階級敵視、地方主義、發戰爭財。他們已開始將合眾國政府僅僅視為其自身事務的工具。我們現在知道，有組織的財閥把持的政府與有組織的暴民團夥把持的政府同樣危險。在我國的曆史上，這些勢力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聯合起來對付一名候選人。恨我，這是他們的一致之處，而我歡迎他們的仇恨。羅斯福說財閥恨他，這並非誇大其詞，並且這種仇恨也不是無緣無故的。正如我在第3章中所說的，“新政”使公司與富人負擔起沉重的稅負，促進了工會的壯大，並一舉縮小了收入差距，使最富者的稅後收入大大下降。
在麥迪遜花園廣場演講之後的20年裏，有趣的事情發生了。主要由於
杜魯門在1948年贏得了競選，“新政”政策得以延續下來：工會在之後的幾十年裏依然強大，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公司與富人的稅負甚至高於羅斯福時代。這些政策曾為“有組織的財閥”所痛恨—羅斯福在麥迪遜廣場花園演講中指出，社會保障與失業保險是尤其遭財閥非議的項目，但到了50年代中期，支持延續這些政策竟然成為反映政治溫和的主要表征。
這一轉變部分反映出，人口結構及其他因素發生了一些有利於福利國家延續的變化。我稍後將論及那些變化。但首先讓我來簡單談談美國政治經濟狀況的一個長久特征，該特征使“新政”極難樹立，但保衛起來卻比較容易，那就是選民天生是且通常是理性的保守主義。這裏的保守主義不是指右翼觀點，而是說，除非政府的現行政策明顯瀕於失敗，否則選民不願支持巨大的政策變化。在現代，我們看到過，這種守成主義既曾使民主黨的計劃擱淺，也曾讓共和黨的圖謀落空：克林頓試圖改革醫療福利，小布什企圖將社會保障體係私有化，他們都失敗了，主要原因是選民對不可知的前景感到恐懼。
20世紀20年代自由主義改革之所以無法推行，也有守成主義的原因。隻要有人建議對富人增稅、改善工人與窮人的福利、修改勞工法以便利工會的締結，就會遭到攻擊，指責這些試圖改革的人不負責任、不明事理，如果他們的建議被采納，經濟將會遭遇滅頂之災。就連羅斯福也有些受惑於這種流俗，當時有一本書先於凱恩斯提議實施赤字開支，以便在衰退時期支撐經濟，羅斯福在該書上批注說：“哪有此等好事—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東西。”
不過一旦上台，羅斯福不僅開始認真對待一些激進的觀點，而且親身擔負重任，勸說公眾放棄傳統見解、接受大刀闊斧的新政策。他之所以能戰勝選民天生的守成主義，主要是拜曆史的偶然事件之賜。首先，1929~1933年的經濟浩劫使舊精英及其意識形態聲名掃地，而1933年開始的複蘇雖然限於局部，但仍然為“新政”的改革贏得了信譽。羅斯福在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中宣布：“我們一直都知道，隨心所欲的利己主義是不良的品行。現在我們知道，這還是不良的經濟學。”其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勢之下，政府明顯有必要大舉幹預經濟，對激進措施的疑慮也被棄置一旁。因此，到艾森豪威爾給他兄弟寫那封信時，“新政”體製已不再被視為激進的革新，而成為美國生活的常態。
無疑，如果“新政”之前的流俗是對的，如果對富人征稅、提供社
會保障與失業補貼、強化工人談判權會破壞經濟，事情的發展絕不會是這樣的。事實上，在“大壓縮”之後，發生了美國史上最偉大的持續性經濟繁榮。羅斯福的政績也證明，反對大規模幹預經濟的常見理由之一，即這勢必導致同樣大規模的腐敗，與事實並不相符。迴頭來看，“新政”施行之清正廉明令人驚歎。在羅斯福主持下聯邦開支大增，包括“公共事業振興署”（wpa）的開支，該署對這筆錢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新政”前被民眾廣泛視為腐敗的公共救濟活動，其形象在後來確實大大改觀。
“新政”的清廉並非偶然。“新政”官員近乎偏執地檢查自己的項目，使之免受腐敗的沾染。羅斯福特地設立了一個強有力的“進展調查部”，調查公共事業振興署中被舉報的不法行為。結果證明這個單位的工作確實高效，後來國會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