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富人自認為是高於工人的“上等人”，而工人整日害怕（並憤恨）那些“老板”。但在戰後的美國，上述階層觀念已大體無存。在這裏，我可以根據我個人的記憶來發言，因為我是在這個社會裏長大的，同時我們也可以從人們的言辭與記述中了解情況。戰後的美國社會有窮人，但真正的富人很少，對社會的影響也很小。當時許多工人得到運作良好的工會的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其工作之穩定可與技能高超的專業人員相比，甚至在收入上也往往與之接近。人們在物質生活上的差別不過就像凱迪拉克車與雪佛蘭車的區別：一個人或許比另一個人過得奢侈，但人們在可以去哪裏、做什麽這些事上並沒有大的差異。
那麽這個民主社會是如何形成的？
稅收把富人壓垮了
西蒙·庫茲涅茨是移民到美國的俄國人，於197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現代經濟統計學大體上是由他創立的，他於20世紀30年代建立了美國的“國民收入核算”體係，借助這一包括國內生產總值在內的數字體係，我們可以探究美國的收入狀況。到20世紀50年代，庫茲涅茨已將關注點從國民收入的總體規模轉到國民收入的分配方麵。雖有資料方麵的限製，他仍能表明，戰後美國的收入分配要比“大蕭條”之前公平得多。但這一變化究竟是政治帶來的，還是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市場力量帶來的呢？
一般說來，經濟學家受所謂“看不見的手”如何重要的學說熏陶已久，對政府塑造經濟的能力傾向於懷疑。因此，在收入分配發生巨大變化時，經濟學家會先從市場力量方麵找原因。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下，不平等狀況會發生自然的周期變化，而人們常常將庫茲涅茨的名字與這一觀點聯係起來（這是很不公平的），現已將這一自然周期稱為“庫茲涅茨曲線”。
據認為，“庫茲涅茨曲線”的原理如下：在發展的初期，有錢人的投資機會倍增，而廉價的鄉村勞動力湧入城市，將工資壓低，結果是在一國的工業化過程中，貧富差距拉大，出現一個由富有的工業家組成的精英階層，而普通工人仍深陷貧窮之中。換言之，像美國的“長鍍金年代”這樣貧富劇烈分化的時期是發展的自然產物。
但最終資本變得更為充裕，來自農村的勞工流逐漸減少，工資開始上升，利潤趨向平穩，或者下降。普遍的繁榮將會出現，經濟大體上也將中產化。
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但凡思考過這個問題的美國經濟學家大都相
信，這就是美國在19~20世紀經曆的故事。他們覺得“長鍍金年代”是國家必須經曆的一個階段，他們相信後來的中產階級社會是經濟發展進程自然的、必不可少的愉快結局。
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事情變化得很明顯，這個故事並未結束，不平等再度加劇。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也是市場力量的無情後果，例如科技革新使技術因素有了越來越大的額外優勢。人們再次關注起貧富不均的情況，並進而迴顧前一代人經曆的平等化進程。結果令人吃驚：人們越仔細地審視這段平等化過程，就越會發現它不像是非人格化的市場力量產生的漸進反應，而更像是一起突變，並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場政治均勢的變化帶來的。
要了解這起變化的突然性以及政治因素在其中可能發揮的重要作用，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考察富人的收入，即處於收入分配頂端的1%人口的收入。
我們對富人曆史收入狀況的了解，要多於對其他人的了解，因為自1913年以來，富人一直在支付所得稅，從而向聯邦政府提供了有關自身經濟狀況的信息。稅收資料顯示，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的時間，貧富不均毫無下滑之勢：當羅斯福在1937年的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到1/3的國民仍然貧困時，幾乎毫無跡象表明，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相比，富人的經濟統治地位有些許下降。但短短10年之後，富人明顯淪落了：我們已描述過20世紀50年代頂端人群收入的驟降，這早在1946年或1947年便發生了。經濟精英的相對貧窮化並不是逐漸發生的，而是突然發生的。
富人財富的突然下滑，大體上可用一個字來解釋：稅。
我們可以對當時的情形做如下的思考。在戰前的美國，高收入的源頭與現今不同。今天富人的收入大體是薪酬收入（想想ceo和他們獲贈的股票期權），而在20年代事情要簡單得多：富人之所以成為富人，是因為他們擁有的資本能帶來收益。由於資本收益大多流入一小群人手中，比如1929年1%的美國人得到了多達70%的股票紅利，富人與窮人之間的收入劃分大體上取決於國民收入在工資與資本收益之間的劃分。
既然如此，讀者或許會想，富人占美國國民收入份額的劇降，必定反映了收入分配從資本向勞工的巨大轉變。但事實並非如此，1955年公司部門獲得的稅前收入有69%流入勞工手中，31%為資方賺得，1929年這兩項則分別是67%和33%，兩個年份的差別不大
。
雖然在20年代與50年代，資本與勞工之間稅前收入的分配幾乎未變，但在收入主要來自資本的人與主要依靠工資的人之間，稅後收入的分配發生了劇變。
在20年代，稅收對富人而言是小事一樁。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僅為24%，同時由於對最大的地產所征的遺產稅不過為20%，富豪王朝輕易便可維係下去。但隨著“新政”的來臨，富人所麵對的稅收不僅開始遠高於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標準來看，稅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在羅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當前隻有35%），在第二任期達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隨著美國背起“冷戰”的開支，這一稅率升到了91%。
在個人稅提高的同時，作為其稅基之一的資本收益卻顯著降低。這不是由於公司利潤的下滑，而是由於公司可保留的利潤變少了—對公司利潤征收的聯邦稅的平均稅率，從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還多。
還有一點，即依賴資本收益的人不僅發現這筆收益大多繳了稅，他們還發現要把自己的財富轉移給子女變得日益困難。房地產遺產稅的最高稅率從20%連續升到45%、60%、70%，最終達77%。其結果之一便是，財富所有權的集中度明顯降低：1929年美國最富的0.1%人口擁有本國財富的20%還多，但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隻有10%左右。
那麽富人怎麽了？一句話，“新政”把他們的許多收入都征了稅—也許是大部分收入。這就難怪羅斯福會被視為一個背叛了自身階層的人。
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人
富人是“大壓縮”最大的受害者，而藍領工人，尤其是產業工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大壓縮”之後的30年，即20世紀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體力勞工的黃金年代。
實際上，在20世紀50年代末，隻擁有高中學曆的美國男性的收入依據通貨膨脹因素折算後，與今日有相同資曆的工人大體相當。但是，他們的相對地位顯然要高得多：擁有極好工作的藍領工人的收入常常與許多大學畢業的專業人員相當，甚至還要高於後者。
藍領工人為何有了如此的好時光？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是受惠於當時世界經濟的狀況：美國製造業公司之所以能支付高額工資，原因之一就是其遇到的國外競爭微乎其微。令他們受惠的另一個因素是勞工的短缺，這是因1924年《移民法案》設置的嚴格移民限製所造
成的。
不過，50年代的藍領工人的境況較20年代要好得多，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工會的崛起。
20年代末美國工會運動在退潮。勞工組織的重大努力都失敗了，究其原因，一是雇主成功地破壞了罷工，二是政府始終站在雇主一邊出手幹預，逮捕工會組織者，若他們生於外國（當時這很常見）便將其驅逐出境。工會參與率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漲，但之後劇降。到1930年，隻有10%多一點兒的非農業工人參加了工會，與今天私人企業工人的工會參與率大致相當。在“大蕭條”最初的數年間，工會參與率繼續下滑，在1933年達到最低點。
但在“新政”之下，工會的成員大增，力量也持續上升。工會參與率從1933~1938年增長了2倍，到1947年又將近翻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1/3以上的非農業工人加入了工會，而雇主也或明或暗地向許多未加入工會的工人發放一定的工資，以與工會工資相匹敵，或者是為了讓工人不受工會組織者的誘惑。
工會參與率為何大漲？經濟學家與曆史學家就此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一種說法將工會參與率的大漲大體歸功於（或歸罪於，這取決於你的視角）“新政”。在“新政”之前，當雇主想要壓製工會組織者或破壞已建立的工會時，聯邦政府是他們的可靠盟友。但在羅斯福執政期間，聯邦政府卻成為工人結社權的保護神。依據1935年的《公平勞工關係法》，美國建立了“全美勞工關係委員會”，羅斯福在簽署該法案時的聲明至為明白：“本法規定了產業雇員為集體談判目的而享有自主結社權，該權利為本國實體法的一部分。本法也設定多種方式，以供政府保障該項合法權利。”毫不奇怪的是，許多史家認為，針對工會的公共政策的這一逆轉，導致了工會的蓬勃興起。
另一種說法則更強調工會運動的內部變化，而非政府政策的影響。哈佛大學傑出的勞工經濟學家理查德·弗裏曼（richardfreeman）指出，20世紀30年代工會締結的增多與之前（即1910~1920年）的一段增長相映成趣，而且30年代其他西方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上升情況，這表明羅斯福和“新政”也許並未發揮關鍵作用。弗裏曼認為，30年代真正發生的事情是分為兩個階段的一個過程，大體上與政府的舉動無關。首先是“大蕭條”導致許多雇主降薪，由於憤怒的工人組織起來抵製減薪，使工會運動如虎添翼。然後，工會運動力量的漸增產生
了自我強化作用，因為已加入工會的工人開始為想要組建工會的其他工人提供關鍵性的支持，如資金援助、提供糾察員。
我們不一定非要對這兩種說法做出取舍。將工人動員起來的因素，也促成了一個政權的上台，而“新政”正需要這一政權來改變聯邦政策。就算羅斯福並非單槍匹馬地為強大的工會運動創造了條件，單就政府從老板代理人轉變為工人保護神這一點，也無疑促進了工會的蓬勃發展。
不論政治、“大蕭條”與組織狀況各自在工會的興起中發揮了多大的作用，我們所知的工會的一切都說明，在中產階級社會的形成過程中，工會的新力量居功甚偉。許多學術研究表明，與“大壓縮”有關的工會影響主要有兩個。第一，工會提高了會員的平均工資，同時間接地、幅度較低地提高了非工會成員工人的工資，因為在未建立工會的公司裏，雇主為了減少工會運動對其工人的吸引力，會主動加薪。所以，工會有助於縮小藍領工人與薪資較高的經理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第二，工會有助於縮小藍領工人內部的收入差距，因為工會可以為收入最低的會員談判爭取較高的工資增長，助其追趕收入最高的會員。反工會的雇主在努力抵擋工會組織者的影響時，也會帶來類似的效果。換言之，工會對工資的上述影響恰好就是我們在“大壓縮”期間看到的情形：與經理、專業人員相比，藍領工人的工資上升，同時藍領工人內部的工資差距縮小。
不過，單憑成立工會並不足以帶來完全的“壓縮”效果。徹底的轉變還有賴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特殊情形。
讓人匪夷所思的戰時工資
在美國這樣的市場經濟國家，通常情況下，政府至多隻能影響工資，而不會直接設定工資。但在20世紀40年代將近四年的時間裏，因戰爭之需，美國經濟的命脈多少是由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運用其力量實現了重大的收入均衡化。
全美戰爭勞工委員會（nwlb）其實是在1918年由伍德羅·威爾遜建立的，其職權是仲裁勞資爭議，以避免爆發罷工，破壞戰時工作。該委員會在行事時偏向勞工利益，保護工人結社權與集體談判權，推動製定最低生活工資標準。工會參與率在短期內近乎翻倍。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戰爭勞工委員會遭撤銷，聯邦政府迴歸傳統的親雇主立場。如前所述，勞工被迫步步退讓，戰時的收獲也付諸東流。
但珍珠港事件後一個多月，羅斯福便重設全美戰爭勞工委員會，而且這
次職權更大。戰爭帶來了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促使政府對許多關鍵日用品采取價格管製。倘若戰爭需求引發的勞動力短缺導致工資大漲，這些管製措施將難以維持，於是聯邦政府也將許多關鍵性國民產業的工資置於控製之下。這些工資的任何增長均要經全美戰爭勞工委員會批準。實際結果是，政府不僅開始仲裁糾紛，而且開始為私人部門指定工資率。
有鑒於羅斯福政府的價值觀，毫不意外的是，全美戰爭勞工委員會製定的規則傾向於使低薪工人工資的提高幅度大於高薪工人工資的提高。羅斯福頒發一道指令，規定低於正常標準的工資應加以提高，根據該指令，雇主可不經批準自行將任何人的工資提高到每小時40美分（相當於今天的每小時5美元），或在全美戰爭勞工委員會地方辦公室的批準下將其提高到每小時50美分，而繼續
那麽這個民主社會是如何形成的？
稅收把富人壓垮了
西蒙·庫茲涅茨是移民到美國的俄國人，於197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現代經濟統計學大體上是由他創立的，他於20世紀30年代建立了美國的“國民收入核算”體係，借助這一包括國內生產總值在內的數字體係，我們可以探究美國的收入狀況。到20世紀50年代，庫茲涅茨已將關注點從國民收入的總體規模轉到國民收入的分配方麵。雖有資料方麵的限製，他仍能表明，戰後美國的收入分配要比“大蕭條”之前公平得多。但這一變化究竟是政治帶來的，還是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市場力量帶來的呢？
一般說來，經濟學家受所謂“看不見的手”如何重要的學說熏陶已久，對政府塑造經濟的能力傾向於懷疑。因此，在收入分配發生巨大變化時，經濟學家會先從市場力量方麵找原因。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下，不平等狀況會發生自然的周期變化，而人們常常將庫茲涅茨的名字與這一觀點聯係起來（這是很不公平的），現已將這一自然周期稱為“庫茲涅茨曲線”。
據認為，“庫茲涅茨曲線”的原理如下：在發展的初期，有錢人的投資機會倍增，而廉價的鄉村勞動力湧入城市，將工資壓低，結果是在一國的工業化過程中，貧富差距拉大，出現一個由富有的工業家組成的精英階層，而普通工人仍深陷貧窮之中。換言之，像美國的“長鍍金年代”這樣貧富劇烈分化的時期是發展的自然產物。
但最終資本變得更為充裕，來自農村的勞工流逐漸減少，工資開始上升，利潤趨向平穩，或者下降。普遍的繁榮將會出現，經濟大體上也將中產化。
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但凡思考過這個問題的美國經濟學家大都相
信，這就是美國在19~20世紀經曆的故事。他們覺得“長鍍金年代”是國家必須經曆的一個階段，他們相信後來的中產階級社會是經濟發展進程自然的、必不可少的愉快結局。
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事情變化得很明顯，這個故事並未結束，不平等再度加劇。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也是市場力量的無情後果，例如科技革新使技術因素有了越來越大的額外優勢。人們再次關注起貧富不均的情況，並進而迴顧前一代人經曆的平等化進程。結果令人吃驚：人們越仔細地審視這段平等化過程，就越會發現它不像是非人格化的市場力量產生的漸進反應，而更像是一起突變，並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場政治均勢的變化帶來的。
要了解這起變化的突然性以及政治因素在其中可能發揮的重要作用，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考察富人的收入，即處於收入分配頂端的1%人口的收入。
我們對富人曆史收入狀況的了解，要多於對其他人的了解，因為自1913年以來，富人一直在支付所得稅，從而向聯邦政府提供了有關自身經濟狀況的信息。稅收資料顯示，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的時間，貧富不均毫無下滑之勢：當羅斯福在1937年的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到1/3的國民仍然貧困時，幾乎毫無跡象表明，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相比，富人的經濟統治地位有些許下降。但短短10年之後，富人明顯淪落了：我們已描述過20世紀50年代頂端人群收入的驟降，這早在1946年或1947年便發生了。經濟精英的相對貧窮化並不是逐漸發生的，而是突然發生的。
富人財富的突然下滑，大體上可用一個字來解釋：稅。
我們可以對當時的情形做如下的思考。在戰前的美國，高收入的源頭與現今不同。今天富人的收入大體是薪酬收入（想想ceo和他們獲贈的股票期權），而在20年代事情要簡單得多：富人之所以成為富人，是因為他們擁有的資本能帶來收益。由於資本收益大多流入一小群人手中，比如1929年1%的美國人得到了多達70%的股票紅利，富人與窮人之間的收入劃分大體上取決於國民收入在工資與資本收益之間的劃分。
既然如此，讀者或許會想，富人占美國國民收入份額的劇降，必定反映了收入分配從資本向勞工的巨大轉變。但事實並非如此，1955年公司部門獲得的稅前收入有69%流入勞工手中，31%為資方賺得，1929年這兩項則分別是67%和33%，兩個年份的差別不大
。
雖然在20年代與50年代，資本與勞工之間稅前收入的分配幾乎未變，但在收入主要來自資本的人與主要依靠工資的人之間，稅後收入的分配發生了劇變。
在20年代，稅收對富人而言是小事一樁。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僅為24%，同時由於對最大的地產所征的遺產稅不過為20%，富豪王朝輕易便可維係下去。但隨著“新政”的來臨，富人所麵對的稅收不僅開始遠高於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標準來看，稅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在羅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當前隻有35%），在第二任期達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隨著美國背起“冷戰”的開支，這一稅率升到了91%。
在個人稅提高的同時，作為其稅基之一的資本收益卻顯著降低。這不是由於公司利潤的下滑，而是由於公司可保留的利潤變少了—對公司利潤征收的聯邦稅的平均稅率，從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還多。
還有一點，即依賴資本收益的人不僅發現這筆收益大多繳了稅，他們還發現要把自己的財富轉移給子女變得日益困難。房地產遺產稅的最高稅率從20%連續升到45%、60%、70%，最終達77%。其結果之一便是，財富所有權的集中度明顯降低：1929年美國最富的0.1%人口擁有本國財富的20%還多，但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隻有10%左右。
那麽富人怎麽了？一句話，“新政”把他們的許多收入都征了稅—也許是大部分收入。這就難怪羅斯福會被視為一個背叛了自身階層的人。
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人
富人是“大壓縮”最大的受害者，而藍領工人，尤其是產業工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大壓縮”之後的30年，即20世紀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體力勞工的黃金年代。
實際上，在20世紀50年代末，隻擁有高中學曆的美國男性的收入依據通貨膨脹因素折算後，與今日有相同資曆的工人大體相當。但是，他們的相對地位顯然要高得多：擁有極好工作的藍領工人的收入常常與許多大學畢業的專業人員相當，甚至還要高於後者。
藍領工人為何有了如此的好時光？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是受惠於當時世界經濟的狀況：美國製造業公司之所以能支付高額工資，原因之一就是其遇到的國外競爭微乎其微。令他們受惠的另一個因素是勞工的短缺，這是因1924年《移民法案》設置的嚴格移民限製所造
成的。
不過，50年代的藍領工人的境況較20年代要好得多，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工會的崛起。
20年代末美國工會運動在退潮。勞工組織的重大努力都失敗了，究其原因，一是雇主成功地破壞了罷工，二是政府始終站在雇主一邊出手幹預，逮捕工會組織者，若他們生於外國（當時這很常見）便將其驅逐出境。工會參與率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漲，但之後劇降。到1930年，隻有10%多一點兒的非農業工人參加了工會，與今天私人企業工人的工會參與率大致相當。在“大蕭條”最初的數年間，工會參與率繼續下滑，在1933年達到最低點。
但在“新政”之下，工會的成員大增，力量也持續上升。工會參與率從1933~1938年增長了2倍，到1947年又將近翻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1/3以上的非農業工人加入了工會，而雇主也或明或暗地向許多未加入工會的工人發放一定的工資，以與工會工資相匹敵，或者是為了讓工人不受工會組織者的誘惑。
工會參與率為何大漲？經濟學家與曆史學家就此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一種說法將工會參與率的大漲大體歸功於（或歸罪於，這取決於你的視角）“新政”。在“新政”之前，當雇主想要壓製工會組織者或破壞已建立的工會時，聯邦政府是他們的可靠盟友。但在羅斯福執政期間，聯邦政府卻成為工人結社權的保護神。依據1935年的《公平勞工關係法》，美國建立了“全美勞工關係委員會”，羅斯福在簽署該法案時的聲明至為明白：“本法規定了產業雇員為集體談判目的而享有自主結社權，該權利為本國實體法的一部分。本法也設定多種方式，以供政府保障該項合法權利。”毫不奇怪的是，許多史家認為，針對工會的公共政策的這一逆轉，導致了工會的蓬勃興起。
另一種說法則更強調工會運動的內部變化，而非政府政策的影響。哈佛大學傑出的勞工經濟學家理查德·弗裏曼（richardfreeman）指出，20世紀30年代工會締結的增多與之前（即1910~1920年）的一段增長相映成趣，而且30年代其他西方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上升情況，這表明羅斯福和“新政”也許並未發揮關鍵作用。弗裏曼認為，30年代真正發生的事情是分為兩個階段的一個過程，大體上與政府的舉動無關。首先是“大蕭條”導致許多雇主降薪，由於憤怒的工人組織起來抵製減薪，使工會運動如虎添翼。然後，工會運動力量的漸增產生
了自我強化作用，因為已加入工會的工人開始為想要組建工會的其他工人提供關鍵性的支持，如資金援助、提供糾察員。
我們不一定非要對這兩種說法做出取舍。將工人動員起來的因素，也促成了一個政權的上台，而“新政”正需要這一政權來改變聯邦政策。就算羅斯福並非單槍匹馬地為強大的工會運動創造了條件，單就政府從老板代理人轉變為工人保護神這一點，也無疑促進了工會的蓬勃發展。
不論政治、“大蕭條”與組織狀況各自在工會的興起中發揮了多大的作用，我們所知的工會的一切都說明，在中產階級社會的形成過程中，工會的新力量居功甚偉。許多學術研究表明，與“大壓縮”有關的工會影響主要有兩個。第一，工會提高了會員的平均工資，同時間接地、幅度較低地提高了非工會成員工人的工資，因為在未建立工會的公司裏，雇主為了減少工會運動對其工人的吸引力，會主動加薪。所以，工會有助於縮小藍領工人與薪資較高的經理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第二，工會有助於縮小藍領工人內部的收入差距，因為工會可以為收入最低的會員談判爭取較高的工資增長，助其追趕收入最高的會員。反工會的雇主在努力抵擋工會組織者的影響時，也會帶來類似的效果。換言之，工會對工資的上述影響恰好就是我們在“大壓縮”期間看到的情形：與經理、專業人員相比，藍領工人的工資上升，同時藍領工人內部的工資差距縮小。
不過，單憑成立工會並不足以帶來完全的“壓縮”效果。徹底的轉變還有賴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特殊情形。
讓人匪夷所思的戰時工資
在美國這樣的市場經濟國家，通常情況下，政府至多隻能影響工資，而不會直接設定工資。但在20世紀40年代將近四年的時間裏，因戰爭之需，美國經濟的命脈多少是由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運用其力量實現了重大的收入均衡化。
全美戰爭勞工委員會（nwlb）其實是在1918年由伍德羅·威爾遜建立的，其職權是仲裁勞資爭議，以避免爆發罷工，破壞戰時工作。該委員會在行事時偏向勞工利益，保護工人結社權與集體談判權，推動製定最低生活工資標準。工會參與率在短期內近乎翻倍。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戰爭勞工委員會遭撤銷，聯邦政府迴歸傳統的親雇主立場。如前所述，勞工被迫步步退讓，戰時的收獲也付諸東流。
但珍珠港事件後一個多月，羅斯福便重設全美戰爭勞工委員會，而且這
次職權更大。戰爭帶來了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促使政府對許多關鍵日用品采取價格管製。倘若戰爭需求引發的勞動力短缺導致工資大漲，這些管製措施將難以維持，於是聯邦政府也將許多關鍵性國民產業的工資置於控製之下。這些工資的任何增長均要經全美戰爭勞工委員會批準。實際結果是，政府不僅開始仲裁糾紛，而且開始為私人部門指定工資率。
有鑒於羅斯福政府的價值觀，毫不意外的是，全美戰爭勞工委員會製定的規則傾向於使低薪工人工資的提高幅度大於高薪工人工資的提高。羅斯福頒發一道指令，規定低於正常標準的工資應加以提高，根據該指令，雇主可不經批準自行將任何人的工資提高到每小時40美分（相當於今天的每小時5美元），或在全美戰爭勞工委員會地方辦公室的批準下將其提高到每小時50美分，而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