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後，評論家迫不及待地宣布自由主義的死亡與共和黨永掌多數局麵的誕生。事實上，1928年的評論家似乎有更充足的理由：胡佛在普選中以58%對41%的優勢打敗史密斯。連紐約州都被胡佛奪走，僅有富蘭克林·羅斯福勉強贏得得克薩斯州州長選舉，在220萬張選票中以2.5萬張的微弱優勢險勝。似乎“長鍍金年代”要千秋萬代延續下去了。
扭轉乾坤的當然是“大蕭條”，否則“新政”絕無可能。但迴首過往，我們也可看到，早在蕭條爆發之前，就已有了一些促進社會平等化的溫和舉動，不過這些舉動不是在聯邦層麵，而是在州層麵。早在1901年，馬裏蘭州就通過了一項勞工補償法，規定雇主應交出一些資金，負工傷的工人有權從中獲得補償，但該法被宣布違憲。紐約州1910年的立法也被法院以同樣的方式掃地出門。但1911~1913年，有13個州成功地建立了基本的勞工補償體係，同期還有幾個州為寡婦及其子女設立了基本的救助計劃。
接著是養老福利。1923年蒙大拿、賓夕法尼亞和內華達三州通過了《養老金法》。但在後麵兩個州，該法很快便被法院扼殺。不過，到1928年已有11個州建立了一定形式的退休金計劃，這可謂是社會保障製度的某種先聲。20世紀20年代末，當蕭條的衝擊來臨時，失業保險得到推動，威斯康星州於1932年創立了最早的失業保險計劃。這些計劃資金不多，覆蓋人數很少，但盡管如此，它們的確樹立了社會保險的準則，也為“新政”積累了經驗。
有些令人奇怪的是，聯邦政府到“大蕭條”爆發後許多年才著手采取類似的行動。胡佛以在歐洲的戰後救濟工作得享盛名，但麵臨舉國性的危機，他卻堅持不采取任何重大舉動來提供國內救助。
最終，推動真正自由主義計劃的政治意願與領導力都具備了。布賴恩政治生涯中最後一件大事就是在斯科普斯審判中痛斥進化論。要挑戰“鍍金年代”的美國，布賴恩是個錯誤的人選，而恰在他失敗的地方，羅斯福成為生逢其時的正確人選。在他領導下，美國社會的性質大大改觀。
[2]比較一下紐約市下東區的移民公寓博物館（lowereastsidetenementmuseum）裏陳設的不同時期的公寓房間複原件，便可看出，縱使在貧民區，生活質量也在不斷提高。
03平等的社會是如何打造的
中產階級的畫像
稅收把富人壓垮了
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人
讓人匪夷所思的戰時工資
誰在篡改曆史
在1953年，《時代》雜誌稱：“唯有從鮮與記者謀麵的民眾那裏，才能獲得有關本國政治未來與經濟方向的真實資訊。”在這樣的口號下，《時代》派出一位特約編輯阿爾文·約瑟夫（alvinjosephy）進行一次全國旅行，他的使命就是感受美國。
他描繪的畫麵與1929年的美國大相徑庭。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是個兩極分化的國家，少數人極為富有，而大眾生活困苦；50年代的美國則煥然一新。《時代》報道的開頭如下：“就算在最小的城鎮、最偏遠的地域，美國都穿著一套非常繁榮的、中產階級的衣飾……人們並沒有變得富裕，但能維持生計的人從未有如此之多。”20年代的美國是一個政治兩極對立的國家，占優勢的右翼與做困獸之鬥的左翼劇烈分化；50年代的美國是個政治中庸的國家，“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的見解與政治思維驚人一致”。工會已成為上層建築中的穩定機構。農民快活地告訴這位從《時代》雜誌來的人，如果農業補貼是社會主義的話，他們就是社會主義者。
這位《時代》編輯的印象（美國已成為一個中產階級為主的、奉行中庸之道的國家）並沒有堅實的證據來支撐，但盡管如此，許多人都有這種類似的印象。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為其批判戰後美國價值觀的著作取名為《富裕社會》（theaffluentsociety），固然是譏諷之言，但其出發點仍然是肯定美國人大都能維持生計。幾年之後邁克爾·哈林頓創作了《另一個美國》（theotheramerica）一書，以提醒人們，事實上並非所有的美國人都是中產階級。但他之所以覺得有必要寫這麽一本書，很大的原因就是，貧困已不再是多數人的處境，並有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之勢。
我們將要看到，有數據可以支撐這些觀察家的觀感。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是個中產階級社會，這一色彩比20年代的美國強烈得多，也比今天強烈得多。盡管社會不公正仍無處不在（南方仍是種族隔離製度的天下，而且在全國，毫不掩飾的種族主義與歧視婦女是普遍現象），但普通工人及其家庭有很好的理由認為，他們正在分享這個國家的繁榮成果，而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與前一代人相比，富人的富裕程度大大降低了。
經濟史學家戈爾丁與馬戈將20~
50年代美國收入差距的縮小稱為“大壓縮”，這表現為富人與勞工階層差距的急劇縮小，以及工人工資差別的縮小。他們故意用這個提法，以與“大蕭條”相唿應，這也是很合適的：與“大蕭條”類似，這場收入差距的縮小是美國史上的決定性事件，使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發生質變。然而，“大蕭條”雖至今仍被我們銘記，“大壓縮”卻已基本被遺忘。中產階級社會的出現曾像是虛無縹緲的幻夢，但隨後就被視為理所應當、不足為奇。
現在我們生活在第二個“鍍金年代”，戰後時代的中產階級社會在快速消亡。傳統觀點認為，這雖不是好事，但卻是由我們無法掌控的力量帶來的。然而，“大壓縮”的經曆卻有力地反駁了這種宿命論的看法，它證明了政治改革能帶來更平等的收入分配，並在此過程中為民主創造更健康的氛圍。
讓我就此再多言幾句。在30年代，與今天一樣，針對采取措施緩解不平等的唿聲，保守派一條主要的反對論據是，做什麽都於事無補，也就是說，沒有什麽政策可以明顯提高勞工家庭收入占國民收入的份額，或者即便可以這麽做，也勢必會破壞經濟。然而，羅斯福與杜魯門卻以一定的方式成功地促使收入與財富急速被再分配到社會下層，從而使美國社會比之前要平等得多。並且經濟不但沒有因為這場再分配而遭到破壞，“大壓縮”還奠定了一場延續一代人的經濟大繁榮的基礎。如果他們當時能做到這一點，我們今天也應該可以再現他們的成就。
那麽他們是如何做到的？稍後我將探討幾種可能的解釋。現在，先讓我們對“大壓縮”之後，即1955年左右的美國景象進行一番更細致的審視。
中產階級的畫像
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紐約長島的“黃金海岸”—曾是“長鍍金年代”的“北岸”富人區、共和黨的金融樞紐，已然勝景不再。一些大廈或是早已被賤賣，或已被推平，為中產階級的標準化住宅區騰出地盤，或已被改造，供各種機構使用（鄉間俱樂部、療養院、宗教靜修所至今仍占據那裏的很多大地產）。其他大廈已被送給非營利機構或政府，以免於繳納房地產遺產稅。
“那些傳奇地產死於誰手？”長島的報紙《紐約日報》在剩餘建築的指南手冊中問道。該報的迴答大體正確：“三個沉重打擊：聯邦所得稅的出現；‘大蕭條’的經濟損失；美國經濟結構的變化使家仆工作的吸引力降低，而維持舒適的生活方式原本需要大量傭人。”
如果“黃金海岸”的
大廈代表了“長鍍金年代”的長島，那麽在20世紀50年代代表長島的，無疑是1947年動工的萊維特城（levittown）這一典型的戰後郊區。
以今天豪宅的標準看，威廉·萊維特當年修的房子都很小：最早的雙臥室戶型隻有750平方英尺[3]的使用麵積，沒有地下室。但這些都是私人的、單棟的住房，配好了洗衣機和其他家用電器，對美國的勞工階層而言，這些住房所提供的生活水準在過去是遙不可及的。而且這些房子建在郊區，說明普通家庭必定擁有私家車，雖然1929年未必如此，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則是確定無疑的了。
萊維特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將戰爭期間用於修造兵營的建築技術應用到民房上。但萊維特之所以認定他修的房子會有大眾市場，就是因為美國經濟的重心急劇下移，而事實上，他的判斷也是正確的。富人在1929年擁有的購買力一去不返，普通工人的購買力卻遠勝於以往任何時期。
比較20世紀20年代與50年代的統計數字是有些靠不住的，因為在福利國家出現之前，美國政府覺得沒有必要收集多少有關人們收入與開支狀況的數據。當羅斯福在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到“1/3的國民住房條件惡劣、衣衫襤褸、營養不良”時，他是在猜測，而不是宣讀官方的統計數字。實際上，美國一直沒有對貧困給出正式的官方定義，更不用說對貧困線之下的人口數目進行官方估算了。直到1964年，美國才給出了一個定義，以幫助約翰遜總統確定“偉大社會”的目標。不過，盡管存在數據方麵的局限，20~50年代，美國前所未有地變成了一個中產階級國家，這確是顯而易見的。
20世紀20~50年代，收入差異的劇烈縮小部分是由於平均化的緣故：50年代的富人要比20年代的富人窮得多。我的意思就是真正的變窮：我們不是在談論相對貧窮，即越來越跟不上收入增長的步伐，而是在談論購買力的大幅絕對下滑。50年代中期，美國1%的最富者的實際稅後收入可能要比一代人之前的水平低20%~30%，而占總人口0.1%的極富者的實際收入要比20年代的水平低一半多。50年代中期1%最富者的實際稅前收入約與1929年相同，而0.1%極富者的稅前收入下降了約40%，對富人征收的所得稅稅率劇增。
與此同時，中等家庭的實際收入自1929年以來大體上翻了一番，大多數家庭不僅提高了收入，生活也更有保障。雇主提供各種新型的福利，如醫
療保險和退休金計劃：戰前隻有極少數美國人享有醫療保險，但到1955年，60%以上的人至少享有最基本的醫療保險，即償付住院費用的保險。並且由於聯邦政府為失業工人提供失業保險、為退休者提供社會保障等關鍵的福利措施，私人就業新獲得的保障也增強了。
所以相比於20年代，50年代的美國勞動者的境況要好得多，但經濟精英的境況卻變差了，並且美國勞動者內部的經濟差距也縮小了。現有的數據表明，到20世紀50年代，不熟練及半熟練工人（例如裝配線上的工人）與機械師等較熟練工人的薪酬差距大大縮小。律師、工程師等受過正式教育的雇員相對於體力勞工的薪酬優勢與20年代相比也大大降低了，比今天的情況也要低。
隻有在解釋人的生存狀態時，經濟統計數字才是有用的。這些統計數字也的確講述了一個人性化的故事，即美國社會巨大的經濟民主化。
一方麵，大多數美國人有史以來第一次有錢享受體麵的生活。我知道“體麵”這個詞有些模棱兩可，但我的意思是這樣的：在20年代已經出現了一些科技，這些科技創造出了現代生活所需要的主要的舒適與便利。若把一位現代美國人帶迴到林肯的年代，他必定會對生活品質的粗劣感到驚駭，而且錢再多也無濟於事。但若把一位現代美國人帶迴到20世紀20年代晚期，如有足夠高的收入，他會發現生活大體上是不錯的。問題是，20年代的美國人大都過不上這種不錯的生活。拿最基本的舒適條件來說：美國大多數的鄉下人仍然沒有室內衛生管道，而許多城市人不得不與別的家庭合用各種設施。洗衣機有了，但並非家家配備；私人汽車與私人電話也有了，但隻有少數家庭擁有。1936年蓋洛普機構預言說，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阿爾夫·蘭登（alndon）將大獲全勝。蓋洛普何以會犯下如此大錯？它根據的是電話調查，而當時隻有約1/3的美國住宅裝有家庭電話，而沒有電話的人傾向於支持羅斯福。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不少。
但到了50年代，盡管仍有一些美國鄉下人依賴戶外茅廁，也有一些城市家庭住在盥洗室外置的廉價公寓裏，但這明顯是少數。到1955年，大多數美國家庭擁有一輛汽車，而70%的住宅都安裝了電話。
另一方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代人的時間裏，作家菲茨傑拉德說的富人“與你我不同”很大程度上成為一句虛言，而這可謂是空前絕後的。在50年代，美國很少有人過得起一種奢華的、足以與中產
階級形成強烈反差的生活方式。富人的房子也許比大多數人的大，但他們再也沒有能力住在豪宅裏，尤其是因為他們養不起打理這些深宅大院所必需的仆人。富人與其他人在服飾上的傳統差異基本消失了，究其原因，一是普通工人已有錢購買（並清洗）好衣服；二是富人再也無法維持舊日的穿衣方式，那需要大群仆役來服侍他們上裝與卸裝。富人傳統上在出行快捷方麵享有優勢，直到今天人們還稱高檔店鋪是開給“馬車顧主”的，而在汽車普及之後，連這個優勢也消失了。
如果說上述的一切都給美國人帶來一種新的尊嚴感，我想這不是一種浪漫的想象。我們對“長鍍金年代”的美國所知的一切都說明，盡管這個國家有民主的意識形態，但那是一個階層觀念很強的社會，當時
扭轉乾坤的當然是“大蕭條”，否則“新政”絕無可能。但迴首過往，我們也可看到，早在蕭條爆發之前，就已有了一些促進社會平等化的溫和舉動，不過這些舉動不是在聯邦層麵，而是在州層麵。早在1901年，馬裏蘭州就通過了一項勞工補償法，規定雇主應交出一些資金，負工傷的工人有權從中獲得補償，但該法被宣布違憲。紐約州1910年的立法也被法院以同樣的方式掃地出門。但1911~1913年，有13個州成功地建立了基本的勞工補償體係，同期還有幾個州為寡婦及其子女設立了基本的救助計劃。
接著是養老福利。1923年蒙大拿、賓夕法尼亞和內華達三州通過了《養老金法》。但在後麵兩個州，該法很快便被法院扼殺。不過，到1928年已有11個州建立了一定形式的退休金計劃，這可謂是社會保障製度的某種先聲。20世紀20年代末，當蕭條的衝擊來臨時，失業保險得到推動，威斯康星州於1932年創立了最早的失業保險計劃。這些計劃資金不多，覆蓋人數很少，但盡管如此，它們的確樹立了社會保險的準則，也為“新政”積累了經驗。
有些令人奇怪的是，聯邦政府到“大蕭條”爆發後許多年才著手采取類似的行動。胡佛以在歐洲的戰後救濟工作得享盛名，但麵臨舉國性的危機，他卻堅持不采取任何重大舉動來提供國內救助。
最終，推動真正自由主義計劃的政治意願與領導力都具備了。布賴恩政治生涯中最後一件大事就是在斯科普斯審判中痛斥進化論。要挑戰“鍍金年代”的美國，布賴恩是個錯誤的人選，而恰在他失敗的地方，羅斯福成為生逢其時的正確人選。在他領導下，美國社會的性質大大改觀。
[2]比較一下紐約市下東區的移民公寓博物館（lowereastsidetenementmuseum）裏陳設的不同時期的公寓房間複原件，便可看出，縱使在貧民區，生活質量也在不斷提高。
03平等的社會是如何打造的
中產階級的畫像
稅收把富人壓垮了
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人
讓人匪夷所思的戰時工資
誰在篡改曆史
在1953年，《時代》雜誌稱：“唯有從鮮與記者謀麵的民眾那裏，才能獲得有關本國政治未來與經濟方向的真實資訊。”在這樣的口號下，《時代》派出一位特約編輯阿爾文·約瑟夫（alvinjosephy）進行一次全國旅行，他的使命就是感受美國。
他描繪的畫麵與1929年的美國大相徑庭。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是個兩極分化的國家，少數人極為富有，而大眾生活困苦；50年代的美國則煥然一新。《時代》報道的開頭如下：“就算在最小的城鎮、最偏遠的地域，美國都穿著一套非常繁榮的、中產階級的衣飾……人們並沒有變得富裕，但能維持生計的人從未有如此之多。”20年代的美國是一個政治兩極對立的國家，占優勢的右翼與做困獸之鬥的左翼劇烈分化；50年代的美國是個政治中庸的國家，“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的見解與政治思維驚人一致”。工會已成為上層建築中的穩定機構。農民快活地告訴這位從《時代》雜誌來的人，如果農業補貼是社會主義的話，他們就是社會主義者。
這位《時代》編輯的印象（美國已成為一個中產階級為主的、奉行中庸之道的國家）並沒有堅實的證據來支撐，但盡管如此，許多人都有這種類似的印象。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為其批判戰後美國價值觀的著作取名為《富裕社會》（theaffluentsociety），固然是譏諷之言，但其出發點仍然是肯定美國人大都能維持生計。幾年之後邁克爾·哈林頓創作了《另一個美國》（theotheramerica）一書，以提醒人們，事實上並非所有的美國人都是中產階級。但他之所以覺得有必要寫這麽一本書，很大的原因就是，貧困已不再是多數人的處境，並有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之勢。
我們將要看到，有數據可以支撐這些觀察家的觀感。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是個中產階級社會，這一色彩比20年代的美國強烈得多，也比今天強烈得多。盡管社會不公正仍無處不在（南方仍是種族隔離製度的天下，而且在全國，毫不掩飾的種族主義與歧視婦女是普遍現象），但普通工人及其家庭有很好的理由認為，他們正在分享這個國家的繁榮成果，而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與前一代人相比，富人的富裕程度大大降低了。
經濟史學家戈爾丁與馬戈將20~
50年代美國收入差距的縮小稱為“大壓縮”，這表現為富人與勞工階層差距的急劇縮小，以及工人工資差別的縮小。他們故意用這個提法，以與“大蕭條”相唿應，這也是很合適的：與“大蕭條”類似，這場收入差距的縮小是美國史上的決定性事件，使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發生質變。然而，“大蕭條”雖至今仍被我們銘記，“大壓縮”卻已基本被遺忘。中產階級社會的出現曾像是虛無縹緲的幻夢，但隨後就被視為理所應當、不足為奇。
現在我們生活在第二個“鍍金年代”，戰後時代的中產階級社會在快速消亡。傳統觀點認為，這雖不是好事，但卻是由我們無法掌控的力量帶來的。然而，“大壓縮”的經曆卻有力地反駁了這種宿命論的看法，它證明了政治改革能帶來更平等的收入分配，並在此過程中為民主創造更健康的氛圍。
讓我就此再多言幾句。在30年代，與今天一樣，針對采取措施緩解不平等的唿聲，保守派一條主要的反對論據是，做什麽都於事無補，也就是說，沒有什麽政策可以明顯提高勞工家庭收入占國民收入的份額，或者即便可以這麽做，也勢必會破壞經濟。然而，羅斯福與杜魯門卻以一定的方式成功地促使收入與財富急速被再分配到社會下層，從而使美國社會比之前要平等得多。並且經濟不但沒有因為這場再分配而遭到破壞，“大壓縮”還奠定了一場延續一代人的經濟大繁榮的基礎。如果他們當時能做到這一點，我們今天也應該可以再現他們的成就。
那麽他們是如何做到的？稍後我將探討幾種可能的解釋。現在，先讓我們對“大壓縮”之後，即1955年左右的美國景象進行一番更細致的審視。
中產階級的畫像
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紐約長島的“黃金海岸”—曾是“長鍍金年代”的“北岸”富人區、共和黨的金融樞紐，已然勝景不再。一些大廈或是早已被賤賣，或已被推平，為中產階級的標準化住宅區騰出地盤，或已被改造，供各種機構使用（鄉間俱樂部、療養院、宗教靜修所至今仍占據那裏的很多大地產）。其他大廈已被送給非營利機構或政府，以免於繳納房地產遺產稅。
“那些傳奇地產死於誰手？”長島的報紙《紐約日報》在剩餘建築的指南手冊中問道。該報的迴答大體正確：“三個沉重打擊：聯邦所得稅的出現；‘大蕭條’的經濟損失；美國經濟結構的變化使家仆工作的吸引力降低，而維持舒適的生活方式原本需要大量傭人。”
如果“黃金海岸”的
大廈代表了“長鍍金年代”的長島，那麽在20世紀50年代代表長島的，無疑是1947年動工的萊維特城（levittown）這一典型的戰後郊區。
以今天豪宅的標準看，威廉·萊維特當年修的房子都很小：最早的雙臥室戶型隻有750平方英尺[3]的使用麵積，沒有地下室。但這些都是私人的、單棟的住房，配好了洗衣機和其他家用電器，對美國的勞工階層而言，這些住房所提供的生活水準在過去是遙不可及的。而且這些房子建在郊區，說明普通家庭必定擁有私家車，雖然1929年未必如此，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則是確定無疑的了。
萊維特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將戰爭期間用於修造兵營的建築技術應用到民房上。但萊維特之所以認定他修的房子會有大眾市場，就是因為美國經濟的重心急劇下移，而事實上，他的判斷也是正確的。富人在1929年擁有的購買力一去不返，普通工人的購買力卻遠勝於以往任何時期。
比較20世紀20年代與50年代的統計數字是有些靠不住的，因為在福利國家出現之前，美國政府覺得沒有必要收集多少有關人們收入與開支狀況的數據。當羅斯福在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到“1/3的國民住房條件惡劣、衣衫襤褸、營養不良”時，他是在猜測，而不是宣讀官方的統計數字。實際上，美國一直沒有對貧困給出正式的官方定義，更不用說對貧困線之下的人口數目進行官方估算了。直到1964年，美國才給出了一個定義，以幫助約翰遜總統確定“偉大社會”的目標。不過，盡管存在數據方麵的局限，20~50年代，美國前所未有地變成了一個中產階級國家，這確是顯而易見的。
20世紀20~50年代，收入差異的劇烈縮小部分是由於平均化的緣故：50年代的富人要比20年代的富人窮得多。我的意思就是真正的變窮：我們不是在談論相對貧窮，即越來越跟不上收入增長的步伐，而是在談論購買力的大幅絕對下滑。50年代中期，美國1%的最富者的實際稅後收入可能要比一代人之前的水平低20%~30%，而占總人口0.1%的極富者的實際收入要比20年代的水平低一半多。50年代中期1%最富者的實際稅前收入約與1929年相同，而0.1%極富者的稅前收入下降了約40%，對富人征收的所得稅稅率劇增。
與此同時，中等家庭的實際收入自1929年以來大體上翻了一番，大多數家庭不僅提高了收入，生活也更有保障。雇主提供各種新型的福利，如醫
療保險和退休金計劃：戰前隻有極少數美國人享有醫療保險，但到1955年，60%以上的人至少享有最基本的醫療保險，即償付住院費用的保險。並且由於聯邦政府為失業工人提供失業保險、為退休者提供社會保障等關鍵的福利措施，私人就業新獲得的保障也增強了。
所以相比於20年代，50年代的美國勞動者的境況要好得多，但經濟精英的境況卻變差了，並且美國勞動者內部的經濟差距也縮小了。現有的數據表明，到20世紀50年代，不熟練及半熟練工人（例如裝配線上的工人）與機械師等較熟練工人的薪酬差距大大縮小。律師、工程師等受過正式教育的雇員相對於體力勞工的薪酬優勢與20年代相比也大大降低了，比今天的情況也要低。
隻有在解釋人的生存狀態時，經濟統計數字才是有用的。這些統計數字也的確講述了一個人性化的故事，即美國社會巨大的經濟民主化。
一方麵，大多數美國人有史以來第一次有錢享受體麵的生活。我知道“體麵”這個詞有些模棱兩可，但我的意思是這樣的：在20年代已經出現了一些科技，這些科技創造出了現代生活所需要的主要的舒適與便利。若把一位現代美國人帶迴到林肯的年代，他必定會對生活品質的粗劣感到驚駭，而且錢再多也無濟於事。但若把一位現代美國人帶迴到20世紀20年代晚期，如有足夠高的收入，他會發現生活大體上是不錯的。問題是，20年代的美國人大都過不上這種不錯的生活。拿最基本的舒適條件來說：美國大多數的鄉下人仍然沒有室內衛生管道，而許多城市人不得不與別的家庭合用各種設施。洗衣機有了，但並非家家配備；私人汽車與私人電話也有了，但隻有少數家庭擁有。1936年蓋洛普機構預言說，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阿爾夫·蘭登（alndon）將大獲全勝。蓋洛普何以會犯下如此大錯？它根據的是電話調查，而當時隻有約1/3的美國住宅裝有家庭電話，而沒有電話的人傾向於支持羅斯福。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不少。
但到了50年代，盡管仍有一些美國鄉下人依賴戶外茅廁，也有一些城市家庭住在盥洗室外置的廉價公寓裏，但這明顯是少數。到1955年，大多數美國家庭擁有一輛汽車，而70%的住宅都安裝了電話。
另一方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代人的時間裏，作家菲茨傑拉德說的富人“與你我不同”很大程度上成為一句虛言，而這可謂是空前絕後的。在50年代，美國很少有人過得起一種奢華的、足以與中產
階級形成強烈反差的生活方式。富人的房子也許比大多數人的大，但他們再也沒有能力住在豪宅裏，尤其是因為他們養不起打理這些深宅大院所必需的仆人。富人與其他人在服飾上的傳統差異基本消失了，究其原因，一是普通工人已有錢購買（並清洗）好衣服；二是富人再也無法維持舊日的穿衣方式，那需要大群仆役來服侍他們上裝與卸裝。富人傳統上在出行快捷方麵享有優勢，直到今天人們還稱高檔店鋪是開給“馬車顧主”的，而在汽車普及之後，連這個優勢也消失了。
如果說上述的一切都給美國人帶來一種新的尊嚴感，我想這不是一種浪漫的想象。我們對“長鍍金年代”的美國所知的一切都說明，盡管這個國家有民主的意識形態，但那是一個階層觀念很強的社會，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