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眾的視線。
輕鬆的寡頭政治成為一種長久的模式，但1896年的大選卻打破了這種模式。一時間，平民主義似乎確實對財閥統治構成了嚴峻的挑戰。但平民主義失敗了，其原因不單是當時的政治體製青睞那些資金雄厚、組織完備的人,也是因為平民主義的領導層缺乏一種將那些可從改變中獲益的不同群體連接起來、彌合其分歧的能力。在種族與地域千差萬別的淺水區航行時，平民主義這艘船擱淺了。
美國的政治裂痕
商業利益階層與富人在1896年的恐懼並非反映過激：許多美國人對自身處境深感憤慨。農民受糧價下跌、債務纏身之苦，怨聲載道，躁動不安。許多產業工人也是如此，他們或是丟失了工作，或是在1893年市場恐慌之後的經濟衰退中被削減了薪資。雖說在那個年代，用武力對付工人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盡管如此，霍姆斯特德鋼廠罷工與普爾曼罷工遭遇的鎮壓之殘暴也是駭人聽聞的。
但最終，身為民主黨人並獲人民黨提名的布賴恩依然失敗。財力的缺乏與選舉造假的泛濫是他失敗的重要因素，但同樣明顯的是，布賴恩也未能將美國怨言滿腹的各個群體結合起來，組成一個有影響力的聯盟。
這不足為怪。“鍍金年代”經濟秩序中的輸家，也就是最終從“新政”中獲益巨大的那些群體，是沿著三條斷層分裂開來的。在1896年，這三條斷層或許是無法彌合的，而且布賴恩這樣的人肯定也不是能夠彌合這三條斷層的合適人選。
首要的一條便是城鄉分割。雖然1896年的美國已是一個工業強國，但人們大多依然以土地為生。1890年，64%的美國人住在鄉下，還有14%的人住在2.5萬人以下的城鎮。城市居民的政治影響力與日俱增，但即便晚至1930年，美國的大多數選民依然來自農村與小城鎮。
然而，要組織一個有影響的革新聯盟，就需要城市工人，因為單一的農村運動無力贏得白宮。但人民黨人來自美國農村與小城鎮，幾乎無人知道如何去爭取城市裏的潛在盟友。布賴恩決定，幾乎全盤以銀幣的自由鑄造問題作為競選主題，實際上是要求采取刺激通貨膨脹的政策，以降低農民的債務負擔，但此事與城市工人完全無關。
農民與城市工人無法協力並進的一個原因就是，移民與土生土長者之間的文化與社會鴻溝。移民占人口的比例在1910年達到14.7%的高峰，他們大都住在城市地區，尤其集中在最大的城市裏
。那一年，41%的紐約居民是在外國出生的。本土的美國人的確將這些移民視為外國人。直到20世紀愛爾蘭人還被看成寓居的外人：1928年愛爾蘭裔美國天主教徒阿爾·史密斯（alsmith）競選時，就遭“三k黨”人以燃燒的十字架對待。那時，愛爾蘭人已經是美國種族混合體裏年代久遠、根基深厚的一部分，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主要移民人群，即意大利人、波蘭人、猶太人等族裔還不如愛爾蘭人的境遇。當時人們以同樣的敵意對待這些移民，聲稱他們永遠不會成為真正的美國人；眼下墨西哥移民所遭遇的最偏激的對待也具有相同的特點。
20世紀20年代，美國農民與移民的互不理解因為禁酒令而變得更加嚴重。現在很難理解那時的人們為何要將酒視為洪水猛獸，極度的恐懼甚至促發了一項憲法修正案（我們需要時刻謹記，我們所認定的本應主宰昔日美國政治的重大議題，常常被一些事後看起來很荒誕的爭議擠出公共視野）。而且農村抵製釀酒的地方往往也是禁酒運動如火如荼的地方：堪薩斯州既是平民主義的誕生地，也是禁酒令的故鄉。有人也許會說，禁酒令就是最初拿“價值觀”做文章的例子，它經過了天衣無縫的策劃，目的是要在貧窮的新教農民與貧窮的城市工人之間打入一個楔子，後者有許多來自天主教文化圈，將飲酒視為一種正常的、毫不奇怪的生活方式。但公允地說，當時的兩黨都因禁酒令而分裂。
貧窮的白人與黑人之間的裂痕是最難以彌合的。作為一個現實問題，這隻受到南方人民黨人的關注，因為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黑人在南方之外的比例很小。但在南方，黑人占人口的1/3，絕大多數是窮困的農民。白人農民與另一膚色的農民有許多共同的經濟利益，他們會否與後者協力並進呢？
長遠地看，答案是否定的。本書的主題之一將是，種族敵對在很大程度上對美國政治產生了廣泛、深入而且惡劣的影響，基本上是讓保守派獲益。但也可看看當初有可能走的另一條道路。南方人民黨人的領袖、佐治亞州的湯姆·沃森（tomwatson）在1892年不同凡響的《南方黑人問題》一文中唿籲兩個種族結盟。
為何黑人受到的宣教總是：他的白人鄰居恨他，而敲骨吸髓地對他征稅的北方人愛他？我的佃戶為何不能將我當成朋友，反而要把那剝削我們兩人的製造商視為朋友？為什麽我們要長期實施將黑人推向北方政治家懷抱的政策……20年來，南方原本每時每刻都可以將金錢勢力棄如敝屣，耐
心地教導黑人，倘若我們的體製不傷害他們，我們在其中也不會境遇悲涼；倘若我們的法律不能給他們帶來福祉，那麽在這樣的法律之下，我們也不會繁盛興隆……因此在我看來，結論似乎是：南方的兩個種族努力掙脫壓在他們身上的重負。他們會意識到，導致各自處境的原因相同，解救之道也相同；在廢棄惡法、訂立良法的努力中，他們應彼此互助，他們應結成政治盟友，一損俱損。伸張正義，對彼此都有利。而基於互利、互諒與互助的一般性準則采取行動，將使今日變為未來和平與繁榮的基石。但沃森提議的聯盟從未成形。在1896年贏得人民黨與民主黨的共同提名，使他可以同時代表兩黨參選，而當時沃森隻在布賴恩的人民黨候選名單上是副總統提名人。在民主黨候選名單上，布賴恩選擇了一位保守的南方人做競選搭檔。於是，組建一個跨越種族鴻溝的平民主義聯盟的機會就失去了，這個機會直到幾十年後才重現。沃森本人在晚年變成了一個粗暴的種族主義者，也是反天主教、反猶分子。
19世紀90年代重創平民主義的裂痕，一直到20世紀20年代還在重創改革者，隻需看看1924年和1928年的總統大選就一目了然。1924年，由於城鄉之間的水火不容，民主黨大會至少需投票103次才能選定一名候選人。紐約州州長、愛爾蘭裔天主教徒阿爾·史密斯代表了民主黨的未來。但在大會上，他遭到了伍德羅·威爾遜之婿威廉·麥卡杜的反對。麥卡杜本是個公司法方麵的律師，卻改頭換麵成為一名文化平民主義分子—這樣的事情在今天很常見。正如阿瑟·施萊辛格所說的，他“照著布賴恩的形象打扮自己……他迎合‘聖經地帶’（指美國南部與中西部新教正統派流行的一些州。—譯者注）的宗教狂熱。他甚至小心地對‘三k黨’不置可否”。在大會上曾有人提議將譴責“三k黨”的內容寫入會議綱領，卻以一票之差遭到了否決。最後史密斯和麥卡杜均未獲提名，勝出者是位折中派候選人、西弗吉尼亞州的約翰·戴維斯。副總統提名人是布賴恩的弟弟。不用說，這個競選組合最後一敗塗地。
四年後，史密斯在第一輪投票中即輕鬆獲得提名，但舊日冤仇很快再度露頭。一位田納西州的民主黨人致信麥卡杜說，史密斯打算取悅以下人：“外國人，他們覺得‘盎格魯—撒克遜’血統的舊日美國令人憎恨，必須將其打倒在地、加以羞辱；北方黑人，他們渴望在社會上平起平坐，贏得種族優勢；天主教徒，有人讓他們相信，他們有資格入主白宮；猶太人，也將有人向他們灌輸這樣
的感覺，即上帝的選民嚴懲舊日美國的時機已到。”在選戰中，“三k黨”一直在煽動反天主教情緒—在史密斯的車隊駛過俄克拉何馬州時，他能看到熊熊燃燒的十字架。那個年代南方一般是民主黨的堅實地盤，但史密斯還是輸掉了所有的邊界州，以及舊邦聯的五個州。
簡言之，和今天的美國一樣，在整個“長鍍金年代”，經濟利益相同的人群由於內部的文化與種族裂痕，無法對極端的貧富分化構成有影響力的政治挑戰。今昔的區別在於，“長鍍金年代”的裂痕比今天要大很多。在那時，即便在政界領袖裏，眼界能超越這些裂痕的人也比較少。這就讓我們看到“長鍍金年代”的另一個特征：保守的反政府意識形態在思想上的統治。
保守派的思想統治
1923年1月7日的《紐約時報》登載了一篇名為《國家稅負日增，威脅國民福利》的專論。該文用了頭號大標題，還有如下的大吹大擂：“世界各國增長率公布：美國人均聯邦稅為戰前之6倍，公共開支劇增。”該文認為，之前10年的支出增長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並給出不祥的警告：“在轟鳴的槍炮聲停息時，公共開支規模依舊維持高位。其結果是，沉重的稅負繼續導致各國資源的大量流失。”值得注意的是，該文是作為新聞而非評論刊發的。它介紹了“全美工業會議”的一份研究成果，展示了過度征稅的惡劣影響，但絕口不提該研究結論是否會遭人質疑。
而大標題掩蓋的實際情況是，聯邦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比例從戰前的2%上升到戰後的4.7%。這一增長基本與戰爭有關，即便在“轟鳴的槍炮聲停息”後，仍有戰時債務要還，有退伍軍人津貼要付。與戰爭無關的開支的確上升了，但隻是從戰前占gnp的0.6%上升到戰後的0.9%。而且到20世紀20年代末，在共和黨重新主宰政壇10年之後，與戰爭無關的開支占gnp的比例又降迴戰前水平。
今天的自由派經常抱怨，保守主義運動已經成功地將反政府的意識形態植入了人們的潛意識，本書後麵的幾章將進一步討論這種觀點。但在“長鍍金年代”，反政府意識形態要比現在嚴重得多，估計今天的保守派也要為之羨慕。在那個時代，正式的評論也都持以下的觀點：征稅會產生破壞性經濟影響；緩解貧困與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是很不負責任的；如有人主張放任資本主義是不公正的，應加以改善，那麽他一定是個沾染了歐洲理念的危險激進分子。
我們不應忽視一點
，當時確有不少真正危險的激進分子。具體來說，在“長鍍金年代”，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後，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肯定比今天多得多。他們的人數盡管並不足以發動一場革命，但卻為保守派多提供了一個阻礙改革的理由。1919年，一枚炸彈在首席檢察官米切爾·帕爾默的家門口爆炸，美國政府隨即開始了臭名昭著的“帕爾默搜捕”，逮捕了數千名疑似從事激進活動的人。和“9·11”事件後一度籠罩美國的談虎色變的情緒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紅色恐慌”也導致普通的自由主義者遭到懷疑和恐嚇。普通自由派認為，可以使資本主義更為公正，而不至於將其廢除。無論如何，當時這派的人數很少。
當時，這隻是美國人的視覺盲點。早在1881年，俾斯麥便描述了一套我們今天稱之為福利國家體製的基本原理。在他看來，可用這套體製來安撫社會下層，鞏固德皇的統治。他說，政府“也應在國民中為數最多、教育程度最低的無產階層裏培育這一理念，即國家不隻是個不得已而建的機構，還是個福利機構。必須通過明顯而直接的利益來引導他們對國家的看法，即國家不是一個單為保護社會上層而構建的機構，也是一個為他們的需求與利益服務的機構”。以俾斯麥的德國為先驅，歐洲人早就開始實施類似“新政”的政策，而美國政界當時對此還毫無準備、毫無概念。具體而言，英國於1908年建立了一個有限的養老保險體係，1911年又建立了一個醫療保險體係。法國初步實施了獨具特色的國家福利製度。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德法三國社會計劃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便高於美國，這種情況直到20世紀30年代末才改變。
當時的美國仍是自由企業信條一統天下，其優勢地位甚為明顯，這成為不利於民主黨的另一因素。固然，史密斯在1928年的失敗與他的頑固關係甚大，但民主黨內的民粹分子對他感到灰心失望還有另一個重大理由：史密斯獲提名後的第一個舉動就是對主流的經濟意識形態表忠心。他選擇約翰·拉斯科布做競選主管。此人是一位共和黨人、工業家，與自由派唯一明顯的共同立場就是都反對禁酒令。史密斯還任命另外4位百萬富翁出任競選班子的領導。事實上，史密斯在選戰中將胡佛描繪成一個準備向商界強加政府管製的危險人物，希望以此博得商界的支持。本質上史密斯是作為一個“波旁民主黨人”競選的。同之前的“波旁派”一樣，他有可堪匹敵的財力：民主黨人花費了530萬美元，共和黨是630萬美元。但史密斯的政綱毫
無獨特之處，終遭慘敗。
隨著時光的流逝，史密斯日益沉溺於保守主義的教條。在1932年的民主黨提名戰中，他為商界代言，反對變革，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自己的失敗。門肯的評述最為一針見血：“結交富人明顯動搖、改變了他。他已成為一個高爾夫球手。”
羅斯福“新政”的根源
1928年美國大選之後，似乎保守派已打遍天下無敵手，自由主義已無力迴天，在一位現代的觀察家看來，這樣的政治氣氛與不久前的記憶相仿：2004年大選之
輕鬆的寡頭政治成為一種長久的模式，但1896年的大選卻打破了這種模式。一時間，平民主義似乎確實對財閥統治構成了嚴峻的挑戰。但平民主義失敗了，其原因不單是當時的政治體製青睞那些資金雄厚、組織完備的人,也是因為平民主義的領導層缺乏一種將那些可從改變中獲益的不同群體連接起來、彌合其分歧的能力。在種族與地域千差萬別的淺水區航行時，平民主義這艘船擱淺了。
美國的政治裂痕
商業利益階層與富人在1896年的恐懼並非反映過激：許多美國人對自身處境深感憤慨。農民受糧價下跌、債務纏身之苦，怨聲載道，躁動不安。許多產業工人也是如此，他們或是丟失了工作，或是在1893年市場恐慌之後的經濟衰退中被削減了薪資。雖說在那個年代，用武力對付工人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盡管如此，霍姆斯特德鋼廠罷工與普爾曼罷工遭遇的鎮壓之殘暴也是駭人聽聞的。
但最終，身為民主黨人並獲人民黨提名的布賴恩依然失敗。財力的缺乏與選舉造假的泛濫是他失敗的重要因素，但同樣明顯的是，布賴恩也未能將美國怨言滿腹的各個群體結合起來，組成一個有影響力的聯盟。
這不足為怪。“鍍金年代”經濟秩序中的輸家，也就是最終從“新政”中獲益巨大的那些群體，是沿著三條斷層分裂開來的。在1896年，這三條斷層或許是無法彌合的，而且布賴恩這樣的人肯定也不是能夠彌合這三條斷層的合適人選。
首要的一條便是城鄉分割。雖然1896年的美國已是一個工業強國，但人們大多依然以土地為生。1890年，64%的美國人住在鄉下，還有14%的人住在2.5萬人以下的城鎮。城市居民的政治影響力與日俱增，但即便晚至1930年，美國的大多數選民依然來自農村與小城鎮。
然而，要組織一個有影響的革新聯盟，就需要城市工人，因為單一的農村運動無力贏得白宮。但人民黨人來自美國農村與小城鎮，幾乎無人知道如何去爭取城市裏的潛在盟友。布賴恩決定，幾乎全盤以銀幣的自由鑄造問題作為競選主題，實際上是要求采取刺激通貨膨脹的政策，以降低農民的債務負擔，但此事與城市工人完全無關。
農民與城市工人無法協力並進的一個原因就是，移民與土生土長者之間的文化與社會鴻溝。移民占人口的比例在1910年達到14.7%的高峰，他們大都住在城市地區，尤其集中在最大的城市裏
。那一年，41%的紐約居民是在外國出生的。本土的美國人的確將這些移民視為外國人。直到20世紀愛爾蘭人還被看成寓居的外人：1928年愛爾蘭裔美國天主教徒阿爾·史密斯（alsmith）競選時，就遭“三k黨”人以燃燒的十字架對待。那時，愛爾蘭人已經是美國種族混合體裏年代久遠、根基深厚的一部分，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主要移民人群，即意大利人、波蘭人、猶太人等族裔還不如愛爾蘭人的境遇。當時人們以同樣的敵意對待這些移民，聲稱他們永遠不會成為真正的美國人；眼下墨西哥移民所遭遇的最偏激的對待也具有相同的特點。
20世紀20年代，美國農民與移民的互不理解因為禁酒令而變得更加嚴重。現在很難理解那時的人們為何要將酒視為洪水猛獸，極度的恐懼甚至促發了一項憲法修正案（我們需要時刻謹記，我們所認定的本應主宰昔日美國政治的重大議題，常常被一些事後看起來很荒誕的爭議擠出公共視野）。而且農村抵製釀酒的地方往往也是禁酒運動如火如荼的地方：堪薩斯州既是平民主義的誕生地，也是禁酒令的故鄉。有人也許會說，禁酒令就是最初拿“價值觀”做文章的例子，它經過了天衣無縫的策劃，目的是要在貧窮的新教農民與貧窮的城市工人之間打入一個楔子，後者有許多來自天主教文化圈，將飲酒視為一種正常的、毫不奇怪的生活方式。但公允地說，當時的兩黨都因禁酒令而分裂。
貧窮的白人與黑人之間的裂痕是最難以彌合的。作為一個現實問題，這隻受到南方人民黨人的關注，因為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黑人在南方之外的比例很小。但在南方，黑人占人口的1/3，絕大多數是窮困的農民。白人農民與另一膚色的農民有許多共同的經濟利益，他們會否與後者協力並進呢？
長遠地看，答案是否定的。本書的主題之一將是，種族敵對在很大程度上對美國政治產生了廣泛、深入而且惡劣的影響，基本上是讓保守派獲益。但也可看看當初有可能走的另一條道路。南方人民黨人的領袖、佐治亞州的湯姆·沃森（tomwatson）在1892年不同凡響的《南方黑人問題》一文中唿籲兩個種族結盟。
為何黑人受到的宣教總是：他的白人鄰居恨他，而敲骨吸髓地對他征稅的北方人愛他？我的佃戶為何不能將我當成朋友，反而要把那剝削我們兩人的製造商視為朋友？為什麽我們要長期實施將黑人推向北方政治家懷抱的政策……20年來，南方原本每時每刻都可以將金錢勢力棄如敝屣，耐
心地教導黑人，倘若我們的體製不傷害他們，我們在其中也不會境遇悲涼；倘若我們的法律不能給他們帶來福祉，那麽在這樣的法律之下，我們也不會繁盛興隆……因此在我看來，結論似乎是：南方的兩個種族努力掙脫壓在他們身上的重負。他們會意識到，導致各自處境的原因相同，解救之道也相同；在廢棄惡法、訂立良法的努力中，他們應彼此互助，他們應結成政治盟友，一損俱損。伸張正義，對彼此都有利。而基於互利、互諒與互助的一般性準則采取行動，將使今日變為未來和平與繁榮的基石。但沃森提議的聯盟從未成形。在1896年贏得人民黨與民主黨的共同提名，使他可以同時代表兩黨參選，而當時沃森隻在布賴恩的人民黨候選名單上是副總統提名人。在民主黨候選名單上，布賴恩選擇了一位保守的南方人做競選搭檔。於是，組建一個跨越種族鴻溝的平民主義聯盟的機會就失去了，這個機會直到幾十年後才重現。沃森本人在晚年變成了一個粗暴的種族主義者，也是反天主教、反猶分子。
19世紀90年代重創平民主義的裂痕，一直到20世紀20年代還在重創改革者，隻需看看1924年和1928年的總統大選就一目了然。1924年，由於城鄉之間的水火不容，民主黨大會至少需投票103次才能選定一名候選人。紐約州州長、愛爾蘭裔天主教徒阿爾·史密斯代表了民主黨的未來。但在大會上，他遭到了伍德羅·威爾遜之婿威廉·麥卡杜的反對。麥卡杜本是個公司法方麵的律師，卻改頭換麵成為一名文化平民主義分子—這樣的事情在今天很常見。正如阿瑟·施萊辛格所說的，他“照著布賴恩的形象打扮自己……他迎合‘聖經地帶’（指美國南部與中西部新教正統派流行的一些州。—譯者注）的宗教狂熱。他甚至小心地對‘三k黨’不置可否”。在大會上曾有人提議將譴責“三k黨”的內容寫入會議綱領，卻以一票之差遭到了否決。最後史密斯和麥卡杜均未獲提名，勝出者是位折中派候選人、西弗吉尼亞州的約翰·戴維斯。副總統提名人是布賴恩的弟弟。不用說，這個競選組合最後一敗塗地。
四年後，史密斯在第一輪投票中即輕鬆獲得提名，但舊日冤仇很快再度露頭。一位田納西州的民主黨人致信麥卡杜說，史密斯打算取悅以下人：“外國人，他們覺得‘盎格魯—撒克遜’血統的舊日美國令人憎恨，必須將其打倒在地、加以羞辱；北方黑人，他們渴望在社會上平起平坐，贏得種族優勢；天主教徒，有人讓他們相信，他們有資格入主白宮；猶太人，也將有人向他們灌輸這樣
的感覺，即上帝的選民嚴懲舊日美國的時機已到。”在選戰中，“三k黨”一直在煽動反天主教情緒—在史密斯的車隊駛過俄克拉何馬州時，他能看到熊熊燃燒的十字架。那個年代南方一般是民主黨的堅實地盤，但史密斯還是輸掉了所有的邊界州，以及舊邦聯的五個州。
簡言之，和今天的美國一樣，在整個“長鍍金年代”，經濟利益相同的人群由於內部的文化與種族裂痕，無法對極端的貧富分化構成有影響力的政治挑戰。今昔的區別在於，“長鍍金年代”的裂痕比今天要大很多。在那時，即便在政界領袖裏，眼界能超越這些裂痕的人也比較少。這就讓我們看到“長鍍金年代”的另一個特征：保守的反政府意識形態在思想上的統治。
保守派的思想統治
1923年1月7日的《紐約時報》登載了一篇名為《國家稅負日增，威脅國民福利》的專論。該文用了頭號大標題，還有如下的大吹大擂：“世界各國增長率公布：美國人均聯邦稅為戰前之6倍，公共開支劇增。”該文認為，之前10年的支出增長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並給出不祥的警告：“在轟鳴的槍炮聲停息時，公共開支規模依舊維持高位。其結果是，沉重的稅負繼續導致各國資源的大量流失。”值得注意的是，該文是作為新聞而非評論刊發的。它介紹了“全美工業會議”的一份研究成果，展示了過度征稅的惡劣影響，但絕口不提該研究結論是否會遭人質疑。
而大標題掩蓋的實際情況是，聯邦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比例從戰前的2%上升到戰後的4.7%。這一增長基本與戰爭有關，即便在“轟鳴的槍炮聲停息”後，仍有戰時債務要還，有退伍軍人津貼要付。與戰爭無關的開支的確上升了，但隻是從戰前占gnp的0.6%上升到戰後的0.9%。而且到20世紀20年代末，在共和黨重新主宰政壇10年之後，與戰爭無關的開支占gnp的比例又降迴戰前水平。
今天的自由派經常抱怨，保守主義運動已經成功地將反政府的意識形態植入了人們的潛意識，本書後麵的幾章將進一步討論這種觀點。但在“長鍍金年代”，反政府意識形態要比現在嚴重得多，估計今天的保守派也要為之羨慕。在那個時代，正式的評論也都持以下的觀點：征稅會產生破壞性經濟影響；緩解貧困與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是很不負責任的；如有人主張放任資本主義是不公正的，應加以改善，那麽他一定是個沾染了歐洲理念的危險激進分子。
我們不應忽視一點
，當時確有不少真正危險的激進分子。具體來說，在“長鍍金年代”，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後，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肯定比今天多得多。他們的人數盡管並不足以發動一場革命，但卻為保守派多提供了一個阻礙改革的理由。1919年，一枚炸彈在首席檢察官米切爾·帕爾默的家門口爆炸，美國政府隨即開始了臭名昭著的“帕爾默搜捕”，逮捕了數千名疑似從事激進活動的人。和“9·11”事件後一度籠罩美國的談虎色變的情緒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紅色恐慌”也導致普通的自由主義者遭到懷疑和恐嚇。普通自由派認為，可以使資本主義更為公正，而不至於將其廢除。無論如何，當時這派的人數很少。
當時，這隻是美國人的視覺盲點。早在1881年，俾斯麥便描述了一套我們今天稱之為福利國家體製的基本原理。在他看來，可用這套體製來安撫社會下層，鞏固德皇的統治。他說，政府“也應在國民中為數最多、教育程度最低的無產階層裏培育這一理念，即國家不隻是個不得已而建的機構，還是個福利機構。必須通過明顯而直接的利益來引導他們對國家的看法，即國家不是一個單為保護社會上層而構建的機構，也是一個為他們的需求與利益服務的機構”。以俾斯麥的德國為先驅，歐洲人早就開始實施類似“新政”的政策，而美國政界當時對此還毫無準備、毫無概念。具體而言，英國於1908年建立了一個有限的養老保險體係，1911年又建立了一個醫療保險體係。法國初步實施了獨具特色的國家福利製度。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德法三國社會計劃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便高於美國，這種情況直到20世紀30年代末才改變。
當時的美國仍是自由企業信條一統天下，其優勢地位甚為明顯，這成為不利於民主黨的另一因素。固然，史密斯在1928年的失敗與他的頑固關係甚大，但民主黨內的民粹分子對他感到灰心失望還有另一個重大理由：史密斯獲提名後的第一個舉動就是對主流的經濟意識形態表忠心。他選擇約翰·拉斯科布做競選主管。此人是一位共和黨人、工業家，與自由派唯一明顯的共同立場就是都反對禁酒令。史密斯還任命另外4位百萬富翁出任競選班子的領導。事實上，史密斯在選戰中將胡佛描繪成一個準備向商界強加政府管製的危險人物，希望以此博得商界的支持。本質上史密斯是作為一個“波旁民主黨人”競選的。同之前的“波旁派”一樣，他有可堪匹敵的財力：民主黨人花費了530萬美元，共和黨是630萬美元。但史密斯的政綱毫
無獨特之處，終遭慘敗。
隨著時光的流逝，史密斯日益沉溺於保守主義的教條。在1932年的民主黨提名戰中，他為商界代言，反對變革，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自己的失敗。門肯的評述最為一針見血：“結交富人明顯動搖、改變了他。他已成為一個高爾夫球手。”
羅斯福“新政”的根源
1928年美國大選之後，似乎保守派已打遍天下無敵手，自由主義已無力迴天，在一位現代的觀察家看來，這樣的政治氣氛與不久前的記憶相仿：2004年大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