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度高的工人的需求，減少了對教育程度較低的工人的需求，但當研究者對統計數字進行更深入的考察時，這一正統見解就逐漸站不住腳了。也許最驚人的發現就是，即便教育程度高的美國人，大部分的工資收入也沒有出現大幅上漲。大贏家是為數甚少的一群精英，他們僅占總人口的1%，甚至更少。因此，研究者越來越覺得，科技並非主要因素。相反，很多人開始認為，之前推動平等的社會規範與製度所受到的侵蝕，是加劇貧富不均的關鍵角色，而這一侵蝕歸根到底是由美國政治的右轉所驅動的。
第四，跨國比較提供了一種“受控試驗”。美國政治的急劇右轉在發達國家中是個特例，即便與其最接近的例子—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的英國，也遠為不及。科技革新與全球化的力量對所有人都有影響，所以如果貧富不均的加劇有政治上的根源，那麽美國的與眾不同也就理所當然了；如果這種加劇的主因是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市場力量，貧富不均的變化趨勢在整個發達世界裏就應該是類似的。但事實是，美國貧富不均的加劇之勢在發達世界裏是絕無僅有的。盡管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英國收入不均狀況迅速加劇，但仍無法與美國相比，而且在歐洲大陸和日本，不平等狀況充其量也隻有溫和的增加。
因此，政治變化似乎是問題的核心。那麽這場政治變化又是怎麽發生的呢？
保守主義一手遮天
要討論為何是小布什與切尼最終執掌美國，還要追溯到半世紀之前的一段歲月，當時由年輕的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f.buckley）編輯的《國家評論》（nationalreview），還在為美國南部有權阻止黑人投票進行辯護—“白人有這樣的權利，因為就目前而言，白人是高等種族”，並把以教會與所有權的名義推翻民選政府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讚譽為“真正的民族英雄”。當時艾森豪威爾等共和黨領袖決定不挑戰羅斯福的遺業，這是引發這場被稱為“新保守主義”的小規模運動的主要原因。
多年之後，這場小規模運動發展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支持者與反對者皆稱之為“保守主義運動”。該運動由各種人員與機構組成，其網絡覆蓋麵遠遠超越了通常觀念裏的政治生活：除共和黨與共和黨政治家外，保守主義運動還包括傳媒機構、智庫、出版社等。人們可以在這個網絡裏度過整個職業生涯，而且有人的確是這麽做的。他們知道不管發生什麽事，隻要保持政治忠誠，便能得到迴報。倘若一
名自由主義者辦砸了一場戰爭，然後又違反道德準則獎賞自己的情人，他也許會擔憂自己的就業前景，但共和黨人保羅·沃爾福威茨卻沒有這種憂慮，因為美國企業研究所早已放了一把交椅，等著他來坐。
曾有不少共和黨政治家遊離於保守主義運動之外，但現已寥寥無幾，主要原因是，若有人被認為在政治上不可靠，日子就會相當難過。林肯·查菲（lincolnchafee）就是個例子。他是羅德島前參議員、一位溫和派，在2006年的初選中遭遇了來自右翼的肮髒挑戰，從而在普選中失利。雖說為了保持對參議院的控製權，共和黨明顯也很需要查菲，但為懲罰異己，他們在所不惜。
金錢是保守主義運動的黏合劑，而資金主要是由一小群超級富豪和一些大公司提供的。所有這些人都注定會從貧富不均的加劇、累進稅製的廢除與福利國家的倒退中獲益，簡言之，從“新政”的逆轉中獲益。保守主義運動的核心工作不外乎將時間往迴調，逆轉那些抑製不平等的經濟政策。反稅活動分子、保守主義運動的關鍵人物之一格魯夫·諾克斯特（grovernorquist）曾透露說，他想把美國帶迴到“社會主義者奪權，即泰迪·羅斯福[1]上台前的美國。所得稅、遺產稅、管製，這一切統統取消”。
保守主義運動說到底是要逆轉損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所以從根本上講，它是反民主的。但不論當年這一運動的創始人對佛朗哥的行事方式有多麽崇拜，在美國，畢竟要通過選舉才能取得政治權力。如果潛在的捐款人依然認為，鼓吹可能拉大貧富差距的經濟政策在政治上是自尋死路—在巴裏·戈德華特（barrygoldwater）於1964年大選中慘敗後，他們有絕對的理由這麽想—就絕不會有人投入這麽多的錢。保守主義運動之所以能從美國政界的一個小配角變成主角，就是因為它已證明自己有能力贏得選舉。
羅納德·裏根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他在1964年開始政治生涯的演講“抉擇的時機”（atimeforchoosing），以及在1966年成功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過程中發表的一係列演講，都預示了一些政治策略，在其後的40年間，這些策略將為他以及其他保守主義運動的成員服務。後世為裏根歌功頌德的人將他描繪成秉持保守主義高尚準則的模範，但他根本就不是那種人。裏根早期政治成功的要訣是迎合人們在族群與性別上的焦慮感，拿人們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做文章，而且最重要的是，
以隱秘的方式利用白人對民權運動及其影響的逆反情緒，從中漁利。
本書要傳達的主要信息之一是，在我生長於斯的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事情，本質上都與種族有關—也許很多讀者會對此感到不適。美國為何是唯一不向全體公民提供醫療保障的發達國家？原因就在於美國的原罪，即奴隸製的遺留影響。在發達國家中，為何隻有美國存在一個想要逆轉福利國家的主要政黨？原因就在於白人對民權運動的不滿。裏根在密西西比州的費城鎮以一篇主張州權的演講開始了他在1980年的競選之路，而這裏正是三位民權活動者遇害的地方；紐特·金裏奇（newtgingrich）之所以能完全掌控國會，就是因為發生了“南方大倒戈”，即南方白人從壓倒性地支持民主黨轉向壓倒性地支持共和黨。
我們需要自由主義的“新政”
在2004年大選後的幾個月裏，我承受著一些來自新聞界同行的壓力。他們說，我不應再花這麽多的時間來批評小布什政府以及普通的保守派。“選舉說明了一些事。”他們告訴我。但現在迴頭來看，2004年大選越來越像是保守主義運動的最後一場狂歡。
共和黨在2002年中期選舉中大獲全勝，靠的是竭盡所能地拿恐怖主義做文章。現在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小布什把我們拖入伊拉克戰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想讓戰爭心理一直籠罩在人們心頭，同時他還希望，猶如探囊取物般地打一場勝仗，將有利於他的競選連任。或許伊拉克戰爭的確為小布什贏得了2004年的大選，雖說當時的戰局已有惡化之勢。
此後，戰局就真的惡化了，這並非意外。當小布什入主白宮時，保守主義運動最終發現自己掌握了一切權柄，同時也很快地證明了自己治國無能。這股運動將所有東西都政治化，又將政治忠誠置於其他所有考慮之上，從而形成了一種任人唯親、腐化墮落的風氣，並彌漫到小布什政府的一舉一動中—從伊拉克重建的一敗塗地到應對卡特裏娜颶風的糟糕表現。小布什政府的種種錯誤與失敗很好理解，因為保守主義運動已控製了政府，這股運動一心要實施違背多數美國人利益的政策，而政府又必須竭力以欺騙、轉移視線、向支持者濫發賞賜等方式來彌補這一內在缺陷。美國人日益鄙視小布什及其執政班子，這一情緒幫助民主黨人在2006年的中期選舉中大獲全勝。
一次選舉也許並不代表潮流，但有一些更深層的力量在動搖自裏根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以來保守主義運動便一直在使用
的那些政治策略。說得直白點兒，關鍵在於美國選民的“白”度在日漸降低。共和黨的策士想把在選舉中分量越來越重的西班牙裔與亞洲裔選民同非洲裔美國人區別開來，但正如有關移民問題的爭論所表明的，現代共和黨的選民基礎，即對民權運動不滿的白人，並不準備進行這樣的區分。一個不那麽顯著的因素是，美國人的態度正在轉向進步主義。投票結果顯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選民在國內問題上明顯左轉，同時美國的種族主義傾向正在逐漸減弱，種族因素的影響也日漸式微。
保守主義運動在財力上仍具優勢，但金錢從來都不是決定因素。2008年大選雖然仍沒有結果，但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測，到2009年美國將擁有一位民主黨總統，以及由民主黨人牢牢控製的國會。假如出現這一新的多數派，與克林頓執政頭兩年裏民主黨的多數派相比，它在意識形態上將更為團結一致。當年的民主黨多數派不過是北方自由派與南方保守派之間若即若離的聯盟。
問題在於，新的多數派應當做些什麽？我的迴答是，為了美國，他們應當實施一項堅定的自由主義計劃，擴大社會安全保障的覆蓋麵，縮小貧富差距，也就是要發動一場新的“新政”。這一計劃將是21世紀版的社會保障方案，它應以其他發達國家都已建立的實施全民醫療保險為出發點。不過，在我們探討如何走向這個目標之前，也許可以對過去的經曆好好審視一番。這番審視，即美國現代史之弧的故事，是以下八章的主題。
[1]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昵稱。—譯者注
02羅斯福新政之前
那個時代的不平等
共和黨的前世今生
美國的政治裂痕
保守派的思想統治
羅斯福“新政”的根源
在小布什時代迴望“新政”前的美國政經狀況，就像是看著祖父的一張泛黃的黑白相片，恍然發現你和他頗為相像，其實與父親相比，人們在有些地方更像自己的祖父。不幸的是，在你麵孔上仿佛隔代重現的家族特征卻並不怎麽吸引人。
21世紀初的美國如同“前新政”（pre-newdeal）時期的美國一樣，是一個財富與權力分配很不平均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裏，一個有名無實的民主政治體製未能代表多數人的經濟利益。而且，當年導致一群富裕精英主宰政治生活的種種因素，在今天仍有清晰可辨的翻版：平民主義政治候選人掌握
的財力極少；美國人沿種族、族群、宗教界線分裂為不同的經濟利益群體；人們不加思辨地接受一種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警告說，試圖幫助不幸者的任何舉措都會引發經濟災難。
讀者或許認為我在誇大其詞，今天的美國並沒有前“新政”時期的美國那樣的不平等，但數據表明我所言非虛。如表2–1所示，今天收入在一小群精英手中的集中程度與20世紀20年代的集中度相當。
表2–1高收入人群占總收入的比例，資本收益除外
收入最高的10%人群
收入最高的1%人群
20世紀20年代平均值
43.6%
17.3%
2005年
44.3%
17.4%
資料來源：thomaspikettyandemmanuelsaez,“ieinequalityintheunitedstates,1913–1998,”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18,no.1(feb.2003）,第1~39頁，相關更新數據參見http://elsa.berkeley.edu/~saez/</a>。
當然，“前新政”時期的美國政治具有寡頭性質，而且政府往往以血腥的方式動用國家權力保護財產利益，今天的美國確實沒有那樣極端。同時，雖然現在的收入不均程度不相上下，但生活條件的不平等在過去要嚴重得多，因為今天的各項社會計劃為貧困者創造了一個保障體係，雖說有種種缺憾，卻也聊勝於無，而過去是不存在這種計劃的。盡管如此，舊時代的“家族遺傳”仍是既令人震撼又令人擔憂的。
我將繼續談論這一“遺傳”特性。但在此之前，我要給我將探討的這段時期取個更好的名字，“前新政”的說法隻是種反向定義。史家常言，1900年左右“進步時代”取代了“鍍金年代”，這不無道理。美國的文化與政治氣氛在1900年左右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與前任們相比，1901年上台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親近財閥的傾向較輕；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於1906年成立；所得稅在1913年被恢複，
同時恢複的還有一項憲法修正案，規定最高法院不得再像過去那樣宣布所得稅政策違憲。不過，這些變化對於美國收入與財富不均的狀況幾乎毫無影響，而且在減輕不平等的影響方麵，美國政府當時所能發揮的作用極小，這一情況也未因上述變化而改觀。我們至多隻能說，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雖比19世紀末富裕，但不平等的程度卻大致相同，受一群富裕精英支配的局麵也幾乎沒有改變。
所以，冒著惹惱曆史學家的風險，我將把自19世紀70年代“重建”結束到20世紀30年代“新政”來臨之間的整個時期稱為“長鍍金年代”（longgildedage）。這個時代最突出的特征是，高度的貧富不均貫穿始終，從未動搖。
那個時代的不平等
對於“長鍍金年代”大部分時間裏美國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情況，我們並無詳細的數據，不過卻有足夠的證據表明，1900年左右的美國是個很不平等的社會，這一點大概不會有人反對。也許更令人意外的是，證據還顯示，不平等程度在整個20世紀前20年幾乎毫無變化。
第四，跨國比較提供了一種“受控試驗”。美國政治的急劇右轉在發達國家中是個特例，即便與其最接近的例子—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的英國，也遠為不及。科技革新與全球化的力量對所有人都有影響，所以如果貧富不均的加劇有政治上的根源，那麽美國的與眾不同也就理所當然了；如果這種加劇的主因是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市場力量，貧富不均的變化趨勢在整個發達世界裏就應該是類似的。但事實是，美國貧富不均的加劇之勢在發達世界裏是絕無僅有的。盡管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英國收入不均狀況迅速加劇，但仍無法與美國相比，而且在歐洲大陸和日本，不平等狀況充其量也隻有溫和的增加。
因此，政治變化似乎是問題的核心。那麽這場政治變化又是怎麽發生的呢？
保守主義一手遮天
要討論為何是小布什與切尼最終執掌美國，還要追溯到半世紀之前的一段歲月，當時由年輕的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f.buckley）編輯的《國家評論》（nationalreview），還在為美國南部有權阻止黑人投票進行辯護—“白人有這樣的權利，因為就目前而言，白人是高等種族”，並把以教會與所有權的名義推翻民選政府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讚譽為“真正的民族英雄”。當時艾森豪威爾等共和黨領袖決定不挑戰羅斯福的遺業，這是引發這場被稱為“新保守主義”的小規模運動的主要原因。
多年之後，這場小規模運動發展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支持者與反對者皆稱之為“保守主義運動”。該運動由各種人員與機構組成，其網絡覆蓋麵遠遠超越了通常觀念裏的政治生活：除共和黨與共和黨政治家外，保守主義運動還包括傳媒機構、智庫、出版社等。人們可以在這個網絡裏度過整個職業生涯，而且有人的確是這麽做的。他們知道不管發生什麽事，隻要保持政治忠誠，便能得到迴報。倘若一
名自由主義者辦砸了一場戰爭，然後又違反道德準則獎賞自己的情人，他也許會擔憂自己的就業前景，但共和黨人保羅·沃爾福威茨卻沒有這種憂慮，因為美國企業研究所早已放了一把交椅，等著他來坐。
曾有不少共和黨政治家遊離於保守主義運動之外，但現已寥寥無幾，主要原因是，若有人被認為在政治上不可靠，日子就會相當難過。林肯·查菲（lincolnchafee）就是個例子。他是羅德島前參議員、一位溫和派，在2006年的初選中遭遇了來自右翼的肮髒挑戰，從而在普選中失利。雖說為了保持對參議院的控製權，共和黨明顯也很需要查菲，但為懲罰異己，他們在所不惜。
金錢是保守主義運動的黏合劑，而資金主要是由一小群超級富豪和一些大公司提供的。所有這些人都注定會從貧富不均的加劇、累進稅製的廢除與福利國家的倒退中獲益，簡言之，從“新政”的逆轉中獲益。保守主義運動的核心工作不外乎將時間往迴調，逆轉那些抑製不平等的經濟政策。反稅活動分子、保守主義運動的關鍵人物之一格魯夫·諾克斯特（grovernorquist）曾透露說，他想把美國帶迴到“社會主義者奪權，即泰迪·羅斯福[1]上台前的美國。所得稅、遺產稅、管製，這一切統統取消”。
保守主義運動說到底是要逆轉損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所以從根本上講，它是反民主的。但不論當年這一運動的創始人對佛朗哥的行事方式有多麽崇拜，在美國，畢竟要通過選舉才能取得政治權力。如果潛在的捐款人依然認為，鼓吹可能拉大貧富差距的經濟政策在政治上是自尋死路—在巴裏·戈德華特（barrygoldwater）於1964年大選中慘敗後，他們有絕對的理由這麽想—就絕不會有人投入這麽多的錢。保守主義運動之所以能從美國政界的一個小配角變成主角，就是因為它已證明自己有能力贏得選舉。
羅納德·裏根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他在1964年開始政治生涯的演講“抉擇的時機”（atimeforchoosing），以及在1966年成功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過程中發表的一係列演講，都預示了一些政治策略，在其後的40年間，這些策略將為他以及其他保守主義運動的成員服務。後世為裏根歌功頌德的人將他描繪成秉持保守主義高尚準則的模範，但他根本就不是那種人。裏根早期政治成功的要訣是迎合人們在族群與性別上的焦慮感，拿人們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做文章，而且最重要的是，
以隱秘的方式利用白人對民權運動及其影響的逆反情緒，從中漁利。
本書要傳達的主要信息之一是，在我生長於斯的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事情，本質上都與種族有關—也許很多讀者會對此感到不適。美國為何是唯一不向全體公民提供醫療保障的發達國家？原因就在於美國的原罪，即奴隸製的遺留影響。在發達國家中，為何隻有美國存在一個想要逆轉福利國家的主要政黨？原因就在於白人對民權運動的不滿。裏根在密西西比州的費城鎮以一篇主張州權的演講開始了他在1980年的競選之路，而這裏正是三位民權活動者遇害的地方；紐特·金裏奇（newtgingrich）之所以能完全掌控國會，就是因為發生了“南方大倒戈”，即南方白人從壓倒性地支持民主黨轉向壓倒性地支持共和黨。
我們需要自由主義的“新政”
在2004年大選後的幾個月裏，我承受著一些來自新聞界同行的壓力。他們說，我不應再花這麽多的時間來批評小布什政府以及普通的保守派。“選舉說明了一些事。”他們告訴我。但現在迴頭來看，2004年大選越來越像是保守主義運動的最後一場狂歡。
共和黨在2002年中期選舉中大獲全勝，靠的是竭盡所能地拿恐怖主義做文章。現在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小布什把我們拖入伊拉克戰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想讓戰爭心理一直籠罩在人們心頭，同時他還希望，猶如探囊取物般地打一場勝仗，將有利於他的競選連任。或許伊拉克戰爭的確為小布什贏得了2004年的大選，雖說當時的戰局已有惡化之勢。
此後，戰局就真的惡化了，這並非意外。當小布什入主白宮時，保守主義運動最終發現自己掌握了一切權柄，同時也很快地證明了自己治國無能。這股運動將所有東西都政治化，又將政治忠誠置於其他所有考慮之上，從而形成了一種任人唯親、腐化墮落的風氣，並彌漫到小布什政府的一舉一動中—從伊拉克重建的一敗塗地到應對卡特裏娜颶風的糟糕表現。小布什政府的種種錯誤與失敗很好理解，因為保守主義運動已控製了政府，這股運動一心要實施違背多數美國人利益的政策，而政府又必須竭力以欺騙、轉移視線、向支持者濫發賞賜等方式來彌補這一內在缺陷。美國人日益鄙視小布什及其執政班子，這一情緒幫助民主黨人在2006年的中期選舉中大獲全勝。
一次選舉也許並不代表潮流，但有一些更深層的力量在動搖自裏根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以來保守主義運動便一直在使用
的那些政治策略。說得直白點兒，關鍵在於美國選民的“白”度在日漸降低。共和黨的策士想把在選舉中分量越來越重的西班牙裔與亞洲裔選民同非洲裔美國人區別開來，但正如有關移民問題的爭論所表明的，現代共和黨的選民基礎，即對民權運動不滿的白人，並不準備進行這樣的區分。一個不那麽顯著的因素是，美國人的態度正在轉向進步主義。投票結果顯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選民在國內問題上明顯左轉，同時美國的種族主義傾向正在逐漸減弱，種族因素的影響也日漸式微。
保守主義運動在財力上仍具優勢，但金錢從來都不是決定因素。2008年大選雖然仍沒有結果，但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測，到2009年美國將擁有一位民主黨總統，以及由民主黨人牢牢控製的國會。假如出現這一新的多數派，與克林頓執政頭兩年裏民主黨的多數派相比，它在意識形態上將更為團結一致。當年的民主黨多數派不過是北方自由派與南方保守派之間若即若離的聯盟。
問題在於，新的多數派應當做些什麽？我的迴答是，為了美國，他們應當實施一項堅定的自由主義計劃，擴大社會安全保障的覆蓋麵，縮小貧富差距，也就是要發動一場新的“新政”。這一計劃將是21世紀版的社會保障方案，它應以其他發達國家都已建立的實施全民醫療保險為出發點。不過，在我們探討如何走向這個目標之前，也許可以對過去的經曆好好審視一番。這番審視，即美國現代史之弧的故事，是以下八章的主題。
[1]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昵稱。—譯者注
02羅斯福新政之前
那個時代的不平等
共和黨的前世今生
美國的政治裂痕
保守派的思想統治
羅斯福“新政”的根源
在小布什時代迴望“新政”前的美國政經狀況，就像是看著祖父的一張泛黃的黑白相片，恍然發現你和他頗為相像，其實與父親相比，人們在有些地方更像自己的祖父。不幸的是，在你麵孔上仿佛隔代重現的家族特征卻並不怎麽吸引人。
21世紀初的美國如同“前新政”（pre-newdeal）時期的美國一樣，是一個財富與權力分配很不平均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裏，一個有名無實的民主政治體製未能代表多數人的經濟利益。而且，當年導致一群富裕精英主宰政治生活的種種因素，在今天仍有清晰可辨的翻版：平民主義政治候選人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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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或許認為我在誇大其詞，今天的美國並沒有前“新政”時期的美國那樣的不平等，但數據表明我所言非虛。如表2–1所示，今天收入在一小群精英手中的集中程度與20世紀20年代的集中度相當。
表2–1高收入人群占總收入的比例，資本收益除外
收入最高的10%人群
收入最高的1%人群
20世紀20年代平均值
43.6%
17.3%
2005年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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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homaspikettyandemmanuelsaez,“ieinequalityintheunitedstates,1913–1998,”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18,no.1(feb.2003）,第1~39頁，相關更新數據參見http://elsa.berkeley.edu/~saez/</a>。
當然，“前新政”時期的美國政治具有寡頭性質，而且政府往往以血腥的方式動用國家權力保護財產利益，今天的美國確實沒有那樣極端。同時，雖然現在的收入不均程度不相上下，但生活條件的不平等在過去要嚴重得多，因為今天的各項社會計劃為貧困者創造了一個保障體係，雖說有種種缺憾，卻也聊勝於無，而過去是不存在這種計劃的。盡管如此，舊時代的“家族遺傳”仍是既令人震撼又令人擔憂的。
我將繼續談論這一“遺傳”特性。但在此之前，我要給我將探討的這段時期取個更好的名字，“前新政”的說法隻是種反向定義。史家常言，1900年左右“進步時代”取代了“鍍金年代”，這不無道理。美國的文化與政治氣氛在1900年左右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與前任們相比，1901年上台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親近財閥的傾向較輕；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於1906年成立；所得稅在1913年被恢複，
同時恢複的還有一項憲法修正案，規定最高法院不得再像過去那樣宣布所得稅政策違憲。不過，這些變化對於美國收入與財富不均的狀況幾乎毫無影響，而且在減輕不平等的影響方麵，美國政府當時所能發揮的作用極小，這一情況也未因上述變化而改觀。我們至多隻能說，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雖比19世紀末富裕，但不平等的程度卻大致相同，受一群富裕精英支配的局麵也幾乎沒有改變。
所以，冒著惹惱曆史學家的風險，我將把自19世紀70年代“重建”結束到20世紀30年代“新政”來臨之間的整個時期稱為“長鍍金年代”（longgildedage）。這個時代最突出的特征是，高度的貧富不均貫穿始終，從未動搖。
那個時代的不平等
對於“長鍍金年代”大部分時間裏美國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情況，我們並無詳細的數據，不過卻有足夠的證據表明，1900年左右的美國是個很不平等的社會，這一點大概不會有人反對。也許更令人意外的是，證據還顯示，不平等程度在整個20世紀前20年幾乎毫無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