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部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作者：保羅·克魯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008年選舉尚未塵埃落定之時，許多評論家便警告民主黨人說，不要以為民眾將會授權他們推進重大的變革。《新聞周刊》的一篇封麵文章宣稱，美國是個“中右的國家”。為了提醒民主黨人，他們還舉了一個例子：在1993年和1994年，雖然民主黨人在國會的多數席位接近於2008年選舉後的多數，但比爾·克林頓推進醫療改革方案的努力依然失敗了。
但是，隻要嚴肅地考察一下民意調查反映的情況，所謂“選民擁護中右派”的說法就站不住腳了。確實，美國自稱保守派的人比自稱自由派的人多得多，但隻看這兩個稱謂是會產生誤解。美國最大的群體是自稱溫和派的人。如果就現實政策問題詢問這些溫和派的意見，你會發現他們與自稱自由派的人基本抱有相同的看法。2008年選舉的結果也印證了這一點。選民通常將奧巴馬視為一個自由派，但仍然選他當總統，這就說明，美國不是一個以保守主義為主流的國家，美國是個中左的國家。
至於民主黨在國會的多數席位，單從數字上看，的確和1993年的席位類似，但二者的相同之處僅限於此。1993年的民主黨多數地位不過反映了北方自由派與南方保守派之間貌合神離的聯盟。但目前民主黨多數派的進步主義色彩要強烈得多，主要原因是，雖然“南方民主黨人”不見了，但民主黨人依然贏得了多數。同時，共和黨雖然贏得了美國南方，但把其他地方都輸掉了，基本上退縮在南方一隅。本書第10章曾預言過這一變化。而且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猜測，當民主黨采取行動時，國會中僅存的那些非南方共和黨議員，尤其是參議員，為了能在下一次選舉中再次當選，應當會更願意配合民主黨。巴拉克·奧巴馬實現一項進步主義議程的前景，要比比爾·克林頓好得多。
議程
我在本書中指出，下屆政府應當將醫療改革設為核心議程，正如社會保障製度是最初的“新政”的核心一樣，全民醫療保險應當成為“新新政”的核心。醫療改革應當成為新的進步主義議程的核心議題，這一點的重要性絲毫沒有減弱。但是，即將上任的新政府還將麵臨另一項緊迫的任務—挽救經濟。
平時，對抗衰退的任務主要由貨幣政策承擔，而貨幣政策基本上由政治上相對獨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執掌。但我們現在處於非常時期：到2008年年末為止，美聯儲已將它控製的利率削減到近乎為零，但經濟急速墜落的趨勢仍然不減。對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大規模注資，也未能阻止經濟的下
滑。如此一來，我們就隻有大規模財政刺激這一條路可走了。換言之，奧巴馬政府將必須試著用擴大開支的方法拯救美國、擺脫蕭條威脅。
應當以什麽方式來支配這些開支呢？也許可以將公共建設工程、失業補助、給州與地方政府的財政轉移等措施結合起來。這意味著巨大的成本：獨立經濟學家的合理估測是，單單2009年一年的額外開支就應該有5000億美元，甚至更多（我的估計是6000億美元）。
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既然挽救經濟要付出這麽大的代價，我們還有機會實現醫療改革的長遠議程嗎？具體而言，在目前的情況下推進醫療改革是個好主意嗎？沒錯，是的。
本書第11章列出了迅速推進醫療改革的政治理由，那些理由始終都很有力，而現在醫療改革更是迫在眉睫。這不僅僅是因為，民主黨剛剛在選戰中獲勝，並以此為後盾，做起事來會更方便。應當迅速推進醫療改革的原因還在於，現在，隨著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工人失業，基於雇傭關係的醫療保險的弱點已經暴露無遺了。羅斯福曾以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動蕩為依據，主張失業保險和社會保障勢在必行；現在，繼承羅斯福觀點的人們能夠以21世紀的經濟動蕩為依據，主張有保障的醫療保險勢在必行。
不過，雖然民主黨人應當盡快推動國會通過基本的醫療改革方案，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行動將會或者應當立即開始。事實上，這一直都不是預訂的計劃。民主黨的所有改革計劃都以一件事為前提，即到2010年年底小布什的減稅措施將失效，到時政府將有資金向低收入美國人提供醫療保險補助。因此，醫療改革法案在2009年就應該製定，但應等到大約兩年後再生效。這就至少部分迴答了我剛剛提出的問題，即美國如何能有那麽多的資金，既實施大規模的經濟刺激，又推行重大的醫療改革。迴答就是：如果一切順利，到醫療改革起步之時，美國經濟將已走上複蘇之路，不再需要急救了。
我們真能完成這一切嗎？我們能拯救經濟、在美國實現全民醫療、讓美國從根本上變得更民主嗎？是的，我們能。現在，美國政策大大轉向進步主義的前景之好，勇敢地重新樹立自由派價值觀的前景之好，甚至超出了本書初版時我的預料。“新新政”要開幕了！
01我們是如何走到當前這一步的
不平等的美國讓人瞠目結舌
保守主義一手遮天
我們需要自由主義的“新政”
我生於1953年。與同輩人一樣，我把自己成長於斯的美國的一切都視為理所應當的。事實上，如許多同輩人一樣，我嚴詞抨擊美國社會種種甚為真切的不義現象，遊行抗議對柬埔寨的轟炸，為自由派政治候選人挨家挨戶地奔走。隻是在後來的迴想中，我才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年輕時所處的政治與經濟環境是一個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國曆史上一個不同尋常的篇章。
戰後的美國首先是一個中產階級社會。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工資水平大幅上漲，這使數千萬美國人走出貧民窟或者離開鄉村，擺脫了窮困，並擁有了自己的住房，享受著空前舒適的生活，我父母就躋身其中。同時，富人的數量變得很少，而且相對於欣欣向榮的中產階級而言，他們也不是那麽富裕了。貧困人口的數量仍多於富裕人口，但隻占總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所以人們就產生了一種強烈的經濟平等感，顯而易見，大部分美國人都過著相似的、體麵的物質生活。
不僅經濟發展平穩，政治上也沒有什麽大衝突。在我青年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裏，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就對外政策以及許多國內政策都達成了廣泛的共識。共和黨人不再打算逆轉“新政”的成果，他們中甚至還有不少人支持聯邦醫療保險。而且兩黨合作確有一定意義，盡管在越南與種族關係問題上出現了混亂，盡管出現了尼克鬆等人的醜聞，美國的政治進程基本上還是由兩黨共同執掌的，其成員在根本價值觀上是一致的。
熟悉曆史的人都知道，美國並非一向如此，我們曾是一個貧富差距巨大、飽受政治派係攻訐傾軋之苦的國家。但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年代來看，美國昔日極端的不平等與嚴峻的黨派爭鬥，不過是初級工業化國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暫階段。我們當時認為，美國已最終成長為一個有著強大中產階級的、相對平等的社會，平靜的政局是這個國家的常態。
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一個由中產階層主導、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國卻開始出現變化，這一事實越發明朗起來。經濟學家開始論述迅速加劇的不平等，他們指出經濟進步隻惠及少數人，而大多數美國人卻被遠遠地拋在了後麵；政治學家也開始討論不斷加深的政治兩極分化，即政治家在極左與極右兩個方向移動，民主黨人日益被歸為“自由派”，共和黨人則成為“保守派”。這些趨勢一直持續到今天，當前的收入不均與20世紀20年代的不平等同樣嚴重，而政治的兩極分化也和那時差不多。
政治兩極
分化的加劇並不是說兩黨都在走向極端。一方麵，很難說民主黨出現了明顯的左傾：在福利、稅收等經濟問題上，克林頓的政策比卡特，甚至比尼克鬆的政策都要偏右。另一方麵，共和黨的右傾更為嚴重了，這隻需要比較一下小布什強硬的保守做派與福特的溫和作風，便一目了然了。事實上，小布什的一些政策，比如取消房地產遺產稅，已不隻是要將美國拉迴到“新政”之前，而是要把我們拉迴到“進步時代”（progressiveera）之前。
如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兩黨合作時代的開始與終結均反映了共和黨發生的根本性變化。一些曾激烈反對“新政”的共和黨人或是解甲歸田，或是自知無力迴天、主動認輸，於是開啟了一個兩黨合作的新時代。具體來說，1948年杜魯門贏得了總統競選，這令共和黨人懊喪無比，此後，共和黨領導層被迫承認，“新政”難以動搖。為求自保，他們不再試圖逆時代而行。而當美國政界的一股新激進勢力接管共和黨之後，兩黨合作的時代便終結了，新一輪黨派紛爭接踵而至。這股勢力就是保守主義運動，它將是本書的一個重要角色。在2004年大選之後，兩黨之爭達到高潮，獲勝的小布什打算拆下“新政”體製皇冠上的明珠—社會保障製度。
因此，美國現代史上有兩個巨弧。一個是經濟之弧，從嚴重的不平等到相對的平等，之後又迴到不平等；另一個是政治之弧，從極端的兩極對立到兩黨合作，再到兩極對立。這兩個弧是平行的：經濟平等的黃金時代與政治上兩黨合作的黃金時代大致吻合。正如政治學家諾蘭·麥卡蒂（nnarty）、基思·普爾（keithpoole）與霍華德·羅森塔爾（howardrosenthal）所指出的，經濟不平等與政治兩極化總是如影隨形。他們采用了一種複雜的統計方法來記錄國會議員政治立場的變化軌跡，其數據顯示，在不平等狀況有所緩解時，共和黨人表現為左傾、向民主黨人靠近，這正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兩黨合作的成因，而之後共和黨人右轉，又造成今日兩黨攻訐傾軋的局麵，與此同時不平等狀況惡化。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究竟是什麽呢？
一種可能是，貧富不均是根源，換言之，是經濟決定政治。按照這一觀點，過去30年間的事情是這樣的：科技革新、全球化等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力量使美國的收入分配日趨不平等，上層的少數富人日益脫離大眾。共和黨選擇迎合這一崛起的精英階層的利益，原因也許是，精英雖然人數不多，但有能
力也有意願捐助大筆競選資金，從而彌補了其人數缺憾。於是兩黨之間出現鴻溝，共和黨逐漸代表那些從貧富差距的拉大中勝出的人，而民主黨則代表落在後麵的人。
在開始創作本書時，我多少是相信這種說法的，因為它明顯是有些根據的。例如，細致觀察廢止房地產遺產稅的運動便可發現，這一運動的資金大體來自於一小群有大地產需要保護的家族。40年前並沒有多少大地產，而且在當時的美國，即便是極富階層也沒有富到有錢支持如此大規模的運動。故而在這個例子裏，不平等的加劇推動共和黨人向右偏移。
但我已越來越確信，因果關係是相反的，即體現為兩極分化加劇的政治變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劇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說，對於過去30年間的事情，我想提出另一種說法：在20世紀70年代，那些執意要將“新政”成果逆轉的右翼激進分子接管了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產生了鴻溝，而民主黨人則成為真正的保守派，成為長期存在的平等製度的保衛者。極右派的掌權加劇了不平等狀況：增強了商界的膽量，使其敢於向工會運動發起全麵進攻，從而大大削弱了工人議價的力量；將企業的執行層從舊日對其薪酬的政治與社會約束中解放出來；急劇削減了針對高收入的所得稅率，如此等等。
不平等的美國讓人瞠目結舌
政治環境真能如此決定性地影響經濟不平等嗎？這聽起來像是離經叛道的經濟學說法，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研究印證了這一點。在此，我想強調四條證據。
第一，當經濟學家對不平等的加劇深感震驚，從而開始迴頭探尋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美國究竟源自何處時，他們驚奇地發現，從“鍍金年代”的不平等到戰後的相對平等，並非一個漸進的轉變過程。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產階級社會其實是在短短數年裏由羅斯福政府的政策創造的，尤其是通過戰時工資管製。經濟史學家克勞迪亞·戈爾丁（udiagoldin）與羅伯特·馬戈（robertmargo）最早記錄了這一驚人的事實，並將其稱之為“大壓縮”（greapression）。這時人們也許會認為，一旦戰時管製解除，不平等狀況又會反彈到之前的水平。然而結果卻是，羅斯福創造的收入分配相對平等的狀態持續了30多年。這有力地說明，與經濟學教給人們的基本理念不同，製度、規範與政治環境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或許並沒那麽小，而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市場力量的影響或許也沒那麽大。
第二，政治變化與經濟變化的時間說明，是政治變化在先而非經濟變化在先。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甚至到了1983年和1984年，美國的不平等狀況並未大幅加劇。當然，對於統計數字是否展現了清晰的變化趨勢，仍有一些合理的質疑。但右翼接管共和黨發生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而且這一接管的必要條件，即保守運動的體製，大體是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出現的。故而，時間因素有力地說明了，造成兩極分化的政治變化發生在先，經濟不平等的加劇伴隨其後。
第三，雖然經濟學家大多曾認為，科技變革是美國貧富不均加劇的主因。據信，這一變革增加了對教育程
但是，隻要嚴肅地考察一下民意調查反映的情況，所謂“選民擁護中右派”的說法就站不住腳了。確實，美國自稱保守派的人比自稱自由派的人多得多，但隻看這兩個稱謂是會產生誤解。美國最大的群體是自稱溫和派的人。如果就現實政策問題詢問這些溫和派的意見，你會發現他們與自稱自由派的人基本抱有相同的看法。2008年選舉的結果也印證了這一點。選民通常將奧巴馬視為一個自由派，但仍然選他當總統，這就說明，美國不是一個以保守主義為主流的國家，美國是個中左的國家。
至於民主黨在國會的多數席位，單從數字上看，的確和1993年的席位類似，但二者的相同之處僅限於此。1993年的民主黨多數地位不過反映了北方自由派與南方保守派之間貌合神離的聯盟。但目前民主黨多數派的進步主義色彩要強烈得多，主要原因是，雖然“南方民主黨人”不見了，但民主黨人依然贏得了多數。同時，共和黨雖然贏得了美國南方，但把其他地方都輸掉了，基本上退縮在南方一隅。本書第10章曾預言過這一變化。而且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猜測，當民主黨采取行動時，國會中僅存的那些非南方共和黨議員，尤其是參議員，為了能在下一次選舉中再次當選，應當會更願意配合民主黨。巴拉克·奧巴馬實現一項進步主義議程的前景，要比比爾·克林頓好得多。
議程
我在本書中指出，下屆政府應當將醫療改革設為核心議程，正如社會保障製度是最初的“新政”的核心一樣，全民醫療保險應當成為“新新政”的核心。醫療改革應當成為新的進步主義議程的核心議題，這一點的重要性絲毫沒有減弱。但是，即將上任的新政府還將麵臨另一項緊迫的任務—挽救經濟。
平時，對抗衰退的任務主要由貨幣政策承擔，而貨幣政策基本上由政治上相對獨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執掌。但我們現在處於非常時期：到2008年年末為止，美聯儲已將它控製的利率削減到近乎為零，但經濟急速墜落的趨勢仍然不減。對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大規模注資，也未能阻止經濟的下
滑。如此一來，我們就隻有大規模財政刺激這一條路可走了。換言之，奧巴馬政府將必須試著用擴大開支的方法拯救美國、擺脫蕭條威脅。
應當以什麽方式來支配這些開支呢？也許可以將公共建設工程、失業補助、給州與地方政府的財政轉移等措施結合起來。這意味著巨大的成本：獨立經濟學家的合理估測是，單單2009年一年的額外開支就應該有5000億美元，甚至更多（我的估計是6000億美元）。
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既然挽救經濟要付出這麽大的代價，我們還有機會實現醫療改革的長遠議程嗎？具體而言，在目前的情況下推進醫療改革是個好主意嗎？沒錯，是的。
本書第11章列出了迅速推進醫療改革的政治理由，那些理由始終都很有力，而現在醫療改革更是迫在眉睫。這不僅僅是因為，民主黨剛剛在選戰中獲勝，並以此為後盾，做起事來會更方便。應當迅速推進醫療改革的原因還在於，現在，隨著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工人失業，基於雇傭關係的醫療保險的弱點已經暴露無遺了。羅斯福曾以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動蕩為依據，主張失業保險和社會保障勢在必行；現在，繼承羅斯福觀點的人們能夠以21世紀的經濟動蕩為依據，主張有保障的醫療保險勢在必行。
不過，雖然民主黨人應當盡快推動國會通過基本的醫療改革方案，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行動將會或者應當立即開始。事實上，這一直都不是預訂的計劃。民主黨的所有改革計劃都以一件事為前提，即到2010年年底小布什的減稅措施將失效，到時政府將有資金向低收入美國人提供醫療保險補助。因此，醫療改革法案在2009年就應該製定，但應等到大約兩年後再生效。這就至少部分迴答了我剛剛提出的問題，即美國如何能有那麽多的資金，既實施大規模的經濟刺激，又推行重大的醫療改革。迴答就是：如果一切順利，到醫療改革起步之時，美國經濟將已走上複蘇之路，不再需要急救了。
我們真能完成這一切嗎？我們能拯救經濟、在美國實現全民醫療、讓美國從根本上變得更民主嗎？是的，我們能。現在，美國政策大大轉向進步主義的前景之好，勇敢地重新樹立自由派價值觀的前景之好，甚至超出了本書初版時我的預料。“新新政”要開幕了！
01我們是如何走到當前這一步的
不平等的美國讓人瞠目結舌
保守主義一手遮天
我們需要自由主義的“新政”
我生於1953年。與同輩人一樣，我把自己成長於斯的美國的一切都視為理所應當的。事實上，如許多同輩人一樣，我嚴詞抨擊美國社會種種甚為真切的不義現象，遊行抗議對柬埔寨的轟炸，為自由派政治候選人挨家挨戶地奔走。隻是在後來的迴想中，我才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年輕時所處的政治與經濟環境是一個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國曆史上一個不同尋常的篇章。
戰後的美國首先是一個中產階級社會。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工資水平大幅上漲，這使數千萬美國人走出貧民窟或者離開鄉村，擺脫了窮困，並擁有了自己的住房，享受著空前舒適的生活，我父母就躋身其中。同時，富人的數量變得很少，而且相對於欣欣向榮的中產階級而言，他們也不是那麽富裕了。貧困人口的數量仍多於富裕人口，但隻占總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所以人們就產生了一種強烈的經濟平等感，顯而易見，大部分美國人都過著相似的、體麵的物質生活。
不僅經濟發展平穩，政治上也沒有什麽大衝突。在我青年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裏，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就對外政策以及許多國內政策都達成了廣泛的共識。共和黨人不再打算逆轉“新政”的成果，他們中甚至還有不少人支持聯邦醫療保險。而且兩黨合作確有一定意義，盡管在越南與種族關係問題上出現了混亂，盡管出現了尼克鬆等人的醜聞，美國的政治進程基本上還是由兩黨共同執掌的，其成員在根本價值觀上是一致的。
熟悉曆史的人都知道，美國並非一向如此，我們曾是一個貧富差距巨大、飽受政治派係攻訐傾軋之苦的國家。但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年代來看，美國昔日極端的不平等與嚴峻的黨派爭鬥，不過是初級工業化國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暫階段。我們當時認為，美國已最終成長為一個有著強大中產階級的、相對平等的社會，平靜的政局是這個國家的常態。
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一個由中產階層主導、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國卻開始出現變化，這一事實越發明朗起來。經濟學家開始論述迅速加劇的不平等，他們指出經濟進步隻惠及少數人，而大多數美國人卻被遠遠地拋在了後麵；政治學家也開始討論不斷加深的政治兩極分化，即政治家在極左與極右兩個方向移動，民主黨人日益被歸為“自由派”，共和黨人則成為“保守派”。這些趨勢一直持續到今天，當前的收入不均與20世紀20年代的不平等同樣嚴重，而政治的兩極分化也和那時差不多。
政治兩極
分化的加劇並不是說兩黨都在走向極端。一方麵，很難說民主黨出現了明顯的左傾：在福利、稅收等經濟問題上，克林頓的政策比卡特，甚至比尼克鬆的政策都要偏右。另一方麵，共和黨的右傾更為嚴重了，這隻需要比較一下小布什強硬的保守做派與福特的溫和作風，便一目了然了。事實上，小布什的一些政策，比如取消房地產遺產稅，已不隻是要將美國拉迴到“新政”之前，而是要把我們拉迴到“進步時代”（progressiveera）之前。
如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兩黨合作時代的開始與終結均反映了共和黨發生的根本性變化。一些曾激烈反對“新政”的共和黨人或是解甲歸田，或是自知無力迴天、主動認輸，於是開啟了一個兩黨合作的新時代。具體來說，1948年杜魯門贏得了總統競選，這令共和黨人懊喪無比，此後，共和黨領導層被迫承認，“新政”難以動搖。為求自保，他們不再試圖逆時代而行。而當美國政界的一股新激進勢力接管共和黨之後，兩黨合作的時代便終結了，新一輪黨派紛爭接踵而至。這股勢力就是保守主義運動，它將是本書的一個重要角色。在2004年大選之後，兩黨之爭達到高潮，獲勝的小布什打算拆下“新政”體製皇冠上的明珠—社會保障製度。
因此，美國現代史上有兩個巨弧。一個是經濟之弧，從嚴重的不平等到相對的平等，之後又迴到不平等；另一個是政治之弧，從極端的兩極對立到兩黨合作，再到兩極對立。這兩個弧是平行的：經濟平等的黃金時代與政治上兩黨合作的黃金時代大致吻合。正如政治學家諾蘭·麥卡蒂（nnarty）、基思·普爾（keithpoole）與霍華德·羅森塔爾（howardrosenthal）所指出的，經濟不平等與政治兩極化總是如影隨形。他們采用了一種複雜的統計方法來記錄國會議員政治立場的變化軌跡，其數據顯示，在不平等狀況有所緩解時，共和黨人表現為左傾、向民主黨人靠近，這正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兩黨合作的成因，而之後共和黨人右轉，又造成今日兩黨攻訐傾軋的局麵，與此同時不平等狀況惡化。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究竟是什麽呢？
一種可能是，貧富不均是根源，換言之，是經濟決定政治。按照這一觀點，過去30年間的事情是這樣的：科技革新、全球化等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力量使美國的收入分配日趨不平等，上層的少數富人日益脫離大眾。共和黨選擇迎合這一崛起的精英階層的利益，原因也許是，精英雖然人數不多，但有能
力也有意願捐助大筆競選資金，從而彌補了其人數缺憾。於是兩黨之間出現鴻溝，共和黨逐漸代表那些從貧富差距的拉大中勝出的人，而民主黨則代表落在後麵的人。
在開始創作本書時，我多少是相信這種說法的，因為它明顯是有些根據的。例如，細致觀察廢止房地產遺產稅的運動便可發現，這一運動的資金大體來自於一小群有大地產需要保護的家族。40年前並沒有多少大地產，而且在當時的美國，即便是極富階層也沒有富到有錢支持如此大規模的運動。故而在這個例子裏，不平等的加劇推動共和黨人向右偏移。
但我已越來越確信，因果關係是相反的，即體現為兩極分化加劇的政治變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劇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說，對於過去30年間的事情，我想提出另一種說法：在20世紀70年代，那些執意要將“新政”成果逆轉的右翼激進分子接管了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產生了鴻溝，而民主黨人則成為真正的保守派，成為長期存在的平等製度的保衛者。極右派的掌權加劇了不平等狀況：增強了商界的膽量，使其敢於向工會運動發起全麵進攻，從而大大削弱了工人議價的力量；將企業的執行層從舊日對其薪酬的政治與社會約束中解放出來；急劇削減了針對高收入的所得稅率，如此等等。
不平等的美國讓人瞠目結舌
政治環境真能如此決定性地影響經濟不平等嗎？這聽起來像是離經叛道的經濟學說法，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研究印證了這一點。在此，我想強調四條證據。
第一，當經濟學家對不平等的加劇深感震驚，從而開始迴頭探尋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美國究竟源自何處時，他們驚奇地發現，從“鍍金年代”的不平等到戰後的相對平等，並非一個漸進的轉變過程。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產階級社會其實是在短短數年裏由羅斯福政府的政策創造的，尤其是通過戰時工資管製。經濟史學家克勞迪亞·戈爾丁（udiagoldin）與羅伯特·馬戈（robertmargo）最早記錄了這一驚人的事實，並將其稱之為“大壓縮”（greapression）。這時人們也許會認為，一旦戰時管製解除，不平等狀況又會反彈到之前的水平。然而結果卻是，羅斯福創造的收入分配相對平等的狀態持續了30多年。這有力地說明，與經濟學教給人們的基本理念不同，製度、規範與政治環境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或許並沒那麽小，而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市場力量的影響或許也沒那麽大。
第二，政治變化與經濟變化的時間說明，是政治變化在先而非經濟變化在先。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甚至到了1983年和1984年，美國的不平等狀況並未大幅加劇。當然，對於統計數字是否展現了清晰的變化趨勢，仍有一些合理的質疑。但右翼接管共和黨發生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而且這一接管的必要條件，即保守運動的體製，大體是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出現的。故而，時間因素有力地說明了，造成兩極分化的政治變化發生在先，經濟不平等的加劇伴隨其後。
第三，雖然經濟學家大多曾認為，科技變革是美國貧富不均加劇的主因。據信，這一變革增加了對教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