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以前，哈爾濱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一直保持著經常性聯係，《猶太生活》記者不斷從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發迴報道，哈爾濱猶太商店經常出售來自巴勒斯坦的食品——橄欖、蜜棗、複活節的伏特加和水果飲料。巴勒斯坦各地區土地在哈爾濱也大量地出售給猶太人。
——摘自《哈爾濱猶太複活主義活動》，以色列-中國友好協會會長特迪?考夫曼
大規模移民從哈爾濱開始了。哈爾濱移民使用了多種交通工具：首先坐四十八小時的火車到天津，然後換乘一艘經改裝用於運載難民的丹麥貨船“亨利克?傑森”，經五天航行後到達香港，並最終通過三十六小時航行，到達終點以色列羅德機場。這種長途跋涉的旅行方式多次使用過。在1949年12月，特迪?考夫曼踏上以色列的土地，之後，我與我的父母和兩個祖母在1950年4月也完成了同樣的旅程。那一年，我十二歲。
1964年，哈爾濱最後一個猶太人漢娜?阿格列太太因年事已高在家中病逝。
——摘自《從中國到以色列》，以色列-中國友好協會和
以色列原居中國猶太人協會副會長約西 克磊
難忘的俄式單體式民宅
哈爾濱的民宅，在中國的民宅係列當中似乎屬於另類，它們好像一直不在我國建築家和民俗家的視野當中。我記得郵電部曾經出版過一套紀念郵票，主題內容是“中國民居”，裏麵有白牆黑瓦的江南民居，有青磚壘就的北京四合院，也有木板構製的土家族吊角樓等等，這其中還包括那些有特點、有品味、有雕梁、又有廊柱的江南大宅，蒙古包和竹樓等等。在這些林林總總的中國民宅中，唯獨沒有哈爾濱的民宅。為什麽呢？我完全被搞糊塗了。
看來，我有必要簡單地介紹一下哈爾濱的民宅，希望能引起有關專家的注意，爭取早日躋身於“中國民宅係列”當中。
哈爾濱的民宅，隨著中東鐵路建設的完成，俄籍的猶太僑民大批湧入，使得哈爾濱一下子出現了大量的、引人注目的、當地人稱之為“鐵路房”的俄式單體住宅，也稱“俄羅斯式農舍建築”。這種磚木結構的俄式單體住宅，通常是磚砌牆、板加泥牆、毛石外砌牆和那種夾鋸沫子的雙麵抹灰牆，單層、木房架、紅瓦房頂或鐵皮房蓋，外立麵大都粉刷成米黃色。我曾稱哈爾濱是一座“米黃色的城市”。這種房子之所以采用暖色調的米黃色牆麵，顯然與寒冷有關。
這種單體式平房的房蓋有相當一部分由瓦棱鐵、洋鐵取代了當地古老的鴛鴦青瓦。所以，每當下起雨來的時候，雨點敲擊在無數個洋鐵房蓋上，發出了叮叮當當的聲音，形成了這座城市獨有的美妙音樂。這種城市獨有的“記憶中的自然音樂”，常讓那些流亡的猶太人、海外遊子、客居異鄉的老哈爾濱人夜夢難全，淚濕衣衫。
當年，這種磚木結構的俄式民宅，大都分布在南崗馬家溝河的沿岸、道裏鬆花江兩岸、江北太陽島一帶，這種有選擇的分布，使得哈爾濱的整座城市平添了一種異域風情。
這些農舍式的單體住宅和建築小品，造型非常別致，情調親切浪漫，色彩明快豔麗。而且，每一幢民宅的外部均有玻璃涼亭、花廳、雨塔、門鬥、雕花門窗、簷板、短柵欄，以及各種果樹等等，形成了哈爾濱這座城市獨特的民宅景觀。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當年的哈爾濱似乎是一座供人們度假的休閑之城。
既然哈爾濱的民宅無論在風格、構造、布局上完全是俄式的，因此，“郵票”不把它列入“中國民宅係列”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它畢竟在中國存在，又是中國人建造的洋房，你能說它們完全不是中國的民居嗎？更何況當代中國這樣的洋房還少嗎？我們怎麽能將它們排除在“中國民宅係列”之外呢？這非常困難。
哈爾濱的這種俄式的單體老式民宅一般為兩家合住一棟，分別由南北房山各自開門，南邊一家，北麵一家，互不幹擾。但房子內部的布局，包括公家配置的家具，都是一樣的。為什麽會有公配的家具呢？原因是，這樣的房子都是老百姓所說的那種“鐵路房”，住戶清一色是鐵路員工。由於鐵路員工的工作流動性很大，南來北往，經常調任，便要經常搬家。所以，“鐵路房”一般都配有公用的家具，人搬走，而家具留下，倒也十分方便。
這種俄式民宅的顯著特征是：大屋頂、紅瓦或洋鐵房蓋、厚厚的磚牆——這種厚磚牆在全國恐怕要名列第一了。它有多厚呢？六磚厚。一般的民宅隻有兩磚半到三磚就已經很厚了。聽說在南方還有跑單磚的牆（造價自然便宜）。在寒冷的哈爾濱，牆跑單磚是絕對不行的，不僅需要六磚厚的牆，而且在三磚和三磚之間還要加上一排紅鬆圓木。這些圓木像障子一樣從上至下並排排列，然後再在兩邊砌磚。這種類似堡壘般的牆壁，自然冬暖夏涼，居住十分舒服。
宅內的一些附加設施，如壁爐，當地人稱“別氣克”（別列大），也是必須要有的，房子裏的猶太人讀書呀，聊天兒呀，老年人打瞌睡呀，都喜歡坐在壁爐前，溫暖得像是在母親的懷抱裏，很放鬆，很安全。
早期哈爾濱民宅的取暖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鐵爐子，鐵爐子又分為中西兩種：一種是俄式的，即“別氣克”，這種爐子鑄造得非常精美，有方形和圓形兩種，爐子上麵接著煙囪，一節套一節地通往窗外。另外一種是圓形的，但這種圓形的體積比較小，僅僅可以用來燒水或者家人、客人圍著火爐取暖用。哈爾濱中式的鐵爐子基本上仿造俄式鐵爐子，也是方形的，用厚鐵板焊成，比較簡陋，比較大，比較蠢，但也比較親切，比較實用。先前，在哈爾濱的小飯館兒裏可以看到這種放在堂屋正中的鐵爐子，不單純用來取暖，還用來給客人溫酒。再一種爐子就是鐵皮的，方的、圓的都有。用這種爐子的人基本都是像我們這種窮人家，重要的是，這種爐子熱得快，省煤。缺點是，壞得快，不抗使。
盡管這種老房子是俄式的，但是迎來了中國主人，情況就會發生一點兒變化。要知道，中國人不喜歡壁爐，認為那是浪費，他們采用另外一種取暖方式——用火牆子。有趣的是，火牆子竟然是從俄國人那裏學來的，是俄國人的壁爐給中國工匠提供了一種啟示，他們借鑒了俄式壁爐的方法，將古老的火炕“立”起來，改成中國式的“壁爐”。這種做法，應當是哈爾濱地方建築史上的一大創造了。
在屋子當中豎立起一麵磚砌的火牆子，一方麵可以取暖，另一方麵還可以作為一種磚屏風。火牆子的兩麵分為兩間屋，都可以享受火牆子的熱氣。而俄國人的壁爐僅僅能供一間屋子取暖。還有，中國人的火牆子是用爐子來燒的，一方麵可以取暖，另一方麵爐子還可以做飯，一舉兩得，又節省能源。但是，相應的麻煩也跟著出來了，每到下雪之前，家家戶戶都要打火牆子、打煙囪（不然就不好燒，不熱），個個弄得跟小黑鬼似的。你看吧，到了這個入冬前的季節，所有的院子裏都在和黃泥、壘火牆子、砌煙道。這種事，富庶人家通常是雇人來做的。在三四十年代的哈爾濱就專門有為有錢人家打火牆子的工人。
前麵說過，俄式的民宅每家都有一個開放式的木製涼亭，涼亭鑲著玻璃牆，看上去像花房一樣，家人在裏麵看書、養花、喝茶、拉琴、陽光浴等等。那些有文化的猶太人家，經常在周末搞友人聚會，在這裏朗誦詩、散文——都是他們自己寫的，挺有意思的。
這樣的涼亭製作得很精美，木結構的房簷四周會有一層疊一層的木雕花，並刷上絢麗的顏色，給人一種安逸與美妙之感。除此之外，室內的廚房裏還有一個地窖，這個地窖主要是儲藏秋菜用的。當然，喜歡喝啤酒的人家也會把啤酒之類的東西送到地窖裏“拔涼”。將需要拔涼的啤酒放在籃子裏，在籃子上麵係一根繩放到窖裏，需要的時候，拉起繩子將籃子提上來。這種“冰”鎮的啤酒，在夏天是很好的消暑飲料。
早年，哈爾濱所有的鐵路房無一例外都有一個院子，主要是用來種花，猶太人也喜歡種花。隻是，這樣的房子到了中國人的手裏，就不一定種花了，他們會種上幾壟蔬菜，不過，照例在蔬菜的周圍再栽種上幾盆花——顯然是受了猶太人的影響。先前，如果某家鐵路房的院子裏不養花，是一件很沒麵子的事情。
院子裏不僅種花還種果樹，像櫻桃樹、李子樹、梨樹、山楂樹等等。這使我想起了德國的巴伐利亞州，據說那兒的地方政府就規定，每家的窗台都要放上幾盆花，一方麵可以美化市容，另一方麵也可增加生活的情趣。
現在，如果你有空到這座城市裏來逛一逛，隨便問一個三四十歲的人，問他們或他們父輩是不是鐵路上的，是否住過“鐵路房”？對方迴答一定是肯定的，而且他們就會更加詳盡地、充滿感情地對你描述他們曾經住過的別墅一般的“鐵路房”。
現在，哈爾濱城裏的老鐵路房差不多“消失”掉了百分之九十了，不過還有幾幢，不妨保存它幾戶，或為小型博物館，或為旅遊景點，權做一座城市的曆史見證，供後人欣賞。
不行嗎？
猶太樓與猶太墓地
猶太樓在哈爾濱最長的大直街上。
大直街是哈爾濱的“中軸線”，在這條中軸線上，聖尼古拉大教堂、中東鐵路管理局、莫斯科商場、中鐵俱樂部、手風琴式的國際旅行社、鐵路員工宿舍，乃至秋林公司和教化廣場，都在這一左一右。
教化廣場是“霍華特花園城市”之理念的產物，也是東歐傳統城市模式的舶來品。在戰爭期間與鐵路進入城市的同時，流亡者和他們的文化作為鐵路的影子也隨之而來了。
在教化廣場的東頭，有一幢四層的洋樓，即所謂的猶太樓。那是一座很普通的、土黃色的猶太建築。
在洋氣十足的哈爾濱，除了一些中國式建築、羅馬建築、哥特式建築、拜占庭式建築、新古典主義建築，以及伊斯蘭建築之外，還有相當數量的猶太建築。
猶太的民間建築幾乎都與猶太會堂有相似之處。
在1903年，這幢猶太樓是該城的一座高大建築。這是一個重要的提示，據有關資料表明，在二戰期間，流亡在哈爾濱的猶太人竟有五萬之眾！
遺憾的是，我雖然天天在大直街上走，卻對這幢猶太樓熟視無睹。
2002年的盛夏，我提著沉重的皮包，急匆匆地從這幢樓的樓下經過。我打算到前麵的郵局去，皮包裏裝著我寫的一大厚遝子有關這座城市曆史的原始手稿。從開始弄它，我就非常惱火，一切過眼過手的東西都是殘缺的，似是而非的。讓人撞牆的是，這其中的百分之八十居然都出自那些自命不凡又愚不可及的“專家”之口。
不過，我終於馬馬虎虎地弄完了——馬馬虎虎的品質，古往今來概莫能外。現在趕快把它送走，它幾乎讓我的心都碎了，我應當鬆一口氣了，我應當急流勇退了。這件事應該結束了！
但是，在我經過這幢猶太樓時，突然聽見樓上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本能地停了下來，抬頭看。樓上不少窗戶都開著，但沒看見有人。幻聽了？我剛走出幾步，又聽有人喊，再停下來，再一次迴頭朝樓上查看，依舊無人。
被人連續喊兩次，就應當停下來，這是我的原則。
於是，我不走了，到樹蔭下吸支煙，並認真地端詳這幢猶太建築風格的樓。吞吐之間，我終於發現了它的不尋常之處。我看到在樓頂上的東、西兩個角上，各塑著一個“■”的猶太標誌。我猛然想起，這不是平時老人們所說的那幢猶太樓嗎？我之所以對這棟樓表示如此的驚訝，並不是故作誇張，而是在哈爾濱這座偌大的城市裏，這是唯一的一座在牆立麵的頂上雕塑著兩隻栩栩如生的俯衝下來的蒼鷹的建築。而且，它的特別之處在於它竟然是一座猶太建築，這樣的建築恐怕在世界上也並不多見。我們在世界上看到的飾有蒼鷹建築的樓房的確是不少，但是，在民宅上飾有蒼鷹之圖的建築，幾乎難以尋找。甚至在我的記憶當中，猶太建築中飾有蒼鷹的民宅，似乎也是絕無僅有的。所以，我無論是步行還是乘公交車從這裏經過的時候，都免不了要仰頭去看看這兩隻蒼鷹，揣度它的含義，欣賞它的淩厲，感受猶太流亡者那種不屈的精神和敢為人先的建築理念。
人世滄桑，鬥轉星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他們陸續地走了，迴國了。他們曾在這幢土黃色的、粗糙的、近乎教堂風格的鷹樓裏住了將近三四十年，生兒育女，繁衍後代，其中一些人就是在這幢樓裏離開人世的……
早年的那個埋葬猶太流亡者的墓地在哈爾濱東郊。
鷹樓裏隻有一對猶太老夫婦沒走，仍然住在這幢空曠得連說話都有迴聲的樓裏。他們留下來，是要替那些已故的猶太同胞打掃墓地。
我決定去猶太墓地看看這對猶太夫婦。皮包裏的這部殘缺的稿子，恐怕得先放一放，完全不必要這麽急。
我選擇了一個很好、很涼爽的天氣去了猶太墓地。
去那裏的路很遠，它在哈同公路上，公路已經出城了。我是借了一輛內座局促的小麵包車去的，如果要打出租車去，來迴往返那得花上一大筆錢。
先前的哈爾濱猶太墓地，包括其他僑民的墓地是比較分散的，在城裏的各個地方都有——要知道，曆史上猶太人被羅馬帝國驅逐之後，兩千多年以來，他們一直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猶太人隻有自己的曆史，沒有自己的祖國。在近代曆史上，由於瘋狂的戰爭，由於瘋狂的排猶、反猶和大肆地屠殺猶太人，可憐的猶太人又分別從世界各地流亡到了哈爾濱。
盡管他們的靈魂是相聚的，但他們的墓地卻是分散的。
20世紀中葉，戰爭結束了，在猶太人離開哈爾濱之後，當地政府為了便於管理，花了幾年的時間，把所有猶太人的墳墓集中遷到了安靜的皇山公墓。
到了地處哈爾濱東郊的皇山公墓，我通過墓地管理處的一個朋友（他是個領導），並乘坐他的墓地電瓶車去了西邊的猶太公墓，否則我無權擅自進入。這兒管理得極其嚴格。
猶太墓地像一個幽靜的花園。天上有大團大團的白雲在飄（遠方肯定正在下雨，不然天氣不會這麽涼爽），太陽的光線很柔，柔柔的陽光照在墓地中的那些桃樹葉上，泛著水樣的波紋，真的是那種“安息”的感覺。
在這塊新的猶太人墓地裏，大約埋葬著兩千多個猶太亡靈，其中還安葬著以色列前總理拉賓的親屬。
在墓園裏，我還看到了早年哈爾濱猶太人的精神領袖亞倫?摩西?吉塞列夫的墓；猶太宗教公會會長亞?考夫曼的墓；哈爾濱最早的猶太麵包師，後來成為麵包廠廠長的i.g.梅金的墓；秋林百貨公司總會計師通科偌戈夫的墓；馬迭爾老板的兒子，那個被綁匪殺害了的年輕的鋼琴家西蒙?開斯普的墓；還有猶太國民銀行的創辦人格利高裏?鮑裏索維奇?德裏金與其妻的合葬墓；以及一些音樂家、作家、演員、樂手和馬車夫的墓。
埋葬在這座墓地的約瑟夫?約瑟夫維奇?奧爾默特（？—1941）的長孫，曾任以色列駐中國大使館的農業參讚；他的次孫即是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奧爾默特。
猶太人的墓碑造型非常豐富，什麽樣子的都有，可謂人類之最：有的大理石墓棺平靜地躺在那裏，以求安息；有的墓像一幢房子，毫無疑問，亡靈希冀著有一個寧靜的家園；有的墓奇特得像一棵樹被攔腰截斷，似乎是在告訴後人，一個年輕女性的生命曾被扼殺；有的陵墓上放著一本翻開的書，似乎是在告訴人們，墓室裏的主人沒等看完這本人生的大書就離開了人世；有的墓碑則蒙著一塊被繩子紮住的“布”，大抵是亡者不願看這個血腥而罪惡的世界才蒙住了自己的眼睛；更令人肅穆、沉思的是那個黑色大理石的巨大墓碑，墓碑上鑲嵌著一枝橄欖枝，是亡者在天堂為人類實現世界和平祈禱……
公墓管理處的朋友皺著眉頭說：“兄弟，你都看到了，這兒的一切都是我們自己出資修建的，花園、果樹、石板甬道、殘破的墓碑、墓棺，全是我們出資修的。咋辦？猶太人走了，死者的家屬也走了，走了半個世紀了，誰來管？他們都走了，那麽隻有我們來管了。兄弟，你看看，我們把這裏搞得跟花園一樣啊。”
說著，他指著東邊的俄人墓地說：“那邊也一樣，也是歸我們管，我們維護，我們清掃，我們修繕，到了猶太人的節日、俄國人的節日，由我們來祭奠。我們就像是他們的堂兄弟和表姐妹一樣……既沒人出資，也沒人命令我們這麽幹，唉，就是積點德吧，他們都是一些可憐的人哪。”
在這位公墓管理處的朋友幫助下，我找到了早年的那一對看守猶太墓地的老夫婦的合葬墓。
合葬墓的墓碑上鑲著他們的照片兒，風吹雨淋，都快褪色了，但我仍能看到他們的迷惘。墓碑上還刻著一首詩，因為是希伯來文，所以我不知道寫的什麽。
我拔了幾株野花放在他們的石棺上，然後，按照猶太人的風俗，在他們的墓碑上放了塊石頭，並肅立在那裏低頭默哀。
那位公墓管理處的朋友問我：“怎麽，你認識這兩個老頭老太太？”
我說：“不認識，但知道他們，他們是為了守護猶太人的墓地才留在中國沒走。我是覺得可敬，才過來祭奠一下。”
公墓管理處的朋友對我說：“我父親認識他們，都是看墳的嘛。他們是從萊茵河流域來的。早年，我父親看守的是南邊那一片中國人的墓地。他們看守的是猶太墓地。這一對猶太夫婦在臨死前流著淚托付我父親照顧好猶太人的墓地……而我父親在臨終前呢，又囑咐我照顧好這些猶太人的墳，拔拔草啊，修修路啊，等待他們親屬的到來……我和我的同事們隻能盡力而為呀，是不是？”
我問：“有猶太人來上墳嗎？”
他說：“有。我在國際互聯網上刊發了所有葬在這裏的猶太人的名字，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隻要打開電腦就能看到，如果找到自己的親人了，就到中國，到哈爾濱來了，他們看著猶太墓地像花園一樣都很感動，握手時非常使勁兒。他們還問我信什麽教，我說我什麽教也不信，就信共產黨。”
“然後呢？”
他說：“然後，他們就走了，迴國了，還能留在這兒跟我們公墓管理處一道看墳嗎？”
我說：“那是。”
後來我也走了，猶太墳離我愈來愈遠了，我真不知道猶太墓地中的這一切在我的書稿中將如何體現，因為說大，它太大，說小，它又很小。但有一點我清楚，書稿沒它恐怕不行。
永遠的老木板房
早年的哈爾濱幾乎到處都是俄式的木板房。站在高岡處放眼望去，真的是太漂亮了，哈爾濱儼然是一座“木板房之城”。
在哈爾濱這座年紀輕輕的城市裏，俄式木板房是由那些俄國的猶太流亡者建的。他們絕大多數都住在木板房裏。想想看，這座城市該有多少幢木板房吧。這些俄國的猶太流亡者在形形色色、造型各異的木板房裏，吃飯、喝茶、打牌、賣呆兒、數錢，或者放聲歌唱，或者在這樣的房子裏跟法國人、意大利人、英國人、中國人，組成家庭，共同生活，生兒育女——養育出“二毛子”、或者是“三合水”的混血兒——或叫“古怪的一代”；或者給遠在俄國的親人、朋友寫信，告訴遠方之人，這裏正在下雪，或者正在下雨，或者正在落葉紛紛，等等。
在少年時代，我曾經和這些居住在木板房裏的某個猶太人或者“混血兒”是認識的，是街坊，是鄰居，是玩伴兒，大家在一起和平相處，共同玩耍，並沒有那些有學問的人說的那樣，有什麽“文化衝突”。在我的印象裏，大凡居住在木板房裏的猶太人都很窮，他們應該是真正的流亡者。他們由於生活貧困，經常變賣家裏的東西，皮大衣、鞋、帽子、家具、餐具、披肩，等等。他們從事的職業也很雜，喂奶牛、當馬車夫、賣青菜、修汽車、修樂器，在鐵廠幹活兒，等等。我不知道他們的理想是什麽，僅僅是看到他們在平靜地生活著。
是啊，這些發生在木板房裏的普普通通的、不大為人知的故事，正在隨著木板房的消失而一頁一頁地消失著。今天，我幾乎有點看不清那些俄國猶太人的淚水、他們理想的失落、亡親者的悲戚，以及失掉國籍的茫然。他們的故事在他們中間流傳，也在他們中間消失……
當年，在炮隊街（今通江街）、警察街（今友誼路）、埠頭區（今道裏區）——特別是埠頭區的沿江一帶，還有埠頭區的八道街、秦家崗（今南崗區）等地，新商務街（今果戈理大街）、鬆花江街，以及關達基街（今河圖街）、涅克拉索夫街（河清街）、符拉基米爾街（今安國街）、謝爾吉耶夫街（今安廣街）等等，到處都是猶太人居住的木板房和木刻楞的房子。
有人說哈爾濱是一座冰城、雪城，但是，先前的哈爾濱還是一座木板房之城。
在這裏，我要引進一個與“木板房”有關的話題。
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沙皇政府借此機會，脅迫前來祝賀的李鴻章簽訂了《中俄禦敵條約》（又稱《中俄密約》）。依照該條約，中國允許俄國於“中國黑龍江、吉林地方建造鐵路以達海參崴”。簡言之就是，無論是戰時或是平時，俄國人都可以在該鐵路上運送軍隊或軍需品。《中俄密約》簽訂後，又相繼簽訂了《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合同》。沙皇俄國不僅取得了中東鐵路的修築和經營特權，而且使這條鐵路沿線的大片土地變成了沙俄的勢力範圍。中東鐵路動工之後，沙俄就可以隨便砍伐鐵路沿線及附近森林，作為鐵路枕木、建築房屋、燃料和其他用材。想想看，如果沒有上述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哈爾濱的這些俄式木板房是不可能存在的。
這些俄式木板房在建築領域有一個“寒冷”的名字，叫“西伯利亞式建築”。而這些“西伯利亞式建築”，最早是出現在哈爾濱的新陽路一帶。
早年，哈爾濱的新陽路（過去叫大同路）一帶被稱之為“偏臉子”。當時，哈爾濱的城市版圖尚小，人走到了新陽路一帶就已經嗅到濃厚的城郊味道了。因此，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稱這裏是平民區，是偏臉子。
這種偏見並不是毫無緣由的。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爆發之後，有相當數量的俄國人由西伯利亞、哈巴羅夫斯克、海參崴流亡到中國境內。這些形形色色、成分複雜、背景複雜的俄國人，有的在綏芬河住下來（並繁衍了一些中俄混血兒），有的則客居在中東鐵路樞紐重鎮一麵坡，但更多的人來到了中東鐵路的中心城市哈爾濱。1918年，城市管理當局便把新陽路這一帶的沼澤地，劃給了這些無家可歸的俄國人，作為他們的棲身之所，意在體現一種無償的人道主義精神。這個臨時的家園被有身份的人稱之為“納哈羅夫卡村”，也稱“納哈勒”——意為流浪漢、流氓、無賴居住的地方。
納哈羅夫卡村的木板房，雜亂地建在高地上。有趣兒的是，這些簡陋的木板房仍然頑強地保持著俄式的建築風格。不錯，家，是最能體現個人意誌與情感的。
由於沼澤地上無路可走，俄國人隻好在這些木板房的房與房、房與街之間搭建一些錯綜複雜的棧橋通行。後來，由於這裏的居住者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傾倒大量垃圾和殘土，才使得這一帶有了街道的輪廓——即原始的街路。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些猶太流亡者也相繼來到了哈爾濱，於是，這兒的俄式木板
——摘自《哈爾濱猶太複活主義活動》，以色列-中國友好協會會長特迪?考夫曼
大規模移民從哈爾濱開始了。哈爾濱移民使用了多種交通工具：首先坐四十八小時的火車到天津，然後換乘一艘經改裝用於運載難民的丹麥貨船“亨利克?傑森”，經五天航行後到達香港，並最終通過三十六小時航行，到達終點以色列羅德機場。這種長途跋涉的旅行方式多次使用過。在1949年12月，特迪?考夫曼踏上以色列的土地，之後，我與我的父母和兩個祖母在1950年4月也完成了同樣的旅程。那一年，我十二歲。
1964年，哈爾濱最後一個猶太人漢娜?阿格列太太因年事已高在家中病逝。
——摘自《從中國到以色列》，以色列-中國友好協會和
以色列原居中國猶太人協會副會長約西 克磊
難忘的俄式單體式民宅
哈爾濱的民宅，在中國的民宅係列當中似乎屬於另類，它們好像一直不在我國建築家和民俗家的視野當中。我記得郵電部曾經出版過一套紀念郵票，主題內容是“中國民居”，裏麵有白牆黑瓦的江南民居，有青磚壘就的北京四合院，也有木板構製的土家族吊角樓等等，這其中還包括那些有特點、有品味、有雕梁、又有廊柱的江南大宅，蒙古包和竹樓等等。在這些林林總總的中國民宅中，唯獨沒有哈爾濱的民宅。為什麽呢？我完全被搞糊塗了。
看來，我有必要簡單地介紹一下哈爾濱的民宅，希望能引起有關專家的注意，爭取早日躋身於“中國民宅係列”當中。
哈爾濱的民宅，隨著中東鐵路建設的完成，俄籍的猶太僑民大批湧入，使得哈爾濱一下子出現了大量的、引人注目的、當地人稱之為“鐵路房”的俄式單體住宅，也稱“俄羅斯式農舍建築”。這種磚木結構的俄式單體住宅，通常是磚砌牆、板加泥牆、毛石外砌牆和那種夾鋸沫子的雙麵抹灰牆，單層、木房架、紅瓦房頂或鐵皮房蓋，外立麵大都粉刷成米黃色。我曾稱哈爾濱是一座“米黃色的城市”。這種房子之所以采用暖色調的米黃色牆麵，顯然與寒冷有關。
這種單體式平房的房蓋有相當一部分由瓦棱鐵、洋鐵取代了當地古老的鴛鴦青瓦。所以，每當下起雨來的時候，雨點敲擊在無數個洋鐵房蓋上，發出了叮叮當當的聲音，形成了這座城市獨有的美妙音樂。這種城市獨有的“記憶中的自然音樂”，常讓那些流亡的猶太人、海外遊子、客居異鄉的老哈爾濱人夜夢難全，淚濕衣衫。
當年，這種磚木結構的俄式民宅，大都分布在南崗馬家溝河的沿岸、道裏鬆花江兩岸、江北太陽島一帶，這種有選擇的分布，使得哈爾濱的整座城市平添了一種異域風情。
這些農舍式的單體住宅和建築小品，造型非常別致，情調親切浪漫，色彩明快豔麗。而且，每一幢民宅的外部均有玻璃涼亭、花廳、雨塔、門鬥、雕花門窗、簷板、短柵欄，以及各種果樹等等，形成了哈爾濱這座城市獨特的民宅景觀。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當年的哈爾濱似乎是一座供人們度假的休閑之城。
既然哈爾濱的民宅無論在風格、構造、布局上完全是俄式的，因此，“郵票”不把它列入“中國民宅係列”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它畢竟在中國存在，又是中國人建造的洋房，你能說它們完全不是中國的民居嗎？更何況當代中國這樣的洋房還少嗎？我們怎麽能將它們排除在“中國民宅係列”之外呢？這非常困難。
哈爾濱的這種俄式的單體老式民宅一般為兩家合住一棟，分別由南北房山各自開門，南邊一家，北麵一家，互不幹擾。但房子內部的布局，包括公家配置的家具，都是一樣的。為什麽會有公配的家具呢？原因是，這樣的房子都是老百姓所說的那種“鐵路房”，住戶清一色是鐵路員工。由於鐵路員工的工作流動性很大，南來北往，經常調任，便要經常搬家。所以，“鐵路房”一般都配有公用的家具，人搬走，而家具留下，倒也十分方便。
這種俄式民宅的顯著特征是：大屋頂、紅瓦或洋鐵房蓋、厚厚的磚牆——這種厚磚牆在全國恐怕要名列第一了。它有多厚呢？六磚厚。一般的民宅隻有兩磚半到三磚就已經很厚了。聽說在南方還有跑單磚的牆（造價自然便宜）。在寒冷的哈爾濱，牆跑單磚是絕對不行的，不僅需要六磚厚的牆，而且在三磚和三磚之間還要加上一排紅鬆圓木。這些圓木像障子一樣從上至下並排排列，然後再在兩邊砌磚。這種類似堡壘般的牆壁，自然冬暖夏涼，居住十分舒服。
宅內的一些附加設施，如壁爐，當地人稱“別氣克”（別列大），也是必須要有的，房子裏的猶太人讀書呀，聊天兒呀，老年人打瞌睡呀，都喜歡坐在壁爐前，溫暖得像是在母親的懷抱裏，很放鬆，很安全。
早期哈爾濱民宅的取暖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鐵爐子，鐵爐子又分為中西兩種：一種是俄式的，即“別氣克”，這種爐子鑄造得非常精美，有方形和圓形兩種，爐子上麵接著煙囪，一節套一節地通往窗外。另外一種是圓形的，但這種圓形的體積比較小，僅僅可以用來燒水或者家人、客人圍著火爐取暖用。哈爾濱中式的鐵爐子基本上仿造俄式鐵爐子，也是方形的，用厚鐵板焊成，比較簡陋，比較大，比較蠢，但也比較親切，比較實用。先前，在哈爾濱的小飯館兒裏可以看到這種放在堂屋正中的鐵爐子，不單純用來取暖，還用來給客人溫酒。再一種爐子就是鐵皮的，方的、圓的都有。用這種爐子的人基本都是像我們這種窮人家，重要的是，這種爐子熱得快，省煤。缺點是，壞得快，不抗使。
盡管這種老房子是俄式的，但是迎來了中國主人，情況就會發生一點兒變化。要知道，中國人不喜歡壁爐，認為那是浪費，他們采用另外一種取暖方式——用火牆子。有趣的是，火牆子竟然是從俄國人那裏學來的，是俄國人的壁爐給中國工匠提供了一種啟示，他們借鑒了俄式壁爐的方法，將古老的火炕“立”起來，改成中國式的“壁爐”。這種做法，應當是哈爾濱地方建築史上的一大創造了。
在屋子當中豎立起一麵磚砌的火牆子，一方麵可以取暖，另一方麵還可以作為一種磚屏風。火牆子的兩麵分為兩間屋，都可以享受火牆子的熱氣。而俄國人的壁爐僅僅能供一間屋子取暖。還有，中國人的火牆子是用爐子來燒的，一方麵可以取暖，另一方麵爐子還可以做飯，一舉兩得，又節省能源。但是，相應的麻煩也跟著出來了，每到下雪之前，家家戶戶都要打火牆子、打煙囪（不然就不好燒，不熱），個個弄得跟小黑鬼似的。你看吧，到了這個入冬前的季節，所有的院子裏都在和黃泥、壘火牆子、砌煙道。這種事，富庶人家通常是雇人來做的。在三四十年代的哈爾濱就專門有為有錢人家打火牆子的工人。
前麵說過，俄式的民宅每家都有一個開放式的木製涼亭，涼亭鑲著玻璃牆，看上去像花房一樣，家人在裏麵看書、養花、喝茶、拉琴、陽光浴等等。那些有文化的猶太人家，經常在周末搞友人聚會，在這裏朗誦詩、散文——都是他們自己寫的，挺有意思的。
這樣的涼亭製作得很精美，木結構的房簷四周會有一層疊一層的木雕花，並刷上絢麗的顏色，給人一種安逸與美妙之感。除此之外，室內的廚房裏還有一個地窖，這個地窖主要是儲藏秋菜用的。當然，喜歡喝啤酒的人家也會把啤酒之類的東西送到地窖裏“拔涼”。將需要拔涼的啤酒放在籃子裏，在籃子上麵係一根繩放到窖裏，需要的時候，拉起繩子將籃子提上來。這種“冰”鎮的啤酒，在夏天是很好的消暑飲料。
早年，哈爾濱所有的鐵路房無一例外都有一個院子，主要是用來種花，猶太人也喜歡種花。隻是，這樣的房子到了中國人的手裏，就不一定種花了，他們會種上幾壟蔬菜，不過，照例在蔬菜的周圍再栽種上幾盆花——顯然是受了猶太人的影響。先前，如果某家鐵路房的院子裏不養花，是一件很沒麵子的事情。
院子裏不僅種花還種果樹，像櫻桃樹、李子樹、梨樹、山楂樹等等。這使我想起了德國的巴伐利亞州，據說那兒的地方政府就規定，每家的窗台都要放上幾盆花，一方麵可以美化市容，另一方麵也可增加生活的情趣。
現在，如果你有空到這座城市裏來逛一逛，隨便問一個三四十歲的人，問他們或他們父輩是不是鐵路上的，是否住過“鐵路房”？對方迴答一定是肯定的，而且他們就會更加詳盡地、充滿感情地對你描述他們曾經住過的別墅一般的“鐵路房”。
現在，哈爾濱城裏的老鐵路房差不多“消失”掉了百分之九十了，不過還有幾幢，不妨保存它幾戶，或為小型博物館，或為旅遊景點，權做一座城市的曆史見證，供後人欣賞。
不行嗎？
猶太樓與猶太墓地
猶太樓在哈爾濱最長的大直街上。
大直街是哈爾濱的“中軸線”，在這條中軸線上，聖尼古拉大教堂、中東鐵路管理局、莫斯科商場、中鐵俱樂部、手風琴式的國際旅行社、鐵路員工宿舍，乃至秋林公司和教化廣場，都在這一左一右。
教化廣場是“霍華特花園城市”之理念的產物，也是東歐傳統城市模式的舶來品。在戰爭期間與鐵路進入城市的同時，流亡者和他們的文化作為鐵路的影子也隨之而來了。
在教化廣場的東頭，有一幢四層的洋樓，即所謂的猶太樓。那是一座很普通的、土黃色的猶太建築。
在洋氣十足的哈爾濱，除了一些中國式建築、羅馬建築、哥特式建築、拜占庭式建築、新古典主義建築，以及伊斯蘭建築之外，還有相當數量的猶太建築。
猶太的民間建築幾乎都與猶太會堂有相似之處。
在1903年，這幢猶太樓是該城的一座高大建築。這是一個重要的提示，據有關資料表明，在二戰期間，流亡在哈爾濱的猶太人竟有五萬之眾！
遺憾的是，我雖然天天在大直街上走，卻對這幢猶太樓熟視無睹。
2002年的盛夏，我提著沉重的皮包，急匆匆地從這幢樓的樓下經過。我打算到前麵的郵局去，皮包裏裝著我寫的一大厚遝子有關這座城市曆史的原始手稿。從開始弄它，我就非常惱火，一切過眼過手的東西都是殘缺的，似是而非的。讓人撞牆的是，這其中的百分之八十居然都出自那些自命不凡又愚不可及的“專家”之口。
不過，我終於馬馬虎虎地弄完了——馬馬虎虎的品質，古往今來概莫能外。現在趕快把它送走，它幾乎讓我的心都碎了，我應當鬆一口氣了，我應當急流勇退了。這件事應該結束了！
但是，在我經過這幢猶太樓時，突然聽見樓上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本能地停了下來，抬頭看。樓上不少窗戶都開著，但沒看見有人。幻聽了？我剛走出幾步，又聽有人喊，再停下來，再一次迴頭朝樓上查看，依舊無人。
被人連續喊兩次，就應當停下來，這是我的原則。
於是，我不走了，到樹蔭下吸支煙，並認真地端詳這幢猶太建築風格的樓。吞吐之間，我終於發現了它的不尋常之處。我看到在樓頂上的東、西兩個角上，各塑著一個“■”的猶太標誌。我猛然想起，這不是平時老人們所說的那幢猶太樓嗎？我之所以對這棟樓表示如此的驚訝，並不是故作誇張，而是在哈爾濱這座偌大的城市裏，這是唯一的一座在牆立麵的頂上雕塑著兩隻栩栩如生的俯衝下來的蒼鷹的建築。而且，它的特別之處在於它竟然是一座猶太建築，這樣的建築恐怕在世界上也並不多見。我們在世界上看到的飾有蒼鷹建築的樓房的確是不少，但是，在民宅上飾有蒼鷹之圖的建築，幾乎難以尋找。甚至在我的記憶當中，猶太建築中飾有蒼鷹的民宅，似乎也是絕無僅有的。所以，我無論是步行還是乘公交車從這裏經過的時候，都免不了要仰頭去看看這兩隻蒼鷹，揣度它的含義，欣賞它的淩厲，感受猶太流亡者那種不屈的精神和敢為人先的建築理念。
人世滄桑，鬥轉星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他們陸續地走了，迴國了。他們曾在這幢土黃色的、粗糙的、近乎教堂風格的鷹樓裏住了將近三四十年，生兒育女，繁衍後代，其中一些人就是在這幢樓裏離開人世的……
早年的那個埋葬猶太流亡者的墓地在哈爾濱東郊。
鷹樓裏隻有一對猶太老夫婦沒走，仍然住在這幢空曠得連說話都有迴聲的樓裏。他們留下來，是要替那些已故的猶太同胞打掃墓地。
我決定去猶太墓地看看這對猶太夫婦。皮包裏的這部殘缺的稿子，恐怕得先放一放，完全不必要這麽急。
我選擇了一個很好、很涼爽的天氣去了猶太墓地。
去那裏的路很遠，它在哈同公路上，公路已經出城了。我是借了一輛內座局促的小麵包車去的，如果要打出租車去，來迴往返那得花上一大筆錢。
先前的哈爾濱猶太墓地，包括其他僑民的墓地是比較分散的，在城裏的各個地方都有——要知道，曆史上猶太人被羅馬帝國驅逐之後，兩千多年以來，他們一直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猶太人隻有自己的曆史，沒有自己的祖國。在近代曆史上，由於瘋狂的戰爭，由於瘋狂的排猶、反猶和大肆地屠殺猶太人，可憐的猶太人又分別從世界各地流亡到了哈爾濱。
盡管他們的靈魂是相聚的，但他們的墓地卻是分散的。
20世紀中葉，戰爭結束了，在猶太人離開哈爾濱之後，當地政府為了便於管理，花了幾年的時間，把所有猶太人的墳墓集中遷到了安靜的皇山公墓。
到了地處哈爾濱東郊的皇山公墓，我通過墓地管理處的一個朋友（他是個領導），並乘坐他的墓地電瓶車去了西邊的猶太公墓，否則我無權擅自進入。這兒管理得極其嚴格。
猶太墓地像一個幽靜的花園。天上有大團大團的白雲在飄（遠方肯定正在下雨，不然天氣不會這麽涼爽），太陽的光線很柔，柔柔的陽光照在墓地中的那些桃樹葉上，泛著水樣的波紋，真的是那種“安息”的感覺。
在這塊新的猶太人墓地裏，大約埋葬著兩千多個猶太亡靈，其中還安葬著以色列前總理拉賓的親屬。
在墓園裏，我還看到了早年哈爾濱猶太人的精神領袖亞倫?摩西?吉塞列夫的墓；猶太宗教公會會長亞?考夫曼的墓；哈爾濱最早的猶太麵包師，後來成為麵包廠廠長的i.g.梅金的墓；秋林百貨公司總會計師通科偌戈夫的墓；馬迭爾老板的兒子，那個被綁匪殺害了的年輕的鋼琴家西蒙?開斯普的墓；還有猶太國民銀行的創辦人格利高裏?鮑裏索維奇?德裏金與其妻的合葬墓；以及一些音樂家、作家、演員、樂手和馬車夫的墓。
埋葬在這座墓地的約瑟夫?約瑟夫維奇?奧爾默特（？—1941）的長孫，曾任以色列駐中國大使館的農業參讚；他的次孫即是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奧爾默特。
猶太人的墓碑造型非常豐富，什麽樣子的都有，可謂人類之最：有的大理石墓棺平靜地躺在那裏，以求安息；有的墓像一幢房子，毫無疑問，亡靈希冀著有一個寧靜的家園；有的墓奇特得像一棵樹被攔腰截斷，似乎是在告訴後人，一個年輕女性的生命曾被扼殺；有的陵墓上放著一本翻開的書，似乎是在告訴人們，墓室裏的主人沒等看完這本人生的大書就離開了人世；有的墓碑則蒙著一塊被繩子紮住的“布”，大抵是亡者不願看這個血腥而罪惡的世界才蒙住了自己的眼睛；更令人肅穆、沉思的是那個黑色大理石的巨大墓碑，墓碑上鑲嵌著一枝橄欖枝，是亡者在天堂為人類實現世界和平祈禱……
公墓管理處的朋友皺著眉頭說：“兄弟，你都看到了，這兒的一切都是我們自己出資修建的，花園、果樹、石板甬道、殘破的墓碑、墓棺，全是我們出資修的。咋辦？猶太人走了，死者的家屬也走了，走了半個世紀了，誰來管？他們都走了，那麽隻有我們來管了。兄弟，你看看，我們把這裏搞得跟花園一樣啊。”
說著，他指著東邊的俄人墓地說：“那邊也一樣，也是歸我們管，我們維護，我們清掃，我們修繕，到了猶太人的節日、俄國人的節日，由我們來祭奠。我們就像是他們的堂兄弟和表姐妹一樣……既沒人出資，也沒人命令我們這麽幹，唉，就是積點德吧，他們都是一些可憐的人哪。”
在這位公墓管理處的朋友幫助下，我找到了早年的那一對看守猶太墓地的老夫婦的合葬墓。
合葬墓的墓碑上鑲著他們的照片兒，風吹雨淋，都快褪色了，但我仍能看到他們的迷惘。墓碑上還刻著一首詩，因為是希伯來文，所以我不知道寫的什麽。
我拔了幾株野花放在他們的石棺上，然後，按照猶太人的風俗，在他們的墓碑上放了塊石頭，並肅立在那裏低頭默哀。
那位公墓管理處的朋友問我：“怎麽，你認識這兩個老頭老太太？”
我說：“不認識，但知道他們，他們是為了守護猶太人的墓地才留在中國沒走。我是覺得可敬，才過來祭奠一下。”
公墓管理處的朋友對我說：“我父親認識他們，都是看墳的嘛。他們是從萊茵河流域來的。早年，我父親看守的是南邊那一片中國人的墓地。他們看守的是猶太墓地。這一對猶太夫婦在臨死前流著淚托付我父親照顧好猶太人的墓地……而我父親在臨終前呢，又囑咐我照顧好這些猶太人的墳，拔拔草啊，修修路啊，等待他們親屬的到來……我和我的同事們隻能盡力而為呀，是不是？”
我問：“有猶太人來上墳嗎？”
他說：“有。我在國際互聯網上刊發了所有葬在這裏的猶太人的名字，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隻要打開電腦就能看到，如果找到自己的親人了，就到中國，到哈爾濱來了，他們看著猶太墓地像花園一樣都很感動，握手時非常使勁兒。他們還問我信什麽教，我說我什麽教也不信，就信共產黨。”
“然後呢？”
他說：“然後，他們就走了，迴國了，還能留在這兒跟我們公墓管理處一道看墳嗎？”
我說：“那是。”
後來我也走了，猶太墳離我愈來愈遠了，我真不知道猶太墓地中的這一切在我的書稿中將如何體現，因為說大，它太大，說小，它又很小。但有一點我清楚，書稿沒它恐怕不行。
永遠的老木板房
早年的哈爾濱幾乎到處都是俄式的木板房。站在高岡處放眼望去，真的是太漂亮了，哈爾濱儼然是一座“木板房之城”。
在哈爾濱這座年紀輕輕的城市裏，俄式木板房是由那些俄國的猶太流亡者建的。他們絕大多數都住在木板房裏。想想看，這座城市該有多少幢木板房吧。這些俄國的猶太流亡者在形形色色、造型各異的木板房裏，吃飯、喝茶、打牌、賣呆兒、數錢，或者放聲歌唱，或者在這樣的房子裏跟法國人、意大利人、英國人、中國人，組成家庭，共同生活，生兒育女——養育出“二毛子”、或者是“三合水”的混血兒——或叫“古怪的一代”；或者給遠在俄國的親人、朋友寫信，告訴遠方之人，這裏正在下雪，或者正在下雨，或者正在落葉紛紛，等等。
在少年時代，我曾經和這些居住在木板房裏的某個猶太人或者“混血兒”是認識的，是街坊，是鄰居，是玩伴兒，大家在一起和平相處，共同玩耍，並沒有那些有學問的人說的那樣，有什麽“文化衝突”。在我的印象裏，大凡居住在木板房裏的猶太人都很窮，他們應該是真正的流亡者。他們由於生活貧困，經常變賣家裏的東西，皮大衣、鞋、帽子、家具、餐具、披肩，等等。他們從事的職業也很雜，喂奶牛、當馬車夫、賣青菜、修汽車、修樂器，在鐵廠幹活兒，等等。我不知道他們的理想是什麽，僅僅是看到他們在平靜地生活著。
是啊，這些發生在木板房裏的普普通通的、不大為人知的故事，正在隨著木板房的消失而一頁一頁地消失著。今天，我幾乎有點看不清那些俄國猶太人的淚水、他們理想的失落、亡親者的悲戚，以及失掉國籍的茫然。他們的故事在他們中間流傳，也在他們中間消失……
當年，在炮隊街（今通江街）、警察街（今友誼路）、埠頭區（今道裏區）——特別是埠頭區的沿江一帶，還有埠頭區的八道街、秦家崗（今南崗區）等地，新商務街（今果戈理大街）、鬆花江街，以及關達基街（今河圖街）、涅克拉索夫街（河清街）、符拉基米爾街（今安國街）、謝爾吉耶夫街（今安廣街）等等，到處都是猶太人居住的木板房和木刻楞的房子。
有人說哈爾濱是一座冰城、雪城，但是，先前的哈爾濱還是一座木板房之城。
在這裏，我要引進一個與“木板房”有關的話題。
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沙皇政府借此機會，脅迫前來祝賀的李鴻章簽訂了《中俄禦敵條約》（又稱《中俄密約》）。依照該條約，中國允許俄國於“中國黑龍江、吉林地方建造鐵路以達海參崴”。簡言之就是，無論是戰時或是平時，俄國人都可以在該鐵路上運送軍隊或軍需品。《中俄密約》簽訂後，又相繼簽訂了《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合同》。沙皇俄國不僅取得了中東鐵路的修築和經營特權，而且使這條鐵路沿線的大片土地變成了沙俄的勢力範圍。中東鐵路動工之後，沙俄就可以隨便砍伐鐵路沿線及附近森林，作為鐵路枕木、建築房屋、燃料和其他用材。想想看，如果沒有上述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哈爾濱的這些俄式木板房是不可能存在的。
這些俄式木板房在建築領域有一個“寒冷”的名字，叫“西伯利亞式建築”。而這些“西伯利亞式建築”，最早是出現在哈爾濱的新陽路一帶。
早年，哈爾濱的新陽路（過去叫大同路）一帶被稱之為“偏臉子”。當時，哈爾濱的城市版圖尚小，人走到了新陽路一帶就已經嗅到濃厚的城郊味道了。因此，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稱這裏是平民區，是偏臉子。
這種偏見並不是毫無緣由的。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爆發之後，有相當數量的俄國人由西伯利亞、哈巴羅夫斯克、海參崴流亡到中國境內。這些形形色色、成分複雜、背景複雜的俄國人，有的在綏芬河住下來（並繁衍了一些中俄混血兒），有的則客居在中東鐵路樞紐重鎮一麵坡，但更多的人來到了中東鐵路的中心城市哈爾濱。1918年，城市管理當局便把新陽路這一帶的沼澤地，劃給了這些無家可歸的俄國人，作為他們的棲身之所，意在體現一種無償的人道主義精神。這個臨時的家園被有身份的人稱之為“納哈羅夫卡村”，也稱“納哈勒”——意為流浪漢、流氓、無賴居住的地方。
納哈羅夫卡村的木板房，雜亂地建在高地上。有趣兒的是，這些簡陋的木板房仍然頑強地保持著俄式的建築風格。不錯，家，是最能體現個人意誌與情感的。
由於沼澤地上無路可走，俄國人隻好在這些木板房的房與房、房與街之間搭建一些錯綜複雜的棧橋通行。後來，由於這裏的居住者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傾倒大量垃圾和殘土，才使得這一帶有了街道的輪廓——即原始的街路。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些猶太流亡者也相繼來到了哈爾濱，於是，這兒的俄式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