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帶著十分興奮和愉快的心情迴到哈爾濱。我出生在這裏，並且和全家一起度過了我的童年時代——我一生中唯一和家人團聚的時期。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在哈爾濱生活的經曆，都是一件有特殊意義的事情。這次，我的兒子也跟我們一起來祭掃我父親的墓。
我要感謝我的朋友特迪?考夫曼，是他幫我選擇了這篇論文的主題，讓我從我父母的出身講起……像許多居住在哈爾濱的猶太人一樣，我們居住在埠頭區（現在道裏區的中心部分），離鬆花江很近。
而我被送到一所希伯來小學，在猶太民族宗教學校裏學習。顯然，我的父親想讓我對猶太教育有基本的了解，包括希伯來語，這些在他的幼年時代一定也學過。這一點，特別有意思。我父親不是純粹的猶太人，他通常不去猶太會堂，然而，他卻想讓我繼承猶太人的傳統。
——摘自《從哈爾濱的猶太民族宗教學校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
人文科學院》，以色列人文科學院副院長哈伊姆?塔德莫
比 樂 街
我的朋友賈先生結婚後，便搬到了南崗的比樂街上，住在他的老泰山家。
先前，賈先生和我住鄰居，他住在河曲街。解放前，河曲街叫羅蒙索夫大街。我則住在與之比鄰的河清街上。過去，河清街叫涅克拉索夫大街，兩條街挨著。這樣，我們成了朋友。
後來，賈先生的父母雙亡之後，經街坊介紹，和南崗區比樂街上的一位寬臉的姑娘結了婚。那姑娘的肩、胯骨、臀部都很實。賈先生說，他就看中了這點，欣賞時心中有一種甜蜜的、充實的感覺。
我去過賈先生的老泰山家。那是一個圍著板障子的大院。先前，這裏住著一對比利時夫婦（隻是住一家），有正房、耳房、倉房、煤柴棚、狗舍、廁所和菜窖，院門是一個雙扇的木大門。其中的一扇上另有一扇常開的小木門，小木門上還有一個小窗口，有事、來信、送牛奶，都在這個小窗口裏完成。
院子裏還有幾棵果樹和幾棵丁香樹。過去，到比利時人家搞住戶登記呀、人口調查呀、送信呀，每次都可以喝到他們夫婦自釀的果酒。
開始時並沒有這條街，這條街是這一對來自比利時的猶太夫婦踩出來的一條蒿草道，而且他們選址在這兒建了這幢房子。有了房子，路自然就有了。世界上哪幢房子不連著路呢？而且從這兒去附近的猶太會堂很方便。隻是這條街當時還沒有街名，國外來了信，就寫比利時人的住宅某某收就行了，趕馬車的郵遞員會準確無誤地把信投遞到這裏。
估計那時候也沒有電話，至少這對比利時夫婦家沒有。而且，通信在那個時代是優雅且溫暖的事，而今的手機也不能與之媲美。
城市逐漸地形成了，新宅新街也不斷地湧現出來。有了新街，自然就得有個街名。於是，當時的城市管理人員將教堂附近的街命名為教堂街，將巴羅金家門口的小道命名為巴羅金街（就是現在的巴陵街），將猶太人布魯西洛夫家門口的小道命名為布魯西洛夫大街（就是現在的中和街），將那個巴爾幹人家側麵的那條小道命名為巴爾幹街。
城管人員到了這對比利時夫婦的家，推開小木門上的窗口，說，喂，記住，你們門前的這條道從今天開始叫比利時街了。
城管人員給新街起名時，自己也感到很有趣、很方便，住著哪國人就起哪國人的名字做街道名字就完了，而且郵遞員也不會因為有了新街名而搞錯。當然，也有避諱，像德國僑民住的地方還不能叫柏林街，猶太人住的地方也不好叫猶太街。於是就換一個名字，或者叫花園街（那個猶太人喜歡種花），或者叫思想街（那個德國猶太人愛思考），或者叫木柴街（那個法國人有個性，院子裏堆滿了木柴），或叫聾啞街（那個俄國猶太人是個聾啞人）。略一解釋，郵遞員就明白了。
比利時夫婦迴國之後，這個院子裏一共住上了三戶中國人家。賈先生的老丈人和丈母娘隻是其中一家。
賈先生的老丈人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他曾經在蘇聯待了十多年，然後迴國和一個寡婦結了婚，生下了一個身材健壯、但性格極其溫和的女兒。女兒長大了，做了賈先生的妻子。
他們生活得很和諧。
一日，賈先生到倉房去找一件什麽東西，發現在角落裏有一個被挖開的洞。鐵鍬還扔在一旁，洞裏有一枚猶太徽章……
賈先生蹲在那裏仔細地研究了半天，然後，用鍬將土坑填好，踩實。
問吧，親愛的
哈爾濱，說它寒冷也好，說它曾是沼澤地也好，但這兒畢竟是一個相對祥和、相對安全，同時又頗為富庶的土地。所以，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到哈爾濱居住的並不全是清一色來自歐洲的那些為了躲避戰爭迫害的流亡者，以及他們在這裏“創造”出來的漂亮的、妙不可言的混血兒，其中也有不少來自長城那邊的中國同胞。
流亡在哈爾濱的中國人，大多是從山東、河南、河北，以及從雲貴一帶來這裏謀生的人。在這些人當中，“流行”這樣一句話，後來成了一句名言：“人挪活，樹挪死。”這是針對古訓“父母在，不遠遊”而言的。可是，當時的中國非常不太平，天災人禍，戰火四起，這才讓那些善良的老百姓人心不古，背井離鄉，踏上了遠離故鄉之路。
背景既然交代清楚了，我們正式開始講三個幾乎相關、但彼此之間又有些若即若離的故事。
先講那個擦皮鞋老頭。
那個在流亡者社區涅克拉索夫大街上擦皮鞋的老頭兒，是從山東的青島流亡過來的。
如此看來，就不能責怪我稱哈爾濱是一座“流亡者的城市”了。
其實，這個老擦皮鞋匠的老家是在山東的博平縣——現在沒這個縣了，不知又歸到什麽地方去了。先前是有的。總之，他是從博平到的青島。
在博平的時候，擦皮鞋匠還不是一個擦皮鞋匠，是一個地道的種田人，從多災多難的博平老家跑出來到青島，僅僅是為了填飽肚子。要知道，饑餓是很痛苦的，長時間的饑餓人根本受不了。
青島地勢起伏跌宕，瀕臨大海。這種海洋性的氣候和自然景觀，毫無疑問，也成了許多德國人流連忘返的地方。所以，在青島僑居或者做生意的德國人是很多的。德國風格的建築在青島四處開花，隨處可見。甚至包括街道的建築風格，也有意無意地體現著日耳曼民族的文化了。
有不少在這裏生活的德國女孩子在日記中寫道：在這裏生活幾乎跟在德國一樣……
你很快就會發現，無論是德國的男人還是女人，他們都喜歡穿長筒皮靴。正是這一雙雙在街上“流動著”的皮靴，催生了擦皮鞋的生意。在青島的每一個街頭都能看到擦皮鞋的攤子。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青島擦皮鞋的生意非常紅火。在青島，擦皮鞋甚至是一門時髦的職業。
德國人一邊叼著煙鬥看著當日的德文報紙，一邊把腳放在擦皮鞋匠的踏板上，讓中國的擦皮鞋匠流著汗水猛擦他的長筒皮靴。
有位洋作家在他的一篇小說中寫過這樣一句話：“德國人的到來，使街頭充滿了濃厚的皮鞋油味。”這句話，特別適用於二戰期間的青島。
我再介紹一下擦皮鞋攤兒背後的城市景觀。
前麵已經說到，德國人的到來使得青島出現了許許多多德國式的建築。德國風格的建築是很有個性的，那些鋪著立陡立崖的紅瓦房蓋兒的房子，給行人的感覺非常特別。德國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建築，主要是地處北迴歸線，雪很大、很頻。德國的位置在東經三十度、北緯四十五度到六十度之間。這個位置隻要跨過狹長的、像並蒂絲瓜一樣的瑞典和挪威，就是北冰洋了。德國的天氣與東歐有點相似，是介於西歐海洋性氣候和東歐大陸性氣候之間的中歐氣候。所以，大雪自然很多，而且雪融化得也很快。因此，構築這種立陡立崖的像“■”字形的紅瓦房蓋，就可以使落上去的厚雪順勢滑下去，融化的雪水不至於滲到天棚裏去。簡而言之，是大雪締造了德國的這種看上去很美，很優雅，也很別致的立陡立崖的紅瓦屋頂。
同時，你就能藉此理解德國人為什麽喜歡穿長筒靴了。
擦皮鞋匠從山東的博平農村流亡到青島後，立刻選擇了擦皮鞋這個行業，而且一幹就是二十年。他幾乎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全都撲在擦皮鞋上了。自然，這辛辛苦苦的二十年也使他的擦皮鞋手藝，包括對皮靴的認識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隻要他走在街上，無論從他走路的姿勢，還是從他低垂的眼神和表情上看，僑居在青島的德國人立刻就知道，這是一個擦皮鞋匠。
你可能已經從他“低垂的眼神和表情上”意識到了，這二十年來，老擦皮鞋匠始終保持著年輕人那種強烈的求知欲望。在他主動和那些洋顧客聊天當中，了解了不少世界各地的皮鞋知識及趣聞，而且不知不覺地還學會了一些德語的日常對話。這對他提高皮鞋的鑒別能力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老擦皮鞋匠決不單純地停留在對德國長筒皮靴的研究與評價上，就是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丹麥人和挪威人的皮鞋，隻要他瞟上一眼，就立刻能分辨出那是一種什麽牌子的皮鞋，產在哪個廠家，是第幾代產品。並且，他還能說出這雙皮鞋出自哪國的哪位設計師之手。不僅如此，他還能指出眼前這雙皮鞋用的是什麽麵料，是什麽品種的牛皮，是中年、少年，還是老年牛的牛皮，這牛是哪兒產的，在哪個國家的哪個牧區，以及這頭牛是冬天殺的還是秋天殺的，等等。
你隻要在他那兒擦皮鞋，你就等於免費獲得了一次有關皮鞋方麵的有趣知識。
一個優秀的擦皮鞋匠，不僅僅是把皮鞋擦亮就完事了，用當代中國流行的時髦話說，它還應當是一種“皮鞋文化”。
這個皮鞋匠一輩子沒娶上女人。他說，他的“愛人”是世界上所有的皮鞋。
擦皮鞋匠到了流亡者社區後不久，便親自動手設計了一幢仿德國建築風格的房子，當然，其中也難免有一點點山東博平民宅的影子。
房子蓋好之後，引起了流亡者社區的那些洋人和混血兒的好奇心。
老擦皮鞋匠非常高興，他發現那些前來圍觀的洋人和混血兒都穿著長筒皮靴子。
老擦皮鞋匠心想：嘿，走著瞧吧。
那是個早春的時節。
其實，哈爾濱沒有輪廓清晰的春天，哈爾濱的春天和冬季幾乎是重疊的，即便是到了春夏交替的時節，雪已經化光了，但一鎬刨下去，下麵還是帶著冰碴的凍土。入夜以後，房子臨街的主人仍然可以聽到行人踏碎薄冰的清脆腳步聲。
老擦皮鞋匠的新房子，正是在這個忽冷忽熱的季節裏晝夜不停蓋成的。
擦皮鞋匠的生意在流亡者社區的涅克拉索夫大街的街頭開張之後，生意果然不錯。到他那兒去擦皮鞋的流亡者幾乎絡繹不絕。甚至有的洋人和混血兒就是單純為了聽擦皮鞋匠講故事，才到他那裏去擦皮鞋的。
擦皮鞋匠心裏暗想：我得悠著點講噢。
到了冬天，哈爾濱的氣候非常寒冷，雪也很大。於是，擦皮鞋的地點便從涅克拉索夫大街的街頭，改在了他的那幢德國風格的住房裏。
老擦皮鞋匠的家裏專有一個擦皮鞋的小屋子，屋子裏生著一隻小鐵爐——似乎全世界的修鞋小屋都是這種樣子。小屋子裏很暖和，還備有熱茶、報紙和畫報，給擦皮鞋的主顧解悶兒。
到了夏季和秋季，他仍然到涅克拉索夫大街的街頭去擦皮鞋。他的麵前放著一把俄羅斯式的圓椅子，這種椅子很像歐洲古典戲劇中的一個道具。椅子前麵是一個踏腳用的小木箱，請您把自己尊貴的腳放在上麵就行了，剩下的事就不必再操心了。
老擦皮鞋匠一旦遇到一雙優質的、做工高超的皮鞋，出於尊敬，出於敬仰，出於心悅誠服，他會擦得非常賣力氣。那種虔誠的態度，滿頭的細汗和滔滔不絕地對這雙皮鞋來曆的講述，讓這雙鞋的主人大為感動。要知道，對鞋的讚美，就是對他的主人的讚美啊。而且，人活著，並不是每一天都會聽到讚美之詞的。
在一個暮春時節的好天裏，老擦皮鞋匠給流亡者社區裏的那個基蘭德醫生擦皮鞋。他幹得非常認真，仿佛他麵對的是一件了不起的藝術品似的。於是，基蘭德醫生在付錢的時候多付給了他幾個錢，以表達自己的感謝之情。但是，卻遭到了老擦皮鞋匠的拒絕。
老擦皮鞋匠非常誠懇地說：“先生，不要您的錢，能親手擦這雙不平凡的皮靴是我的榮幸。記得，我在青島的時候，曾為一個德國人擦過一雙同樣牌子的皮靴。當時我並不懂得這雙皮靴是怎樣的高貴，隻覺得它不同尋常。後來，是那個德國人告訴我，這個牌子的皮鞋在全世界隻有六雙……”
說著，老皮鞋匠激動得眼睛都潮濕了，他淚花閃閃地看著基蘭德醫生，說：“先生，您真幸運，先生，您知道，這雙皮鞋是出自誰的手藝嗎？”
基蘭德醫生說：“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坦率地說，我並沒有把這雙靴子當……怎麽說呢，我可能太草率了……我是一個草率的人。”
老擦皮鞋匠說：“是伯爾，他是一個偉大的鞋匠。”
說完，老皮鞋匠伏下身子，輕輕地吻了一下這雙不同尋常的皮鞋。
這一切，都被在一旁等候擦皮鞋的那個猶太女人看在眼裏。
基蘭德醫生離開這個老擦皮鞋匠之後，由於異常興奮，兩條腿僵硬得幾乎不會走路了。
那個從德國流亡過來的猶太女人鄙夷地看著他醉漢似的背影。
老擦皮鞋匠說：“夫人，您好像不喜歡他。”
猶太女人冷冷地說：“是的。”
老擦皮鞋匠說：“我聽說，他曾經邀請您到他的診所裏去工作。”
猶太女人說：“是的。”
老擦皮鞋匠說：“聽說那裏的待遇不錯。為什麽不去？”
猶太女人說：“這是一個私人問題，您不該問。還是擦您的皮鞋吧。”
坦率地說，老擦皮鞋匠在擦皮鞋的時候，喜歡同女顧客多聊幾句。老擦皮鞋匠畢竟是個男人啊，一個男人喜歡女人，這有什麽錯呢？倘若一個男人一輩子都不想女人，那恐怕就不正常了。
後來，這個老擦皮鞋匠找的女人，就是這個從德國流亡過來的猶太女人。
這個德國女人長得居然有點像烏克蘭人，黑頭發，臉色蒼白，兩隻眼睛像聖母一樣充滿了憂鬱的神色。她是一個寡婦。在戰爭年代，猶太寡婦真是多如牛毛啊。
在流亡者社區裏，大家都知道這個猶太女人是一個技術高超的助產士。社區裏許多混血兒和洋孩子，都是她親手接生的。但是，這個猶太女人從不給中國人接生，換言之，當地的中國婦女也不信任她。對於接生，中國人有中國人的一套方法。這種古老的方法對那個德國猶太女人來說簡直是匪夷所思。
這個德國助產士沒事的時候，喜歡一個人待在家裏，一般的情況她並不出門。從理論上說，寡婦應當是有個性的，沒有個性的寡婦是可疑的寡婦。
猶太女人坐在家裏的壁爐旁，一邊聽著手搖唱機播放的巴伐利亞民間音樂的唱片，一邊喝著茶，迴憶自己的故鄉，品咂著自己已逝的生活。有時候，特別是在休息的日子裏，她會捧上一本詩集看上一個下午。她非常喜歡詩歌，讀詩似乎是她生活中一個重要的內容。
這個猶太女人很瘦，不苟言笑，似乎有一點點冷酷。流亡者社區裏的人從沒看見她放聲大笑過。她幹起接生的活兒來同樣是一絲不苟，幹脆利落。對於報酬，她從不事先和對方講價。她似乎清楚各國對這種事的付酬標準和方式是不同的。如果對方付給她的報酬太少了，她會直盯著你的眼睛，說“謝謝”，然後轉身就走。
所以，有些流亡者說，德國人，是一個令人感到尷尬和恐懼的民族。
這個德國助產士估計有四十多歲了，少女期，青春期，少婦期，都過去了。現在，她正在冷靜地等待著老年期呢。
她的生活完全由她自己操辦，比如去涅克拉索夫大街買肉，買麵包，買日用雜品，都是她自己一個人幹，而且她很能幹。在柵欄院裏幹起活來，像一隻動作靈活的小鹿。
她的房間總是收拾得幹幹淨淨的，牆壁上掛著一些德國的風景畫片，其中有柏林的施普雷河邊的小鎮，有漢堡阿爾斯特湖，有慕尼黑古老的中世紀教堂，有德國的阿爾卑斯山等等。這個猶太女人常常看著它們發呆。
猶太女人的旁邊總跟著一條名貴的大丹犬。這種犬原產於丹麥，後來被德國改良成了大型犬——德國人還是一個富於改良的民族。
她的大丹犬是黑色的，像沒有月亮的黑夜。犬的頭較長，腿豎直，顯得威武而高貴，勇敢而又有風度。可以肯定，這是一隻良好的看守和護衛犬。
許多在二戰時期，在哈爾濱一帶流亡的洋人都養狗，他們喜歡養狗就像中國人喜歡養豬一樣。隻是，這個猶太女人養的這隻狗非常兇惡，那些流亡者社區的日本狼青、比格犬，中國的昆明犬，德國的牧羊犬都懼怕它。它總是和那個德國女人形影不離，像一隻黑色的幽靈。
擦皮鞋匠同這個德國助產士的愛情，就發生在那個暮春時節的好天裏。這裏需要強調一下，因為春天畢竟是一個讓男人和女人春心萌動的季節。雖然哈爾濱的春寒未盡，但它應有的作用卻一點也不能低估。
那天，德國助產士也穿著一雙很不錯的靴子。當這雙靴子踏在擦皮鞋匠的箱子上的時候，擦皮鞋匠徹底驚呆了，他抬頭尊敬地看著靴子的主人，顯得異常激動。
老擦皮鞋匠說：“夫人，您這是一雙德國靴子。”
“您說得很對！擦吧。”
“而且是戰前貨。”
“是的。現在部分地區的戰爭還沒有結束呢。”
“它產在德國的慕尼黑。”
“是的。您去過……”
“這雙靴子是一九xx年十月慕尼黑啤酒節上獎勵給啤酒小姐的獎品之一。”
“是的……”
老擦皮鞋匠說：“這雙靴子是全德國最出色的做靴子的手藝人做的，它隻有一雙。它的妙處在於事前就已知道了啤酒小姐腳的尺碼……
德國女人終於吃驚了，她問道：“您怎麽知道？”
擦皮鞋匠抬起頭，一臉誠懇地說：“我雖然厭惡納粹，但我熱愛德國，熱愛德國的皮鞋。”
不言而喻，愛德國及其皮鞋，當然也包括愛德國的女人了。
或許外人是無法理解的，這種突如其來的愛，很容易讓身處異鄉的德國女人動情……
在一個優美的哈爾濱之夜，擦皮鞋匠來到了這個猶太女人的住所。
他們在一起彬彬有禮地喝茶。後來他們又喝了酒，暢談了德國，暢談了那次令人難以忘懷的啤酒節，暢談了大米格爾湖和易北河，還聊了德國的曆史，漫談了19世紀的普魯士國王……
這是這個德國猶太女人流亡到哈爾濱之後講話最多的一個夜晚……
最後，擦皮鞋匠用自己那一雙擦皮鞋的手，像撫摸名貴的皮靴那樣充滿柔情地撫摸了這個德國女人。
德國女人沒想到這個中國佬的手讓人感到那樣的美妙，那樣的不可思議。
德國女人沉醉地說：“哦，先生，你有一雙助產士般的手……”
擦皮鞋匠哽咽地說：“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接觸女人……”
這的確是一個談情說愛的美妙之夜。不少梨花在那個暮春時節的夜裏開放了。要知道，這些漂亮的香味濃鬱的梨花，在流亡者社區是第一次開放啊。這非常神奇。
擦皮鞋匠小聲地問：“ 我可以問一個私人問題嗎？”
德國女人柔情地說：“問吧，親愛的……”
老胡木匠和猶太女人
混血兒小胡木匠，是猶太流亡者社區最具藝術眼光的木匠了。
坦率地說，在哈爾濱幹木匠活兒，沒有點藝術眼光是不行的。
猶太流亡者社區的房子、家具、甚至柵欄院，包括小亭子（涼亭和花亭）幾乎都是歐式的。看上去，簡直是世界小型建築的博覽會。看得出，歐洲文藝複興之後所帶來的那種五光十色的、而且水平越來越高的審美欲望，已經在幾代人之中盛行不衰、樂此不疲了，它們已經非常成功地走進了歐洲人的靈魂裏去了，無論他們走到哪裏，都在熱情地、如饑似渴地體現著這一點。
走進猶太流亡者社區，視野之內，到處都是錯落有致的那種歐洲風格的建築。
涅克拉索夫大街兩旁的景觀也是這樣，果戈理大街和雨果大街也是這樣。甚至連這兒的空氣都彌漫著歐洲人的氣味。
這些，都出自一些能工巧匠之手。如果他們當中有誰的住宅需要維修，他們就會不假思索地說：
“好吧，去請小胡木匠來。”
小胡木匠是一個非常自負的年輕人。
小胡木匠走在猶太流亡者社區的涅克拉索夫大街上，他會毫不謙虛地認為自己是這裏最聰明的手藝人。
他幹活兒的時候，處處喜歡挑剔，對材料、染料、零七八碎的小五金等等，要求得都很嚴格。
他幾乎無處不在地表現自己的聰明。幹活的過程中，對別人的建議，他理都不理。有時候還會挖苦你幾句，讓對方自討沒趣。
但不管怎麽說，你必須得承認，小胡木匠的手藝在哈爾濱的確是最好的。
這個年輕人還會畫畫，畫得也還不錯。這是他的長處。
如果重新維修一幢富有藝術色彩的歐式建築，沒有繪畫能力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也不會有人雇用你，付給你優厚的報酬。
在猶太流亡者社區，經常看到這個年輕的手藝人，在夏季和初秋時節到鬆花江去寫生。
寫生的時候，年輕人戴著一頂英國式的、乳白色的軟木太陽帽。人坐在馬紮子上，拿著畫板，用鉛筆在上麵畫著什麽，或者是花草，或者是自然景色等等。
小胡木匠的住宅是猶太流亡者社區最好也最優美的建築之一。
那是一幢單體式的俄國風格的平房，有雕著木花邊的涼亭和木樓梯，非常漂亮。房簷、窗欞和門上，到處都是木雕的花草。整幢住宅簡直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
這幢住宅被圍在一個偌大的柵欄院裏。柵欄院裏的草坪、果樹、精致的狗舍、露天的歐式涼亭，都是一些精心之作。
那個涼亭裏麵有桌子和椅子，可以在那裏喝茶，玩牌，約會，接吻。涼亭的頂上和四周爬滿了牽牛花。
小胡木匠的住宅，離那座涅克拉索夫大街上的會堂很近。
小胡木匠坐在涼亭裏，就能看見那兒的拉比從會堂裏出出進進。
就災難性的戰爭而言，哈爾濱的確是流亡者的世外桃源。
小胡木匠曾和那個被殺害的英國紳士，在他的涼亭裏喝過茶。
這個英國紳士是小胡木匠在猶太流亡者社區裏唯一崇拜的人。他很想和這個英國紳士交個朋友。在這個英國紳士麵前，他就是一個天真無知的孩子。他把自己收藏的許多歐洲的“名畫”和古玩給他看。這個英國紳士有根有據又無懈可擊地告訴他，在這些東西當中，哪個是贗品，哪個盡管樣子很精美，但這種東西在歐洲像賽馬場裏的作廢馬票一樣，到處都是。
“不過，”英國紳士寬容地說，“這些東西在哈爾濱可都是寶貝了。”
小胡木匠很佩服這個舉止不凡、談吐文雅，而且見多識廣的英國紳士。
這
我要感謝我的朋友特迪?考夫曼，是他幫我選擇了這篇論文的主題，讓我從我父母的出身講起……像許多居住在哈爾濱的猶太人一樣，我們居住在埠頭區（現在道裏區的中心部分），離鬆花江很近。
而我被送到一所希伯來小學，在猶太民族宗教學校裏學習。顯然，我的父親想讓我對猶太教育有基本的了解，包括希伯來語，這些在他的幼年時代一定也學過。這一點，特別有意思。我父親不是純粹的猶太人，他通常不去猶太會堂，然而，他卻想讓我繼承猶太人的傳統。
——摘自《從哈爾濱的猶太民族宗教學校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
人文科學院》，以色列人文科學院副院長哈伊姆?塔德莫
比 樂 街
我的朋友賈先生結婚後，便搬到了南崗的比樂街上，住在他的老泰山家。
先前，賈先生和我住鄰居，他住在河曲街。解放前，河曲街叫羅蒙索夫大街。我則住在與之比鄰的河清街上。過去，河清街叫涅克拉索夫大街，兩條街挨著。這樣，我們成了朋友。
後來，賈先生的父母雙亡之後，經街坊介紹，和南崗區比樂街上的一位寬臉的姑娘結了婚。那姑娘的肩、胯骨、臀部都很實。賈先生說，他就看中了這點，欣賞時心中有一種甜蜜的、充實的感覺。
我去過賈先生的老泰山家。那是一個圍著板障子的大院。先前，這裏住著一對比利時夫婦（隻是住一家），有正房、耳房、倉房、煤柴棚、狗舍、廁所和菜窖，院門是一個雙扇的木大門。其中的一扇上另有一扇常開的小木門，小木門上還有一個小窗口，有事、來信、送牛奶，都在這個小窗口裏完成。
院子裏還有幾棵果樹和幾棵丁香樹。過去，到比利時人家搞住戶登記呀、人口調查呀、送信呀，每次都可以喝到他們夫婦自釀的果酒。
開始時並沒有這條街，這條街是這一對來自比利時的猶太夫婦踩出來的一條蒿草道，而且他們選址在這兒建了這幢房子。有了房子，路自然就有了。世界上哪幢房子不連著路呢？而且從這兒去附近的猶太會堂很方便。隻是這條街當時還沒有街名，國外來了信，就寫比利時人的住宅某某收就行了，趕馬車的郵遞員會準確無誤地把信投遞到這裏。
估計那時候也沒有電話，至少這對比利時夫婦家沒有。而且，通信在那個時代是優雅且溫暖的事，而今的手機也不能與之媲美。
城市逐漸地形成了，新宅新街也不斷地湧現出來。有了新街，自然就得有個街名。於是，當時的城市管理人員將教堂附近的街命名為教堂街，將巴羅金家門口的小道命名為巴羅金街（就是現在的巴陵街），將猶太人布魯西洛夫家門口的小道命名為布魯西洛夫大街（就是現在的中和街），將那個巴爾幹人家側麵的那條小道命名為巴爾幹街。
城管人員到了這對比利時夫婦的家，推開小木門上的窗口，說，喂，記住，你們門前的這條道從今天開始叫比利時街了。
城管人員給新街起名時，自己也感到很有趣、很方便，住著哪國人就起哪國人的名字做街道名字就完了，而且郵遞員也不會因為有了新街名而搞錯。當然，也有避諱，像德國僑民住的地方還不能叫柏林街，猶太人住的地方也不好叫猶太街。於是就換一個名字，或者叫花園街（那個猶太人喜歡種花），或者叫思想街（那個德國猶太人愛思考），或者叫木柴街（那個法國人有個性，院子裏堆滿了木柴），或叫聾啞街（那個俄國猶太人是個聾啞人）。略一解釋，郵遞員就明白了。
比利時夫婦迴國之後，這個院子裏一共住上了三戶中國人家。賈先生的老丈人和丈母娘隻是其中一家。
賈先生的老丈人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他曾經在蘇聯待了十多年，然後迴國和一個寡婦結了婚，生下了一個身材健壯、但性格極其溫和的女兒。女兒長大了，做了賈先生的妻子。
他們生活得很和諧。
一日，賈先生到倉房去找一件什麽東西，發現在角落裏有一個被挖開的洞。鐵鍬還扔在一旁，洞裏有一枚猶太徽章……
賈先生蹲在那裏仔細地研究了半天，然後，用鍬將土坑填好，踩實。
問吧，親愛的
哈爾濱，說它寒冷也好，說它曾是沼澤地也好，但這兒畢竟是一個相對祥和、相對安全，同時又頗為富庶的土地。所以，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到哈爾濱居住的並不全是清一色來自歐洲的那些為了躲避戰爭迫害的流亡者，以及他們在這裏“創造”出來的漂亮的、妙不可言的混血兒，其中也有不少來自長城那邊的中國同胞。
流亡在哈爾濱的中國人，大多是從山東、河南、河北，以及從雲貴一帶來這裏謀生的人。在這些人當中，“流行”這樣一句話，後來成了一句名言：“人挪活，樹挪死。”這是針對古訓“父母在，不遠遊”而言的。可是，當時的中國非常不太平，天災人禍，戰火四起，這才讓那些善良的老百姓人心不古，背井離鄉，踏上了遠離故鄉之路。
背景既然交代清楚了，我們正式開始講三個幾乎相關、但彼此之間又有些若即若離的故事。
先講那個擦皮鞋老頭。
那個在流亡者社區涅克拉索夫大街上擦皮鞋的老頭兒，是從山東的青島流亡過來的。
如此看來，就不能責怪我稱哈爾濱是一座“流亡者的城市”了。
其實，這個老擦皮鞋匠的老家是在山東的博平縣——現在沒這個縣了，不知又歸到什麽地方去了。先前是有的。總之，他是從博平到的青島。
在博平的時候，擦皮鞋匠還不是一個擦皮鞋匠，是一個地道的種田人，從多災多難的博平老家跑出來到青島，僅僅是為了填飽肚子。要知道，饑餓是很痛苦的，長時間的饑餓人根本受不了。
青島地勢起伏跌宕，瀕臨大海。這種海洋性的氣候和自然景觀，毫無疑問，也成了許多德國人流連忘返的地方。所以，在青島僑居或者做生意的德國人是很多的。德國風格的建築在青島四處開花，隨處可見。甚至包括街道的建築風格，也有意無意地體現著日耳曼民族的文化了。
有不少在這裏生活的德國女孩子在日記中寫道：在這裏生活幾乎跟在德國一樣……
你很快就會發現，無論是德國的男人還是女人，他們都喜歡穿長筒皮靴。正是這一雙雙在街上“流動著”的皮靴，催生了擦皮鞋的生意。在青島的每一個街頭都能看到擦皮鞋的攤子。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青島擦皮鞋的生意非常紅火。在青島，擦皮鞋甚至是一門時髦的職業。
德國人一邊叼著煙鬥看著當日的德文報紙，一邊把腳放在擦皮鞋匠的踏板上，讓中國的擦皮鞋匠流著汗水猛擦他的長筒皮靴。
有位洋作家在他的一篇小說中寫過這樣一句話：“德國人的到來，使街頭充滿了濃厚的皮鞋油味。”這句話，特別適用於二戰期間的青島。
我再介紹一下擦皮鞋攤兒背後的城市景觀。
前麵已經說到，德國人的到來使得青島出現了許許多多德國式的建築。德國風格的建築是很有個性的，那些鋪著立陡立崖的紅瓦房蓋兒的房子，給行人的感覺非常特別。德國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建築，主要是地處北迴歸線，雪很大、很頻。德國的位置在東經三十度、北緯四十五度到六十度之間。這個位置隻要跨過狹長的、像並蒂絲瓜一樣的瑞典和挪威，就是北冰洋了。德國的天氣與東歐有點相似，是介於西歐海洋性氣候和東歐大陸性氣候之間的中歐氣候。所以，大雪自然很多，而且雪融化得也很快。因此，構築這種立陡立崖的像“■”字形的紅瓦房蓋，就可以使落上去的厚雪順勢滑下去，融化的雪水不至於滲到天棚裏去。簡而言之，是大雪締造了德國的這種看上去很美，很優雅，也很別致的立陡立崖的紅瓦屋頂。
同時，你就能藉此理解德國人為什麽喜歡穿長筒靴了。
擦皮鞋匠從山東的博平農村流亡到青島後，立刻選擇了擦皮鞋這個行業，而且一幹就是二十年。他幾乎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全都撲在擦皮鞋上了。自然，這辛辛苦苦的二十年也使他的擦皮鞋手藝，包括對皮靴的認識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隻要他走在街上，無論從他走路的姿勢，還是從他低垂的眼神和表情上看，僑居在青島的德國人立刻就知道，這是一個擦皮鞋匠。
你可能已經從他“低垂的眼神和表情上”意識到了，這二十年來，老擦皮鞋匠始終保持著年輕人那種強烈的求知欲望。在他主動和那些洋顧客聊天當中，了解了不少世界各地的皮鞋知識及趣聞，而且不知不覺地還學會了一些德語的日常對話。這對他提高皮鞋的鑒別能力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老擦皮鞋匠決不單純地停留在對德國長筒皮靴的研究與評價上，就是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丹麥人和挪威人的皮鞋，隻要他瞟上一眼，就立刻能分辨出那是一種什麽牌子的皮鞋，產在哪個廠家，是第幾代產品。並且，他還能說出這雙皮鞋出自哪國的哪位設計師之手。不僅如此，他還能指出眼前這雙皮鞋用的是什麽麵料，是什麽品種的牛皮，是中年、少年，還是老年牛的牛皮，這牛是哪兒產的，在哪個國家的哪個牧區，以及這頭牛是冬天殺的還是秋天殺的，等等。
你隻要在他那兒擦皮鞋，你就等於免費獲得了一次有關皮鞋方麵的有趣知識。
一個優秀的擦皮鞋匠，不僅僅是把皮鞋擦亮就完事了，用當代中國流行的時髦話說，它還應當是一種“皮鞋文化”。
這個皮鞋匠一輩子沒娶上女人。他說，他的“愛人”是世界上所有的皮鞋。
擦皮鞋匠到了流亡者社區後不久，便親自動手設計了一幢仿德國建築風格的房子，當然，其中也難免有一點點山東博平民宅的影子。
房子蓋好之後，引起了流亡者社區的那些洋人和混血兒的好奇心。
老擦皮鞋匠非常高興，他發現那些前來圍觀的洋人和混血兒都穿著長筒皮靴子。
老擦皮鞋匠心想：嘿，走著瞧吧。
那是個早春的時節。
其實，哈爾濱沒有輪廓清晰的春天，哈爾濱的春天和冬季幾乎是重疊的，即便是到了春夏交替的時節，雪已經化光了，但一鎬刨下去，下麵還是帶著冰碴的凍土。入夜以後，房子臨街的主人仍然可以聽到行人踏碎薄冰的清脆腳步聲。
老擦皮鞋匠的新房子，正是在這個忽冷忽熱的季節裏晝夜不停蓋成的。
擦皮鞋匠的生意在流亡者社區的涅克拉索夫大街的街頭開張之後，生意果然不錯。到他那兒去擦皮鞋的流亡者幾乎絡繹不絕。甚至有的洋人和混血兒就是單純為了聽擦皮鞋匠講故事，才到他那裏去擦皮鞋的。
擦皮鞋匠心裏暗想：我得悠著點講噢。
到了冬天，哈爾濱的氣候非常寒冷，雪也很大。於是，擦皮鞋的地點便從涅克拉索夫大街的街頭，改在了他的那幢德國風格的住房裏。
老擦皮鞋匠的家裏專有一個擦皮鞋的小屋子，屋子裏生著一隻小鐵爐——似乎全世界的修鞋小屋都是這種樣子。小屋子裏很暖和，還備有熱茶、報紙和畫報，給擦皮鞋的主顧解悶兒。
到了夏季和秋季，他仍然到涅克拉索夫大街的街頭去擦皮鞋。他的麵前放著一把俄羅斯式的圓椅子，這種椅子很像歐洲古典戲劇中的一個道具。椅子前麵是一個踏腳用的小木箱，請您把自己尊貴的腳放在上麵就行了，剩下的事就不必再操心了。
老擦皮鞋匠一旦遇到一雙優質的、做工高超的皮鞋，出於尊敬，出於敬仰，出於心悅誠服，他會擦得非常賣力氣。那種虔誠的態度，滿頭的細汗和滔滔不絕地對這雙皮鞋來曆的講述，讓這雙鞋的主人大為感動。要知道，對鞋的讚美，就是對他的主人的讚美啊。而且，人活著，並不是每一天都會聽到讚美之詞的。
在一個暮春時節的好天裏，老擦皮鞋匠給流亡者社區裏的那個基蘭德醫生擦皮鞋。他幹得非常認真，仿佛他麵對的是一件了不起的藝術品似的。於是，基蘭德醫生在付錢的時候多付給了他幾個錢，以表達自己的感謝之情。但是，卻遭到了老擦皮鞋匠的拒絕。
老擦皮鞋匠非常誠懇地說：“先生，不要您的錢，能親手擦這雙不平凡的皮靴是我的榮幸。記得，我在青島的時候，曾為一個德國人擦過一雙同樣牌子的皮靴。當時我並不懂得這雙皮靴是怎樣的高貴，隻覺得它不同尋常。後來，是那個德國人告訴我，這個牌子的皮鞋在全世界隻有六雙……”
說著，老皮鞋匠激動得眼睛都潮濕了，他淚花閃閃地看著基蘭德醫生，說：“先生，您真幸運，先生，您知道，這雙皮鞋是出自誰的手藝嗎？”
基蘭德醫生說：“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坦率地說，我並沒有把這雙靴子當……怎麽說呢，我可能太草率了……我是一個草率的人。”
老擦皮鞋匠說：“是伯爾，他是一個偉大的鞋匠。”
說完，老皮鞋匠伏下身子，輕輕地吻了一下這雙不同尋常的皮鞋。
這一切，都被在一旁等候擦皮鞋的那個猶太女人看在眼裏。
基蘭德醫生離開這個老擦皮鞋匠之後，由於異常興奮，兩條腿僵硬得幾乎不會走路了。
那個從德國流亡過來的猶太女人鄙夷地看著他醉漢似的背影。
老擦皮鞋匠說：“夫人，您好像不喜歡他。”
猶太女人冷冷地說：“是的。”
老擦皮鞋匠說：“我聽說，他曾經邀請您到他的診所裏去工作。”
猶太女人說：“是的。”
老擦皮鞋匠說：“聽說那裏的待遇不錯。為什麽不去？”
猶太女人說：“這是一個私人問題，您不該問。還是擦您的皮鞋吧。”
坦率地說，老擦皮鞋匠在擦皮鞋的時候，喜歡同女顧客多聊幾句。老擦皮鞋匠畢竟是個男人啊，一個男人喜歡女人，這有什麽錯呢？倘若一個男人一輩子都不想女人，那恐怕就不正常了。
後來，這個老擦皮鞋匠找的女人，就是這個從德國流亡過來的猶太女人。
這個德國女人長得居然有點像烏克蘭人，黑頭發，臉色蒼白，兩隻眼睛像聖母一樣充滿了憂鬱的神色。她是一個寡婦。在戰爭年代，猶太寡婦真是多如牛毛啊。
在流亡者社區裏，大家都知道這個猶太女人是一個技術高超的助產士。社區裏許多混血兒和洋孩子，都是她親手接生的。但是，這個猶太女人從不給中國人接生，換言之，當地的中國婦女也不信任她。對於接生，中國人有中國人的一套方法。這種古老的方法對那個德國猶太女人來說簡直是匪夷所思。
這個德國助產士沒事的時候，喜歡一個人待在家裏，一般的情況她並不出門。從理論上說，寡婦應當是有個性的，沒有個性的寡婦是可疑的寡婦。
猶太女人坐在家裏的壁爐旁，一邊聽著手搖唱機播放的巴伐利亞民間音樂的唱片，一邊喝著茶，迴憶自己的故鄉，品咂著自己已逝的生活。有時候，特別是在休息的日子裏，她會捧上一本詩集看上一個下午。她非常喜歡詩歌，讀詩似乎是她生活中一個重要的內容。
這個猶太女人很瘦，不苟言笑，似乎有一點點冷酷。流亡者社區裏的人從沒看見她放聲大笑過。她幹起接生的活兒來同樣是一絲不苟，幹脆利落。對於報酬，她從不事先和對方講價。她似乎清楚各國對這種事的付酬標準和方式是不同的。如果對方付給她的報酬太少了，她會直盯著你的眼睛，說“謝謝”，然後轉身就走。
所以，有些流亡者說，德國人，是一個令人感到尷尬和恐懼的民族。
這個德國助產士估計有四十多歲了，少女期，青春期，少婦期，都過去了。現在，她正在冷靜地等待著老年期呢。
她的生活完全由她自己操辦，比如去涅克拉索夫大街買肉，買麵包，買日用雜品，都是她自己一個人幹，而且她很能幹。在柵欄院裏幹起活來，像一隻動作靈活的小鹿。
她的房間總是收拾得幹幹淨淨的，牆壁上掛著一些德國的風景畫片，其中有柏林的施普雷河邊的小鎮，有漢堡阿爾斯特湖，有慕尼黑古老的中世紀教堂，有德國的阿爾卑斯山等等。這個猶太女人常常看著它們發呆。
猶太女人的旁邊總跟著一條名貴的大丹犬。這種犬原產於丹麥，後來被德國改良成了大型犬——德國人還是一個富於改良的民族。
她的大丹犬是黑色的，像沒有月亮的黑夜。犬的頭較長，腿豎直，顯得威武而高貴，勇敢而又有風度。可以肯定，這是一隻良好的看守和護衛犬。
許多在二戰時期，在哈爾濱一帶流亡的洋人都養狗，他們喜歡養狗就像中國人喜歡養豬一樣。隻是，這個猶太女人養的這隻狗非常兇惡，那些流亡者社區的日本狼青、比格犬，中國的昆明犬，德國的牧羊犬都懼怕它。它總是和那個德國女人形影不離，像一隻黑色的幽靈。
擦皮鞋匠同這個德國助產士的愛情，就發生在那個暮春時節的好天裏。這裏需要強調一下，因為春天畢竟是一個讓男人和女人春心萌動的季節。雖然哈爾濱的春寒未盡，但它應有的作用卻一點也不能低估。
那天，德國助產士也穿著一雙很不錯的靴子。當這雙靴子踏在擦皮鞋匠的箱子上的時候，擦皮鞋匠徹底驚呆了，他抬頭尊敬地看著靴子的主人，顯得異常激動。
老擦皮鞋匠說：“夫人，您這是一雙德國靴子。”
“您說得很對！擦吧。”
“而且是戰前貨。”
“是的。現在部分地區的戰爭還沒有結束呢。”
“它產在德國的慕尼黑。”
“是的。您去過……”
“這雙靴子是一九xx年十月慕尼黑啤酒節上獎勵給啤酒小姐的獎品之一。”
“是的……”
老擦皮鞋匠說：“這雙靴子是全德國最出色的做靴子的手藝人做的，它隻有一雙。它的妙處在於事前就已知道了啤酒小姐腳的尺碼……
德國女人終於吃驚了，她問道：“您怎麽知道？”
擦皮鞋匠抬起頭，一臉誠懇地說：“我雖然厭惡納粹，但我熱愛德國，熱愛德國的皮鞋。”
不言而喻，愛德國及其皮鞋，當然也包括愛德國的女人了。
或許外人是無法理解的，這種突如其來的愛，很容易讓身處異鄉的德國女人動情……
在一個優美的哈爾濱之夜，擦皮鞋匠來到了這個猶太女人的住所。
他們在一起彬彬有禮地喝茶。後來他們又喝了酒，暢談了德國，暢談了那次令人難以忘懷的啤酒節，暢談了大米格爾湖和易北河，還聊了德國的曆史，漫談了19世紀的普魯士國王……
這是這個德國猶太女人流亡到哈爾濱之後講話最多的一個夜晚……
最後，擦皮鞋匠用自己那一雙擦皮鞋的手，像撫摸名貴的皮靴那樣充滿柔情地撫摸了這個德國女人。
德國女人沒想到這個中國佬的手讓人感到那樣的美妙，那樣的不可思議。
德國女人沉醉地說：“哦，先生，你有一雙助產士般的手……”
擦皮鞋匠哽咽地說：“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接觸女人……”
這的確是一個談情說愛的美妙之夜。不少梨花在那個暮春時節的夜裏開放了。要知道，這些漂亮的香味濃鬱的梨花，在流亡者社區是第一次開放啊。這非常神奇。
擦皮鞋匠小聲地問：“ 我可以問一個私人問題嗎？”
德國女人柔情地說：“問吧，親愛的……”
老胡木匠和猶太女人
混血兒小胡木匠，是猶太流亡者社區最具藝術眼光的木匠了。
坦率地說，在哈爾濱幹木匠活兒，沒有點藝術眼光是不行的。
猶太流亡者社區的房子、家具、甚至柵欄院，包括小亭子（涼亭和花亭）幾乎都是歐式的。看上去，簡直是世界小型建築的博覽會。看得出，歐洲文藝複興之後所帶來的那種五光十色的、而且水平越來越高的審美欲望，已經在幾代人之中盛行不衰、樂此不疲了，它們已經非常成功地走進了歐洲人的靈魂裏去了，無論他們走到哪裏，都在熱情地、如饑似渴地體現著這一點。
走進猶太流亡者社區，視野之內，到處都是錯落有致的那種歐洲風格的建築。
涅克拉索夫大街兩旁的景觀也是這樣，果戈理大街和雨果大街也是這樣。甚至連這兒的空氣都彌漫著歐洲人的氣味。
這些，都出自一些能工巧匠之手。如果他們當中有誰的住宅需要維修，他們就會不假思索地說：
“好吧，去請小胡木匠來。”
小胡木匠是一個非常自負的年輕人。
小胡木匠走在猶太流亡者社區的涅克拉索夫大街上，他會毫不謙虛地認為自己是這裏最聰明的手藝人。
他幹活兒的時候，處處喜歡挑剔，對材料、染料、零七八碎的小五金等等，要求得都很嚴格。
他幾乎無處不在地表現自己的聰明。幹活的過程中，對別人的建議，他理都不理。有時候還會挖苦你幾句，讓對方自討沒趣。
但不管怎麽說，你必須得承認，小胡木匠的手藝在哈爾濱的確是最好的。
這個年輕人還會畫畫，畫得也還不錯。這是他的長處。
如果重新維修一幢富有藝術色彩的歐式建築，沒有繪畫能力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也不會有人雇用你，付給你優厚的報酬。
在猶太流亡者社區，經常看到這個年輕的手藝人，在夏季和初秋時節到鬆花江去寫生。
寫生的時候，年輕人戴著一頂英國式的、乳白色的軟木太陽帽。人坐在馬紮子上，拿著畫板，用鉛筆在上麵畫著什麽，或者是花草，或者是自然景色等等。
小胡木匠的住宅是猶太流亡者社區最好也最優美的建築之一。
那是一幢單體式的俄國風格的平房，有雕著木花邊的涼亭和木樓梯，非常漂亮。房簷、窗欞和門上，到處都是木雕的花草。整幢住宅簡直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
這幢住宅被圍在一個偌大的柵欄院裏。柵欄院裏的草坪、果樹、精致的狗舍、露天的歐式涼亭，都是一些精心之作。
那個涼亭裏麵有桌子和椅子，可以在那裏喝茶，玩牌，約會，接吻。涼亭的頂上和四周爬滿了牽牛花。
小胡木匠的住宅，離那座涅克拉索夫大街上的會堂很近。
小胡木匠坐在涼亭裏，就能看見那兒的拉比從會堂裏出出進進。
就災難性的戰爭而言，哈爾濱的確是流亡者的世外桃源。
小胡木匠曾和那個被殺害的英國紳士，在他的涼亭裏喝過茶。
這個英國紳士是小胡木匠在猶太流亡者社區裏唯一崇拜的人。他很想和這個英國紳士交個朋友。在這個英國紳士麵前，他就是一個天真無知的孩子。他把自己收藏的許多歐洲的“名畫”和古玩給他看。這個英國紳士有根有據又無懈可擊地告訴他，在這些東西當中，哪個是贗品，哪個盡管樣子很精美，但這種東西在歐洲像賽馬場裏的作廢馬票一樣，到處都是。
“不過，”英國紳士寬容地說，“這些東西在哈爾濱可都是寶貝了。”
小胡木匠很佩服這個舉止不凡、談吐文雅，而且見多識廣的英國紳士。
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