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的財政狀況，可以說是一筆爛賬，因為隻有特定的少數時間內才算有點條理：比如明朝張居正當國的十六個年份（明穆宗隆慶元年到明萬曆十年逝世），而清朝也就隻有雍正一朝了（康熙六十一年到雍正十三年）。
康熙呢，為帝不可謂沒有雄才大略，但綜合考量之下，實在太過於重情誼，而此份重情對於國來說，也需是個禍事。他寵佞督撫以上大臣的貪贓枉法行為，予以寬容，卻不知，督撫以上的大臣又何嚐不會佞幸其手下的州縣一級官員，而州縣官吏又包庇手下胥吏，可謂層層惡化層層爛掉，老百姓在下麵保守苛征雜稅和裏甲等的剝削，康熙在上也無法得知，受到蒙蔽。
本來這種情形就不止康熙一朝，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康熙努力想要整治吏治，修整財政，但始終沒有多大效果，常常減少賦稅甚至免除賦稅，但常常都是使得中間的布政使、州、縣官員中飽私囊，沒有富了國沒有富了君沒有富了民，富足了中間一批的省府州縣官僚。
清康熙年間的時候，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是人頭稅也就是“丁銀”還有土地稅也就是“田賦”。男子呢到了十六歲就成了丁，需要繳納丁銀，六十歲年老便不需要繳納了。每丁每年有一個“代役錢”，是指出錢讓別人代替自己從事差役的，各省各縣不同，銀子一分五厘到八九兩不等，普通的大概在五錢到一兩之間。
有一些狡猾的，故意去當旗人的“包衣”，也就是奴才，這樣就可以免收丁銀，甚至把自己的田地也放在旗人的名下，這樣就可以免收田賦了，這種行為叫“投充旗下”。
還有一部分的人，依附於漢族的士紳，這些人常常都是之前在朝中做著大官，如今退休迴鄉的，現任的官吏巴不得向他們投寵獻媚，怎麽還會找他們的麻煩，動他們的利益的呢。
順治末年的時候，中央每年收上來的銀子有兩千一百五十多萬兩，這是包括田賦的折納（源於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在內的。此外還有糧食六百四十多萬石。康熙平三藩後，收了原吳三桂所統領的雲貴地區，稅收變成了銀子兩千六百三十多萬兩和糧食四百七十多萬石，銀子增長了四百八十萬兩，但糧食少了一百七十萬石，如果按照糧食一石換一兩來估計，多出來的隻不過兩百五十萬兩左右，由此可見，康熙年年整頓，卻也力不從心。
除了丁銀和田賦以外，康熙還有鹽稅兩百七十萬兩和關稅兩百萬兩，加上之前，也隻不過三千六百萬兩左右（前麵所說三藩之用半天下，可見所言不虛）。
康熙已經很節省了，把宮廷的開支減少到了最低，明朝宮廷內一天花銷銀子高達一萬兩，他一個月卻隻讓內務府花銷五六百兩，加上賞賜開銷，也不過一千兩；明朝末年燒木柴也要兩千七百八十幾萬斤，而他隻許六七萬斤；明宮女九千人，太監更多，而他隻用了四五百人。
宮外的開支，他管的很緊，靳輔的治河需要銀子，花了兩百萬兩，很是值得。幾次戰爭是最花錢的，但康熙每年花了多少，戰爭花了多少銀子，史無明文，我們不敢亂說。
康熙比乾隆節儉的多，但是無論如何也是需要四千萬兩銀子的開銷的。但我們如果這樣算一算的話，豈不是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加起來要兩億四千四百萬兩銀子的財政赤字了？
事實上，康熙不僅沒有負債，而且還有了不少國庫的積蓄，在康熙四十八年的時候，他已經有了五千多萬兩（但是後期的時候，國庫越發空虛，這樣的局麵留給了雍正帝）。
有一個搞錢的渠道，那就是“賣官鬻爵”，這倒是有點像極了東漢的“西園賣官”，隻是所處的曆史性不同，甚至說所處與政權的興衰迭代不同，出錢的人就可以有官做，可以不經過考試就當秀才，成為“監生”，也可以取得當“知縣”的資格，這叫“捐班”，雍正寵臣李衛就是捐班出身，最後竟能當到兵部尚書、署理刑部尚書、直隸總督等職位，諡號“敏達”，從諡號中我們也可看出，他的敏銳過人。話說正題，通過賣官鬻爵的方式，康熙賣了三年也隻不過得了兩百多萬兩銀子。
此外康熙還可以通過鑄錢來獲取收入，政府大概因為此項的經營和策略，多了四十三萬兩千的歲收。
康熙的“意外之財”也是有的，比如鼇拜啊、吳三桂啊等被抄家後的金銀珠寶。
康熙是一個頗知民瘼的帝王，常常對百姓施恩，把遭受水災、旱災和兵禍的地方，免稅或減稅。也常常一筆勾銷了老百姓的欠稅，不再計較。康熙元年到康熙四十八年的減免賦稅的銀額，至少也在一億兩億上。
他還輪番免除了天下的丁糧一次，從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二年，康熙在這三年裏，每年免掉天下的丁糧三分之一。最有名的一件事情當屬“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在康熙五十一年的時候，康熙下旨，將康熙五十年的全部丁銀數字固定，以後再增加人口，再也不增加人頭稅了，這著實是一項鼓勵生育的政策，老百姓再也不用擔心生下來孩子的人頭稅了，隻需要考慮生下來後的養育問題了，而這個時候番薯和玉米兩種高產農作物已經傳入中國了，清朝時期正式人口激增，順治一億，康熙兩億，乾隆四億，嘉慶道光年間人口保持在四億五千萬左右。
在雍正即位後，將康熙所確立的固定數額的人頭稅攤牌到了土地稅裏，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了人頭稅，一方麵想著減少非士紳地主的老百姓負擔，一方麵減省了程序。少的一分、兩分，多的一畝地七八錢。
康熙呢，為帝不可謂沒有雄才大略，但綜合考量之下，實在太過於重情誼，而此份重情對於國來說，也需是個禍事。他寵佞督撫以上大臣的貪贓枉法行為，予以寬容，卻不知，督撫以上的大臣又何嚐不會佞幸其手下的州縣一級官員，而州縣官吏又包庇手下胥吏，可謂層層惡化層層爛掉，老百姓在下麵保守苛征雜稅和裏甲等的剝削，康熙在上也無法得知，受到蒙蔽。
本來這種情形就不止康熙一朝，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康熙努力想要整治吏治，修整財政，但始終沒有多大效果，常常減少賦稅甚至免除賦稅，但常常都是使得中間的布政使、州、縣官員中飽私囊，沒有富了國沒有富了君沒有富了民，富足了中間一批的省府州縣官僚。
清康熙年間的時候，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是人頭稅也就是“丁銀”還有土地稅也就是“田賦”。男子呢到了十六歲就成了丁，需要繳納丁銀，六十歲年老便不需要繳納了。每丁每年有一個“代役錢”，是指出錢讓別人代替自己從事差役的，各省各縣不同，銀子一分五厘到八九兩不等，普通的大概在五錢到一兩之間。
有一些狡猾的，故意去當旗人的“包衣”，也就是奴才，這樣就可以免收丁銀，甚至把自己的田地也放在旗人的名下，這樣就可以免收田賦了，這種行為叫“投充旗下”。
還有一部分的人，依附於漢族的士紳，這些人常常都是之前在朝中做著大官，如今退休迴鄉的，現任的官吏巴不得向他們投寵獻媚，怎麽還會找他們的麻煩，動他們的利益的呢。
順治末年的時候，中央每年收上來的銀子有兩千一百五十多萬兩，這是包括田賦的折納（源於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在內的。此外還有糧食六百四十多萬石。康熙平三藩後，收了原吳三桂所統領的雲貴地區，稅收變成了銀子兩千六百三十多萬兩和糧食四百七十多萬石，銀子增長了四百八十萬兩，但糧食少了一百七十萬石，如果按照糧食一石換一兩來估計，多出來的隻不過兩百五十萬兩左右，由此可見，康熙年年整頓，卻也力不從心。
除了丁銀和田賦以外，康熙還有鹽稅兩百七十萬兩和關稅兩百萬兩，加上之前，也隻不過三千六百萬兩左右（前麵所說三藩之用半天下，可見所言不虛）。
康熙已經很節省了，把宮廷的開支減少到了最低，明朝宮廷內一天花銷銀子高達一萬兩，他一個月卻隻讓內務府花銷五六百兩，加上賞賜開銷，也不過一千兩；明朝末年燒木柴也要兩千七百八十幾萬斤，而他隻許六七萬斤；明宮女九千人，太監更多，而他隻用了四五百人。
宮外的開支，他管的很緊，靳輔的治河需要銀子，花了兩百萬兩，很是值得。幾次戰爭是最花錢的，但康熙每年花了多少，戰爭花了多少銀子，史無明文，我們不敢亂說。
康熙比乾隆節儉的多，但是無論如何也是需要四千萬兩銀子的開銷的。但我們如果這樣算一算的話，豈不是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加起來要兩億四千四百萬兩銀子的財政赤字了？
事實上，康熙不僅沒有負債，而且還有了不少國庫的積蓄，在康熙四十八年的時候，他已經有了五千多萬兩（但是後期的時候，國庫越發空虛，這樣的局麵留給了雍正帝）。
有一個搞錢的渠道，那就是“賣官鬻爵”，這倒是有點像極了東漢的“西園賣官”，隻是所處的曆史性不同，甚至說所處與政權的興衰迭代不同，出錢的人就可以有官做，可以不經過考試就當秀才，成為“監生”，也可以取得當“知縣”的資格，這叫“捐班”，雍正寵臣李衛就是捐班出身，最後竟能當到兵部尚書、署理刑部尚書、直隸總督等職位，諡號“敏達”，從諡號中我們也可看出，他的敏銳過人。話說正題，通過賣官鬻爵的方式，康熙賣了三年也隻不過得了兩百多萬兩銀子。
此外康熙還可以通過鑄錢來獲取收入，政府大概因為此項的經營和策略，多了四十三萬兩千的歲收。
康熙的“意外之財”也是有的，比如鼇拜啊、吳三桂啊等被抄家後的金銀珠寶。
康熙是一個頗知民瘼的帝王，常常對百姓施恩，把遭受水災、旱災和兵禍的地方，免稅或減稅。也常常一筆勾銷了老百姓的欠稅，不再計較。康熙元年到康熙四十八年的減免賦稅的銀額，至少也在一億兩億上。
他還輪番免除了天下的丁糧一次，從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二年，康熙在這三年裏，每年免掉天下的丁糧三分之一。最有名的一件事情當屬“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在康熙五十一年的時候，康熙下旨，將康熙五十年的全部丁銀數字固定，以後再增加人口，再也不增加人頭稅了，這著實是一項鼓勵生育的政策，老百姓再也不用擔心生下來孩子的人頭稅了，隻需要考慮生下來後的養育問題了，而這個時候番薯和玉米兩種高產農作物已經傳入中國了，清朝時期正式人口激增，順治一億，康熙兩億，乾隆四億，嘉慶道光年間人口保持在四億五千萬左右。
在雍正即位後，將康熙所確立的固定數額的人頭稅攤牌到了土地稅裏，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了人頭稅，一方麵想著減少非士紳地主的老百姓負擔，一方麵減省了程序。少的一分、兩分，多的一畝地七八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