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康熙呢,先介紹一下吧。


    愛新覺羅玄燁,順治帝第三子,母親是孝康章皇後佟佳氏,清朝第四位皇帝。


    玄燁八歲登基,十四歲親政,十六歲除滅權臣鼇拜,軍事上先後平三藩,收台灣,驅沙俄,征準噶爾,創立“多倫會盟”聯盟蒙古。


    前文說到,康熙做過很多對老百姓很有利的事情,隻要是他這位帝王所能看到聽到的,都想竭力去做到。如果說他做的不到位或是不徹底,不能怪他,或者不能全部怪他。


    隻要條件允許,中國古代的帝王必然趨向於君主集權,而康熙也不可能例外,我們不能苛求他在集權之中的措施如何完善,更不能要求他如何如何民主,因為關於民主一詞我們本身的認知就來自於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尤其是以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等人,康熙逝世的時候,世界上的君主立憲國家也沒有幾個。


    我們不能要求康熙如何如何民主,正如我們不能要求聖人孔子為什麽不會開飛機。


    首先,明朝以來,中國官場的弊端陋習已深,尤其是萬曆朝的東林黨爭為首的明代官僚集團的影響。


    其次,無論是上層還是底層的官員,其實並不是皇帝希望他們貪汙腐敗和魚肉百姓的,這一點不能怪他。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這些官員卻是他選拔的,終究還是他所使用的。


    康熙的為人嘛,寬柔,尤其是對於“情”字的重視。寬厚本是美德,但是作為一位帝王,不應該一再的寬柔,這樣隻會使得原本積弊的官場更為腐敗,原本沒有法治的封建社會,隻能寄希望於人治,而這個“人”也不治理的話,國家尤其是官場就沒有綱紀了。


    康熙寵幸的最大寵臣可以說是明珠。


    明珠幼年在宮中當過侍衛,與康熙甚微親密(比康熙年長),之後升至內務府總管、弘文院學士、刑部尚書、都察院左都禦史,兼經筵講官,調任兵部尚書。


    當年吳三桂為試探康熙聖意,自請撤藩,索額圖主張留藩,明珠看出康熙心裏想法,符合康熙,主張撤藩。從此以後,康熙對明珠更為喜歡,在康熙十六年的時候,把他升為武英殿大學士。


    這個時候呢,索額圖是保和殿大學士,在征伐吳三桂的戰役中,積累功勳,在戰略上擔任了參謀總長的職位(通俗的說法,因為清朝是沒有參謀總長的)。明珠排擠他,逼得他在康熙十九年八月就稱病辭職。康熙改任索額圖為“內大臣”兼“議政大臣”,康熙二十五年讓他擔任“領侍衛內大臣”,康熙二十八年與俄辦理外交,簽下了《尼布楚條約》。


    明珠在索額圖被擠出內閣以後,簡直就是大權獨攬,當武英殿大學士一直當到了康熙二十七年,才被禦史彈劾下台。


    明珠手下有個餘國柱,是其最大的走狗了。


    禦史彈劾說,隻要是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位置有空缺的時候,明珠和餘國柱還有其他的私人,都會“展轉征賄,必滿其欲而後止”。明珠的財產,真的是堆得跟山一樣了。


    明珠不僅“賣缺”,對於言官,還采取鉗製的手段。所謂言官,那是都察院的左都禦史手下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的“給事中”,與各道的“監察禦史”,還有巡鹽禦史、巡漕禦史、巡視京通各倉禦史等。隻要是新上任的言官,必須要來明珠這邊拜訪一下,名為拜訪,實為“訂約”,說以後給皇帝的任何奏疏,必須先給明珠觀看閱覽。


    明珠如此的大罪,在任何朝代都是絕對的死罪,而康熙隻是免去了他大學士的職位,說“不忍加罪大臣”,不久後,明珠居然又升為“內大臣”,仍然放在自己身邊,這種“惡惡而不能去”的作風,不可謂不是他的一大缺點。


    餘國柱是個小人,明珠被黜的時候,他也被免職,他帶著財富去江寧(南京),蓋豪宅,做生意,一副恬不知恥的模樣。之後被一位給事中彈劾,康熙又下令,將他逐出江寧,逐迴原籍,而他所貪的贓款呢,康熙居然不予追究。


    另一個小人是徐乾學,被明珠賞識才為左都禦史、刑部尚書。這個時候,康熙二十七年,湖廣巡撫張汧犯了貪汙的案件,押到北京受審,結果第一個供出來的就是這個徐乾學,康熙也隻是允許他辭職,但保留了“領修書總裁事”,負責一些清史的修撰。


    左副都禦史許三禮在康熙二十九年彈劾徐乾學說他在修書的時間裏,“乘修書為名,出入禁廷,與高士奇為表裏,物價沸騰,招權納賄”。康熙主持了“部議”,認為許三禮說的沒有證據,把許三禮罵了一頓。


    徐乾學或是出於心虛,或是出於慚愧,向康熙請示,離開北京,迴到老家後,繼續招權納賄。他的兒子徐樹敏收了嘉定知縣的銀子,被供了出來,案子到了康熙那邊,康熙卻把本應絞刑絞死的徐乾學免除絞刑,讓罰了點銀子匆匆了事。


    和徐樹敏一起接受嘉定知縣賄賂的,還有一位叫王鴻緒,也是明珠一黨,以“榜眼”身份與康熙二十六年受封為左都禦史。而王鴻緒的受賄,康熙也是追繳髒銀而已。到了康熙三十三年,仍然將王鴻緒重用,後來這位受賄的玩意居然還能做到了戶部尚書,管錢。後來因為建議裏八阿哥胤禩當太子,才獲罪免職。後來王鴻緒因為把萬斯同的明史拿來說是自己寫得,康熙又讓他主編《省方盛典》。


    康熙喜歡文人,但有些太喜歡文人了,而且尤其喜歡幾個無行的文人,他真應該讀一讀後麵乾隆朝孫嘉淦的奏疏,“小人進而君子退,無它,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勝焉。”康熙著實不懂這個道理,或者說他的所行不懂這個道理。


    最無行的就是高士奇,本是一個秀才,因為寫得一手好字,被康熙拿來當“南書房供奉”,被特授為“額外翰林院侍講”,終於升為翰林院的正式少詹事。他和王鴻緒一起,向下麵的各督撫、道、府、州、縣的各級官員收取保護費,名為“平安錢”,保證不在皇帝麵前說他們的壞話。


    由此,原本的窮酸秀才變成了大富翁,在北京有著四十多萬兩的家當,在家鄉杭州也買了一千頃的良田,還蓋個大花園在西子湖旁。


    後被禦史彈劾,要求將他明正典刑,康熙也隻是免職就匆匆了事。


    康熙重情,但如此的重情在曆史上的各位帝王,也著實少見,或許他在傳位雍正的時候,真的說了“請善待你的兄弟,不到必要的時候,不要殺害他們”這樣的話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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