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國家盡顯才智的時刻到了（節選 不便披露）
因為寫報道，我差不多每天的報紙必看，或去宣傳部，或去圖書館。我最早看到的農村稅費改革的消息是《聊城日報》對聊城市啟動農村稅費改革的報道：“我市的農村稅費改革工作將全麵鋪開”、“全國的改革試點工作進入實施階段”、“作為首批試點的是安徽省和山東省聊城市”。看著這些消息，我不禁站了起來，噢，這不就是我一直唿籲建議的農民負擔“費”改“稅”嗎？我心跳加速，我激動不已。我去縣委縣政府查找上頭有關農村稅費改革的文件和精神，看到了中發【2000】7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我的建議和7號文件的核心內容吻合，許多提法和措施一致。是她，就是她，這個懶月的嬰兒終於降生了。我小心翼翼的審視著她，感到嗬護她健康成長是我的責任。從我第一次提出建議至改革實施15年啊！這15年我付出了多少心血，我是怎麽過來的？晚上，我躺在床上不止一次的淚流滿麵。鄉鎮工作20年，最使我夢牽魂繞的就是她，她是我多少年追求價值的最好注評，我到了為國家為黨出大力一顯身手的時候了。在去縣政府查看農村稅費改革文件的時候，縣政府辦公室主任唐憲明、秘書董長俠知道了我以前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事，他們寫成消息報給了《聊城日報》，《聊城日報》副主編於福華、主任編輯唐少兵、張東方對我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事跡進行了重新采寫，用三分之一的版麵在《聊城日報》12月31號頭版的顯要位置發表，兩行引題後的大題目是“張學新：一個鄉鎮幹部的愛農情結”。《大眾日報》記者齊軍再度采寫，發表在《大眾日報》2001年1月29日第四版首要位置，題目“張學新四倡費改稅”。2001年2月10日的《農民日報》四版倒頭條又發表了於福華、唐憲明、董長俠采寫的“鄉幹部張學新的愛農情結”的文章。主流媒體的關注，引起了縣委宣傳部的重視，縣委常委宣傳部丁部長對我說：“學新，再有采訪你的記者來，給宣傳部說一聲，縣裏幫你接待。”
2001年元月份起，農村稅費改革在縣鄉鋪開，我三天兩頭往縣委縣政府跑，查省、市、縣有關文件和改革方案，往縣農業局、縣財局跑，了解改革後農民負擔的測算情況，下鄉鎮調查改革中遇到的新問題。我又經常半宿半宿的不睡，翻看資料、思索問題，撰寫對農村稅費改革的新看法新建議，一天天我都過得那樣的匆忙。農村幹部群眾衷心擁護稅費改革，但也遇到許多不好解決的難題：如測算遇到的人均土地懸殊造成人均負擔懸殊、村用資金懸殊的問題；鄉鎮財政監督力度不夠的問題；改革後鄉鎮、村的工作運轉問題；一事一議加重農民負擔和改革成果得不到鞏固的問題。2001年2月12號的《人民日報·經濟周刊》發表了記者王慧敏、高雲才“稅費改革看安徽”的文章，國務院發展經濟中心研究員陳錫文“進一步完善農村稅費改革”的文章。參考他們在文章中提出的問題，我先後寫了“關於農村稅費改革的兩點建議”和“關於完善農村稅費改革 改變農民負擔組成的設想”的建議，分別在2001年2月15號、3月13號郵發給上頭各級農村稅費改革領導機關。給中共中央的是縣委辦公室通過網絡信息報送渠道報送的。了解到陳錫文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參與國家農村稅費改革，於是把我曆次的建議都郵給了他。
二月，我姐夫在北京給我買了何開蔭、孫力編著的《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初探》郵給我。這是一本介紹安徽省阜陽地區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經驗的書。何開蔭1958年畢業於北京農大，早期從事農業科研工作，20世紀80年代調入安徽省政府辦公廳，從此進行宏觀農業和政策研究。1988年“提出糧食購銷體製與農村稅費製度結合起來進行配套改革的建議。”後建議逐漸深化，中央、省領導日益關注認可，1993年在安徽省阜陽地區渦陽縣新興鎮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1994年阜陽地區的多數縣進行改革試點。我對這本書進行了認真的研讀。
三月初，《齊魯周刊》記者李強、解學來來采訪，縣政府出麵對他倆進行了接待，他倆的文章發表在3月21日的《齊魯周刊》上，題目是“一個人 一輩子 一件事”這期周刊的封麵是朱鎔基總理3月15日答中外記者問的大照片，照片下方是一排“聚焦第三次農村革命”九個大字，這是這期周刊的核心內容。第三版至第六版都是農村稅費改革的內容。第三版和第四版采寫的是聊城市茌平縣農村稅費改革的情況。第五版的上半部分摘錄的是反映我國第一次農村改革（土改運動）的長篇小說《創業史》的部分內容，下半部分是轉載的新華社高級記者李錦采寫的我國第二次農村改革初期茌平縣馬坊村推行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報道，題目是“與小崗同時的馬坊”。說以茌平縣馬坊為代表的山東省西部偷偷搞聯產承包與安徽省的小崗村同時，同樣是第二次農村改革的源頭。1982年12月李錦當麵向鄧小平匯報第二次農村改革的情況，受到小平同誌的稱讚。第六版整版則是報道的我建議農村稅費改革和現在的工作生活狀況。三月上、中旬之交的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國家領導人提出擴大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範圍，隨即，山東省委、省政府決定在全省實施農村稅費改革。改革的鼓點越敲越急。
經過預約，我於3月19號去濟南來到了新華社山東分社，見社長李錦，反映我對解決農村稅費改革中難點問題的建議和看法。1998年聊城市舉辦通訊報道培訓班，李錦去給我們講課，有一麵之緣。李錦對我的建議和看法很看重，上午他和記者黃錦鴻認真聽取了我的建議和看法；下午他又安排黃錦鴻陪我去省財政廳，見崔處長、楊建鬆科長，聽我的建議和看法。崔、楊說我來的晚了，23號省要開稅費改革會議，基本框框已定，不可能再改，要對我建議的價值進行論證，看情況是否在會議上提出。我迴陽穀後的22號，通過電話向黃、楊詢問，他們說在會上提出的可能性不大 。26號山東省人民政府發布了“關於農村稅費改革的通告”我沒看到我所提建議和看法的成分。
4月因美國飛機侵犯我國領空的撞機事件，國內國際形勢嚴峻，農村稅費改革暫緩進行。下半年改革繼續，我對農村稅費改革的調查也就繼續。。。。。。，10月末，我還去了北京，還是住在我姐姐家。30號去徐靜家見了徐靜，徐靜已經退休，說到我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情況，他說下麵按正規渠道對農村法規提出建議他都應該知道，就他掌握的情況，我是全國最早提出農村稅費改革的人，也是唯一一再執著的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人；他說1988年前後廣東省曾有個人提過一次，提過後就再無後音。31號，我去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見到了農村部的謝揚副部長，謝揚認為我建議的許多觀點很新穎，他說農村部擬建立一個鬆散的研究農村稅費改革的組織，不定期的采取多種形式進行交流探討。通過這個組織、通過參與改革，使我取得對改革情況進行調查反映的正規的方便的身份。
尋求使命的支點
我此時的調查反映和15年前比，雖不再擔驚受怕，但仍有許多難處，我沒有官方的身份和渠道，對上頭決策的了解掌握不及時；調查反映都是個人行為，由於對農民負擔的敏感，怕負責任，多數機關單位不願提供材料、數據。沒臉、閉門羹是我調查、收集情況中的家常便飯，也是我請求向有關領導直接提出建議看法的家常便飯。許多不理解的嘲諷話我也不斷直接間接的聽到：“這人真不明白，提這有啥用？都執行中央文件，還能執行你的？”“年輕都沒搞出名堂來，這麽大年齡了，還折騰個啥？要名也算有了，要利不如找個事情搞點經營，東一頭西一頭的，叫領導不滿意，啥也不落。”“這家夥憨，迷了，鑽到牛角尖裏去了。”我認為這都是因為我沒有一個正當的身份所致。我向中央、省、市、縣領導寫信，反映我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情況，請求我能參加某一級的改革組織，給我一個參加農村稅費改革會議、調查反映改革情況的方便。信中說“就農業部一同誌掌握的情況，我是全國第一個正式、係統的提出農村稅費改革的人，稅費改革了，我卻不能參與，我感到遺憾。。。。。。。我認為能在17年前提出農民負擔費改稅，我對農村稅費改革的認識是深刻的；我對費改稅思索了17年，我的認識有別於常人的獨到之處，有值得向上反映、做決策參考的特殊價值；我參與改革，能隨時發現許多無心人視而不見的問題。”寫的信多數沒有迴音。市委郭書記把我的信批轉給市財政局長，要求給我這方麵的方便，郭書記是對我的信進行批複的唯一領導，2002年2月1號，市財政局雖來人給我見了個麵，叫我談對我市稅費改革的看法，見麵了，談話了，這個事情就過去了。
3月28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給縣政府、給我分別發來通知：“確定山東省陽穀縣為我部農村稅費改革跟蹤研究觀察點，。。。。。。吸收貴縣張學新同誌為本研究部農村稅費改革跟蹤研究課題組成員。”根據以前的電話聯係，說的是聘為農村稅費改革觀察員，4月12號收到通知後我電話問謝揚部長，他說：“這樣表述基層黨政機關易於接受，利於接洽，內涵是一樣的。如用“觀察”字眼，有他們在前邊幹，你在旁邊查看的含意。”我去縣政府辦公室，見到了唐憲明主任，他說他也收到了農村部的通知，並將通知轉給了縣長簽閱。此後，我幾次去詢問建觀察點、聯係跟蹤觀察研究工作的開展，都沒有明確的迴複，沒有進展。我不能辜負農村部的信任和情義，在沒有縣明朗態度的情況下，觀察研究我先獨立進行。四月下旬，我先報去了觀察研究計劃，隨後，我克服機關單位不予配合的困難，硬著頭皮搜尋資料，聊城市、陽穀縣的稅費改革動態、進程、疑難問題的解決做法陸續上報，至10月份，我先後向農村部郵去了10餘份調查研究材料。至此，縣裏對建立稅費改革觀察點、開展稅費改革的跟蹤觀察研究還是沒有動靜。對於參加到基層某個稅費改革組織裏去，有一個正當的身份，名正言順的關注農村稅費改革，進行調查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見，我的希望沒有了。
10月份下半月，我試探著給縣、市政協的人聯係，看能否當某一級的政協委員。我想到了政協委員的提案，我還是希望能有一個向上反映問題、提出自己意見的渠道。我把我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有關資料送給縣統戰部的領導，市裏我請田勇局長轉給市統戰部，田勇就是原市委組織部青年幹部科科長，現任檔案局局長。他們都願為反映、願為爭取，我靜靜的等待著。
在縣政協，我見了政協潘主席，他曾和在龍護源住隊的刁雪遠在一塊工作。說到刁雪遠，潘說刁已經去世了，就在最近。說到刁雪遠搬家迴膠東的情景，潘說刁和誰也不聯係，不接受任何人的送行。我想起刁雪遠說我的話：“不能眼裏揉不得沙子，隻和認為同自己一路的正直、清白的人聯係，那會把自己封閉起來、孤立起來。。。。。。。”我和他心心相通，就因為秉性中有許多相同的東西，包括性格中的弱點，他告誡我的話，自己卻也不能做到。山難改，性難移啊。。。。。。。
聽到刁雪遠去世的消息，我心裏非常難受。俗話說人生難得一知己，刁雪遠是我的患難知己啊！他是在我最困難、地位最低下的時候幫助了我。他對我沒有地位的距離，我們之間沒有任何物質利益的交往。我讚成他，他看重我，見麵有說不夠的話，想到他巴望他好，就這樣的心心相通。可惜好人的命運不濟，正當他如日中天的時候得了病。否則，憑他的威信，憑他的能力，他的職位決不止於縣委書記。刁雪遠如果是市、縣的領導，我為農民而唿，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提建議，還用這麽腋著藏著嗎？調查反映會作這麽多的難嗎？安徽省政府的何開蔭在他編著的《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初探》的後記裏說他因工作的方便，因省委、省政府的堅定支持，建議才得以進入中央領導的決策層麵，得以實施、得以試點。個人的才能才得以極致發揮，成為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先鋒人物、做出特殊貢獻的人物。許多曆史人物的偉業不都是這樣嗎？韓非、商鞅、李斯、韓信、諸葛亮，那一個有誌、有才之士不是因為權威人物的發現、起用成就事業，包括舜、禹都是這樣。所以韓愈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我提出的農民負擔費改稅的建議比何開蔭配套改革的建議要早三年，與中央農村稅費改革的文件精神更吻合，表述更直接。但因我的地位低下，反映隻能采用信訪似的渠道，不能有效的納入領導人的視野，其作用遠無法同何開蔭的建議相比；多虧原農業部辦公廳主任徐靜一開始就看到了我建議的價值，轉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呈國家領導人、轉農業部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使我的建議產生一定影響，使我知道我的建議抵達了中央、國家農業部。否則，我的建議或許石沉大海，成為無效勞動！如果刁雪遠是市、縣領導，我就會有一個正當的反映渠道，我的建議可能會演變成某個組織、某個地區的反映，他的力度會膨脹十倍百倍，我的建議就不會長期被塵封。
安徽北部、山東西部都是第二次農村改革的源頭，從安徽1993年在渦陽縣搞稅費改革試點、我在1985年提出農民負擔費改稅的建議來看，最早實行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地方，最早看到農業生產責任製中的問題，都最早提出農村稅費改革的要求。安徽對這個要求及時發現，因勢利導，成為了中國第三次農村改革——稅費改革的源頭。我1985年、1989年的建議都比安徽的試點早許多，因為地位低下、人微言輕，又沒有一個反映的正當身份和渠道，形不成衝擊力，引不起上下的重視，建議再金貴，也隻能被擱置。一個科學家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起地球。農村稅費改革的實施，反映了我的眼光，我對國家的責任心，我如果有向領導人進言、研究農村法規的平台，我對社會的貢獻決不會隻是被長期擱置的農村稅費改革建議。因我的建議，聊城和安徽如果都早於國家決策前進行改革試點，2000年的改革之日，一定會給改革提供更多的經驗，使改革的措施更完備，改革更順利；我人生的價值要重新衡量，我的命運也將改寫。想著這些，我體驗著古人俞伯牙摔琴斷知音的心情，我為刁雪遠的去世一次次流淚。
2002年農村稅費改革已在我國多數省份鋪開，而在我們最初進行改革試點的地方，機構精簡等配套改革卻一直不見動靜，我根據自己的調查和認識，寫了“關於全國推行階段完善農村稅費改革的四點想法”，於2003年元月3號分郵新華社李錦、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謝揚、人民日報社，後來還郵給了溫總理和徐靜同誌。謝揚部長收到我的四點想法後，電話對我說：“很好，如何上報，碰一下頭給你答複。”2003年當地的稅費改革沒有新的進展，農村部也沒對跟蹤觀察研究進行安排，我對稅費改革的調查反映也沒再有新的東西。
2003年2月份，各級政協會議相繼召開，我想當某一級政協委員的要求沒有得到。
漫漫要獎路
2004年2月份起，我開始要求申報國家獎勵。
2000年農村稅費改革開始，我就從《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中看到對公務員有“合理化建議”獎勵。由於改革剛開始，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確保改革成功上，未顧及報獎的事。2003年改革已在全國鋪開，並取得重大成果；2004年，溫家寶總理已提出五年內取消農業稅，改革已接近尾聲。對於我，除新聞媒體的關注外，黨政部門對我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表示，這說明我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事並沒被黨政部門承認。在這種情況下，我有披瀝自己、為個人爭權益的必要。爭取獎勵，也有想通過自身地位的提高，爭取進言之路，爭取長期關注三農問題、為社會做點事情的考慮。
申報獎勵的緣起是縣委組織部請我幫他們搞“三個代表”的宣傳報道，我在組織部看到了山東省《支部生活》2004年第二期上刊登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上麵提出：“建立國家功勳獎勵製度，對為國家和社會發展作出傑出貢獻的各類人才給予崇高榮譽並實行重獎。”我1985年至1993年4次提出農村稅費改革的建議，應是對社會發展作出的貢獻。
我找到國務院《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二十八條：“國家公務員有下列表現之一的應當予以獎勵：（三）在工作中有發明、創造或者提出合理化建議，為國家取得顯著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人事部的《國家公務員獎勵暫行規定》除有以上相同的規定外，還規定了申報的時間：“第四條 對符合第三條規定的公務員應當及時給予獎勵。對在本職工作中做出成績的一般應當結合國家公務員年度考核進行。”
對於如何申報獎勵，申報什麽獎勵？縣委組織部的老部長老領導們說：“你向誰提的建議，建議被那裏采用的，向那裏申報，那裏應予以獎勵。”我農村稅費改革的建議別管提給中央、國家的那個部門，都是向國家提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推行的農村稅費改革，是國家采用了我的建議，農村稅費改革應當說已經取得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國家應對我進行獎勵，我應向國家申報。
2004年2月27號上午我去了市人事局，在局長辦公室見了葛局長，諮詢申報國家獎勵的事。葛局長就是1991年時的陽穀縣委組織部長。葛局長說：“你的事我知道，我們可先分頭進行，我這裏先向上諮詢；你迴陽穀找縣人事局看他們怎麽說，如能報就先報。”下午，我在縣人事局找到了分管的張副局長和公務員管理科丁科長。張副局長說：“隻要符合條件，一定上報。”丁科長說：“你寫個申請報告，我向市公務員管理科問一下，再答複你。”我把我有關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材料留給了丁科長。幾天後，丁科長把我喊到人事局研究申報獎勵的事。他說市公務員管理科趙科長同意叫報，對於國家獎勵趙科長和他還都沒報過，表格設計、獎勵名稱都需試探著做。3月17號，我們第一次整理出了完整的申報材料，並蓋了陽穀縣西湖鄉政府的公章。22號申報表格重新設計打印，由西湖鄉黨委政府蓋章。後，丁科長向我要了徐靜的電話，對我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事進行核實，丁科長向縣政府辦公室的曹主任匯報了核實情況，曹主任簽署了同意上報的意見，蓋了陽穀縣人民政府公章，3月底報到了市人事局。5月14號上午，丁科長向市裏趙科長電話詢問上報情況，趙科長說他前些天去省人事廳開會，專門去公務員管理處問了張學新申報獎勵的事，處裏認為上級沒安排申報這類獎項，沒申報過這樣的獎項，沒法受理，沒法申報。接電話後，我即去了市人事局，下午見了趙科長。他再次說了請示省人事廳的情況，說事已至此，他沒辦法。
5月31號，我去了省政府，人事廳在政府大院內，進不去。我正和傳達室的同誌說這個事，人事廳的一個男同誌來到門口，通過他，打通了公務員管理科王xx（女）的電話。王xx聽了我的情況後說：“可以給你報，但沒有你說的合理化建議獎項，按一等功或榮譽稱號報，逐級報上來。她說具體的還要請示處長，處長出發了，要幾天迴來，叫我把有關材料留到傳達室。第二天我從濟南返迴了陽穀。6月19號，我打通了省人事廳處長的電話，處長說：隻能逐級獎勵，就是縣裏獎了，根據事跡市裏、省裏以致國家再獎；合理化建議獎，國家沒這個獎項；關於農村稅費改革的獎勵，國家沒安排，誰能證明采納的是你的建議？處長的意思不受理我的申報。7月13號，經丁科長同意，我整理材料，以縣人事局公務員管理科的名義向國家人事部進行諮詢，後來我問丁科長諮詢情況，他說沒有看到迴複。第一階段的申報至此中止。
2004年12月1號我以個人名義分別向國務院辦公廳、人事部公務員管理處諮詢稅費改革的國家獎勵，沒有收到答複。這期間我還看到了《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力保障條例》中的有關規定：“黨組織要支持和鼓勵黨員對黨的工作提出建議和倡議。。。。。。。對改進工作有重大幫助的，應對提出建議和倡議的黨員給予表揚或者獎勵。”我認為，國務院、人事部和黨中央都有這麽明確的獎勵規定，國家、黨製定的獎勵規定，由國家、黨來兌現獎勵，就兌現不了，會嗎？2005年11月5號，我把我的有關資料郵給了中央、國務院信訪辦，問我的情況是否適用國務院及人事部的獎勵規定？可能是信訪辦轉給了人事部，11月21號，我收到了人事部不予受理的告知書，原因是“未經省級政府人事部門處理或複查”。聯想省廳答複“上頭沒安排這個獎項，不能受理上報。”我疑惑了，到底應該下報上受理，還是上邊安排了下邊才能上報？我想去北京問個究竟。2006年上半年我去了北京，誰能找到中央、國務院辦公的地方？隻能去中共中央、國務院信訪辦，走進信訪辦的大門，我便遇到了我們陽穀縣信訪局的幹部，彼此都認識，他們對我說：“你迴去吧，叫縣裏組織部門或其他部門替你問，你去問，別管問什麽事，都會登記咱縣的信訪人數，扣咱縣的考核分數。”他們在北京，就是做的勸說、攔截信訪人員的工作，不容易，我不願難為他們，沒再往裏走。 考慮另想辦法。
我想通過在中直部門、國家部門工作的人員問個究竟。中央組織部機關事務管理局黨委書記楊進福是陽穀縣西湖鄉人，他每年春節都迴家和老人一塊過年，2006年春節（陰曆正月初二）我在他老家找到了他，把我的有關資料交給他，請他代我向人事部諮詢。2006年4月1號，我電話問他，他說已經通過一個朋友問了人事部，人事部說有這麽迴事，隻是獎勵還未啟動，啟動時通過省裏報，要我和省裏聯係一下。這裏又把申報推到省裏去了。後來電話再問，沒有新的答複。 ………………………………………………………… 《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力保障條例》中說到黨的組織、宣傳部門抓黨員權力保障工作的落實，我把我的情況寫了一個材料，交給縣委組織部，請他們向上諮詢，他們說沒有諮詢獎勵的渠道，無法一級一級的諮詢。2006年底我把這個黨內獎勵諮詢的材料郵給了中央組織部，後來又郵給了楊進福。我電話詢問他諮詢的情況，答複是他把我的資料交組織部有關人員看了，認為僅憑我提供的材料，無法給予獎勵，叫我不要報太大的希望。
2006年，國家取消了農業稅，在我國延續了2000多年的農業稅賦終結了。對於農業、農民來說，這是一個曆史的句號。農村稅費改革演變到取消農業稅，它反映了我國經濟力的增長，反映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農民的關心，也反映著農村稅費改革的意義。
2000年後，我的身體一年比一年差，情緒更好激動，個人、家庭的好多事情不順心，愈發對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事得不到承認抱不平。2007年1月23號再次寫信向人事部詢問：從省廳和人事部的答複，到底應該下報上受理，還是上邊安排了下邊才能上報？我還說到按照人事部“及時給予獎勵的規定”，改革開始就該獎勵，可現在6年過去了。國務院、人事部的規定，該國務院、人事部給予獎勵，就兌現不了。
因為寫報道，我差不多每天的報紙必看，或去宣傳部，或去圖書館。我最早看到的農村稅費改革的消息是《聊城日報》對聊城市啟動農村稅費改革的報道：“我市的農村稅費改革工作將全麵鋪開”、“全國的改革試點工作進入實施階段”、“作為首批試點的是安徽省和山東省聊城市”。看著這些消息，我不禁站了起來，噢，這不就是我一直唿籲建議的農民負擔“費”改“稅”嗎？我心跳加速，我激動不已。我去縣委縣政府查找上頭有關農村稅費改革的文件和精神，看到了中發【2000】7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我的建議和7號文件的核心內容吻合，許多提法和措施一致。是她，就是她，這個懶月的嬰兒終於降生了。我小心翼翼的審視著她，感到嗬護她健康成長是我的責任。從我第一次提出建議至改革實施15年啊！這15年我付出了多少心血，我是怎麽過來的？晚上，我躺在床上不止一次的淚流滿麵。鄉鎮工作20年，最使我夢牽魂繞的就是她，她是我多少年追求價值的最好注評，我到了為國家為黨出大力一顯身手的時候了。在去縣政府查看農村稅費改革文件的時候，縣政府辦公室主任唐憲明、秘書董長俠知道了我以前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事，他們寫成消息報給了《聊城日報》，《聊城日報》副主編於福華、主任編輯唐少兵、張東方對我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事跡進行了重新采寫，用三分之一的版麵在《聊城日報》12月31號頭版的顯要位置發表，兩行引題後的大題目是“張學新：一個鄉鎮幹部的愛農情結”。《大眾日報》記者齊軍再度采寫，發表在《大眾日報》2001年1月29日第四版首要位置，題目“張學新四倡費改稅”。2001年2月10日的《農民日報》四版倒頭條又發表了於福華、唐憲明、董長俠采寫的“鄉幹部張學新的愛農情結”的文章。主流媒體的關注，引起了縣委宣傳部的重視，縣委常委宣傳部丁部長對我說：“學新，再有采訪你的記者來，給宣傳部說一聲，縣裏幫你接待。”
2001年元月份起，農村稅費改革在縣鄉鋪開，我三天兩頭往縣委縣政府跑，查省、市、縣有關文件和改革方案，往縣農業局、縣財局跑，了解改革後農民負擔的測算情況，下鄉鎮調查改革中遇到的新問題。我又經常半宿半宿的不睡，翻看資料、思索問題，撰寫對農村稅費改革的新看法新建議，一天天我都過得那樣的匆忙。農村幹部群眾衷心擁護稅費改革，但也遇到許多不好解決的難題：如測算遇到的人均土地懸殊造成人均負擔懸殊、村用資金懸殊的問題；鄉鎮財政監督力度不夠的問題；改革後鄉鎮、村的工作運轉問題；一事一議加重農民負擔和改革成果得不到鞏固的問題。2001年2月12號的《人民日報·經濟周刊》發表了記者王慧敏、高雲才“稅費改革看安徽”的文章，國務院發展經濟中心研究員陳錫文“進一步完善農村稅費改革”的文章。參考他們在文章中提出的問題，我先後寫了“關於農村稅費改革的兩點建議”和“關於完善農村稅費改革 改變農民負擔組成的設想”的建議，分別在2001年2月15號、3月13號郵發給上頭各級農村稅費改革領導機關。給中共中央的是縣委辦公室通過網絡信息報送渠道報送的。了解到陳錫文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參與國家農村稅費改革，於是把我曆次的建議都郵給了他。
二月，我姐夫在北京給我買了何開蔭、孫力編著的《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初探》郵給我。這是一本介紹安徽省阜陽地區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經驗的書。何開蔭1958年畢業於北京農大，早期從事農業科研工作，20世紀80年代調入安徽省政府辦公廳，從此進行宏觀農業和政策研究。1988年“提出糧食購銷體製與農村稅費製度結合起來進行配套改革的建議。”後建議逐漸深化，中央、省領導日益關注認可，1993年在安徽省阜陽地區渦陽縣新興鎮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1994年阜陽地區的多數縣進行改革試點。我對這本書進行了認真的研讀。
三月初，《齊魯周刊》記者李強、解學來來采訪，縣政府出麵對他倆進行了接待，他倆的文章發表在3月21日的《齊魯周刊》上，題目是“一個人 一輩子 一件事”這期周刊的封麵是朱鎔基總理3月15日答中外記者問的大照片，照片下方是一排“聚焦第三次農村革命”九個大字，這是這期周刊的核心內容。第三版至第六版都是農村稅費改革的內容。第三版和第四版采寫的是聊城市茌平縣農村稅費改革的情況。第五版的上半部分摘錄的是反映我國第一次農村改革（土改運動）的長篇小說《創業史》的部分內容，下半部分是轉載的新華社高級記者李錦采寫的我國第二次農村改革初期茌平縣馬坊村推行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報道，題目是“與小崗同時的馬坊”。說以茌平縣馬坊為代表的山東省西部偷偷搞聯產承包與安徽省的小崗村同時，同樣是第二次農村改革的源頭。1982年12月李錦當麵向鄧小平匯報第二次農村改革的情況，受到小平同誌的稱讚。第六版整版則是報道的我建議農村稅費改革和現在的工作生活狀況。三月上、中旬之交的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國家領導人提出擴大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範圍，隨即，山東省委、省政府決定在全省實施農村稅費改革。改革的鼓點越敲越急。
經過預約，我於3月19號去濟南來到了新華社山東分社，見社長李錦，反映我對解決農村稅費改革中難點問題的建議和看法。1998年聊城市舉辦通訊報道培訓班，李錦去給我們講課，有一麵之緣。李錦對我的建議和看法很看重，上午他和記者黃錦鴻認真聽取了我的建議和看法；下午他又安排黃錦鴻陪我去省財政廳，見崔處長、楊建鬆科長，聽我的建議和看法。崔、楊說我來的晚了，23號省要開稅費改革會議，基本框框已定，不可能再改，要對我建議的價值進行論證，看情況是否在會議上提出。我迴陽穀後的22號，通過電話向黃、楊詢問，他們說在會上提出的可能性不大 。26號山東省人民政府發布了“關於農村稅費改革的通告”我沒看到我所提建議和看法的成分。
4月因美國飛機侵犯我國領空的撞機事件，國內國際形勢嚴峻，農村稅費改革暫緩進行。下半年改革繼續，我對農村稅費改革的調查也就繼續。。。。。。，10月末，我還去了北京，還是住在我姐姐家。30號去徐靜家見了徐靜，徐靜已經退休，說到我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情況，他說下麵按正規渠道對農村法規提出建議他都應該知道，就他掌握的情況，我是全國最早提出農村稅費改革的人，也是唯一一再執著的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人；他說1988年前後廣東省曾有個人提過一次，提過後就再無後音。31號，我去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見到了農村部的謝揚副部長，謝揚認為我建議的許多觀點很新穎，他說農村部擬建立一個鬆散的研究農村稅費改革的組織，不定期的采取多種形式進行交流探討。通過這個組織、通過參與改革，使我取得對改革情況進行調查反映的正規的方便的身份。
尋求使命的支點
我此時的調查反映和15年前比，雖不再擔驚受怕，但仍有許多難處，我沒有官方的身份和渠道，對上頭決策的了解掌握不及時；調查反映都是個人行為，由於對農民負擔的敏感，怕負責任，多數機關單位不願提供材料、數據。沒臉、閉門羹是我調查、收集情況中的家常便飯，也是我請求向有關領導直接提出建議看法的家常便飯。許多不理解的嘲諷話我也不斷直接間接的聽到：“這人真不明白，提這有啥用？都執行中央文件，還能執行你的？”“年輕都沒搞出名堂來，這麽大年齡了，還折騰個啥？要名也算有了，要利不如找個事情搞點經營，東一頭西一頭的，叫領導不滿意，啥也不落。”“這家夥憨，迷了，鑽到牛角尖裏去了。”我認為這都是因為我沒有一個正當的身份所致。我向中央、省、市、縣領導寫信，反映我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情況，請求我能參加某一級的改革組織，給我一個參加農村稅費改革會議、調查反映改革情況的方便。信中說“就農業部一同誌掌握的情況，我是全國第一個正式、係統的提出農村稅費改革的人，稅費改革了，我卻不能參與，我感到遺憾。。。。。。。我認為能在17年前提出農民負擔費改稅，我對農村稅費改革的認識是深刻的；我對費改稅思索了17年，我的認識有別於常人的獨到之處，有值得向上反映、做決策參考的特殊價值；我參與改革，能隨時發現許多無心人視而不見的問題。”寫的信多數沒有迴音。市委郭書記把我的信批轉給市財政局長，要求給我這方麵的方便，郭書記是對我的信進行批複的唯一領導，2002年2月1號，市財政局雖來人給我見了個麵，叫我談對我市稅費改革的看法，見麵了，談話了，這個事情就過去了。
3月28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給縣政府、給我分別發來通知：“確定山東省陽穀縣為我部農村稅費改革跟蹤研究觀察點，。。。。。。吸收貴縣張學新同誌為本研究部農村稅費改革跟蹤研究課題組成員。”根據以前的電話聯係，說的是聘為農村稅費改革觀察員，4月12號收到通知後我電話問謝揚部長，他說：“這樣表述基層黨政機關易於接受，利於接洽，內涵是一樣的。如用“觀察”字眼，有他們在前邊幹，你在旁邊查看的含意。”我去縣政府辦公室，見到了唐憲明主任，他說他也收到了農村部的通知，並將通知轉給了縣長簽閱。此後，我幾次去詢問建觀察點、聯係跟蹤觀察研究工作的開展，都沒有明確的迴複，沒有進展。我不能辜負農村部的信任和情義，在沒有縣明朗態度的情況下，觀察研究我先獨立進行。四月下旬，我先報去了觀察研究計劃，隨後，我克服機關單位不予配合的困難，硬著頭皮搜尋資料，聊城市、陽穀縣的稅費改革動態、進程、疑難問題的解決做法陸續上報，至10月份，我先後向農村部郵去了10餘份調查研究材料。至此，縣裏對建立稅費改革觀察點、開展稅費改革的跟蹤觀察研究還是沒有動靜。對於參加到基層某個稅費改革組織裏去，有一個正當的身份，名正言順的關注農村稅費改革，進行調查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見，我的希望沒有了。
10月份下半月，我試探著給縣、市政協的人聯係，看能否當某一級的政協委員。我想到了政協委員的提案，我還是希望能有一個向上反映問題、提出自己意見的渠道。我把我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有關資料送給縣統戰部的領導，市裏我請田勇局長轉給市統戰部，田勇就是原市委組織部青年幹部科科長，現任檔案局局長。他們都願為反映、願為爭取，我靜靜的等待著。
在縣政協，我見了政協潘主席，他曾和在龍護源住隊的刁雪遠在一塊工作。說到刁雪遠，潘說刁已經去世了，就在最近。說到刁雪遠搬家迴膠東的情景，潘說刁和誰也不聯係，不接受任何人的送行。我想起刁雪遠說我的話：“不能眼裏揉不得沙子，隻和認為同自己一路的正直、清白的人聯係，那會把自己封閉起來、孤立起來。。。。。。。”我和他心心相通，就因為秉性中有許多相同的東西，包括性格中的弱點，他告誡我的話，自己卻也不能做到。山難改，性難移啊。。。。。。。
聽到刁雪遠去世的消息，我心裏非常難受。俗話說人生難得一知己，刁雪遠是我的患難知己啊！他是在我最困難、地位最低下的時候幫助了我。他對我沒有地位的距離，我們之間沒有任何物質利益的交往。我讚成他，他看重我，見麵有說不夠的話，想到他巴望他好，就這樣的心心相通。可惜好人的命運不濟，正當他如日中天的時候得了病。否則，憑他的威信，憑他的能力，他的職位決不止於縣委書記。刁雪遠如果是市、縣的領導，我為農民而唿，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提建議，還用這麽腋著藏著嗎？調查反映會作這麽多的難嗎？安徽省政府的何開蔭在他編著的《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初探》的後記裏說他因工作的方便，因省委、省政府的堅定支持，建議才得以進入中央領導的決策層麵，得以實施、得以試點。個人的才能才得以極致發揮，成為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先鋒人物、做出特殊貢獻的人物。許多曆史人物的偉業不都是這樣嗎？韓非、商鞅、李斯、韓信、諸葛亮，那一個有誌、有才之士不是因為權威人物的發現、起用成就事業，包括舜、禹都是這樣。所以韓愈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我提出的農民負擔費改稅的建議比何開蔭配套改革的建議要早三年，與中央農村稅費改革的文件精神更吻合，表述更直接。但因我的地位低下，反映隻能采用信訪似的渠道，不能有效的納入領導人的視野，其作用遠無法同何開蔭的建議相比；多虧原農業部辦公廳主任徐靜一開始就看到了我建議的價值，轉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呈國家領導人、轉農業部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使我的建議產生一定影響，使我知道我的建議抵達了中央、國家農業部。否則，我的建議或許石沉大海，成為無效勞動！如果刁雪遠是市、縣領導，我就會有一個正當的反映渠道，我的建議可能會演變成某個組織、某個地區的反映，他的力度會膨脹十倍百倍，我的建議就不會長期被塵封。
安徽北部、山東西部都是第二次農村改革的源頭，從安徽1993年在渦陽縣搞稅費改革試點、我在1985年提出農民負擔費改稅的建議來看，最早實行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地方，最早看到農業生產責任製中的問題，都最早提出農村稅費改革的要求。安徽對這個要求及時發現，因勢利導，成為了中國第三次農村改革——稅費改革的源頭。我1985年、1989年的建議都比安徽的試點早許多，因為地位低下、人微言輕，又沒有一個反映的正當身份和渠道，形不成衝擊力，引不起上下的重視，建議再金貴，也隻能被擱置。一個科學家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起地球。農村稅費改革的實施，反映了我的眼光，我對國家的責任心，我如果有向領導人進言、研究農村法規的平台，我對社會的貢獻決不會隻是被長期擱置的農村稅費改革建議。因我的建議，聊城和安徽如果都早於國家決策前進行改革試點，2000年的改革之日，一定會給改革提供更多的經驗，使改革的措施更完備，改革更順利；我人生的價值要重新衡量，我的命運也將改寫。想著這些，我體驗著古人俞伯牙摔琴斷知音的心情，我為刁雪遠的去世一次次流淚。
2002年農村稅費改革已在我國多數省份鋪開，而在我們最初進行改革試點的地方，機構精簡等配套改革卻一直不見動靜，我根據自己的調查和認識，寫了“關於全國推行階段完善農村稅費改革的四點想法”，於2003年元月3號分郵新華社李錦、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謝揚、人民日報社，後來還郵給了溫總理和徐靜同誌。謝揚部長收到我的四點想法後，電話對我說：“很好，如何上報，碰一下頭給你答複。”2003年當地的稅費改革沒有新的進展，農村部也沒對跟蹤觀察研究進行安排，我對稅費改革的調查反映也沒再有新的東西。
2003年2月份，各級政協會議相繼召開，我想當某一級政協委員的要求沒有得到。
漫漫要獎路
2004年2月份起，我開始要求申報國家獎勵。
2000年農村稅費改革開始，我就從《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中看到對公務員有“合理化建議”獎勵。由於改革剛開始，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確保改革成功上，未顧及報獎的事。2003年改革已在全國鋪開，並取得重大成果；2004年，溫家寶總理已提出五年內取消農業稅，改革已接近尾聲。對於我，除新聞媒體的關注外，黨政部門對我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表示，這說明我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事並沒被黨政部門承認。在這種情況下，我有披瀝自己、為個人爭權益的必要。爭取獎勵，也有想通過自身地位的提高，爭取進言之路，爭取長期關注三農問題、為社會做點事情的考慮。
申報獎勵的緣起是縣委組織部請我幫他們搞“三個代表”的宣傳報道，我在組織部看到了山東省《支部生活》2004年第二期上刊登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上麵提出：“建立國家功勳獎勵製度，對為國家和社會發展作出傑出貢獻的各類人才給予崇高榮譽並實行重獎。”我1985年至1993年4次提出農村稅費改革的建議，應是對社會發展作出的貢獻。
我找到國務院《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二十八條：“國家公務員有下列表現之一的應當予以獎勵：（三）在工作中有發明、創造或者提出合理化建議，為國家取得顯著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人事部的《國家公務員獎勵暫行規定》除有以上相同的規定外，還規定了申報的時間：“第四條 對符合第三條規定的公務員應當及時給予獎勵。對在本職工作中做出成績的一般應當結合國家公務員年度考核進行。”
對於如何申報獎勵，申報什麽獎勵？縣委組織部的老部長老領導們說：“你向誰提的建議，建議被那裏采用的，向那裏申報，那裏應予以獎勵。”我農村稅費改革的建議別管提給中央、國家的那個部門，都是向國家提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推行的農村稅費改革，是國家采用了我的建議，農村稅費改革應當說已經取得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國家應對我進行獎勵，我應向國家申報。
2004年2月27號上午我去了市人事局，在局長辦公室見了葛局長，諮詢申報國家獎勵的事。葛局長就是1991年時的陽穀縣委組織部長。葛局長說：“你的事我知道，我們可先分頭進行，我這裏先向上諮詢；你迴陽穀找縣人事局看他們怎麽說，如能報就先報。”下午，我在縣人事局找到了分管的張副局長和公務員管理科丁科長。張副局長說：“隻要符合條件，一定上報。”丁科長說：“你寫個申請報告，我向市公務員管理科問一下，再答複你。”我把我有關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材料留給了丁科長。幾天後，丁科長把我喊到人事局研究申報獎勵的事。他說市公務員管理科趙科長同意叫報，對於國家獎勵趙科長和他還都沒報過，表格設計、獎勵名稱都需試探著做。3月17號，我們第一次整理出了完整的申報材料，並蓋了陽穀縣西湖鄉政府的公章。22號申報表格重新設計打印，由西湖鄉黨委政府蓋章。後，丁科長向我要了徐靜的電話，對我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事進行核實，丁科長向縣政府辦公室的曹主任匯報了核實情況，曹主任簽署了同意上報的意見，蓋了陽穀縣人民政府公章，3月底報到了市人事局。5月14號上午，丁科長向市裏趙科長電話詢問上報情況，趙科長說他前些天去省人事廳開會，專門去公務員管理處問了張學新申報獎勵的事，處裏認為上級沒安排申報這類獎項，沒申報過這樣的獎項，沒法受理，沒法申報。接電話後，我即去了市人事局，下午見了趙科長。他再次說了請示省人事廳的情況，說事已至此，他沒辦法。
5月31號，我去了省政府，人事廳在政府大院內，進不去。我正和傳達室的同誌說這個事，人事廳的一個男同誌來到門口，通過他，打通了公務員管理科王xx（女）的電話。王xx聽了我的情況後說：“可以給你報，但沒有你說的合理化建議獎項，按一等功或榮譽稱號報，逐級報上來。她說具體的還要請示處長，處長出發了，要幾天迴來，叫我把有關材料留到傳達室。第二天我從濟南返迴了陽穀。6月19號，我打通了省人事廳處長的電話，處長說：隻能逐級獎勵，就是縣裏獎了，根據事跡市裏、省裏以致國家再獎；合理化建議獎，國家沒這個獎項；關於農村稅費改革的獎勵，國家沒安排，誰能證明采納的是你的建議？處長的意思不受理我的申報。7月13號，經丁科長同意，我整理材料，以縣人事局公務員管理科的名義向國家人事部進行諮詢，後來我問丁科長諮詢情況，他說沒有看到迴複。第一階段的申報至此中止。
2004年12月1號我以個人名義分別向國務院辦公廳、人事部公務員管理處諮詢稅費改革的國家獎勵，沒有收到答複。這期間我還看到了《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力保障條例》中的有關規定：“黨組織要支持和鼓勵黨員對黨的工作提出建議和倡議。。。。。。。對改進工作有重大幫助的，應對提出建議和倡議的黨員給予表揚或者獎勵。”我認為，國務院、人事部和黨中央都有這麽明確的獎勵規定，國家、黨製定的獎勵規定，由國家、黨來兌現獎勵，就兌現不了，會嗎？2005年11月5號，我把我的有關資料郵給了中央、國務院信訪辦，問我的情況是否適用國務院及人事部的獎勵規定？可能是信訪辦轉給了人事部，11月21號，我收到了人事部不予受理的告知書，原因是“未經省級政府人事部門處理或複查”。聯想省廳答複“上頭沒安排這個獎項，不能受理上報。”我疑惑了，到底應該下報上受理，還是上邊安排了下邊才能上報？我想去北京問個究竟。2006年上半年我去了北京，誰能找到中央、國務院辦公的地方？隻能去中共中央、國務院信訪辦，走進信訪辦的大門，我便遇到了我們陽穀縣信訪局的幹部，彼此都認識，他們對我說：“你迴去吧，叫縣裏組織部門或其他部門替你問，你去問，別管問什麽事，都會登記咱縣的信訪人數，扣咱縣的考核分數。”他們在北京，就是做的勸說、攔截信訪人員的工作，不容易，我不願難為他們，沒再往裏走。 考慮另想辦法。
我想通過在中直部門、國家部門工作的人員問個究竟。中央組織部機關事務管理局黨委書記楊進福是陽穀縣西湖鄉人，他每年春節都迴家和老人一塊過年，2006年春節（陰曆正月初二）我在他老家找到了他，把我的有關資料交給他，請他代我向人事部諮詢。2006年4月1號，我電話問他，他說已經通過一個朋友問了人事部，人事部說有這麽迴事，隻是獎勵還未啟動，啟動時通過省裏報，要我和省裏聯係一下。這裏又把申報推到省裏去了。後來電話再問，沒有新的答複。 ………………………………………………………… 《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力保障條例》中說到黨的組織、宣傳部門抓黨員權力保障工作的落實，我把我的情況寫了一個材料，交給縣委組織部，請他們向上諮詢，他們說沒有諮詢獎勵的渠道，無法一級一級的諮詢。2006年底我把這個黨內獎勵諮詢的材料郵給了中央組織部，後來又郵給了楊進福。我電話詢問他諮詢的情況，答複是他把我的資料交組織部有關人員看了，認為僅憑我提供的材料，無法給予獎勵，叫我不要報太大的希望。
2006年，國家取消了農業稅，在我國延續了2000多年的農業稅賦終結了。對於農業、農民來說，這是一個曆史的句號。農村稅費改革演變到取消農業稅，它反映了我國經濟力的增長，反映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農民的關心，也反映著農村稅費改革的意義。
2000年後，我的身體一年比一年差，情緒更好激動，個人、家庭的好多事情不順心，愈發對建議農村稅費改革的事得不到承認抱不平。2007年1月23號再次寫信向人事部詢問：從省廳和人事部的答複，到底應該下報上受理，還是上邊安排了下邊才能上報？我還說到按照人事部“及時給予獎勵的規定”，改革開始就該獎勵，可現在6年過去了。國務院、人事部的規定，該國務院、人事部給予獎勵，就兌現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