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的文化遊樂攤（節選 不便披露）
……………………………………………………………………………………………………………………………………走出文化局，我意識到文化局不是個好地方，這是一個矛盾窩。當初提出進文化局基於這樣一種考慮：從政的路我不想再走了，當焦裕祿似的縣委書記、當枕著土坯和農民睡在一塊的縣長的夢做不成了；那就去當趙樹理，用我筆下的形象為農民說話為農民辦事吧！我認為，搞創作需要一個文化氛圍，這利於借鑒和學習；但也需要一個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使創作活動能夠較順暢的進行下去。所以，我進城選擇了文化局，但我害怕再度卷進矛盾漩渦中。基於此，我不願一進文化局，就和局一把手鬧僵，心裏雖不滿意麽局長的安排，但我還是決定順從試試，對方局長的好心我隻有辜負了。我又到圖書館見了卞館長，卞館長說：“圖書館不如文化局，你來就做文物工作，來不來隨便你。”我問卞館長：“來圖書館能否給間房住？”卞館長答應可考慮給騰間房子。於是，我把調動手續轉到了圖書館，數天後我把家搬到了圖書館；兩個月後，對象的工作關係轉到了縣城的鄰村東三裏村教初中英語。
。。。。。。
陽穀縣圖書館和文化局機關同屬一個院落，座落在陽穀縣城中心街穀山路中段的東側，院內北側的一排瓦房屬於文化局機關；向南大半個院落屬於圖書館，圖書館前院是坐東朝西樓板蓋頂的七間平房，北邊的一間跨耳是圖書館會計的辦公室兼住房，緊接的兩間是遊藝室的庫房，南側的三間是借閱室，南邊的一間跨耳便是我的住房。我住的這間房有三個不足：前邊是廁所不能開窗戶；南邊是書店的樓房遮陰；房頂漏雨。我住前住過臨時工，當過存放零散東西的倉庫。前院的前側是一排臨街的平房門市；大門開在中間，門口離借閱室10來米遠。圖書館的後院是家屬院，館長和其他老職工在後院住。
…………………………………………………………………………………………………………。。。。。。。。。，先在那裏維持著吧。”元霄節過後，地區文化局從各縣抽一名文物幹部組織了一個文物普查隊，對全地區的文物古跡進行全麵普查。我參加了這次普查，從莘縣開始，續查陽穀，共三個月的時間，這是我在文化局做的真正的文物工作。後考慮到我的居住安全沒再叫我再往下普查。從文物普查隊下來後，從事的還是文化娛樂遊樂攤創收。麥假過後是暑假，是創收的旺季，也是我最厭煩感到最尷尬的季節，看到熟人我切切實實有一種恥辱感。
1988年7月8號，地委組織部在陽穀縣委招待所召開了第二次選調生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主要是傳達中央、省選調生工作會議精神，總結並安排下一步地區的選調生工作。到會的主要有地委組織部王部長、青年幹部科的田科長、張科長，各縣組織部分管幹部的副部長或幹部科長，曆年選調生100餘人。會議由田科長主持。王部長傳達了中央和省選調生工作會議精神，其要點是：一、1980年以來，全國共選拔選調生13000人，對這些人要肯定，對這些年的培養工作要肯定，對這些年的選調成績要肯定；二、決定對選調生工作進行調整，變對選調生有組織管理的辦法調整為跟蹤了解的辦法。田科長對聊城地區的選調生工作作了總結並講了下部意見，其要點是：一、對已提拔為科級領導幹部並進入縣科局機關的納入正常的幹部管理渠道，地委青年幹部科不再直接管理；二、對雖已提拔但仍在鄉鎮工作的和在鄉鎮未提拔的，仍按原來的辦法進行管理，直至培養成才；三、對確實不適應鄉鎮工作、繼續在鄉鎮工作有困難、要求離開鄉鎮的，組織部門予以調整；四、地委組織部青年幹部科願和同誌們保持聯係，有什麽要求和想法可繼續反映。上午散會後，我找到田科長，談了我現在的工作情況。田科長說：“你的工作已經按不適應鄉鎮工作進行調整，納入了正常的幹部管理，既然這樣，我再給你做工作吧。”在這次會議上，我知道了和我一起選調到鄉鎮的13名同學已經有4名同學提拔為鄉鎮黨委書記，5名同學提拔為縣直部門的副部長、副局長或副主任，4名同學提拔為鄉鎮黨委副書記。會議中，我的腦子裏一直旋轉著“大浪淘沙”這樣一個詞語，現實證明了我從政的無能、從政的失敗，我還能說什麽呢？承認失敗的心情是複雜的，我檢查我社會經驗、生活經驗的欠缺，但更多的原因我不認為是社會經驗問題，我是實實在在按黨的要求、按組織部門的要求做的，我把我的精力我的心血都投入到了工作中，我敗中有義，我用“雖敗猶榮”來安慰自己，我不因失敗而消沉，我鼓勵自己按既定的目標走下去——為農民說話、為農民辦事，從政不行從文；把心中的事業——關注農民負擔進行到底。選調生工作會議後，我又多次找地委青年幹部科和縣委組織部，但沒能對我的工作進行新的調整，我認為，按上頭選調生工作的精神，對我離開選調生行列的工作調整沒有到位。
心結依舊，使命再續
文化遊樂攤創收的對象主要是兒童和中小學生，所以參加搞創收的人員主要是忙星期天、假期、節日、學生放學後的中午前後、晚飯前後。所以，在圖書館的閑暇時間還是挺多的；看書看報刊既方便也有時間。閑暇的時候、心靜下來的時候我就對我要做的文學創作、規範農民負擔這兩件事進行梳理。我想，文學創作來日方長，而依法規範農民負擔卻是當務之急。從我向上反映的兩次建議和一次讀者來信來看，都顯份量不足，它們都不是綜合性的材料，或事實的覆蓋麵過於窄小，或欠缺綜合性的分析。我決定對我地區的農民負擔狀況作一次深入的調查，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寫出事實數據充足、立論觀點合理、內容翔實的農民負擔現狀、對策的調查報告，再次向上反映，以加快農民負擔規範化的進程。我調文化局圖書館安定下來後的1987年底，便開始對調查報告的結構內容進行構思並著手進行調查。1988年8月x日的《中國法治報》刊發了“一位農民的慘死”這樣一篇文章，大體內容是：吉林省梨樹縣農民劉子仟，因交不上提留等款項，責任田被收迴，後通過鄰居的存款過戶交上了250元，尚欠250元。生產隊長仍不允其耕種，劉子仟便去隊長家苦苦哀求，結果被隊長的親屬活活打死。劉子仟死後，其妻精神失常，抱著二歲的女孩、領著八歲的女孩在街頭路旁向人哭訴。而我們陽穀縣也因提留相繼發生了兩件影響麵較大的惡性事件，這些使我依法規範農民負擔的使命感更加強烈緊迫，加快了我調查、組稿的速度。我不是研究農民負擔的專業人員 ，調查、索要有關農民負擔的數據我沒有合法的身份，大量的調查能在老家、親戚、同學、朋友、熟人中進行或通過這些關係進行的，不貿然聯係官方人員；不得已需要縣農業局、統計局提供的數據也通過熟人關係進行；對大量鄉鎮領導和一般幹部的調查通過在一起探討問題進行；聊城地區8個縣市，我重點調查了4個縣市，個別不方便去的縣市通過書信和電話進行。春節前後的走親訪友是我進行調查的最佳時機，1988、89兩年的春節是我度過的最忙碌的兩個春節，往年從不走動的親友，這兩年我也主動去拜了個年，以噓寒問暖、年景收入之名，行農民負擔調查之實，有的親友看出了我的本意，於是把他家的收入、負擔情況給我介紹的非常詳細。白天調查，晚上整理，經常搞到半夜，雖忙碌、疲勞但充實。就農村的親友來看，整個調查過程還沒遇到不配合的。不配合的尷尬局麵主要還出在縣科局和鄉鎮黨委政府，他們對農民負擔非常敏感，怕受牽連，一看我扯農民負擔的話題，便對我投來了狐疑的目光，打住正在說的話，收起正在翻看的資料，下逐客令。然而，我還是在這種境遇中於1989年5月完成了調查，寫出了近5000字的調查報告初稿“用增加農業稅的辦法取代農村提留——關於農村提留工作的調查與思考”。報告主要分三大部分：一、農村提留工作的現狀；二、提留征收管理方式的弊端；三、對策：用法定的限額法定的程序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報告除詳盡的論述了農民負擔必須盡快實行“費”改“稅”外，實施辦法也比以前提出的更加具體和具可操作性。
我想傾聽一下社會有關方麵對我的報告的看法和反響，5月31號，我拿著報告初稿來到了地區農村工作部，見了辦公室郭主任。記憶中的郭主任比我年齡稍長、個頭稍高、體型稍瘦。他細看了報告初稿，談話歸納如下：一、謝謝你關心農村工作；二反映農村提留問題，就把本地區的陰暗麵暴露給了上頭，我們真做這個工作的倒很謹慎。你涉及到的問題，我們也大體了解；你的看法，我有同感。但直截了當的說出，我卻因做著這項工作有了太多的顧忌。農民負擔要有限額，要有統管的部門，我們農村工作部本應統管，可我們統管不起來。三、你調查的農民收入是300元——550元、負擔是40元——60元，我掌握的數字是收入不及這些、負擔高30——50元。可見你報告的數字是留了餘地的。四、增加農業稅取代提留可以說是辦法之一，但如果全部用農業稅支付農民負擔，我國的農業稅率太高，在國際上不好說，要考慮用綜合稅的辦法取代農村提留 。他要求我的報告定稿後，能給他郵寄一份。從郭主任的話我想到了前幾年我向同學、熟人探討這個問題的情景，他們是真的不認識、不認同這個問題嗎？不是，他們是巧妙的迴避，不願卷入這是非之中。是從小農村生活的結、是個人、家庭的境遇使我無可顧及這些。郭主任是個實在人，他能敞開心扉和我說實話，可以說，我所做的這些使他也有所感動。
莘縣櫻桃園鄉距陽穀縣近百裏，我在文物普查時曾經去過，鄉黨委書記郭德功是我師專的同學，我決定去一趟櫻桃園，聽聽他對調查報告的看法。從節儉考慮，我是在麥收後的六月去的。因住處臨近大街，沒有院門，沒有鄰居，為著居住安全，我告訴對象：早去晚迴。同學因開會，晚上才迴鄉，晚飯後，他和我一起對我的報告進行了逐句逐段的推敲研究，充實了部分章節的內容。第二天下午我騎自行車返迴陽穀縣。路上突遇暴雨，可巧，裝調查筆記和調查報告材料的是個布兜，筆記、材料如叫雨淋壞，一年多的辛苦就白費了，許多做過的事情還要重來，這可是比生命還貴重的東西。我把上衣脫下來，裹在筆記和材料上，光著膀子在雨中騎了半個小時，才找到避雨的地方。我有慢性扁桃體炎，這一澆，第二天就住進了醫院，扁桃體化膿，高燒40度多。還有，在我離家的那天晚上，對象喂的雞被人偷走了。偷雞賊很張狂，逮雞前竟還敲了敲我家的房門，對象聽到了敲門聲，也聽到了雞叫聲，嚇得在屋裏縮成一團。在醫院裏，對象哭著數落我；“為這犯不著的事，你家不要了，命也不要了，官也折騰沒了，你到底為的啥？”對此我隻能笑笑表示欠意，是啊，我沒能給她和孩子掙來穩定幸福的生活。
出院後，我抓緊對調查報告進行修訂，定稿後，避開因政治風波社會較亂的時段，在下半年郵寄給了農業部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和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那時候，徐靜已經調農業部辦公廳工作。
為弱者伸張，嚐試文學路
1988年我在《山東文學》期刊上看到了一篇題為“一樁兇殺案的始末”的報告文學，基本故事情節是：山東省煙台市福山區某村支部書記趙xx因色欲要求被拒絕，利用手中的權力通過不分給承包地、斷水、斷電等手段對村民王道亮一家欺淩10餘年，王道亮和其妹連年上訴，但最終無法擺脫，生活麵臨絕境，1984年6月10日晨，王道亮在福山區招待所用扁鏟捅進趙xx的腋下，將趙xx殺害。1984年11月21日，煙台市人民法院對王道亮殺人案進行審理，判處王道亮死刑，緩期二年執行。趙xx死後，當地黨組織安排趙xx之子繼任村黨支部書記。文學作品都是有感情因素的，作者的感情明顯傾向於殺人者，我和作者有同樣的感情傾向。我感慨：趙xx生前是區人大代表，是區、鄉模範黨員，其為首的村黨支部是區、鄉級模範支部，我們應怎樣看我們的基層政權組織？趙xx死後，其子繼任村黨支部書記，這隱含了當地黨組織對趙xx這個人及其工作的肯定，我們的基層政權中有多少趙xx在當政、在成長？類似王道亮的農民家庭什麽時候是出頭之日？
我聯係的劉桂成是地區戲劇研究室主任，是搞戲劇創作的，1987年那次劇本研討會後，我創作的話劇“強勁的顫音”在《戲劇叢刊》總第58期發表，敘說的是一個政法係統的領導幹部公正執法的故事，劇名原為“仲秋月”，取明鏡高懸、主人翁心如明月的含義。戲曲是我文學創作的入門，也就成了我創作的主要體裁，我崇拜劇作家關漢卿，認為寫戲的目標應如《竇娥冤》，我想把“一樁兇殺案的始末”改編成話劇，搬上舞台。受美國一審判水兵嘩變題材的話劇影響，劇名取為“特別審判”，通過對王道亮殺人案的庭審過程，刨析王道亮殺人案的社會原因，警醒我們的黨組織、我們的人民鏟除趙xx得以長期為非作歹、橫行霸道的土壤，防止類似趙xx、王道亮家庭悲劇的發生。我通過報告文學提供的線索，和審理該案的有關人員進行聯係，取得了該案的起訴書和判決書。“用增加農業稅的辦法取代農村提留”的調查報告定稿後，我便聯係陽穀縣法院現場體驗庭審，著手“特別審判”的創作。創作的目的首先是發表，然後是立戲演出。創作中，有些法律程序問題總要不斷向檢察院、法院的人請教，我把“一樁兇殺案的始末”的報告文學拿給縣檢察院做法醫工作的一個熟人看，他對我說：“在當前形勢下，王道亮肯定會執行死刑。你的戲寫出來沒人敢接，它的演出效果不利於社會穩定。”1989、90年的社會治安不好，就聊城地區內，搶劫公共汽車和出租車、綁架、入室搶劫的案件不斷發生，我接觸的人中不少對我創作的“特別審判”的社會效果提出了疑意，1990年初，我中止了“特別審判”的創作，那本《山東文學》也在傳看中失迷。
其後，我開始了戲劇《獅子摟》的創作，劇作把《水滸傳》和《金瓶梅》武鬆和武大郎見麵至武鬆為兄報仇的一段故事柔和在了一起，通過武大郎懦弱被害，武鬆怒斥縣官、怒殺西門慶的描寫，表現不畏強權匡扶正義的主題。劇本在1990年下半年寫完，計八場30000餘字，在地區戲劇研究室舉辦的劇本研討會上別人也沒提出什麽疑意，安排在籌備的《戲劇叢刊》聊城專輯上發表。後因劉桂成調山東省戲劇研究室，《戲劇叢刊》聊城專輯未出，我的“獅子摟”沒能發表。“獅子摟”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和感情，我在一個親戚的打字部把它打了出來，到縣黨校一個同學那裏去油印。同學看後說：“你這個劇本可不能叫人亂看，小心縣官們會整治你。”為什麽？因為裏麵有武鬆斥罵縣官的唱段，我說：“不會的，武鬆罵的是不為民作主的貪官，我們現在的官都為政清廉，對貪官深惡痛絕，和我們的感情是一致的；現在正搞招商引資，發展經濟，獅子摟是陽穀縣的標誌性建築，我這也是縣領導提出的陽穀人寫陽穀事，宣傳陽穀；反感罵貪官，那是他自己的事，因顧忌而曲筆，這個戲就沒意義了，立起來也沒人看。”現我把武鬆斥罵陽穀縣官的唱段抄寫如下，作為閑聊之資。（白）狗官！狗官！
（唱）說什麽明鏡懸、按律斷，直把百姓置倒懸。
大權握在贓官手，再好的案律也枉然。
豪強橫行弱民死，飲恨無處訴屈冤。
（白）狗官！
（唱）你空領俸祿頂七品，厚顏枉稱父母官！
這衙門啊，一堆醃臢土。
冤魂啊，直叫人骨寒心更寒——。
陽穀縣獅子摟上有四組泥塑，分別表現《水滸傳》故事中的武鬆痛飲十八碗、武鬆打虎、謀害武大郎、武鬆怒殺西門慶四個場景，泥塑是天津泥人張的作品，1989年運迴陽穀縣後，館長安排我在泥塑底座上各配一首詩，我在手頭所有的資料中篩選了四首，自己寫了四首，拿到聊城請全國著名諷刺詩人地區文聯主席張維芳定奪。張維芳肯定我寫的四首，我斟酌後，選用了一首，配在謀害武大郎的泥塑下，因和“獅子摟”有同樣的感情傾向，也抄錄如下：
權勢傾城霸西門，金蓮欺夫縱淫心。
王婆貪財全奸媾，武大懦善作冤魂。
落款是“圖書館”
在圖書館的文學創作有一些成果，1990年為稅務局寫的宣傳稅法的電視小品，省電視台“道德與法製”欄目製作人員親來陽穀拍攝，在1991年元旦晚“道德與法製”欄目播放，是陽穀縣第一件拍電視播放的文學作品。還有的作品在華東六省一市競賽獲獎、在地區演出獲獎，其中，報告文學“銀白色的夢”作為省委書記梁步廷題寫的書名。劉桂成曾幫我一塊聯係去地區文化局戲劇研究室專職寫戲，雖費了勁，沒能調成。後來麽局長看到我不可能成為他的對立麵，提出把我調入文化局，這時方局長他們又不同意。文化局領導班子的關係就是這樣：你同意的事，我堅決反對；你不同意的事，我堅決支持。1990年下半年班子調整後，仍是矛盾重重。我決定就是再迴鄉鎮，也要離開這裏了。
對象在城外教學，晚上有課，路上有三裏空曠地。治安不好，她迫切要求進城，我的孩子已上小學。為方便孩子上學，並滿足對象進城的願望，我向文化局新調整的武局長提出了對換調動的請求：我調出，對象調文化係統。我幾次找他，他同意了，局黨組也通過了。1991年元月28日（星期一）上午，新調入的分管圖書館工作的柳副局長正式告知我：“學新和家屬對調的事已在黨組通過，學新調出不論時間長短，家屬調入都予接受，住房不予變動，不攆。原打算集體談，就是怕有人以後不承認，有會議記錄。你可放心聯係調出調入。”為防止以後出問題，我把它寫在一個不經常翻動的筆記本上。其中說的房子是我正住著的挨北跨耳的那兩間，這是無奈強行搬進去的。下麵簡述一下我住房的變化情況。……
單說調動，1988年夏我有一次調地委黨校的機會，是我個人原因失去的。一天，縣委組織部分管幹部的副部長把我叫到組織部，說地委黨校要一個教員，問我願不願去，我喜出望外，趕忙答應，記憶中好象還填了張表格。一周後，我再到組織部，他們告訴我，改換了陽穀三中的一個教師，人已經辦手續走了。改換的原因，他們說，感覺我沒有三中的教師迫切。我能說什麽？他們能首先想到我，我就該謝謝他們了。
1990年還有一次調縣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機會，則是文化局的負責人不予方便失去的。1990年春夏之交，陽穀縣加大計生工作力度，在縣直一些部門抽調了不少人員開展計劃生育集中活動，我被抽到集中活動辦公室搞材料。計生工作正是加強時期，計生委需要進人。計生委主任、分管計劃生育的副縣長對我印象不錯，他倆都有集中活動結束後叫我留在計生委的意向，我也樂意留下。整個集中活動搞了兩個多月，搞到20天的時候，文化局通知我，抽我參加文化局的農村教育工作隊，進行為期半年的農村教育。我對文化局的負責人明說：“我想進文化局，進不來；我打算計劃生育集中活動結束後，同有關人聯係進計生委，請你們行個方便，叫我集中活動參加到底，換個人搞農村教育。”他們不給行方便，參加農村教育後，也忽略了調計生委的聯係，這個事情就過去了。
文化局領導能同意我和對象對調，這真是大善心善行了。我開始抓緊聯係對調的事情。縣委組織部的人員也有了很大變動，新組織部長姓葛，平易近人。他說我如果下鄉鎮，可以安排黨委委員，但必須我自己聯係鄉鎮。根據我自己的聯係，1991年的下半年我按黨委委員的職務調進了西湖鄉。隨後，1992年末對象也調進了文化局的另一個事業單位文化館。我開始重走鄉鎮工作路。
為農民唿籲，責任盡到底
到西湖鄉後，鄉領導給我安排了兩項工作，一是參與鄉經委的一些活動，一是負責鄉黨委的宣傳工作，縣委明確的宣傳委員老趙兼任管理區書記，宣傳工作主要由我來做。下鄉鎮後，接觸農民的事情又多起來，離開鄉鎮工作三年多，感到最明顯的變化是計劃生育工作中關押、體罰農民計生對象的事多起來，有的鄉鎮把男女計生對象混關在一個車庫裏，食宿、方便都在一起。也有鄉鎮幹部把對自己有意見的人按計生對象抓起來關押的事情。我看到一個男計生幹部抓住一個女計生對象的頭發打耳光，好象在打一個玩具娃娃。依法規範農民負擔、規範鄉鎮工作再次成為我經常思考的問題。1991年12月7日國務院頒發了“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農民負擔的收取和管理向法製化邁進了一大步。但它到底還不是“法”，許多鄉鎮執行不到位，農民負擔變相突破上年收入5％的形式、現象很多；宣傳力度也不夠，多數農民不知道有這個條例。農民負擔問題依然是農村工作中的一大難題。我想我農民負擔“費”改“稅”的建議之所以沒有實施，可能其中還有不夠完備的地方，我準備對此作進一步的探討。在圖書館住，借書方便，我打開《中國通史》，從西周的田畝製度到秦漢至明清曆朝曆代的賦稅製度一章一節的認真研讀下去，一邊讀一邊摘抄，最後進行整理比較。1993年元月31號我寫出了“農民負擔用農業稅（田賦）和勞力義務替代金（丁賦）兩種渠道來完成的建議，寄給了農業部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建議除重申了依法規範農民負擔的觀點外，提出農民負擔應有兩部分來組成：根據承包的土地狀況收取農業稅（田賦），根據家庭的勞力狀況收取勞力義務替代金（丁賦）。提議以年齡和婚姻對整、半勞力和老、小進行劃分，勞力有負擔丁賦的義務，老、小不負擔丁賦。丁賦使不同勞力狀況的農民家庭的社會負擔有所區別。目的是平衡負擔，老有所養。這個建議寄出後，因一時沒有收到迴複的消息，1994年8、9月份，我把先後提出的這四次建議歸攏起來，再次分別郵寄給了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辦公廳和農業部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後者請徐靜同誌收轉。這些集中起來的材料郵寄後，我有些放心不下，很想到上邊問個究竟，10月中旬，我請假去了北京。在北京，我住在我姐姐家。某日上午，我姐夫陪同我到農業部辦公廳見到了時任辦公廳主任的徐靜同誌。徐靜，50來歲，中等個偏高，體型適中，上穿白襯衣，紮外腰，很顯身體健康、精力充沛。談到我的建議，他說他曾呈國家領導人xx審閱，領導人說：“建議是建設性的，雖然實施的條件還不成熟，但這代表著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說到我集中起來郵寄的四次建議材料，他說他收到後就轉給了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中午，他安排我們和他一塊就餐。下午，他領我來到了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辦公室的同誌對我都很熱情、很客氣，問這問那，問農村的情況，一再說我的建議很好、很有價值。他們說已經給我迴函，並給我郵寄來了《農民負擔政策法規匯編》和《農民負擔監督管理手冊》兩本書。幾天後，我從北京迴到陽穀，看到了他們給我的迴函和郵來的書籍。翻開《農民負擔政策法規匯編》我認真閱讀，研究幾年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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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穀縣圖書館和文化局機關同屬一個院落，座落在陽穀縣城中心街穀山路中段的東側，院內北側的一排瓦房屬於文化局機關；向南大半個院落屬於圖書館，圖書館前院是坐東朝西樓板蓋頂的七間平房，北邊的一間跨耳是圖書館會計的辦公室兼住房，緊接的兩間是遊藝室的庫房，南側的三間是借閱室，南邊的一間跨耳便是我的住房。我住的這間房有三個不足：前邊是廁所不能開窗戶；南邊是書店的樓房遮陰；房頂漏雨。我住前住過臨時工，當過存放零散東西的倉庫。前院的前側是一排臨街的平房門市；大門開在中間，門口離借閱室10來米遠。圖書館的後院是家屬院，館長和其他老職工在後院住。
…………………………………………………………………………………………………………。。。。。。。。。，先在那裏維持著吧。”元霄節過後，地區文化局從各縣抽一名文物幹部組織了一個文物普查隊，對全地區的文物古跡進行全麵普查。我參加了這次普查，從莘縣開始，續查陽穀，共三個月的時間，這是我在文化局做的真正的文物工作。後考慮到我的居住安全沒再叫我再往下普查。從文物普查隊下來後，從事的還是文化娛樂遊樂攤創收。麥假過後是暑假，是創收的旺季，也是我最厭煩感到最尷尬的季節，看到熟人我切切實實有一種恥辱感。
1988年7月8號，地委組織部在陽穀縣委招待所召開了第二次選調生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主要是傳達中央、省選調生工作會議精神，總結並安排下一步地區的選調生工作。到會的主要有地委組織部王部長、青年幹部科的田科長、張科長，各縣組織部分管幹部的副部長或幹部科長，曆年選調生100餘人。會議由田科長主持。王部長傳達了中央和省選調生工作會議精神，其要點是：一、1980年以來，全國共選拔選調生13000人，對這些人要肯定，對這些年的培養工作要肯定，對這些年的選調成績要肯定；二、決定對選調生工作進行調整，變對選調生有組織管理的辦法調整為跟蹤了解的辦法。田科長對聊城地區的選調生工作作了總結並講了下部意見，其要點是：一、對已提拔為科級領導幹部並進入縣科局機關的納入正常的幹部管理渠道，地委青年幹部科不再直接管理；二、對雖已提拔但仍在鄉鎮工作的和在鄉鎮未提拔的，仍按原來的辦法進行管理，直至培養成才；三、對確實不適應鄉鎮工作、繼續在鄉鎮工作有困難、要求離開鄉鎮的，組織部門予以調整；四、地委組織部青年幹部科願和同誌們保持聯係，有什麽要求和想法可繼續反映。上午散會後，我找到田科長，談了我現在的工作情況。田科長說：“你的工作已經按不適應鄉鎮工作進行調整，納入了正常的幹部管理，既然這樣，我再給你做工作吧。”在這次會議上，我知道了和我一起選調到鄉鎮的13名同學已經有4名同學提拔為鄉鎮黨委書記，5名同學提拔為縣直部門的副部長、副局長或副主任，4名同學提拔為鄉鎮黨委副書記。會議中，我的腦子裏一直旋轉著“大浪淘沙”這樣一個詞語，現實證明了我從政的無能、從政的失敗，我還能說什麽呢？承認失敗的心情是複雜的，我檢查我社會經驗、生活經驗的欠缺，但更多的原因我不認為是社會經驗問題，我是實實在在按黨的要求、按組織部門的要求做的，我把我的精力我的心血都投入到了工作中，我敗中有義，我用“雖敗猶榮”來安慰自己，我不因失敗而消沉，我鼓勵自己按既定的目標走下去——為農民說話、為農民辦事，從政不行從文；把心中的事業——關注農民負擔進行到底。選調生工作會議後，我又多次找地委青年幹部科和縣委組織部，但沒能對我的工作進行新的調整，我認為，按上頭選調生工作的精神，對我離開選調生行列的工作調整沒有到位。
心結依舊，使命再續
文化遊樂攤創收的對象主要是兒童和中小學生，所以參加搞創收的人員主要是忙星期天、假期、節日、學生放學後的中午前後、晚飯前後。所以，在圖書館的閑暇時間還是挺多的；看書看報刊既方便也有時間。閑暇的時候、心靜下來的時候我就對我要做的文學創作、規範農民負擔這兩件事進行梳理。我想，文學創作來日方長，而依法規範農民負擔卻是當務之急。從我向上反映的兩次建議和一次讀者來信來看，都顯份量不足，它們都不是綜合性的材料，或事實的覆蓋麵過於窄小，或欠缺綜合性的分析。我決定對我地區的農民負擔狀況作一次深入的調查，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寫出事實數據充足、立論觀點合理、內容翔實的農民負擔現狀、對策的調查報告，再次向上反映，以加快農民負擔規範化的進程。我調文化局圖書館安定下來後的1987年底，便開始對調查報告的結構內容進行構思並著手進行調查。1988年8月x日的《中國法治報》刊發了“一位農民的慘死”這樣一篇文章，大體內容是：吉林省梨樹縣農民劉子仟，因交不上提留等款項，責任田被收迴，後通過鄰居的存款過戶交上了250元，尚欠250元。生產隊長仍不允其耕種，劉子仟便去隊長家苦苦哀求，結果被隊長的親屬活活打死。劉子仟死後，其妻精神失常，抱著二歲的女孩、領著八歲的女孩在街頭路旁向人哭訴。而我們陽穀縣也因提留相繼發生了兩件影響麵較大的惡性事件，這些使我依法規範農民負擔的使命感更加強烈緊迫，加快了我調查、組稿的速度。我不是研究農民負擔的專業人員 ，調查、索要有關農民負擔的數據我沒有合法的身份，大量的調查能在老家、親戚、同學、朋友、熟人中進行或通過這些關係進行的，不貿然聯係官方人員；不得已需要縣農業局、統計局提供的數據也通過熟人關係進行；對大量鄉鎮領導和一般幹部的調查通過在一起探討問題進行；聊城地區8個縣市，我重點調查了4個縣市，個別不方便去的縣市通過書信和電話進行。春節前後的走親訪友是我進行調查的最佳時機，1988、89兩年的春節是我度過的最忙碌的兩個春節，往年從不走動的親友，這兩年我也主動去拜了個年，以噓寒問暖、年景收入之名，行農民負擔調查之實，有的親友看出了我的本意，於是把他家的收入、負擔情況給我介紹的非常詳細。白天調查，晚上整理，經常搞到半夜，雖忙碌、疲勞但充實。就農村的親友來看，整個調查過程還沒遇到不配合的。不配合的尷尬局麵主要還出在縣科局和鄉鎮黨委政府，他們對農民負擔非常敏感，怕受牽連，一看我扯農民負擔的話題，便對我投來了狐疑的目光，打住正在說的話，收起正在翻看的資料，下逐客令。然而，我還是在這種境遇中於1989年5月完成了調查，寫出了近5000字的調查報告初稿“用增加農業稅的辦法取代農村提留——關於農村提留工作的調查與思考”。報告主要分三大部分：一、農村提留工作的現狀；二、提留征收管理方式的弊端；三、對策：用法定的限額法定的程序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報告除詳盡的論述了農民負擔必須盡快實行“費”改“稅”外，實施辦法也比以前提出的更加具體和具可操作性。
我想傾聽一下社會有關方麵對我的報告的看法和反響，5月31號，我拿著報告初稿來到了地區農村工作部，見了辦公室郭主任。記憶中的郭主任比我年齡稍長、個頭稍高、體型稍瘦。他細看了報告初稿，談話歸納如下：一、謝謝你關心農村工作；二反映農村提留問題，就把本地區的陰暗麵暴露給了上頭，我們真做這個工作的倒很謹慎。你涉及到的問題，我們也大體了解；你的看法，我有同感。但直截了當的說出，我卻因做著這項工作有了太多的顧忌。農民負擔要有限額，要有統管的部門，我們農村工作部本應統管，可我們統管不起來。三、你調查的農民收入是300元——550元、負擔是40元——60元，我掌握的數字是收入不及這些、負擔高30——50元。可見你報告的數字是留了餘地的。四、增加農業稅取代提留可以說是辦法之一，但如果全部用農業稅支付農民負擔，我國的農業稅率太高，在國際上不好說，要考慮用綜合稅的辦法取代農村提留 。他要求我的報告定稿後，能給他郵寄一份。從郭主任的話我想到了前幾年我向同學、熟人探討這個問題的情景，他們是真的不認識、不認同這個問題嗎？不是，他們是巧妙的迴避，不願卷入這是非之中。是從小農村生活的結、是個人、家庭的境遇使我無可顧及這些。郭主任是個實在人，他能敞開心扉和我說實話，可以說，我所做的這些使他也有所感動。
莘縣櫻桃園鄉距陽穀縣近百裏，我在文物普查時曾經去過，鄉黨委書記郭德功是我師專的同學，我決定去一趟櫻桃園，聽聽他對調查報告的看法。從節儉考慮，我是在麥收後的六月去的。因住處臨近大街，沒有院門，沒有鄰居，為著居住安全，我告訴對象：早去晚迴。同學因開會，晚上才迴鄉，晚飯後，他和我一起對我的報告進行了逐句逐段的推敲研究，充實了部分章節的內容。第二天下午我騎自行車返迴陽穀縣。路上突遇暴雨，可巧，裝調查筆記和調查報告材料的是個布兜，筆記、材料如叫雨淋壞，一年多的辛苦就白費了，許多做過的事情還要重來，這可是比生命還貴重的東西。我把上衣脫下來，裹在筆記和材料上，光著膀子在雨中騎了半個小時，才找到避雨的地方。我有慢性扁桃體炎，這一澆，第二天就住進了醫院，扁桃體化膿，高燒40度多。還有，在我離家的那天晚上，對象喂的雞被人偷走了。偷雞賊很張狂，逮雞前竟還敲了敲我家的房門，對象聽到了敲門聲，也聽到了雞叫聲，嚇得在屋裏縮成一團。在醫院裏，對象哭著數落我；“為這犯不著的事，你家不要了，命也不要了，官也折騰沒了，你到底為的啥？”對此我隻能笑笑表示欠意，是啊，我沒能給她和孩子掙來穩定幸福的生活。
出院後，我抓緊對調查報告進行修訂，定稿後，避開因政治風波社會較亂的時段，在下半年郵寄給了農業部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和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那時候，徐靜已經調農業部辦公廳工作。
為弱者伸張，嚐試文學路
1988年我在《山東文學》期刊上看到了一篇題為“一樁兇殺案的始末”的報告文學，基本故事情節是：山東省煙台市福山區某村支部書記趙xx因色欲要求被拒絕，利用手中的權力通過不分給承包地、斷水、斷電等手段對村民王道亮一家欺淩10餘年，王道亮和其妹連年上訴，但最終無法擺脫，生活麵臨絕境，1984年6月10日晨，王道亮在福山區招待所用扁鏟捅進趙xx的腋下，將趙xx殺害。1984年11月21日，煙台市人民法院對王道亮殺人案進行審理，判處王道亮死刑，緩期二年執行。趙xx死後，當地黨組織安排趙xx之子繼任村黨支部書記。文學作品都是有感情因素的，作者的感情明顯傾向於殺人者，我和作者有同樣的感情傾向。我感慨：趙xx生前是區人大代表，是區、鄉模範黨員，其為首的村黨支部是區、鄉級模範支部，我們應怎樣看我們的基層政權組織？趙xx死後，其子繼任村黨支部書記，這隱含了當地黨組織對趙xx這個人及其工作的肯定，我們的基層政權中有多少趙xx在當政、在成長？類似王道亮的農民家庭什麽時候是出頭之日？
我聯係的劉桂成是地區戲劇研究室主任，是搞戲劇創作的，1987年那次劇本研討會後，我創作的話劇“強勁的顫音”在《戲劇叢刊》總第58期發表，敘說的是一個政法係統的領導幹部公正執法的故事，劇名原為“仲秋月”，取明鏡高懸、主人翁心如明月的含義。戲曲是我文學創作的入門，也就成了我創作的主要體裁，我崇拜劇作家關漢卿，認為寫戲的目標應如《竇娥冤》，我想把“一樁兇殺案的始末”改編成話劇，搬上舞台。受美國一審判水兵嘩變題材的話劇影響，劇名取為“特別審判”，通過對王道亮殺人案的庭審過程，刨析王道亮殺人案的社會原因，警醒我們的黨組織、我們的人民鏟除趙xx得以長期為非作歹、橫行霸道的土壤，防止類似趙xx、王道亮家庭悲劇的發生。我通過報告文學提供的線索，和審理該案的有關人員進行聯係，取得了該案的起訴書和判決書。“用增加農業稅的辦法取代農村提留”的調查報告定稿後，我便聯係陽穀縣法院現場體驗庭審，著手“特別審判”的創作。創作的目的首先是發表，然後是立戲演出。創作中，有些法律程序問題總要不斷向檢察院、法院的人請教，我把“一樁兇殺案的始末”的報告文學拿給縣檢察院做法醫工作的一個熟人看，他對我說：“在當前形勢下，王道亮肯定會執行死刑。你的戲寫出來沒人敢接，它的演出效果不利於社會穩定。”1989、90年的社會治安不好，就聊城地區內，搶劫公共汽車和出租車、綁架、入室搶劫的案件不斷發生，我接觸的人中不少對我創作的“特別審判”的社會效果提出了疑意，1990年初，我中止了“特別審判”的創作，那本《山東文學》也在傳看中失迷。
其後，我開始了戲劇《獅子摟》的創作，劇作把《水滸傳》和《金瓶梅》武鬆和武大郎見麵至武鬆為兄報仇的一段故事柔和在了一起，通過武大郎懦弱被害，武鬆怒斥縣官、怒殺西門慶的描寫，表現不畏強權匡扶正義的主題。劇本在1990年下半年寫完，計八場30000餘字，在地區戲劇研究室舉辦的劇本研討會上別人也沒提出什麽疑意，安排在籌備的《戲劇叢刊》聊城專輯上發表。後因劉桂成調山東省戲劇研究室，《戲劇叢刊》聊城專輯未出，我的“獅子摟”沒能發表。“獅子摟”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和感情，我在一個親戚的打字部把它打了出來，到縣黨校一個同學那裏去油印。同學看後說：“你這個劇本可不能叫人亂看，小心縣官們會整治你。”為什麽？因為裏麵有武鬆斥罵縣官的唱段，我說：“不會的，武鬆罵的是不為民作主的貪官，我們現在的官都為政清廉，對貪官深惡痛絕，和我們的感情是一致的；現在正搞招商引資，發展經濟，獅子摟是陽穀縣的標誌性建築，我這也是縣領導提出的陽穀人寫陽穀事，宣傳陽穀；反感罵貪官，那是他自己的事，因顧忌而曲筆，這個戲就沒意義了，立起來也沒人看。”現我把武鬆斥罵陽穀縣官的唱段抄寫如下，作為閑聊之資。（白）狗官！狗官！
（唱）說什麽明鏡懸、按律斷，直把百姓置倒懸。
大權握在贓官手，再好的案律也枉然。
豪強橫行弱民死，飲恨無處訴屈冤。
（白）狗官！
（唱）你空領俸祿頂七品，厚顏枉稱父母官！
這衙門啊，一堆醃臢土。
冤魂啊，直叫人骨寒心更寒——。
陽穀縣獅子摟上有四組泥塑，分別表現《水滸傳》故事中的武鬆痛飲十八碗、武鬆打虎、謀害武大郎、武鬆怒殺西門慶四個場景，泥塑是天津泥人張的作品，1989年運迴陽穀縣後，館長安排我在泥塑底座上各配一首詩，我在手頭所有的資料中篩選了四首，自己寫了四首，拿到聊城請全國著名諷刺詩人地區文聯主席張維芳定奪。張維芳肯定我寫的四首，我斟酌後，選用了一首，配在謀害武大郎的泥塑下，因和“獅子摟”有同樣的感情傾向，也抄錄如下：
權勢傾城霸西門，金蓮欺夫縱淫心。
王婆貪財全奸媾，武大懦善作冤魂。
落款是“圖書館”
在圖書館的文學創作有一些成果，1990年為稅務局寫的宣傳稅法的電視小品，省電視台“道德與法製”欄目製作人員親來陽穀拍攝，在1991年元旦晚“道德與法製”欄目播放，是陽穀縣第一件拍電視播放的文學作品。還有的作品在華東六省一市競賽獲獎、在地區演出獲獎，其中，報告文學“銀白色的夢”作為省委書記梁步廷題寫的書名。劉桂成曾幫我一塊聯係去地區文化局戲劇研究室專職寫戲，雖費了勁，沒能調成。後來麽局長看到我不可能成為他的對立麵，提出把我調入文化局，這時方局長他們又不同意。文化局領導班子的關係就是這樣：你同意的事，我堅決反對；你不同意的事，我堅決支持。1990年下半年班子調整後，仍是矛盾重重。我決定就是再迴鄉鎮，也要離開這裏了。
對象在城外教學，晚上有課，路上有三裏空曠地。治安不好，她迫切要求進城，我的孩子已上小學。為方便孩子上學，並滿足對象進城的願望，我向文化局新調整的武局長提出了對換調動的請求：我調出，對象調文化係統。我幾次找他，他同意了，局黨組也通過了。1991年元月28日（星期一）上午，新調入的分管圖書館工作的柳副局長正式告知我：“學新和家屬對調的事已在黨組通過，學新調出不論時間長短，家屬調入都予接受，住房不予變動，不攆。原打算集體談，就是怕有人以後不承認，有會議記錄。你可放心聯係調出調入。”為防止以後出問題，我把它寫在一個不經常翻動的筆記本上。其中說的房子是我正住著的挨北跨耳的那兩間，這是無奈強行搬進去的。下麵簡述一下我住房的變化情況。……
單說調動，1988年夏我有一次調地委黨校的機會，是我個人原因失去的。一天，縣委組織部分管幹部的副部長把我叫到組織部，說地委黨校要一個教員，問我願不願去，我喜出望外，趕忙答應，記憶中好象還填了張表格。一周後，我再到組織部，他們告訴我，改換了陽穀三中的一個教師，人已經辦手續走了。改換的原因，他們說，感覺我沒有三中的教師迫切。我能說什麽？他們能首先想到我，我就該謝謝他們了。
1990年還有一次調縣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機會，則是文化局的負責人不予方便失去的。1990年春夏之交，陽穀縣加大計生工作力度，在縣直一些部門抽調了不少人員開展計劃生育集中活動，我被抽到集中活動辦公室搞材料。計生工作正是加強時期，計生委需要進人。計生委主任、分管計劃生育的副縣長對我印象不錯，他倆都有集中活動結束後叫我留在計生委的意向，我也樂意留下。整個集中活動搞了兩個多月，搞到20天的時候，文化局通知我，抽我參加文化局的農村教育工作隊，進行為期半年的農村教育。我對文化局的負責人明說：“我想進文化局，進不來；我打算計劃生育集中活動結束後，同有關人聯係進計生委，請你們行個方便，叫我集中活動參加到底，換個人搞農村教育。”他們不給行方便，參加農村教育後，也忽略了調計生委的聯係，這個事情就過去了。
文化局領導能同意我和對象對調，這真是大善心善行了。我開始抓緊聯係對調的事情。縣委組織部的人員也有了很大變動，新組織部長姓葛，平易近人。他說我如果下鄉鎮，可以安排黨委委員，但必須我自己聯係鄉鎮。根據我自己的聯係，1991年的下半年我按黨委委員的職務調進了西湖鄉。隨後，1992年末對象也調進了文化局的另一個事業單位文化館。我開始重走鄉鎮工作路。
為農民唿籲，責任盡到底
到西湖鄉後，鄉領導給我安排了兩項工作，一是參與鄉經委的一些活動，一是負責鄉黨委的宣傳工作，縣委明確的宣傳委員老趙兼任管理區書記，宣傳工作主要由我來做。下鄉鎮後，接觸農民的事情又多起來，離開鄉鎮工作三年多，感到最明顯的變化是計劃生育工作中關押、體罰農民計生對象的事多起來，有的鄉鎮把男女計生對象混關在一個車庫裏，食宿、方便都在一起。也有鄉鎮幹部把對自己有意見的人按計生對象抓起來關押的事情。我看到一個男計生幹部抓住一個女計生對象的頭發打耳光，好象在打一個玩具娃娃。依法規範農民負擔、規範鄉鎮工作再次成為我經常思考的問題。1991年12月7日國務院頒發了“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農民負擔的收取和管理向法製化邁進了一大步。但它到底還不是“法”，許多鄉鎮執行不到位，農民負擔變相突破上年收入5％的形式、現象很多；宣傳力度也不夠，多數農民不知道有這個條例。農民負擔問題依然是農村工作中的一大難題。我想我農民負擔“費”改“稅”的建議之所以沒有實施，可能其中還有不夠完備的地方，我準備對此作進一步的探討。在圖書館住，借書方便，我打開《中國通史》，從西周的田畝製度到秦漢至明清曆朝曆代的賦稅製度一章一節的認真研讀下去，一邊讀一邊摘抄，最後進行整理比較。1993年元月31號我寫出了“農民負擔用農業稅（田賦）和勞力義務替代金（丁賦）兩種渠道來完成的建議，寄給了農業部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建議除重申了依法規範農民負擔的觀點外，提出農民負擔應有兩部分來組成：根據承包的土地狀況收取農業稅（田賦），根據家庭的勞力狀況收取勞力義務替代金（丁賦）。提議以年齡和婚姻對整、半勞力和老、小進行劃分，勞力有負擔丁賦的義務，老、小不負擔丁賦。丁賦使不同勞力狀況的農民家庭的社會負擔有所區別。目的是平衡負擔，老有所養。這個建議寄出後，因一時沒有收到迴複的消息，1994年8、9月份，我把先後提出的這四次建議歸攏起來，再次分別郵寄給了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辦公廳和農業部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後者請徐靜同誌收轉。這些集中起來的材料郵寄後，我有些放心不下，很想到上邊問個究竟，10月中旬，我請假去了北京。在北京，我住在我姐姐家。某日上午，我姐夫陪同我到農業部辦公廳見到了時任辦公廳主任的徐靜同誌。徐靜，50來歲，中等個偏高，體型適中，上穿白襯衣，紮外腰，很顯身體健康、精力充沛。談到我的建議，他說他曾呈國家領導人xx審閱，領導人說：“建議是建設性的，雖然實施的條件還不成熟，但這代表著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說到我集中起來郵寄的四次建議材料，他說他收到後就轉給了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中午，他安排我們和他一塊就餐。下午，他領我來到了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辦公室的同誌對我都很熱情、很客氣，問這問那，問農村的情況，一再說我的建議很好、很有價值。他們說已經給我迴函，並給我郵寄來了《農民負擔政策法規匯編》和《農民負擔監督管理手冊》兩本書。幾天後，我從北京迴到陽穀，看到了他們給我的迴函和郵來的書籍。翻開《農民負擔政策法規匯編》我認真閱讀，研究幾年來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