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中迎來全家人命運的轉折
聊城是一座曆史文化名城，郭沫若題匾的光嶽樓就座落在聊城老城的中心隅首，從光嶽樓向南200米有一條西向路，西走100米便是聊城師專。聊城古稱東昌府，四周環湖，以水名天下，聊城師專的南麵、西麵距湖岸都不到200米。我二年的高校生活主要是在這裏度過的。
剛入校時，我分在一個隻有15個學生的小英語班，人少學生的年齡也小，全部是未婚的小青年。因我沒有一點英語基礎，一個月後調到了中文二班。中文共兩個班，每班42人，兩個班共2名女生，都在一班，我們二班全是男生，人稱和尚班，兩個班未婚4人，每班2人，其中一班未婚男女生各一人，二班有個好事的同學還做了一個調查：每個學生平均有孩子2。24個。中文開始開的是現代漢語課，大多屬初、高中課本曾涉及的基本知識內容，又由於我晚到一個月，學起來有些吃力。最影響我學習的還是我母親的病。“怎樣更好的進行新的生活？首先要拋掉身上的包袱——痛苦。母親重病在身，離家強讀為了什麽，不是要爭氣嗎？可這痛苦影響著你的學業，影響著你的生活，它與母親的心相違，它與你的誌相違，想開些，拋棄它吧！粟身一搖，把痛苦和失意都拋掉吧，樂觀向上的去生活。。。。。。。”這是我1978年10月23號日記的部分內容。上學的路上坐在車裏想著母親的病，坐在教室裏想著母親的病；星期天迴家，未到陽穀縣城已滿眼含淚，生怕母親已不在人世。1978年陽穀縣的大學錄取率是2。5％多，考上大學真是三生有幸，不僅是某個人的喜事，也是全家人的喜事，可因母親有病我在學校怎麽也高興不起來。勸慰自己，解脫自己，搞好學習，就是寫這篇日記的目的。在家熬藥侍候我母親主要是我妹妹，感謝老天有眼，感謝妹妹的耐心侍候，春節放假迴家，我看到母親的身體竟慢慢好起來了，母親也一再叮囑我要安心學習，不用掛念她，我的心寬暢起來，我的學習成績也漸有起色。
入校時，學校的教學樓還沒竣工，兩個中文班暫時借用地區教育學院的房子，教育學院的位置在聊城一中和山師聊城分院的連接線上，也是正在建設中，院裏堆滿了石灰、沙子、磚塊。教室是大教室，寢室也是大教室，冬天屋內沒有暖氣、沒有爐子，但沒有一個學生說過條件艱苦。這些學生多是來自農村，它比起風雪天在田野裏刨地來，已是天上地下，每月有20多元的生活供應，高興還高興不過來呢，那會感到苦？
1978年12月22號晚，我在同學帶的小收音機上聽到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消息，第二天便從報紙上看到了三中全會公報，看到了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從1979年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要內容，看到了許多新提法，看到了中央人事的重大變化。在這前後，我從報紙上還看到了全國右派分子帽子全部摘完的消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消息，我感到了國家政治形勢的重大變化。1979年的春節期間，陽穀縣的教育、人事部門給我父親落實了政策，下放轉為退休，又因他辦過抗日小學，繼而轉為離休，我妹妹也於1979年辦理了接班手續，當了小學教師。1978、1979兩年間國家有許多重大事件，我們這個家庭的變化更應說是巨大的，是粉碎“四人幫”後的新政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改變了我們全家人的命運。
1979年春節後，兩個中文班搬迴了師專校院，上課、吃、住條件都比前有了改善，早晨、傍晚、課餘同學們便三三兩兩的到湖邊散步、鍛煉、背書、談理想、議論國家大事；山陝會館、光嶽樓、鐵塔那也是常去的地方。。。。。。。相繼開的課有：古代漢語、古代文學、寫作、文藝理論、中共黨史、政治經濟學、中國現代文學史、外國文學、教育學等。起初，我的學習比較吃力；但由於我的刻苦努力，進步很快，畢業時我的成績在班內應是中等水平，各門功課相比以寫作見長，老師在寫作課上曾對我的詩歌進行評講。二年的學習中，對我影響較大的政治人物、作家作品主要有：屈原，韓非，商鞅，曹操，李白，杜甫，白居易，陸遊，王安石，文天祥，嚴複，康有為，梁啟超，魯迅及其《狂人日記》、《祝福》，郭沫若的詩歌，巴金及其《家》，聞一多的詩歌，臧克家的詩歌，周立波及其《暴風驟雨》，趙樹理及其《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賀敬之的詩歌，周小川的詩歌，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駱駝祥子》，高爾基，莎士比亞。在我的思想上形成震撼的還有1979年宣傳的張誌新的事跡，它對我的影響是兩方麵的，一是被張誌新至死不渝講真話所感動，另一方麵感到，即便在社會主義國度裏講大真話有時也是要付出代價的。二年的師專生活是順利的，因順利而又感到它是那樣的短暫，很快就到了畢業的時候。
職業的抉擇
1980年的6月12號，班長王友武開始對全班同學進行畢業去向意願統計。因傳說有去老、少、邊區的名額，同學們說我：“學新，我們都拖家帶口，得迴原籍，去西藏、新疆是你，留校也是你。”我說：“行。”6月16號，學校集合全體畢業生召開畢業分配會議，邵主任在會上講到摸底情況：“這次要求留聊城的較多，但外地區都不願去。”6月20號，畢業方案和畢業生見麵，沒有去外地區的名額。早飯後，王友武班長來到我們小寢室，告訴我決定叫我留校，具體工作學校以後安排，這是兩個中文班唯一留校的畢業生。未婚、年齡較小可能是留校的一個因素，但主要的原因應是學校老師、領導對我的看法不錯。
兩天後，地委組織部來校在兩個中文班中選拔選調生，小道消息說是選拔第三梯隊，培養目標是縣級幹部。工作安排是首先下公社，黨員當黨委秘書，非黨員當革委會文書；程序是個人自願報名，地委組織部考察，參考學校意見確定。那時還重視家庭出身、社會關係，我家是下中農成分，父親是共產黨員，我本人年齡較小，未婚，學校表現不錯，參加選調生選拔也較符合條件。這就要我在留校和當選調生下公社中選擇。班內同學多數當過民辦教師，迴去教學我肯定不如他們，留校不管做什麽工作，不會很快任課，留校對我應說很合適；當兵、退伍後在農村幹活已是成年人，在部隊進步慢，在村和大隊關係緊張，都說明自己處理人際關係的水平低，包括高小時受班主任和校長的打擊，當然反映了他們的素養，但也說明自己的適應能力差，不會處理和領導者的關係，這都說明我不適合從政。許多同學也說我：“你就是適合幹點業務工作，從政你不行；你太直，官場的事你應付不了。”但我更多想到的是以下這些：我父親當的是教師，在村裏沒人看起，他的地位還不如一個小隊幹部，更別說大隊、公社幹部，全家人跟著受氣；副食品供應緊張，教師買斤紅糖得托人；1957年反右，大量教師被打成右派；我想到了曆史上清官的作為，想到了彭德懷、海瑞，想到了趙樹理，想到了在我村住隊的刁雪遠，想到了我退伍後磨難的農村生活，想到了一個個曾和我共過患難的家鄉農民，他們那樣的生活是應該的嗎？他們有多少話要說，有多少權力應該還給他們，誰來做這些？我何嚐不知道自己的弱點，但我想當焦裕祿似的縣委書記，想當枕著土坯和社員一塊休息的縣長，我想通過自己的榜樣，使縣官、公社官、大隊官不在老百姓麵前頤指氣使，而真正視農民為父母，自己是兒子。從政到底也是公社文書，趙樹理不是當過鄉文書嗎，當不了縣級幹部，就當趙樹理、刁雪遠，為最底層的農民說話，為最底層的農民辦事，不是也贏得了廣大群眾的尊敬，實現了人生的價值嗎？我想到了報恩，黨的現行政策、十一屆三中全會改變了我以致全家的命運，從政能更好的報答黨和國家，從政或許會比留校幹教育對社會貢獻更大一點，報答更直接一點。我決定報名參加選調生選拔。
7月9號，選調生人員確定，地委組織部幹部科孟慶海、地區人事局程建國和選調生見麵開會。公布了選調生名單，明確了每個人的去向，講了對選調生的管理要求。共確定選調生14人，其中地委組織部備案管理9人，分陽穀縣4人，莘縣5人；省委組織部備案管理5人：分聊城縣，其中有王友武、有我。要求主要是以下四點：一、要加強學習，學政策，學老幹部的工作經驗，多吃苦；二、和黨中央、和黨的現行政策保持一致，對你們的選拔培養，根據的是中央的精神，是黨的現行政策使你們受益，黨中央對你們這批人寄予厚望。工作之餘多搞些調查研究，及時向上級反映基層的情況，以利於上頭正確的把握形勢，及時準確的製定和調整基層政策。三、要抵製不正之風；四、半年或一年向地委組織部匯報一次思想、工作，有困難向上反映。
班主任老師送行
轉行從政的人員確定後，中文二班班主任陳以敏老師為班內的9 名選調生送行，他炒了菜，置了酒，同學們端來了從食堂領來的飯菜，席設陳老師臥室兼書房的一間小屋裏。陳老師亮額頭，瘦削的臉上寬下窄，圓滾滾的眼球鑲嵌在凹陷的眼窩裏，眼光對這世界好像有許多狐疑，試探著、畏避著，他內向，不善言談，耿直中隱含著固執。我總感覺我的性格有許多和陳老師相象的地方。大家並不怎麽喝酒，主要是說話。末了，陳老師問我們9個準備做什麽樣的官？於是，有的高談闊論，有的低聲不語。在當清官、正直的官和順應時代、隨和做官的爭執中，陳老師離席了。一會，王友武對我們大夥說：“陳老師掉淚了，因為他的學生沒能慷慨的說要當清宮，當為老百姓辦事的官，我們要向陳老師明確表態——當清官！”陳老師迴到了席位，於是，全體為要當清官、當為老百姓辦事的官舉杯、幹杯。開始吃飯。吃飯間，陳老師講了這樣一個故事：科舉時代一個人考中進士，放到外地做官，臨行前去拜見老師，老師是一個非常倔強古怪的老者，老師問他：“準備怎樣去做官？”他說：“我準備了一千頂高帽。”老師說：“不用那麽多吧？”他說：“世上的人那個象您？為人耿直，鄙棄逢迎！誰不喜歡高帽？”並泛舉世人喜歡高帽的例證，老師笑了：“嗯，你去吧。”他走出老師的家門，說：“這一千頂高帽隻剩下九百九十九頂了。”要求學生當清官，當為老百姓辦事的官，又暗示同學們要適應世情，不要拘泥於耿直，希望學生發達，更希望學生做好官，這應是陳老師的用心。
就要離校了，同學們戀戀不舍，說著知心話，相互勸勉。對從政，我高興，也恐慌，心裏忐忑不安。麽桂彩在班裏年齡較大，待人誠懇，是公認的老大哥，他在文革中進過地革委，挨鬥跪過炭渣路，可謂飽經風霜。他說我：“到行政去，不用害怕，不用太多擔心，你內向，正直，不隨和，到那裏也別想混的太體麵，但也不會出什麽大事。你們這些人的發展，你或者最好或者最差，不會一般。你也可能是最好的，這就需要有個領導他認準你這個人，但這可能性很小。”學校旁邊有個小酒館，清靜地隻有賣酒老漢和我們兩人，他掏錢要了一小包花生米，打了一小提散酒，倒在兩個粗磁茶杯裏，他一大半，我一小半，對坐著，沉默的品著，沒有說笑，似有說不清的憂慮。。。。。。。
7月14號，分聊城縣的5個人統一到聊城縣組織部報到，組織部簽發了每個人的工作介紹信。我去河西公社，河西公社距縣城最近，是學大寨的先進典型，如此安排可看出地、縣組織部對我的偏愛。7月15號，起出糧食關係，隨即騎自行車去河西公社，開始了20年的基層從政生涯。
聊城是一座曆史文化名城，郭沫若題匾的光嶽樓就座落在聊城老城的中心隅首，從光嶽樓向南200米有一條西向路，西走100米便是聊城師專。聊城古稱東昌府，四周環湖，以水名天下，聊城師專的南麵、西麵距湖岸都不到200米。我二年的高校生活主要是在這裏度過的。
剛入校時，我分在一個隻有15個學生的小英語班，人少學生的年齡也小，全部是未婚的小青年。因我沒有一點英語基礎，一個月後調到了中文二班。中文共兩個班，每班42人，兩個班共2名女生，都在一班，我們二班全是男生，人稱和尚班，兩個班未婚4人，每班2人，其中一班未婚男女生各一人，二班有個好事的同學還做了一個調查：每個學生平均有孩子2。24個。中文開始開的是現代漢語課，大多屬初、高中課本曾涉及的基本知識內容，又由於我晚到一個月，學起來有些吃力。最影響我學習的還是我母親的病。“怎樣更好的進行新的生活？首先要拋掉身上的包袱——痛苦。母親重病在身，離家強讀為了什麽，不是要爭氣嗎？可這痛苦影響著你的學業，影響著你的生活，它與母親的心相違，它與你的誌相違，想開些，拋棄它吧！粟身一搖，把痛苦和失意都拋掉吧，樂觀向上的去生活。。。。。。。”這是我1978年10月23號日記的部分內容。上學的路上坐在車裏想著母親的病，坐在教室裏想著母親的病；星期天迴家，未到陽穀縣城已滿眼含淚，生怕母親已不在人世。1978年陽穀縣的大學錄取率是2。5％多，考上大學真是三生有幸，不僅是某個人的喜事，也是全家人的喜事，可因母親有病我在學校怎麽也高興不起來。勸慰自己，解脫自己，搞好學習，就是寫這篇日記的目的。在家熬藥侍候我母親主要是我妹妹，感謝老天有眼，感謝妹妹的耐心侍候，春節放假迴家，我看到母親的身體竟慢慢好起來了，母親也一再叮囑我要安心學習，不用掛念她，我的心寬暢起來，我的學習成績也漸有起色。
入校時，學校的教學樓還沒竣工，兩個中文班暫時借用地區教育學院的房子，教育學院的位置在聊城一中和山師聊城分院的連接線上，也是正在建設中，院裏堆滿了石灰、沙子、磚塊。教室是大教室，寢室也是大教室，冬天屋內沒有暖氣、沒有爐子，但沒有一個學生說過條件艱苦。這些學生多是來自農村，它比起風雪天在田野裏刨地來，已是天上地下，每月有20多元的生活供應，高興還高興不過來呢，那會感到苦？
1978年12月22號晚，我在同學帶的小收音機上聽到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消息，第二天便從報紙上看到了三中全會公報，看到了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從1979年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要內容，看到了許多新提法，看到了中央人事的重大變化。在這前後，我從報紙上還看到了全國右派分子帽子全部摘完的消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消息，我感到了國家政治形勢的重大變化。1979年的春節期間，陽穀縣的教育、人事部門給我父親落實了政策，下放轉為退休，又因他辦過抗日小學，繼而轉為離休，我妹妹也於1979年辦理了接班手續，當了小學教師。1978、1979兩年間國家有許多重大事件，我們這個家庭的變化更應說是巨大的，是粉碎“四人幫”後的新政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改變了我們全家人的命運。
1979年春節後，兩個中文班搬迴了師專校院，上課、吃、住條件都比前有了改善，早晨、傍晚、課餘同學們便三三兩兩的到湖邊散步、鍛煉、背書、談理想、議論國家大事；山陝會館、光嶽樓、鐵塔那也是常去的地方。。。。。。。相繼開的課有：古代漢語、古代文學、寫作、文藝理論、中共黨史、政治經濟學、中國現代文學史、外國文學、教育學等。起初，我的學習比較吃力；但由於我的刻苦努力，進步很快，畢業時我的成績在班內應是中等水平，各門功課相比以寫作見長，老師在寫作課上曾對我的詩歌進行評講。二年的學習中，對我影響較大的政治人物、作家作品主要有：屈原，韓非，商鞅，曹操，李白，杜甫，白居易，陸遊，王安石，文天祥，嚴複，康有為，梁啟超，魯迅及其《狂人日記》、《祝福》，郭沫若的詩歌，巴金及其《家》，聞一多的詩歌，臧克家的詩歌，周立波及其《暴風驟雨》，趙樹理及其《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賀敬之的詩歌，周小川的詩歌，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駱駝祥子》，高爾基，莎士比亞。在我的思想上形成震撼的還有1979年宣傳的張誌新的事跡，它對我的影響是兩方麵的，一是被張誌新至死不渝講真話所感動，另一方麵感到，即便在社會主義國度裏講大真話有時也是要付出代價的。二年的師專生活是順利的，因順利而又感到它是那樣的短暫，很快就到了畢業的時候。
職業的抉擇
1980年的6月12號，班長王友武開始對全班同學進行畢業去向意願統計。因傳說有去老、少、邊區的名額，同學們說我：“學新，我們都拖家帶口，得迴原籍，去西藏、新疆是你，留校也是你。”我說：“行。”6月16號，學校集合全體畢業生召開畢業分配會議，邵主任在會上講到摸底情況：“這次要求留聊城的較多，但外地區都不願去。”6月20號，畢業方案和畢業生見麵，沒有去外地區的名額。早飯後，王友武班長來到我們小寢室，告訴我決定叫我留校，具體工作學校以後安排，這是兩個中文班唯一留校的畢業生。未婚、年齡較小可能是留校的一個因素，但主要的原因應是學校老師、領導對我的看法不錯。
兩天後，地委組織部來校在兩個中文班中選拔選調生，小道消息說是選拔第三梯隊，培養目標是縣級幹部。工作安排是首先下公社，黨員當黨委秘書，非黨員當革委會文書；程序是個人自願報名，地委組織部考察，參考學校意見確定。那時還重視家庭出身、社會關係，我家是下中農成分，父親是共產黨員，我本人年齡較小，未婚，學校表現不錯，參加選調生選拔也較符合條件。這就要我在留校和當選調生下公社中選擇。班內同學多數當過民辦教師，迴去教學我肯定不如他們，留校不管做什麽工作，不會很快任課，留校對我應說很合適；當兵、退伍後在農村幹活已是成年人，在部隊進步慢，在村和大隊關係緊張，都說明自己處理人際關係的水平低，包括高小時受班主任和校長的打擊，當然反映了他們的素養，但也說明自己的適應能力差，不會處理和領導者的關係，這都說明我不適合從政。許多同學也說我：“你就是適合幹點業務工作，從政你不行；你太直，官場的事你應付不了。”但我更多想到的是以下這些：我父親當的是教師，在村裏沒人看起，他的地位還不如一個小隊幹部，更別說大隊、公社幹部，全家人跟著受氣；副食品供應緊張，教師買斤紅糖得托人；1957年反右，大量教師被打成右派；我想到了曆史上清官的作為，想到了彭德懷、海瑞，想到了趙樹理，想到了在我村住隊的刁雪遠，想到了我退伍後磨難的農村生活，想到了一個個曾和我共過患難的家鄉農民，他們那樣的生活是應該的嗎？他們有多少話要說，有多少權力應該還給他們，誰來做這些？我何嚐不知道自己的弱點，但我想當焦裕祿似的縣委書記，想當枕著土坯和社員一塊休息的縣長，我想通過自己的榜樣，使縣官、公社官、大隊官不在老百姓麵前頤指氣使，而真正視農民為父母，自己是兒子。從政到底也是公社文書，趙樹理不是當過鄉文書嗎，當不了縣級幹部，就當趙樹理、刁雪遠，為最底層的農民說話，為最底層的農民辦事，不是也贏得了廣大群眾的尊敬，實現了人生的價值嗎？我想到了報恩，黨的現行政策、十一屆三中全會改變了我以致全家的命運，從政能更好的報答黨和國家，從政或許會比留校幹教育對社會貢獻更大一點，報答更直接一點。我決定報名參加選調生選拔。
7月9號，選調生人員確定，地委組織部幹部科孟慶海、地區人事局程建國和選調生見麵開會。公布了選調生名單，明確了每個人的去向，講了對選調生的管理要求。共確定選調生14人，其中地委組織部備案管理9人，分陽穀縣4人，莘縣5人；省委組織部備案管理5人：分聊城縣，其中有王友武、有我。要求主要是以下四點：一、要加強學習，學政策，學老幹部的工作經驗，多吃苦；二、和黨中央、和黨的現行政策保持一致，對你們的選拔培養，根據的是中央的精神，是黨的現行政策使你們受益，黨中央對你們這批人寄予厚望。工作之餘多搞些調查研究，及時向上級反映基層的情況，以利於上頭正確的把握形勢，及時準確的製定和調整基層政策。三、要抵製不正之風；四、半年或一年向地委組織部匯報一次思想、工作，有困難向上反映。
班主任老師送行
轉行從政的人員確定後，中文二班班主任陳以敏老師為班內的9 名選調生送行，他炒了菜，置了酒，同學們端來了從食堂領來的飯菜，席設陳老師臥室兼書房的一間小屋裏。陳老師亮額頭，瘦削的臉上寬下窄，圓滾滾的眼球鑲嵌在凹陷的眼窩裏，眼光對這世界好像有許多狐疑，試探著、畏避著，他內向，不善言談，耿直中隱含著固執。我總感覺我的性格有許多和陳老師相象的地方。大家並不怎麽喝酒，主要是說話。末了，陳老師問我們9個準備做什麽樣的官？於是，有的高談闊論，有的低聲不語。在當清官、正直的官和順應時代、隨和做官的爭執中，陳老師離席了。一會，王友武對我們大夥說：“陳老師掉淚了，因為他的學生沒能慷慨的說要當清宮，當為老百姓辦事的官，我們要向陳老師明確表態——當清官！”陳老師迴到了席位，於是，全體為要當清官、當為老百姓辦事的官舉杯、幹杯。開始吃飯。吃飯間，陳老師講了這樣一個故事：科舉時代一個人考中進士，放到外地做官，臨行前去拜見老師，老師是一個非常倔強古怪的老者，老師問他：“準備怎樣去做官？”他說：“我準備了一千頂高帽。”老師說：“不用那麽多吧？”他說：“世上的人那個象您？為人耿直，鄙棄逢迎！誰不喜歡高帽？”並泛舉世人喜歡高帽的例證，老師笑了：“嗯，你去吧。”他走出老師的家門，說：“這一千頂高帽隻剩下九百九十九頂了。”要求學生當清官，當為老百姓辦事的官，又暗示同學們要適應世情，不要拘泥於耿直，希望學生發達，更希望學生做好官，這應是陳老師的用心。
就要離校了，同學們戀戀不舍，說著知心話，相互勸勉。對從政，我高興，也恐慌，心裏忐忑不安。麽桂彩在班裏年齡較大，待人誠懇，是公認的老大哥，他在文革中進過地革委，挨鬥跪過炭渣路，可謂飽經風霜。他說我：“到行政去，不用害怕，不用太多擔心，你內向，正直，不隨和，到那裏也別想混的太體麵，但也不會出什麽大事。你們這些人的發展，你或者最好或者最差，不會一般。你也可能是最好的，這就需要有個領導他認準你這個人，但這可能性很小。”學校旁邊有個小酒館，清靜地隻有賣酒老漢和我們兩人，他掏錢要了一小包花生米，打了一小提散酒，倒在兩個粗磁茶杯裏，他一大半，我一小半，對坐著，沉默的品著，沒有說笑，似有說不清的憂慮。。。。。。。
7月14號，分聊城縣的5個人統一到聊城縣組織部報到，組織部簽發了每個人的工作介紹信。我去河西公社，河西公社距縣城最近，是學大寨的先進典型，如此安排可看出地、縣組織部對我的偏愛。7月15號，起出糧食關係，隨即騎自行車去河西公社，開始了20年的基層從政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