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還是那個家
陽穀汽車站擠滿了接退伍兵的人，有的拉著地排車，有的推著獨輪車，都穿著破舊的黑、藍色的衣服。我在人群中看到了我的父親、我的哥哥。他們過來了，麵前的父親是那樣憔悴、哥哥是那樣老相，哥哥隻有25歲，鼻翼旁的法令文已十分明顯。我把我不大的包裹放到父親的破自行車上，於是相跟著迴家。路上經過的村莊比參軍前更顯破舊，麥田裏的麥苗稀稀拉拉，路上、地裏塵土飛揚，全無生機。我們家在龍護源村東頭，村離縣汽車站6裏多地，不長時間便到家了。我還記得，我參軍走時母親就坐在屋裏的炕上，臉上略帶笑容的向我招招手說：“走吧。”在家門口，我看到母親正倚門而望，下麵放著一個板凳，我可以想象母親在門口站站坐坐等我的情景。由於長年有病，母親很瘦，臉很黃，兩個眼窩象兩個坑一樣深陷下去。我不記得參軍走時掉淚，這次卻是滿眼含淚把母親攙到屋裏。在屋裏，我告訴父母親我沒帶來多少東西，父親說：“平安迴來就好”。我參軍走時，家有相連的4間堂屋，我走後又在西邊加蓋了1間，現全家共5間房。父母親住東邊的兩間，做飯吃飯也是這兩間；哥哥嫂子和孩子住中間的兩間，我走時哥哥剛訂婚，現在已是有兩個孩子的小家庭；奶奶和妹妹住最西邊的一間。我住那？就在父母親居住兼廚房的當門安張床。過去農村的房屋講明七暗八，即堂屋當門的那間房東西長七尺，相鄰的房間東西長八尺，一般不超過一丈，南北寬一般不超過一丈二尺，我家5間房也就是60平方米左右，當門的床前再放個飯桌，這飯桌就堵了門口。在說話中，我知道了父親已在去年把民辦教師的差事讓給了我二叔家的一個哥哥，現迴生產隊幹活了。我還記得我參軍走時也有人來家給我提親，母親倒想答應下，可父親看不起人家，用“以後再說”迴絕了。在父親四年的家書裏，也沒再有過訂婚的話。至此，退伍兵迴村後麵臨的住房、工作、訂婚結婚三件大事我都有了答案——全部是零。我二叔家有間閑屋，幾天後我就搬到我二叔家借房住。
在斷斷續續的談話中，我也知道了我姐姐近幾年不太順利的一些情況：我姐姐1968年大學畢業分配到東阿縣下屬的公社教中學，當年結婚，婆家是陽穀縣城東關，對象在北京國家部委的一個下屬單位工作，1969年添了第一個孩子。1971年春，正當她懷著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全國清查“5.16”分子，他們大學裏一個患神經病的同學交待，他們班有“5.16”組織，有十多個人在其組織，我姐姐是一個。於是，停止工作，接受批鬥審查，其間不能管孩子，我父親就把她的孩子接到我家。為著了解審查的情況，我父親騎著輛破自行車不幾天就往東阿縣跑一趟，東阿縣城離我家100餘裏地，有時就住在東阿縣招待所，他已50多歲，風風雨雨不容易。年底到了我姐姐添第二個孩子的時候，為了擺脫糾纏，我姐姐承認了自己是“5.16”分子，得以迴婆家陽穀縣城東關生產。我姐姐的婆婆比我母親年齡大，有高血壓病，經常頭暈，自己侍候不了月子，又把我母親接了去，兩個有病的老人相扶相幫共同侍候。添孩子後，我姐姐的工作得以恢複，她開始一邊教學一邊申訴，別人說她翻案，又批她，但專案組也沒能找到他們在“5.16”組織的確實證據，他們的案子就這麽拖著。這使我想起在部隊時我給我姐姐去信，曾有一段時間我姐姐沒及時給我迴信，看來這就是原因了。
在部隊時曾打算過退伍後直接上高中，給周圍人一說，都說不大行，說我年齡大了，長得又老相。這樣也就隻有“紮根農村”一條路走。紮根農村需要存身之所，迴家後的第一件大事是蓋房子。
遭遇蓋房難
我迴家後的第5天宴請村幹部，酒桌就安在我家東邊那兩間屋的當門。大隊書記、副書記、主任、會計、民兵連長全部到場，殺了正下蛋的一隻母雞，捧出了我從部隊買迴的4斤高粱酒。還好，他們看到了我無處可住，主動說村裏已作新村規劃，宅基由村統一安排，盡快給我安排宅基建房。幾天後，我父親找到村書記，書記說：“大隊研究了，安排你老宅基東邊，王某蓋第一排，你蓋第二排，準備好就行。”於是我們抓緊籌備磚、梁、檁等建房物料。一周後，我父親再見村書記，書記說：“有人提出安排宅基須征求小隊意見，小隊沒意見才能安排，你找下小隊吧。”小隊隊長是我二叔，他主持召開了小隊隊委會，開會同意後，把意見匯報給了大隊，我父親再見村書記，書記說：“小隊沒意見，你找福長、連才安排就行。”福長、連才是負責我村宅基安排的兩名大隊幹部。福長、連才來我小隊聯係安排宅基的事，見到了上邊派來的住大隊幹部金福旺、大隊住小隊幹部馮立仰，他兩個說：“小隊開會我們沒參加，小隊通過了，大隊還得研究。”福長、連才隻好悻悻而迴。原來大隊安排宅基須征求小隊意見也是他倆提的，目的就是推著拖著不讓安排，可他們是為什麽呢？也就在這天晚上更叫人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這是4月23 號，晚飯後我想在村裏走走，走到大隊部附近，聽到裏麵有人講話，是我們小隊借用大隊部開全體社員大會。我迴村後已參加過幾次群眾會，不知這次為什麽沒喊我，便想湊近聽聽。就聽得裏邊的聲音越來越高，是金福旺的聲音：“……俺的孩子從部隊迴來了，得蓋房子，現在是春耕大忙，又是找這個又是找那個，是你蓋房子當緊，還是集體生產當緊？全隊200口人要吃飯，你想當地主啊！……你退伍兵迴家不好好勞動，溜溜達達，你溜達個啥！上公社要木頭、要救濟，有我在這裏，四指長的木棒你也要不去！……長年有病不能做啥，不能看孫子，能侍候閨女過月子！……”我父親、我母親、我，他挨著點了一遍。其實，我迴家後除了接轉糧食關係、組織關係、落戶口、買糧食計劃外，並無其他多少散事，沒幾天就到生產隊參加勞動，金福旺是故意找岔。我在外邊聽著，氣得渾身哆嗦，幾次想進屋問問他：你這是為什麽？但我還是忍住了。散會了，參加會的群眾陸續從大隊部的屋裏出來，我走進了大隊部，好幾個大隊幹部也在那裏，一進門民兵連長首先問我：“你來幹啥？”我說：“我來找老金。”又問：“找老金幹啥？”答：“我問問他。”“你問他啥！你想幹什麽！……” 大隊幹部一窩蜂似的圍了上來，七嘴八舌的嚷，特別是馮立仰點著我的眉頭怒吼：“反了你了！你敢不叫住隊幹部講話，了不的你了！看看製伏不了你！”他們一邊嚷一邊推我，也有人在向外拉我。這時我父親也來到門口，嚷著對我說：“你迴去！你會去！”把我拉了出來。這以後的幾天，我父親再去找村書記、福長、連才，詢問安排宅基的事，他們都盡量躲開，或推來推去，村書記最後說：“他兩個一個住大隊，一個住小隊，不同意不行。”
金福旺有50 多歲，個子偏矮偏瘦，麵頰潮紅略顯血絲，色眯眯的小眼睛愛斜著看人，他很早參加革命，曾是某基層供銷社的負責人，上世紀50、60年代之交，他以有婦之夫又找一娘們，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沒了單位，家迴不去，一老領導照顧他，在1964年安排他到我們村我們小隊住隊。那時候的他說是住隊幹部，還不如說為我們生產隊添了個好勞力，住生產隊的牲口棚，自己做飯吃，場院、菜園都是把好手，他有生產經驗，隻給隊幹部出謀劃策，開會時也不講話。群眾都說他不錯。文革時期群眾鬥爭較激烈的那幾年他躲走了。1971年他又第二次住進了我們村，不同的是他升了一級，住我們小隊也住我們大隊。子係中山狼，他變成了另一個人，住大隊部，大隊安排人給他做飯，給各小隊要東西，不再幹活，講話就訓人，而且很刻薄，還犯了老毛病——搞女人，群眾都在罵他。
馮立仰和我是同一個生產隊，50多歲，身材高大，方口，眼球暴突，很兇悍的樣子。文革前他是小隊會計，他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查出了原大隊會計的經濟問題，取而代之，並作為大隊幹部住我們小隊。我在部隊時，我們連隊的司務長來我村走訪見到了他，說這個人有政治家的頭腦，給個國家總理也能幹，可見他的談吐給人的印象很見水平。我家與金福旺素無聯係，與馮立仰家也無大過節，他們為什麽要阻擋我安排宅基呢？是僅僅為找個好捏的對象打擊一下顯示顯示他們的威風嗎？不是，我想到了一件事：我迴家後請大隊幹部喝酒，沒請金福旺，當時倒是想到了他，考慮他是住隊幹部，怕落影響不來，沒喊他，他認為是看不起他，見怪了，於是串通馮立仰發難。馮立仰的大隊會計來的不夠光彩，原大隊會計還經常上訪要翻案，他要在政治上找靠山。金福旺不算麽，但他以被雙開的身份卻能當住隊幹部，馮立仰看上的是金福旺背後的靠山。馮立仰在我家喝酒時也說的很好聽，現在又出爾反爾，這就是反映他政治頭腦的為人。對於金福旺、馮立仰的作做別無解釋。這以後的一段時間，我父親、我哥哥又不斷的找金福旺、馮立仰，給他們賠禮說好話，求他們抬抬手把宅基給安排了，但無濟於事。父親不再讓我找金福旺、馮立仰，防止出現其他問題。我再碰到金福旺、馮立仰也扭臉避過。
生活是個大問題，1964年我們村取消了包產到戶，後自留地又逐年減少，分配水平逐年降低，當時的工值不到2角錢，年分配糧食200來斤，加上自留地的50斤，一個農民全年的糧食收入也就在250斤上下。從1970年起又年年吃國家的救濟糧。救濟糧分到小隊，由小隊開會評議到戶。我迴家不長時間救濟糧就下來了，公社民政給退伍軍人開會時學了一個文件，內容有“分配救濟糧應照顧當年的退伍軍人。”我參加了生產隊分配救濟糧的會議，金福旺、馮立仰坐鎮會議，馮立仰在會上講：“統銷糧下來啦，有些人才見了隊上的這幾個人甜哥哥蜜姐姐的，晚了，現澆明油不頂事。”沒人提我是退伍軍人，我家連平均數也沒分到。
就要麥收了，村內新安排的12 處宅基的新房已多數蓋起，我家的宅基還沒著落。我生產隊有一戶在城裏上班的雙職工，從不在家居住，也安排了宅基蓋房。我村又來了一個姓薑的住隊幹部，是公社生產組副組長，我想他會說句公道話，在一個晚上找到了他，訴說了為安排宅基遇到的這些事和我家的困難，他說：“你困難再多也比人家沒爹沒娘的強。”我村還有一個和我一同退伍的，他父母雙亡，村上為他安排了宅基，房屋已經基本蓋起，工全由集體出，大隊還安排各小隊給他湊了部分物料。蓋房的同時，婚也定了。我說：“我這還不跟他沒爹沒娘的……”“你說什麽，有爹有娘還不跟沒爹沒娘裏！”他打斷了我的話，開始訓我：“沒爹沒娘那裏有我們？”我說：“我不是那個意思。”“你那個意思也不行，算了，迴去吧，給大隊搞好團結，要不民兵排長也不叫你當。”他開始往外攆我，不再叫我說話，我隻有迴去。退伍軍人的安置工作歸民政，公社民政助理員姓張，叫張安仁，50來歲，別人說他好吃點喝點，有時也要點。你和他說話，你說完了，他隻咳嗽兩聲也算完了，一般不明確答複你。我找了他幾次，請他為我安排宅基的事做做工作，他都是咳嗽兩聲作結。我聽說有人給他送東西，通過他從縣裏要來了木頭指標。我不會抽煙，有時找他也不帶煙，認為他不會在乎這個。找過薑組長幾天後，我又找到了他，他問我：“你說有爹有娘還不跟沒爹沒娘裏？”我沒有迴答，轉身走了。但為了蓋房子，以後還得找他，後來他對我說：“你把你的情況給我寫個材料。”不知為什麽，我寫給他的材料抬頭對他的稱唿竟是這樣：“公社民政助理張安仁同誌：”他看了很生氣，不再搭理我，說我沒把他放到眼裏。這以後，我們大隊的幹部都知道我說的“有爹有娘還不跟沒爹沒娘裏”的話，給張安仁材料的抬頭寫“公社民政助理張安仁同誌”的事。這成了他們的笑談。我在村裏隻能低著頭。
找公社不能解決，找縣，縣裏給公社寫信要求解決，也通過親友關係托到公社，公社領導給他們作工作，這時他們給了一個不給安排的理由：我家的老房在新村規劃的路上，須扒掉東邊的兩間才能安排。先建後扒行不？不行！隻能先扒房再建房！分明是難為人，叫人不能接受。一天，我在家裏的桌子上看到了一個寫的半半拉拉的材料，是父親以我的名義寫的上訴信，父親被劃成疑似右派後，曾寫信上訴過，最後甄別了。對我迴家後受到的刁難、打擊進行上訴行嗎？也沒考慮清楚結果，於是按照父親所寫的格式，把上訴信重新寫過，兩次去省城上訪，都是頭天搭車去，次日搭車迴，渴了喝自來水，餓了吃自帶的幹糧，晚上就在汽車站候車室內外過夜。第一次是麥收後去省革委，接訪人留下了上訪材料，說批轉到縣，由縣解決，迴縣後無從打聽批轉的音訊，第二次秋收後去省軍區。在省軍區，我因幹渴上火，鼻子流血不止，接待的人很是同情，馬上給縣武裝部寫信，明確要求給予解決，信是我帶迴的，原文已經忘記。交縣武裝部後，縣武裝部給公社武裝部信的原文是：
汪部長：
楊教導員：
關於你社龍護源大隊退伍軍人張學新同誌反映蓋房問題，省軍區政治部責成我們協助下，按照政策妥善解決。
請你們了解下情況，咱們縣裏與民政部門再反映下。
敬禮
陽穀縣人民武裝部（蓋章）
我去了好幾次公社，沒找到汪部長、楊教導員，找到了武裝部一個姓唐的幹事，這也是一個晚上（白天要在生產隊幹活），在唐幹事的家裏，唐幹事說：“你找到汪部長、楊教導員，他了解了情況，也隻能給大隊做工作，安排宅基還是大隊他們，因你這一個事也處理不了他們，我勸你算了。”他愛人說：“你這個人太直耿，太實在，該受的屈也得受。”他沒要縣武裝部寫給公社武裝部的信，我也沒有給他，這封信就一直留在了我那裏。通過一連串的上訪，我感到唐幹事夫婦說的話是對的，你轉一百圈，個人的一點事處理不了他們，最後安排宅基還得求他們，你就還得仰人鼻息。由於上告，大隊其他幹部也對我不滿，說我是告整個大隊，說話都在附和金福旺、馮立仰。生產隊長也換了人，馮立仰的叔伯兄弟馮保全當了隊長。再無辦法，隻有屈從。
初冬，父親、母親搬出了老房，到鄰居家暫住，老宅東側的兩間房扒掉了。一個月後，村上給我家安排了宅基。新宅基地勢低窪，須墊土1米才能建房。宅基麵積統一為24x20米，六間房的空，初蓋間數不限，標準統一為基礎11行磚，上為土牆，房頂四周磚飛簷。宅基墊土和築牆土共需600立方，生產隊安排的起土地離村4裏地遠，運土全憑人力，一個勞力挑壕平壕一天隻能運土1方。就這一項我家就負擔不起。況他們提出幫工不能找本村的，不能影響生產。天無絕人之路，新宅基的東邊有一幹涸的坑塘，不太深，坑土可以墊宅基，隻墊建4間房的房基，宅院墊土建房後再說，在地裏隻運築牆土，使運土的勞動量減少了三分之二。為墊宅基，1974年的春節，我父親、我哥哥、我二叔和三叔家的兩個哥哥還都在從坑塘裏拉土，從早幹到黑；從地裏運土時，我父親表兄弟的孩子也喊來幫忙，沒白沒黑的幹。按照上邊規定和我們村的先例，退伍軍人迴家後建房，由大隊組織人力幫工，我家蓋房大隊沒幫一個工。建房要管飯，家裏沒有糧食，借遍了生活略有寬裕的親友。建房檁條不夠，沒錢買，把老宅基上的小榆樹伐掉，兩根並作一根……1974年麥收前，房子終於蓋起來了，我父親、母親和我搬迴新房居住。蓋房後，我在城裏碰到了縣武裝部給我寫信的那個幹部，當他聽我說到已經蓋了房子時，連聲說：“好，好。”但他對我蓋房用工、用料沒得到集體、民政的幫助感到惋惜，他說：“省軍區的信是叫幫助把房蓋起來。”有省軍區政治部的信，按常理說應是這樣，可到了我家到了我，已經沒了常理。
得罪了隊長派重活
生產隊長看著兩個住隊幹部的眼色辦事，我在生產隊同樣受著刁難和排擠。生產隊有一句流行語：“得罪了隊長派重活。”這話不假。我們隊170來口人，男整勞力也有40多口，但真正挑大梁幹重活的就是6、7個人，我是這其中之一，長年用地排車和手推車拉土拉糞肥、推土推糞肥、清圈肥，秋收時掄板钁砍玉米、砍高粱。你在前邊幹，他在後邊看，是否把糞肥撒到了路上，發現了，馬上安你個故意搗蛋的罪名，開會點你，扣你工分。1974年冬，全大隊集中了100多青壯勞力搞深翻，要求翻一鐵鍁，套半鐵鍁，達到一鐵鍁半深。由於分工量大，都是翻一鐵鍁深。安排了三個人專管檢查深度，想查誰的查誰的，我是檢查的重點，他們用竹簽往下一插，說：“差20公分，返工——。”我問：“別人的夠深不，返工不？”他們隨即對靠著我的工段檢查，一量，說：“受你傳染，也差20公分，返工——”致使分活時許多勞力不敢靠著我。隆冬時分，地凍得梆梆硬，上邊的凍土層要用鋼钁一點一點的劈開，人人都穿著汗衫幹，早飯、午飯都送到地裏吃，一個勞力一天累死累活隻能翻一小片，完全是浪費人力，不講效率。除此之外，他們還早晨跑操點名、晚上政治學習點名，對此他們公開講：“就是要累你，不累不老實！有本事你別幹！”他們對社員可以隨便打罵，那個因打人判過刑的紀相成在1974年又當了大隊幹部，他領著10多個人修橋，一個和泥的社員把泥濺到了他身上，他過去就是一腳，踢到這個社員到的襠裏，並指著這個社員罵： “往上數三輩，你們家就沒出過好人！”這個社員蹲下了，一聲沒吭。那時公社就有作為打手的“小分隊”他們拿著“小分隊”“抓典型”恐嚇社員，一開大會就講：“誰不老實就抓誰的典型，就交小分隊！事實上公社的小分隊也真押著他們交上去的典型在全社遊過村。社員就象他們手裏的泥巴，想揉搓成什麽樣就揉搓成什麽樣。我們在幹活的路上也相互詢問那裏得罪過馮立仰、紀相成這些人，都是隻記得受過他們的整治，而沒在被整治後及時向他表示臣服，去巴結他，何曾做過對不起他們的事？有的則認為他們對社員就這樣，社員就是隊幹部的出氣筒，拿把你並不是你得罪了他。
幹活出大力，不掙高工分，隊長組織隊委會的幾個人搞定額，給出大力的這幾個人定額定的高，給別人定的低，一天都掙一個工。隊長、會計、保管誤工補工，東補西補，結果天天不缺工。馮立仰大隊掙一份，小隊掙一份，一年掙400多工日，參加分配的工分張榜，這是明的。生產隊的買或賣，糧、棉、油出庫入庫都是保他們底的人，暗中的貪汙多占、損公肥私，處在底層的社員能知道什麽？年底公布賬目，能聽出什麽看出什麽？能看到的，隻能是人家一家人不出力，吃的飽，穿的好，輕而易舉的蓋好房，大人孩子花錢似淌水，家裏有新自行車、縫紉機。對大隊的賬目，社員更是在雲裏霧裏。1974年，社員陳東來曾經跟著搞了一次黃豆入庫，他記得很清，入了64袋，每袋 70斤左右，總數應有4500斤，可年底公布的賬目卻是2000多斤。陳東來隻敢偷說，不敢明說。許多社員向公社、向縣反映大隊的問題，但都舉不出有確鑿證據的大事件，不能引起上級的重視，隻能憋著一股氣。大小隊幹部則時時擔心那一天底層的社員掌控失靈，想方設法把和他們有矛盾的社員往死裏整，不給喘息的機會。幹群關係繃得象弓上的弦，生產那能上去？我們龍護源大隊85％的戶分的糧食不夠吃，年年春天夾著布袋到自由市場買糧食，臨近的村都叫我們龍護源大隊 “夾布袋大隊”。因為窮，許多年青人娶不上媳婦，光棍漢成群；都是一拖再拖，年齡大了，娶個媳婦或矮、或醜、或有殘疾。夾布袋、光棍漢、醜老婆成為龍護源三景。
孫平安的悲劇
1970年春，全國性的“一打三反”運動（打擊反革命破壞，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開始，當會計的首當其衝。龍護源村的大隊會計叫孫平安，當大隊會計10多年，他45歲，五短身材，圓頭平臉，說話輕聲細氣，待人溫和，人緣不錯。馮立仰文革前是小隊會計，文革開始後一直很活躍，慢慢開始到大隊混事，但沒有一個確切的職務，“一打三反”清大隊賬，由他負責，他查出孫平安貪汙 1000多元。結案初，孫平安被關在大隊部裏。孫平安一家8口人：老伴、三個兒子，二個閨女，大兒媳婦。大兒孫清21歲，陽穀一中1966年初中畢業生中的尖子生，在校時，曾代表班級參加地區的理化比賽，春節剛結婚。他認為他父親是冤案，是栽贓陷害，一天中午，他打著燈籠給他父親送飯。他的體型象他父親，不高，胖乎乎白白嫩嫩的圓臉，走進大隊部，正巧遇著馮立仰，踩扁了他的燈籠，把他也關到了大隊部裏，關了他兩天兩夜，在夜裏對他進行了毆打，大隊部附近的住戶聽到了喊叫聲。關他的當天，大隊向公社報了材料，說他對抗“一打三反”，誣蔑大好形勢，準備叫他在全公社遊街。可把他放出來後，他屙尿不知，已經瘋了。孫平安在承認貪汙後放迴家，他借遍親友並扒掉三間房子還上了“貪汙”款，給了他撤銷職務、留黨察看二年的處分。孫平安抓緊給孫清看病，可孫清的精神病卻越來越重，常拿東西打人，要拿刀殺人，沒人整功夫看著他，就把他鎖到屋裏，他整壞門跑出來，就把他用鐵索鎖到樹上，兩年後，他下半身癱瘓，成了又瘋又殘疾的人。麵對如此家境，孫平安的老伴心理負擔沉重，先得胃病，後得肝炎。孫清的媳婦1971年為孫清生下一個男孩，兩年後離婚改嫁，孩子由奶奶、姑姑照料撫養。為還款、看病孫平安連連舉債，為使一家人能夠生活下去，孫平安的二閨女犧牲自己的幸福，嫁給了城裏一個家庭經濟條件好的殘疾人。1975年仲秋前，正當孫平安的問題被澄清，撤銷處分的時候，孫清喝藥死了。孫平安的次子有些弱智，龍護源村窮，孫平安貧困交加，聲譽受損，難料他啥時能再娶兒媳婦，一個好端端的家庭就這樣毀了。孫清死後10多天的一個晚上，孫平安來我家找我。我們不是一個生產隊，我退伍迴來幾年第一次見到他，他和我記憶中的孫平安判若兩人，臉瘦的象個核桃皮，好象比前更矮了。我父親恰不在家，我自己一個屋，說話倒方便。他在給我說這些事的時候身體和臉部的肉皮不停的顫抖，他說他這幾年就得了這個毛病，緊張和生氣時愈顫抖的厲害。他還說了馮立仰和村裏幾個女人有不正當關係，她們的男人也知道，因為怕他而忍耐。他還說了受馮立仰欺負的好幾個人和事，提議聯名告他。我認為聯名並不好；個人的事個人說得清，個人負責，單個人一起都告可以。我好激動，送走孫平安，我的義憤就上來了，馬上著手上告。當時中央對基層組織建設的要求是“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基層”。我沒有單獨反映馮立仰的問題，而是把我們大隊的問題作為某一方麵的典型，向中央寫信報告，涉及了農村工作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寫出的信沒有迴音。
和“落後社員”尿到一塊的共產黨
1975年秋後，陽穀縣組織了143個學大寨工作隊進駐落後村，11月上旬的一天，龍護源村來了學大寨工作隊，隊長刁雪遠，帶領8名隊員。上午隊員集合後，中午統一去縣招待所吃飯。大隊準備為他們接風，他們推掉了。下午，他們買來了煤，盤起了爐灶，開始9個人輪流做
陽穀汽車站擠滿了接退伍兵的人，有的拉著地排車，有的推著獨輪車，都穿著破舊的黑、藍色的衣服。我在人群中看到了我的父親、我的哥哥。他們過來了，麵前的父親是那樣憔悴、哥哥是那樣老相，哥哥隻有25歲，鼻翼旁的法令文已十分明顯。我把我不大的包裹放到父親的破自行車上，於是相跟著迴家。路上經過的村莊比參軍前更顯破舊，麥田裏的麥苗稀稀拉拉，路上、地裏塵土飛揚，全無生機。我們家在龍護源村東頭，村離縣汽車站6裏多地，不長時間便到家了。我還記得，我參軍走時母親就坐在屋裏的炕上，臉上略帶笑容的向我招招手說：“走吧。”在家門口，我看到母親正倚門而望，下麵放著一個板凳，我可以想象母親在門口站站坐坐等我的情景。由於長年有病，母親很瘦，臉很黃，兩個眼窩象兩個坑一樣深陷下去。我不記得參軍走時掉淚，這次卻是滿眼含淚把母親攙到屋裏。在屋裏，我告訴父母親我沒帶來多少東西，父親說：“平安迴來就好”。我參軍走時，家有相連的4間堂屋，我走後又在西邊加蓋了1間，現全家共5間房。父母親住東邊的兩間，做飯吃飯也是這兩間；哥哥嫂子和孩子住中間的兩間，我走時哥哥剛訂婚，現在已是有兩個孩子的小家庭；奶奶和妹妹住最西邊的一間。我住那？就在父母親居住兼廚房的當門安張床。過去農村的房屋講明七暗八，即堂屋當門的那間房東西長七尺，相鄰的房間東西長八尺，一般不超過一丈，南北寬一般不超過一丈二尺，我家5間房也就是60平方米左右，當門的床前再放個飯桌，這飯桌就堵了門口。在說話中，我知道了父親已在去年把民辦教師的差事讓給了我二叔家的一個哥哥，現迴生產隊幹活了。我還記得我參軍走時也有人來家給我提親，母親倒想答應下，可父親看不起人家，用“以後再說”迴絕了。在父親四年的家書裏，也沒再有過訂婚的話。至此，退伍兵迴村後麵臨的住房、工作、訂婚結婚三件大事我都有了答案——全部是零。我二叔家有間閑屋，幾天後我就搬到我二叔家借房住。
在斷斷續續的談話中，我也知道了我姐姐近幾年不太順利的一些情況：我姐姐1968年大學畢業分配到東阿縣下屬的公社教中學，當年結婚，婆家是陽穀縣城東關，對象在北京國家部委的一個下屬單位工作，1969年添了第一個孩子。1971年春，正當她懷著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全國清查“5.16”分子，他們大學裏一個患神經病的同學交待，他們班有“5.16”組織，有十多個人在其組織，我姐姐是一個。於是，停止工作，接受批鬥審查，其間不能管孩子，我父親就把她的孩子接到我家。為著了解審查的情況，我父親騎著輛破自行車不幾天就往東阿縣跑一趟，東阿縣城離我家100餘裏地，有時就住在東阿縣招待所，他已50多歲，風風雨雨不容易。年底到了我姐姐添第二個孩子的時候，為了擺脫糾纏，我姐姐承認了自己是“5.16”分子，得以迴婆家陽穀縣城東關生產。我姐姐的婆婆比我母親年齡大，有高血壓病，經常頭暈，自己侍候不了月子，又把我母親接了去，兩個有病的老人相扶相幫共同侍候。添孩子後，我姐姐的工作得以恢複，她開始一邊教學一邊申訴，別人說她翻案，又批她，但專案組也沒能找到他們在“5.16”組織的確實證據，他們的案子就這麽拖著。這使我想起在部隊時我給我姐姐去信，曾有一段時間我姐姐沒及時給我迴信，看來這就是原因了。
在部隊時曾打算過退伍後直接上高中，給周圍人一說，都說不大行，說我年齡大了，長得又老相。這樣也就隻有“紮根農村”一條路走。紮根農村需要存身之所，迴家後的第一件大事是蓋房子。
遭遇蓋房難
我迴家後的第5天宴請村幹部，酒桌就安在我家東邊那兩間屋的當門。大隊書記、副書記、主任、會計、民兵連長全部到場，殺了正下蛋的一隻母雞，捧出了我從部隊買迴的4斤高粱酒。還好，他們看到了我無處可住，主動說村裏已作新村規劃，宅基由村統一安排，盡快給我安排宅基建房。幾天後，我父親找到村書記，書記說：“大隊研究了，安排你老宅基東邊，王某蓋第一排，你蓋第二排，準備好就行。”於是我們抓緊籌備磚、梁、檁等建房物料。一周後，我父親再見村書記，書記說：“有人提出安排宅基須征求小隊意見，小隊沒意見才能安排，你找下小隊吧。”小隊隊長是我二叔，他主持召開了小隊隊委會，開會同意後，把意見匯報給了大隊，我父親再見村書記，書記說：“小隊沒意見，你找福長、連才安排就行。”福長、連才是負責我村宅基安排的兩名大隊幹部。福長、連才來我小隊聯係安排宅基的事，見到了上邊派來的住大隊幹部金福旺、大隊住小隊幹部馮立仰，他兩個說：“小隊開會我們沒參加，小隊通過了，大隊還得研究。”福長、連才隻好悻悻而迴。原來大隊安排宅基須征求小隊意見也是他倆提的，目的就是推著拖著不讓安排，可他們是為什麽呢？也就在這天晚上更叫人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這是4月23 號，晚飯後我想在村裏走走，走到大隊部附近，聽到裏麵有人講話，是我們小隊借用大隊部開全體社員大會。我迴村後已參加過幾次群眾會，不知這次為什麽沒喊我，便想湊近聽聽。就聽得裏邊的聲音越來越高，是金福旺的聲音：“……俺的孩子從部隊迴來了，得蓋房子，現在是春耕大忙，又是找這個又是找那個，是你蓋房子當緊，還是集體生產當緊？全隊200口人要吃飯，你想當地主啊！……你退伍兵迴家不好好勞動，溜溜達達，你溜達個啥！上公社要木頭、要救濟，有我在這裏，四指長的木棒你也要不去！……長年有病不能做啥，不能看孫子，能侍候閨女過月子！……”我父親、我母親、我，他挨著點了一遍。其實，我迴家後除了接轉糧食關係、組織關係、落戶口、買糧食計劃外，並無其他多少散事，沒幾天就到生產隊參加勞動，金福旺是故意找岔。我在外邊聽著，氣得渾身哆嗦，幾次想進屋問問他：你這是為什麽？但我還是忍住了。散會了，參加會的群眾陸續從大隊部的屋裏出來，我走進了大隊部，好幾個大隊幹部也在那裏，一進門民兵連長首先問我：“你來幹啥？”我說：“我來找老金。”又問：“找老金幹啥？”答：“我問問他。”“你問他啥！你想幹什麽！……” 大隊幹部一窩蜂似的圍了上來，七嘴八舌的嚷，特別是馮立仰點著我的眉頭怒吼：“反了你了！你敢不叫住隊幹部講話，了不的你了！看看製伏不了你！”他們一邊嚷一邊推我，也有人在向外拉我。這時我父親也來到門口，嚷著對我說：“你迴去！你會去！”把我拉了出來。這以後的幾天，我父親再去找村書記、福長、連才，詢問安排宅基的事，他們都盡量躲開，或推來推去，村書記最後說：“他兩個一個住大隊，一個住小隊，不同意不行。”
金福旺有50 多歲，個子偏矮偏瘦，麵頰潮紅略顯血絲，色眯眯的小眼睛愛斜著看人，他很早參加革命，曾是某基層供銷社的負責人，上世紀50、60年代之交，他以有婦之夫又找一娘們，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沒了單位，家迴不去，一老領導照顧他，在1964年安排他到我們村我們小隊住隊。那時候的他說是住隊幹部，還不如說為我們生產隊添了個好勞力，住生產隊的牲口棚，自己做飯吃，場院、菜園都是把好手，他有生產經驗，隻給隊幹部出謀劃策，開會時也不講話。群眾都說他不錯。文革時期群眾鬥爭較激烈的那幾年他躲走了。1971年他又第二次住進了我們村，不同的是他升了一級，住我們小隊也住我們大隊。子係中山狼，他變成了另一個人，住大隊部，大隊安排人給他做飯，給各小隊要東西，不再幹活，講話就訓人，而且很刻薄，還犯了老毛病——搞女人，群眾都在罵他。
馮立仰和我是同一個生產隊，50多歲，身材高大，方口，眼球暴突，很兇悍的樣子。文革前他是小隊會計，他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查出了原大隊會計的經濟問題，取而代之，並作為大隊幹部住我們小隊。我在部隊時，我們連隊的司務長來我村走訪見到了他，說這個人有政治家的頭腦，給個國家總理也能幹，可見他的談吐給人的印象很見水平。我家與金福旺素無聯係，與馮立仰家也無大過節，他們為什麽要阻擋我安排宅基呢？是僅僅為找個好捏的對象打擊一下顯示顯示他們的威風嗎？不是，我想到了一件事：我迴家後請大隊幹部喝酒，沒請金福旺，當時倒是想到了他，考慮他是住隊幹部，怕落影響不來，沒喊他，他認為是看不起他，見怪了，於是串通馮立仰發難。馮立仰的大隊會計來的不夠光彩，原大隊會計還經常上訪要翻案，他要在政治上找靠山。金福旺不算麽，但他以被雙開的身份卻能當住隊幹部，馮立仰看上的是金福旺背後的靠山。馮立仰在我家喝酒時也說的很好聽，現在又出爾反爾，這就是反映他政治頭腦的為人。對於金福旺、馮立仰的作做別無解釋。這以後的一段時間，我父親、我哥哥又不斷的找金福旺、馮立仰，給他們賠禮說好話，求他們抬抬手把宅基給安排了，但無濟於事。父親不再讓我找金福旺、馮立仰，防止出現其他問題。我再碰到金福旺、馮立仰也扭臉避過。
生活是個大問題，1964年我們村取消了包產到戶，後自留地又逐年減少，分配水平逐年降低，當時的工值不到2角錢，年分配糧食200來斤，加上自留地的50斤，一個農民全年的糧食收入也就在250斤上下。從1970年起又年年吃國家的救濟糧。救濟糧分到小隊，由小隊開會評議到戶。我迴家不長時間救濟糧就下來了，公社民政給退伍軍人開會時學了一個文件，內容有“分配救濟糧應照顧當年的退伍軍人。”我參加了生產隊分配救濟糧的會議，金福旺、馮立仰坐鎮會議，馮立仰在會上講：“統銷糧下來啦，有些人才見了隊上的這幾個人甜哥哥蜜姐姐的，晚了，現澆明油不頂事。”沒人提我是退伍軍人，我家連平均數也沒分到。
就要麥收了，村內新安排的12 處宅基的新房已多數蓋起，我家的宅基還沒著落。我生產隊有一戶在城裏上班的雙職工，從不在家居住，也安排了宅基蓋房。我村又來了一個姓薑的住隊幹部，是公社生產組副組長，我想他會說句公道話，在一個晚上找到了他，訴說了為安排宅基遇到的這些事和我家的困難，他說：“你困難再多也比人家沒爹沒娘的強。”我村還有一個和我一同退伍的，他父母雙亡，村上為他安排了宅基，房屋已經基本蓋起，工全由集體出，大隊還安排各小隊給他湊了部分物料。蓋房的同時，婚也定了。我說：“我這還不跟他沒爹沒娘的……”“你說什麽，有爹有娘還不跟沒爹沒娘裏！”他打斷了我的話，開始訓我：“沒爹沒娘那裏有我們？”我說：“我不是那個意思。”“你那個意思也不行，算了，迴去吧，給大隊搞好團結，要不民兵排長也不叫你當。”他開始往外攆我，不再叫我說話，我隻有迴去。退伍軍人的安置工作歸民政，公社民政助理員姓張，叫張安仁，50來歲，別人說他好吃點喝點，有時也要點。你和他說話，你說完了，他隻咳嗽兩聲也算完了，一般不明確答複你。我找了他幾次，請他為我安排宅基的事做做工作，他都是咳嗽兩聲作結。我聽說有人給他送東西，通過他從縣裏要來了木頭指標。我不會抽煙，有時找他也不帶煙，認為他不會在乎這個。找過薑組長幾天後，我又找到了他，他問我：“你說有爹有娘還不跟沒爹沒娘裏？”我沒有迴答，轉身走了。但為了蓋房子，以後還得找他，後來他對我說：“你把你的情況給我寫個材料。”不知為什麽，我寫給他的材料抬頭對他的稱唿竟是這樣：“公社民政助理張安仁同誌：”他看了很生氣，不再搭理我，說我沒把他放到眼裏。這以後，我們大隊的幹部都知道我說的“有爹有娘還不跟沒爹沒娘裏”的話，給張安仁材料的抬頭寫“公社民政助理張安仁同誌”的事。這成了他們的笑談。我在村裏隻能低著頭。
找公社不能解決，找縣，縣裏給公社寫信要求解決，也通過親友關係托到公社，公社領導給他們作工作，這時他們給了一個不給安排的理由：我家的老房在新村規劃的路上，須扒掉東邊的兩間才能安排。先建後扒行不？不行！隻能先扒房再建房！分明是難為人，叫人不能接受。一天，我在家裏的桌子上看到了一個寫的半半拉拉的材料，是父親以我的名義寫的上訴信，父親被劃成疑似右派後，曾寫信上訴過，最後甄別了。對我迴家後受到的刁難、打擊進行上訴行嗎？也沒考慮清楚結果，於是按照父親所寫的格式，把上訴信重新寫過，兩次去省城上訪，都是頭天搭車去，次日搭車迴，渴了喝自來水，餓了吃自帶的幹糧，晚上就在汽車站候車室內外過夜。第一次是麥收後去省革委，接訪人留下了上訪材料，說批轉到縣，由縣解決，迴縣後無從打聽批轉的音訊，第二次秋收後去省軍區。在省軍區，我因幹渴上火，鼻子流血不止，接待的人很是同情，馬上給縣武裝部寫信，明確要求給予解決，信是我帶迴的，原文已經忘記。交縣武裝部後，縣武裝部給公社武裝部信的原文是：
汪部長：
楊教導員：
關於你社龍護源大隊退伍軍人張學新同誌反映蓋房問題，省軍區政治部責成我們協助下，按照政策妥善解決。
請你們了解下情況，咱們縣裏與民政部門再反映下。
敬禮
陽穀縣人民武裝部（蓋章）
我去了好幾次公社，沒找到汪部長、楊教導員，找到了武裝部一個姓唐的幹事，這也是一個晚上（白天要在生產隊幹活），在唐幹事的家裏，唐幹事說：“你找到汪部長、楊教導員，他了解了情況，也隻能給大隊做工作，安排宅基還是大隊他們，因你這一個事也處理不了他們，我勸你算了。”他愛人說：“你這個人太直耿，太實在，該受的屈也得受。”他沒要縣武裝部寫給公社武裝部的信，我也沒有給他，這封信就一直留在了我那裏。通過一連串的上訪，我感到唐幹事夫婦說的話是對的，你轉一百圈，個人的一點事處理不了他們，最後安排宅基還得求他們，你就還得仰人鼻息。由於上告，大隊其他幹部也對我不滿，說我是告整個大隊，說話都在附和金福旺、馮立仰。生產隊長也換了人，馮立仰的叔伯兄弟馮保全當了隊長。再無辦法，隻有屈從。
初冬，父親、母親搬出了老房，到鄰居家暫住，老宅東側的兩間房扒掉了。一個月後，村上給我家安排了宅基。新宅基地勢低窪，須墊土1米才能建房。宅基麵積統一為24x20米，六間房的空，初蓋間數不限，標準統一為基礎11行磚，上為土牆，房頂四周磚飛簷。宅基墊土和築牆土共需600立方，生產隊安排的起土地離村4裏地遠，運土全憑人力，一個勞力挑壕平壕一天隻能運土1方。就這一項我家就負擔不起。況他們提出幫工不能找本村的，不能影響生產。天無絕人之路，新宅基的東邊有一幹涸的坑塘，不太深，坑土可以墊宅基，隻墊建4間房的房基，宅院墊土建房後再說，在地裏隻運築牆土，使運土的勞動量減少了三分之二。為墊宅基，1974年的春節，我父親、我哥哥、我二叔和三叔家的兩個哥哥還都在從坑塘裏拉土，從早幹到黑；從地裏運土時，我父親表兄弟的孩子也喊來幫忙，沒白沒黑的幹。按照上邊規定和我們村的先例，退伍軍人迴家後建房，由大隊組織人力幫工，我家蓋房大隊沒幫一個工。建房要管飯，家裏沒有糧食，借遍了生活略有寬裕的親友。建房檁條不夠，沒錢買，把老宅基上的小榆樹伐掉，兩根並作一根……1974年麥收前，房子終於蓋起來了，我父親、母親和我搬迴新房居住。蓋房後，我在城裏碰到了縣武裝部給我寫信的那個幹部，當他聽我說到已經蓋了房子時，連聲說：“好，好。”但他對我蓋房用工、用料沒得到集體、民政的幫助感到惋惜，他說：“省軍區的信是叫幫助把房蓋起來。”有省軍區政治部的信，按常理說應是這樣，可到了我家到了我，已經沒了常理。
得罪了隊長派重活
生產隊長看著兩個住隊幹部的眼色辦事，我在生產隊同樣受著刁難和排擠。生產隊有一句流行語：“得罪了隊長派重活。”這話不假。我們隊170來口人，男整勞力也有40多口，但真正挑大梁幹重活的就是6、7個人，我是這其中之一，長年用地排車和手推車拉土拉糞肥、推土推糞肥、清圈肥，秋收時掄板钁砍玉米、砍高粱。你在前邊幹，他在後邊看，是否把糞肥撒到了路上，發現了，馬上安你個故意搗蛋的罪名，開會點你，扣你工分。1974年冬，全大隊集中了100多青壯勞力搞深翻，要求翻一鐵鍁，套半鐵鍁，達到一鐵鍁半深。由於分工量大，都是翻一鐵鍁深。安排了三個人專管檢查深度，想查誰的查誰的，我是檢查的重點，他們用竹簽往下一插，說：“差20公分，返工——。”我問：“別人的夠深不，返工不？”他們隨即對靠著我的工段檢查，一量，說：“受你傳染，也差20公分，返工——”致使分活時許多勞力不敢靠著我。隆冬時分，地凍得梆梆硬，上邊的凍土層要用鋼钁一點一點的劈開，人人都穿著汗衫幹，早飯、午飯都送到地裏吃，一個勞力一天累死累活隻能翻一小片，完全是浪費人力，不講效率。除此之外，他們還早晨跑操點名、晚上政治學習點名，對此他們公開講：“就是要累你，不累不老實！有本事你別幹！”他們對社員可以隨便打罵，那個因打人判過刑的紀相成在1974年又當了大隊幹部，他領著10多個人修橋，一個和泥的社員把泥濺到了他身上，他過去就是一腳，踢到這個社員到的襠裏，並指著這個社員罵： “往上數三輩，你們家就沒出過好人！”這個社員蹲下了，一聲沒吭。那時公社就有作為打手的“小分隊”他們拿著“小分隊”“抓典型”恐嚇社員，一開大會就講：“誰不老實就抓誰的典型，就交小分隊！事實上公社的小分隊也真押著他們交上去的典型在全社遊過村。社員就象他們手裏的泥巴，想揉搓成什麽樣就揉搓成什麽樣。我們在幹活的路上也相互詢問那裏得罪過馮立仰、紀相成這些人，都是隻記得受過他們的整治，而沒在被整治後及時向他表示臣服，去巴結他，何曾做過對不起他們的事？有的則認為他們對社員就這樣，社員就是隊幹部的出氣筒，拿把你並不是你得罪了他。
幹活出大力，不掙高工分，隊長組織隊委會的幾個人搞定額，給出大力的這幾個人定額定的高，給別人定的低，一天都掙一個工。隊長、會計、保管誤工補工，東補西補，結果天天不缺工。馮立仰大隊掙一份，小隊掙一份，一年掙400多工日，參加分配的工分張榜，這是明的。生產隊的買或賣，糧、棉、油出庫入庫都是保他們底的人，暗中的貪汙多占、損公肥私，處在底層的社員能知道什麽？年底公布賬目，能聽出什麽看出什麽？能看到的，隻能是人家一家人不出力，吃的飽，穿的好，輕而易舉的蓋好房，大人孩子花錢似淌水，家裏有新自行車、縫紉機。對大隊的賬目，社員更是在雲裏霧裏。1974年，社員陳東來曾經跟著搞了一次黃豆入庫，他記得很清，入了64袋，每袋 70斤左右，總數應有4500斤，可年底公布的賬目卻是2000多斤。陳東來隻敢偷說，不敢明說。許多社員向公社、向縣反映大隊的問題，但都舉不出有確鑿證據的大事件，不能引起上級的重視，隻能憋著一股氣。大小隊幹部則時時擔心那一天底層的社員掌控失靈，想方設法把和他們有矛盾的社員往死裏整，不給喘息的機會。幹群關係繃得象弓上的弦，生產那能上去？我們龍護源大隊85％的戶分的糧食不夠吃，年年春天夾著布袋到自由市場買糧食，臨近的村都叫我們龍護源大隊 “夾布袋大隊”。因為窮，許多年青人娶不上媳婦，光棍漢成群；都是一拖再拖，年齡大了，娶個媳婦或矮、或醜、或有殘疾。夾布袋、光棍漢、醜老婆成為龍護源三景。
孫平安的悲劇
1970年春，全國性的“一打三反”運動（打擊反革命破壞，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開始，當會計的首當其衝。龍護源村的大隊會計叫孫平安，當大隊會計10多年，他45歲，五短身材，圓頭平臉，說話輕聲細氣，待人溫和，人緣不錯。馮立仰文革前是小隊會計，文革開始後一直很活躍，慢慢開始到大隊混事，但沒有一個確切的職務，“一打三反”清大隊賬，由他負責，他查出孫平安貪汙 1000多元。結案初，孫平安被關在大隊部裏。孫平安一家8口人：老伴、三個兒子，二個閨女，大兒媳婦。大兒孫清21歲，陽穀一中1966年初中畢業生中的尖子生，在校時，曾代表班級參加地區的理化比賽，春節剛結婚。他認為他父親是冤案，是栽贓陷害，一天中午，他打著燈籠給他父親送飯。他的體型象他父親，不高，胖乎乎白白嫩嫩的圓臉，走進大隊部，正巧遇著馮立仰，踩扁了他的燈籠，把他也關到了大隊部裏，關了他兩天兩夜，在夜裏對他進行了毆打，大隊部附近的住戶聽到了喊叫聲。關他的當天，大隊向公社報了材料，說他對抗“一打三反”，誣蔑大好形勢，準備叫他在全公社遊街。可把他放出來後，他屙尿不知，已經瘋了。孫平安在承認貪汙後放迴家，他借遍親友並扒掉三間房子還上了“貪汙”款，給了他撤銷職務、留黨察看二年的處分。孫平安抓緊給孫清看病，可孫清的精神病卻越來越重，常拿東西打人，要拿刀殺人，沒人整功夫看著他，就把他鎖到屋裏，他整壞門跑出來，就把他用鐵索鎖到樹上，兩年後，他下半身癱瘓，成了又瘋又殘疾的人。麵對如此家境，孫平安的老伴心理負擔沉重，先得胃病，後得肝炎。孫清的媳婦1971年為孫清生下一個男孩，兩年後離婚改嫁，孩子由奶奶、姑姑照料撫養。為還款、看病孫平安連連舉債，為使一家人能夠生活下去，孫平安的二閨女犧牲自己的幸福，嫁給了城裏一個家庭經濟條件好的殘疾人。1975年仲秋前，正當孫平安的問題被澄清，撤銷處分的時候，孫清喝藥死了。孫平安的次子有些弱智，龍護源村窮，孫平安貧困交加，聲譽受損，難料他啥時能再娶兒媳婦，一個好端端的家庭就這樣毀了。孫清死後10多天的一個晚上，孫平安來我家找我。我們不是一個生產隊，我退伍迴來幾年第一次見到他，他和我記憶中的孫平安判若兩人，臉瘦的象個核桃皮，好象比前更矮了。我父親恰不在家，我自己一個屋，說話倒方便。他在給我說這些事的時候身體和臉部的肉皮不停的顫抖，他說他這幾年就得了這個毛病，緊張和生氣時愈顫抖的厲害。他還說了馮立仰和村裏幾個女人有不正當關係，她們的男人也知道，因為怕他而忍耐。他還說了受馮立仰欺負的好幾個人和事，提議聯名告他。我認為聯名並不好；個人的事個人說得清，個人負責，單個人一起都告可以。我好激動，送走孫平安，我的義憤就上來了，馬上著手上告。當時中央對基層組織建設的要求是“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基層”。我沒有單獨反映馮立仰的問題，而是把我們大隊的問題作為某一方麵的典型，向中央寫信報告，涉及了農村工作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寫出的信沒有迴音。
和“落後社員”尿到一塊的共產黨
1975年秋後，陽穀縣組織了143個學大寨工作隊進駐落後村，11月上旬的一天，龍護源村來了學大寨工作隊，隊長刁雪遠，帶領8名隊員。上午隊員集合後，中午統一去縣招待所吃飯。大隊準備為他們接風，他們推掉了。下午，他們買來了煤，盤起了爐灶，開始9個人輪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