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4號早新兵起運，先汽車，後火車，3月5號到達遼寧省興城縣城北六裏一個叫北大營的地方，這就是我們部隊的所在地，短暫集訓後，我被分到3160部隊88分隊。
3月4號的日記是這樣寫的：“我坐著奔馳的列車，沸騰的心早飛向了遠方；我看著那寬廣的華北平原，心裏想像著戰鬥的邊疆。快把，車！讓我快些到達目的地，車，快把！讓 我快些走向保衛毛主席、反帝反修的戰場。”心情是歡快的。記錄入伍起運的詩歌是這樣寫的：
“馬達吼叫著把大地振蕩，
雄壯的歌聲在漫空迴響。
家鄉啊，我將要離開你，
奔向遙遠的邊疆。
號手吹起了行進的號聲，
汽車發出了強烈的光芒。
大家都互相招著手，
再見啦親人！再見啦家鄉
……
汽車向著北方飛馳，
颼颼的北風理裹著身上的綠裝。
我眨眨眼望著南方的樹木，
我點點頭望著家鄉薄薄的白霜。
……“
從旋律上看，心情有些沉重，十七周歲，遠離家鄉、父母，要建功立業，為家庭爭氣，為個人爭氣，心事重重。當時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學雷鋒、學王傑，解放軍在我心中的形象是完美的。我們這一代從小就接受英雄的教育，我也想當英雄，對參軍充滿了幻想希望。
我們是高炮兵，我分在指揮班當無線話務兵，所謂無線話務就象電影《英雄兒女》裏的王成那樣，背著調頻機進行通信聯絡。帶我的老兵叫郝冀生，1968年兵，來自哈爾濱市。分班時我們班正在興城縣白塔公社支農，分班後我和郝冀生一塊背著背包、我們的一台調頻機迴營房訓練。白塔離營房30多裏，其中有山路。調頻機有40斤重，調頻機、我的背包我一直背到營房，郝冀生沒替我一替。放下調頻機，累得我一邁步就要傾倒。我把它看作是對我的考驗和鍛煉，沒吭聲過去了，可在以後的訓練中他一直對我帶答不理。我不知該如何是好，我蒙了，我睡不好覺，訓練中、生活中沒精打采，成了部隊中所說的蔫巴兵。關心我的人也有，班長王清學、連長趙海清，他倆都是四川人，他們批評了郝冀生，鼓勵我不要背包袱。郝冀生在班裏作了檢查，他說原先帶他的山東老兵對他不好，他就把氣撒到了我的身上。我待他一直很好，他很後悔。集中訓練一段時間後，一個副連長帶著我等4人又去白塔支農，後又去羊安支農，離開連隊直到1970年的上半年。我蔫巴兵的印象就留在了連隊。郝冀生是真後悔，他有行動想彌補對我的過失，但對他、對我都晚了。二年兵役製，兵源代謝似流水，一旦落後，想追何難！一個群體的印象，想變何難！時間不允許啊！1971年他便退伍。我為改變形象，1970年4月便調到了炮班，曾當壓、退彈的炮手，速度是全連最快的。1970年5月正要研究團員發展的時候，我又做了一件這樣的事：部隊出外訓練，該我站崗，看守的是汽車裝備，炊事班往往預先烹製一些熟食放在炊事車上，我正站崗，剛入伍的一個四川兵過來對我說：“你看王某某在炊事車那兒偷吃東西呢，我們新兵不敢說，你是老兵……”我不假思索便去製止，單刀直入的說：“你怎麽偷吃連隊的東西啊……”弄得王某某很不好意思。王某某是1968年兵，連團支部副書記，這以後，研究團員發展時隻要提到我，他便不同意，以致我1971 年才入團。林彪事件後，部隊要求學馬列原著，我買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列著作，真學真記，在戰士中是少有的。我奮發學習文化知識，兩個年頭我學完了一本《四角號碼詞典》，在學習文化知識的同時，也學到了大量的政治曆史知識。我也曾提出：“發揚政治民主，講評連隊”的建議，采納後，營裏來連總結典型材料。能寫是我的強項，我雖是高小畢業，寫作水平遠高於一般的初中生。摘錄一首反映支農生活代表當時寫作水平的一首小詩吧。
支農
風兒吹，霧彌漫，鳥雀一翅展雲天。
遠方一聲笛，隱約霧和煙。
嘩嘩撞擊聲，不見火車在那邊。
跑步走，急向前，
古老山城近，紅旗迎笑臉。
三支兩軍會，經驗四方傳……
日已暮，新月現，夜幕籠罩起伏山。
去山城，迴首看，銀光點點燈一片。
奔走急，返羊安，噠噠步，汗如泉。
張嘴唿涼氣，昂首視群山。
環宇多闊，高天多藍。
唿嘯一聲，濃煙彌漫。
啊——列車！讓我們並驅向前。
當時部隊整體文化水平低，很需要能寫成象樣文章的人才。在食堂吃飯時念稿，是展示自己、表現自己的一個方式，我寫了不少稿。我盡了我最大的努力，該做的我都做了，可我還是看著同入伍的老鄉都先我入團，入黨更與我無緣。我不能光埋怨郝冀生、王某某；沉鬱的性格，缺少親和力，應是更重要的原因。其實，處理王某某偷吃東西的事，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方式，我太幼稚了。連隊也有報道組，沒能參加，我到底沒能找到切實發揮自己寫作才能、文藝才能的渠道。這應是在部隊的一個遺憾。賞識我的人也有，提拔的機會也有，我的第二任連長陳錫明曾打算提拔我當文書，但最終告吹。後來他轉業到山東省莘縣煤炭公司。
1973年2月23號晚，我坐上了返迴山東陽穀的火車，結束了4年的部隊生活，退伍了。看看同車去同車迴的戰友：政治上入黨的入黨，評五好的評五好；物資上大包小包的被子、衣服，可謂名、利雙收。我呢，你幹得怎樣啊？我怎樣向家鄉人說，怎樣向我的父母說？我無顏見江東父老啊！我真有輕生的心，死對自己是一種解脫，但最難過的是養育過我掛念著我的親人，我不能！人生的路還長，我要向未來要證明！參軍，就目的來說我失敗了，但就過程來說，收獲有，最大的收獲隻能是我對文化和政治、哲學、曆史知識的學習了。
4年中，我的父親給我寫信也有20多封，每封信的後半部分都有：“要尊敬領導，團結同誌，做好工作。”每每看到這裏，我都很迷茫，我做夢都想著和領導、同誌搞好關係，可為什麽有的領導、同誌就不和我團結呢？作為過來人我對父親的教育方式是這樣認識的：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指導，這幾句話作為“綱”是可以的，但還要有具體的闡釋，教孩子尊敬領導、團結同誌、化解糾紛的方法細節，否則等於沒說，這幾句話從課本到會議有時一天聽十幾遍，你家長再作簡單的重複有什麽意義呢？教育孩子真用了心的家長不這樣作。處理人際間的關係，有人說不是教的，也不是學的，是生下就有的，在這裏他們指的是性格，性格外化的親和力，意思是方法是學的，性格不是學的，人們對性格無能為力，但環境造就性格，人可以營造、選擇環境。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教孩子對社會對前途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小青年初涉社會，通常把一切都想得很美好，以致在複雜社會現實的挫折麵前無法理解、無法承受，輕則沮喪，重則輕生。克己奉公、助人為樂、吃苦在前、享樂在後等這是我們宣傳提倡的社會和人際關係中光明的一麵，部隊中有，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也有；作為家長則要使孩子認識人性和社會人際關係中的另一麵，即私欲的各種派生物，地方觀念、小團體、嫉妒、暴力和人情傾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有，他也包括部隊和行政機關。告訴孩子一個真實的世界。不是叫他去搞人情傾軋、爭名奪利、社會暴力，而是在這些麵前能夠應對，有承受的心理準備，心理上對社會對工作有一個基本符合實際的期望值。這樣目標易實現，即便受挫折，失敗感也不致太重，較易承受。知道退伍消息的時候，我對迴家後的前途也做了幾種打算，一是上學，直接上高中，走升學發展的路。二是接替父親教民辦小學，我參軍後的當年，父親迴村當了民辦教師，哥哥高中畢業後也迴村當了民辦教師。三是就按上級所說的那樣紮根農村，在農村幹一番事業。為著紮根農村我還向村黨支部、革委會寫了一封信，對幾年來他們對我家的照顧表示感謝，說退伍後打算在他們的領導下好好幹。然而這根“紮”的難啊，我這棵小草種在了大路上！
3月4號的日記是這樣寫的：“我坐著奔馳的列車，沸騰的心早飛向了遠方；我看著那寬廣的華北平原，心裏想像著戰鬥的邊疆。快把，車！讓我快些到達目的地，車，快把！讓 我快些走向保衛毛主席、反帝反修的戰場。”心情是歡快的。記錄入伍起運的詩歌是這樣寫的：
“馬達吼叫著把大地振蕩，
雄壯的歌聲在漫空迴響。
家鄉啊，我將要離開你，
奔向遙遠的邊疆。
號手吹起了行進的號聲，
汽車發出了強烈的光芒。
大家都互相招著手，
再見啦親人！再見啦家鄉
……
汽車向著北方飛馳，
颼颼的北風理裹著身上的綠裝。
我眨眨眼望著南方的樹木，
我點點頭望著家鄉薄薄的白霜。
……“
從旋律上看，心情有些沉重，十七周歲，遠離家鄉、父母，要建功立業，為家庭爭氣，為個人爭氣，心事重重。當時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學雷鋒、學王傑，解放軍在我心中的形象是完美的。我們這一代從小就接受英雄的教育，我也想當英雄，對參軍充滿了幻想希望。
我們是高炮兵，我分在指揮班當無線話務兵，所謂無線話務就象電影《英雄兒女》裏的王成那樣，背著調頻機進行通信聯絡。帶我的老兵叫郝冀生，1968年兵，來自哈爾濱市。分班時我們班正在興城縣白塔公社支農，分班後我和郝冀生一塊背著背包、我們的一台調頻機迴營房訓練。白塔離營房30多裏，其中有山路。調頻機有40斤重，調頻機、我的背包我一直背到營房，郝冀生沒替我一替。放下調頻機，累得我一邁步就要傾倒。我把它看作是對我的考驗和鍛煉，沒吭聲過去了，可在以後的訓練中他一直對我帶答不理。我不知該如何是好，我蒙了，我睡不好覺，訓練中、生活中沒精打采，成了部隊中所說的蔫巴兵。關心我的人也有，班長王清學、連長趙海清，他倆都是四川人，他們批評了郝冀生，鼓勵我不要背包袱。郝冀生在班裏作了檢查，他說原先帶他的山東老兵對他不好，他就把氣撒到了我的身上。我待他一直很好，他很後悔。集中訓練一段時間後，一個副連長帶著我等4人又去白塔支農，後又去羊安支農，離開連隊直到1970年的上半年。我蔫巴兵的印象就留在了連隊。郝冀生是真後悔，他有行動想彌補對我的過失，但對他、對我都晚了。二年兵役製，兵源代謝似流水，一旦落後，想追何難！一個群體的印象，想變何難！時間不允許啊！1971年他便退伍。我為改變形象，1970年4月便調到了炮班，曾當壓、退彈的炮手，速度是全連最快的。1970年5月正要研究團員發展的時候，我又做了一件這樣的事：部隊出外訓練，該我站崗，看守的是汽車裝備，炊事班往往預先烹製一些熟食放在炊事車上，我正站崗，剛入伍的一個四川兵過來對我說：“你看王某某在炊事車那兒偷吃東西呢，我們新兵不敢說，你是老兵……”我不假思索便去製止，單刀直入的說：“你怎麽偷吃連隊的東西啊……”弄得王某某很不好意思。王某某是1968年兵，連團支部副書記，這以後，研究團員發展時隻要提到我，他便不同意，以致我1971 年才入團。林彪事件後，部隊要求學馬列原著，我買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列著作，真學真記，在戰士中是少有的。我奮發學習文化知識，兩個年頭我學完了一本《四角號碼詞典》，在學習文化知識的同時，也學到了大量的政治曆史知識。我也曾提出：“發揚政治民主，講評連隊”的建議，采納後，營裏來連總結典型材料。能寫是我的強項，我雖是高小畢業，寫作水平遠高於一般的初中生。摘錄一首反映支農生活代表當時寫作水平的一首小詩吧。
支農
風兒吹，霧彌漫，鳥雀一翅展雲天。
遠方一聲笛，隱約霧和煙。
嘩嘩撞擊聲，不見火車在那邊。
跑步走，急向前，
古老山城近，紅旗迎笑臉。
三支兩軍會，經驗四方傳……
日已暮，新月現，夜幕籠罩起伏山。
去山城，迴首看，銀光點點燈一片。
奔走急，返羊安，噠噠步，汗如泉。
張嘴唿涼氣，昂首視群山。
環宇多闊，高天多藍。
唿嘯一聲，濃煙彌漫。
啊——列車！讓我們並驅向前。
當時部隊整體文化水平低，很需要能寫成象樣文章的人才。在食堂吃飯時念稿，是展示自己、表現自己的一個方式，我寫了不少稿。我盡了我最大的努力，該做的我都做了，可我還是看著同入伍的老鄉都先我入團，入黨更與我無緣。我不能光埋怨郝冀生、王某某；沉鬱的性格，缺少親和力，應是更重要的原因。其實，處理王某某偷吃東西的事，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方式，我太幼稚了。連隊也有報道組，沒能參加，我到底沒能找到切實發揮自己寫作才能、文藝才能的渠道。這應是在部隊的一個遺憾。賞識我的人也有，提拔的機會也有，我的第二任連長陳錫明曾打算提拔我當文書，但最終告吹。後來他轉業到山東省莘縣煤炭公司。
1973年2月23號晚，我坐上了返迴山東陽穀的火車，結束了4年的部隊生活，退伍了。看看同車去同車迴的戰友：政治上入黨的入黨，評五好的評五好；物資上大包小包的被子、衣服，可謂名、利雙收。我呢，你幹得怎樣啊？我怎樣向家鄉人說，怎樣向我的父母說？我無顏見江東父老啊！我真有輕生的心，死對自己是一種解脫，但最難過的是養育過我掛念著我的親人，我不能！人生的路還長，我要向未來要證明！參軍，就目的來說我失敗了，但就過程來說，收獲有，最大的收獲隻能是我對文化和政治、哲學、曆史知識的學習了。
4年中，我的父親給我寫信也有20多封，每封信的後半部分都有：“要尊敬領導，團結同誌，做好工作。”每每看到這裏，我都很迷茫，我做夢都想著和領導、同誌搞好關係，可為什麽有的領導、同誌就不和我團結呢？作為過來人我對父親的教育方式是這樣認識的：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指導，這幾句話作為“綱”是可以的，但還要有具體的闡釋，教孩子尊敬領導、團結同誌、化解糾紛的方法細節，否則等於沒說，這幾句話從課本到會議有時一天聽十幾遍，你家長再作簡單的重複有什麽意義呢？教育孩子真用了心的家長不這樣作。處理人際間的關係，有人說不是教的，也不是學的，是生下就有的，在這裏他們指的是性格，性格外化的親和力，意思是方法是學的，性格不是學的，人們對性格無能為力，但環境造就性格，人可以營造、選擇環境。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教孩子對社會對前途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小青年初涉社會，通常把一切都想得很美好，以致在複雜社會現實的挫折麵前無法理解、無法承受，輕則沮喪，重則輕生。克己奉公、助人為樂、吃苦在前、享樂在後等這是我們宣傳提倡的社會和人際關係中光明的一麵，部隊中有，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也有；作為家長則要使孩子認識人性和社會人際關係中的另一麵，即私欲的各種派生物，地方觀念、小團體、嫉妒、暴力和人情傾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有，他也包括部隊和行政機關。告訴孩子一個真實的世界。不是叫他去搞人情傾軋、爭名奪利、社會暴力，而是在這些麵前能夠應對，有承受的心理準備，心理上對社會對工作有一個基本符合實際的期望值。這樣目標易實現，即便受挫折，失敗感也不致太重，較易承受。知道退伍消息的時候，我對迴家後的前途也做了幾種打算，一是上學，直接上高中，走升學發展的路。二是接替父親教民辦小學，我參軍後的當年，父親迴村當了民辦教師，哥哥高中畢業後也迴村當了民辦教師。三是就按上級所說的那樣紮根農村，在農村幹一番事業。為著紮根農村我還向村黨支部、革委會寫了一封信，對幾年來他們對我家的照顧表示感謝，說退伍後打算在他們的領導下好好幹。然而這根“紮”的難啊，我這棵小草種在了大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