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窪距我們龍護源村5華裏，上學是早去晚歸，早晨去時帶早、午兩頓飯，下午放學後迴家。也有住校的，自帶被子晚上在課桌上睡；我因記掛給母親 拿藥、生產隊分東西，沒住校。那時家裏沒鍾表，起床都是估摸時間。有一個陰天我起早了，走到村西一片墳地前又起了霧，忽然看到前麵似乎有一座晃動的山，心想壞了，遇到鬼打牆啦！前走不敢，返迴不甘，於是讓出路來，躲到一棵樹後等著。一會，聽到有人吆喝牲口的聲音，原來是這個人趕著一車麥秸在這經過。還有許多雨天雪地，因能吃飽飯，生活上從沒感到苦。
開學後，老師根據在原學校擔任班幹部的情況，提出候選人選舉了班幹部。一個月後 ，一個當生活委員的同學轉學，需選一名同學頂替他。不提名，海選。寫票時我看到許多同學都扭臉看我，心裏怦怦跳起來。我因上台演過節目，學習又好，有人說我是五年級錄取第一名，因我沒見到榜示不知真假，但開學來老師兩次作文評講都以我的作文當範例，使許多同學刮目相看，80％以上的同學都選我，我當選了。那時是我在劉窪最得意的時期，老師看重我，同學們都願意和我交朋友。當班幹部後，這種狀況一天一個樣的變化。生活委員的本職是收交夥食費，班幹部普遍都作的一個工作是輪流值日，管理自習課的課堂秩序。農村孩子上學都偏晚，我在我們班還算比較小的，同學們不怕我，感到我好玩，我一值日他們就隨隨便便亂起來。也有故意搗亂的：有個叫呂風珍的，是班裏的文娛委員，四年級就在劉窪上，那時是尖子生，會唱歌會打拍子，是老師捧在手心裏的學生，五年級來了個張學新，他不那麽突出了，老師評講作文遺忘了他，他心眼小，便故意搗亂。以前劉窪排演文藝節目，四年級首選的是他；現在不是了，教數學兼音樂課的位老師說我腦子清楚，安排以我為主，我給位老師說過叫呂風珍，位老師執意叫我。他感到他失寵了，都是因為這個張學新，嫉妒之心日長，不但我值日的自習課搗亂，平時也處處找我別扭。或許我從小就缺乏組織管理能力，我值日的自習課越來越亂，好著急、沒耐性顯露出來，誰亂我就在值日薄上給誰劃“差”符號，幫同學解答學習上的問題也沒了耐心。許多同學開始對我有意見，我在同學中的威信下降很快。教語文當班主任的是陳培德老師，他知道這個情況後，對我說：“我看這個班幹部你別當了。”陳老師教我們不到一年，卻是我小學時期感情較深的老師。說兩件事：開學幾周後的一個下午，快上課了，一個同學鬧子玩在校園外把我推到了坑塘裏，在我穿著濕褲子走進教室的時候，已經上課了，看著我沮喪的樣子，陳老師什麽也沒問，就叫我到他辦公室去換他的衣服，幾遍催促後，我接過陳老師的鑰匙到陳老師的辦公室換上了陳老師的大褲衩，心裏熱乎乎的。在陳老師調走的時候，他把他的藏書每人一本發給全班同學。不再當班幹部，是陳老師為我好，我也能認識，但我心裏還有一個節：當了班幹部撤職，這在檔案上不是一個汙點嗎？說到這個節，後來人會感覺可笑，其實當時就這樣，人們注重政治，校長、老師常說“表現不好，入到檔案裏帶你一輩子”的話。陳老師沒說過，沒想到這一層，沒能給我說明這一點，我也沒爽快的答應，這件事也沒隨即落實。如果當時落實了，以後我受的傷害可能會小一點。就在這時候，也就是1965年春天、上五年級的第二個學期，陳老師突然調走了，接替他的是呂桂子老師。呂桂子30多歲，高挑個，戴著副近視眼鏡，給人說話、講課總是推推眼鏡、揉揉鼻子，很謙恭的樣子；一張嘴則：“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又很自信很肯定的樣子。陳老師沒向呂桂子交代，我也沒主動給呂老師說，這個生活委員又當下去了。呂風珍和呂桂子是同村同宗兄弟，呂風珍擠對我更加有恃無恐，我值日的自習課更亂，呂桂子逐漸對我有了看法。學校的校長是林懷勤，他兒子林保立和我同班。林保立在班內橫撐，他看到這麽多人給我攪，便故意把我的書弄到地上踩髒，和我打架。呂桂子不管，林懷勤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裏，叫我在他辦公室裏站了兩節課，課間，他兒林保立來到他的辦公室，他從他的辦公桌裏抓出花生，和他兒子慢慢剝食，就叫我看著，不批評我，也不理睬我。這之後，又因我自己調皮做了一件錯事：班內有一個姓古的女同學，她爸爸在城裏商店賣顏料。一天午飯後，同學們盛鹹菜的瓶瓶罐罐就在課桌上放著，同學們都在胡亂模仿，我模仿起賣顏料來，古同學把我告到了呂桂子那裏，呂桂子把我狠批了一頓。當時同學間有不說話的現象，其實相互並無隔閡，多因幾句話不投機不好意思再張口說話，我有三個，包括林保立。呂桂子要求三天內都要解決這個問題。結果我沒能解決。呂桂子便在班會上講我鬧不團結。到了六年級初，擠對我的同學到了起哄的地步，收交夥食費，幾個同學本來沒交硬說交了，夥食帳對不起來。校裏管夥食的王老師看清了這個情況，很是同情，對我說：“他當學生時也遭遇過類似情形，小學班幹部無所謂，別再幹了。”我辭掉了班幹部，生活委員換上了林保立。這一係列的事情給了我不小的精神壓力，在學校裏我再也高興不起來，學習無心似的，因事請假不到校、早退也多起來。期末的某天班會，呂桂子突然講：“張學新學習雖好，但是隻專不紅，是修正主義苗子，不是無產階級的接班人”這以後，他隔三差五講一次，一講講了一年多，我成了他進行又紅又專教育的反麵典型、活靶子。我至今想不通，他為什麽要給一個小學生戴這麽一頂大帽子。我承受不了這反反複複的折磨，在學校不願再和任何人說話，我象一塊木頭一樣的沉默了。1965年初春的某天吃早飯時，負責分湯的林保立故意把熱麵湯澆到我的手上，燙起一片水泡，我真想把那碗湯波到林保立臉上，可我到底沒那個膽量和狠心，沒那樣做。我去找呂桂子，呂說：“什麽啊你，狗吃糖稀滴滴答答。。。。。。”不予理睬。我去找林懷勤，林護著他兒嚷我。我的心裏隻有無奈的恨。說我隻專不紅，不是學習好嗎，我不學了，上課了，就在那兒坐著，似聽似不聽，作業也敷衍了事。我的情緒變的焦躁，加上呂桂子經常的點名批評，和我交往的同學愈來愈少，全班40多個學生，臨畢業時10多個人不和我說話，我被孤立了，想想剛入校時的情景，我心裏非常苦惱，少年渴望朋友，渴望友誼，怨天尤人也自責，但無力改變現狀，我由沉默變得沉鬱。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批判走資派，老師先行動，一個老師指著林懷勤的鼻子曆數他道德敗壞、貪汙校款。。。。。。。看著林懷勤垂頭喪氣的樣子，我真高興。呂桂子是劉窪文革的頭，小學生的活動都由老師掌控著，呂桂子講：要團結95％的老師和同學，我這個被他當作活靶子的修正主義苗子當然是那個5％了，我也沒參加紅衛兵組織。因文革初中暫停招生，我們這個畢業班下半年開始學初中一年級的課程，課堂上我是修正主義苗子的話他講得更加頻繁。1967年上半年，學校已上不成課，多數學生不再去校上學，我也開始在村參加生產隊勞動。我父親還是在西湖窯場，母親不能幹活，分配缺工分，任憑別人說三道四，整日處在別人的鼻息底下。1968年夏，我在劉窪完小領迴了高小畢業證，結束了大約三個整年的高小生活，這以後，我走路不願經過劉窪村，成年後找對象拒絕劉窪村，劉窪在我腦海裏成了一片抹不去的黑影。
多少年過去了，我通過現代傳播媒體——電視知道了“校園暴力”這個名詞，我得以知道劉窪完小改變我性格的這些東西是校園暴力。我記得遭受孤立更甚的還有一個比我低一級的小男生，上學、放學和我走一條路，路上經過一個小溝渠，溝底有兩、三步寬的淺水，須墊些磚土才能過，同路的同學有20多人，多數同學走一條路，他卻自己另墊了一條路走，路上也不和別的同學說話，看來是有相當一部分同學不允許他和多數同學走一條路。我每當迴憶到這裏，總有些感慨和擔心：我的孩子遇到這些了嗎？是什麽造成了這些，誰能及早發現這些，以致避免或減少這些？
從學校到生產隊的擠壓改變著我的性格，也鍛煉著我的承受力，下麵這件事發生在1967年夏天。那時是文革兩派鬥爭最激烈的時候，我們村的農民也分成了兩派。我們村的9個小隊第一、二、三、四隊（住龍護源東頭）基本都是捍衛派，第五、六、七、八、九隊（住龍護源西頭）都是炮轟派，我們四隊也有一些思想傾向炮轟派的，但都不參加炮轟組織。一天晚上，西頭在縣城上中學的學生來東頭宣傳炮轟，東西頭的群眾在一塊嚷嚷了半夜，平常都相安無事。捍衛派的頭頭程四混就在我們四隊，她妹妹程五翠也是個小頭頭。一天下午，我和王守鎮一塊去生產隊玉米地鋤草，程五翠和也在捍衛派組織有點小職務的馮三華（女）等比我倆先到地裏，程五翠問我倆：“是當炮轟派去了吧，來這麽晚？”我們順口答：“嗯，炮轟去了。”程五翠又問：“管飯了嗎？管的啥飯？吃的啥好菜？”馮三華也參合著問。我們一一順口答：“管了，管的好飯，吃的饃饃吃的肉。”“給了你倆什麽官？”“你管不著。”就這麽翻纏著鬥嘴鬥了好一陣，沒有大吵大嚷，這一晌就過去了。晚飯後，我二叔家的姐姐月春神色慌張的跑到我家對我說：“你趕快跑吧！他們集合了人要鬥你哩。”我問清了是怎麽迴事，原來是程四混、程五翠、馮三華他們，因為白天鬥嘴的事。我問月春姐：是鬥我和守鎮兩個還是鬥我自己？她說她聽說的就我自己。我心裏一沉，他們是撐勁撐慣了，咱是受氣受慣了，來就來吧！程四混的父親當過農會長，到了他這裏還有些餘威。我想我要是跑了，他們就會到處找我，驚嚇我母親，就那麽一點事，他們能把我怎麽著？我打算就到他們集合的地方去，不用他們來喊來找。我告訴月春姐：“不要告訴你大娘，我去，我不跑，沒大事。”我走到我家房後的路上，他們喊我的人已經來了，於是跟著來喊我的人向集合的會場走去。在路上我就想：一定要站在一個顯眼的地方，眾目睽睽之下他們無法下手打我。他們的集合點就在小隊牲口棚前麵，是以往小隊開群眾會的地方，東側有一個碾米的大碾子，碾盤高出地麵二尺多。我一到集合點就上了碾盤，倚靠在碾滾上。會場上有五、六十個人，有我們本隊的，也有二隊、三隊的，有他們集合的人，也有看熱鬧的。我俯視著他們嘀嘀咕咕象對待強大敵人的樣子，想起了毛主席《西江月。井岡山》裏的兩句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我蔑視他們。程四混20周歲，中等個頭，瘦削的長臉，留著長分頭，頭發在他眼眉的一側斜罩下來。他使勁擺了兩下頭，露全了瞪唬著的兩隻小眼睛，開始問話了：“你知道喊你來揍啥不？”我答：“不知道。”
“想想你白天幹啥來？”
“在地裏幹活。”
“幹活時你淨說的啥？”
“我記這幹啥？不記得。”
“你說你炮轟去了！你說你吃的饃饃吃的肉，你敢說你沒說！”程五翠、馮三華搶過來問。程五翠17周歲，瓜子臉，杏仁眼，炸轟著頭發，滿臉粉刺疙瘩，沙啞嗓子，外號五瘋子。馮三華18周歲，長得頭圓、腰圓、身子圓，發出的聲音又直又尖。我說：“我說了，怎麽著？”
“還敢抬，你說了就不行！”程四混聲色俱厲。
“我因為不敢抬才說的，她兩個說我去炮轟，吃的好飯，我敢說不是？”我迴答的聲音很平緩。
“你說你為啥炮轟！啥觀點？”程四混問。
“我不炮轟，我也不捍衛！”我的聲音有點高。
“你不承認炮轟行！……”他感覺已經降服了我，一時不知該怎樣向下進行。他向旁邊瞧了瞧，又擺了一下頭問：“你說你吃饃饃吃肉，那是地主的生活，你是地主？”
“俺家是下中農。”我說。
“誰說你家是下中農？那是後改的，你家是中農！”
“毛主席說叫你鬥中農？”
“毛主席沒說鬥中農，鬥你是你不老實！”
我不吱聲。
這時程四混喊來的人紛紛在議論：怎麽扯到這裏來了？扯遠了……。他們要參加和看到的是象城裏學生那樣唇槍舌劍的辯論，他們感到很無聊、很失望。這時程四混問我：“你說怎麽著吧！”我說：“你喊我來，我知道你想怎麽著？”程四混吭吭了兩聲說：“我想怎麽著？對你——那是現成的！以後老實點！”於是他宣告這個場麵結束，叫我退場，從開始到結束不過半個小時。我從碾盤上下來，我奶奶一把抓住了我，我真不知道她老人家啥時來的，她是小腳，已經70歲的年紀。這時我還看到了我們家族中我叫大爺爺的一個人、我的二叔也在碾盤前麵。在我奶奶旁邊，是月春姐和我的妹妹，月春和我同歲，我妹妹11周歲。奶奶拉著我往家走，不時的用手擦眼睛。我知道奶奶在掉淚，鼻子也一陣發酸，我沒讓眼淚掉下來，昂著頭走迴家去。這以後的幾天裏，母親對我說：“下地幹活能去就去，不願去就散。”看來我母親還是知道了這件事。
家鄉不能使我快樂，我要擺脫這憋屈的生活，尋找一個能大口喘氣的天地。我相繼參加了1967、1968年底的征兵體檢，於1969年三月應征入伍了。
開學後，老師根據在原學校擔任班幹部的情況，提出候選人選舉了班幹部。一個月後 ，一個當生活委員的同學轉學，需選一名同學頂替他。不提名，海選。寫票時我看到許多同學都扭臉看我，心裏怦怦跳起來。我因上台演過節目，學習又好，有人說我是五年級錄取第一名，因我沒見到榜示不知真假，但開學來老師兩次作文評講都以我的作文當範例，使許多同學刮目相看，80％以上的同學都選我，我當選了。那時是我在劉窪最得意的時期，老師看重我，同學們都願意和我交朋友。當班幹部後，這種狀況一天一個樣的變化。生活委員的本職是收交夥食費，班幹部普遍都作的一個工作是輪流值日，管理自習課的課堂秩序。農村孩子上學都偏晚，我在我們班還算比較小的，同學們不怕我，感到我好玩，我一值日他們就隨隨便便亂起來。也有故意搗亂的：有個叫呂風珍的，是班裏的文娛委員，四年級就在劉窪上，那時是尖子生，會唱歌會打拍子，是老師捧在手心裏的學生，五年級來了個張學新，他不那麽突出了，老師評講作文遺忘了他，他心眼小，便故意搗亂。以前劉窪排演文藝節目，四年級首選的是他；現在不是了，教數學兼音樂課的位老師說我腦子清楚，安排以我為主，我給位老師說過叫呂風珍，位老師執意叫我。他感到他失寵了，都是因為這個張學新，嫉妒之心日長，不但我值日的自習課搗亂，平時也處處找我別扭。或許我從小就缺乏組織管理能力，我值日的自習課越來越亂，好著急、沒耐性顯露出來，誰亂我就在值日薄上給誰劃“差”符號，幫同學解答學習上的問題也沒了耐心。許多同學開始對我有意見，我在同學中的威信下降很快。教語文當班主任的是陳培德老師，他知道這個情況後，對我說：“我看這個班幹部你別當了。”陳老師教我們不到一年，卻是我小學時期感情較深的老師。說兩件事：開學幾周後的一個下午，快上課了，一個同學鬧子玩在校園外把我推到了坑塘裏，在我穿著濕褲子走進教室的時候，已經上課了，看著我沮喪的樣子，陳老師什麽也沒問，就叫我到他辦公室去換他的衣服，幾遍催促後，我接過陳老師的鑰匙到陳老師的辦公室換上了陳老師的大褲衩，心裏熱乎乎的。在陳老師調走的時候，他把他的藏書每人一本發給全班同學。不再當班幹部，是陳老師為我好，我也能認識，但我心裏還有一個節：當了班幹部撤職，這在檔案上不是一個汙點嗎？說到這個節，後來人會感覺可笑，其實當時就這樣，人們注重政治，校長、老師常說“表現不好，入到檔案裏帶你一輩子”的話。陳老師沒說過，沒想到這一層，沒能給我說明這一點，我也沒爽快的答應，這件事也沒隨即落實。如果當時落實了，以後我受的傷害可能會小一點。就在這時候，也就是1965年春天、上五年級的第二個學期，陳老師突然調走了，接替他的是呂桂子老師。呂桂子30多歲，高挑個，戴著副近視眼鏡，給人說話、講課總是推推眼鏡、揉揉鼻子，很謙恭的樣子；一張嘴則：“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又很自信很肯定的樣子。陳老師沒向呂桂子交代，我也沒主動給呂老師說，這個生活委員又當下去了。呂風珍和呂桂子是同村同宗兄弟，呂風珍擠對我更加有恃無恐，我值日的自習課更亂，呂桂子逐漸對我有了看法。學校的校長是林懷勤，他兒子林保立和我同班。林保立在班內橫撐，他看到這麽多人給我攪，便故意把我的書弄到地上踩髒，和我打架。呂桂子不管，林懷勤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裏，叫我在他辦公室裏站了兩節課，課間，他兒林保立來到他的辦公室，他從他的辦公桌裏抓出花生，和他兒子慢慢剝食，就叫我看著，不批評我，也不理睬我。這之後，又因我自己調皮做了一件錯事：班內有一個姓古的女同學，她爸爸在城裏商店賣顏料。一天午飯後，同學們盛鹹菜的瓶瓶罐罐就在課桌上放著，同學們都在胡亂模仿，我模仿起賣顏料來，古同學把我告到了呂桂子那裏，呂桂子把我狠批了一頓。當時同學間有不說話的現象，其實相互並無隔閡，多因幾句話不投機不好意思再張口說話，我有三個，包括林保立。呂桂子要求三天內都要解決這個問題。結果我沒能解決。呂桂子便在班會上講我鬧不團結。到了六年級初，擠對我的同學到了起哄的地步，收交夥食費，幾個同學本來沒交硬說交了，夥食帳對不起來。校裏管夥食的王老師看清了這個情況，很是同情，對我說：“他當學生時也遭遇過類似情形，小學班幹部無所謂，別再幹了。”我辭掉了班幹部，生活委員換上了林保立。這一係列的事情給了我不小的精神壓力，在學校裏我再也高興不起來，學習無心似的，因事請假不到校、早退也多起來。期末的某天班會，呂桂子突然講：“張學新學習雖好，但是隻專不紅，是修正主義苗子，不是無產階級的接班人”這以後，他隔三差五講一次，一講講了一年多，我成了他進行又紅又專教育的反麵典型、活靶子。我至今想不通，他為什麽要給一個小學生戴這麽一頂大帽子。我承受不了這反反複複的折磨，在學校不願再和任何人說話，我象一塊木頭一樣的沉默了。1965年初春的某天吃早飯時，負責分湯的林保立故意把熱麵湯澆到我的手上，燙起一片水泡，我真想把那碗湯波到林保立臉上，可我到底沒那個膽量和狠心，沒那樣做。我去找呂桂子，呂說：“什麽啊你，狗吃糖稀滴滴答答。。。。。。”不予理睬。我去找林懷勤，林護著他兒嚷我。我的心裏隻有無奈的恨。說我隻專不紅，不是學習好嗎，我不學了，上課了，就在那兒坐著，似聽似不聽，作業也敷衍了事。我的情緒變的焦躁，加上呂桂子經常的點名批評，和我交往的同學愈來愈少，全班40多個學生，臨畢業時10多個人不和我說話，我被孤立了，想想剛入校時的情景，我心裏非常苦惱，少年渴望朋友，渴望友誼，怨天尤人也自責，但無力改變現狀，我由沉默變得沉鬱。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批判走資派，老師先行動，一個老師指著林懷勤的鼻子曆數他道德敗壞、貪汙校款。。。。。。。看著林懷勤垂頭喪氣的樣子，我真高興。呂桂子是劉窪文革的頭，小學生的活動都由老師掌控著，呂桂子講：要團結95％的老師和同學，我這個被他當作活靶子的修正主義苗子當然是那個5％了，我也沒參加紅衛兵組織。因文革初中暫停招生，我們這個畢業班下半年開始學初中一年級的課程，課堂上我是修正主義苗子的話他講得更加頻繁。1967年上半年，學校已上不成課，多數學生不再去校上學，我也開始在村參加生產隊勞動。我父親還是在西湖窯場，母親不能幹活，分配缺工分，任憑別人說三道四，整日處在別人的鼻息底下。1968年夏，我在劉窪完小領迴了高小畢業證，結束了大約三個整年的高小生活，這以後，我走路不願經過劉窪村，成年後找對象拒絕劉窪村，劉窪在我腦海裏成了一片抹不去的黑影。
多少年過去了，我通過現代傳播媒體——電視知道了“校園暴力”這個名詞，我得以知道劉窪完小改變我性格的這些東西是校園暴力。我記得遭受孤立更甚的還有一個比我低一級的小男生，上學、放學和我走一條路，路上經過一個小溝渠，溝底有兩、三步寬的淺水，須墊些磚土才能過，同路的同學有20多人，多數同學走一條路，他卻自己另墊了一條路走，路上也不和別的同學說話，看來是有相當一部分同學不允許他和多數同學走一條路。我每當迴憶到這裏，總有些感慨和擔心：我的孩子遇到這些了嗎？是什麽造成了這些，誰能及早發現這些，以致避免或減少這些？
從學校到生產隊的擠壓改變著我的性格，也鍛煉著我的承受力，下麵這件事發生在1967年夏天。那時是文革兩派鬥爭最激烈的時候，我們村的農民也分成了兩派。我們村的9個小隊第一、二、三、四隊（住龍護源東頭）基本都是捍衛派，第五、六、七、八、九隊（住龍護源西頭）都是炮轟派，我們四隊也有一些思想傾向炮轟派的，但都不參加炮轟組織。一天晚上，西頭在縣城上中學的學生來東頭宣傳炮轟，東西頭的群眾在一塊嚷嚷了半夜，平常都相安無事。捍衛派的頭頭程四混就在我們四隊，她妹妹程五翠也是個小頭頭。一天下午，我和王守鎮一塊去生產隊玉米地鋤草，程五翠和也在捍衛派組織有點小職務的馮三華（女）等比我倆先到地裏，程五翠問我倆：“是當炮轟派去了吧，來這麽晚？”我們順口答：“嗯，炮轟去了。”程五翠又問：“管飯了嗎？管的啥飯？吃的啥好菜？”馮三華也參合著問。我們一一順口答：“管了，管的好飯，吃的饃饃吃的肉。”“給了你倆什麽官？”“你管不著。”就這麽翻纏著鬥嘴鬥了好一陣，沒有大吵大嚷，這一晌就過去了。晚飯後，我二叔家的姐姐月春神色慌張的跑到我家對我說：“你趕快跑吧！他們集合了人要鬥你哩。”我問清了是怎麽迴事，原來是程四混、程五翠、馮三華他們，因為白天鬥嘴的事。我問月春姐：是鬥我和守鎮兩個還是鬥我自己？她說她聽說的就我自己。我心裏一沉，他們是撐勁撐慣了，咱是受氣受慣了，來就來吧！程四混的父親當過農會長，到了他這裏還有些餘威。我想我要是跑了，他們就會到處找我，驚嚇我母親，就那麽一點事，他們能把我怎麽著？我打算就到他們集合的地方去，不用他們來喊來找。我告訴月春姐：“不要告訴你大娘，我去，我不跑，沒大事。”我走到我家房後的路上，他們喊我的人已經來了，於是跟著來喊我的人向集合的會場走去。在路上我就想：一定要站在一個顯眼的地方，眾目睽睽之下他們無法下手打我。他們的集合點就在小隊牲口棚前麵，是以往小隊開群眾會的地方，東側有一個碾米的大碾子，碾盤高出地麵二尺多。我一到集合點就上了碾盤，倚靠在碾滾上。會場上有五、六十個人，有我們本隊的，也有二隊、三隊的，有他們集合的人，也有看熱鬧的。我俯視著他們嘀嘀咕咕象對待強大敵人的樣子，想起了毛主席《西江月。井岡山》裏的兩句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我蔑視他們。程四混20周歲，中等個頭，瘦削的長臉，留著長分頭，頭發在他眼眉的一側斜罩下來。他使勁擺了兩下頭，露全了瞪唬著的兩隻小眼睛，開始問話了：“你知道喊你來揍啥不？”我答：“不知道。”
“想想你白天幹啥來？”
“在地裏幹活。”
“幹活時你淨說的啥？”
“我記這幹啥？不記得。”
“你說你炮轟去了！你說你吃的饃饃吃的肉，你敢說你沒說！”程五翠、馮三華搶過來問。程五翠17周歲，瓜子臉，杏仁眼，炸轟著頭發，滿臉粉刺疙瘩，沙啞嗓子，外號五瘋子。馮三華18周歲，長得頭圓、腰圓、身子圓，發出的聲音又直又尖。我說：“我說了，怎麽著？”
“還敢抬，你說了就不行！”程四混聲色俱厲。
“我因為不敢抬才說的，她兩個說我去炮轟，吃的好飯，我敢說不是？”我迴答的聲音很平緩。
“你說你為啥炮轟！啥觀點？”程四混問。
“我不炮轟，我也不捍衛！”我的聲音有點高。
“你不承認炮轟行！……”他感覺已經降服了我，一時不知該怎樣向下進行。他向旁邊瞧了瞧，又擺了一下頭問：“你說你吃饃饃吃肉，那是地主的生活，你是地主？”
“俺家是下中農。”我說。
“誰說你家是下中農？那是後改的，你家是中農！”
“毛主席說叫你鬥中農？”
“毛主席沒說鬥中農，鬥你是你不老實！”
我不吱聲。
這時程四混喊來的人紛紛在議論：怎麽扯到這裏來了？扯遠了……。他們要參加和看到的是象城裏學生那樣唇槍舌劍的辯論，他們感到很無聊、很失望。這時程四混問我：“你說怎麽著吧！”我說：“你喊我來，我知道你想怎麽著？”程四混吭吭了兩聲說：“我想怎麽著？對你——那是現成的！以後老實點！”於是他宣告這個場麵結束，叫我退場，從開始到結束不過半個小時。我從碾盤上下來，我奶奶一把抓住了我，我真不知道她老人家啥時來的，她是小腳，已經70歲的年紀。這時我還看到了我們家族中我叫大爺爺的一個人、我的二叔也在碾盤前麵。在我奶奶旁邊，是月春姐和我的妹妹，月春和我同歲，我妹妹11周歲。奶奶拉著我往家走，不時的用手擦眼睛。我知道奶奶在掉淚，鼻子也一陣發酸，我沒讓眼淚掉下來，昂著頭走迴家去。這以後的幾天裏，母親對我說：“下地幹活能去就去，不願去就散。”看來我母親還是知道了這件事。
家鄉不能使我快樂，我要擺脫這憋屈的生活，尋找一個能大口喘氣的天地。我相繼參加了1967、1968年底的征兵體檢，於1969年三月應征入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