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寫了“宋彥芳沒x”
我們村的小學校就在村中央，離我們家100米，有一、二、三、四四個年級，村內的小學生都是自己上學迴家。由於我上過學前班，一年級學習成績就不錯，也許正因為此，有了第一次使腦子受刺激的委屈。第一任老師姓王，是個女的，現在還記得他教我們唱“清淩淩的水來，藍瑩瑩的天……”春天帶著我們種蓖麻，很好。快升二年級了，卻換了一個姓宋的女老師，宋老師不到30歲，中等個，頭發有些卷，第一堂課先自我介紹，她在黑板上寫了 “宋彥芳”三個字，說：“我姓宋，叫宋彥芳。”幾天後，選三好學生，應該是星期六上午。我因學習較好，得了一些票，但不夠多，沒選上。星期天不上課，星期一上課鈴響了才開教室門，同學們擁進教室，就看見黑板上方一行“宋彥芳沒爹”五個大粉筆字，同學們坐下就開始左顧右盼、交頭接耳，猜測是誰寫的。宋彥芳用教杆敲著桌子夾雜著罵講了一通誰寫的要趕快承認、不承認不行的話，然後叫同學們投票看是誰寫的。收完票，她把我叫到了黑板前，叫我在黑板上寫宋彥芳沒爹五個字，我在黑板上寫，小同學們嘰嘰喳喳的在教室裏議論，我比照著上麵的宋彥芳沒爹寫完了宋彥芳三個字，就叫我迴到了我座位上站著，站到下課，又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裏，威逼著我要我承認，不承認就在教室裏呆著，放學也不讓迴家，直到下午上學早的同學來了才叫我迴去。事情原來是這樣：星期天下午老師開會，會後她到教室去，看到了寫她沒爹的那行字。趙潘氏家在學校旁邊住，她向宋彥芳提供，說我在上午往學校去過。就憑這些，她斷定是我寫的，硬逼著我承認。迴到家我就躺倒，飯也不願吃。因為母親有病，從小我就不願把委屈告訴母親，但在母親問我有什麽事的時候，我還是哭了，告訴母親不是我寫的。母親勸慰我吃飯，勸慰我下午照樣去上學。下午我又在教室裏站了一晌。晚飯前，母親問父親是怎麽迴事，父親說：“不是他，怎麽不賴別人啊！”父親什麽也沒向我說。此後的幾天，上學似乎比死都難，或叫我在教室裏站著，或叫我在她辦公室裏站著，我真不想上了，整天沒精打采，悶著頭不想說話，我想死。可我怕母親擔心生病，硬著頭皮熬了一個星期，下個星期一在校園開校會，校主任點了幾個壞學生的名，並叫他們到隊列前亮相。沒點我的名，這件事從此就過去了。但它對我的傷害卻使我牢記終生。
“報告，遲到，開除，不要！”
上二年級的第一個老師姓胥，在二年級裏，胥老師因誤解使另一個同學蒙受了像我一樣的委屈，影響了他的一生。這個同學姓陳，比我大兩歲，因為年齡大，一上學就插班上二年級，插班幾天後的一個上午，他遲到了，遲到進教室要喊報告，他卻興衝衝的喊了一聲：“遲到！”滿教室的同學哄堂大笑，胥老師正講著課，迴過臉來，一腳把他踹到了前麵同學的桌子上，把他拎出了教室，把他的課桌扔出了教室。後來的幾天，他的家長幾次找胥老師說好話，那種可憐相，就差給胥老師跪下了，如果答應他的請求，胥老師叫他下跪他會下跪。可胥老師到底也沒允許他來上學。他挺精明的樣子，可惜這一輩子也沒再能上學。我總以為陳同學不是故意搗蛋，是胥老師誤解了陳同學，剛去學校沒幾天的農村孩子知道報告、遲到是什麽意思嗎？但都會說：報告、遲到、開除、不要！或許陳同學慌張，把報告喊成了遲到。
二年級的第二個老師姓侯，侯老師時又發生了和上次委屈相類似的事：校園裏有棵棗樹，樹上結了一些棗，下午第一節課後，有同學用磚頭、瓦片投棗。上完第二節課，侯老師和我單獨談話，說投棗時把旁邊一個孩子的頭投破了，現在找到學校，有人看見了是我投的，要我承認，先是硬逼，後又軟勸，那軟勸的功夫真高，我心裏直想說：“行了，就是我。”但我到底沒這樣說。這件事同樣使我懊惱：村裏的人、老師為什麽一再把屎盆子扣到我的頭上？是，我是做過調皮惡作劇的事：我和我的小夥伴曾把高粱秸稈裝到空香煙盒裏，扔到供銷社門口；在路邊用小鏟子挖過小陷坑。可它和侮罵老師是兩迴事，誰家的孩子沒有調皮的事啊？我憎恨村裏那些嚼舌頭使壞的人。
挨餓的歲月
我上一年級、二年級的1959、1960年是國家經濟最困難的時期，也是我記憶中饑餓難熬的歲月。我記得很清楚，我哥哥在春天的星期天領著我到上年的地瓜地裏挖爛地瓜，地瓜雖已變質，但不苦，曬幹後可磨麵吃。哥哥很能，他的鐵鍁好像有眼，別的大人挖不到，他一會就挖好幾塊，他挖我撿，挖一天能吃兩三天。地裏的爛地瓜畢竟有限，人們充饑的主要還是穀糠、野菜、榆樹皮、榆葉、槐葉、榆錢、槐花、楊花。村裏的樹葉勒光了，便到村外去勒。也是那年春天，我倆把鐮刀綁到一個大葵花杆上去村南的公路上削槐樹枝，勒下槐葉蒸吃。槐枝還沒削下，公路上來了一個穿製服的工作人員，他騎著輛自行車突然在我倆跟前停下，摔壞了我們的葵花杆，搶了我們的鐮刀夾在自行車上，跑了。在他做這些的時候，哥哥掛著哭腔向他乞求不要拿走我們的鐮刀，人家根本不聽，看著哥哥的樣子我直想笑。那年春天，樹上沒有嫩樹葉，地裏能吃的野菜出來就被挖光，誰家吃的菜團團外麵能滾上一層麵，誰家算好過。吃穀糠大便解不下來，就用鐵絲往外掏，大人給孩子掏，孩子也給大人掏。我飯量大，一頓吃三個菜團子，父、母親給我定量，不要再多吃。挨餓親情薄，外祖父到我家，臨近中午被我父親攆走了，母親把外祖父送出大門，哭了。我家有我父親每月大概18斤或者20幾斤的供應，生活算比較好的。鄰居家的孩子王守鎮比我大三歲，弟弟和我同歲，母親在弟弟四歲時去世，他父親不會給孩子弄吃的，小哥倆撿到什麽吃什麽。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倆在地裏扒黑豆種吃。為防止人們扒種子吃，那兩年下種前都用大糞拌種，黑豆就種在村旁的棗樹行子裏。好半天功夫，他們扒了十幾粒黑豆，他有一個破鐵皮罐頭盒，把黑豆放在罐頭盒裏，用坑水淘了，再添上坑水，我同他們一起撿來幾小把柴禾，在一個沒人的牆根底下點火煮起來，煮好把水倒掉，我們三個圍著罐頭盒分黑豆吃，守鎮很仁義，總是他弟弟一顆、我一顆，他才吃一顆，他倆都穿的又髒又破，長長的脖子小腦瓜，我們三個圍在一起象三個剛孵出的張嘴接食的小麻雀。黑豆很好吃，現在我還能迴憶出那黑豆的滋味、感覺小夥伴在困苦中相讓的溫馨。
1961年，上邊給了救濟糧，情形好一點，但人們還是主要靠野菜樹皮過日子，種地時都偷吃糧食種子，為不讓小孩子偷吃，就把小孩子攆的遠遠的。麥收過後種玉米，玉米種布袋就放在靠近大豬場的地頭，我們拔草的十來個孩子湊沒人跑了過去，大膽的抓了一把，小膽的抓了半把，但還是被生產隊長看見了，生產隊長叫紀相成，40來歲，當兵打仗負過傷，他邊向這邊跑邊嚷：“都別動，誰動砸死誰！”我們都沒敢動，玉米種有的還攥在手裏，有的悄悄仍掉了，我好像扔掉了。他跑過來眼瞪著我們惡狠狠的問： “誰抓了，拿出來！誰扔了，說！”張福月老實，嚇得渾身發抖，把手伸出來，哆哆嗦嗦的說：“我、我就拿了這兩個個……”紀隊長過去，一拳把他打在地上……侯記雨轉身要跑，被紀隊長一把抓在手裏扔出十幾米遠……兩年後，紀隊長因打人致傷殘被判刑。
第一次包產到戶
1961年夏天，我父親從教育上下放了，迴到本村生產隊勞動。也就是那時，生產隊的地多半實行包產到戶。我記得我跟著我父親去地裏撒胡蘿卜，也記得秋天收胡蘿卜的情景：許多胡蘿卜都一尺多長，人們高興的說：“今年冬天不再挨餓了。”地瓜也是包產的，從地裏刨出後直接拉迴家，那年是澇年，地瓜長的不好，高粱不錯，但都是在水裏泥裏往家收。那年秋季的澇災在我們陽穀縣曆史上是罕見的，西部、南部重災區多數莊稼地裏的積水達1尺、2尺深，長時期不退。據陽穀縣縣誌記載：“（1961年）秋，澇災嚴重，……其中絕產51.8萬畝，占糧田總麵積的90％……全縣人均占有糧食91斤。”那有收成的 10％的糧田就在靠近陽穀城的城南城東一帶，其中有我們龍護源村。這一帶地勢高亢，沙壤土，怕旱不怕澇。已經被饑餓煎熬了兩年多的的人們，拿什麽再去支撐當年冬天、下年春天的歲月呢？這也就使全縣100％的人都盯上了這10％的莊稼地。農曆8月初，許多莊稼還沒完全成熟，城西部、南部的農民在晚上就來哄搶地裏的莊稼了，他們幾十人、上百人成群結隊，拿著鐵鍁，背著簍、筐、布袋。為防止哄搶，我們這一帶的人采取了兩個辦法：一是及早收獲，一是組織人力堵截。那時我們村西有一條南北走向的河，河很寬，水也很深，村西南的大橋是西部農民來哄搶莊稼的必經之路，那座橋就是堵截的焦點。一天晚上，我父親受大隊指派前去堵截，不到半夜他就氣喘籲籲的迴來了，他說：“來搶莊稼的人黑壓壓的，不知有幾百人，我們擋不住……不敢擋，我們朝天放了槍，他們倒都衝過來了……”父親是個膽小的人，說話時心裏還在害怕。第二天，奶奶和母親議論起這件事，不停的慨歎：“虎惡狼惡沒有挨餓惡啊！……”我的頭嗡嗡作響。
1962年也是澇年，澇災比1961年輕，但在我們龍護源村則是上好的年景，我記得第二年春天我家還存放著許多沒脫粒的高粱穗。全縣農民的生活普遍有好轉。1963、64、65年農民則都可以每年吃上幾個月的白麵，我印象中這幾年是1980年農村改革前農民最好過的時期。
父親的處世哲學
我們龍護源村有九個生產隊，我們家是四隊，我父親下放後先在一隊當了一年多會計，後迴到了本生產隊勞動。在生產隊幹活，他總是落在後麵，沒少挨隊長批。1963年他通過關係到西湖公社磚窯當保管，在磚窯賣磚。父親出村掙錢，受到本生產隊勞力的反對，他們認為我家參加生產隊分配的幾口人都是由他們養活著。父親在生產隊時是一個腰杆挺不直的社員，他離開了生產隊，家庭更受歧視：生產隊分菜，會計、保管給有頭有臉的人家挑好的，到了我家便是小的、爛的；在地裏分柴、分地瓜，生產隊的車子要排到最後用。我姐姐在城裏上高中，放假開學時要在生產隊寫一個反映在家勞動情況的鑒定，隊長程二竟說參加勞動少，不叫會計給寫，氣的我姐姐直哭。為多掙一點工分，星期天、假期我都參加生產隊的勞動。小孩子在生產隊幹活，幹的不好，別人家的大人有麵子，一遮掩就過去了；我不行，稍不留意，領著幹活的小隊幹部說訓就訓，有時還要踢你一腳，揍你一拳。更讓人難受的是那些雜七雜八的話：一次我跟著程二栽樹，程二當著我的麵對另一個人說：“我不能象我大哥（指我父親），一家人叫人家養著！”一次我跟一群人在一塊砸糞，我父親迴村從那裏過，他掏出煙來給在場的成年人抽。他走後，有的人當著我的麵就譏笑接我父親煙的人“沒出息”、“沒抽過煙”。父親是孩子的保護神，是孩子心中的山啊！我的心裏空落落的，非常憋屈。
那個年代是講階級成分和家庭出身的，我家是下中農，大人沒有曆史問題，家庭沒有不好的社會關係，1963年搞“四清”，1964年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都說依靠貧下中農，我們是依靠的對象。我忍受不了別人的數落，接受不了生產隊的另眼看待，不少和人爭吵。我父親對這些的處理是給我講一篇古文：“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我聽不懂他說的每一句話，但隱約知道是 “忍”的意思，上大學後我才知道他講的是蘇軾的《留候論》。聽母親說：我們家老輩子就受氣。祖父、祖母都長的很矮小，祖父在我父親年輕時（1945年前後）就去世了，我們這一輩的弟兄們都沒見過他，生產隊裏還有人喊他的外號，嘰笑我們。爺爺奶奶生了四個兒子、一個姑娘，父親是長子。二叔、四叔長的象祖父，很矮，四叔十六、七歲時和人打架生氣病死。爺爺、奶奶過日子很勤儉、吝嗇，曾祖父去世發喪，祖父用辣椒泡水摻到待客的酒裏，任人指責。他們置到7、8 畝地，有牛有犁，過著勉強維持溫飽的生活，是一塊名副其實的“弱肉”。為人處世逆來順受，供養父親、三叔上學。爺爺去世時，父親隻有20來歲，那還是解放前，他不得不處處小心謹慎，秉承著一代代“老實人常在”、“受氣人常在”“能忍者自安”的格言。慢慢形成了一種對外邊的欺侮畏怯以致逃避的習慣性做法。這種習慣、這種性格對權力中人表現的尤為突出，生產隊的小隊長、小組長他也不敢頂撞。能忍往往也不得安，父親從1945年陽穀解放就教學，建國後一直是優秀教師，到了1958年初反右，別人以他的名義寫了大字報，他成了右派疑似分子。雖後來甄別，但餘悸不除，他成了一個害怕樹葉砸頭的人。忍辱求生對父親來說或許是對的，對小孩子講《留侯論》，講透了，領會了，也沒什麽不好。可他隻是反複吟誦，我那聽得懂？再加我看到的他不象人家的大人那樣自強、為家人撐腰，對外隨聲附和，對老婆孩子則要擺絕對權威的架子，講什麽：“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越聽越不能忍，他的教誨產生了逆反作用。新社會，我們是國家的主人，為什麽要受氣！我性格中的反叛因素在增長，好著急而沒有耐性。生產小隊的幹部、學校裏的老師都說我怪。由於那時的“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反複提依靠貧下中農，加上書本上、社會上學黃繼光、邱少雲、雷鋒等英雄模範的教育，也使我國家主人的意識、英雄的意識在滋生。而這兩種意識又派生著有恃無恐和倔強。
母親說我象個小大人
母親比我大36歲。母親嫁到張家來時17歲，父親14歲，奶奶30多歲。二嬸子比我母親晚來4年，那時奶奶40來歲。奶奶這個年輕的婆婆當的很板正、很刻薄，冬天，兒媳婦要每早給她請安、端尿盆，做好早飯給她烤棉衣請她起床。一家人吃兩樣飯，奶奶、爺爺、父親、叔叔、姑姑一樣飯，母親、嬸子一樣飯，母親、嬸子隻有在大年初一中午能吃上一個饃饃、幾片絮絮泡泡的豬肉，喝一碗綠豆麵丸子。吃不好，活不少，麥、秋場裏的活，洗衣、做飯等整個家務活都是她倆的。許幹活，不許生病，我母親左手中指長了個癤子，生生化膿把第一節手指爛掉，不給出錢看。我二嬸子左耳後上側長瘡，流出的膿滴到耳後、後肩，耳後、後肩也發炎糜爛，不但不給看，還要把她攆迴娘家去。最後的治愈，都是娘家出的錢。每逢說到這些，我母親都兩眼含淚；我二嬸子說到這些，則氣的臉色發黃。我母親、二嬸子對我奶奶的評價也是公正的，說我奶奶就是死會過，孬氣，個人也不浪費。她們在惱恨婆婆的同時，也惱恨個人的男人……
父親在西湖公社窯場時，平常吃住都不迴家，姐姐在縣城上高中，哥哥在縣城上初中，都住校，星期天才迴家。平時母親犯了病，給母親請醫生拿藥都是我。姐姐、哥哥星期天迴家看到母親犯病難受的樣子，都圍在母親炕上哭，我不哭，因為我習慣了。有時我還要晚上到鄰村嶽莊請醫生拿藥，去時慌慌張張不害怕，迴來時出村一片黑，真是不敢挪步。當中經過一大片窪地，人們說當年八路軍打陽穀城，打死的人用大車拉來就埋在這片窪地裏。這片窪地又是扔棄死孩子的地方，以前，我在這裏看見過用一塊破布或一片破席包卷的死嬰。走到那裏，我經常走出一小段又拐了迴去，要不個人閉住唿吸啥也不想了，一口氣跑迴家……嶽莊村離我們村雖隻有一裏多地，都是平路，但它對我的威脅無異於成年人麵對上百裏的深山老林。母親有時飯也不能做，放學後我就在母親的指導下燒火做飯，所以，我十多歲就學會了和麵蒸饅頭、蒸窩窩，做一般的家常飯。母親說我象個小大人，家裏家外的忙，蒸的饅頭、窩窩比她做的都好吃。
渴慕清官、好幹部
我很愛聽瞎子說書，我們村東有一個叫孫連河的盲人，每年夏收過後就來我們四隊說唱幾夜，他的報酬是各家送的飯湯和幹糧，地點就在牲口棚前的大碾子旁邊。他的聲音很好聽，特別是那拖腔一“嗯～嗯～”，你就好象到了雲端裏；他的三弦能模仿鑼鼓等各種樂器的聲音，鑼鼓一響，戲便開始了。他說唱的大書是《拿卞三》、《劉公案》，他常說的小段有《包公案》、《海瑞上書》、《侯二愚爬堂》，我為書中主人翁的事跡所感到，我渴慕那些匡扶正義、體貼民情、為民請命的清官。說唱中的海瑞、小學課文裏的海瑞都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城裏新華書店有《海瑞》小畫冊，我給母親要了2角2分錢買了迴來，翻來複去的翻看，這是我買的第一本課外讀物。《侯二愚爬堂》說的是是清朝後期連年災荒、民不聊生，某年，清政府頒詔減免重災區山東西部農民的賦稅。可是，陽穀縣的地方官匿詔照征，我們龍護源村一個略顯口吃的窮苦農民侯二愚串聯四鄉農民，抗稅不交，被打入監牢，遭受酷刑。其他農民為侯二愚伸冤，秘密上告。巡撫官開監重審侯二愚，侯二愚披枷戴鎖爬上公堂為眾鄉鄰訴說不公，當地農民的賦稅得到減免，陽穀縣的地方官受到懲處。大人們說：“地方梆子戲也有《侯二愚爬堂》”我欽佩侯二愚，更為我們村有這麽一位英雄而自豪。
四清運動開始了，幾個大隊幹部痛哭流涕的在群眾大會上作檢查：說自己沒很好的為群眾服務，好吃好喝，並推出自家的自行車、抱出家裏的被子退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了，縣裏、公社裏的幹部下村和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縣長叢樹鑫下到西湖區新莊村幫社員收麥，中午和社員一起枕塊土坯在地頭樹下休息。這些我把它寫在周記裏。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是共產黨的為人民鞠躬盡瘁的好幹部，我把他的照片珍藏在書本裏。
意想不到的領獎
我上了兩個四年級，第一個四年級的老師姓嶽。嶽老師對我的作文常常有：“語句通順，層次清楚，內容完整、想象力豐富”的批語，學校之間作業檢查評比，我的作文都是放在上邊。我的腦子並不好使，想不到我的作文會那麽好，現在想來，可能是太多的委屈和坎坷促進了我對事理的思索。碰巧我也能寫幾句押韻的小詩歌，學校排演文藝節目都有我。下麵的一首小詩歌、一首小歌詞反映了當時的水平。
詩歌《我的願望》
“人和人不同，各懷願望在心中，我的願望保祖國，扛槍禦外侮，舍生保和平。”
歌詞《貧農下中農一心向著黨》
“貧農下中農，一心向著黨，就象那向陽的葵花，向著太陽跟著太陽，人民公社是葵花茁壯生長的沃土，黨是不落的太陽。”
姐姐、哥哥都是學習成績挺優秀的學生，他們誇我說會比他們行，我也做過長大當詩人當作家的夢。1963年夏應該考五年級了，可是嶽老師叫我們全班蹲班，失去了文革前考初中的機會。第二個四年級又換了姓侯的老師。我感覺我在學校不少打架，自認為在老師眼裏不是多好的學生。一天，我和表現和我類似的另一個同學找到侯老師，說我們以後要如何表現，不說話、不調皮，侯老師隻對我們笑了笑，意思好像他並不喜歡那種挺老實的學生。
快到 “六、一”了，我準備的文藝節目是快書《大方人》，內容是諷刺一個人對集體大方對個人小氣的小故事，說快書也沒有月牙板，就是拿著一大一小的兩個竹板邊打邊唱。去學區公演前，先在本校預演，我說唱完後，同學們一個勁鼓掌，要再來一個，我哪裏有？竟打著竹板順口唱了這麽幾句：“感謝大家的鼓勵，我肚裏空，沒東西，今天隻能到這裏，下麵還有好節目，要聽就聽他們的。”同學們感覺我了不起。
那年“六、一”，劉窪學區六個小學校的學生都去劉窪過兒童節，學區演完文藝節目給三好學生頒獎，我是我們小學唯一上台領獎的學生，我很感意外，全校近百名學生為什麽把這唯一的獎狀給了我？那年夏天我在劉窪完小考上了五年級，開始了劉窪三年的高小生活。同樣是那年，我的姐姐考上了大學，是我們村的第一個大學生，我哥哥考上了高中。
我們村的小學校就在村中央，離我們家100米，有一、二、三、四四個年級，村內的小學生都是自己上學迴家。由於我上過學前班，一年級學習成績就不錯，也許正因為此，有了第一次使腦子受刺激的委屈。第一任老師姓王，是個女的，現在還記得他教我們唱“清淩淩的水來，藍瑩瑩的天……”春天帶著我們種蓖麻，很好。快升二年級了，卻換了一個姓宋的女老師，宋老師不到30歲，中等個，頭發有些卷，第一堂課先自我介紹，她在黑板上寫了 “宋彥芳”三個字，說：“我姓宋，叫宋彥芳。”幾天後，選三好學生，應該是星期六上午。我因學習較好，得了一些票，但不夠多，沒選上。星期天不上課，星期一上課鈴響了才開教室門，同學們擁進教室，就看見黑板上方一行“宋彥芳沒爹”五個大粉筆字，同學們坐下就開始左顧右盼、交頭接耳，猜測是誰寫的。宋彥芳用教杆敲著桌子夾雜著罵講了一通誰寫的要趕快承認、不承認不行的話，然後叫同學們投票看是誰寫的。收完票，她把我叫到了黑板前，叫我在黑板上寫宋彥芳沒爹五個字，我在黑板上寫，小同學們嘰嘰喳喳的在教室裏議論，我比照著上麵的宋彥芳沒爹寫完了宋彥芳三個字，就叫我迴到了我座位上站著，站到下課，又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裏，威逼著我要我承認，不承認就在教室裏呆著，放學也不讓迴家，直到下午上學早的同學來了才叫我迴去。事情原來是這樣：星期天下午老師開會，會後她到教室去，看到了寫她沒爹的那行字。趙潘氏家在學校旁邊住，她向宋彥芳提供，說我在上午往學校去過。就憑這些，她斷定是我寫的，硬逼著我承認。迴到家我就躺倒，飯也不願吃。因為母親有病，從小我就不願把委屈告訴母親，但在母親問我有什麽事的時候，我還是哭了，告訴母親不是我寫的。母親勸慰我吃飯，勸慰我下午照樣去上學。下午我又在教室裏站了一晌。晚飯前，母親問父親是怎麽迴事，父親說：“不是他，怎麽不賴別人啊！”父親什麽也沒向我說。此後的幾天，上學似乎比死都難，或叫我在教室裏站著，或叫我在她辦公室裏站著，我真不想上了，整天沒精打采，悶著頭不想說話，我想死。可我怕母親擔心生病，硬著頭皮熬了一個星期，下個星期一在校園開校會，校主任點了幾個壞學生的名，並叫他們到隊列前亮相。沒點我的名，這件事從此就過去了。但它對我的傷害卻使我牢記終生。
“報告，遲到，開除，不要！”
上二年級的第一個老師姓胥，在二年級裏，胥老師因誤解使另一個同學蒙受了像我一樣的委屈，影響了他的一生。這個同學姓陳，比我大兩歲，因為年齡大，一上學就插班上二年級，插班幾天後的一個上午，他遲到了，遲到進教室要喊報告，他卻興衝衝的喊了一聲：“遲到！”滿教室的同學哄堂大笑，胥老師正講著課，迴過臉來，一腳把他踹到了前麵同學的桌子上，把他拎出了教室，把他的課桌扔出了教室。後來的幾天，他的家長幾次找胥老師說好話，那種可憐相，就差給胥老師跪下了，如果答應他的請求，胥老師叫他下跪他會下跪。可胥老師到底也沒允許他來上學。他挺精明的樣子，可惜這一輩子也沒再能上學。我總以為陳同學不是故意搗蛋，是胥老師誤解了陳同學，剛去學校沒幾天的農村孩子知道報告、遲到是什麽意思嗎？但都會說：報告、遲到、開除、不要！或許陳同學慌張，把報告喊成了遲到。
二年級的第二個老師姓侯，侯老師時又發生了和上次委屈相類似的事：校園裏有棵棗樹，樹上結了一些棗，下午第一節課後，有同學用磚頭、瓦片投棗。上完第二節課，侯老師和我單獨談話，說投棗時把旁邊一個孩子的頭投破了，現在找到學校，有人看見了是我投的，要我承認，先是硬逼，後又軟勸，那軟勸的功夫真高，我心裏直想說：“行了，就是我。”但我到底沒這樣說。這件事同樣使我懊惱：村裏的人、老師為什麽一再把屎盆子扣到我的頭上？是，我是做過調皮惡作劇的事：我和我的小夥伴曾把高粱秸稈裝到空香煙盒裏，扔到供銷社門口；在路邊用小鏟子挖過小陷坑。可它和侮罵老師是兩迴事，誰家的孩子沒有調皮的事啊？我憎恨村裏那些嚼舌頭使壞的人。
挨餓的歲月
我上一年級、二年級的1959、1960年是國家經濟最困難的時期，也是我記憶中饑餓難熬的歲月。我記得很清楚，我哥哥在春天的星期天領著我到上年的地瓜地裏挖爛地瓜，地瓜雖已變質，但不苦，曬幹後可磨麵吃。哥哥很能，他的鐵鍁好像有眼，別的大人挖不到，他一會就挖好幾塊，他挖我撿，挖一天能吃兩三天。地裏的爛地瓜畢竟有限，人們充饑的主要還是穀糠、野菜、榆樹皮、榆葉、槐葉、榆錢、槐花、楊花。村裏的樹葉勒光了，便到村外去勒。也是那年春天，我倆把鐮刀綁到一個大葵花杆上去村南的公路上削槐樹枝，勒下槐葉蒸吃。槐枝還沒削下，公路上來了一個穿製服的工作人員，他騎著輛自行車突然在我倆跟前停下，摔壞了我們的葵花杆，搶了我們的鐮刀夾在自行車上，跑了。在他做這些的時候，哥哥掛著哭腔向他乞求不要拿走我們的鐮刀，人家根本不聽，看著哥哥的樣子我直想笑。那年春天，樹上沒有嫩樹葉，地裏能吃的野菜出來就被挖光，誰家吃的菜團團外麵能滾上一層麵，誰家算好過。吃穀糠大便解不下來，就用鐵絲往外掏，大人給孩子掏，孩子也給大人掏。我飯量大，一頓吃三個菜團子，父、母親給我定量，不要再多吃。挨餓親情薄，外祖父到我家，臨近中午被我父親攆走了，母親把外祖父送出大門，哭了。我家有我父親每月大概18斤或者20幾斤的供應，生活算比較好的。鄰居家的孩子王守鎮比我大三歲，弟弟和我同歲，母親在弟弟四歲時去世，他父親不會給孩子弄吃的，小哥倆撿到什麽吃什麽。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倆在地裏扒黑豆種吃。為防止人們扒種子吃，那兩年下種前都用大糞拌種，黑豆就種在村旁的棗樹行子裏。好半天功夫，他們扒了十幾粒黑豆，他有一個破鐵皮罐頭盒，把黑豆放在罐頭盒裏，用坑水淘了，再添上坑水，我同他們一起撿來幾小把柴禾，在一個沒人的牆根底下點火煮起來，煮好把水倒掉，我們三個圍著罐頭盒分黑豆吃，守鎮很仁義，總是他弟弟一顆、我一顆，他才吃一顆，他倆都穿的又髒又破，長長的脖子小腦瓜，我們三個圍在一起象三個剛孵出的張嘴接食的小麻雀。黑豆很好吃，現在我還能迴憶出那黑豆的滋味、感覺小夥伴在困苦中相讓的溫馨。
1961年，上邊給了救濟糧，情形好一點，但人們還是主要靠野菜樹皮過日子，種地時都偷吃糧食種子，為不讓小孩子偷吃，就把小孩子攆的遠遠的。麥收過後種玉米，玉米種布袋就放在靠近大豬場的地頭，我們拔草的十來個孩子湊沒人跑了過去，大膽的抓了一把，小膽的抓了半把，但還是被生產隊長看見了，生產隊長叫紀相成，40來歲，當兵打仗負過傷，他邊向這邊跑邊嚷：“都別動，誰動砸死誰！”我們都沒敢動，玉米種有的還攥在手裏，有的悄悄仍掉了，我好像扔掉了。他跑過來眼瞪著我們惡狠狠的問： “誰抓了，拿出來！誰扔了，說！”張福月老實，嚇得渾身發抖，把手伸出來，哆哆嗦嗦的說：“我、我就拿了這兩個個……”紀隊長過去，一拳把他打在地上……侯記雨轉身要跑，被紀隊長一把抓在手裏扔出十幾米遠……兩年後，紀隊長因打人致傷殘被判刑。
第一次包產到戶
1961年夏天，我父親從教育上下放了，迴到本村生產隊勞動。也就是那時，生產隊的地多半實行包產到戶。我記得我跟著我父親去地裏撒胡蘿卜，也記得秋天收胡蘿卜的情景：許多胡蘿卜都一尺多長，人們高興的說：“今年冬天不再挨餓了。”地瓜也是包產的，從地裏刨出後直接拉迴家，那年是澇年，地瓜長的不好，高粱不錯，但都是在水裏泥裏往家收。那年秋季的澇災在我們陽穀縣曆史上是罕見的，西部、南部重災區多數莊稼地裏的積水達1尺、2尺深，長時期不退。據陽穀縣縣誌記載：“（1961年）秋，澇災嚴重，……其中絕產51.8萬畝，占糧田總麵積的90％……全縣人均占有糧食91斤。”那有收成的 10％的糧田就在靠近陽穀城的城南城東一帶，其中有我們龍護源村。這一帶地勢高亢，沙壤土，怕旱不怕澇。已經被饑餓煎熬了兩年多的的人們，拿什麽再去支撐當年冬天、下年春天的歲月呢？這也就使全縣100％的人都盯上了這10％的莊稼地。農曆8月初，許多莊稼還沒完全成熟，城西部、南部的農民在晚上就來哄搶地裏的莊稼了，他們幾十人、上百人成群結隊，拿著鐵鍁，背著簍、筐、布袋。為防止哄搶，我們這一帶的人采取了兩個辦法：一是及早收獲，一是組織人力堵截。那時我們村西有一條南北走向的河，河很寬，水也很深，村西南的大橋是西部農民來哄搶莊稼的必經之路，那座橋就是堵截的焦點。一天晚上，我父親受大隊指派前去堵截，不到半夜他就氣喘籲籲的迴來了，他說：“來搶莊稼的人黑壓壓的，不知有幾百人，我們擋不住……不敢擋，我們朝天放了槍，他們倒都衝過來了……”父親是個膽小的人，說話時心裏還在害怕。第二天，奶奶和母親議論起這件事，不停的慨歎：“虎惡狼惡沒有挨餓惡啊！……”我的頭嗡嗡作響。
1962年也是澇年，澇災比1961年輕，但在我們龍護源村則是上好的年景，我記得第二年春天我家還存放著許多沒脫粒的高粱穗。全縣農民的生活普遍有好轉。1963、64、65年農民則都可以每年吃上幾個月的白麵，我印象中這幾年是1980年農村改革前農民最好過的時期。
父親的處世哲學
我們龍護源村有九個生產隊，我們家是四隊，我父親下放後先在一隊當了一年多會計，後迴到了本生產隊勞動。在生產隊幹活，他總是落在後麵，沒少挨隊長批。1963年他通過關係到西湖公社磚窯當保管，在磚窯賣磚。父親出村掙錢，受到本生產隊勞力的反對，他們認為我家參加生產隊分配的幾口人都是由他們養活著。父親在生產隊時是一個腰杆挺不直的社員，他離開了生產隊，家庭更受歧視：生產隊分菜，會計、保管給有頭有臉的人家挑好的，到了我家便是小的、爛的；在地裏分柴、分地瓜，生產隊的車子要排到最後用。我姐姐在城裏上高中，放假開學時要在生產隊寫一個反映在家勞動情況的鑒定，隊長程二竟說參加勞動少，不叫會計給寫，氣的我姐姐直哭。為多掙一點工分，星期天、假期我都參加生產隊的勞動。小孩子在生產隊幹活，幹的不好，別人家的大人有麵子，一遮掩就過去了；我不行，稍不留意，領著幹活的小隊幹部說訓就訓，有時還要踢你一腳，揍你一拳。更讓人難受的是那些雜七雜八的話：一次我跟著程二栽樹，程二當著我的麵對另一個人說：“我不能象我大哥（指我父親），一家人叫人家養著！”一次我跟一群人在一塊砸糞，我父親迴村從那裏過，他掏出煙來給在場的成年人抽。他走後，有的人當著我的麵就譏笑接我父親煙的人“沒出息”、“沒抽過煙”。父親是孩子的保護神，是孩子心中的山啊！我的心裏空落落的，非常憋屈。
那個年代是講階級成分和家庭出身的，我家是下中農，大人沒有曆史問題，家庭沒有不好的社會關係，1963年搞“四清”，1964年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都說依靠貧下中農，我們是依靠的對象。我忍受不了別人的數落，接受不了生產隊的另眼看待，不少和人爭吵。我父親對這些的處理是給我講一篇古文：“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我聽不懂他說的每一句話，但隱約知道是 “忍”的意思，上大學後我才知道他講的是蘇軾的《留候論》。聽母親說：我們家老輩子就受氣。祖父、祖母都長的很矮小，祖父在我父親年輕時（1945年前後）就去世了，我們這一輩的弟兄們都沒見過他，生產隊裏還有人喊他的外號，嘰笑我們。爺爺奶奶生了四個兒子、一個姑娘，父親是長子。二叔、四叔長的象祖父，很矮，四叔十六、七歲時和人打架生氣病死。爺爺、奶奶過日子很勤儉、吝嗇，曾祖父去世發喪，祖父用辣椒泡水摻到待客的酒裏，任人指責。他們置到7、8 畝地，有牛有犁，過著勉強維持溫飽的生活，是一塊名副其實的“弱肉”。為人處世逆來順受，供養父親、三叔上學。爺爺去世時，父親隻有20來歲，那還是解放前，他不得不處處小心謹慎，秉承著一代代“老實人常在”、“受氣人常在”“能忍者自安”的格言。慢慢形成了一種對外邊的欺侮畏怯以致逃避的習慣性做法。這種習慣、這種性格對權力中人表現的尤為突出，生產隊的小隊長、小組長他也不敢頂撞。能忍往往也不得安，父親從1945年陽穀解放就教學，建國後一直是優秀教師，到了1958年初反右，別人以他的名義寫了大字報，他成了右派疑似分子。雖後來甄別，但餘悸不除，他成了一個害怕樹葉砸頭的人。忍辱求生對父親來說或許是對的，對小孩子講《留侯論》，講透了，領會了，也沒什麽不好。可他隻是反複吟誦，我那聽得懂？再加我看到的他不象人家的大人那樣自強、為家人撐腰，對外隨聲附和，對老婆孩子則要擺絕對權威的架子，講什麽：“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越聽越不能忍，他的教誨產生了逆反作用。新社會，我們是國家的主人，為什麽要受氣！我性格中的反叛因素在增長，好著急而沒有耐性。生產小隊的幹部、學校裏的老師都說我怪。由於那時的“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反複提依靠貧下中農，加上書本上、社會上學黃繼光、邱少雲、雷鋒等英雄模範的教育，也使我國家主人的意識、英雄的意識在滋生。而這兩種意識又派生著有恃無恐和倔強。
母親說我象個小大人
母親比我大36歲。母親嫁到張家來時17歲，父親14歲，奶奶30多歲。二嬸子比我母親晚來4年，那時奶奶40來歲。奶奶這個年輕的婆婆當的很板正、很刻薄，冬天，兒媳婦要每早給她請安、端尿盆，做好早飯給她烤棉衣請她起床。一家人吃兩樣飯，奶奶、爺爺、父親、叔叔、姑姑一樣飯，母親、嬸子一樣飯，母親、嬸子隻有在大年初一中午能吃上一個饃饃、幾片絮絮泡泡的豬肉，喝一碗綠豆麵丸子。吃不好，活不少，麥、秋場裏的活，洗衣、做飯等整個家務活都是她倆的。許幹活，不許生病，我母親左手中指長了個癤子，生生化膿把第一節手指爛掉，不給出錢看。我二嬸子左耳後上側長瘡，流出的膿滴到耳後、後肩，耳後、後肩也發炎糜爛，不但不給看，還要把她攆迴娘家去。最後的治愈，都是娘家出的錢。每逢說到這些，我母親都兩眼含淚；我二嬸子說到這些，則氣的臉色發黃。我母親、二嬸子對我奶奶的評價也是公正的，說我奶奶就是死會過，孬氣，個人也不浪費。她們在惱恨婆婆的同時，也惱恨個人的男人……
父親在西湖公社窯場時，平常吃住都不迴家，姐姐在縣城上高中，哥哥在縣城上初中，都住校，星期天才迴家。平時母親犯了病，給母親請醫生拿藥都是我。姐姐、哥哥星期天迴家看到母親犯病難受的樣子，都圍在母親炕上哭，我不哭，因為我習慣了。有時我還要晚上到鄰村嶽莊請醫生拿藥，去時慌慌張張不害怕，迴來時出村一片黑，真是不敢挪步。當中經過一大片窪地，人們說當年八路軍打陽穀城，打死的人用大車拉來就埋在這片窪地裏。這片窪地又是扔棄死孩子的地方，以前，我在這裏看見過用一塊破布或一片破席包卷的死嬰。走到那裏，我經常走出一小段又拐了迴去，要不個人閉住唿吸啥也不想了，一口氣跑迴家……嶽莊村離我們村雖隻有一裏多地，都是平路，但它對我的威脅無異於成年人麵對上百裏的深山老林。母親有時飯也不能做，放學後我就在母親的指導下燒火做飯，所以，我十多歲就學會了和麵蒸饅頭、蒸窩窩，做一般的家常飯。母親說我象個小大人，家裏家外的忙，蒸的饅頭、窩窩比她做的都好吃。
渴慕清官、好幹部
我很愛聽瞎子說書，我們村東有一個叫孫連河的盲人，每年夏收過後就來我們四隊說唱幾夜，他的報酬是各家送的飯湯和幹糧，地點就在牲口棚前的大碾子旁邊。他的聲音很好聽，特別是那拖腔一“嗯～嗯～”，你就好象到了雲端裏；他的三弦能模仿鑼鼓等各種樂器的聲音，鑼鼓一響，戲便開始了。他說唱的大書是《拿卞三》、《劉公案》，他常說的小段有《包公案》、《海瑞上書》、《侯二愚爬堂》，我為書中主人翁的事跡所感到，我渴慕那些匡扶正義、體貼民情、為民請命的清官。說唱中的海瑞、小學課文裏的海瑞都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城裏新華書店有《海瑞》小畫冊，我給母親要了2角2分錢買了迴來，翻來複去的翻看，這是我買的第一本課外讀物。《侯二愚爬堂》說的是是清朝後期連年災荒、民不聊生，某年，清政府頒詔減免重災區山東西部農民的賦稅。可是，陽穀縣的地方官匿詔照征，我們龍護源村一個略顯口吃的窮苦農民侯二愚串聯四鄉農民，抗稅不交，被打入監牢，遭受酷刑。其他農民為侯二愚伸冤，秘密上告。巡撫官開監重審侯二愚，侯二愚披枷戴鎖爬上公堂為眾鄉鄰訴說不公，當地農民的賦稅得到減免，陽穀縣的地方官受到懲處。大人們說：“地方梆子戲也有《侯二愚爬堂》”我欽佩侯二愚，更為我們村有這麽一位英雄而自豪。
四清運動開始了，幾個大隊幹部痛哭流涕的在群眾大會上作檢查：說自己沒很好的為群眾服務，好吃好喝，並推出自家的自行車、抱出家裏的被子退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了，縣裏、公社裏的幹部下村和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縣長叢樹鑫下到西湖區新莊村幫社員收麥，中午和社員一起枕塊土坯在地頭樹下休息。這些我把它寫在周記裏。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是共產黨的為人民鞠躬盡瘁的好幹部，我把他的照片珍藏在書本裏。
意想不到的領獎
我上了兩個四年級，第一個四年級的老師姓嶽。嶽老師對我的作文常常有：“語句通順，層次清楚，內容完整、想象力豐富”的批語，學校之間作業檢查評比，我的作文都是放在上邊。我的腦子並不好使，想不到我的作文會那麽好，現在想來，可能是太多的委屈和坎坷促進了我對事理的思索。碰巧我也能寫幾句押韻的小詩歌，學校排演文藝節目都有我。下麵的一首小詩歌、一首小歌詞反映了當時的水平。
詩歌《我的願望》
“人和人不同，各懷願望在心中，我的願望保祖國，扛槍禦外侮，舍生保和平。”
歌詞《貧農下中農一心向著黨》
“貧農下中農，一心向著黨，就象那向陽的葵花，向著太陽跟著太陽，人民公社是葵花茁壯生長的沃土，黨是不落的太陽。”
姐姐、哥哥都是學習成績挺優秀的學生，他們誇我說會比他們行，我也做過長大當詩人當作家的夢。1963年夏應該考五年級了，可是嶽老師叫我們全班蹲班，失去了文革前考初中的機會。第二個四年級又換了姓侯的老師。我感覺我在學校不少打架，自認為在老師眼裏不是多好的學生。一天，我和表現和我類似的另一個同學找到侯老師，說我們以後要如何表現，不說話、不調皮，侯老師隻對我們笑了笑，意思好像他並不喜歡那種挺老實的學生。
快到 “六、一”了，我準備的文藝節目是快書《大方人》，內容是諷刺一個人對集體大方對個人小氣的小故事，說快書也沒有月牙板，就是拿著一大一小的兩個竹板邊打邊唱。去學區公演前，先在本校預演，我說唱完後，同學們一個勁鼓掌，要再來一個，我哪裏有？竟打著竹板順口唱了這麽幾句：“感謝大家的鼓勵，我肚裏空，沒東西，今天隻能到這裏，下麵還有好節目，要聽就聽他們的。”同學們感覺我了不起。
那年“六、一”，劉窪學區六個小學校的學生都去劉窪過兒童節，學區演完文藝節目給三好學生頒獎，我是我們小學唯一上台領獎的學生，我很感意外，全校近百名學生為什麽把這唯一的獎狀給了我？那年夏天我在劉窪完小考上了五年級，開始了劉窪三年的高小生活。同樣是那年，我的姐姐考上了大學，是我們村的第一個大學生，我哥哥考上了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