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農曆壬辰年，華東平原山東省西部的陽穀縣是欠收年。春天鬧旱，夏天鬧蝗。春天一個風沙攪天的早晨，我出生在陽穀縣一個普通的農村 —— 龍護源村。這是一個經濟狀況中下的小家庭，三間堂屋、大門連著半間東屋的長方形小院，院裏長著一棵椿樹、一棵槐樹。父親是小學教師，母親是農民，上有比我大10歲的姐姐、比我大四歲的哥哥。父親患過精神病，很小膽，1947年秋，他正在地裏幹活，突然受到蔣軍飛機的掃射，驚嚇過度，當時昏死過去，別人用擔架把他抬迴家，半年多不會說話，後逐漸好轉，不斷吃藥，教學也不能正常；父親弟兄三個，1950年分開單過，他不懂農活，又有病吃藥，家裏境況不算好。那時農村接生還沒有去醫院的，奶奶、嬸子就是接生婆。我一生下來就撒了湛清的一泡尿，這一尿把這個家庭添丁的喜慶降到了冰點，按迷信說“屙爹尿娘”，生下來拉屎毒父、撒尿毒母，“毒”是相克、損害的意思。奶奶說：“興是個要帳鬼！”父親說：“該不順當。”我的形容又幹癟、瘦小，很難讓全家人喜歡。姐姐正上小學，添了個小弟弟，她很驚喜，給我取名“學新”，學有長進、革故鼎新的意思。或許，這就是母親和我的緣分，母親生我快滿月的時候，我得了一個要命的怪病，嗓子長蛾子，並發鵝口瘡。在我哥哥上邊，母親還生過兩個男孩，都是得這個病夭折的。會看這個病的，隻有離龍護源10裏的孫莊孫家，配藥費昂貴。發現我得病是吃早飯的時候：咦，這小二怎麽不會摑奶了？當發現我長蛾子長鵝口瘡的時候，母親嚇壞了，可別隨他前邊的兩個哥哥。“趕緊去請先生！”母親催父親。父親很為難：“看不好的病，前頭那兩個少看了，少花錢了？”
“那就不要他了？”
“不是不要，怎麽要？我也得吃藥，又沒有錢。”
“你是不給他看？他不是你的兒？！”
“我的命不要了！給他看——這畜生長大也不得好！”
還能再說什麽，母親早晨沒吃飯，穿好衣服去近門、鄰居家借錢。半晌，錢也沒借夠，時間不能再等，她帶上借的、手底下所有的錢，推開勸阻的二嬸子，抱起我去孫莊。臨去前，她喝了鍋裏已不熱的多半碗剩米飯，不知是氣還是緊張，喝下去的米飯又吐出來一半。趕到孫莊，母親渾身是汗，醫生家得知她是個月子裏的人，趕緊讓她坐下，端給她開水喝。醫生看了我的病，說：“再晚來半個時辰，我也不給你看了，你們家怎麽拿孩子的病當兒戲？”母親眼裏噙著淚，不說什麽。當說到拿藥錢不夠時，母親給人跪下了：“這是一個還不滿月的孩子，您就救救他吧，錢，我一準給您送來！”醫生在那裏給我上了藥，給我配了藥。母親給我看病迴到家，馬上就病倒，接著是大病一場。父親說母親：“以後你指望他就行。”母親說：“他長大，這些事我要給他說，怕你指望他還不行。”父親說：“他不行，我不指望他，我指望大的，你指望他。”母親說：“兩個兒都是我的，我都指望，話即使說到這兒，我就指望二！”母親大病一場，命保住了，但落下了終生的病根，見點涼氣就心口疼；特別不能和我父親生氣，幾句話不投機馬上就犯病。在我長到四、五歲記事的時候，母親向父親承諾，不告訴我出生時侯看病的事，我出生時的劫難成了父母親共同的秘密。為著把出生時撒尿的毒氣轉移出去，在我記事後母親叫我認了兩棵樹做幹娘，先是我家院裏的這棵椿樹，（在樹上拴一根草腰，跪下磕三個頭，喊一聲“娘”，再供一小碗水餃），第二年初夏時分椿樹竟生蟲子死掉了。害怕毒氣不淨，隨即又在村頭認一棵柳樹做幹娘，認後幾個月柳樹又被伐掉了。父親說：“家前場院有個石滾，你再去認了吧！”一天，我一個人偷偷跑到場院裏，在場院的邊緣真有一個石滾，我跑到石滾跟前，看到石滾的一側裂了一道大縫，還被碰掉了一塊，我含淚迴到家，哭著對母親說：“娘，那個石滾是爛的，不是我毒的”母親把我攬在懷裏，說：“行了，咱不認了，娘不信那，你也不信，咱都不信。”雖說不信，但我母親從我記事就有病，這使我總感覺欠著母親什麽，冥冥中也感覺我的命運與別人不同。
記憶從病痛和饑餓開始
母親的病主要是心口疼，經常犯，常常疼得在炕上翻滾、哭喊，這是我最早的記憶。怕累、怕氣，平常吃飯也非常注意，不敢吃涼，不敢吃多。吃西藥也吃中藥，我父親在外鄉教學，我二嬸子就常給我母親熬中藥。在一個風天雪地的夜裏，我母親病得快不行了，鄰居錢福、馮保全把我父親從外鄉叫迴來，他們的鞋、衣服都濕了，我奶奶、嬸子一邊給他們烤衣服一邊給他們燒薑水喝。我經曆過多次這樣的情況，母親又都慢慢好轉過來。母親雖然這樣有病，但我們姊妹兄弟的穿戴比別的人家的孩子還要整潔，她隻要身體能撐住架，就抓緊給我們做衣服、做鞋，飯食也盡量變著樣做。我問過母親：“你這常有病，是我毒的吧？”母親說：“那是迷信，咱不信那。”她很開明，雖然也燒香磕頭、叫人算卦，但從不把這些真當迴事。她對孩子們的教育也挺符合形勢，我記得她教我的童謠有：“八路軍，是好軍，吃黑窩窩打日本。”她說：“八路軍是最好的軍頭。”她給我講她們當年支前的事，如何給八路軍洗血衣、繃帶、做軍鞋；講婦女的纏腳、放腳，講婦女過去如何受摧殘歧視；講我們老張家解放前如何受氣。她給我們的政治思想是：八路軍好，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母親待人寬厚平和，我和同我一塊玩的一個小夥伴總打架，我母親和他母親沒紅過一次臉，所以我們打哭淚花未幹又跑到了一塊，成了打不散的好朋友。為使我母親犯病時我父親能在跟前照應，1956年春天，我二叔用一個小推車把我母親、我和我妹妹送到我父親教學的孫謝村。我妹妹比我小三歲。孫謝離我們家近20華裏。於是，我父親、母親、我、我妹妹住在孫謝一個叫小毛的家裏。他家住堂屋，我家住東屋。小毛家是被鬥戶，一家人都不愛說話。春天，小毛家糧食不夠吃，天天拌野菜拌槐花吃，孫謝村的路兩旁都是槐樹，白花花的槐花，滿村都是香氣。小毛比我大一歲，他哥哥大毛比我們大五、六歲，常拿著根綁著鐵鉤的竹竿領著我和小毛滿村鉤槐花。我們家的生活要好些，母親常包包子。一天，母親剛把蒸熟的包子拾到籃子裏，我端起籃子就往外跑，要給小毛家送去，母親笑著攔下我說：“行，我們也得吃啊。”於是撿幾個樣好的，用幹淨毛巾包好叫我給小毛家送去。父親不樂意叫送，曾經打過我。1957年，母親帶著我和妹妹又迴到了龍護源村，我上了學前班，我很樂意上學，母親都是早早做飯。一天我吃過午飯，背著書包提著瓶開水去上學，剛出大門，卻迎頭遇著兩排大點的小學生列隊放學迴家，他們都看著我笑，我趕緊溜迴家去。
1958年大躍進，大辯論打人，村幹部說要打誰，社員排著隊打，誰不打、誰不用力打，反過來打誰。母親帶病也要下地幹活，記得是夏天，給一片棉花地打草荒，母親犯病躺在地頭呻吟，承受著村幹部的指責，我就守候在母親身邊，給母親捶脊梁、捺胸口。我們村的地都很遠，一天下午，我跟隨母親在四裏外的一塊地裏栽夏地瓜，每人七斤地瓜秧的任務，順單鏵步犁犁開的溝，按每尺半遠一棵順放在那裏就行，到地沒大會，就看到一片水汪汪的雲彩從南邊天際升起，別的婦女催促母親趕快迴家，可地瓜秧才下去一點點，小隊幹部不讓，我自告奮勇替母親放地瓜秧，母親迴家了。那天雨沒有下，紅日西墜，七斤地瓜秧我放完了，周圍傳來一片嘖嘖的稱讚聲，我脫下小單褲背在身上，光著屁股在人叢中仰著臉走過，我感到我 是一個大英雄。
1958年，我父親調四棚公社河西趙村教學，我、我妹妹又跟著我母親來到了河西趙村，那時我姐已在縣城住校上中學，我哥跟隨我奶奶在家上小學。在河西趙村，我繼續上學前班，我們的教室是個小東屋，課桌是土坯搭的。教我們的是個女老師，上課她教我們唱歌、畫畫；下課教我們做丟手巾的遊戲，跳找朋友的舞蹈。雖然天天喝菜湯，吃不飽，但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
1959年春天，父親拉著地排車又把我們送迴了龍護源村。迴家的路上，我看到地裏的麥苗都一根根線似的，又黃又弱又密。1958年秋種時，好象是說一棵麥穗結倆粒，播種1000斤就能產2000斤，播種量很大，搖耬的老農害怕辯論，就把成袋子的小麥埋到地裏，謊報播種量。那時村裏還在吃大夥房。農村實行大夥房，起始在1958年秋天，一個生產隊的幾百口人統一在一個夥房吃飯。開始集中在一塊吃，找一個有幾間閑屋的大院，再搭一個大棚，有的在屋裏吃，有的在大棚裏吃，吃完飯，人們的碗筷象部隊一樣各自用一個小袋子裝起來掛在飯堂裏。人們說這就要過共產主義了，心裏都還很憬，我奶奶就把一個布毛巾洗了又洗，問家裏人拿到飯堂擦手、臉行不行，生怕給飯堂抹了黑。集中了一段時間，又都領迴家吃。開始生活不錯，幾天一改善生活，吃饃饃，炸丸子；後來生活越來越差，冬天領的飯就不夠吃了；到了1959年春天，領的飯連半飽也不夠。領的飯不夠吃，又不允許個人做。1958年下半年大煉鋼鐵，收去了每一家的大鍋小鍋，在家做飯是犯禁的，也不允許誰家有米有麵。三月的一天，我去夥房領母親、我和妹妹的飯，看到兩籠包子打扇後在那裏放著，還不到發飯的時候。在生產隊當個小組長的錢福就坐在籠屜旁邊吃了一個又一個，我看著他，肚裏餓，心裏饞，我趴在籠屜旁邊，也不自覺的從籠屜裏抓出了一個包子。夥房裏的趙潘氏看到了，便向夥房裏的頭黃三擠眉弄眼，趙潘氏當時還不到30歲，一對風流眼，淨眯縫著看人；兩個大奶子，走路一顛一顛的，並不好看，但她憑靠這，在生產隊一直是幹輕活拿高工分。黃三的眼開始向我使勁，我拔腿就跑，黃三起身急追，一邊追一邊吼叫：“把包子給我放下，再跑用磚頭砸你！”黃三40來歲，一臉橫肉，兇神惡煞的樣子，我嚇哭了，聲音都變了調，跑出夥房五、六十米，我丟下了包子，黃三撿起包子還在向我吼叫，並罵罵咧咧的對四周的人說：“小雞巴孩，知不道天高地厚，組長吃他也想吃！”我迴到家，向母親哭訴拿包子的事，母親有病怕氣，無力去和別人吵嚷，隻能把我抱在懷裏撫慰我。這件事後的幾天晚上我都會在夢中驚醒。
在我的記憶中無法抹掉的下麵這件事是發生在鄰居家的。也是那年春天的一個早晨，我還沒起床，就聽見有訓斥聲和哭喊聲，於是趕快穿衣起來去看。事情就發生在隔壁鄰居家，這家鄰居6口人，夫妻倆和4個閨女，男人叫大笨，年齡和我父親相似，不知道為什麽，他經常挨打挨鬥。他的大姑娘十二、三歲，勞動中別人也不和她擱夥，也挨過打。一家人倍受歧視，他們準備逃走謀生。那天一早，他家用三塊磚支起一個小鍋，煮了半鍋胡蘿卜，準備吃了動身，生產隊幹部程二看到他家冒煙，踢開門衝到屋裏，提起鍋來把鍋摔爛了。在他家院子裏，可看到屋裏摔爛的鍋，地下的胡蘿卜，他媳婦和她的幾個閨女都在屋裏哭，他在院子裏蜷曲著身子承受著程二和其他隊幹部的訓斥，程二好像是說他逃避大躍進，不時還踢他一腳，抓住他的頭發往牆上撞。程二說在場的大人：誰要跑，這就是樣！後來他們還是走了，去了黑龍江，老死沒還家。也是1959年春天，大笨的兄弟二笨被派往70裏外的位山打石頭，二笨的媳婦帶著一兒一女在家生活，媳婦30歲出頭，閨女7虛歲，兒子是1958年夏天生的。她去地裏幹活，兩個孩子就扔在家裏，她在“穆桂英”突擊隊裏深翻地，黑天白夜不叫迴家。兩個孩子就靠閨女去夥房領飯吃，兒子由閨女來喂。第二天的下半夜，她迴家看了一次孩子，迴去後馬上被“辯論”，她被蒙上眼睛，站在當中，由周圍的婦女推打，美其名曰“打瞎驢”。程二還叫她學鴨子叫、學鵝叫。她兒子病了，閨女不知道找人看，當第八天閨女抱著小弟弟在地裏找到她時，兒子的嘴已經張不開了。她抱著半死的孩子請下了假，她的孩子死在了迴家的半路上，在世九個多月，她沒能哭出一聲也暈倒了。1958全年至1959年上半年龍護源村出生11人，到1960 年上半年，病、餓夭亡9人。對這些孩子的死，時任村公安主任的倪二在大會上講：死一個掛門上，死兩個當鈴鐺，死十二個算一順！
“告老馬”
1959年初夏的一天，我參加了哪吒班被趕到地裏推水車，在地裏分飯吃，在地裏住。離村四裏有一個大豬場，有水車的水井就在豬場旁邊。豬圈蓋好了，豬還沒有養，晚上，有人看護的孩子睡在豬圈裏；沒大人看護的孩子就睡在豬場的空地上，下麵鋪一層麥秸，上麵一個大帆布蓋十幾個孩子。黃三的三小比我大兩歲，他有一床被子，好幾個比他大的女孩爭著和他一塊睡。我睡在大帆布底下。晚上輪班推水車，他們都比我大二、三歲，不忍心喊我，我睡醒了，睜眼是滿天星鬥，帆布底下就我一個，靜悄悄的，我嚇壞了，我自己不敢在帆布棚下睡，我聽到了推水車的聲音，光著屁股跑到水車前麵，他們嫌我小，不叫我推，我蜷曲著身子蹲在水車前。不知是冷還是怕，我自己都能聽到我哆哆嗦嗦的喘氣和牙齒磕打聲。
麥收後，還是吃大夥房，我去領飯，夥房說我的計劃在地裏，幹活才能給飯吃，我一個剛7周歲的孩子隻有到離家四裏外的地裏幹活掙飯吃，拿著一個小鏟子在地瓜地裏割草。午飯是一個不到一兩麵的菜團，吃不飽，滿地裏跑著找野生麻的麻籽吃，找其他小野棵棵上的果實吃，吃野麻籽葉，偷挖地瓜地裏手指粗細的小地瓜。菜團是雜麵和的蘿卜纓，蘿卜纓不好吃，在生產隊當小組長的錢福光吃雜麵疙瘩，把蘿卜纓丟在地上，他20多歲，蹲在地頭的一個田埂上吃雜麵疙瘩，一個60來歲的賈家老媽媽就趴在他前邊撿菜纓吃，錢福扭臉不轉身照樣吃他的……一塊幹活的有20多人，有大人，也有孩子，孩子都比我大三、四歲。下午天很熱，莊稼葉子都曬蔫了，隊長程二把我們攆到地裏便去棚子底下睡覺。幹活的人一邊幹一邊說怪話，遠遠看見住村工作隊的老馬騎著自行車向這邊走來，於是很多人便起哄說：“告老馬！告老馬！”他們都教唆我去告，並教給我：“我才8歲（虛歲），就叫下地幹活，隊幹部家的孩子都10多歲了，也不幹活。我不幹活不給飯吃，一頓隻分給一個菜團子，可他們幹部隨便吃，我們在這裏幹活，他們都睡覺。”並指示程二睡覺的地方。老馬過來了，我按他們教的去告，老馬有30來歲，小個，白淨，他也不說話，掏出一個小本子就記。我這邊說，那些教我的人也在旁邊幫腔。我說完，老馬記完“嗯”了一聲就走了，我們這些人象幹了一件大事。然而，這以後，我們這些人照樣在地裏幹活，隊幹部照樣睡覺。那天，我很高興，迴到家眉飛色舞的告訴母親在地裏怎樣找野麻籽吃，怎樣告老馬，錢福怎樣光吃菜團子麵疙瘩……母親說：“咱長大可不能跟他樣……”
我咀嚼著歧視和艱難的酸澀，憂患的種子開始在心底萌生。
1959年下半年，生產隊已無力維持幾百口人半糧半糠菜的生活，大夥房也就取消了。也就是那時我父親迴本村教學，我也在本村上了一年級，小學生的生活開始了。
“那就不要他了？”
“不是不要，怎麽要？我也得吃藥，又沒有錢。”
“你是不給他看？他不是你的兒？！”
“我的命不要了！給他看——這畜生長大也不得好！”
還能再說什麽，母親早晨沒吃飯，穿好衣服去近門、鄰居家借錢。半晌，錢也沒借夠，時間不能再等，她帶上借的、手底下所有的錢，推開勸阻的二嬸子，抱起我去孫莊。臨去前，她喝了鍋裏已不熱的多半碗剩米飯，不知是氣還是緊張，喝下去的米飯又吐出來一半。趕到孫莊，母親渾身是汗，醫生家得知她是個月子裏的人，趕緊讓她坐下，端給她開水喝。醫生看了我的病，說：“再晚來半個時辰，我也不給你看了，你們家怎麽拿孩子的病當兒戲？”母親眼裏噙著淚，不說什麽。當說到拿藥錢不夠時，母親給人跪下了：“這是一個還不滿月的孩子，您就救救他吧，錢，我一準給您送來！”醫生在那裏給我上了藥，給我配了藥。母親給我看病迴到家，馬上就病倒，接著是大病一場。父親說母親：“以後你指望他就行。”母親說：“他長大，這些事我要給他說，怕你指望他還不行。”父親說：“他不行，我不指望他，我指望大的，你指望他。”母親說：“兩個兒都是我的，我都指望，話即使說到這兒，我就指望二！”母親大病一場，命保住了，但落下了終生的病根，見點涼氣就心口疼；特別不能和我父親生氣，幾句話不投機馬上就犯病。在我長到四、五歲記事的時候，母親向父親承諾，不告訴我出生時侯看病的事，我出生時的劫難成了父母親共同的秘密。為著把出生時撒尿的毒氣轉移出去，在我記事後母親叫我認了兩棵樹做幹娘，先是我家院裏的這棵椿樹，（在樹上拴一根草腰，跪下磕三個頭，喊一聲“娘”，再供一小碗水餃），第二年初夏時分椿樹竟生蟲子死掉了。害怕毒氣不淨，隨即又在村頭認一棵柳樹做幹娘，認後幾個月柳樹又被伐掉了。父親說：“家前場院有個石滾，你再去認了吧！”一天，我一個人偷偷跑到場院裏，在場院的邊緣真有一個石滾，我跑到石滾跟前，看到石滾的一側裂了一道大縫，還被碰掉了一塊，我含淚迴到家，哭著對母親說：“娘，那個石滾是爛的，不是我毒的”母親把我攬在懷裏，說：“行了，咱不認了，娘不信那，你也不信，咱都不信。”雖說不信，但我母親從我記事就有病，這使我總感覺欠著母親什麽，冥冥中也感覺我的命運與別人不同。
記憶從病痛和饑餓開始
母親的病主要是心口疼，經常犯，常常疼得在炕上翻滾、哭喊，這是我最早的記憶。怕累、怕氣，平常吃飯也非常注意，不敢吃涼，不敢吃多。吃西藥也吃中藥，我父親在外鄉教學，我二嬸子就常給我母親熬中藥。在一個風天雪地的夜裏，我母親病得快不行了，鄰居錢福、馮保全把我父親從外鄉叫迴來，他們的鞋、衣服都濕了，我奶奶、嬸子一邊給他們烤衣服一邊給他們燒薑水喝。我經曆過多次這樣的情況，母親又都慢慢好轉過來。母親雖然這樣有病，但我們姊妹兄弟的穿戴比別的人家的孩子還要整潔，她隻要身體能撐住架，就抓緊給我們做衣服、做鞋，飯食也盡量變著樣做。我問過母親：“你這常有病，是我毒的吧？”母親說：“那是迷信，咱不信那。”她很開明，雖然也燒香磕頭、叫人算卦，但從不把這些真當迴事。她對孩子們的教育也挺符合形勢，我記得她教我的童謠有：“八路軍，是好軍，吃黑窩窩打日本。”她說：“八路軍是最好的軍頭。”她給我講她們當年支前的事，如何給八路軍洗血衣、繃帶、做軍鞋；講婦女的纏腳、放腳，講婦女過去如何受摧殘歧視；講我們老張家解放前如何受氣。她給我們的政治思想是：八路軍好，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母親待人寬厚平和，我和同我一塊玩的一個小夥伴總打架，我母親和他母親沒紅過一次臉，所以我們打哭淚花未幹又跑到了一塊，成了打不散的好朋友。為使我母親犯病時我父親能在跟前照應，1956年春天，我二叔用一個小推車把我母親、我和我妹妹送到我父親教學的孫謝村。我妹妹比我小三歲。孫謝離我們家近20華裏。於是，我父親、母親、我、我妹妹住在孫謝一個叫小毛的家裏。他家住堂屋，我家住東屋。小毛家是被鬥戶，一家人都不愛說話。春天，小毛家糧食不夠吃，天天拌野菜拌槐花吃，孫謝村的路兩旁都是槐樹，白花花的槐花，滿村都是香氣。小毛比我大一歲，他哥哥大毛比我們大五、六歲，常拿著根綁著鐵鉤的竹竿領著我和小毛滿村鉤槐花。我們家的生活要好些，母親常包包子。一天，母親剛把蒸熟的包子拾到籃子裏，我端起籃子就往外跑，要給小毛家送去，母親笑著攔下我說：“行，我們也得吃啊。”於是撿幾個樣好的，用幹淨毛巾包好叫我給小毛家送去。父親不樂意叫送，曾經打過我。1957年，母親帶著我和妹妹又迴到了龍護源村，我上了學前班，我很樂意上學，母親都是早早做飯。一天我吃過午飯，背著書包提著瓶開水去上學，剛出大門，卻迎頭遇著兩排大點的小學生列隊放學迴家，他們都看著我笑，我趕緊溜迴家去。
1958年大躍進，大辯論打人，村幹部說要打誰，社員排著隊打，誰不打、誰不用力打，反過來打誰。母親帶病也要下地幹活，記得是夏天，給一片棉花地打草荒，母親犯病躺在地頭呻吟，承受著村幹部的指責，我就守候在母親身邊，給母親捶脊梁、捺胸口。我們村的地都很遠，一天下午，我跟隨母親在四裏外的一塊地裏栽夏地瓜，每人七斤地瓜秧的任務，順單鏵步犁犁開的溝，按每尺半遠一棵順放在那裏就行，到地沒大會，就看到一片水汪汪的雲彩從南邊天際升起，別的婦女催促母親趕快迴家，可地瓜秧才下去一點點，小隊幹部不讓，我自告奮勇替母親放地瓜秧，母親迴家了。那天雨沒有下，紅日西墜，七斤地瓜秧我放完了，周圍傳來一片嘖嘖的稱讚聲，我脫下小單褲背在身上，光著屁股在人叢中仰著臉走過，我感到我 是一個大英雄。
1958年，我父親調四棚公社河西趙村教學，我、我妹妹又跟著我母親來到了河西趙村，那時我姐已在縣城住校上中學，我哥跟隨我奶奶在家上小學。在河西趙村，我繼續上學前班，我們的教室是個小東屋，課桌是土坯搭的。教我們的是個女老師，上課她教我們唱歌、畫畫；下課教我們做丟手巾的遊戲，跳找朋友的舞蹈。雖然天天喝菜湯，吃不飽，但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
1959年春天，父親拉著地排車又把我們送迴了龍護源村。迴家的路上，我看到地裏的麥苗都一根根線似的，又黃又弱又密。1958年秋種時，好象是說一棵麥穗結倆粒，播種1000斤就能產2000斤，播種量很大，搖耬的老農害怕辯論，就把成袋子的小麥埋到地裏，謊報播種量。那時村裏還在吃大夥房。農村實行大夥房，起始在1958年秋天，一個生產隊的幾百口人統一在一個夥房吃飯。開始集中在一塊吃，找一個有幾間閑屋的大院，再搭一個大棚，有的在屋裏吃，有的在大棚裏吃，吃完飯，人們的碗筷象部隊一樣各自用一個小袋子裝起來掛在飯堂裏。人們說這就要過共產主義了，心裏都還很憬，我奶奶就把一個布毛巾洗了又洗，問家裏人拿到飯堂擦手、臉行不行，生怕給飯堂抹了黑。集中了一段時間，又都領迴家吃。開始生活不錯，幾天一改善生活，吃饃饃，炸丸子；後來生活越來越差，冬天領的飯就不夠吃了；到了1959年春天，領的飯連半飽也不夠。領的飯不夠吃，又不允許個人做。1958年下半年大煉鋼鐵，收去了每一家的大鍋小鍋，在家做飯是犯禁的，也不允許誰家有米有麵。三月的一天，我去夥房領母親、我和妹妹的飯，看到兩籠包子打扇後在那裏放著，還不到發飯的時候。在生產隊當個小組長的錢福就坐在籠屜旁邊吃了一個又一個，我看著他，肚裏餓，心裏饞，我趴在籠屜旁邊，也不自覺的從籠屜裏抓出了一個包子。夥房裏的趙潘氏看到了，便向夥房裏的頭黃三擠眉弄眼，趙潘氏當時還不到30歲，一對風流眼，淨眯縫著看人；兩個大奶子，走路一顛一顛的，並不好看，但她憑靠這，在生產隊一直是幹輕活拿高工分。黃三的眼開始向我使勁，我拔腿就跑，黃三起身急追，一邊追一邊吼叫：“把包子給我放下，再跑用磚頭砸你！”黃三40來歲，一臉橫肉，兇神惡煞的樣子，我嚇哭了，聲音都變了調，跑出夥房五、六十米，我丟下了包子，黃三撿起包子還在向我吼叫，並罵罵咧咧的對四周的人說：“小雞巴孩，知不道天高地厚，組長吃他也想吃！”我迴到家，向母親哭訴拿包子的事，母親有病怕氣，無力去和別人吵嚷，隻能把我抱在懷裏撫慰我。這件事後的幾天晚上我都會在夢中驚醒。
在我的記憶中無法抹掉的下麵這件事是發生在鄰居家的。也是那年春天的一個早晨，我還沒起床，就聽見有訓斥聲和哭喊聲，於是趕快穿衣起來去看。事情就發生在隔壁鄰居家，這家鄰居6口人，夫妻倆和4個閨女，男人叫大笨，年齡和我父親相似，不知道為什麽，他經常挨打挨鬥。他的大姑娘十二、三歲，勞動中別人也不和她擱夥，也挨過打。一家人倍受歧視，他們準備逃走謀生。那天一早，他家用三塊磚支起一個小鍋，煮了半鍋胡蘿卜，準備吃了動身，生產隊幹部程二看到他家冒煙，踢開門衝到屋裏，提起鍋來把鍋摔爛了。在他家院子裏，可看到屋裏摔爛的鍋，地下的胡蘿卜，他媳婦和她的幾個閨女都在屋裏哭，他在院子裏蜷曲著身子承受著程二和其他隊幹部的訓斥，程二好像是說他逃避大躍進，不時還踢他一腳，抓住他的頭發往牆上撞。程二說在場的大人：誰要跑，這就是樣！後來他們還是走了，去了黑龍江，老死沒還家。也是1959年春天，大笨的兄弟二笨被派往70裏外的位山打石頭，二笨的媳婦帶著一兒一女在家生活，媳婦30歲出頭，閨女7虛歲，兒子是1958年夏天生的。她去地裏幹活，兩個孩子就扔在家裏，她在“穆桂英”突擊隊裏深翻地，黑天白夜不叫迴家。兩個孩子就靠閨女去夥房領飯吃，兒子由閨女來喂。第二天的下半夜，她迴家看了一次孩子，迴去後馬上被“辯論”，她被蒙上眼睛，站在當中，由周圍的婦女推打，美其名曰“打瞎驢”。程二還叫她學鴨子叫、學鵝叫。她兒子病了，閨女不知道找人看，當第八天閨女抱著小弟弟在地裏找到她時，兒子的嘴已經張不開了。她抱著半死的孩子請下了假，她的孩子死在了迴家的半路上，在世九個多月，她沒能哭出一聲也暈倒了。1958全年至1959年上半年龍護源村出生11人，到1960 年上半年，病、餓夭亡9人。對這些孩子的死，時任村公安主任的倪二在大會上講：死一個掛門上，死兩個當鈴鐺，死十二個算一順！
“告老馬”
1959年初夏的一天，我參加了哪吒班被趕到地裏推水車，在地裏分飯吃，在地裏住。離村四裏有一個大豬場，有水車的水井就在豬場旁邊。豬圈蓋好了，豬還沒有養，晚上，有人看護的孩子睡在豬圈裏；沒大人看護的孩子就睡在豬場的空地上，下麵鋪一層麥秸，上麵一個大帆布蓋十幾個孩子。黃三的三小比我大兩歲，他有一床被子，好幾個比他大的女孩爭著和他一塊睡。我睡在大帆布底下。晚上輪班推水車，他們都比我大二、三歲，不忍心喊我，我睡醒了，睜眼是滿天星鬥，帆布底下就我一個，靜悄悄的，我嚇壞了，我自己不敢在帆布棚下睡，我聽到了推水車的聲音，光著屁股跑到水車前麵，他們嫌我小，不叫我推，我蜷曲著身子蹲在水車前。不知是冷還是怕，我自己都能聽到我哆哆嗦嗦的喘氣和牙齒磕打聲。
麥收後，還是吃大夥房，我去領飯，夥房說我的計劃在地裏，幹活才能給飯吃，我一個剛7周歲的孩子隻有到離家四裏外的地裏幹活掙飯吃，拿著一個小鏟子在地瓜地裏割草。午飯是一個不到一兩麵的菜團，吃不飽，滿地裏跑著找野生麻的麻籽吃，找其他小野棵棵上的果實吃，吃野麻籽葉，偷挖地瓜地裏手指粗細的小地瓜。菜團是雜麵和的蘿卜纓，蘿卜纓不好吃，在生產隊當小組長的錢福光吃雜麵疙瘩，把蘿卜纓丟在地上，他20多歲，蹲在地頭的一個田埂上吃雜麵疙瘩，一個60來歲的賈家老媽媽就趴在他前邊撿菜纓吃，錢福扭臉不轉身照樣吃他的……一塊幹活的有20多人，有大人，也有孩子，孩子都比我大三、四歲。下午天很熱，莊稼葉子都曬蔫了，隊長程二把我們攆到地裏便去棚子底下睡覺。幹活的人一邊幹一邊說怪話，遠遠看見住村工作隊的老馬騎著自行車向這邊走來，於是很多人便起哄說：“告老馬！告老馬！”他們都教唆我去告，並教給我：“我才8歲（虛歲），就叫下地幹活，隊幹部家的孩子都10多歲了，也不幹活。我不幹活不給飯吃，一頓隻分給一個菜團子，可他們幹部隨便吃，我們在這裏幹活，他們都睡覺。”並指示程二睡覺的地方。老馬過來了，我按他們教的去告，老馬有30來歲，小個，白淨，他也不說話，掏出一個小本子就記。我這邊說，那些教我的人也在旁邊幫腔。我說完，老馬記完“嗯”了一聲就走了，我們這些人象幹了一件大事。然而，這以後，我們這些人照樣在地裏幹活，隊幹部照樣睡覺。那天，我很高興，迴到家眉飛色舞的告訴母親在地裏怎樣找野麻籽吃，怎樣告老馬，錢福怎樣光吃菜團子麵疙瘩……母親說：“咱長大可不能跟他樣……”
我咀嚼著歧視和艱難的酸澀，憂患的種子開始在心底萌生。
1959年下半年，生產隊已無力維持幾百口人半糧半糠菜的生活，大夥房也就取消了。也就是那時我父親迴本村教學，我也在本村上了一年級，小學生的生活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