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2日，早晨8點鍾，哈爾濱市南崗公安分局54歲的民警王餘馥，同他在公安戰線上度過的37個春秋的早晨一樣，整裝上班，迎接緊張、忙碌、充實而又有意義的一天。可是，他及他的妻子、他的兒女、他的同誌戰友們，都沒有想到，這一天，他沒能趕到他的戰鬥崗位；從此，也再小能迴到他那溫暖幸福的家了。
王餘馥出門不遠，被一個從後麵趕來的歹徒連擊兩槍，倒在皿泊裏，歹徒逃之夭夭。
這就是震驚哈爾濱市的“9·2”殺害民警、搶槍案。
經檢驗斷定，殺害王餘馥的，是支“六四”式手槍，而這支手槍，正是1987年12月22日中午哈爾濱市司法局幹部吳振亞被槍殺後丟失的。殺害吳振亞和王餘馥的，是同一個人！
吳振亞和王餘馥被害，都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光天化日之下。歹徒殺害吳振亞時，槍管幾乎杵到了他的後腦；王餘馥被打倒後，歹徒發現他還沒死，又趕上去補了一槍。這個歹徒，是多麽的膽大妄為，又是多麽的兇狠殘暴哇！許多人說，這樣的人，不是赳赳武夫，也是莽莽兇漢。可是，事實卻和人們開了個大玩笑。
“9·2”案發後的第二天，兇手王輝來到哈爾濱第一百貨商店。
他是來找熟人，為別人代買一輛自行車。他細高的個子，麵孔白皙，濃黑的頭發下，劍眉秀目，鼻梁高挺，唇紅齒白，這模樣，誰能說不是一個英俊小生？合體的格呢西裝，使他顯得瀟灑飄逸；一條深灰色的體形褲，襯托出他兩條修長的腿。他找到熟人，輕輕地握住對方的手，笑吟吟地說：“別人托我買輛自行車，我隻好請你幫忙了。”當得知需要等一段時間時，他邊理解地說“可以”，邊連聲道謝。然後，便慢悠悠、步伐沉穩地走出商店，到對麵的書店去了。
事後，當那人得知王輝是殺完人第二天去找他時，眼睛瞪得溜圓，嘴都驚訝成了“o”型，直勁兒說：“他哪象剛殺完人哪，說話不緊不慢的，眼神兒也沒有一丁點兒的不對頭哇！”
王輝殺害吳振亞時，他還在哈一百當經濟警察，當同他一起工作了幾年的職工們迴憶那個時候的王輝時，搜腸刮肚，也沒找出他有過什麽異常。經濟警察經常是晚間上班，殺完人的當天晚上，他照常來上夜班，而且十分準時；照常吃飯，而且飯量不減；照常睡覺，而且睡意酣然。該說話時說話，該辦事時辦事”。即使是在人們議論“最近有個警察被人打死了”時，他也沒有絲毫的表示。
他平靜坦然，平靜坦然得如同一個單純幼稚的孩子，如同一個樂享天年的老人，如同一輩子沒幹過一點虧心事的人。他殺了兩個人後，竟能夠平靜坦然得視如踩死了兩個螞蟻。他是一個何等冷酷兇殘的人！
而人們印象中的王輝，又是一個多麽溫文爾雅的人啊！
王輝，30歲。1975年畢業於哈爾濱市第六十中學，同一年到農村插隊。1980年返城頂替母親工作，開始在哈市第一百貨商店當售貨員，後來當上了商店的經濟警察。1988年3月，轉到省城鎮房屋建築開發公司工作。在王輝工作時間最長的哈一百，最初當人們得知他犯下了如此深重的罪惡時，許多人瞠目結舌，不敢相信。
他們對王輝的評論是：他待人有禮貌，工作守規矩，平時沉默寡言，更不惡語傷人；他目光溫和，講話從不高聲大嗓，有時甚至還有些羞澀；他不做好人好事，但也不做壞人壞事，如同一潭水，平平靜靜。
一個女工說：“他家離我家不遠，每天上班都能看見，他總是文質彬彬的，像個學者。”
是的，他像個學者。有幾年了，他一直堅持自學日語。有幾個青年，跟他同一時間開始學習，到後來都陸陸續續地中斷了，唯有他在堅持著。經過頑強的學習，他的日語水平已達到了可以進行日常用語對活和書寫信件的程度，在他被捕後，他家錄音機內的磁帶裏，仍錄著日語教程。
如果沒有那鐵證如山的犯罪事實，誰也不能把他同罪惡連在一起。
為了得到槍，1987年春天，他曾到亞溝鎮武裝部作案。那一天，他剛把武裝部的警鈴掐斷，還沒等去撬槍庫的門，就聽到有人走來。他從裏邊閃出，想奪路溜走，但被來人發現了。來人問他想幹什麽，他說“找水喝”。來人覺得他不像是找水喝，打開他拎的兜子，裏邊斷線鉗子、手搖鑽等一應俱全，覺得挺可疑。待一進行詢問，冷靜下來的王輝對答如流。這已經使來人的疑慮消失了許多，再一打量他，渾身上下，溜光水滑，穿得幹淨體麵，長得清秀俊逸，而且眉字間沒有一絲粗野蠻匪之氣，便把他放走了。
來人迴身進入庫院，巡查時，終於發現電鈴被人掐斷。這才如夢初醒，知是剛才那人所為。返身追到門口，那漂亮的小夥早就無影無蹤了。
善良的人們，總是以人或事物的表麵現象，作出是與非的結論。其實，隻要對人生和社會的認識稍稍深入一個層次，都會懂得，“好人”、“壞人”，並不是寫在臉上的。
遍訪王輝生活、工作過的地方，大家的一致結論是：他沒有朋友，有如天馬行空，獨往獨來。
插過隊的人都知道，遠離父母的懷抱，遠離城市生活，在偏遠、落後、艱苦的鄉村過日子，對於對生活抱有強烈的追求、幻患和渴望的年輕人來說，那種孤寂、痛苦和絕望之感，真有如附體的妖魔，是打不跑、趕不掉的。許多人為了挽救自己那變得越來越脆弱的神經，便交朋結友，通過朋友間的交往，以獲得感情的寄托，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即使在那個時候，王輝也不交朋友。出工他自己下地，收工他單獨迴來。知青們一個個像饞嘴貓似的，弄來好吃的，都是一哄而起，大家分享；王輝是你的我不吃，我的你也別想沾光，他跟大家是井水不犯河水。每當夕陽西下，知青們麵對晚霞淒涼地唱起當時在知青中流行的《鬆花江之歌》、《南京之歌》的時候，王輝也是從不介入，一個人冷漠地注視著遠方。
有人說，王輝好像不怕死。是的，麵對死亡，王輝沒有唿天搶地的悲鳴，也沒有留戀生命的表示。處決他之前，曾處決過一個死刑犯。當時，敏感的王輝察覺出了獄中的氣氛，便以為自己的氣數已到，於是，早早地穿戴得整整齊齊，利利索索，老老實實地等在那裏。
在死亡麵前，王輝顯得那麽從容。他真的不怕死嗎？
不！在死亡麵前的表現，正是王輝特有性格的體現；他的怕死，也是以他特有性格所能表現的方式展示出來。
“9·2”案件發生後，戰友的血和歹徒的猖狂，激怒了哈爾濱市的公安幹警，偵破工作在異常的氣氛中進行，猶如台風前的海麵，沉悶中蘊藏著巨大的爆發力。線索一條條地反映上來，歹徒的象已“畫”出，“包圍圈”在逐漸縮小。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傳到破案總指揮部。
9月21日，家住郊區的哈市第二十六中學學生李金良的老爺過生日，做長壽麵自然是離不開新鮮蘑菇的，他便拎個小筐去樹林裏采蘑菇。初秋的樹林空氣清新，幾隻好看的小鳥在林中飛過，逗得小金良幾次跳躍著去追趕。跑著跑著，他突然覺得腳下軟軟的，一踢，露出個塑料包，拎出打開一看，尾邊裝的是子彈。他把子彈在手中把弄著，覺得很好玩，子彈一個個亮光光、小巧玲瓏的，他很是喜歡。玩著玩著，他交然警覺起來，14歲孩子所掌握的知識和生活經驗告訴他：樹林裏頭埋的子彈，不是可以隨便玩的，這事一定挺重要。
於是，蘑菇也不采了，他抱起塑料包，掉頭便往家跑。到了家，便氣喘籲籲地把這事告訴了爸爸。大人的思維畢竟跟孩子不同，哈市一個警察被殺的事他也知道，他立刻感到兒子的發現非同小可。他對兒子說：“這事不要跟別人講。你再去一趟，看看那塊兒還有別的東西沒有。”
小金良又趕到那裏，再進行“動案”，發現了兩支手槍！
兩支槍很快就送到了公安機關。經檢驗，一支是吳振亞的，一支是王餘馥的。
可以想象，為了破案晝夜奮戰的公安人員，此刻是何等的興奮。偵破力量集中了，藏槍處很快被日夜嚴密控製起來。
兩天後，王輝出現在公安人員的視野中。可是，他並沒有走到藏槍的地方，隻是在周圍轉悠一陣。問他幹什麽，他說是去附近的農家買雞蛋。一洋的沉著冷靜，樣的理由充足，可是這次，他卻沒有跑得了。因為跟他打交道的，是人民警察。
在公安人員掌握的大量事實和證據麵前，王輝還在百般抵賴，但這些招數，最終都失靈了。他不得不承認，是他殺害了員振亞和三餘馥。
對於殺人動機，王輝導演了一出耐人尋味的鬧劇——
在日本大阪。初次出國的王輝覺得這裏的一切都是新鮮的，到處都是商店，到處都是店，到處都是旅館，到處都是招牌，車點，人流，繁華得令人目不暇接。陪同他的森田老太太，一路上熱情地向他介紹著日本的風土人情，商業狀況，在家裏，他怎麽也想不到，日本已經達到了這麽先進的程度。盡管日本的一切在他眼裏都是新鮮的，盡管他對這裏的一切都興趣盎然，但是，他還是感覺到了，身後有一雙眼睛，正在向自己注視著。當他走出一個神社的時候，他的目光，終於和那雙眼睛所射出的柔和的目光匯合了。
那是一個多麽漂亮的姑娘啊，他從來沒有想到過，天下竟然有這麽美麗的女人！高高的個頭，苗條的身段；頭發向後梳，盤成一個別致的發髻；眼睛很大，嘴巴很小，眼珠是黑的，嘴唇是紅的；小巧的鼻梁驕傲地挺立著；麵孔清潔白淨，整個人雕出來的一般。王輝看傻了，對方卻文靜而又有教養地對他笑了笑，首先搭話：“你是中國來的，在哈爾濱第一百貨商店工作，對不對？”
在這異國他鄉，竟然有人認識自己！王輝如入雲裏霧中，愣愣地站在那裏。
“我到過中國的哈爾濱，在第一百貨商店見到過你，你長得太有特點了，我對你印象很深。”
驚喜之中，王輝感到美滋滋、飄悠悠的。
那個女人邀請王輝到她家裏做客。森田迴家去了，王輝欣然前往。她家裏隻有她一個人。屋裏鋪著厚厚的地毯，四麵牆上全貼著裝飾板，屋裏有空調，房間布置得不僅豪華，而且舒適、整潔、寬敞。女人很溫存，也很熱情。年輕人，你歡我愛，兩個人談得很是投機。那天晚上，王輝沒有迴旅館住。迴國前，王輝還想見見那女人，但是他沒有找到她。
迴國不久，王輝在哈一百又和那女人不期而遇。欣喜中，他當然要盡盡地主之誼。他陪她遊鬆花江，上太陽島，吃茶看戲。這當中又有過多少卿卿我我，柔情蜜意！可是，那女人從不說她到哈爾濱是幹什麽來了，也不說她都和哪兒有聯係。
以後她又來過幾次哈爾濱，無論王輝在哈一百工作，還是已經調到別處，她都能找到他。而王輝卻不知道她的底細，覺得她簡直是來無影、去無蹤。
一次，當兩人久別重逢後，親熱的風潮已過去，她靠在王輝的懷裏，輕輕地揉著他的頭發，摸著他的耳朵，小鳥般依人。這時，王輝忍不住又問她：“告訴我，你到底是幹什麽的？”
在他的追問下，她終於說了：“我是給日本一個組織做事。自從第一眼看見你，我就喜歡上了，想和你結婚，和你永遠在一起。可是這個組織讓我告訴你必須在中國弄到兩支槍，這樣才允許我帶你到日本來定居。你不是也喜歡我，喜歡日本的生活嗎，想法去弄兩支槍吧，這樣我們就可以朝朝暮暮地在一起了！”
那次分手，王輝工作調轉後她還來過一次，之後就再也沒露過麵，說是什麽時候他把第二支槍弄到手，她再來，那時，他們就可以一同遠走高飛了。
就是為了這個，王輝殺了吳振亞，殺了王餘馥。
這是多麽精彩、浪漫的傳奇故事！還牽扯進了外國的某組織。
王輝的案子，複雜神秘起來了。經過我有關機關進行調查，沒有費力氣，就推翻了王輝的所有說法。他的故事，純屬子虛烏有，他是在開國際玩笑！
不能說王輝不是聰明的。他懂得，他殺死兩人，搶走槍支，案件調查清楚後，作為刑事犯罪，會很快結案，他也就該命赴黃泉，那時，一切就都終結了。而編排出了“來無影去無蹤”的外國女人和外國某組織，就使案件賦予了政治色彩和長長的懸念，如果政法機關查不清楚，就不會結案，同時，也不會處決他。他贏得了時間，就等於贏得了生命，到那時，再作新的打算。
真是一個有頭腦的人！難怪他的一個同事說：“王輝這小子不是小把式，是幹大壞事的料。”
王輝導演了這出戲，也符合他對要辦的事考慮得周到、盤算得精細的性格。
王輝想得到槍，已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1987年2、3月間，他曾先後五次盜竊阿城縣、三岐河鎮等地的武裝部，然而隻得到300餘發“五四”式手槍和步槍子彈，他大失所望。於是，經過仔細測量盜竊來的子彈數據，他繪製了一張草圖，花錢在一個工廠雇人幹“私活”，車了一支每次隻能射擊一發子彈的槍管，裝成了一支自製手槍。
為了檢測這支槍的殺傷力，他騎車跑出哈爾濱市30多裏，來到一片樹林中，瞄準了一棵直徑20多厘米的樹，“砰”地一槍，他跑上前去，隻見樹被攔腰穿了個大洞。他笑了，以為自己已經成功了一半。
那麽，王輝殺人搶槍的目的何在呢？
在後來的審訊中，王輝說過這樣一段話：“我沒有什麽信仰。覺得整天忙忙碌碌為了可憐的生活，一輩子也沒有前途，與其餓著活不如飽著死。所以我要殺人搶槍，搶錢，出國定居。”
是的，問題的答案，就在這裏。
一個認識王輝的人說他“心勁兒很大，自己的一切都想勝過別人。”上小學的時候，他前排的一個男生戴了一頂非常漂亮的小帽，他因為自己沒有，一抬頭看見前麵那帽子就來氣，趁人不注意，把那帽子燒了個大洞，人家戴不成了，他才安心。參加工作後，他看別人騎摩托車生氣，看見別人有錢他也生氣。因為他自己的內心是陰暗的，所以他把社會和人生看得都很黑暗，他不相信辛勤的勞動和不懈的追求能獲得幸福，他認為那些富有的人的一切，都不是從好道兒來的。所以他想：你們能弄到的東西，我也能弄到；你們能走的道兒，我也能走，而且比你們走得還精彩，還顯赫。
1978年春天，錄音機在哈爾濱市一般家庭中，還不多見。可是對這“新式武器”，20歲的王輝就垂涎三尺了，他經過勘察，成功地盜竊了賓縣英傑鄉廣播站的一台錄音機，並將這個重70公斤的龐然大物一個人搬迴家，對父母說是花200元錢從委托商店買的。
首獲成功，他的膽子更大了，1980年至1986年間，他又盜竊過牙克石林業局駐哈爾濱辦事處的一台20英寸日立牌彩色電視機和哈一百倉庫中的四件絨衣，兩條羽絨褲。在人前，他是一個文雅好學的謙謙君子；在人後，他卻是一個偷盜成癖的貪心小人。
1986年5月，一直與王輝保持通信來往的一個日本民間組織“筆友會”邀請他去日本觀光，日本的繁榮、先進、富有，使王輝驚歎不已，羨慕不已，七天的觀光生活，使他覺得恍如隔世。迴國後，國內的人，國內的生活，國內的一切，他都看不慣，他對這塊生他養他的土地，充滿了仇恨。經過一番痛苦的“涅盤”後，他決心脫離這塊土地，到那片“王道樂土”去。
想出國定居，但沒有錢。怎樣才可以在短時間內得到一筆錢呢？
隻有一條道：搶銀行、搶送款車。於是，他想到了槍。
1987年12月22日，他跟蹤殺害了吳振亞後，迴到家裏，發現搶來的槍是“六四”式，彈夾裏僅有七發子彈，而自己偷來的子彈又都是“五四”式手槍的。這期間，他曾預謀過搶劫送款車，考慮到他在一百工作過多年，認識他的人多，到那裏搶劫對自己不利，於是就想到了哈爾濱市的另一家大百貨商店——哈爾濱市秋林商店，他也確曾到秋林觀察過，但發現那裏的送款車人多勢眾，保護嚴密，憑自己手中的“六四”式手槍和那幾發子彈，根本不能下手。他決定再搞一支“五四”式手槍。
因此，王輝又選準了第二個殺害對象——王餘馥。
據他自己說，在殺害王餘馥之前，他曾經看準過兩個人，但都沒有下手。一個是他跟蹤過的一名中年警察，用自行車推著他的老母親去看病，他覺得這個警察有老母親，又很孝道，便沒有下手；另一個是一名年輕警察，是到托兒所去送孩子，他見那泡著的孩子還小，也沒忍心下手，隻是見到了王餘馥，他才覺得是個合適的人選：不僅50多歲了，不會再有什麽負擔，而且屁股後麵掛著的手槍他也看得清清楚楚，確實是“五四”式。
不久，王輝被執行死刑。
王餘馥出門不遠，被一個從後麵趕來的歹徒連擊兩槍，倒在皿泊裏，歹徒逃之夭夭。
這就是震驚哈爾濱市的“9·2”殺害民警、搶槍案。
經檢驗斷定，殺害王餘馥的，是支“六四”式手槍，而這支手槍，正是1987年12月22日中午哈爾濱市司法局幹部吳振亞被槍殺後丟失的。殺害吳振亞和王餘馥的，是同一個人！
吳振亞和王餘馥被害，都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光天化日之下。歹徒殺害吳振亞時，槍管幾乎杵到了他的後腦；王餘馥被打倒後，歹徒發現他還沒死，又趕上去補了一槍。這個歹徒，是多麽的膽大妄為，又是多麽的兇狠殘暴哇！許多人說，這樣的人，不是赳赳武夫，也是莽莽兇漢。可是，事實卻和人們開了個大玩笑。
“9·2”案發後的第二天，兇手王輝來到哈爾濱第一百貨商店。
他是來找熟人，為別人代買一輛自行車。他細高的個子，麵孔白皙，濃黑的頭發下，劍眉秀目，鼻梁高挺，唇紅齒白，這模樣，誰能說不是一個英俊小生？合體的格呢西裝，使他顯得瀟灑飄逸；一條深灰色的體形褲，襯托出他兩條修長的腿。他找到熟人，輕輕地握住對方的手，笑吟吟地說：“別人托我買輛自行車，我隻好請你幫忙了。”當得知需要等一段時間時，他邊理解地說“可以”，邊連聲道謝。然後，便慢悠悠、步伐沉穩地走出商店，到對麵的書店去了。
事後，當那人得知王輝是殺完人第二天去找他時，眼睛瞪得溜圓，嘴都驚訝成了“o”型，直勁兒說：“他哪象剛殺完人哪，說話不緊不慢的，眼神兒也沒有一丁點兒的不對頭哇！”
王輝殺害吳振亞時，他還在哈一百當經濟警察，當同他一起工作了幾年的職工們迴憶那個時候的王輝時，搜腸刮肚，也沒找出他有過什麽異常。經濟警察經常是晚間上班，殺完人的當天晚上，他照常來上夜班，而且十分準時；照常吃飯，而且飯量不減；照常睡覺，而且睡意酣然。該說話時說話，該辦事時辦事”。即使是在人們議論“最近有個警察被人打死了”時，他也沒有絲毫的表示。
他平靜坦然，平靜坦然得如同一個單純幼稚的孩子，如同一個樂享天年的老人，如同一輩子沒幹過一點虧心事的人。他殺了兩個人後，竟能夠平靜坦然得視如踩死了兩個螞蟻。他是一個何等冷酷兇殘的人！
而人們印象中的王輝，又是一個多麽溫文爾雅的人啊！
王輝，30歲。1975年畢業於哈爾濱市第六十中學，同一年到農村插隊。1980年返城頂替母親工作，開始在哈市第一百貨商店當售貨員，後來當上了商店的經濟警察。1988年3月，轉到省城鎮房屋建築開發公司工作。在王輝工作時間最長的哈一百，最初當人們得知他犯下了如此深重的罪惡時，許多人瞠目結舌，不敢相信。
他們對王輝的評論是：他待人有禮貌，工作守規矩，平時沉默寡言，更不惡語傷人；他目光溫和，講話從不高聲大嗓，有時甚至還有些羞澀；他不做好人好事，但也不做壞人壞事，如同一潭水，平平靜靜。
一個女工說：“他家離我家不遠，每天上班都能看見，他總是文質彬彬的，像個學者。”
是的，他像個學者。有幾年了，他一直堅持自學日語。有幾個青年，跟他同一時間開始學習，到後來都陸陸續續地中斷了，唯有他在堅持著。經過頑強的學習，他的日語水平已達到了可以進行日常用語對活和書寫信件的程度，在他被捕後，他家錄音機內的磁帶裏，仍錄著日語教程。
如果沒有那鐵證如山的犯罪事實，誰也不能把他同罪惡連在一起。
為了得到槍，1987年春天，他曾到亞溝鎮武裝部作案。那一天，他剛把武裝部的警鈴掐斷，還沒等去撬槍庫的門，就聽到有人走來。他從裏邊閃出，想奪路溜走，但被來人發現了。來人問他想幹什麽，他說“找水喝”。來人覺得他不像是找水喝，打開他拎的兜子，裏邊斷線鉗子、手搖鑽等一應俱全，覺得挺可疑。待一進行詢問，冷靜下來的王輝對答如流。這已經使來人的疑慮消失了許多，再一打量他，渾身上下，溜光水滑，穿得幹淨體麵，長得清秀俊逸，而且眉字間沒有一絲粗野蠻匪之氣，便把他放走了。
來人迴身進入庫院，巡查時，終於發現電鈴被人掐斷。這才如夢初醒，知是剛才那人所為。返身追到門口，那漂亮的小夥早就無影無蹤了。
善良的人們，總是以人或事物的表麵現象，作出是與非的結論。其實，隻要對人生和社會的認識稍稍深入一個層次，都會懂得，“好人”、“壞人”，並不是寫在臉上的。
遍訪王輝生活、工作過的地方，大家的一致結論是：他沒有朋友，有如天馬行空，獨往獨來。
插過隊的人都知道，遠離父母的懷抱，遠離城市生活，在偏遠、落後、艱苦的鄉村過日子，對於對生活抱有強烈的追求、幻患和渴望的年輕人來說，那種孤寂、痛苦和絕望之感，真有如附體的妖魔，是打不跑、趕不掉的。許多人為了挽救自己那變得越來越脆弱的神經，便交朋結友，通過朋友間的交往，以獲得感情的寄托，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即使在那個時候，王輝也不交朋友。出工他自己下地，收工他單獨迴來。知青們一個個像饞嘴貓似的，弄來好吃的，都是一哄而起，大家分享；王輝是你的我不吃，我的你也別想沾光，他跟大家是井水不犯河水。每當夕陽西下，知青們麵對晚霞淒涼地唱起當時在知青中流行的《鬆花江之歌》、《南京之歌》的時候，王輝也是從不介入，一個人冷漠地注視著遠方。
有人說，王輝好像不怕死。是的，麵對死亡，王輝沒有唿天搶地的悲鳴，也沒有留戀生命的表示。處決他之前，曾處決過一個死刑犯。當時，敏感的王輝察覺出了獄中的氣氛，便以為自己的氣數已到，於是，早早地穿戴得整整齊齊，利利索索，老老實實地等在那裏。
在死亡麵前，王輝顯得那麽從容。他真的不怕死嗎？
不！在死亡麵前的表現，正是王輝特有性格的體現；他的怕死，也是以他特有性格所能表現的方式展示出來。
“9·2”案件發生後，戰友的血和歹徒的猖狂，激怒了哈爾濱市的公安幹警，偵破工作在異常的氣氛中進行，猶如台風前的海麵，沉悶中蘊藏著巨大的爆發力。線索一條條地反映上來，歹徒的象已“畫”出，“包圍圈”在逐漸縮小。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傳到破案總指揮部。
9月21日，家住郊區的哈市第二十六中學學生李金良的老爺過生日，做長壽麵自然是離不開新鮮蘑菇的，他便拎個小筐去樹林裏采蘑菇。初秋的樹林空氣清新，幾隻好看的小鳥在林中飛過，逗得小金良幾次跳躍著去追趕。跑著跑著，他突然覺得腳下軟軟的，一踢，露出個塑料包，拎出打開一看，尾邊裝的是子彈。他把子彈在手中把弄著，覺得很好玩，子彈一個個亮光光、小巧玲瓏的，他很是喜歡。玩著玩著，他交然警覺起來，14歲孩子所掌握的知識和生活經驗告訴他：樹林裏頭埋的子彈，不是可以隨便玩的，這事一定挺重要。
於是，蘑菇也不采了，他抱起塑料包，掉頭便往家跑。到了家，便氣喘籲籲地把這事告訴了爸爸。大人的思維畢竟跟孩子不同，哈市一個警察被殺的事他也知道，他立刻感到兒子的發現非同小可。他對兒子說：“這事不要跟別人講。你再去一趟，看看那塊兒還有別的東西沒有。”
小金良又趕到那裏，再進行“動案”，發現了兩支手槍！
兩支槍很快就送到了公安機關。經檢驗，一支是吳振亞的，一支是王餘馥的。
可以想象，為了破案晝夜奮戰的公安人員，此刻是何等的興奮。偵破力量集中了，藏槍處很快被日夜嚴密控製起來。
兩天後，王輝出現在公安人員的視野中。可是，他並沒有走到藏槍的地方，隻是在周圍轉悠一陣。問他幹什麽，他說是去附近的農家買雞蛋。一洋的沉著冷靜，樣的理由充足，可是這次，他卻沒有跑得了。因為跟他打交道的，是人民警察。
在公安人員掌握的大量事實和證據麵前，王輝還在百般抵賴，但這些招數，最終都失靈了。他不得不承認，是他殺害了員振亞和三餘馥。
對於殺人動機，王輝導演了一出耐人尋味的鬧劇——
在日本大阪。初次出國的王輝覺得這裏的一切都是新鮮的，到處都是商店，到處都是店，到處都是旅館，到處都是招牌，車點，人流，繁華得令人目不暇接。陪同他的森田老太太，一路上熱情地向他介紹著日本的風土人情，商業狀況，在家裏，他怎麽也想不到，日本已經達到了這麽先進的程度。盡管日本的一切在他眼裏都是新鮮的，盡管他對這裏的一切都興趣盎然，但是，他還是感覺到了，身後有一雙眼睛，正在向自己注視著。當他走出一個神社的時候，他的目光，終於和那雙眼睛所射出的柔和的目光匯合了。
那是一個多麽漂亮的姑娘啊，他從來沒有想到過，天下竟然有這麽美麗的女人！高高的個頭，苗條的身段；頭發向後梳，盤成一個別致的發髻；眼睛很大，嘴巴很小，眼珠是黑的，嘴唇是紅的；小巧的鼻梁驕傲地挺立著；麵孔清潔白淨，整個人雕出來的一般。王輝看傻了，對方卻文靜而又有教養地對他笑了笑，首先搭話：“你是中國來的，在哈爾濱第一百貨商店工作，對不對？”
在這異國他鄉，竟然有人認識自己！王輝如入雲裏霧中，愣愣地站在那裏。
“我到過中國的哈爾濱，在第一百貨商店見到過你，你長得太有特點了，我對你印象很深。”
驚喜之中，王輝感到美滋滋、飄悠悠的。
那個女人邀請王輝到她家裏做客。森田迴家去了，王輝欣然前往。她家裏隻有她一個人。屋裏鋪著厚厚的地毯，四麵牆上全貼著裝飾板，屋裏有空調，房間布置得不僅豪華，而且舒適、整潔、寬敞。女人很溫存，也很熱情。年輕人，你歡我愛，兩個人談得很是投機。那天晚上，王輝沒有迴旅館住。迴國前，王輝還想見見那女人，但是他沒有找到她。
迴國不久，王輝在哈一百又和那女人不期而遇。欣喜中，他當然要盡盡地主之誼。他陪她遊鬆花江，上太陽島，吃茶看戲。這當中又有過多少卿卿我我，柔情蜜意！可是，那女人從不說她到哈爾濱是幹什麽來了，也不說她都和哪兒有聯係。
以後她又來過幾次哈爾濱，無論王輝在哈一百工作，還是已經調到別處，她都能找到他。而王輝卻不知道她的底細，覺得她簡直是來無影、去無蹤。
一次，當兩人久別重逢後，親熱的風潮已過去，她靠在王輝的懷裏，輕輕地揉著他的頭發，摸著他的耳朵，小鳥般依人。這時，王輝忍不住又問她：“告訴我，你到底是幹什麽的？”
在他的追問下，她終於說了：“我是給日本一個組織做事。自從第一眼看見你，我就喜歡上了，想和你結婚，和你永遠在一起。可是這個組織讓我告訴你必須在中國弄到兩支槍，這樣才允許我帶你到日本來定居。你不是也喜歡我，喜歡日本的生活嗎，想法去弄兩支槍吧，這樣我們就可以朝朝暮暮地在一起了！”
那次分手，王輝工作調轉後她還來過一次，之後就再也沒露過麵，說是什麽時候他把第二支槍弄到手，她再來，那時，他們就可以一同遠走高飛了。
就是為了這個，王輝殺了吳振亞，殺了王餘馥。
這是多麽精彩、浪漫的傳奇故事！還牽扯進了外國的某組織。
王輝的案子，複雜神秘起來了。經過我有關機關進行調查，沒有費力氣，就推翻了王輝的所有說法。他的故事，純屬子虛烏有，他是在開國際玩笑！
不能說王輝不是聰明的。他懂得，他殺死兩人，搶走槍支，案件調查清楚後，作為刑事犯罪，會很快結案，他也就該命赴黃泉，那時，一切就都終結了。而編排出了“來無影去無蹤”的外國女人和外國某組織，就使案件賦予了政治色彩和長長的懸念，如果政法機關查不清楚，就不會結案，同時，也不會處決他。他贏得了時間，就等於贏得了生命，到那時，再作新的打算。
真是一個有頭腦的人！難怪他的一個同事說：“王輝這小子不是小把式，是幹大壞事的料。”
王輝導演了這出戲，也符合他對要辦的事考慮得周到、盤算得精細的性格。
王輝想得到槍，已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1987年2、3月間，他曾先後五次盜竊阿城縣、三岐河鎮等地的武裝部，然而隻得到300餘發“五四”式手槍和步槍子彈，他大失所望。於是，經過仔細測量盜竊來的子彈數據，他繪製了一張草圖，花錢在一個工廠雇人幹“私活”，車了一支每次隻能射擊一發子彈的槍管，裝成了一支自製手槍。
為了檢測這支槍的殺傷力，他騎車跑出哈爾濱市30多裏，來到一片樹林中，瞄準了一棵直徑20多厘米的樹，“砰”地一槍，他跑上前去，隻見樹被攔腰穿了個大洞。他笑了，以為自己已經成功了一半。
那麽，王輝殺人搶槍的目的何在呢？
在後來的審訊中，王輝說過這樣一段話：“我沒有什麽信仰。覺得整天忙忙碌碌為了可憐的生活，一輩子也沒有前途，與其餓著活不如飽著死。所以我要殺人搶槍，搶錢，出國定居。”
是的，問題的答案，就在這裏。
一個認識王輝的人說他“心勁兒很大，自己的一切都想勝過別人。”上小學的時候，他前排的一個男生戴了一頂非常漂亮的小帽，他因為自己沒有，一抬頭看見前麵那帽子就來氣，趁人不注意，把那帽子燒了個大洞，人家戴不成了，他才安心。參加工作後，他看別人騎摩托車生氣，看見別人有錢他也生氣。因為他自己的內心是陰暗的，所以他把社會和人生看得都很黑暗，他不相信辛勤的勞動和不懈的追求能獲得幸福，他認為那些富有的人的一切，都不是從好道兒來的。所以他想：你們能弄到的東西，我也能弄到；你們能走的道兒，我也能走，而且比你們走得還精彩，還顯赫。
1978年春天，錄音機在哈爾濱市一般家庭中，還不多見。可是對這“新式武器”，20歲的王輝就垂涎三尺了，他經過勘察，成功地盜竊了賓縣英傑鄉廣播站的一台錄音機，並將這個重70公斤的龐然大物一個人搬迴家，對父母說是花200元錢從委托商店買的。
首獲成功，他的膽子更大了，1980年至1986年間，他又盜竊過牙克石林業局駐哈爾濱辦事處的一台20英寸日立牌彩色電視機和哈一百倉庫中的四件絨衣，兩條羽絨褲。在人前，他是一個文雅好學的謙謙君子；在人後，他卻是一個偷盜成癖的貪心小人。
1986年5月，一直與王輝保持通信來往的一個日本民間組織“筆友會”邀請他去日本觀光，日本的繁榮、先進、富有，使王輝驚歎不已，羨慕不已，七天的觀光生活，使他覺得恍如隔世。迴國後，國內的人，國內的生活，國內的一切，他都看不慣，他對這塊生他養他的土地，充滿了仇恨。經過一番痛苦的“涅盤”後，他決心脫離這塊土地，到那片“王道樂土”去。
想出國定居，但沒有錢。怎樣才可以在短時間內得到一筆錢呢？
隻有一條道：搶銀行、搶送款車。於是，他想到了槍。
1987年12月22日，他跟蹤殺害了吳振亞後，迴到家裏，發現搶來的槍是“六四”式，彈夾裏僅有七發子彈，而自己偷來的子彈又都是“五四”式手槍的。這期間，他曾預謀過搶劫送款車，考慮到他在一百工作過多年，認識他的人多，到那裏搶劫對自己不利，於是就想到了哈爾濱市的另一家大百貨商店——哈爾濱市秋林商店，他也確曾到秋林觀察過，但發現那裏的送款車人多勢眾，保護嚴密，憑自己手中的“六四”式手槍和那幾發子彈，根本不能下手。他決定再搞一支“五四”式手槍。
因此，王輝又選準了第二個殺害對象——王餘馥。
據他自己說，在殺害王餘馥之前，他曾經看準過兩個人，但都沒有下手。一個是他跟蹤過的一名中年警察，用自行車推著他的老母親去看病，他覺得這個警察有老母親，又很孝道，便沒有下手；另一個是一名年輕警察，是到托兒所去送孩子，他見那泡著的孩子還小，也沒忍心下手，隻是見到了王餘馥，他才覺得是個合適的人選：不僅50多歲了，不會再有什麽負擔，而且屁股後麵掛著的手槍他也看得清清楚楚，確實是“五四”式。
不久，王輝被執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