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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進入19世紀以來，不管扶桑自己意沒意識到，其實它的命運和中華是緊緊相關的，尤其是亞羅號戰爭（1856年-1860年）對其影響尤盛：
最開始的1858年第一次大沽口之戰，英佛聯軍獲勝，迫使大老井伊掃部頭一係毅然與洋人簽署了通商約定；
而1859年第二次大沽口之戰，中華獲勝，使扶桑高層對是否堅持開國通商發生了動搖，進而在櫻田門之變後促使井伊一係被一掃而空；
到1860年10月此戰落幕，英佛最終占了上風，又讓此時的幕府執政久世、安藤重新迴到了原本的立場——洋人惹不得，攘夷還需從長計議。
但這樣左右搖擺是要付出代價的，上層猶豫的時候，扶桑攘夷之風已經成了氣候，連西洋人都感到了壓力。
根據安政五年簽署的通商約定，扶桑除了三港（長崎、神奈川、箱館）於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對外通商外，還有兩港兩都要隨即開放：
新瀉港開市時間為西洋曆1860年1月1日；
而江戶為1862年1月1日；
兵庫和大阪則為1863年1月1日。
除了新瀉由於沙洲過多，因此西洋人主動放棄外，到文久元年（1861年），這江戶、兵庫和大阪的開港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但鑒於扶桑攘夷的氣氛高漲，英吉利公使阿禮國，居然讚同幕府延緩開市的請求，但要求其出使歐羅巴向各國當麵交涉。
“到口的肉都不吃”,這實在是難得一見的景象，由此可見此時攘夷的聲勢之大。
其實，扶桑攘夷的高漲，同樣深刻受到了中華的影響：
亞羅號戰爭，從1856年開始到1860年結束，英佛和中華時打時合，這貿易依然大受其苦——當然，長發之變造成的時局動蕩，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好死不死的是，1859年7月扶桑正式對外通商，相當於瞌睡的時候發現了枕頭，因此很多洋商都從中華跑到扶桑來貿易。
就扶桑這小身板哪能抗的住啊，因此到今年，也就是文久元年（1861年），短短兩年經濟就遭到了重創——物價一下子就漲到天上去了，民眾的生活頓時急劇惡化，但更要命的是，原材料大量輸出導致扶桑手工業大蕭條。
這花費增多同時收入減少，兩麵夾擊之下，還能有個好！
以手工紡紗為例，當時紡紗是普通民眾的重大生活來源，估計有40%的人家以紡紗補貼生活收入——以戶算，而不是40%的人從事這項工作，如果40%的人紡紗哪還了得。
但洋布洋紗蜂擁而至後，因為價格隻有本地同類產品的一半，因此手工紡紗變得無力可圖，婦女紛紛停工，這個比例逐漸升高，到幕末已經減少到原來的十分之一——因為土布厚、洋布薄，多多少少還是保留了一小塊市場。
開國通商使民眾的生活變得極差，同樣也使武士的生活受到影響——幕府和各藩的收入減少，因此半知、減知時有發生，更糟糕的編製縮減也逐漸增多，浪士由此數量大增。
而這一切困難的根源，都來自開國通商。
因此，雖然幕府的實力猶在，甚至因為直秀亂入的原因，對各藩的優勢更大，但這樣砂鍋大的拳頭卻沒有p用——打服之後呐？還不是要餓肚子，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去年，也就是萬延元年，箱館統計的扶桑各地大規模一揆數量是43起，而天保大饑饉（1833年-1839年）的平均數字才是32.5！
而且，以前一揆的訴求是不滿代官或奉行，因此通過一揆這種激烈
的“越訴”，要求幕府或藩主關注；但如今，很多百姓（農民）根本不提要求，直接就攻擊官府，燒毀“檢地帳”後拒絕交納年貢和各種賦稅徭役。
而且城下町也經常發生米騷動，次數同樣超過了天保大饑饉時期——要知道，町民的生活比百姓富裕一些，而且因為各家的武士大都在城下町生活，因此城下町亂起來，那就真了不得了。
這些說明什麽？
說明幕府和各藩不得人心吃棗藥丸啊。
因此幕藩都紛紛積極自救，江戶那還顧得上遙遠的箱館——不出大亂子誰理你啊。
此時正是關鍵時刻，德川家和京都小朝廷及諸多外樣大名的博弈已經到了緊要關頭，一切行動都緊緊圍繞著抱團取暖也就是公武合體來進行。
總之，扶桑都這艘船都快沉了，大家還是團結一致想辦法吧。
所謂的公武合體，也就是公家小朝廷和武家幕府的聯合。
最初的提出者，是水戶老藩主德川齊昭一係，後來井伊掃部頭執政的時候，發現壞了，反對派打著皇室的旗號團結在一起，這不好辦呀，於是他就想釜底抽薪，“合就合好了，但主動權應該在幕府這邊。”
安政五年（1858年），九月戊午之難開始，但同年十月，老中間部詮勝在京都，一邊抓人，一邊奉命開始試探，“皇室能否嫁女給西丸樣家茂”。
當時執政幕府的井伊手段激烈，京都小朝廷當然不敢硬頂，於是就含含糊糊地應付著。
但赤鬼井伊何許人也，因此到萬延元年（1860年）三月他被刺身亡之時，此事已經基本敲定了。
結果誰也沒想到，塵埃落定前井伊出事了，於是此事又起了波折。
但煮熟的鴨子還能跑了，萬延元年四月一日，幕府派京都所司代酒井忠義把下嫁的內請書提交給關白九條尚忠。
此時，三港對外通商已經過去了近一年，這攘夷的氣勢已經起來了，因此京都小朝廷開始提價，反正是左拖右推，就是不肯答應。
拳頭大雖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但逼急了管不了許多的話可以解決人啊，因此在幕府的威脅加利誘下，當年和曆八月十五，和宮終於開口答應——巧合的是，當天也是攘夷派首領水戶老藩主德川齊昭逝世的日子。
為了此事，傳說幕府也做了讓步，據說兩位執政，老中久世廣周和安藤信睦，答應當年七月開始攘夷——不是立刻武力攘夷，而是“延緩對外通商的腳步，在十幾年內逐漸廢除各種約定，從而使扶桑迴到從前的天道樂土。”
十月九日，幕府送上貢品奏請和宮下嫁，十二月二十一日使者參內謝恩，二十五日舉行了納采的儀式。
但問題是，幕府這邊剛做出承諾“延緩對外通商的腳步”，結果十二月十四日就與普魯士簽訂了通商約定。
因此京都小朝廷上下都覺得受到了愚弄:
當年六月十七日幕府與佛朗基簽署了通商約定，和以前一樣，都沒有敕許，但當時不是和宮下嫁還沒確認麽。
可這次是怎麽迴事？
依然不尊重皇室，理都不理我就簽了，這也太埋汰人了！
說起來，這是由於京都小朝廷消息閉塞，完全不理解幕府收到阿羅號戰爭清廷最終失利的震撼——幕府自己也有問題，這神秘主義搞來搞去，封鎖消息賊來勁，結果把自己坑了吧。
於是這件事又耽擱下來。
要知道當時扶桑皇帝對公武合體抱有很大期望，以自己退位、和宮出家的威脅，才搞定一直叫囂武力攘夷的公卿們的，現在臉都丟進海裏了，能不惱火嘛！
後麵經過幕府使者的反複解釋，這件事終於又重新啟動了，但作為代價，和宮的緣結對象家茂，必須在成親典禮前由世子西丸樣成為征夷大將軍——皇家公主做了禦台所，想必就不會發生這種陰奉陽違的幺蛾子了。
這個要求怎麽說呢？
過分也不過分。
說它過分，小朝廷幹涉德川家的傳承這還是第一次，但問題是，以前公方樣娶的可是頂級公卿的女兒，重未娶過皇室的公主！
這裏麵可是有大說道的：
皇室公主在扶桑是有繼承權的，雖然此時的扶桑皇帝有兒子，這個權利用不上，但萬一呢？
到時老公做征夷大將軍，老婆是扶桑皇帝，再生下兒女，這公武就不是合體，是合一了！
以幕臣如狼似虎的性子，這“自古傳承”的公卿不就被跑根絕底了麽。
因此，皇室冒了這麽大風險，你幕府又違約在先，如今不是得拿出點誠意來？
消息傳迴江戶後，幕臣一片嘩然，這以前是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如今變成舍老子，這是咋迴事！
但冷靜下來，大家覺得還是賺了：
畢竟小朝廷是個空架子，這公主嫁過來，誰占便宜誰吃虧是很明顯的嘛。
再說了，這公方樣家定怠政不說，脾氣也古怪，反倒是西丸樣家茂聰敏果斷又待人寬厚，十六歲就顯示出明君的氣度來，換了也好。
於是，在大家的慫恿下，老中首座久世不得不向公方樣家定稟告了此事。
其實久世不想換主上，畢竟家定怠政，便宜的是他。
但他也考慮清楚了，如今內憂外患，老中首座跟走馬燈似的變，所以換個像樣的公方樣也好。再說了，西丸樣家茂才十六歲，就算親政，估計還是要依仗自己。
而且算起來，這幾任幕府執政都沒啥好下場：
從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第一次來訪算起，當時的老中首座是自己的小舅子阿部正弘，結果他在兩年後卸任——就這還算好的，畢竟之前掌權十年之後還做了兩年的勝手方老中，然後病退，完全可以說是全身而退；
之後的堀田正篤，隻當了兩年多的老中首座就被趕下來，還在戊午之難中被追責；
大老井伊掃部頭嘛，兩年不到就被刺身亡。
“看人擔柴不費力，自己挑擔累折腰”，說起來這幕府執政的位置如今可不好做，這公武合體如今看來好處甚多，自己還是從中彌合的好。
但打了好久算盤的久世，做夢也沒想到，家定一聽不用做公方樣，不但沒有暴怒反倒手舞足蹈，白瞎了幕臣們的一番擔心！
因為直秀的亂入，陰差陽錯之下，公方樣家定在安政五年（1858年）病是病重了，但沒死，但如今內憂外患，爛事越來越多，所以這位置他真的早就不想做了。
因此他聽說小朝廷要求世子家茂繼位，他是那個開心啊，“懂我！懂我啊！”
這想象中的最大的阻礙沒有了，自然公武合體就開始順利起來。
文久元年（1861年）四月，幕府在京都和小朝廷再次確認，這事成了！
消息傳開，扶桑幕藩都歡欣鼓舞，覺得公武合力後自然是一番新景象。
但直秀開了掛啊，當然知道這是一場空歡喜，因此反而加大了內政建設。
經過大家的努力，在1861年10月初，北地終於開通了扶桑的第一條鐵路。
是以權謀為主還是以實業優先，維新之路的競爭終於正式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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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進入19世紀以來，不管扶桑自己意沒意識到，其實它的命運和中華是緊緊相關的，尤其是亞羅號戰爭（1856年-1860年）對其影響尤盛：
最開始的1858年第一次大沽口之戰，英佛聯軍獲勝，迫使大老井伊掃部頭一係毅然與洋人簽署了通商約定；
而1859年第二次大沽口之戰，中華獲勝，使扶桑高層對是否堅持開國通商發生了動搖，進而在櫻田門之變後促使井伊一係被一掃而空；
到1860年10月此戰落幕，英佛最終占了上風，又讓此時的幕府執政久世、安藤重新迴到了原本的立場——洋人惹不得，攘夷還需從長計議。
但這樣左右搖擺是要付出代價的，上層猶豫的時候，扶桑攘夷之風已經成了氣候，連西洋人都感到了壓力。
根據安政五年簽署的通商約定，扶桑除了三港（長崎、神奈川、箱館）於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對外通商外，還有兩港兩都要隨即開放：
新瀉港開市時間為西洋曆1860年1月1日；
而江戶為1862年1月1日；
兵庫和大阪則為1863年1月1日。
除了新瀉由於沙洲過多，因此西洋人主動放棄外，到文久元年（1861年），這江戶、兵庫和大阪的開港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但鑒於扶桑攘夷的氣氛高漲，英吉利公使阿禮國，居然讚同幕府延緩開市的請求，但要求其出使歐羅巴向各國當麵交涉。
“到口的肉都不吃”,這實在是難得一見的景象，由此可見此時攘夷的聲勢之大。
其實，扶桑攘夷的高漲，同樣深刻受到了中華的影響：
亞羅號戰爭，從1856年開始到1860年結束，英佛和中華時打時合，這貿易依然大受其苦——當然，長發之變造成的時局動蕩，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好死不死的是，1859年7月扶桑正式對外通商，相當於瞌睡的時候發現了枕頭，因此很多洋商都從中華跑到扶桑來貿易。
就扶桑這小身板哪能抗的住啊，因此到今年，也就是文久元年（1861年），短短兩年經濟就遭到了重創——物價一下子就漲到天上去了，民眾的生活頓時急劇惡化，但更要命的是，原材料大量輸出導致扶桑手工業大蕭條。
這花費增多同時收入減少，兩麵夾擊之下，還能有個好！
以手工紡紗為例，當時紡紗是普通民眾的重大生活來源，估計有40%的人家以紡紗補貼生活收入——以戶算，而不是40%的人從事這項工作，如果40%的人紡紗哪還了得。
但洋布洋紗蜂擁而至後，因為價格隻有本地同類產品的一半，因此手工紡紗變得無力可圖，婦女紛紛停工，這個比例逐漸升高，到幕末已經減少到原來的十分之一——因為土布厚、洋布薄，多多少少還是保留了一小塊市場。
開國通商使民眾的生活變得極差，同樣也使武士的生活受到影響——幕府和各藩的收入減少，因此半知、減知時有發生，更糟糕的編製縮減也逐漸增多，浪士由此數量大增。
而這一切困難的根源，都來自開國通商。
因此，雖然幕府的實力猶在，甚至因為直秀亂入的原因，對各藩的優勢更大，但這樣砂鍋大的拳頭卻沒有p用——打服之後呐？還不是要餓肚子，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去年，也就是萬延元年，箱館統計的扶桑各地大規模一揆數量是43起，而天保大饑饉（1833年-1839年）的平均數字才是32.5！
而且，以前一揆的訴求是不滿代官或奉行，因此通過一揆這種激烈
的“越訴”，要求幕府或藩主關注；但如今，很多百姓（農民）根本不提要求，直接就攻擊官府，燒毀“檢地帳”後拒絕交納年貢和各種賦稅徭役。
而且城下町也經常發生米騷動，次數同樣超過了天保大饑饉時期——要知道，町民的生活比百姓富裕一些，而且因為各家的武士大都在城下町生活，因此城下町亂起來，那就真了不得了。
這些說明什麽？
說明幕府和各藩不得人心吃棗藥丸啊。
因此幕藩都紛紛積極自救，江戶那還顧得上遙遠的箱館——不出大亂子誰理你啊。
此時正是關鍵時刻，德川家和京都小朝廷及諸多外樣大名的博弈已經到了緊要關頭，一切行動都緊緊圍繞著抱團取暖也就是公武合體來進行。
總之，扶桑都這艘船都快沉了，大家還是團結一致想辦法吧。
所謂的公武合體，也就是公家小朝廷和武家幕府的聯合。
最初的提出者，是水戶老藩主德川齊昭一係，後來井伊掃部頭執政的時候，發現壞了，反對派打著皇室的旗號團結在一起，這不好辦呀，於是他就想釜底抽薪，“合就合好了，但主動權應該在幕府這邊。”
安政五年（1858年），九月戊午之難開始，但同年十月，老中間部詮勝在京都，一邊抓人，一邊奉命開始試探，“皇室能否嫁女給西丸樣家茂”。
當時執政幕府的井伊手段激烈，京都小朝廷當然不敢硬頂，於是就含含糊糊地應付著。
但赤鬼井伊何許人也，因此到萬延元年（1860年）三月他被刺身亡之時，此事已經基本敲定了。
結果誰也沒想到，塵埃落定前井伊出事了，於是此事又起了波折。
但煮熟的鴨子還能跑了，萬延元年四月一日，幕府派京都所司代酒井忠義把下嫁的內請書提交給關白九條尚忠。
此時，三港對外通商已經過去了近一年，這攘夷的氣勢已經起來了，因此京都小朝廷開始提價，反正是左拖右推，就是不肯答應。
拳頭大雖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但逼急了管不了許多的話可以解決人啊，因此在幕府的威脅加利誘下，當年和曆八月十五，和宮終於開口答應——巧合的是，當天也是攘夷派首領水戶老藩主德川齊昭逝世的日子。
為了此事，傳說幕府也做了讓步，據說兩位執政，老中久世廣周和安藤信睦，答應當年七月開始攘夷——不是立刻武力攘夷，而是“延緩對外通商的腳步，在十幾年內逐漸廢除各種約定，從而使扶桑迴到從前的天道樂土。”
十月九日，幕府送上貢品奏請和宮下嫁，十二月二十一日使者參內謝恩，二十五日舉行了納采的儀式。
但問題是，幕府這邊剛做出承諾“延緩對外通商的腳步”，結果十二月十四日就與普魯士簽訂了通商約定。
因此京都小朝廷上下都覺得受到了愚弄:
當年六月十七日幕府與佛朗基簽署了通商約定，和以前一樣，都沒有敕許，但當時不是和宮下嫁還沒確認麽。
可這次是怎麽迴事？
依然不尊重皇室，理都不理我就簽了，這也太埋汰人了！
說起來，這是由於京都小朝廷消息閉塞，完全不理解幕府收到阿羅號戰爭清廷最終失利的震撼——幕府自己也有問題，這神秘主義搞來搞去，封鎖消息賊來勁，結果把自己坑了吧。
於是這件事又耽擱下來。
要知道當時扶桑皇帝對公武合體抱有很大期望，以自己退位、和宮出家的威脅，才搞定一直叫囂武力攘夷的公卿們的，現在臉都丟進海裏了，能不惱火嘛！
後麵經過幕府使者的反複解釋，這件事終於又重新啟動了，但作為代價，和宮的緣結對象家茂，必須在成親典禮前由世子西丸樣成為征夷大將軍——皇家公主做了禦台所，想必就不會發生這種陰奉陽違的幺蛾子了。
這個要求怎麽說呢？
過分也不過分。
說它過分，小朝廷幹涉德川家的傳承這還是第一次，但問題是，以前公方樣娶的可是頂級公卿的女兒，重未娶過皇室的公主！
這裏麵可是有大說道的：
皇室公主在扶桑是有繼承權的，雖然此時的扶桑皇帝有兒子，這個權利用不上，但萬一呢？
到時老公做征夷大將軍，老婆是扶桑皇帝，再生下兒女，這公武就不是合體，是合一了！
以幕臣如狼似虎的性子，這“自古傳承”的公卿不就被跑根絕底了麽。
因此，皇室冒了這麽大風險，你幕府又違約在先，如今不是得拿出點誠意來？
消息傳迴江戶後，幕臣一片嘩然，這以前是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如今變成舍老子，這是咋迴事！
但冷靜下來，大家覺得還是賺了：
畢竟小朝廷是個空架子，這公主嫁過來，誰占便宜誰吃虧是很明顯的嘛。
再說了，這公方樣家定怠政不說，脾氣也古怪，反倒是西丸樣家茂聰敏果斷又待人寬厚，十六歲就顯示出明君的氣度來，換了也好。
於是，在大家的慫恿下，老中首座久世不得不向公方樣家定稟告了此事。
其實久世不想換主上，畢竟家定怠政，便宜的是他。
但他也考慮清楚了，如今內憂外患，老中首座跟走馬燈似的變，所以換個像樣的公方樣也好。再說了，西丸樣家茂才十六歲，就算親政，估計還是要依仗自己。
而且算起來，這幾任幕府執政都沒啥好下場：
從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第一次來訪算起，當時的老中首座是自己的小舅子阿部正弘，結果他在兩年後卸任——就這還算好的，畢竟之前掌權十年之後還做了兩年的勝手方老中，然後病退，完全可以說是全身而退；
之後的堀田正篤，隻當了兩年多的老中首座就被趕下來，還在戊午之難中被追責；
大老井伊掃部頭嘛，兩年不到就被刺身亡。
“看人擔柴不費力，自己挑擔累折腰”，說起來這幕府執政的位置如今可不好做，這公武合體如今看來好處甚多，自己還是從中彌合的好。
但打了好久算盤的久世，做夢也沒想到，家定一聽不用做公方樣，不但沒有暴怒反倒手舞足蹈，白瞎了幕臣們的一番擔心！
因為直秀的亂入，陰差陽錯之下，公方樣家定在安政五年（1858年）病是病重了，但沒死，但如今內憂外患，爛事越來越多，所以這位置他真的早就不想做了。
因此他聽說小朝廷要求世子家茂繼位，他是那個開心啊，“懂我！懂我啊！”
這想象中的最大的阻礙沒有了，自然公武合體就開始順利起來。
文久元年（1861年）四月，幕府在京都和小朝廷再次確認，這事成了！
消息傳開，扶桑幕藩都歡欣鼓舞，覺得公武合力後自然是一番新景象。
但直秀開了掛啊，當然知道這是一場空歡喜，因此反而加大了內政建設。
經過大家的努力，在1861年10月初，北地終於開通了扶桑的第一條鐵路。
是以權謀為主還是以實業優先，維新之路的競爭終於正式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