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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曆六月下旬(西洋曆8月上旬)江戶發生了兩件大事:一個是幕府突然任命了一大批海防掛,另一個是禦台場突然封閉——據町民說開始運進大筒,也有足輕開始演練。
對於後一個消息,大久保知道的比普通町民更多——棗屋組的祖上都出身於幕府常備軍“大番組”,現在也有大半依舊在大番組奉公,所以消息靈通的多。
這次幕府是下了本錢了。
原本幕府的陸上常備軍“定番”是“三番組”或者“五番方”——三番組是主力,由“大番組”、“書院番組”和“小姓番組”組成,五番方是在三番組之外再加上新番和小十人番——其實還有一個“禦徒組”,但因為主要是禦家人組成,所以不受重視。
這次居然要在大番組之下新成了“台場組”,從五番方抽調精兵良將為骨幹,招收武士子弟,日常以操練大筒為主,平時駐守在禦台場附近。
大久保之前沒關心過這方麵,收到消息後驚愕萬分,“這台場都建好了才想起建番組”,好比要吃飯了才想起種稻子,這未免有些過於搞笑了吧。
他於傍晚趕到江川家府邸,恰好遇到禦目付小栗忠順也在,坦庵先生知道大久保思慮周密,也讓他一起參與議事。
幕府的海防掛原來隻有江川太郎左衛門一人,說白了這個位置就是安置坦庵先生的——老先生一直醉心海防,而老中們為了安撫做出重大功績的江川,所以給了他這麽一個位置。
海防掛可以參與外國事務和海防,算是幕府的高級顧問。
江川先生在1850年上任海防掛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推動禦台場的建設,結果老爺子對此過於投入,居然台場建完了才發現自己被人暗算了。
而小栗忠順是今年和曆四月才迴到的江戶,他從長崎目付轉任禦目付,剛上任沒幾天,而且上任後就被打發到工地監督台場建設,所以他也沒察覺到其中的暗流——至於小栗的老爹忠高,雖然多次來信提醒兩人,但因為遠國奉行忠高身在外地,掌握的的信息不全麵,而且父子之間近年關係才緩和,因此小栗也忽略了父親的提醒。
結果就是,這次幕府的役職大調整大大打擊了江川和小栗一係。
事情的起因是來自兩封風說書——一份來自鹹亨洋行,另一份來自新到長崎的蘭國商館“甲必丹”庫爾求斯。
在兩份風說書中都提到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米國戰船肯定要來了。
甲必丹是蘭國商館館長的別稱,庫爾求斯就是新任的甲必丹。他於今年和曆六月中旬(西洋曆七月底)乘蘭國商船到了長崎,到了之後他就立即向相關的幕府官員通報了這件大事。
結果還沒等今年當值的長崎奉行大沢安宅和長崎目付商量出結果,鹹亨洋行的商船也入港了,提交的風說書對此事描述的更加詳細,而且還提供了可能出現的米船數目和規格,這下子好了,也別考慮了,兩份風說書異口同聲,這肯定是真的了,還是趕緊稟報江戶吧。
自從直秀從海外迴來後,幕府對蘭學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以前蘭學傾向於幹說,實物很少,連得到的蘭書都是靠臉——通商多年的蘭國人不知道是顧忌深諳儒學的幕府官員看法還是不上心,提供的蘭書東一塊西一塊,完全不成係統。
當然這也不能全怪蘭國商館,幕府從未做具體要求也
是原因之一。
但自從直秀歸國帶來大量實物和書籍後,鹹亨洋行也繼續保持輸入,直秀和學次郎都是從扶桑的角度出發,送迴來的東西實用性和係統性很高,因此幕府對蘭學的興趣大增。
就拿船隻建造來說吧,雖然幕府依然沒有放開“大船建造禁令”,但根據直秀帶迴來的飛剪船,幕府建造了幾艘作為高速通信船使用,同時製造方法也漸漸流傳到各藩和民間,雖然沒有完全取代辯才船但幾年下來數量也不少了。
這次就是飛剪船送的信,在五天頭上信就擺到了老中首席阿部侍從的案頭。
接到壞消息,阿部大人當然是不開心了,遇到不開心的事當然要分享給同僚了,於是他趕緊把老中們和相關人等都召集起來,大家集體商議如何處置。
此時,風說書還是幕府機密,連譜代大名和幕府自己的遠國奉行們都不得予聞,但江川太郎左衛門是海防掛,所以他也看到了風說書,但最開始的議事隻有老中們參與,坦庵先生資格還不夠。
但很快坦庵先生就加入到討論之中,禦目付小栗忠順也被卷了進來——這是因為討論不可避免的擴大化了。
原來,老中們一個個都是經曆了千山千水的老奸巨猾之輩,當然不肯輕易表態。可沒結果不行啊,公方樣也得到了消息,天天派人催趕緊拿出意見來,所以既然大家都不說,那找敢說的人來說,於是老中們就把風說書發放到了下一級,也就是若年寄、大目付、三奉行(寺社奉行、江戶町奉行、勘定奉行)、長崎奉行、海防掛這個層次。
可下麵這些人也不是幹吃飯的,依然說些模棱兩可的話,初聽非常有道理但仔細聽啥決策也沒有。
隻有江川太郎左衛門大聲疾唿,“我們到底要討論啥?通商與否可以再談,但趕緊把米船運來的大筒及其它軍械運到江戶來啊,別耽誤正事啊!”
結果坦庵先生話音未落就挨了一頓排頭,大目付堀利堅出麵嗬斥,“那是米船麽?明明是唐人船!江川你有點治政敏感性好不好。”
雖然坦庵先生被罵了一頓,但提議卻通過了,確實,會要開,但大筒不能不運,於是在府的長崎奉行牧義製趕緊給在國的長崎奉行大沢安宅去信,“風說書收到了,辛苦了。但後繼的事宜大佬們還在商量,那啥,你趕緊把唐人送來的貨物送到江戶來。”
老中們不肯表態,可下一層的役官有樣學樣也不肯出頭,江川太郎左衛門倒是想說,但事關重大,他又剛剛被大目付堀利堅抓到錯處噴了一頓,所以他也不便再高談闊論了。
現任的公方樣是德川家第十二代征夷大將軍家慶,這位公方樣命不好,老爹是著名的長壽將軍家齊(1773年-1841年),家慶熬到天保八年(1837年)四十五歲才接任將軍,這還不是老爹看他歲數大了可憐他,而是當時的局麵太壞,把他推出來頂缸而已。
家齊是著名的敗家子,和島津重豪、鍋島齊直齊名,生活奢侈無比,這三位把幕府、薩摩藩和佐賀藩禍害的夠嗆。
當時正是“天保兇作”(1833年至1839年)的末期,民不聊生,在京都的小朝廷也出來刷存在感,批評家齊和幕府的老中們屍位素餐,搞的當時輿論沸然,於是家齊把家慶退到前台頂缸。
大禦所家齊退隱後也一直掌握著幕府的實權,還不容易等老爹掛了,公方樣家慶已經四十九歲了,這時啥雄心壯
誌也磨沒了,因此將幕政都托付給以阿部為首的老中們,自己對政事的處理原則是“以無事為上”。
可越怕事事情就越多,這些年來南蠻船叩港的事情不斷發生,有十年前的英吉利中華南海之戰的殷車之鑒,公方樣家慶唯恐此事也發生在自己頭上,因此啥都可以就是涉及到南蠻船來不可以。
所以風說書討論到現在拖延不下去了——老中們不肯表態,下一層的役官不肯出頭,那幕府隻好繼續擴大討論的範圍,這迴把禦目付、勘定吟味役也拉進來參議——但至此幕府還保留了一點理智,對譜代大名、遠國奉行和其它奉行都還保密,以免造成恐慌。
禦目付、勘定吟味役等人加入後,情況大有改觀,這些人的年歲稍輕,對幕政的態度相對進取,因此很快形成了觀點分明的兩派意見:
一派是強硬派,要求恢複《異國船驅逐令》,也就是著名的外國船打払令,表示隻要發現南蠻船就開炮驅逐,和米國這種不知廉恥的蠻人有什麽可談的。
另外一派是溫和派,認為天保十四年(1843)發布的《燃料淡水供給令》就挺好,西洋船到扶桑港口加個石炭補給點糧食、蔬菜、淡水啥的沒關係,但開港通商就免了,省的這些西洋人得寸進尺,萬一發生什麽不好說的**就麻煩了。
溫和派認為,禦台場已經修建好了,江戶足以自守,所以米船來要求通商也好處理,和以前一樣,讓他們到長崎等消息,拖來拖去,這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麽。
而且如果米船實在蠻橫,那通商也不是不可以,鹹亨商行這種方式就不錯,民間貿易而且額度有限,一切盡在掌握之中。
至於江川坦庵先生和小栗忠順這兩位,別看平時大家和他們的關係好像還不錯,但現在就成了少數派,沒人附和這兩位的觀點——這兩人也不敢冒大不韙說開國為上,隻是認為禦台場作用有限,真打起來可能還是有風險,江戶雖說不至於化為一片火海但也肯定大受損失。所以最好的法子還是盡快發展蘭學產業,等自身壯大了那要戰要和都可以。
但這些話說出來被眾人大加嘲諷,這品川台場是江川主修小栗監督的,修成了還說不成,那幹嘛還要修啊。
坦庵先生被氣得眼冒金星,幕府就這條件,沒錢沒大筒沒大船,老夫辛辛苦苦修台場,這還修出錯來了。
索性老中們還是比較體諒江川,安撫了他幾句,但對他和小栗的觀點不以為然,“發展蘭學產業不需要時間啊,米船翌年就來了,就像從二樓滴眼藥水一樣,遠水完全解不了近渴麽。”
但江川太郎左衛門提到了造大船,這讓大家想起了一位名人,他就是水戶德川家的大殿樣齊昭,這位可是很早就提議解除“大船建造禁令”的著名人物,而且一直堅持增強海防。
現在參與討論的老中和役官都是德川家的親藩大名、譜代大名和大身旗本,開國通商關係到德川家的大政,如果沒有股弘禦三家和禦三卿的代表參予,這也有些說不過去。
於是以大目付堀利堅為首,要求延請德川齊昭入城議事,老中首席阿部侍從表示同意,齊昭也很快到來並發表了高明的言論,但齊昭的迅速到來引起了在場很多人的警惕——齊昭是水戶的上代家主,至今還背著“強製隱居”的處罰,如果非要禦三家和禦三卿的代表表態,那水戶當代家主慶篤也已經二十一歲了,同樣也在江戶定府,為何這次非要齊昭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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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曆六月下旬(西洋曆8月上旬)江戶發生了兩件大事:一個是幕府突然任命了一大批海防掛,另一個是禦台場突然封閉——據町民說開始運進大筒,也有足輕開始演練。
對於後一個消息,大久保知道的比普通町民更多——棗屋組的祖上都出身於幕府常備軍“大番組”,現在也有大半依舊在大番組奉公,所以消息靈通的多。
這次幕府是下了本錢了。
原本幕府的陸上常備軍“定番”是“三番組”或者“五番方”——三番組是主力,由“大番組”、“書院番組”和“小姓番組”組成,五番方是在三番組之外再加上新番和小十人番——其實還有一個“禦徒組”,但因為主要是禦家人組成,所以不受重視。
這次居然要在大番組之下新成了“台場組”,從五番方抽調精兵良將為骨幹,招收武士子弟,日常以操練大筒為主,平時駐守在禦台場附近。
大久保之前沒關心過這方麵,收到消息後驚愕萬分,“這台場都建好了才想起建番組”,好比要吃飯了才想起種稻子,這未免有些過於搞笑了吧。
他於傍晚趕到江川家府邸,恰好遇到禦目付小栗忠順也在,坦庵先生知道大久保思慮周密,也讓他一起參與議事。
幕府的海防掛原來隻有江川太郎左衛門一人,說白了這個位置就是安置坦庵先生的——老先生一直醉心海防,而老中們為了安撫做出重大功績的江川,所以給了他這麽一個位置。
海防掛可以參與外國事務和海防,算是幕府的高級顧問。
江川先生在1850年上任海防掛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推動禦台場的建設,結果老爺子對此過於投入,居然台場建完了才發現自己被人暗算了。
而小栗忠順是今年和曆四月才迴到的江戶,他從長崎目付轉任禦目付,剛上任沒幾天,而且上任後就被打發到工地監督台場建設,所以他也沒察覺到其中的暗流——至於小栗的老爹忠高,雖然多次來信提醒兩人,但因為遠國奉行忠高身在外地,掌握的的信息不全麵,而且父子之間近年關係才緩和,因此小栗也忽略了父親的提醒。
結果就是,這次幕府的役職大調整大大打擊了江川和小栗一係。
事情的起因是來自兩封風說書——一份來自鹹亨洋行,另一份來自新到長崎的蘭國商館“甲必丹”庫爾求斯。
在兩份風說書中都提到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米國戰船肯定要來了。
甲必丹是蘭國商館館長的別稱,庫爾求斯就是新任的甲必丹。他於今年和曆六月中旬(西洋曆七月底)乘蘭國商船到了長崎,到了之後他就立即向相關的幕府官員通報了這件大事。
結果還沒等今年當值的長崎奉行大沢安宅和長崎目付商量出結果,鹹亨洋行的商船也入港了,提交的風說書對此事描述的更加詳細,而且還提供了可能出現的米船數目和規格,這下子好了,也別考慮了,兩份風說書異口同聲,這肯定是真的了,還是趕緊稟報江戶吧。
自從直秀從海外迴來後,幕府對蘭學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以前蘭學傾向於幹說,實物很少,連得到的蘭書都是靠臉——通商多年的蘭國人不知道是顧忌深諳儒學的幕府官員看法還是不上心,提供的蘭書東一塊西一塊,完全不成係統。
當然這也不能全怪蘭國商館,幕府從未做具體要求也
是原因之一。
但自從直秀歸國帶來大量實物和書籍後,鹹亨洋行也繼續保持輸入,直秀和學次郎都是從扶桑的角度出發,送迴來的東西實用性和係統性很高,因此幕府對蘭學的興趣大增。
就拿船隻建造來說吧,雖然幕府依然沒有放開“大船建造禁令”,但根據直秀帶迴來的飛剪船,幕府建造了幾艘作為高速通信船使用,同時製造方法也漸漸流傳到各藩和民間,雖然沒有完全取代辯才船但幾年下來數量也不少了。
這次就是飛剪船送的信,在五天頭上信就擺到了老中首席阿部侍從的案頭。
接到壞消息,阿部大人當然是不開心了,遇到不開心的事當然要分享給同僚了,於是他趕緊把老中們和相關人等都召集起來,大家集體商議如何處置。
此時,風說書還是幕府機密,連譜代大名和幕府自己的遠國奉行們都不得予聞,但江川太郎左衛門是海防掛,所以他也看到了風說書,但最開始的議事隻有老中們參與,坦庵先生資格還不夠。
但很快坦庵先生就加入到討論之中,禦目付小栗忠順也被卷了進來——這是因為討論不可避免的擴大化了。
原來,老中們一個個都是經曆了千山千水的老奸巨猾之輩,當然不肯輕易表態。可沒結果不行啊,公方樣也得到了消息,天天派人催趕緊拿出意見來,所以既然大家都不說,那找敢說的人來說,於是老中們就把風說書發放到了下一級,也就是若年寄、大目付、三奉行(寺社奉行、江戶町奉行、勘定奉行)、長崎奉行、海防掛這個層次。
可下麵這些人也不是幹吃飯的,依然說些模棱兩可的話,初聽非常有道理但仔細聽啥決策也沒有。
隻有江川太郎左衛門大聲疾唿,“我們到底要討論啥?通商與否可以再談,但趕緊把米船運來的大筒及其它軍械運到江戶來啊,別耽誤正事啊!”
結果坦庵先生話音未落就挨了一頓排頭,大目付堀利堅出麵嗬斥,“那是米船麽?明明是唐人船!江川你有點治政敏感性好不好。”
雖然坦庵先生被罵了一頓,但提議卻通過了,確實,會要開,但大筒不能不運,於是在府的長崎奉行牧義製趕緊給在國的長崎奉行大沢安宅去信,“風說書收到了,辛苦了。但後繼的事宜大佬們還在商量,那啥,你趕緊把唐人送來的貨物送到江戶來。”
老中們不肯表態,可下一層的役官有樣學樣也不肯出頭,江川太郎左衛門倒是想說,但事關重大,他又剛剛被大目付堀利堅抓到錯處噴了一頓,所以他也不便再高談闊論了。
現任的公方樣是德川家第十二代征夷大將軍家慶,這位公方樣命不好,老爹是著名的長壽將軍家齊(1773年-1841年),家慶熬到天保八年(1837年)四十五歲才接任將軍,這還不是老爹看他歲數大了可憐他,而是當時的局麵太壞,把他推出來頂缸而已。
家齊是著名的敗家子,和島津重豪、鍋島齊直齊名,生活奢侈無比,這三位把幕府、薩摩藩和佐賀藩禍害的夠嗆。
當時正是“天保兇作”(1833年至1839年)的末期,民不聊生,在京都的小朝廷也出來刷存在感,批評家齊和幕府的老中們屍位素餐,搞的當時輿論沸然,於是家齊把家慶退到前台頂缸。
大禦所家齊退隱後也一直掌握著幕府的實權,還不容易等老爹掛了,公方樣家慶已經四十九歲了,這時啥雄心壯
誌也磨沒了,因此將幕政都托付給以阿部為首的老中們,自己對政事的處理原則是“以無事為上”。
可越怕事事情就越多,這些年來南蠻船叩港的事情不斷發生,有十年前的英吉利中華南海之戰的殷車之鑒,公方樣家慶唯恐此事也發生在自己頭上,因此啥都可以就是涉及到南蠻船來不可以。
所以風說書討論到現在拖延不下去了——老中們不肯表態,下一層的役官不肯出頭,那幕府隻好繼續擴大討論的範圍,這迴把禦目付、勘定吟味役也拉進來參議——但至此幕府還保留了一點理智,對譜代大名、遠國奉行和其它奉行都還保密,以免造成恐慌。
禦目付、勘定吟味役等人加入後,情況大有改觀,這些人的年歲稍輕,對幕政的態度相對進取,因此很快形成了觀點分明的兩派意見:
一派是強硬派,要求恢複《異國船驅逐令》,也就是著名的外國船打払令,表示隻要發現南蠻船就開炮驅逐,和米國這種不知廉恥的蠻人有什麽可談的。
另外一派是溫和派,認為天保十四年(1843)發布的《燃料淡水供給令》就挺好,西洋船到扶桑港口加個石炭補給點糧食、蔬菜、淡水啥的沒關係,但開港通商就免了,省的這些西洋人得寸進尺,萬一發生什麽不好說的**就麻煩了。
溫和派認為,禦台場已經修建好了,江戶足以自守,所以米船來要求通商也好處理,和以前一樣,讓他們到長崎等消息,拖來拖去,這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麽。
而且如果米船實在蠻橫,那通商也不是不可以,鹹亨商行這種方式就不錯,民間貿易而且額度有限,一切盡在掌握之中。
至於江川坦庵先生和小栗忠順這兩位,別看平時大家和他們的關係好像還不錯,但現在就成了少數派,沒人附和這兩位的觀點——這兩人也不敢冒大不韙說開國為上,隻是認為禦台場作用有限,真打起來可能還是有風險,江戶雖說不至於化為一片火海但也肯定大受損失。所以最好的法子還是盡快發展蘭學產業,等自身壯大了那要戰要和都可以。
但這些話說出來被眾人大加嘲諷,這品川台場是江川主修小栗監督的,修成了還說不成,那幹嘛還要修啊。
坦庵先生被氣得眼冒金星,幕府就這條件,沒錢沒大筒沒大船,老夫辛辛苦苦修台場,這還修出錯來了。
索性老中們還是比較體諒江川,安撫了他幾句,但對他和小栗的觀點不以為然,“發展蘭學產業不需要時間啊,米船翌年就來了,就像從二樓滴眼藥水一樣,遠水完全解不了近渴麽。”
但江川太郎左衛門提到了造大船,這讓大家想起了一位名人,他就是水戶德川家的大殿樣齊昭,這位可是很早就提議解除“大船建造禁令”的著名人物,而且一直堅持增強海防。
現在參與討論的老中和役官都是德川家的親藩大名、譜代大名和大身旗本,開國通商關係到德川家的大政,如果沒有股弘禦三家和禦三卿的代表參予,這也有些說不過去。
於是以大目付堀利堅為首,要求延請德川齊昭入城議事,老中首席阿部侍從表示同意,齊昭也很快到來並發表了高明的言論,但齊昭的迅速到來引起了在場很多人的警惕——齊昭是水戶的上代家主,至今還背著“強製隱居”的處罰,如果非要禦三家和禦三卿的代表表態,那水戶當代家主慶篤也已經二十一歲了,同樣也在江戶定府,為何這次非要齊昭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