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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這個詞,在漢代的觀念裏,比今天寬,也厚實。


    文學一指文章經籍,《詩》《尚書》《禮記》《易》《春秋》五經之學。《史記·儒林列傳》寫到“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司馬遷借公孫弘之口給文學的定義是:“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稚,訓辭深厚,恩施甚美。”當年的文學家有三個硬條件:飽學與真知灼見;文章筆法講究;還得“恩施甚美”,這個美字相當於今天美學裏的美,不是表麵的,是深層次的,給社會,給人生帶來深層次的審美享受。杜甫有一句詩,與此遙相唿應,“文章千古事,聲名豈浪垂”。


    在漢代,文學還是一種選官製度,當時科舉考試未興,是察舉製,推薦製,地方大員向中央舉薦的人才裏,即有賢良文學一科。賢良文學是當年的高端人才,屬特舉。大致的流程是,依皇帝詔令,地方官吏把舉子送至朝廷,皇上廷試,舉子策對,之後按見識高低授官。皇上高興了,會追加提問,一策之後,還有二或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是這麽出籠的。賈誼和晁錯都是經曆這種嚴格遴選脫穎而出的。


    漢代和今天有一點相類似,是依靠農民取得的政權,天下打下來了,但管理國家的經驗比較少。漢代是“漢襲秦製”,國家管理的多方製度沿襲秦朝。軍事上沿用“二十等軍功爵”,貨幣用“秦半兩”(12銖錢,舊製24銖為一兩)。曆法用秦始皇頒行的“顓頊曆”,以顓頊曆紀年,一年伊始的首月,是今天農曆的十月,而且不叫正月,稱端月。漢朝經曆了劉邦、呂後、文帝、景帝之後,武帝是大帝,不僅開疆守土,還建規立製。實行貨幣改革,停“秦半兩”,用“五銖錢”。維新曆法,廢顓頊曆,頒行太初曆,我們今天的農曆紀年方法,是由太初曆完善而成的。


    漢武帝在文化上的貢獻也是偉大的。秦朝是先軍政治,走軍國主義路線。武帝尚武更崇文,“今上(武帝)即位,……於是詔方正賢良之士”“延文學儒者數百人”“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為官”“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史記·儒林列傳》)。“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漢書·董仲舒傳》)文學在武帝時期是顯學,全國矚目。


    漢代的文學觀是大方大器的,強調“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但“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是寫在前邊的。比如賈誼的文章,《吊屈原賦》《□鳥賦》文辭講究,但《過秦論》被《史記》收錄,《論積貯疏》《論鑄幣疏》被《漢書》收錄,是因其洞察社會趨勢與走向,看破世道焦點所在。文學作品被史家采信,是大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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