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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的核心是言之有物。


    一個人說話,有見地有分量是最要緊的。打比方說,繞彎子說,有分寸著說或實話實說,是說的方式。站著說,坐著說,彎著腰說,對著喇叭說,比畫著手勢說,是說話時的姿態。在平房裏說,在樓頂上說,潛在水裏說,站在枝頭說,在廟裏說,在高堂上說,是說話人的位置。在文學的諸多因素裏,方式和姿態是兩個概念,位置和有見地有分量也不能混為一談。位置絕對化了,叫立場。皇帝位極九五,一句話頂一萬句,但他的朝代結束了,一萬句話裏讓老百姓記住一兩句的也沒有幾位。寫《虞美人》的李煜,沒把位置絕對化,但皇帝當得太過於二把刀,詩和詞都軟遝遝的,把自己寫成了千古以降位置最高的“小資”。


    藝術手法是技巧,是寫作方式,是跳高比賽裏的背躍式、俯臥式、直跨式,但無論采用什麽式,最後計入成績的是跳出的高度。一個選手得了世界冠軍,他躍杆的方式又是新穎獨創的,人們會爭著模仿與研究。如果跳出的高度一般,躍杆的方式再怎麽創新,都在自娛自樂範疇之內。再比如粉墨登場的戲劇演員,再怎麽濃妝淡抹,再怎麽水袖身段、台姿台步,贏得滿堂彩的,還是嗓子裏的活兒。


    我家門前是高新四路,向北穿行三百米,再過一個十字,是免費開放的豐慶公園。公園的核心是一個廣場,每天早晨都有十幾位老人在那裏寫書法大字。筆是大號毛筆,有小拖把那麽粗壯,紙是地上鋪著的方磚,一格連著一格。沒有墨汁,每位老人的腳邊放著一個塑料桶,桶裏是清水。“書法家”用毛筆蘸著清水,一筆一畫地寫著行書或楷書。名字雖然叫廣場,地方卻有限,每人被局限在一小塊範圍裏。一句唐詩七個字,寫到最後一個字的時候,第一個字已經風幹了,字跡消隱,接著再從頭重來。如此循環往複,往複循環,一個早晨就結束了。


    這些老人在練書法,練身體,練精神勁兒。他們從事的工作用一個詞概括,叫輕描淡寫。


    文學新時期三十年,讓我們記住了小說家,同時記著他們的小說;記住了詩人,也記著他們的詩。散文家似乎是個例外,我們可以叫出多位散文家的名字,但同時又能說出他們散文作品的卻不多。那麽多散文作家在“勞動”,但筆下的字跡風幹得稍快了些。“辣手著文章”是一個老對聯的下聯,辣手不僅是手辣,還是眼辣,心辣,指的是有見地,有分量。


    散文不能蘸著清水去寫,要蘸墨汁,越濃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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