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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文件我在行。單位裏開會，有念文件的事，我都去爭取。因為我定力不太夠，聽別人念，我坐不住，有時候還犯困。讓我爭取到嘴的，不管重要不重要，我一概很認真地對待，再冗長乏味的文字，中間不喝水，不清嗓子，也沒差著行念過。單位裏念文件這種學習方法，據說是從戰爭年代保存至今的，是當代傳統。當年部隊裏官與兵識字的不太多，上級有重要的文件發下來，找讀過書的人念一遍，大概意思就清楚了，之後再組織一兩次討論，目的是把文件的要點記住。習慣都是養成的，這話說得一點不錯。
文件是公文，是給公眾看的。私人看的叫信件，一個人寫信，怎麽寫都可以，鬼畫符也行。隻要讀信的人願意看，並且能看明白。公文是講規矩的，隻是這規矩是斷代的，不沿襲，不傳承。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個朝代有一個朝代公文的寫法，甚至在一個朝代裏，因為皇帝換了，公文的寫法差異也挺大。公文不是小事情，一個時代裏，老百姓怎麽過日子，是民風的基礎。公文寫成什麽樣子，是文風的“發源地”。用時尚的詞說，民風是通俗文化，文風是高雅文化。民風與文風糅合起來，新鮮的時候叫時代氣息，過一百年之後，水落石出，就叫時代烙印。
看一個朝代的文風，是樸實的，還是浮誇虛飾的，看看當時的奏章、聖旨、律條、訟狀，以及史官的文字，基本上可以看出梗概。誇一個作家，最了不起的“授獎辭”，是說他“得風氣之先”或“開一代文風”，意思是說他和這個時代的文風不太一致。
最早的公文是甲骨文，也是筆法最簡練的公文，是真正的“寓繁於簡”，那種簡練，那種高濃縮的文字是迫不得已，因為要刻在龜背和獸骨上，受“硬件”限製。那時候“卜辭”也是公文一種，巫師是精神領袖，是宮廷文官。卜辭是深奧難懂的，是天書，國君也讀不懂。“卜辭”頭上的那一層霧水，是巫師的飯碗，人人一眼望穿的話，巫師就沒飯吃了。
秦朝的文風雜蕪，也可以叫風格多樣化，那種不成形和不定型，源於那一時期文化的重頭工作是統一文字。漢代的文風是了不起的，尚儒，又樸實大氣。“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史記》和《漢書》是漢代文風的代表，均是天賜的大手筆。《史記》就不用說了，《漢書》開卷第一篇第一段就很有那麽一點“浪漫主義”：“高祖，沛豐邑中陽裏人也，姓劉氏。母媼嚐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對班固老爺子不服真不行，確實不同凡響。寫劉邦媽媽的外遇與神交，是他爸爸親眼見的。真正的春秋筆法，證據“確鑿”，有誰膽敢不相信，請去問問高祖的爸爸。
魏晉重文采，講形式與手藝，公文多是“才情並茂”的。到了唐朝，“文起八代之衰”，倡導古文的樸實之美，去魏晉的駢儷氣，“文采不宜傷敘事”。元代重視祭祀，這類文字留下來的多，讀著開闊也傳神。領導人重視什麽，一個時期就風行什麽。元代“曲”盛，曲高但和者不寡。元代的國家特征是打天下，不在治天下，有浪漫的精神氣質。遙想當年各級大汗們，開疆拓土，威風馬上。將士們也要有業餘生活的，蒙古族人於歌舞是內行，軍**誼，“曲”的基礎是牢靠的。
清朝的文化貢獻多，劣的貢獻是文字獄，好的貢獻是《康熙字典》和《四庫全書》。編出好字典的朝代是大朝代。《康熙字典》1710年開編，1716年成書，收漢字47035個，主持人是張玉書、陳廷敬。《四庫全書》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正式編修，曆時二十年，1793年收工，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文化工程”，收書3500多種，79000多卷，近10億字，由紀曉嵐、陸錫熊、孫士毅為總纂官。《康熙字典》和《四庫全書》是集大成，是兩座大倉庫，一是字庫，一是文庫，至今仍是文化上的驕傲，“康乾盛世”不是空口說著玩的。元代與清代都是少數民族主持國家政體，蒙古族治元朝，滿族和蒙古族合營治清朝。清代存在的時期長，對文化的高度重視恐怕是原因之一。十多年前，我曾有過一次難得的機會，“借機”翻閱過一個月的清代婚姻刑案的卷宗。用現代的觀點去看，有些結論多守舊禮而違天理，有些還特滑稽。但文筆謹嚴，案件的敘述簡約清晰，一宗案子，幾百個字就交代清楚了。我們如今的公文實在不好意思去恭維，套話、虛話、空洞的話蔚然風行。我曾朗讀過一個“植樹”的文件，文件核心講的是為什麽植樹，植樹的意義，環保，以及做人的情操修養，青年人的成長，貫徹精神等內容，高屋建瓴，上綱上線。但要把樹種活的字卻是一個也沒有。
古文今譯也是如今太糟糕的一種文風。這種事我們也做，台灣那邊也做，但嚴謹去做的太過寥寥。一句古文幾個字，卻“譯”出幾十個字。《四庫全書》要這麽譯一家夥，我們就實打實進入了“知識爆炸”的時代。
現在看“**”時期的報紙和文件，直覺是可笑的地方多。一個人活到可笑的地步是悲哀的，一個時期的文風如果讓人可笑，是更大的悲哀。不知道再過一百年，後人怎麽評看我們這一時期的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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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文件我在行。單位裏開會，有念文件的事，我都去爭取。因為我定力不太夠，聽別人念，我坐不住，有時候還犯困。讓我爭取到嘴的，不管重要不重要，我一概很認真地對待，再冗長乏味的文字，中間不喝水，不清嗓子，也沒差著行念過。單位裏念文件這種學習方法，據說是從戰爭年代保存至今的，是當代傳統。當年部隊裏官與兵識字的不太多，上級有重要的文件發下來，找讀過書的人念一遍，大概意思就清楚了，之後再組織一兩次討論，目的是把文件的要點記住。習慣都是養成的，這話說得一點不錯。
文件是公文，是給公眾看的。私人看的叫信件，一個人寫信，怎麽寫都可以，鬼畫符也行。隻要讀信的人願意看，並且能看明白。公文是講規矩的，隻是這規矩是斷代的，不沿襲，不傳承。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個朝代有一個朝代公文的寫法，甚至在一個朝代裏，因為皇帝換了，公文的寫法差異也挺大。公文不是小事情，一個時代裏，老百姓怎麽過日子，是民風的基礎。公文寫成什麽樣子，是文風的“發源地”。用時尚的詞說，民風是通俗文化，文風是高雅文化。民風與文風糅合起來，新鮮的時候叫時代氣息，過一百年之後，水落石出，就叫時代烙印。
看一個朝代的文風，是樸實的，還是浮誇虛飾的，看看當時的奏章、聖旨、律條、訟狀，以及史官的文字，基本上可以看出梗概。誇一個作家，最了不起的“授獎辭”，是說他“得風氣之先”或“開一代文風”，意思是說他和這個時代的文風不太一致。
最早的公文是甲骨文，也是筆法最簡練的公文，是真正的“寓繁於簡”，那種簡練，那種高濃縮的文字是迫不得已，因為要刻在龜背和獸骨上，受“硬件”限製。那時候“卜辭”也是公文一種，巫師是精神領袖，是宮廷文官。卜辭是深奧難懂的，是天書，國君也讀不懂。“卜辭”頭上的那一層霧水，是巫師的飯碗，人人一眼望穿的話，巫師就沒飯吃了。
秦朝的文風雜蕪，也可以叫風格多樣化，那種不成形和不定型，源於那一時期文化的重頭工作是統一文字。漢代的文風是了不起的，尚儒，又樸實大氣。“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史記》和《漢書》是漢代文風的代表，均是天賜的大手筆。《史記》就不用說了，《漢書》開卷第一篇第一段就很有那麽一點“浪漫主義”：“高祖，沛豐邑中陽裏人也，姓劉氏。母媼嚐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對班固老爺子不服真不行，確實不同凡響。寫劉邦媽媽的外遇與神交，是他爸爸親眼見的。真正的春秋筆法，證據“確鑿”，有誰膽敢不相信，請去問問高祖的爸爸。
魏晉重文采，講形式與手藝，公文多是“才情並茂”的。到了唐朝，“文起八代之衰”，倡導古文的樸實之美，去魏晉的駢儷氣，“文采不宜傷敘事”。元代重視祭祀，這類文字留下來的多，讀著開闊也傳神。領導人重視什麽，一個時期就風行什麽。元代“曲”盛，曲高但和者不寡。元代的國家特征是打天下，不在治天下，有浪漫的精神氣質。遙想當年各級大汗們，開疆拓土，威風馬上。將士們也要有業餘生活的，蒙古族人於歌舞是內行，軍**誼，“曲”的基礎是牢靠的。
清朝的文化貢獻多，劣的貢獻是文字獄，好的貢獻是《康熙字典》和《四庫全書》。編出好字典的朝代是大朝代。《康熙字典》1710年開編，1716年成書，收漢字47035個，主持人是張玉書、陳廷敬。《四庫全書》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正式編修，曆時二十年，1793年收工，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文化工程”，收書3500多種，79000多卷，近10億字，由紀曉嵐、陸錫熊、孫士毅為總纂官。《康熙字典》和《四庫全書》是集大成，是兩座大倉庫，一是字庫，一是文庫，至今仍是文化上的驕傲，“康乾盛世”不是空口說著玩的。元代與清代都是少數民族主持國家政體，蒙古族治元朝，滿族和蒙古族合營治清朝。清代存在的時期長，對文化的高度重視恐怕是原因之一。十多年前，我曾有過一次難得的機會，“借機”翻閱過一個月的清代婚姻刑案的卷宗。用現代的觀點去看，有些結論多守舊禮而違天理，有些還特滑稽。但文筆謹嚴，案件的敘述簡約清晰，一宗案子，幾百個字就交代清楚了。我們如今的公文實在不好意思去恭維，套話、虛話、空洞的話蔚然風行。我曾朗讀過一個“植樹”的文件，文件核心講的是為什麽植樹，植樹的意義，環保，以及做人的情操修養，青年人的成長，貫徹精神等內容，高屋建瓴，上綱上線。但要把樹種活的字卻是一個也沒有。
古文今譯也是如今太糟糕的一種文風。這種事我們也做，台灣那邊也做，但嚴謹去做的太過寥寥。一句古文幾個字，卻“譯”出幾十個字。《四庫全書》要這麽譯一家夥，我們就實打實進入了“知識爆炸”的時代。
現在看“**”時期的報紙和文件，直覺是可笑的地方多。一個人活到可笑的地步是悲哀的，一個時期的文風如果讓人可笑，是更大的悲哀。不知道再過一百年，後人怎麽評看我們這一時期的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