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撤守前後
郭沫若自傳.第四卷，洪波曲 作者：郭沫若..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正義之劍”
保衛大武漢之戰，先後支持了四個月以上，比起保衛大上海來多了一個月；比起南京的五天，廣州的一天，當然更不可同日而語了。主要的原因，自當歸功於民氣、士氣的旺盛。但另外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們可不能忘記的，便是蘇聯的顧問團在幫助我們策劃，更有蘇聯的飛機和義勇隊在幫助我們守衛上空，並配合著前線作戰。
蘇聯曾以sb轟炸機和e—15與e—16戰鬥機源源向我補充，詳細的數目可惜我不知道。蘇聯義勇敢死隊號稱“正義之劍”，在空戰中有不少的人受了傷，更有不少的人犧牲了。詳細的人數可惜我也不知道。
蘇聯朋友是不喜歡自我宣傳的，他們決不像美國那樣，把“援助”、“救濟”等字樣刻在自己的額頭上。蘇聯義勇隊，生活紀律特別嚴，他們是在飛機的銀翼下過著天幕生活的。無論星期或節日，決不到市麵上招搖。像後來的美國兵那樣旁若無人地四處胡鬧，坐著吉普車亂撞，亂拉女人，那更是無法聯想的了。因此一般的人很少知道有過這麽一迴事：抗戰前期蘇聯朋友曾經幫了我們許多的大忙，而且，為了保衛大武漢，更有過不少的義勇隊為我們把性命犧牲了。
當時蘇聯未同日本宣戰，故援助的情形不願公開。反動派是諱莫如深的，更樂得有所借口了。反動派從來不曾把蘇聯援助的情形發表過。平時把蘇聯顧問團和義勇隊，當成間諜一樣監視著，一些照拂顧問團和義勇隊的人們，大抵都是“統”字號的朋友。他們有時還在小圈子裏麵放些讕言對蘇聯誣蔑。他們昧著良心這樣說：蘇聯送來的飛機並不是好飛機，派來的人員也並不是好人員，蘇聯把我們中國當作戰地演習。
但大家總還記得吧，在二次大戰中，保衛斯大林格勒的大將崔可夫將軍，扭轉了歐洲戰場的勝負，那是全世界知名的人物了。他在迴國之前是在中國充任過總顧問的。我們能說這是蘇聯派來的不好的人員嗎？
武漢上空有好幾次的保衛戰，事實上都是蘇聯義勇隊的戰績。就我親自看見的一次來說吧：四月二十九日是日寇的所謂“天長節”（“天皇”的生日），那天敵機大量侵襲武漢，據說是費了兩星期的籌備的。那天的天氣很好，上午我們正在武昌城內陳誠的公館裏開宣傳會報。空襲警報發了，大家都進了園子裏的防空室，我卻在室外眺望。
晴朗的太空中泛著團團的白雲，高射炮更射出朵朵的絨花。高射炮的轟鳴、飛機的拍音、**的爆炸、機關槍的連響，構成一個四部合奏。雙方的銀翅在日光下穿梭翻騰，或上或下，或反或側地搏鬥。據術語說，那是在演著“狗鬥戰”（dog-fighti
g），怕應該稱為“鷹鬥戰”（eagle-fighti
g）吧。忽然有的放出紅光，泄著黑煙，劃空而墜，有的又在空中爆炸了。真是有聲有色，鬼哭神嚎的畫麵呀。那樣足足有三十分鍾光景，宇宙複歸於沉寂了。那是最熱烈的一場大空戰，輝煌的戰果，是擊落了敵機二十一架，我方損失五架。
“正義之劍”不僅斬殺了空中的鷹，而且還斬殺了水上的鮫。據統計，在長江裏麵炸沉了敵艦九十二艘，炸毀了十六艘。這些毫無疑問，也就是延緩了武漢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惜得很，我自己沒有參與過這一方麵的工作，不能知其詳。我希望參與過的朋友們能夠把詳細的情形報導出來，讓全中國的人民認清楚這些“正義之劍”，更拿來和今天的美帝國主義的態度比較一比較。我們中國人民也應該是一把“正義之劍”，能夠辨別是非善惡的！
二、四巨頭會議
武漢要陷落是早在預料中的。但在武漢陷落之前四日華南重鎮廣州突然毫無抵抗地先陷落了。那真正是完全出乎意外。敵人僅有三千人，而我守軍十師，一夜之間，聞風逃遁，真真是無上的恥辱。這兒不是孫中山先生生聚教訓了多年的地方嗎？這兒不是革命的發祥地嗎？盤踞在人民頭上的一些中山先生的叛徒們，平時作威作福，蹂躪人權，戰時鶴唳風聲，抱頭鼠竄。他們的罪惡深重，難道還不應該上二十四次的絞刑架嗎？然而那些“將軍”們、大員們卻依然延年益壽，直到今天，還在剿民的破陣裏嗚喑叱吒呢！
廣州的失陷，使已經動搖著的武漢更加動搖了起來，毫無疑問對於進攻武漢的敵人則更給予了刺激和鼓舞。敵人進攻武漢使用了十二個師團，連後方兵力共有二十五個師團，人數在一百萬左右。前線補充五六次，傷亡二十餘萬，費時四個多月。敵人是好大喜功、貪多務得的，侵占廣州的消息，難道還不促使他們更要加上火力，做瘋狂的比賽嗎？在那最後的幾天，特別對於我們撤退的車船頻加空襲，那便是瘋狂比賽的最具體的表現了。
開往長江和湘江上遊的船隻在那幾天接連被炸，載著《新華日報》和八路軍辦事處一部分人員的新升隆號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二十二日離開武漢之後，在當天便遇難，而使好些朋友成了烈士。這樣，不用說使得武漢三鎮，特別是一些中下層被留下的公務人員，更加人心惶惶了。“最高”的那位是有飛機可坐的，可用不著擔心。次一等的也有自己的小汽車可坐。再次便須得坐卡車，坐輪船。卡車和輪船的目標更要大些，而船在水上是無路可逃的。因此大家都迴避水路，雖然水上的船已經很少，能夠坐船也要算是萬幸了。
我們政治部的幾位高級人員，周公是有汽車的，我是有汽車的。我的車子可供我和愈之撤退時的使用。賀衷寒是有汽車的，但他的汽車先送了家眷。他原來的預定是率領殘餘的部員全部坐船。船是太古公司的一隻小火輪，已經最後一次開往上遊去了，目的地是宜昌。但由市**、政治部、國際宣傳處和其他的機關，聯合出了重價包了它，要它開到沙市之後，便把乘客卸下，中途折返。船迴武漢時是二十三日的下午，準備在二十四日夜間再最後一次撤離武漢。然而我們政治部裏卻起了一個小小的波折。
事情是這樣：本來決定坐船的賀衷寒，臨時生了變動，怎麽也不肯坐船。賀衷寒是黨國要人，他要顧惜生命是可以理解的，而奇妙的是殘留的部員們一聽說秘書長不坐船，便像一群小孩子失掉了大人帶領的一樣，全部嘩噪了起來。
——秘書長不坐船，我們也不坐船！
——秘書長怕危險，我們就不怕危險？
——秘書長的命值錢，我們的命就不值錢嗎？……
為了這件事，竟使副部長召開了一次“四巨頭會議”，商量解決的辦法。
賀衷寒倒很坦白，他不僅堅持自己不坐船，而且主張大家都不坐船。他說：他的小汽車已經叫人由長沙開迴來了。坐船實在很危險，遇炸無法可逃。坐車雖然也一樣危險，但是還有可逃之路。
這點道理誰都是知道的。但事到臨危，哪裏去找車子呢？不僅人須撤退，而且還有些笨重的公物。
問題的解決倒很簡單，愈之和我答應改來坐船，以安定人心，把我的小汽車留下來，讓給賀衷寒的隨從秘書易來安坐。——這部車子，在逃難途中，倒救了白崇禧的命。白崇禧在漢宜公路上逃命的時候，一部小汽車和一部指揮車都拋了錨，結果是把兩部車子丟了，擠掉了易來安（大概擠到賀衷寒的車子上去了），改坐了我的車子。這是周公後來告訴我的。漢宜公路上的狼狽情形，可惜我們失掉了觀光的機會。
三、昧著良心
二十四日，照例還是到三井洋行辦公。在這一天的清早我替《掃蕩報》寫了一篇準備明天見報的最後的社論。
當時武漢的報都先後轉移陣地，停刊了，就隻有《新華日報》和《掃蕩報》準備出到最後一天為止。這都是周公的意見。《新華日報》是中共機關報自然沒有問題，《掃蕩報》在形式上隸屬於政治部，也得服從副部長的命令。要出到最後為止當然要犧牲一部分的機器和鉛字，但為了表示中國人的不屈服，這犧牲是不能放在打算裏麵的。何況在當時機器和鉛字也沒有辦法運走！因此，倒給了《掃蕩報》一個光榮的報國機會。這個最反動的報紙，從它的創刊一直到改名為《和平日報》的今日，值得誇獎的表現恐怕就隻有這麽一次。
這個最反動的報紙在平時是不歡迎我們的文字的，意識稍微清楚一點的人誰也不願意替它寫東西。但在這光榮表現的一次上，卻連寫社論的人都跑光了，樂得我來承乏。其實賀衷寒也盡可以寫的，想來是靜不下來，不能執筆了。
雖然承乏地寫了一篇《武漢永遠是我們的》（這篇文字收錄在《羽書集》裏麵），在我卻並不是怎樣光榮的事。認真說，我也是昧著良心，在那兒替別人圓謊，昧著良心在那兒幫忙騙武漢的市民。
文章寫得很勉強。
分明是保衛戰沒有做好，弄得來隻好拋掉武漢三鎮的市民而各自跑掉，而我偏這樣說：“我們的保衛大武漢之戰，是盡了消耗戰與持久戰的能事！”
分明是有人沒有盡心力去保守祖國的疆土，沒有決心和敵人拚命，而我偏這樣說：“我們的最高戰略是以空間換取時間，以死拖換取硬打！”
我像傳聲筒一樣也傳播了“最後決戰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廣大的鄉村與民心”，傳播了“任何城市之得失，絕不影響於抗戰之全局”。
話是多麽響亮呀，但我敢於保證那些話裏麵有一分一厘的誠意嗎？
廣州的突然淪陷，分明大大地影響了我們，而我偏說是“保衛武漢的持久戰使敵人發生了焦躁，敵人是在更加緊地向著滅亡的道路上奔跑”。在我們自己呢，更虧我說得出“愈益增加了我們的敵愾，愈益團結了我們的內部，愈益鼓舞了我們的百粵健兒”，而且我還敢於“堅決地相信，華南的戰局今後是要完全改變形勢的”。
說得真是好聽：“武漢臨到垂危，但於整個戰局也無多大影響！”
說得真是好聽：“一方麵既盡了持久戰與消耗戰的功能，另一方麵也盡了減輕犧牲、保全實力、掩護後方的能事！”
說得真是好聽：“我抗戰的中心力量並無虧損，反而爭取了主動的地位，環陣於武漢的四周！”
說得真是好聽：“我們的武漢並不是對於佛朗哥的馬德裏，而是對於拿破侖的莫斯科！”
說得真是好聽：“禁不住要以激越的腔調來高唿：武漢永遠是我們的！”
哼！這哪裏是郭沫若在做文章，而是蔣介石在做文章呀！騙！騙！騙！幫忙盡心盡力地騙！騙到了武漢最危險的時候，也就是騙到了登峰造極的時候。但這，在我是甘心的嗎？
不妨讓我再說一遍吧，我做第三廳廳長，根本就是不願意的，原因也就是不甘心昧良。然而為了抗戰，為了爭取那一人戴著抗戰的帽子，就是昧著良心也隻好委屈委屈，這倒不僅是我一個人，不僅是在寫這一篇《武漢永遠是我們的》的時候了！
肉麻當有趣地我們不知道喊了多少萬聲的“最高領袖”呀！喊一聲“領袖”立一次正，更不知道立了多少萬次的正呀！今天迴憶起來，我不僅該向全國的同胞、向全武漢的市民告罪，就是向自己的喉嚨和兩隻腿也該得告罪的。
四、西崽典型
每逢星期一的下午，照例是要召開外國新聞記者招待會的。這是由三廳和國際宣傳處聯合舉行，地點便在怡和街的國際宣傳處。那也是一座敵產，有樓，是雙開間前後兩進。這兒在前不知道是日本人的什麽公司，就在樓下左側的後廳裏，經常開會的地方，在一個角落裏，還剩下一座美國製的大保險箱，因為沒有鑰匙，始終沒有打開過。
二十四這一天適逢是星期一，在怡和街召開了一次最後的招待會。我和愈之都去參加了。這一次到的外國記者特別多，他們是以送葬的意義來參加的。因為他們都沒有逃走的必要，隻消安安穩穩地睡他一晚上，便要看到“改朝換代”的壓軸戲了。
平常在這會上，主要是由軍令部的人來報告軍事消息，但在這一天卻根本沒有人來。軍事消息事實上也無須乎再報告了。大家都是知道的：敵人在北戰場占領了信陽、黃崗，先頭部隊逼近了黃陂；在南戰場占領了陽新、大冶，正向鹹寧挺進；武漢已經在敵人的三麵包圍之下了。一點也沒有問題，今天的“青天白日”明天便要換成“清早的太陽”。
吳國楨是當時的漢口市長，自然輪到他來替武漢三鎮發喪。照例是那一套騙人的話：
——保衛大武漢之戰，我們是盡了消耗戰與持久戰的能事。我們的最高的戰略是在以空間換取時間。在保衛大武漢的長期戰中，我們於人口的疏散、產業的轉移，已經做得相當徹底，而且我們還掩護了後方的建設。我們現在要轉移陣地了。我們放棄城市，轉移到四周作戰，正是依從了我們最高的戰略，爭取了主動的地位。我們是堅持持久戰與消耗戰的，戰爭的時間愈延長愈於我們有利；戰場的麵積愈擴大愈於我們有利。委員長早就說過“最後決戰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廣大之鄉村與民心”，最近又有明白表示：“任何城市之得失，絕不影響於抗戰之全局。”我們是堅決相信，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們的。
這就是所謂抗戰八股，他說的和我說的，完全是一模一樣。但外國記者們卻不大滿意這一套，而另外提出了一些問題。
他們問到廣州淪陷了，失掉了一個主要的國際交通路線，是不是會影響抗戰？
他們問到朱總司令為何來武漢？來了為何又去了？
他們問到武漢撤守，炸毀敵產的預定計劃是不是要實施？
前二個問題是照著八股迴答了。後一個問題的迴答卻吐露了一個大受歡迎的消息。吳國楨很鄭重地說，自然是用英文說的：經過幾次的磋商，最高當局在今天上午已經決定，尊重國際友人的意見，為保全市麵的安寧，漢口市的敵產，不施行炸毀了。
外國記者們不期然地歡唿了起來，接著是一陣熱烈的鼓掌。
這真是出乎意外！要炸毀敵產，有些外國的外交官在出麵幹涉，我是知道的。結果我們必然會屈服，我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洋記者們聽到這個消息而那樣歡迎，我卻根本沒有料到。是意識到帝國主義的勝利嗎？但至少失掉了看火燒羅馬時的奈羅皇帝的快樂吧？
招待會完結了，記者們也先後散了。吳國楨走到那個大保險箱旁邊，細細地端詳起來。董顯光非常高興地走去向著他道謝並道喜：“今天成績滿好，大成功！大成功！全仰仗你這位大市長！”
吳國楨也很得意地謙遜著：“這要感謝老頭子，不然我們今天不會使得他們滿足的。”忽然話頭一轉指著了保險箱：這個“塞胡特”（英文safety，就是保險箱）打開了嗎？
——“哪裏，簡直沒有辦法！”董顯光攤著兩隻手表明真是沒有辦法的那樣說，但突然意識到我們還在麵前，似乎有點不大自然地又和我們拉起手來：“羨慕得很呢，你們今晚上就上船了嗎？啊，我們是沒有辦法的，老頭子還不走啦！啊，再見，再見！古德拜（英文good-bye）！法惠爾（英文fa
ewell）！……亞丟（英文adieu）！……”
五、朝鮮義勇隊
從國宣處出來之後，愈之因為還有別的事情和我分了手。我們約好了迴頭在鄱陽街聚齊，隻等天黑，便一同上船。我趁著有這一段空閑時間，便坐著小汽車在漢口市上巡視了一趟。
特區沒有什麽大的變動。法租界已經戒嚴了，不能進去。繞道駛向日本租界。沿途所經過的所謂華界的市麵是很淒涼的，差不多家家都關門閉戶，隻剩下一些飲食店還在半開門。車子絕了跡，但奇怪的是有好些黃包車被拋棄在街頭，沒有人照料。這光景使我悶了一下，我開始不明白是什麽緣故。但略一迴想，也就立地了然了。這是有人在拉夫，把一些黃包車夫，不是拉走了，便是駭跑了。這樣一領悟使我立地聯想到“七七”獻金時，很多黃包車夫和碼頭工人們熱烈獻金的盛況。才僅僅三個半月啦，保衛大武漢的成績就是這樣了！
日本租界更仿佛是一片墓地，這裏原本預定炸毀，居民都老早搬空了。但惹人注目的是在街道的牆壁上，或在馬路的正中，用瀝青粗大地寫著日本文的標語：“兵士在前方流血，財閥在後方享樂”，或“兵士的血和生命，將軍的金g勳章”。這些還是我昨天擬好的文句，而今天已經爬上了牆壁，爬上了水塔，橫陳在馬路的當中了。
這是應該向朝鮮義勇隊的朋友們致謝的。他們在這快要撤守的前幾天被動員了起來，擔任了這項工作。根據三廳所頒發的《對敵標語口號集》和臨時由我所擬具的若幹條，盡可能地在漢口市上塗寫。就靠著這些朋友們的認真工作，就我所親自見到的，他們的的確確是把漢口全市造成了一座精神堡壘了。
這話倒並不是我一個人在這兒故意地誇誇其談，而是有著事實的根據的。後來我們根據俘虜的口供，得以知道敵人在占領武漢後，特為這些標語大傷腦筋。他們整整花了三天工夫來洗刷那些標語！但寫在街頭的盡管洗得幹淨，印進腦子裏的未必便洗得幹淨。
我的車子在經過後城馬路的時候，寫標語的人還在繼續著工作。他們三五成群地有的扛著瀝青或油漆，有的扛著梯子，勤勤懇懇地在那兒爭取時間——工作。
我得承認，這是我最受感動的一幕，然而也是我最感慚愧的一幕。那些都是朝鮮義勇隊的朋友，明明白白地沒有一個中國人在裏麵。我們中國應該是有不少懂日本文的人才的，留學過日本的學生，起碼總怕有好幾十萬吧？然而在這武漢臨危的時候，替我們寫對敵標語的，卻隻有這些朝鮮的朋友們！
朝鮮義勇隊的組織，在初是屬於政治部第二廳，歸康澤管轄的。在武漢要撤守的時候，暫時又撥歸衛戍司令部政治部去了。但我們是可以間接指揮的。組織的情形我不大清楚，在思想上可能相當複雜。這是朝鮮朋友們的通病，他們的小黨派很多，平常總是很不容易統一。但他們是膺受著亡國的慘痛的，流亡到中國來從事抗日工作，在他們自己的心理上，與其說為了幫忙我們，倒毋寧是克盡他們的天職，因此，一般的說來，他們的愛國情緒，比起我們受足了買辦教育熏陶的中國人，實在是要高超得不知道多少倍。因此，參加這義勇隊的朋友們，盡管受著康澤、賀衷寒的控製，而在愛國行動的表現上是脫離了一切的羈絆的。
在漢口市巡視了一會兒之後，迴到鄱陽街，愈之先坐在那兒等著了。周公因為事情忙，關照過吃飯時不要等他。我同愈之便草率地吃了最後一頓晚餐。飯後再到三井洋行去，總務廳的人們已經在搬動行李，準備上船了。
我們想找賀衷寒，向他告別，但找他不著。他往哪兒去了，誰也不知道。
在七點鍾的時候，周公卻趕了來，和大家握了手。
我們於是便趕向碼頭，開始了不宜見天日的逃亡之路。
六、報應昭彰
上了船，坐的自然是頭等。大餐間裏的輝煌的電燈和布置，使得我有點炫目。在把房間看好了之後，我仍然走到艙外來，在甲板上站著，向空漠中瞭望。
天空是一片墨黑，武漢三鎮鴉雀無聲，長江在混茫中吐著冷氣。這就是武漢三鎮將臨末日的景象。感觸是有點茫然的。——在這兒不知不覺地便待了八九個月，忙也忙過一些時，但卻忙了個什麽來呢？不完全是一片空洞嗎？
想起了朱總司令臨走時的氣概和他所給我的詩。他是那樣堅毅地迴到前線去了。他是有把握的，而且能有把握。他能夠“支持華北抗戰”，也一定能夠“收複中原”。但是，我們呢？我自己呢？能有把握嗎？能“去支持南天”嗎？在不自由的天地裏誰能夠保定：我們不又是由空洞走向空洞？
忽然一片淋漓的血景展開在我的麵前，使我不能不睜大眼睛凝視。那是南京大屠殺的血景！明天誰又能保定：不就在這武漢三鎮再一次展開呢？……
茫然了一會兒，又迴到艙裏去，索性蒙著頭睡了。
船本是預定在九十點鍾開的，為了要等待一些要人，一直等到了清早四點鍾，要人們卻一個也沒有來。自然是害怕水上的危險，而改走了旱路了。這倒也值得感謝，使我對著那垂危的都市又多陪了一夜。
到了四點鍾畢竟開船了，天還沒有亮。在漢口的東北角上已經隱隱可以聽到隆隆的炮聲了。
船走得很慢，在本身的載重之外還拖了一個很大的拖駁。天大亮的時候到了簰洲——在地圖上長江在大轉彎的那個地方。我又站在甲板上瞭望。東北角的天際遙遙地冒起了濃重的煙峰。那一定是大武漢的一部分在被焚燒了。
淋漓的血景又在眼前展開著，然而是更遙遠而模糊了。
坐在船上認真說倒頂舒服，尤其坐沙龍的人天天頓頓都是西餐，應時還有茶點，那簡直是如登天堂了。我和愈之在船上要算是最高級的人，市**有一位會計科長，算占第三位。要人們都沒有來，因此我和愈之也就成為了船上的大總統和副總統了。說句老實話，自有生以來，實在沒有享受過這樣的安富尊榮。不僅本部的總務廳要把我們奉為上司，就是別的機關的人們見到我們也好像畢恭畢敬，儼然下屬。
船既走得慢，因為拖著龐大的拖駁，害怕擱淺，晚上不敢行駛。因此，不僅白天過得很安穩，在晚上睡覺是尤其安穩了。
難道就沒有敵機來空襲嗎？有是有的，每天白天都有一二架淩空而來，盤旋而去，但卻不肯投彈。這是因為船上插著英國旗吧。再則日本人的情報異常靈敏，他一定早已知道要人們都不敢坐船，而剩下來坐船的人是值不得一炸的了。
但總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吧？比如每天不能看報，得不到任何消息，總是煩悶的吧？——多謝操心，這樣的缺憾卻一點也沒有。那位市**的會計科長帶有一架很好的收音機，據說是公物。我們把它擺在大餐間裏麵，隨時開收，全世界的消息都是可以收聽到的。
時節是季秋，正是天高氣爽的時候，而又連日快晴。兩岸的風物都曆曆如畫，連新升隆號和其他炸毀了的船隻還拋棄在沿岸，我們都可以看見。何曾有絲毫的危險呢？連自己都有點難乎為情了，在國難期中享受著這樣的生活！
漢口是一天一天地遠了。平常由漢口到沙市是隻要兩天的，但我們的船卻費了四天四夜。船上既少運動而又吃得太好，假使長久地這樣過活下去，誰還能想到抗戰呢？生活太好的人不想抗戰，誰能怪得他們？
然而，對於我們，這一對暴發的大總統和副總統，昭彰的報應出現了。船上既少運動，而又吃得太好，吃到了二十八日的下午到達沙市的時候，不期然地，都把肚子——吃壞了。
保衛大武漢之戰，先後支持了四個月以上，比起保衛大上海來多了一個月；比起南京的五天，廣州的一天，當然更不可同日而語了。主要的原因，自當歸功於民氣、士氣的旺盛。但另外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們可不能忘記的，便是蘇聯的顧問團在幫助我們策劃，更有蘇聯的飛機和義勇隊在幫助我們守衛上空，並配合著前線作戰。
蘇聯曾以sb轟炸機和e—15與e—16戰鬥機源源向我補充，詳細的數目可惜我不知道。蘇聯義勇敢死隊號稱“正義之劍”，在空戰中有不少的人受了傷，更有不少的人犧牲了。詳細的人數可惜我也不知道。
蘇聯朋友是不喜歡自我宣傳的，他們決不像美國那樣，把“援助”、“救濟”等字樣刻在自己的額頭上。蘇聯義勇隊，生活紀律特別嚴，他們是在飛機的銀翼下過著天幕生活的。無論星期或節日，決不到市麵上招搖。像後來的美國兵那樣旁若無人地四處胡鬧，坐著吉普車亂撞，亂拉女人，那更是無法聯想的了。因此一般的人很少知道有過這麽一迴事：抗戰前期蘇聯朋友曾經幫了我們許多的大忙，而且，為了保衛大武漢，更有過不少的義勇隊為我們把性命犧牲了。
當時蘇聯未同日本宣戰，故援助的情形不願公開。反動派是諱莫如深的，更樂得有所借口了。反動派從來不曾把蘇聯援助的情形發表過。平時把蘇聯顧問團和義勇隊，當成間諜一樣監視著，一些照拂顧問團和義勇隊的人們，大抵都是“統”字號的朋友。他們有時還在小圈子裏麵放些讕言對蘇聯誣蔑。他們昧著良心這樣說：蘇聯送來的飛機並不是好飛機，派來的人員也並不是好人員，蘇聯把我們中國當作戰地演習。
但大家總還記得吧，在二次大戰中，保衛斯大林格勒的大將崔可夫將軍，扭轉了歐洲戰場的勝負，那是全世界知名的人物了。他在迴國之前是在中國充任過總顧問的。我們能說這是蘇聯派來的不好的人員嗎？
武漢上空有好幾次的保衛戰，事實上都是蘇聯義勇隊的戰績。就我親自看見的一次來說吧：四月二十九日是日寇的所謂“天長節”（“天皇”的生日），那天敵機大量侵襲武漢，據說是費了兩星期的籌備的。那天的天氣很好，上午我們正在武昌城內陳誠的公館裏開宣傳會報。空襲警報發了，大家都進了園子裏的防空室，我卻在室外眺望。
晴朗的太空中泛著團團的白雲，高射炮更射出朵朵的絨花。高射炮的轟鳴、飛機的拍音、**的爆炸、機關槍的連響，構成一個四部合奏。雙方的銀翅在日光下穿梭翻騰，或上或下，或反或側地搏鬥。據術語說，那是在演著“狗鬥戰”（dog-fighti
g），怕應該稱為“鷹鬥戰”（eagle-fighti
g）吧。忽然有的放出紅光，泄著黑煙，劃空而墜，有的又在空中爆炸了。真是有聲有色，鬼哭神嚎的畫麵呀。那樣足足有三十分鍾光景，宇宙複歸於沉寂了。那是最熱烈的一場大空戰，輝煌的戰果，是擊落了敵機二十一架，我方損失五架。
“正義之劍”不僅斬殺了空中的鷹，而且還斬殺了水上的鮫。據統計，在長江裏麵炸沉了敵艦九十二艘，炸毀了十六艘。這些毫無疑問，也就是延緩了武漢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惜得很，我自己沒有參與過這一方麵的工作，不能知其詳。我希望參與過的朋友們能夠把詳細的情形報導出來，讓全中國的人民認清楚這些“正義之劍”，更拿來和今天的美帝國主義的態度比較一比較。我們中國人民也應該是一把“正義之劍”，能夠辨別是非善惡的！
二、四巨頭會議
武漢要陷落是早在預料中的。但在武漢陷落之前四日華南重鎮廣州突然毫無抵抗地先陷落了。那真正是完全出乎意外。敵人僅有三千人，而我守軍十師，一夜之間，聞風逃遁，真真是無上的恥辱。這兒不是孫中山先生生聚教訓了多年的地方嗎？這兒不是革命的發祥地嗎？盤踞在人民頭上的一些中山先生的叛徒們，平時作威作福，蹂躪人權，戰時鶴唳風聲，抱頭鼠竄。他們的罪惡深重，難道還不應該上二十四次的絞刑架嗎？然而那些“將軍”們、大員們卻依然延年益壽，直到今天，還在剿民的破陣裏嗚喑叱吒呢！
廣州的失陷，使已經動搖著的武漢更加動搖了起來，毫無疑問對於進攻武漢的敵人則更給予了刺激和鼓舞。敵人進攻武漢使用了十二個師團，連後方兵力共有二十五個師團，人數在一百萬左右。前線補充五六次，傷亡二十餘萬，費時四個多月。敵人是好大喜功、貪多務得的，侵占廣州的消息，難道還不促使他們更要加上火力，做瘋狂的比賽嗎？在那最後的幾天，特別對於我們撤退的車船頻加空襲，那便是瘋狂比賽的最具體的表現了。
開往長江和湘江上遊的船隻在那幾天接連被炸，載著《新華日報》和八路軍辦事處一部分人員的新升隆號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二十二日離開武漢之後，在當天便遇難，而使好些朋友成了烈士。這樣，不用說使得武漢三鎮，特別是一些中下層被留下的公務人員，更加人心惶惶了。“最高”的那位是有飛機可坐的，可用不著擔心。次一等的也有自己的小汽車可坐。再次便須得坐卡車，坐輪船。卡車和輪船的目標更要大些，而船在水上是無路可逃的。因此大家都迴避水路，雖然水上的船已經很少，能夠坐船也要算是萬幸了。
我們政治部的幾位高級人員，周公是有汽車的，我是有汽車的。我的車子可供我和愈之撤退時的使用。賀衷寒是有汽車的，但他的汽車先送了家眷。他原來的預定是率領殘餘的部員全部坐船。船是太古公司的一隻小火輪，已經最後一次開往上遊去了，目的地是宜昌。但由市**、政治部、國際宣傳處和其他的機關，聯合出了重價包了它，要它開到沙市之後，便把乘客卸下，中途折返。船迴武漢時是二十三日的下午，準備在二十四日夜間再最後一次撤離武漢。然而我們政治部裏卻起了一個小小的波折。
事情是這樣：本來決定坐船的賀衷寒，臨時生了變動，怎麽也不肯坐船。賀衷寒是黨國要人，他要顧惜生命是可以理解的，而奇妙的是殘留的部員們一聽說秘書長不坐船，便像一群小孩子失掉了大人帶領的一樣，全部嘩噪了起來。
——秘書長不坐船，我們也不坐船！
——秘書長怕危險，我們就不怕危險？
——秘書長的命值錢，我們的命就不值錢嗎？……
為了這件事，竟使副部長召開了一次“四巨頭會議”，商量解決的辦法。
賀衷寒倒很坦白，他不僅堅持自己不坐船，而且主張大家都不坐船。他說：他的小汽車已經叫人由長沙開迴來了。坐船實在很危險，遇炸無法可逃。坐車雖然也一樣危險，但是還有可逃之路。
這點道理誰都是知道的。但事到臨危，哪裏去找車子呢？不僅人須撤退，而且還有些笨重的公物。
問題的解決倒很簡單，愈之和我答應改來坐船，以安定人心，把我的小汽車留下來，讓給賀衷寒的隨從秘書易來安坐。——這部車子，在逃難途中，倒救了白崇禧的命。白崇禧在漢宜公路上逃命的時候，一部小汽車和一部指揮車都拋了錨，結果是把兩部車子丟了，擠掉了易來安（大概擠到賀衷寒的車子上去了），改坐了我的車子。這是周公後來告訴我的。漢宜公路上的狼狽情形，可惜我們失掉了觀光的機會。
三、昧著良心
二十四日，照例還是到三井洋行辦公。在這一天的清早我替《掃蕩報》寫了一篇準備明天見報的最後的社論。
當時武漢的報都先後轉移陣地，停刊了，就隻有《新華日報》和《掃蕩報》準備出到最後一天為止。這都是周公的意見。《新華日報》是中共機關報自然沒有問題，《掃蕩報》在形式上隸屬於政治部，也得服從副部長的命令。要出到最後為止當然要犧牲一部分的機器和鉛字，但為了表示中國人的不屈服，這犧牲是不能放在打算裏麵的。何況在當時機器和鉛字也沒有辦法運走！因此，倒給了《掃蕩報》一個光榮的報國機會。這個最反動的報紙，從它的創刊一直到改名為《和平日報》的今日，值得誇獎的表現恐怕就隻有這麽一次。
這個最反動的報紙在平時是不歡迎我們的文字的，意識稍微清楚一點的人誰也不願意替它寫東西。但在這光榮表現的一次上，卻連寫社論的人都跑光了，樂得我來承乏。其實賀衷寒也盡可以寫的，想來是靜不下來，不能執筆了。
雖然承乏地寫了一篇《武漢永遠是我們的》（這篇文字收錄在《羽書集》裏麵），在我卻並不是怎樣光榮的事。認真說，我也是昧著良心，在那兒替別人圓謊，昧著良心在那兒幫忙騙武漢的市民。
文章寫得很勉強。
分明是保衛戰沒有做好，弄得來隻好拋掉武漢三鎮的市民而各自跑掉，而我偏這樣說：“我們的保衛大武漢之戰，是盡了消耗戰與持久戰的能事！”
分明是有人沒有盡心力去保守祖國的疆土，沒有決心和敵人拚命，而我偏這樣說：“我們的最高戰略是以空間換取時間，以死拖換取硬打！”
我像傳聲筒一樣也傳播了“最後決戰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廣大的鄉村與民心”，傳播了“任何城市之得失，絕不影響於抗戰之全局”。
話是多麽響亮呀，但我敢於保證那些話裏麵有一分一厘的誠意嗎？
廣州的突然淪陷，分明大大地影響了我們，而我偏說是“保衛武漢的持久戰使敵人發生了焦躁，敵人是在更加緊地向著滅亡的道路上奔跑”。在我們自己呢，更虧我說得出“愈益增加了我們的敵愾，愈益團結了我們的內部，愈益鼓舞了我們的百粵健兒”，而且我還敢於“堅決地相信，華南的戰局今後是要完全改變形勢的”。
說得真是好聽：“武漢臨到垂危，但於整個戰局也無多大影響！”
說得真是好聽：“一方麵既盡了持久戰與消耗戰的功能，另一方麵也盡了減輕犧牲、保全實力、掩護後方的能事！”
說得真是好聽：“我抗戰的中心力量並無虧損，反而爭取了主動的地位，環陣於武漢的四周！”
說得真是好聽：“我們的武漢並不是對於佛朗哥的馬德裏，而是對於拿破侖的莫斯科！”
說得真是好聽：“禁不住要以激越的腔調來高唿：武漢永遠是我們的！”
哼！這哪裏是郭沫若在做文章，而是蔣介石在做文章呀！騙！騙！騙！幫忙盡心盡力地騙！騙到了武漢最危險的時候，也就是騙到了登峰造極的時候。但這，在我是甘心的嗎？
不妨讓我再說一遍吧，我做第三廳廳長，根本就是不願意的，原因也就是不甘心昧良。然而為了抗戰，為了爭取那一人戴著抗戰的帽子，就是昧著良心也隻好委屈委屈，這倒不僅是我一個人，不僅是在寫這一篇《武漢永遠是我們的》的時候了！
肉麻當有趣地我們不知道喊了多少萬聲的“最高領袖”呀！喊一聲“領袖”立一次正，更不知道立了多少萬次的正呀！今天迴憶起來，我不僅該向全國的同胞、向全武漢的市民告罪，就是向自己的喉嚨和兩隻腿也該得告罪的。
四、西崽典型
每逢星期一的下午，照例是要召開外國新聞記者招待會的。這是由三廳和國際宣傳處聯合舉行，地點便在怡和街的國際宣傳處。那也是一座敵產，有樓，是雙開間前後兩進。這兒在前不知道是日本人的什麽公司，就在樓下左側的後廳裏，經常開會的地方，在一個角落裏，還剩下一座美國製的大保險箱，因為沒有鑰匙，始終沒有打開過。
二十四這一天適逢是星期一，在怡和街召開了一次最後的招待會。我和愈之都去參加了。這一次到的外國記者特別多，他們是以送葬的意義來參加的。因為他們都沒有逃走的必要，隻消安安穩穩地睡他一晚上，便要看到“改朝換代”的壓軸戲了。
平常在這會上，主要是由軍令部的人來報告軍事消息，但在這一天卻根本沒有人來。軍事消息事實上也無須乎再報告了。大家都是知道的：敵人在北戰場占領了信陽、黃崗，先頭部隊逼近了黃陂；在南戰場占領了陽新、大冶，正向鹹寧挺進；武漢已經在敵人的三麵包圍之下了。一點也沒有問題，今天的“青天白日”明天便要換成“清早的太陽”。
吳國楨是當時的漢口市長，自然輪到他來替武漢三鎮發喪。照例是那一套騙人的話：
——保衛大武漢之戰，我們是盡了消耗戰與持久戰的能事。我們的最高的戰略是在以空間換取時間。在保衛大武漢的長期戰中，我們於人口的疏散、產業的轉移，已經做得相當徹底，而且我們還掩護了後方的建設。我們現在要轉移陣地了。我們放棄城市，轉移到四周作戰，正是依從了我們最高的戰略，爭取了主動的地位。我們是堅持持久戰與消耗戰的，戰爭的時間愈延長愈於我們有利；戰場的麵積愈擴大愈於我們有利。委員長早就說過“最後決戰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廣大之鄉村與民心”，最近又有明白表示：“任何城市之得失，絕不影響於抗戰之全局。”我們是堅決相信，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們的。
這就是所謂抗戰八股，他說的和我說的，完全是一模一樣。但外國記者們卻不大滿意這一套，而另外提出了一些問題。
他們問到廣州淪陷了，失掉了一個主要的國際交通路線，是不是會影響抗戰？
他們問到朱總司令為何來武漢？來了為何又去了？
他們問到武漢撤守，炸毀敵產的預定計劃是不是要實施？
前二個問題是照著八股迴答了。後一個問題的迴答卻吐露了一個大受歡迎的消息。吳國楨很鄭重地說，自然是用英文說的：經過幾次的磋商，最高當局在今天上午已經決定，尊重國際友人的意見，為保全市麵的安寧，漢口市的敵產，不施行炸毀了。
外國記者們不期然地歡唿了起來，接著是一陣熱烈的鼓掌。
這真是出乎意外！要炸毀敵產，有些外國的外交官在出麵幹涉，我是知道的。結果我們必然會屈服，我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洋記者們聽到這個消息而那樣歡迎，我卻根本沒有料到。是意識到帝國主義的勝利嗎？但至少失掉了看火燒羅馬時的奈羅皇帝的快樂吧？
招待會完結了，記者們也先後散了。吳國楨走到那個大保險箱旁邊，細細地端詳起來。董顯光非常高興地走去向著他道謝並道喜：“今天成績滿好，大成功！大成功！全仰仗你這位大市長！”
吳國楨也很得意地謙遜著：“這要感謝老頭子，不然我們今天不會使得他們滿足的。”忽然話頭一轉指著了保險箱：這個“塞胡特”（英文safety，就是保險箱）打開了嗎？
——“哪裏，簡直沒有辦法！”董顯光攤著兩隻手表明真是沒有辦法的那樣說，但突然意識到我們還在麵前，似乎有點不大自然地又和我們拉起手來：“羨慕得很呢，你們今晚上就上船了嗎？啊，我們是沒有辦法的，老頭子還不走啦！啊，再見，再見！古德拜（英文good-bye）！法惠爾（英文fa
ewell）！……亞丟（英文adieu）！……”
五、朝鮮義勇隊
從國宣處出來之後，愈之因為還有別的事情和我分了手。我們約好了迴頭在鄱陽街聚齊，隻等天黑，便一同上船。我趁著有這一段空閑時間，便坐著小汽車在漢口市上巡視了一趟。
特區沒有什麽大的變動。法租界已經戒嚴了，不能進去。繞道駛向日本租界。沿途所經過的所謂華界的市麵是很淒涼的，差不多家家都關門閉戶，隻剩下一些飲食店還在半開門。車子絕了跡，但奇怪的是有好些黃包車被拋棄在街頭，沒有人照料。這光景使我悶了一下，我開始不明白是什麽緣故。但略一迴想，也就立地了然了。這是有人在拉夫，把一些黃包車夫，不是拉走了，便是駭跑了。這樣一領悟使我立地聯想到“七七”獻金時，很多黃包車夫和碼頭工人們熱烈獻金的盛況。才僅僅三個半月啦，保衛大武漢的成績就是這樣了！
日本租界更仿佛是一片墓地，這裏原本預定炸毀，居民都老早搬空了。但惹人注目的是在街道的牆壁上，或在馬路的正中，用瀝青粗大地寫著日本文的標語：“兵士在前方流血，財閥在後方享樂”，或“兵士的血和生命，將軍的金g勳章”。這些還是我昨天擬好的文句，而今天已經爬上了牆壁，爬上了水塔，橫陳在馬路的當中了。
這是應該向朝鮮義勇隊的朋友們致謝的。他們在這快要撤守的前幾天被動員了起來，擔任了這項工作。根據三廳所頒發的《對敵標語口號集》和臨時由我所擬具的若幹條，盡可能地在漢口市上塗寫。就靠著這些朋友們的認真工作，就我所親自見到的，他們的的確確是把漢口全市造成了一座精神堡壘了。
這話倒並不是我一個人在這兒故意地誇誇其談，而是有著事實的根據的。後來我們根據俘虜的口供，得以知道敵人在占領武漢後，特為這些標語大傷腦筋。他們整整花了三天工夫來洗刷那些標語！但寫在街頭的盡管洗得幹淨，印進腦子裏的未必便洗得幹淨。
我的車子在經過後城馬路的時候，寫標語的人還在繼續著工作。他們三五成群地有的扛著瀝青或油漆，有的扛著梯子，勤勤懇懇地在那兒爭取時間——工作。
我得承認，這是我最受感動的一幕，然而也是我最感慚愧的一幕。那些都是朝鮮義勇隊的朋友，明明白白地沒有一個中國人在裏麵。我們中國應該是有不少懂日本文的人才的，留學過日本的學生，起碼總怕有好幾十萬吧？然而在這武漢臨危的時候，替我們寫對敵標語的，卻隻有這些朝鮮的朋友們！
朝鮮義勇隊的組織，在初是屬於政治部第二廳，歸康澤管轄的。在武漢要撤守的時候，暫時又撥歸衛戍司令部政治部去了。但我們是可以間接指揮的。組織的情形我不大清楚，在思想上可能相當複雜。這是朝鮮朋友們的通病，他們的小黨派很多，平常總是很不容易統一。但他們是膺受著亡國的慘痛的，流亡到中國來從事抗日工作，在他們自己的心理上，與其說為了幫忙我們，倒毋寧是克盡他們的天職，因此，一般的說來，他們的愛國情緒，比起我們受足了買辦教育熏陶的中國人，實在是要高超得不知道多少倍。因此，參加這義勇隊的朋友們，盡管受著康澤、賀衷寒的控製，而在愛國行動的表現上是脫離了一切的羈絆的。
在漢口市巡視了一會兒之後，迴到鄱陽街，愈之先坐在那兒等著了。周公因為事情忙，關照過吃飯時不要等他。我同愈之便草率地吃了最後一頓晚餐。飯後再到三井洋行去，總務廳的人們已經在搬動行李，準備上船了。
我們想找賀衷寒，向他告別，但找他不著。他往哪兒去了，誰也不知道。
在七點鍾的時候，周公卻趕了來，和大家握了手。
我們於是便趕向碼頭，開始了不宜見天日的逃亡之路。
六、報應昭彰
上了船，坐的自然是頭等。大餐間裏的輝煌的電燈和布置，使得我有點炫目。在把房間看好了之後，我仍然走到艙外來，在甲板上站著，向空漠中瞭望。
天空是一片墨黑，武漢三鎮鴉雀無聲，長江在混茫中吐著冷氣。這就是武漢三鎮將臨末日的景象。感觸是有點茫然的。——在這兒不知不覺地便待了八九個月，忙也忙過一些時，但卻忙了個什麽來呢？不完全是一片空洞嗎？
想起了朱總司令臨走時的氣概和他所給我的詩。他是那樣堅毅地迴到前線去了。他是有把握的，而且能有把握。他能夠“支持華北抗戰”，也一定能夠“收複中原”。但是，我們呢？我自己呢？能有把握嗎？能“去支持南天”嗎？在不自由的天地裏誰能夠保定：我們不又是由空洞走向空洞？
忽然一片淋漓的血景展開在我的麵前，使我不能不睜大眼睛凝視。那是南京大屠殺的血景！明天誰又能保定：不就在這武漢三鎮再一次展開呢？……
茫然了一會兒，又迴到艙裏去，索性蒙著頭睡了。
船本是預定在九十點鍾開的，為了要等待一些要人，一直等到了清早四點鍾，要人們卻一個也沒有來。自然是害怕水上的危險，而改走了旱路了。這倒也值得感謝，使我對著那垂危的都市又多陪了一夜。
到了四點鍾畢竟開船了，天還沒有亮。在漢口的東北角上已經隱隱可以聽到隆隆的炮聲了。
船走得很慢，在本身的載重之外還拖了一個很大的拖駁。天大亮的時候到了簰洲——在地圖上長江在大轉彎的那個地方。我又站在甲板上瞭望。東北角的天際遙遙地冒起了濃重的煙峰。那一定是大武漢的一部分在被焚燒了。
淋漓的血景又在眼前展開著，然而是更遙遠而模糊了。
坐在船上認真說倒頂舒服，尤其坐沙龍的人天天頓頓都是西餐，應時還有茶點，那簡直是如登天堂了。我和愈之在船上要算是最高級的人，市**有一位會計科長，算占第三位。要人們都沒有來，因此我和愈之也就成為了船上的大總統和副總統了。說句老實話，自有生以來，實在沒有享受過這樣的安富尊榮。不僅本部的總務廳要把我們奉為上司，就是別的機關的人們見到我們也好像畢恭畢敬，儼然下屬。
船既走得慢，因為拖著龐大的拖駁，害怕擱淺，晚上不敢行駛。因此，不僅白天過得很安穩，在晚上睡覺是尤其安穩了。
難道就沒有敵機來空襲嗎？有是有的，每天白天都有一二架淩空而來，盤旋而去，但卻不肯投彈。這是因為船上插著英國旗吧。再則日本人的情報異常靈敏，他一定早已知道要人們都不敢坐船，而剩下來坐船的人是值不得一炸的了。
但總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吧？比如每天不能看報，得不到任何消息，總是煩悶的吧？——多謝操心，這樣的缺憾卻一點也沒有。那位市**的會計科長帶有一架很好的收音機，據說是公物。我們把它擺在大餐間裏麵，隨時開收，全世界的消息都是可以收聽到的。
時節是季秋，正是天高氣爽的時候，而又連日快晴。兩岸的風物都曆曆如畫，連新升隆號和其他炸毀了的船隻還拋棄在沿岸，我們都可以看見。何曾有絲毫的危險呢？連自己都有點難乎為情了，在國難期中享受著這樣的生活！
漢口是一天一天地遠了。平常由漢口到沙市是隻要兩天的，但我們的船卻費了四天四夜。船上既少運動而又吃得太好，假使長久地這樣過活下去，誰還能想到抗戰呢？生活太好的人不想抗戰，誰能怪得他們？
然而，對於我們，這一對暴發的大總統和副總統，昭彰的報應出現了。船上既少運動，而又吃得太好，吃到了二十八日的下午到達沙市的時候，不期然地，都把肚子——吃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