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疾風知勁草
郭沫若自傳.第四卷，洪波曲 作者：郭沫若..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到歧亭去
大武漢的保衛戰有時確實烈烈轟轟過一陣，但敵人誌在必得，而當局卻誌在保全實力，早遲必然要撤守是已經成了定局的。特別在九月二十九日田家鎮要塞失陷之後，長江門戶差不多等於洞開，大武漢委實是動搖起來了。**機關、民間工商業，在業經部分撤退之後，又在開始再撤退了。
拿我們政治部來說吧。在十月初頭又把秘書處、一二兩廳全部、總務廳的更大部分，撤往衡山。總務廳隻留下少數辦交通和必要事務的人，副部長周恩來和秘書長賀衷寒隻留下自己的隨從秘書。我們三廳的人則由範揚和範壽康又率領了三分之一，撤退到長沙。就這樣武漢三鎮便差不多整個成為了一座空城了。
政治部的疏散雖然偏向著南邊，但我們對於北戰場也並沒有完全冷落。在這兒倒有一件說來令人慚愧的記憶。
北戰場的五戰區是由好些文化人的組織散布在那兒的，我們的抗敵演劇隊第四隊和第六隊被派遣到那兒去了。此外有由上海流亡出來的劇隊兩隊，一隊是金山、王瑩所領導，另一隊是萬籟天所領導。還有臧克家所領導的文化工作團。有了這些組織的散布，長官司令部的進步分子便有人計劃著，在司令部下邊成立一個文化工作委員會，並有意思要胡愈之去領導。
這消息對於我們當然很愉快：我們趁這個機會又可以把一部分文化工作者安置在北戰場了。
因此在十月八日那一天，愈之便約了好些朋友一同往歧亭去訪問李宗仁。那時五戰區的司令部已經移到歧亭了。
下午五時頃兩部汽車同時出發。我們的一部坐著愈之、乃超、立群和我，另外一部便坐著胡繩、錢俊瑞、沈茲九、陳北鷗。這另一部的朋友們主要就是未來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委員了。我和乃超、立群是陪著去觀光而同時打氣的。乃超特別細心，還從我們三廳的日文鉛字中檢了一套出來拿去做禮品，這不用說是以備做對敵宣傳的工具了。
車子出發後不久，我們的一部便拋了錨。修好了，再跑，但又拋了錨。
那天是中秋，月亮倒滿好。我們站在路邊望月，等著車子的修理，但車子卻老是修理不好，而且使司機絕望了。據他說：根本沒有辦法。
在路上我們也攔過好些過路的車子，但都不肯搭載我們。另一部車子又已經老早跑往前頭去了。乃超和愈之兩人便決定去碰運氣，在附近去找尋車子的修理站。我在心裏想：這不等於是海底撈月嗎？弄得不好，便隻好走路迴去了。然而奇怪，隔了一個多鍾頭的光景，乃超他們坐著一部工程車轉來了。海底公然撈到了月！
乃超告訴我：我們去東碰西碰，碰了好幾處釘子，結果找到了這位同誌（他指著開工程車的人），找到了他的臨時修理站。這位同誌說他認識愈之，非常熱心地願意幫忙，便自行把這工程車開來了。工程車是有起重機的，我們幾個人便都坐在那起重機的周圍，讓我們的小車子被拉著，又繼續前進。
這真是再愉快也沒有的事，在絕望當中竟又生出了希望。
二、坐冷板凳
工程車把我們拉到了司令長官的指揮所，那位很殷勤的青年又拖著我們的小車子去修理去了。他同時告訴我們，他順便要去通知招待所裏的人，幫忙打聽我們另一部車子的下落。這樣殷勤而負責的人是很少見的，可惜他的姓名我忘記了，乃超和立群也都忘記了。
我們在指揮所門前，向站崗的通了姓名並說明了來意，要求見司令長官。站崗的叫我們在門外的凳上坐著，他進裏麵去替我們通報了一迴。我們坐著老是等，等了一個多鍾頭，裏麵卻沒有消息。我們又請站崗的再去通知，他轉來告訴我們說：副官處說的，司令長官睡了，不能驚擾他，要等到清早才可以引見。
這樣坐冷板凳怕隻好一直坐到天亮了。
又是乃超自告奮勇，他要去找尋招待所，解決我們的住宿問題。
乃超去了，又有一個鍾頭光景，有一部卡車開來了。據說是招待所開來接我們的。我們滿以為是乃超去接洽來的，被接到一座農家院子去睡了個半夜。但到第二天清早看見乃超的時候，才知道昨晚的車子並不是他去接洽的，接洽者毫無疑問又是那位修理站的青年了。乃超告訴我們：他在晚間過於冒昧，胡亂去闖，闖上了好幾處哨兵。問口令，答不出。有好幾次刺刀刺到自己的胸膛。但幸好他是廣東人，說出廣東話來，那些廣西兵便沒有刁難他。他費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錢俊瑞、陳北鷗他們。再開車子來接我們時，知道我們已經被接走了。
又經過這一番周折，愈是感謝那位修理站的青年。然而我真不應該，我把他的姓名完全忘記了。
我們到五戰區來，須得再說一遍，是為了司令長官的李宗仁要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而且打算聘胡愈之為主任委員的。這一個使我們興奮得夤夜趕上前線的好消息，等天一亮，讓我們探聽一下現實情形的時候，使我們自己感覺著有點慚愧了。原來那位司令長官並沒有這個意思，而是他的部下有一二人在這樣擬議。更有一二位買空賣空者，便把我們動員了起來，是要我們到前線來學毛遂自薦的。這簡直是笑話了！但是我們能怪誰呢？
司令長官第二天中午時分和我們見麵了，還陪著我們吃了一頓中飯。我們沒有學自薦的毛遂，對方也沒有提到文化委員會的事，不，反而在氣色和口吻之間有點奇怪，不明白我們為什麽突然又到了前方。
我們真是在白晝做夢！但這，又能怪得誰呢？買空賣空的人自然有，但誰叫你相信？誰叫你對於一位本質是法西斯的李宗仁輕易發生幻想？
特別是我自己，我在今天思前想後，實在是感覺著慚愧。我是太無先見之明，而太不以前事為師了。
怎麽說太無先見之明呢？散布在五戰區的各種文化人的組織，後來不久便先後被迫解散或轉移，如像臧克家、姚雪垠那樣的人都不能夠待下去了。那樣的法西斯二等頭目能夠望他們重視文化嗎？
怎麽說太不以前事為師？北伐時，當革命初被出賣的時候，我在安慶曾勸說過這位二等頭目聲討出賣革命者蔣介石，他裝醉，馬虎過去了。到後來清黨的時候，他清得比任何人還要徹底。這些往事我怎麽那樣的健忘？
人真是容易發生幻想的動物，而幻想更偏愛這個二等頭目，大約貌似忠厚，便是他的唯一可取之處吧？我希望今天還在發生幻想的人們早一點像我一樣自感慚愧。
三、兩件珍品
在這兒想補敘一件事。我們在幹對敵宣傳，印了無數的日本文宣傳品，而且當武漢要撤守時，我們還把一套日文鉛字親自送到五戰區來做了禮品，那麽這些日文鉛字究竟是從哪裏來的？
你們大家都知道，在抗戰勝利後黨老爺們是大大地發過劫收財的，但其實在抗戰開始時便已經有人發過了。漢口是有日本租界的，抗戰發生，日本人撤走，剩下的房廊財物自然便被劫收了。
不過劫收的人是手高眼低，有好些很可寶貴的東西，他們卻沒有要。就因為這樣，我們到武漢雖然很遲，而日本人的《漢口每日新聞》的印刷機和日文鉛字，卻是原封未動。日本領事館的檔案和圖書，也是原封未動的。我得到這個消息還是在三廳未開鑼之前，便向陳誠建議，才由總務廳去把這些東西接收保管了起來；三廳開鑼之後便移交給我們了。就這樣，一套完整的印刷機和日文鉛字，便成為我們的對敵宣傳的武器了。
比這更值得誇耀的，認真說，倒是那些日文的排字工友們。他們在艱難的日子中保存了機器，保存了鉛字，而且還參加了對敵工作。有幾位更跟著我們撤退，經過長沙、衡山而到桂林，在桂林還工作了一段時期才分了手的。這熱誠，難道又不是可歌可泣的嗎？
在總務廳未去接收之前，工友們是自己吃自己的。在總務廳去接收了之後，照顧得也很不周到。有一位工頭主要也就為了生活艱難，受了國際宣傳處的買賄，把鉛字的銅模盜賣了。這到後來很妨害了我們的工作：當我們的鉛字減少而用淤了時，屢向國宣處借用銅模，總借不到。黨老爺們的德政是一言難盡的。
順便讓我提到那從日本領事館接收過來的檔案吧。那在別種意義上是很可寶貴的資料。門類多，方麵廣，很多是日本的情報員由各地所送來的消息。其中也有些相當高級的情報員，例如現任青島市市長某（這人的姓名我現在怎麽也想不出，倒無心故意替他隱諱）是日本帝國大學出身，曾在日本人經營的南潯鐵路上服務，他就不斷地打了不少的關於政治軍事方麵的情報。這些情報，我曾經抄錄了來送給陳誠，要他向當局人提醒，對於這樣的人應加以注意。
現在想起來，我自己實在是太天真了。這其實有什麽稀奇呢？那時候汪精衛在做國民黨的副總裁，周佛海在長宣傳部，陳公博、曾仲鳴等一切低調俱樂部的人都還健在。那些不都是日本的高等情報員嗎？就是“最高”的周圍又何嚐沒有這樣的人？在抗戰期間，他的一舉一動敵人無不了如指掌。那不就是很明顯的證據嗎？事實上這也就是所謂“曲線救國”了。我在當年實在是無知，但到後來也漸漸地懂得一些了。我要當局加以注意的那位市長某，的確是特蒙惠眷，後來便逐漸飛黃騰達了起來。由一位不知名的鐵路管理員一躍而成為中美合作的生產局副局長、交通部次長、大連市市長（未能到任）、青島市市長。這位情報員，不知道在什麽時候又同美國發生了不解緣，或許還應該感謝我做了他的情報吧？反動派所需要的正是這種人，能向日本人打情報，正是證明他能“曲線救國”而又有外援。這不就是做大官的兩項大政治資本嗎？
的確，我近來時在這樣想：汪公精衛可惜死得太早了。假如他還活在今天，美國人一定要讓他東山再起的，他的商品價值難道還比不上羅哈斯、李承晚，“鄉下姑娘”李宗仁之流？請想想看，“和平”調的賣唱，本來要算此公是開山的啦！
四、文藝活動
在武漢時期文藝界是一團和氣，可真是做到了“虛懷若穀，四蘊皆空”。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不分黨派，不分新舊，把所有拿筆杆的人都團結了起來。作為會的機關雜誌有《抗戰文藝》（月刊），由羅蓀、蓬子、適夷、以群、乃超諸人主編。此外有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半月刊），舒群主編的《戰地》（半月刊），文壇在表麵上還不算寂寞。但是，實際呢？
戰爭的刺激性在初期實在太強烈，大家都被興奮著，沉不著氣。報告文學盛行一時，小說和多幕劇絕了跡，詩歌在做著浮泛的叫囂。但等抗戰的形勢持久化，而且虛偽化，大家便都又有點泄氣了。這時期正給予作家們一個深切的反省機會。為了抗戰，為了勝利，必須動員民眾，組織民眾。而在動員和組織民眾上，文藝也正好是犀利的武器。然而怎麽樣使這認識化為實踐呢？
文協在這時也適當地提出了“文章下鄉”和“文章入伍”的口號，但可惜隻能限於口號。反動派掌握了一切，不僅文章下不了鄉，文人就根本下不了鄉；不僅文章入不了伍，文人就根本入不了伍。——曾經入了伍的團隊接一連二地在被淘汰，被驅逐。怎麽辦？勇敢的，繼續遠走延安；留下的，便伴隨著空洞的口號。後來連這空洞的口號也換了調門，換成為“文章出國”。出了嗎？出了多少？誰也不知道。因而也就有少數的個人英雄索性高蹈，諷刺“前線主義”，而強調“宣傳不是藝術”。這其實又是人生派與藝術派論爭的改頭換麵，問題在文藝家自己是沒有得到解決的。
正當的解決是在延安。幾年後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主席提出了“文藝以工農兵為對象”和“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的指示，而且不僅是指示，並為文藝工作者布置了執行這指示的場所——工廠、農村、軍隊。才像是太陽出了土，使進步的作家們不再彷徨歧路了。
在武漢當時，文藝性的聚會似乎不多，或許也怕是我自己參加得太少，但有一次聚會我是參加了的，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便是十月十七日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會了。
會是由文協、三廳、魯迅紀念委員會三個單位發起的。地點在青年會西餐部的樓上，時間是傍晚，漢口的文化人已經疏散得可觀，吃西餐的差不多沒有人了。我們三十來個人在那廣漠的樓座上，圍坐著一個長餐桌，紀念我們的文藝巨人。人數雖不多，而情緒卻是很虔誠而悲壯的。
大家推我為主席，我自然說了話。我強調了魯迅的人民立場。他的小說主要是以人民為題材，而他的雜文則是對反人民者的投槍。對象不同，因而文體有別。小說平易近人，雜文則陵勁淬礪。我們是應該抓緊那種精神，而分別學習。
周公、梓年、愈之、乃超都說了話。
周公的話最為精彩，他主要是強調著魯迅的戰鬥精神。魯迅一生是處在革命時代，特別在大革命失敗之後，反動派的氣焰異常緊張，而魯迅堅守革命陣地，不屈不撓地和惡勢力搏鬥，為新社會催生，一直戰鬥到死。魯迅是最倔強的鬥士，最慈愛的導師。我們紀念魯迅，也就應該學習魯迅這樣的戰鬥精神。不僅限於文藝界，應該超出文藝界。特別在現在大敵當前的時候，我們要反對中途妥協，反對消極應付，反對第五縱隊的出賣，反對個人主義的高蹈。“疾風知勁草”，我們在今天的“疾風”之中，每一個人都應該成為魯迅一樣的“勁草”。
據乃超告訴我，那次周公的演說辭本來是整理好了的，由《新華日報》的青年記者李密林帶往重慶，不幸坐船“新升隆”號被炸，連人帶原稿一並沉沒進長江裏去了。
五、等待爆炸
我們是在八月底由珞珈山搬到漢口的楊森花園，那兒在做著電影製片廠。製片廠在九月底全部疏散到重慶，我們便又由楊森花園搬到鄱陽街一號。這是在一座教會旁邊的二層樓上，大小有三間房，有浴室、電話，是相當舒適的。
據說這層樓房本來是一位牧師住的地方，戰事發生，牧師走了。起先是陳銘樞在住，其次是鹿地亙和乃超同住。鹿地亙夫婦在第二次疏散的時候，先送到長沙去了，乃超便讓給我們。我們住進這兒，但也隻有三個星期光景，政治部又不能不做第三次疏散了。
這次很徹底，全政治部所留下的不到二十人。副部長周恩來，秘書長賀衷寒，自非留下不可。三廳就留下我和胡愈之，其餘的大抵是總務廳的人。
疏散期是十月二十一日。三廳被分派到一隻小輪船，由水路開往長沙。我讓立群也搭上這隻船先到長沙去。當時無論走水路、陸路都相當危險，敵人早知道武漢要撤守，每日連續不斷地在轟炸火車和輪船。往長沙、往長江上遊的輪船，有好些次遭了難。這樣的離別，無論行者、居者都不敢保定：究竟能在什麽時候再見。
清早，我從鄱陽街送立群到碼頭，三廳的同誌和公物也大都上了船。一隻小輪船，上下兩層都擠滿著人和行李。有幾個放映隊和演劇隊須得同路，擠得來真是水泄不通。這時是孫師毅在代替陽翰笙的主任秘書的職務（翰笙到**采辦藥品去了），經他的經營擘劃，倒也安頓得井井有條，大家都好像是很愉快的。救亡歌曲不斷地在唱著。
但我自己並不想諱言，我在隱隱地感覺著悵惘。和許多朝夕共處的同誌要分手了，和立群也要分手了，就像要移植一株樹木，而同時又生生地從樹上摘下一條丫枝想要插活那樣，實在感覺著從此的前途有點吉兇莫卜。這或許也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情感吧？但我並不諱言，我是強為歡笑地和各位朋友告了別，和立群告了別，而在我心裏暗暗地祝福他們能夠平安地到達長沙。
送了行，我轉到三井洋行。頓然感覺著房子特別的寬大了。整個的一層三樓，大大小小十幾個房間，一個人影也沒有。有些丟下來的辦公桌椅倒滿不在乎地閑散在那兒。一些雜亂的紙頭堆積在四處。為什麽那樣倉促，連紙頭都不火化呢？這是應該原諒的。
這三井洋行自十月中旬以來早已成為一座等待爆炸的**庫了。照當時的規定：撤退時要把漢口的主要敵產炸毀。三井洋行便是其中之一，早就由工兵團的人穿通了各層，埋上**，並安上引線，隻等到必要時點火。在這樣一座等待爆炸的**庫裏，平時連吸煙都是禁止了的，誰還敢輕易舉火呢？
不一會兒，愈之也孤影悄然地來了，兩個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於冷靜之中倒充分感覺著興奮。
是的，我們是不能不興奮的，我們還得做好些應當做的工作：為報紙寫文章，在漢口市內布置對敵的牆頭標語，應付國際新聞記者，有時還得照顧到市內的治安……
人手雖然隻有兩個，但三廳還沒有完全撤離武漢。
六、飛將軍自天而降
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的大部分朋友們也在同一天上了船，準備撤退到重慶。因此，在當天下午，周公便搬到了鄱陽街來和我同住。我們在這裏是準備著歡迎一位自天飛來的稀客的。他本來說二十一日會來，但因氣候的關係沒有起飛，致使危城中的朋友們多抱著遺憾，迫不及待地走了。朋友走了，而我們所期待著的遠客卻終於在第二天的下午飛到了武漢。
那是誰？
那就是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將軍了。
能不出乎意外嗎？在武漢快要陷落的時候，卻從華北的前線飛來！我們是闊別了十一年的再見。一九二七年“八一”革命後，周公和我先入汕頭，朱總司令鎮守三河壩，自從那時以後我們便分了手。沒想出十一年以後，經過不小的陵穀變遷，在這臨到陷落邊緣的危城，我們又能夠再見。
朱總司令到後，由周公引導，和那位“最高”見了麵。他們談了些什麽，我沒有過問。
晚上是康澤招待，請周公和我作陪。這樣一位顯客的到臨，盡管是在“孤城落日”的時分，做主人的竟輪到了康澤名下，也可顯見招待者的毫無熱誠了。這倒是理所當然的，要向反動派求熱誠，豈不是等於向烏龜求一點熱血嗎？
朱總司令來得匆匆，去得也匆匆。他就在鄱陽街一號和我們同住了一夜，二十三號的上午他又飛迴前線去了。
在他臨走之前，我們在書房裏暢談了一個清早。他要我寫些東西給他作為紀念，我信筆寫了幾句白話詩，內容已經忘了。待我迴頭請他也寫些東西給我時，他也信筆寫出了一首白話詩。詩題是寫著《重逢》。
別後十有一年，
大革命失敗，東江握別，
抗日戰酣，又在漢皋重見。
你自敵國歸來，敵情詳細貢獻。
我自敵後歸來，勝利也說不完。
敵深入我腹地，
我還須支持華北抗戰，
並須收複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別，相見——
必期在鴨綠江邊。
大武漢的保衛戰有時確實烈烈轟轟過一陣，但敵人誌在必得，而當局卻誌在保全實力，早遲必然要撤守是已經成了定局的。特別在九月二十九日田家鎮要塞失陷之後，長江門戶差不多等於洞開，大武漢委實是動搖起來了。**機關、民間工商業，在業經部分撤退之後，又在開始再撤退了。
拿我們政治部來說吧。在十月初頭又把秘書處、一二兩廳全部、總務廳的更大部分，撤往衡山。總務廳隻留下少數辦交通和必要事務的人，副部長周恩來和秘書長賀衷寒隻留下自己的隨從秘書。我們三廳的人則由範揚和範壽康又率領了三分之一，撤退到長沙。就這樣武漢三鎮便差不多整個成為了一座空城了。
政治部的疏散雖然偏向著南邊，但我們對於北戰場也並沒有完全冷落。在這兒倒有一件說來令人慚愧的記憶。
北戰場的五戰區是由好些文化人的組織散布在那兒的，我們的抗敵演劇隊第四隊和第六隊被派遣到那兒去了。此外有由上海流亡出來的劇隊兩隊，一隊是金山、王瑩所領導，另一隊是萬籟天所領導。還有臧克家所領導的文化工作團。有了這些組織的散布，長官司令部的進步分子便有人計劃著，在司令部下邊成立一個文化工作委員會，並有意思要胡愈之去領導。
這消息對於我們當然很愉快：我們趁這個機會又可以把一部分文化工作者安置在北戰場了。
因此在十月八日那一天，愈之便約了好些朋友一同往歧亭去訪問李宗仁。那時五戰區的司令部已經移到歧亭了。
下午五時頃兩部汽車同時出發。我們的一部坐著愈之、乃超、立群和我，另外一部便坐著胡繩、錢俊瑞、沈茲九、陳北鷗。這另一部的朋友們主要就是未來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委員了。我和乃超、立群是陪著去觀光而同時打氣的。乃超特別細心，還從我們三廳的日文鉛字中檢了一套出來拿去做禮品，這不用說是以備做對敵宣傳的工具了。
車子出發後不久，我們的一部便拋了錨。修好了，再跑，但又拋了錨。
那天是中秋，月亮倒滿好。我們站在路邊望月，等著車子的修理，但車子卻老是修理不好，而且使司機絕望了。據他說：根本沒有辦法。
在路上我們也攔過好些過路的車子，但都不肯搭載我們。另一部車子又已經老早跑往前頭去了。乃超和愈之兩人便決定去碰運氣，在附近去找尋車子的修理站。我在心裏想：這不等於是海底撈月嗎？弄得不好，便隻好走路迴去了。然而奇怪，隔了一個多鍾頭的光景，乃超他們坐著一部工程車轉來了。海底公然撈到了月！
乃超告訴我：我們去東碰西碰，碰了好幾處釘子，結果找到了這位同誌（他指著開工程車的人），找到了他的臨時修理站。這位同誌說他認識愈之，非常熱心地願意幫忙，便自行把這工程車開來了。工程車是有起重機的，我們幾個人便都坐在那起重機的周圍，讓我們的小車子被拉著，又繼續前進。
這真是再愉快也沒有的事，在絕望當中竟又生出了希望。
二、坐冷板凳
工程車把我們拉到了司令長官的指揮所，那位很殷勤的青年又拖著我們的小車子去修理去了。他同時告訴我們，他順便要去通知招待所裏的人，幫忙打聽我們另一部車子的下落。這樣殷勤而負責的人是很少見的，可惜他的姓名我忘記了，乃超和立群也都忘記了。
我們在指揮所門前，向站崗的通了姓名並說明了來意，要求見司令長官。站崗的叫我們在門外的凳上坐著，他進裏麵去替我們通報了一迴。我們坐著老是等，等了一個多鍾頭，裏麵卻沒有消息。我們又請站崗的再去通知，他轉來告訴我們說：副官處說的，司令長官睡了，不能驚擾他，要等到清早才可以引見。
這樣坐冷板凳怕隻好一直坐到天亮了。
又是乃超自告奮勇，他要去找尋招待所，解決我們的住宿問題。
乃超去了，又有一個鍾頭光景，有一部卡車開來了。據說是招待所開來接我們的。我們滿以為是乃超去接洽來的，被接到一座農家院子去睡了個半夜。但到第二天清早看見乃超的時候，才知道昨晚的車子並不是他去接洽的，接洽者毫無疑問又是那位修理站的青年了。乃超告訴我們：他在晚間過於冒昧，胡亂去闖，闖上了好幾處哨兵。問口令，答不出。有好幾次刺刀刺到自己的胸膛。但幸好他是廣東人，說出廣東話來，那些廣西兵便沒有刁難他。他費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錢俊瑞、陳北鷗他們。再開車子來接我們時，知道我們已經被接走了。
又經過這一番周折，愈是感謝那位修理站的青年。然而我真不應該，我把他的姓名完全忘記了。
我們到五戰區來，須得再說一遍，是為了司令長官的李宗仁要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而且打算聘胡愈之為主任委員的。這一個使我們興奮得夤夜趕上前線的好消息，等天一亮，讓我們探聽一下現實情形的時候，使我們自己感覺著有點慚愧了。原來那位司令長官並沒有這個意思，而是他的部下有一二人在這樣擬議。更有一二位買空賣空者，便把我們動員了起來，是要我們到前線來學毛遂自薦的。這簡直是笑話了！但是我們能怪誰呢？
司令長官第二天中午時分和我們見麵了，還陪著我們吃了一頓中飯。我們沒有學自薦的毛遂，對方也沒有提到文化委員會的事，不，反而在氣色和口吻之間有點奇怪，不明白我們為什麽突然又到了前方。
我們真是在白晝做夢！但這，又能怪得誰呢？買空賣空的人自然有，但誰叫你相信？誰叫你對於一位本質是法西斯的李宗仁輕易發生幻想？
特別是我自己，我在今天思前想後，實在是感覺著慚愧。我是太無先見之明，而太不以前事為師了。
怎麽說太無先見之明呢？散布在五戰區的各種文化人的組織，後來不久便先後被迫解散或轉移，如像臧克家、姚雪垠那樣的人都不能夠待下去了。那樣的法西斯二等頭目能夠望他們重視文化嗎？
怎麽說太不以前事為師？北伐時，當革命初被出賣的時候，我在安慶曾勸說過這位二等頭目聲討出賣革命者蔣介石，他裝醉，馬虎過去了。到後來清黨的時候，他清得比任何人還要徹底。這些往事我怎麽那樣的健忘？
人真是容易發生幻想的動物，而幻想更偏愛這個二等頭目，大約貌似忠厚，便是他的唯一可取之處吧？我希望今天還在發生幻想的人們早一點像我一樣自感慚愧。
三、兩件珍品
在這兒想補敘一件事。我們在幹對敵宣傳，印了無數的日本文宣傳品，而且當武漢要撤守時，我們還把一套日文鉛字親自送到五戰區來做了禮品，那麽這些日文鉛字究竟是從哪裏來的？
你們大家都知道，在抗戰勝利後黨老爺們是大大地發過劫收財的，但其實在抗戰開始時便已經有人發過了。漢口是有日本租界的，抗戰發生，日本人撤走，剩下的房廊財物自然便被劫收了。
不過劫收的人是手高眼低，有好些很可寶貴的東西，他們卻沒有要。就因為這樣，我們到武漢雖然很遲，而日本人的《漢口每日新聞》的印刷機和日文鉛字，卻是原封未動。日本領事館的檔案和圖書，也是原封未動的。我得到這個消息還是在三廳未開鑼之前，便向陳誠建議，才由總務廳去把這些東西接收保管了起來；三廳開鑼之後便移交給我們了。就這樣，一套完整的印刷機和日文鉛字，便成為我們的對敵宣傳的武器了。
比這更值得誇耀的，認真說，倒是那些日文的排字工友們。他們在艱難的日子中保存了機器，保存了鉛字，而且還參加了對敵工作。有幾位更跟著我們撤退，經過長沙、衡山而到桂林，在桂林還工作了一段時期才分了手的。這熱誠，難道又不是可歌可泣的嗎？
在總務廳未去接收之前，工友們是自己吃自己的。在總務廳去接收了之後，照顧得也很不周到。有一位工頭主要也就為了生活艱難，受了國際宣傳處的買賄，把鉛字的銅模盜賣了。這到後來很妨害了我們的工作：當我們的鉛字減少而用淤了時，屢向國宣處借用銅模，總借不到。黨老爺們的德政是一言難盡的。
順便讓我提到那從日本領事館接收過來的檔案吧。那在別種意義上是很可寶貴的資料。門類多，方麵廣，很多是日本的情報員由各地所送來的消息。其中也有些相當高級的情報員，例如現任青島市市長某（這人的姓名我現在怎麽也想不出，倒無心故意替他隱諱）是日本帝國大學出身，曾在日本人經營的南潯鐵路上服務，他就不斷地打了不少的關於政治軍事方麵的情報。這些情報，我曾經抄錄了來送給陳誠，要他向當局人提醒，對於這樣的人應加以注意。
現在想起來，我自己實在是太天真了。這其實有什麽稀奇呢？那時候汪精衛在做國民黨的副總裁，周佛海在長宣傳部，陳公博、曾仲鳴等一切低調俱樂部的人都還健在。那些不都是日本的高等情報員嗎？就是“最高”的周圍又何嚐沒有這樣的人？在抗戰期間，他的一舉一動敵人無不了如指掌。那不就是很明顯的證據嗎？事實上這也就是所謂“曲線救國”了。我在當年實在是無知，但到後來也漸漸地懂得一些了。我要當局加以注意的那位市長某，的確是特蒙惠眷，後來便逐漸飛黃騰達了起來。由一位不知名的鐵路管理員一躍而成為中美合作的生產局副局長、交通部次長、大連市市長（未能到任）、青島市市長。這位情報員，不知道在什麽時候又同美國發生了不解緣，或許還應該感謝我做了他的情報吧？反動派所需要的正是這種人，能向日本人打情報，正是證明他能“曲線救國”而又有外援。這不就是做大官的兩項大政治資本嗎？
的確，我近來時在這樣想：汪公精衛可惜死得太早了。假如他還活在今天，美國人一定要讓他東山再起的，他的商品價值難道還比不上羅哈斯、李承晚，“鄉下姑娘”李宗仁之流？請想想看，“和平”調的賣唱，本來要算此公是開山的啦！
四、文藝活動
在武漢時期文藝界是一團和氣，可真是做到了“虛懷若穀，四蘊皆空”。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不分黨派，不分新舊，把所有拿筆杆的人都團結了起來。作為會的機關雜誌有《抗戰文藝》（月刊），由羅蓀、蓬子、適夷、以群、乃超諸人主編。此外有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半月刊），舒群主編的《戰地》（半月刊），文壇在表麵上還不算寂寞。但是，實際呢？
戰爭的刺激性在初期實在太強烈，大家都被興奮著，沉不著氣。報告文學盛行一時，小說和多幕劇絕了跡，詩歌在做著浮泛的叫囂。但等抗戰的形勢持久化，而且虛偽化，大家便都又有點泄氣了。這時期正給予作家們一個深切的反省機會。為了抗戰，為了勝利，必須動員民眾，組織民眾。而在動員和組織民眾上，文藝也正好是犀利的武器。然而怎麽樣使這認識化為實踐呢？
文協在這時也適當地提出了“文章下鄉”和“文章入伍”的口號，但可惜隻能限於口號。反動派掌握了一切，不僅文章下不了鄉，文人就根本下不了鄉；不僅文章入不了伍，文人就根本入不了伍。——曾經入了伍的團隊接一連二地在被淘汰，被驅逐。怎麽辦？勇敢的，繼續遠走延安；留下的，便伴隨著空洞的口號。後來連這空洞的口號也換了調門，換成為“文章出國”。出了嗎？出了多少？誰也不知道。因而也就有少數的個人英雄索性高蹈，諷刺“前線主義”，而強調“宣傳不是藝術”。這其實又是人生派與藝術派論爭的改頭換麵，問題在文藝家自己是沒有得到解決的。
正當的解決是在延安。幾年後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主席提出了“文藝以工農兵為對象”和“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的指示，而且不僅是指示，並為文藝工作者布置了執行這指示的場所——工廠、農村、軍隊。才像是太陽出了土，使進步的作家們不再彷徨歧路了。
在武漢當時，文藝性的聚會似乎不多，或許也怕是我自己參加得太少，但有一次聚會我是參加了的，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便是十月十七日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會了。
會是由文協、三廳、魯迅紀念委員會三個單位發起的。地點在青年會西餐部的樓上，時間是傍晚，漢口的文化人已經疏散得可觀，吃西餐的差不多沒有人了。我們三十來個人在那廣漠的樓座上，圍坐著一個長餐桌，紀念我們的文藝巨人。人數雖不多，而情緒卻是很虔誠而悲壯的。
大家推我為主席，我自然說了話。我強調了魯迅的人民立場。他的小說主要是以人民為題材，而他的雜文則是對反人民者的投槍。對象不同，因而文體有別。小說平易近人，雜文則陵勁淬礪。我們是應該抓緊那種精神，而分別學習。
周公、梓年、愈之、乃超都說了話。
周公的話最為精彩，他主要是強調著魯迅的戰鬥精神。魯迅一生是處在革命時代，特別在大革命失敗之後，反動派的氣焰異常緊張，而魯迅堅守革命陣地，不屈不撓地和惡勢力搏鬥，為新社會催生，一直戰鬥到死。魯迅是最倔強的鬥士，最慈愛的導師。我們紀念魯迅，也就應該學習魯迅這樣的戰鬥精神。不僅限於文藝界，應該超出文藝界。特別在現在大敵當前的時候，我們要反對中途妥協，反對消極應付，反對第五縱隊的出賣，反對個人主義的高蹈。“疾風知勁草”，我們在今天的“疾風”之中，每一個人都應該成為魯迅一樣的“勁草”。
據乃超告訴我，那次周公的演說辭本來是整理好了的，由《新華日報》的青年記者李密林帶往重慶，不幸坐船“新升隆”號被炸，連人帶原稿一並沉沒進長江裏去了。
五、等待爆炸
我們是在八月底由珞珈山搬到漢口的楊森花園，那兒在做著電影製片廠。製片廠在九月底全部疏散到重慶，我們便又由楊森花園搬到鄱陽街一號。這是在一座教會旁邊的二層樓上，大小有三間房，有浴室、電話，是相當舒適的。
據說這層樓房本來是一位牧師住的地方，戰事發生，牧師走了。起先是陳銘樞在住，其次是鹿地亙和乃超同住。鹿地亙夫婦在第二次疏散的時候，先送到長沙去了，乃超便讓給我們。我們住進這兒，但也隻有三個星期光景，政治部又不能不做第三次疏散了。
這次很徹底，全政治部所留下的不到二十人。副部長周恩來，秘書長賀衷寒，自非留下不可。三廳就留下我和胡愈之，其餘的大抵是總務廳的人。
疏散期是十月二十一日。三廳被分派到一隻小輪船，由水路開往長沙。我讓立群也搭上這隻船先到長沙去。當時無論走水路、陸路都相當危險，敵人早知道武漢要撤守，每日連續不斷地在轟炸火車和輪船。往長沙、往長江上遊的輪船，有好些次遭了難。這樣的離別，無論行者、居者都不敢保定：究竟能在什麽時候再見。
清早，我從鄱陽街送立群到碼頭，三廳的同誌和公物也大都上了船。一隻小輪船，上下兩層都擠滿著人和行李。有幾個放映隊和演劇隊須得同路，擠得來真是水泄不通。這時是孫師毅在代替陽翰笙的主任秘書的職務（翰笙到**采辦藥品去了），經他的經營擘劃，倒也安頓得井井有條，大家都好像是很愉快的。救亡歌曲不斷地在唱著。
但我自己並不想諱言，我在隱隱地感覺著悵惘。和許多朝夕共處的同誌要分手了，和立群也要分手了，就像要移植一株樹木，而同時又生生地從樹上摘下一條丫枝想要插活那樣，實在感覺著從此的前途有點吉兇莫卜。這或許也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情感吧？但我並不諱言，我是強為歡笑地和各位朋友告了別，和立群告了別，而在我心裏暗暗地祝福他們能夠平安地到達長沙。
送了行，我轉到三井洋行。頓然感覺著房子特別的寬大了。整個的一層三樓，大大小小十幾個房間，一個人影也沒有。有些丟下來的辦公桌椅倒滿不在乎地閑散在那兒。一些雜亂的紙頭堆積在四處。為什麽那樣倉促，連紙頭都不火化呢？這是應該原諒的。
這三井洋行自十月中旬以來早已成為一座等待爆炸的**庫了。照當時的規定：撤退時要把漢口的主要敵產炸毀。三井洋行便是其中之一，早就由工兵團的人穿通了各層，埋上**，並安上引線，隻等到必要時點火。在這樣一座等待爆炸的**庫裏，平時連吸煙都是禁止了的，誰還敢輕易舉火呢？
不一會兒，愈之也孤影悄然地來了，兩個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於冷靜之中倒充分感覺著興奮。
是的，我們是不能不興奮的，我們還得做好些應當做的工作：為報紙寫文章，在漢口市內布置對敵的牆頭標語，應付國際新聞記者，有時還得照顧到市內的治安……
人手雖然隻有兩個，但三廳還沒有完全撤離武漢。
六、飛將軍自天而降
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的大部分朋友們也在同一天上了船，準備撤退到重慶。因此，在當天下午，周公便搬到了鄱陽街來和我同住。我們在這裏是準備著歡迎一位自天飛來的稀客的。他本來說二十一日會來，但因氣候的關係沒有起飛，致使危城中的朋友們多抱著遺憾，迫不及待地走了。朋友走了，而我們所期待著的遠客卻終於在第二天的下午飛到了武漢。
那是誰？
那就是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將軍了。
能不出乎意外嗎？在武漢快要陷落的時候，卻從華北的前線飛來！我們是闊別了十一年的再見。一九二七年“八一”革命後，周公和我先入汕頭，朱總司令鎮守三河壩，自從那時以後我們便分了手。沒想出十一年以後，經過不小的陵穀變遷，在這臨到陷落邊緣的危城，我們又能夠再見。
朱總司令到後，由周公引導，和那位“最高”見了麵。他們談了些什麽，我沒有過問。
晚上是康澤招待，請周公和我作陪。這樣一位顯客的到臨，盡管是在“孤城落日”的時分，做主人的竟輪到了康澤名下，也可顯見招待者的毫無熱誠了。這倒是理所當然的，要向反動派求熱誠，豈不是等於向烏龜求一點熱血嗎？
朱總司令來得匆匆，去得也匆匆。他就在鄱陽街一號和我們同住了一夜，二十三號的上午他又飛迴前線去了。
在他臨走之前，我們在書房裏暢談了一個清早。他要我寫些東西給他作為紀念，我信筆寫了幾句白話詩，內容已經忘了。待我迴頭請他也寫些東西給我時，他也信筆寫出了一首白話詩。詩題是寫著《重逢》。
別後十有一年，
大革命失敗，東江握別，
抗日戰酣，又在漢皋重見。
你自敵國歸來，敵情詳細貢獻。
我自敵後歸來，勝利也說不完。
敵深入我腹地，
我還須支持華北抗戰，
並須收複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別，相見——
必期在鴨綠江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