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籌備
郭沫若自傳.第四卷，洪波曲 作者：郭沫若..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約法三章
奇妙得很，迴到了太和街二十六號，居然就好像迴到了自己的家。
朋友們得到電話的都來了，見了麵第一句，差不多都是：啊，迴來了！迴來了！迴過頭看到立群，又差不多都是：不辱使命，大成功！大成功！
陳誠當天晚上在漢口開會，他也趕來了。
我向他提出了三項條件：（一）工作計劃由我們提出，在抗戰第一的原則下，應該不受限製；（二）人事問題應有相對的自由；（三）事業費要確定，預算由我們提出。
陳誠迴答得很幹脆，件件依從。
我問他：事業費究竟可以有多少？請指示一個範圍，讓編製預算時有個標準。
他躊躇了，不肯說出個一定的數目，但他經過了考慮之後，迴答了這樣一句：國防軍少編兩軍人，你總會夠用了吧？
他這話似乎還慷慨，這表示著他認識到宣傳的力量至少可以抵得上兩個國防軍。當時國民黨的一軍人，月費是在四十萬元左右。
就這樣，我便答應了開始籌備。請給我一個月的餘裕，在四月一號正式開鑼。
“不會是‘萬愚節’的笑話吧？”他幽默地這樣說。
“嗬哈，四月一號是萬愚節。”我也笑起來了，“但不要緊，我這話是今天說的，不是四月一號說的，決不食言。”
恰巧周公也來了。大家又談到指導委員的問題。陳誠說他準備聘朱家驊、王世傑、陳布雷、譚平山、陳立夫；在陳立夫的名下特別加上一句說明：因為立夫是政治部的前身第六處處長。
我們向他推薦了沈鈞儒
、陳銘樞，和當時尚未成為頑固分子的孔庚。這在後來，他隻聘了陳銘樞，而迴避了沈和孔。
周公向他說：你以前不是說，要聘沫若為指導委員嗎？
我搶先說了一句：我現在已經做了你們的部下，不能再來指導你們了。
陳誠也就搶著說：那我們就不請你指導了。
二、人事和計劃
政治部的組織，廳以下的規定是每廳二處，每處三科。因此，我和主任秘書陽翰笙在最初便隻能按照這樣的編製，來安排人事和計劃。
第五處（依一、二、三廳的總次第）我們決定它掌管動員工作。其下第一科主要擔任文字編纂，第二科擔任民眾運動，第三科擔任總務和印刷。
第三科請尹伯休擔任科長。除此之外，處長和另外兩位科長，我們請衡老（沈鈞儒）物色並權衡人選，結局是胡愈之任處長，徐壽軒（代表東北救亡協會）任第一科科長，張誌讓任第二科科長。
第六處掌管藝術宣傳。其下的第一科擔任戲劇音樂，第二科擔任電影製放，第三科擔任繪畫木刻。
這一處的處長是田壽昌，他動員了洪深來當第一科長，徐悲鴻來當第三科長。隻有電影製放科是因襲了前武漢行營政訓處的遺產，由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鄭用之兼任了第二科科長。
正在組織的途中突然接到“最高”的手令，要新設一個對敵宣傳處，由三廳管轄，於是三廳便多添了一個第七處。處長，我們本來想請鬱達夫來擔任，但那時他遠在福建，而工作又迫不及待，便隻好改請範壽康擔任了。
第七處也照例分為三科。第一科管設計和日文翻譯，由杜守素擔任。第二科管國際情報，由董維鍵擔任。第三科管日文製作，由馮乃超擔任。
這一批處長和科長以及許多的科員，如史東山、應雲衛、馬彥祥、冼星海、張曙……差不多都是知名的文化人，地位是相當高的。就如董維鍵博士，一般的人或許不十分知道，他便曾經做過湖南省教育廳廳長。以廳長而來就科長，可以說是降二級錄用了。
當這樣的名單擬出時，老實說，連我自己都有點不大相信：這些先生們都肯來就職嗎？然而結果，除徐悲鴻一人之外，竟毫無例外地都沒有問題。單隻這一事，也就盡足以使陳誠感到滿意，而且驚詫了。但驚詫的倒不止陳誠，而是整個政治部，整個看肖神的國民黨黨官。
再說，就是徐悲鴻的不肯參加，也是有這麽一段插話的。
徐悲鴻那時住在重慶，他接到壽昌的通知，不久也趕到了武漢。但他走錯了路，他沒有到曇花林來找我們，卻跑到政治部本部去了。我接到本部的電話，趕去看他，正是吃午飯的時候，看見他一個人坐在陳誠的辦公室裏麵。
我們本來不大熟，壽昌那時也因事過江去了。一見麵，我便感覺到調子有點兩樣，徐悲鴻呈現出一個不十分愉快的臉色。我把情形告訴了他，委婉地請他幫忙。悲鴻說：我不準備做官，我要到廣西去，要掛我的名字也可以。他更補上了這麽一句：我的名字就被利用，也不會用爛。我有點吃驚了。我勸他一道去找找壽昌。他說，要急於上火車，不去了。於是我們便隻好分手。
這事情弄得我有點茫然。但我也並不是不能了解：這和我的出走長沙，不也是大同小異的嗎？我揣想：悲鴻是可能受到了侮辱。“革命”衙門的氣事實上比封建衙門的還要難受。看到陳誠把他請進了部長室，當然也是表示了相當敬意的。但這敬意明白地還不夠。盡管怎樣忙，為什麽不派部汽車送他到曇花林，而要把他一個人撇下呢？請也不容易請來的人，請來了，卻又被一股怪氣衝跑了。
三、曇花林
曇花林在武昌城內的西北隅，在文華大學的對麵。地方很寬大，房屋很多，但建築都很舊，塗上的紅油漆都已經快泛黑了。照名稱看來，在前大約是什麽佛教的建築吧？這一段古我卻沒有工夫考過。政治部剛成立的時候，這兒曾做過本部。要經過一條很窄而長的背街才能到達，那條背街隻能夠勉強通過一部小汽車。大員們嫌交通不便，不久便喬遷了。於是這樣大的一個地盤便留給了我們。場麵真夠大，大到盡可以在裏麵辦一座綜合大學。
地方盡管大，但三廳的人後來有一個時期卻把它擠滿了。
各處、各科和秘書室，在編製中正式的名額就有三百多人。加上附屬團隊：孩子劇團，抗戰宣傳隊四隊，抗敵演劇隊十隊，漫畫宣傳隊一隊，還有各科處的雇員、公役、衛士等等，合共總在兩千人左右。此外製片廠的幾百人和電影放映隊五隊駐在漢口的楊森花園，還沒有計算在內。
空地很多，周圍的樹木也很多。附屬團隊在受著短期訓練時，空地有時成為操場，有時成為戲場，差不多整天都有弦歌之聲在浩蕩地激揚著。我們的門禁並不森嚴，外來群眾是可以隨意出入的。不知道的人或許會以為是遊戲場了。
但這個僻靜的地方，不久便成了敵人轟炸的目標。當敵機空襲的時候，往往在周圍投彈，也引起過不少的犧牲。
對麵的文華大學是教會學校。因為隔得太近，怕遭殃，便在每一座房頂上畫出一麵大花旗，作為保護。當時日寇的空襲並不厲害，一切防空設備都有點近於兒戲。曇花林裏麵，政治部本部也為我們留下了一些防空室，是在空地中像墳墓那樣用紅磚砌成的。那隻可避免一些破片的波及而已。
因此每到有空襲的時候，很多人不肯進防空室，隨意在樹下或者房屋裏躲避一下了事。但也有極少數的人跑文華大學的，膽大者便譏刺為“跑租界”。
不幸的是有一位“跑租界”的卻遭了殃。有一次文華大學的一座大教室當頭中彈，好些人被炸死，其中有我們一位接近國民黨的高級科員。
還有一次，是附近城外的一株柳樹中彈。樹下正躲避著幾位公務人員，全被炸死。我曾經去看過。有兩位的腦髓震飛了，隻剩下一個空殼。那個**的目標當然也就是曇花林了。
這些人的生命真是有點類似“曇花”，但曇花林本身卻是命長，敵彈一次也沒有命中過。
四、孩子劇團
孩子劇團的隸屬於第三廳，是在籌備中完成的，我自己認為是最滿意的事。
這個劇團是在“八一三”以後上海的一個難民收容所裏麵的一部分小朋友們所組成的。差不多各省的人都有，年紀大的不過十五六歲，小的隻有八九歲，有男的，也有女的。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些波瀾曲折的經過，假使有人把他們逐一寫出來，盡可以成為一部抗戰的側麵史。可惜現在人是老早分散，資料也散失了。但有些小朋友，在今天已經成為大學教授或者鋼鐵般的戰士，那是值得安慰的事。
這個劇團在上海的時候，曾經做過很多工作，或者到電台廣播，或者到各處收容所裏去輪流服務。因此，有一個時期，立群也和他們發生過密切的關係。那的確是一群天才兒童的集合，組織能力強，工作效率高，也很有機智，能適應種種惡劣的環境。
上海成為孤島之後，他們化整為零地，裝著難民的孩子逃了出來。經過徐州、開封、新鄭等地，逃到了武漢。在他們逃到武漢時，我正在長沙。他們先分別向市**、市黨部和什麽抗敵後援委員會等請求收編，但那些黨老爺們、官老爺們卻要解散他們，把他們分發到各處的難童收容所裏麵去。這，他們是死不願意的。正當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從長沙迴來了。他們來找我想辦法。這是義不容辭的，而且要解決這個問題，在我看來覺得比第三廳的組織還要迫切。
我為了這事，專門去找過陳誠，建議由政治部來收編，作為一個宣傳單位，隸屬三廳。陳誠同意了。這問題便告了一個段落。不過到後來還有過一些小波折。在一次部務會議上提出這個決定來報告，有些人橫生枝節。
張厲生說：那些耍猴戲的娃娃們會做什麽！由部裏出些津貼把他們安插進各個小學裏去好了。
康澤說：要收編，隻能作為民眾團體，應該歸第二廳管轄。
但陳誠大概是為了維持自己的威信，維持了原議。
就這樣，孩子劇團便得以隸屬於第三廳第六處第一科，而成為我們的一個優秀的宣傳單位。
他們始終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一麵工作，一麵學習，絲毫也不肯懈怠。他們在武漢，在長沙，在衡陽，在桂林，都做了很多的工作。由桂林步行到重慶，沿途工作著，留下了很好的影響。到了重慶之後，也曾到川南、川北好多縣份去起過示範作用。然而在時間的進行中，逐步受著限製、迫害、隔離、摧殘，而終被解散了。這些都是後事，我在這兒就隻能夠提示一下這麽一個梗概。
五、鹿地亙夫婦
在**的時候，有一次在九龍的某旅館的電梯裏，由陳煙橋遞了一張字條給我。那是鹿地亙寫的，說他在上海受敵人迫害，已經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逃到了**，但生活無著，要我給他們想些辦法。
我那時抱歉得很，實在沒有什麽辦法可想，而且連信也沒有迴。
但在籌備第三廳的時期中，要搞對敵宣傳了，這使我感覺到是鹿地的很好的工作機會。
一次在陳誠的公館裏吃午飯，我對他說：對敵宣傳要搞好，單靠幾個從日本迴來的留學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請些日本朋友來幫忙。譬如我自己，前後在日本待了二十年，而且過的生活差不多和日本人同樣，然而我的日本話便沒有到家。
他開始有點不太相信的樣子，這樣說道：“你在客氣吧？任何日本通，誰還通得過你？”
“不，事實上並不是那樣。”我繼續著，“憑我自己的經驗，凡是學一種外國語，要從小時候起就受過外國人的小學、中學的教育，那樣才可以到家，但那樣的人可能就不是中國人了。如果上了二十歲才到外國去開始學習的，即使學到老，也不見得會到家。我頂不高興，有些人跑到英國、美國去，三兩年迴來，便裝出一個了不起的樣子。其實那些都是騙子！”
陳誠笑起來了。他反問我：在目前哪兒去找日本朋友呢？
我便推薦了鹿地。我說：鹿地是日本的反戰作家，帝國大學畢業，和馮乃超同期。他現在受著迫害，在**過逃亡生活。我相信，假如我們邀請他，他一定會來，而且會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陳誠立地同意了。於是他和我聯名，當下發了兩通電到廣州去，一通給《救亡日報》的夏衍，一通給當時的保安處長某，是陳誠係統的人。請他們設法把鹿地亙夫婦護送來武漢。
這樣便絲毫也沒有阻礙，在僅僅一個星期之後，鹿地夫婦也就安然到達了。
剩下的是他們的待遇問題。當陳誠接見了他們之後，他和我商量到這個問題來了。我提議聘鹿地為設計委員。那時政治部是有一個設計委員會的，安插了很多知名之士，車馬費每月二百元。照鹿地的資曆來講，他當然可以做設計委員。
陳誠說：他們是兩個外國人，一個月二百元怕不夠用，索性請他們夫婦兩位都做設計委員吧。
於是，這一個待遇問題也就決定下來了。
設計委員本有留部和屬廳的兩種。鹿地夫婦被指定屬於後一種，他們在事實上便成了第三廳第七處的顧問。
在這兒也想說點後事。
他倆其後留在中國八年，和抗戰相終始，在前期的宣傳工作中幫了很大的忙，而在後期卻受盡了限製和迫害。那實在是很遺憾的事。
六、典型作風
籌備工作費了一個月的光景。靠著很多朋友的努力和幫忙，整個的組織機構和工作計劃，以及各種重要的人事問題，大體上都得到了解決。我們確實有把握在四月一號開鑼了。
但有一件事情卻始終得不到解決。那就是約法三章中的最後一章：事業費的問題了。我很想抓緊著陳誠給我的一句話：少編兩個國防軍，你總可以夠用了吧？
然而我所抓到的，卻是最後的那個問號（？）。
根據兩個國防軍的經費，我請各科各處的負責人訂出自己的預算，再匯合起來成為廳的總預算。
大家斟酌損益地差不多費了兩個星期，把預算搞出來了。總數是每月事業費七十二萬元。這在事實上並沒有超過兩個國防軍的經費。
在第一次在漢口招待全體設計委員共同午餐之後，我坐上陳誠的汽車一同過江。我把兩厚冊預算書，親手交給了他。他問我：總數有多少？我把數目告訴了，而他隻含著笑說：迴頭慢慢研究吧。
這一“研究”真個是“慢”而且“慢”，很久沒有下文。經過了多方催促，算間接地知道，數目太大了。那麽兩厚冊預算書，我們為圖迅速起見，隻備了一份，卻沒有發還，倒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數目既過大，就隻好重新改編了。
怎麽改編法呢？
在那時我們認為電影的宣傳效果是很大的，打算在**設一個第二製片廠，以便在海外容易取材而且經濟。這項的費用在第一次預算中要算最大，部方認為不必要，當然也就隻好刪去了。其他的工作倒也比較靈活，錢多多做，錢少少做，項目保留，數目縮小，如此而已。
但縮小到什麽程度呢？
標準依然沒有指示，大家隻好又來揣摩著，索性翻它一個筋鬥，由七十二萬改成二十七萬。照著這樣的比例，在各種必須保留的項目下，大刀闊斧地砍削。
又費了一星期左右，第二次預算編成了。離開鑼期的四月一日，已經沒有幾天，想迅速得到解決，又由我直接提交給了陳誠。
這一次倒比較爽快，對方把總數看了一下，當麵給了我一個迴答：數目不要確定，臨時由部裏開支，不很好嗎？
“你的意思是不是還嫌數目太大了呢？經費不確定，我們沒有辦法進行工作。”我有點不大高興地這樣說著。
他遲疑了一會兒，又問我：是不是可以再削減呢？
“當然可以，削到零，我最高興，那我就得到解放了。”
陳誠又笑起來，他說：“不要生氣，讓我和恩來他們再商量一下。”
於是那第二次預算書又同樣地遭到了石沉大海的命運。
這事對我倒並不是什麽打擊，反而是一種啟示：小處敷衍，大處不放鬆。這就是反動派的典型作風！
讓我也再說一點後話吧。三廳的預算，在工作開始之後，很久都沒有成立。一直到武漢撤退、長沙大火，政治部已經遷到了衡陽之後，才得批準了四萬多塊錢的預算。在這之前，我們一直做的是零工。有些自命清高的文人如沈從文之流，曾經造過三廳的謠言，說三廳領著龐大的經費，沒有做出什麽工作。但也有的朋友說三廳在武漢時代的工作，可以概括為八個字：“轟轟烈烈，空空洞洞。”轟轟烈烈是人民大眾的革命情緒。可惜組織民眾的權限不在我們手裏，而是事事被反動派對消，結果便隻能落得個空空洞洞。
奇妙得很，迴到了太和街二十六號，居然就好像迴到了自己的家。
朋友們得到電話的都來了，見了麵第一句，差不多都是：啊，迴來了！迴來了！迴過頭看到立群，又差不多都是：不辱使命，大成功！大成功！
陳誠當天晚上在漢口開會，他也趕來了。
我向他提出了三項條件：（一）工作計劃由我們提出，在抗戰第一的原則下，應該不受限製；（二）人事問題應有相對的自由；（三）事業費要確定，預算由我們提出。
陳誠迴答得很幹脆，件件依從。
我問他：事業費究竟可以有多少？請指示一個範圍，讓編製預算時有個標準。
他躊躇了，不肯說出個一定的數目，但他經過了考慮之後，迴答了這樣一句：國防軍少編兩軍人，你總會夠用了吧？
他這話似乎還慷慨，這表示著他認識到宣傳的力量至少可以抵得上兩個國防軍。當時國民黨的一軍人，月費是在四十萬元左右。
就這樣，我便答應了開始籌備。請給我一個月的餘裕，在四月一號正式開鑼。
“不會是‘萬愚節’的笑話吧？”他幽默地這樣說。
“嗬哈，四月一號是萬愚節。”我也笑起來了，“但不要緊，我這話是今天說的，不是四月一號說的，決不食言。”
恰巧周公也來了。大家又談到指導委員的問題。陳誠說他準備聘朱家驊、王世傑、陳布雷、譚平山、陳立夫；在陳立夫的名下特別加上一句說明：因為立夫是政治部的前身第六處處長。
我們向他推薦了沈鈞儒
、陳銘樞，和當時尚未成為頑固分子的孔庚。這在後來，他隻聘了陳銘樞，而迴避了沈和孔。
周公向他說：你以前不是說，要聘沫若為指導委員嗎？
我搶先說了一句：我現在已經做了你們的部下，不能再來指導你們了。
陳誠也就搶著說：那我們就不請你指導了。
二、人事和計劃
政治部的組織，廳以下的規定是每廳二處，每處三科。因此，我和主任秘書陽翰笙在最初便隻能按照這樣的編製，來安排人事和計劃。
第五處（依一、二、三廳的總次第）我們決定它掌管動員工作。其下第一科主要擔任文字編纂，第二科擔任民眾運動，第三科擔任總務和印刷。
第三科請尹伯休擔任科長。除此之外，處長和另外兩位科長，我們請衡老（沈鈞儒）物色並權衡人選，結局是胡愈之任處長，徐壽軒（代表東北救亡協會）任第一科科長，張誌讓任第二科科長。
第六處掌管藝術宣傳。其下的第一科擔任戲劇音樂，第二科擔任電影製放，第三科擔任繪畫木刻。
這一處的處長是田壽昌，他動員了洪深來當第一科長，徐悲鴻來當第三科長。隻有電影製放科是因襲了前武漢行營政訓處的遺產，由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鄭用之兼任了第二科科長。
正在組織的途中突然接到“最高”的手令，要新設一個對敵宣傳處，由三廳管轄，於是三廳便多添了一個第七處。處長，我們本來想請鬱達夫來擔任，但那時他遠在福建，而工作又迫不及待，便隻好改請範壽康擔任了。
第七處也照例分為三科。第一科管設計和日文翻譯，由杜守素擔任。第二科管國際情報，由董維鍵擔任。第三科管日文製作，由馮乃超擔任。
這一批處長和科長以及許多的科員，如史東山、應雲衛、馬彥祥、冼星海、張曙……差不多都是知名的文化人，地位是相當高的。就如董維鍵博士，一般的人或許不十分知道，他便曾經做過湖南省教育廳廳長。以廳長而來就科長，可以說是降二級錄用了。
當這樣的名單擬出時，老實說，連我自己都有點不大相信：這些先生們都肯來就職嗎？然而結果，除徐悲鴻一人之外，竟毫無例外地都沒有問題。單隻這一事，也就盡足以使陳誠感到滿意，而且驚詫了。但驚詫的倒不止陳誠，而是整個政治部，整個看肖神的國民黨黨官。
再說，就是徐悲鴻的不肯參加，也是有這麽一段插話的。
徐悲鴻那時住在重慶，他接到壽昌的通知，不久也趕到了武漢。但他走錯了路，他沒有到曇花林來找我們，卻跑到政治部本部去了。我接到本部的電話，趕去看他，正是吃午飯的時候，看見他一個人坐在陳誠的辦公室裏麵。
我們本來不大熟，壽昌那時也因事過江去了。一見麵，我便感覺到調子有點兩樣，徐悲鴻呈現出一個不十分愉快的臉色。我把情形告訴了他，委婉地請他幫忙。悲鴻說：我不準備做官，我要到廣西去，要掛我的名字也可以。他更補上了這麽一句：我的名字就被利用，也不會用爛。我有點吃驚了。我勸他一道去找找壽昌。他說，要急於上火車，不去了。於是我們便隻好分手。
這事情弄得我有點茫然。但我也並不是不能了解：這和我的出走長沙，不也是大同小異的嗎？我揣想：悲鴻是可能受到了侮辱。“革命”衙門的氣事實上比封建衙門的還要難受。看到陳誠把他請進了部長室，當然也是表示了相當敬意的。但這敬意明白地還不夠。盡管怎樣忙，為什麽不派部汽車送他到曇花林，而要把他一個人撇下呢？請也不容易請來的人，請來了，卻又被一股怪氣衝跑了。
三、曇花林
曇花林在武昌城內的西北隅，在文華大學的對麵。地方很寬大，房屋很多，但建築都很舊，塗上的紅油漆都已經快泛黑了。照名稱看來，在前大約是什麽佛教的建築吧？這一段古我卻沒有工夫考過。政治部剛成立的時候，這兒曾做過本部。要經過一條很窄而長的背街才能到達，那條背街隻能夠勉強通過一部小汽車。大員們嫌交通不便，不久便喬遷了。於是這樣大的一個地盤便留給了我們。場麵真夠大，大到盡可以在裏麵辦一座綜合大學。
地方盡管大，但三廳的人後來有一個時期卻把它擠滿了。
各處、各科和秘書室，在編製中正式的名額就有三百多人。加上附屬團隊：孩子劇團，抗戰宣傳隊四隊，抗敵演劇隊十隊，漫畫宣傳隊一隊，還有各科處的雇員、公役、衛士等等，合共總在兩千人左右。此外製片廠的幾百人和電影放映隊五隊駐在漢口的楊森花園，還沒有計算在內。
空地很多，周圍的樹木也很多。附屬團隊在受著短期訓練時，空地有時成為操場，有時成為戲場，差不多整天都有弦歌之聲在浩蕩地激揚著。我們的門禁並不森嚴，外來群眾是可以隨意出入的。不知道的人或許會以為是遊戲場了。
但這個僻靜的地方，不久便成了敵人轟炸的目標。當敵機空襲的時候，往往在周圍投彈，也引起過不少的犧牲。
對麵的文華大學是教會學校。因為隔得太近，怕遭殃，便在每一座房頂上畫出一麵大花旗，作為保護。當時日寇的空襲並不厲害，一切防空設備都有點近於兒戲。曇花林裏麵，政治部本部也為我們留下了一些防空室，是在空地中像墳墓那樣用紅磚砌成的。那隻可避免一些破片的波及而已。
因此每到有空襲的時候，很多人不肯進防空室，隨意在樹下或者房屋裏躲避一下了事。但也有極少數的人跑文華大學的，膽大者便譏刺為“跑租界”。
不幸的是有一位“跑租界”的卻遭了殃。有一次文華大學的一座大教室當頭中彈，好些人被炸死，其中有我們一位接近國民黨的高級科員。
還有一次，是附近城外的一株柳樹中彈。樹下正躲避著幾位公務人員，全被炸死。我曾經去看過。有兩位的腦髓震飛了，隻剩下一個空殼。那個**的目標當然也就是曇花林了。
這些人的生命真是有點類似“曇花”，但曇花林本身卻是命長，敵彈一次也沒有命中過。
四、孩子劇團
孩子劇團的隸屬於第三廳，是在籌備中完成的，我自己認為是最滿意的事。
這個劇團是在“八一三”以後上海的一個難民收容所裏麵的一部分小朋友們所組成的。差不多各省的人都有，年紀大的不過十五六歲，小的隻有八九歲，有男的，也有女的。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些波瀾曲折的經過，假使有人把他們逐一寫出來，盡可以成為一部抗戰的側麵史。可惜現在人是老早分散，資料也散失了。但有些小朋友，在今天已經成為大學教授或者鋼鐵般的戰士，那是值得安慰的事。
這個劇團在上海的時候，曾經做過很多工作，或者到電台廣播，或者到各處收容所裏去輪流服務。因此，有一個時期，立群也和他們發生過密切的關係。那的確是一群天才兒童的集合，組織能力強，工作效率高，也很有機智，能適應種種惡劣的環境。
上海成為孤島之後，他們化整為零地，裝著難民的孩子逃了出來。經過徐州、開封、新鄭等地，逃到了武漢。在他們逃到武漢時，我正在長沙。他們先分別向市**、市黨部和什麽抗敵後援委員會等請求收編，但那些黨老爺們、官老爺們卻要解散他們，把他們分發到各處的難童收容所裏麵去。這，他們是死不願意的。正當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從長沙迴來了。他們來找我想辦法。這是義不容辭的，而且要解決這個問題，在我看來覺得比第三廳的組織還要迫切。
我為了這事，專門去找過陳誠，建議由政治部來收編，作為一個宣傳單位，隸屬三廳。陳誠同意了。這問題便告了一個段落。不過到後來還有過一些小波折。在一次部務會議上提出這個決定來報告，有些人橫生枝節。
張厲生說：那些耍猴戲的娃娃們會做什麽！由部裏出些津貼把他們安插進各個小學裏去好了。
康澤說：要收編，隻能作為民眾團體，應該歸第二廳管轄。
但陳誠大概是為了維持自己的威信，維持了原議。
就這樣，孩子劇團便得以隸屬於第三廳第六處第一科，而成為我們的一個優秀的宣傳單位。
他們始終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一麵工作，一麵學習，絲毫也不肯懈怠。他們在武漢，在長沙，在衡陽，在桂林，都做了很多的工作。由桂林步行到重慶，沿途工作著，留下了很好的影響。到了重慶之後，也曾到川南、川北好多縣份去起過示範作用。然而在時間的進行中，逐步受著限製、迫害、隔離、摧殘，而終被解散了。這些都是後事，我在這兒就隻能夠提示一下這麽一個梗概。
五、鹿地亙夫婦
在**的時候，有一次在九龍的某旅館的電梯裏，由陳煙橋遞了一張字條給我。那是鹿地亙寫的，說他在上海受敵人迫害，已經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逃到了**，但生活無著，要我給他們想些辦法。
我那時抱歉得很，實在沒有什麽辦法可想，而且連信也沒有迴。
但在籌備第三廳的時期中，要搞對敵宣傳了，這使我感覺到是鹿地的很好的工作機會。
一次在陳誠的公館裏吃午飯，我對他說：對敵宣傳要搞好，單靠幾個從日本迴來的留學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請些日本朋友來幫忙。譬如我自己，前後在日本待了二十年，而且過的生活差不多和日本人同樣，然而我的日本話便沒有到家。
他開始有點不太相信的樣子，這樣說道：“你在客氣吧？任何日本通，誰還通得過你？”
“不，事實上並不是那樣。”我繼續著，“憑我自己的經驗，凡是學一種外國語，要從小時候起就受過外國人的小學、中學的教育，那樣才可以到家，但那樣的人可能就不是中國人了。如果上了二十歲才到外國去開始學習的，即使學到老，也不見得會到家。我頂不高興，有些人跑到英國、美國去，三兩年迴來，便裝出一個了不起的樣子。其實那些都是騙子！”
陳誠笑起來了。他反問我：在目前哪兒去找日本朋友呢？
我便推薦了鹿地。我說：鹿地是日本的反戰作家，帝國大學畢業，和馮乃超同期。他現在受著迫害，在**過逃亡生活。我相信，假如我們邀請他，他一定會來，而且會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陳誠立地同意了。於是他和我聯名，當下發了兩通電到廣州去，一通給《救亡日報》的夏衍，一通給當時的保安處長某，是陳誠係統的人。請他們設法把鹿地亙夫婦護送來武漢。
這樣便絲毫也沒有阻礙，在僅僅一個星期之後，鹿地夫婦也就安然到達了。
剩下的是他們的待遇問題。當陳誠接見了他們之後，他和我商量到這個問題來了。我提議聘鹿地為設計委員。那時政治部是有一個設計委員會的，安插了很多知名之士，車馬費每月二百元。照鹿地的資曆來講，他當然可以做設計委員。
陳誠說：他們是兩個外國人，一個月二百元怕不夠用，索性請他們夫婦兩位都做設計委員吧。
於是，這一個待遇問題也就決定下來了。
設計委員本有留部和屬廳的兩種。鹿地夫婦被指定屬於後一種，他們在事實上便成了第三廳第七處的顧問。
在這兒也想說點後事。
他倆其後留在中國八年，和抗戰相終始，在前期的宣傳工作中幫了很大的忙，而在後期卻受盡了限製和迫害。那實在是很遺憾的事。
六、典型作風
籌備工作費了一個月的光景。靠著很多朋友的努力和幫忙，整個的組織機構和工作計劃，以及各種重要的人事問題，大體上都得到了解決。我們確實有把握在四月一號開鑼了。
但有一件事情卻始終得不到解決。那就是約法三章中的最後一章：事業費的問題了。我很想抓緊著陳誠給我的一句話：少編兩個國防軍，你總可以夠用了吧？
然而我所抓到的，卻是最後的那個問號（？）。
根據兩個國防軍的經費，我請各科各處的負責人訂出自己的預算，再匯合起來成為廳的總預算。
大家斟酌損益地差不多費了兩個星期，把預算搞出來了。總數是每月事業費七十二萬元。這在事實上並沒有超過兩個國防軍的經費。
在第一次在漢口招待全體設計委員共同午餐之後，我坐上陳誠的汽車一同過江。我把兩厚冊預算書，親手交給了他。他問我：總數有多少？我把數目告訴了，而他隻含著笑說：迴頭慢慢研究吧。
這一“研究”真個是“慢”而且“慢”，很久沒有下文。經過了多方催促，算間接地知道，數目太大了。那麽兩厚冊預算書，我們為圖迅速起見，隻備了一份，卻沒有發還，倒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數目既過大，就隻好重新改編了。
怎麽改編法呢？
在那時我們認為電影的宣傳效果是很大的，打算在**設一個第二製片廠，以便在海外容易取材而且經濟。這項的費用在第一次預算中要算最大，部方認為不必要，當然也就隻好刪去了。其他的工作倒也比較靈活，錢多多做，錢少少做，項目保留，數目縮小，如此而已。
但縮小到什麽程度呢？
標準依然沒有指示，大家隻好又來揣摩著，索性翻它一個筋鬥，由七十二萬改成二十七萬。照著這樣的比例，在各種必須保留的項目下，大刀闊斧地砍削。
又費了一星期左右，第二次預算編成了。離開鑼期的四月一日，已經沒有幾天，想迅速得到解決，又由我直接提交給了陳誠。
這一次倒比較爽快，對方把總數看了一下，當麵給了我一個迴答：數目不要確定，臨時由部裏開支，不很好嗎？
“你的意思是不是還嫌數目太大了呢？經費不確定，我們沒有辦法進行工作。”我有點不大高興地這樣說著。
他遲疑了一會兒，又問我：是不是可以再削減呢？
“當然可以，削到零，我最高興，那我就得到解放了。”
陳誠又笑起來，他說：“不要生氣，讓我和恩來他們再商量一下。”
於是那第二次預算書又同樣地遭到了石沉大海的命運。
這事對我倒並不是什麽打擊，反而是一種啟示：小處敷衍，大處不放鬆。這就是反動派的典型作風！
讓我也再說一點後話吧。三廳的預算，在工作開始之後，很久都沒有成立。一直到武漢撤退、長沙大火，政治部已經遷到了衡陽之後，才得批準了四萬多塊錢的預算。在這之前，我們一直做的是零工。有些自命清高的文人如沈從文之流，曾經造過三廳的謠言，說三廳領著龐大的經費，沒有做出什麽工作。但也有的朋友說三廳在武漢時代的工作，可以概括為八個字：“轟轟烈烈，空空洞洞。”轟轟烈烈是人民大眾的革命情緒。可惜組織民眾的權限不在我們手裏，而是事事被反動派對消，結果便隻能落得個空空洞洞。